保护公共环境的建议精选(九篇)

第1篇：保护公共环境的建议范文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及其危害性日渐增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梳理一下当前的研究我们发现，环境公众参与或被界定为一种行政立法和公共决策的行为制度，或被定性为一项环境法律原则和制度，或被构建为一项公民基本环境权利，或被认定为一种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从不同角度和进路出发，当前的环境公众参与的目的、价值、法律依据及制度弊端得到了不少检讨，但很多研究难免陷入就事论事的境地。

一、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律属性及其疏失

（一）公众参与在环境法上的性质定位

人类赖以生存的“人类环境”不是某个地区、场合的环境，而是人类所处的和属于人类整体的环境，其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类的整体不可分性和带来利益的不可分性。因此，不可能由部分的社会主体享有环境利益，而由其他部分社会主体承担保护环境资源的义务，所有针对环境资源采取的行为均会产生外部性，这使得公众参与环境资源保护和管理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环境立法上，学界普遍将公众参与界定为一项基本原则，具体是指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公众环境权益相关的开发决策等活动，并有权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以防止决策的盲目性、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和需要。在我国，公众参与原则通常也被表述为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原则[1]。

除了通说认为公众参与作为环境法上的基本原则，在权利意识彰显的当下，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参与环境决策和环境活动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环境权利。比如，朱谦教授主张，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一项权利，赋权基于环境问题的公共性特质，这是实现环境民主的良好的制度选择。作为一种公权力，它与环境保护领域中的环境立法权力、环境行政权力和环境私法权力的行使融为一体，共同实现国家的环境保护目标[2] 。吕忠梅教授在系统构建公民环境权理论体系下主张公民享有环境事务参与权，认为该项权利是联系集体环境权与个人环境权的纽带，具体内容包括：公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过程，参与开发利用的环境管理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制度实施过程，参与环境科学技术的研究、示范和推广，组成环境保护团体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实施公益性环境保护行为，参与环境纠纷的调解[3]。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同质化和环境法学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环境权的属性的揭示也有了新的转向，传统环境权理论将环境权定性为具有宪法位阶，且为一项具有财产价值的实体权，由于环境问题本身的特质、高度科技背景与决策风险以及环境利益认定与衡量和权利的内涵与界限界定困难等诸多方面的难题，使得以拥有环境作为理论基础内核的传统环境权理论逐渐式微，而转向为新型的环境权理论――即以参与为本位的环境权，并不先验地判定谁拥有环境或谁应让步，而容许民众透过立法与行政程序，确定资源分配以及利益调和的方向与原则[4]。概言之，在学界对于环境权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中，固然以保障公民享有舒适环境的实体权有倡行与立法之必需，但基于亟待应对的环境问题之特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更多地将环境权定性为参与环境决策与环境管理的程序性权利。

（二）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现状与弊端

我国对于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依据，首先是基于《环境保护法》第6条对一切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规定。2002年我国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首次在环境立法中直接、明确地规定了公众参与条款。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中也专门就涉及公众重大影响的行政许可规定了听证制度。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现国家环境保护部）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管理办法》，对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方式和组织形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是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中对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专门立法。在学界的推动和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下，我国于2006年也启动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立法工作并形成了草案建议稿，陕西省、沈阳市、昆明市等地方也制定了当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以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促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工作，但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迟迟未见出台。国务院2007年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具体规范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信息，也是保障和推进环境公众参与的重要制度依据。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政府部门的第一部有关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在其第1条即规定：“为了推进和规范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保部门）以及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的权益，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其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环境知情权以鼓励与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解决环境问题[5]。

毋庸置疑，随着我国保护公民环境权益和保障公众环境参与制度的初步体系化构建，以前肆意侵犯公众权利的现象已大为扭转，体现在：一是在公众参与环境立法层面，作为公众利益代言人的各级人大代表近年来陆续提出了许多有关环境立法的议案，从而启动了环境立法程序，环境立法听证、立法调研、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网络征求公众意见甚至全民讨论等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环境立法活动逐步发展[6]。这典型体现在2008年施行的新《水污染防治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当前正在进行的《环境保护法》修订工作也广泛征求学界专家和社会各界的意见以实现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二是在公众参与环境政策领域，公众积极参与直接推动和影响了政府在一些环境公共事务和环境突发事件处置的决策。比如，在厦门PX事件中，厦门市政府作出PX化工项目暂停缓建后迁址的决策即源于公众的积极参与。三是在公众参与环境执法领域，公众对于很多环境违法事件积极参与，不仅行使《环境保护法》赋予的监督、控告的权利，对政府环境执法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在制度通道内主动参与环境执法，比如，我国限期治理制度的启动在现实中往往基于公众对于超标排污的投诉、举报。

虽然如此，我国当前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学界目前对于该制度弊端的总结梳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依据不足，虽然上述《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规定了原则性依据，但对公众参与的范围、内容、广度、深度、具体形式与法律保障等方面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范。二是法定权利化不足，就世界环境法制发达国家昭示的经验而言，倾向于将公民环境权利界定为参与性程序权利，但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与实践尚未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予以保护，而仅将环境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辅助环境行政手段，公众参与具有被动性、局限性，被界定为公民一项的环境义务而非环境权利，其背后逻辑是“义务本位”的导向。三是保障与救济程序不足，基于公众参与未被明确规定为法定权利，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是程序性的参与权，一般公民有积极参与环境公共事务的意愿但未能实现或未有便捷途径时，不能纳入当前公民环境权利保障与救济的既有通道中。由此，法律对公众参与的规定与环境法律实践缺乏转换的必要中介而难以常态化，在此制度背景下，环境法律体系对于公众参与的保障与救济程序付之阙如。

二、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构建应以实现环境民主作为内在需求

针对我国现行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的弊端，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完善建议，我们可以审视这些建议的内在机理及其现实可行性，进而剖析在民主实现路径预期下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构建的内在需求。

（一）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建议及检讨

基于公众参与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制度与实践的弊端，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提出了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完善建议主要有：建立公众环境知情权保障机制，拓展公众参与的途径，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机制[7]。亦有研究认为，由于公众个体的参与能力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使得公众个体的参与往往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建议在我国环境行政参与中必须强化公众参与主体的组织化，以改变过多的公众个体无序参与之局面[8]。笔者也曾在相关研究中提出了公开政府环境保护的信息资料、完善《环境保护法》等程序性规定、借鉴国外法院积极介入对环保案件处理的做法、有效合理地进行组织以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和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等建议[9]。

总结与检讨既有研究对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检讨，可以发现亟需质疑与检讨之处有：

1.既有研究与建议是在对环境公众参与定位不清晰基础上进行的，当前研究中，到底应当将环境公众参与定位为一项原则、制度、程序、权利抑或辅助行政手段，尚未达成共识，很多从现实问题发生的对于环境公众参与现状的检讨及完善建议带有浓烈的问题指向和对策意蕴，而未从环境公众参与本身的民主性质对现有制度现状进行检讨，也未从民主理论的内涵、需求、程序和形式诸层面反思环境公众参与本身。

2.环境法学界主流观点是主张从公民环境权角度构建与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论证环境事务参与权与环境状况知情权等为公民环境权利。但是，当前的制度现状和权利谱系却是，我国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并未明确和详细规定“环境权”，到目前为止，环境权理论与实践正处在发展进程之中和理论探讨阶段。事实上，我国的环境立法中并未出现“环境权”这一法律术语，也鲜见对于环境权的具体权利类型和权利内容的立法规定，即使出现了对于环境权利的零星规定，也散见于一些地方性环境立法和其他法律部门中。由此可见，我国的环境立法中对于环境权利的规定尚且处于从应然的环境权利到法定环境权利的过渡和努力的状态。公民享有环境权尚未在学界达成普遍共识，立法机关在最新的《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中也没有承认并规定具体环境权条款。在此背景下，希冀于使得环境公众参与成为公民环境权利以改变其现状，难以见容于当前制度体系。

3.当前研究提出的创设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权利来源、建立公众环境知情权保障机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机制以及规范参与方式等制度完善建议，均属在环境法制度范畴内的制度举措，其隐含的前提是当前立法必须承认并规定公民环境权，而规范参与方式的建议也必须以厘清公众参与的具体内涵作为前提。

（二）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应以环境民主作为核心价值

环境政策制定需要应对带有科技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环境决策行为经常要在科技未知中作出，对行为“是非”的判断往往具有滞后性，因为环境致害机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潜伏性和累积性等特性。并且，在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随着科技进步，环境风险的类型是变动不居、不断更新的。对于社会主体环境行为的性质与内容的认定也要经常处于科学最前沿，因而需要采取的规制措施、规制对象充满了不确定性。基于此特性，政策决策者和制度制定者认为，普通公众难以理解而只有行业专家才能理解和评估的环境专业风险，如果将高科技背景与决策风险的环境问题交由一般公众来讨论与解决，则不但于事无补还会阻碍专业环境政策的高效执行。因此，传统的环境政策制定过程往往偏向于由各相关行业领域专家对环境议题进行分析，然后列出有关环境政策的备选项，交由政府官员在各备选项中进行选择。

我国的环境立法与重要环境公共政策出台也体现了这种思路，政府较好地发挥了环境公共事务处理中专家学者的智囊功能。比如，《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年）、《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等污染防治单行法的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年）和《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等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性法律的出台，都重视了学者们提出的立法建议，反映了学界最新的环境法立法理念。当前全国人大环资委启动的《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很重视专家的政策建议，不但委托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等课题组开展修改研究工作，全国人大环资委和环境保护部的官员还数次组织《环境保护法》修改专家座谈会。在具体制度保障上，《环境影响评价法》在第13条专门规定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专家审查制度。但是，总体上而言，当前制度体系中对于普通公众参与环境公共事务重视不够。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公民在公共事务处理和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地位平等，强调协商过程应悬置现实中政治权力与经济力量之间的差异而仅受到“最佳论证力量”的影响。此种主张实际上强调公众无论个体差异如何皆平等地获得将其关注的公共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议程的机会和能力，通过协商形式的设计实现对权力与资源的二次分配。这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平等的平台，使得公民在同一起点上对于社会公益和公共政策产生归属感和集体责任感，能够突破自私狭隘的个体偏好而转向公共利益偏好，由此便能促进公益共同体的形成。

3.公共协商程序促进环境公共政策的公正性。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通过公正的协商程序产生公共决策更具有公正性或合法性。在协商程序中，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使得公众对于公共问题的各种意见能否充分表达、广泛讨论，最终形成的决策内容源于参与者的“真诚的同意”，这赋予了公共决策行为的民意性和权威性。环境公共政策的本质是要处理环境资源对于人类的经济功能与生态功能的分配，公众经由公正的协商程序形成环境公共决策，本质上体现了最广泛的社会个体对于环境资源功能选择的共识，具有公正性和合法性。

4.公共协商能够促进环境公共决策的实践理性。

公共协商程序能够调整公众关怀的重点，建设性地促进民主、法制及其实施的合理性[14]。协商民主程序注重公众在获取和熟悉公共问题信息的基础上充分讨论，增进公众的主体性、归属感和集体责任感，内化其承担的责任有利于促进共同体利益的认识。因为决策是经由公众参与共同讨论而达成的共识，是公众集合意愿的体现，则能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对于公共政策的认同感。环境问题在当下社会主要是基于环境资源对于人类产生不同性质的利益而产生的，环境公共事务更多需要处理的是社会不同类型群体对于利益的不同偏好与诉求，不经过协商程序产生的环境政策难免会只符合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而遭遇其他人的反对。环境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引入协商程序，在公开、透明、充分讨论、广泛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环境政策，则具备深厚的群众认同基础，更能被公众接受和认同，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抵制心理和现实阻力，增加环境公共政策的实践理性。

第2篇：保护公共环境的建议范文

以人类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事务，核心在于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其构建和发展基于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假设与经济理性前提，单纯关注数量增长或规模扩张。但是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更多的基于生态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统一体）与生态理性前提，重点在于界定政府及其提供的服务（公共管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这里，环境价值不仅仅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一个议题，而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主导力量，贯穿在政府行为的各个方面，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

1.节能环保。最大限度减少物质与能源的消耗，尽可能减少废物排放，实现非物化和绿色化；

2.和谐共赢。在公共政策上，强调伙伴关系，平等合作，积极协调各个管理要素，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科学创新。从以人为中心的公共管理转变到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实现结构、行为以及制度的生态转型和调整，预防不利于生态发展的机制形成；同时还需要知识、技术以及制度创新，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管理模式，它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依赖于这个整体的发展，它主张人与自然是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强调人和自然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和谐，生态理性虽然有人类、自然理性发展的内涵，但更多的纳入了人与自然伦理关怀的感性内容，为我们描绘了环境友好型公共管理的美好前景。

二、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在中国生态建设中的可行性

随着环境议题的重要性不断增强，需要国际上形成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环境危机治理的公共管理新体系。这一新体系的构建和实现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框架上，需要将环境考量列入政府规划和法律制定当中，通过公共行政力量和法律的强制力量来确保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二是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组织的推动。在欧盟等发达国家，这一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体系正处于积极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处理不但考验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也会在实质上影响世界环境发展的格局。事实上，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在我国也是是适用的，从政治可接受上来说，环境友好型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符合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实践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策的可行性来说，一是欧盟等先进国家已经有大量的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二是积极践行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有助于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和执行力保障。从国际影响上来说，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积极推动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体现了负责任、建设性的大国形象。

三、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要达到这一个目标，需要建立起以生态为中心、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体系，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关键。

1.唤醒社会环境保护意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讨论，促使环境议题主流化。公共管理部门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公众积极关注生态环境议题，充分认识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可以由环境部门公开环境信息，为社会讨论提供基本资料；制定生态环境发展的长远规划，将环境保护贯穿在公共管理的所有行为之中；为环境保护讨论提供适当的平台，为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提供必要的渠道等。

第3篇：保护公共环境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检察机关;环境保护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①。我国的环境保护一直以来以政府权力主导为特征，存在着司法介入少、行政处理不畅等问题，不少学者呼吁引导更多地运用司法手段保护环境②。近年来，司法机关打击环境犯罪的力度不断增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环境行政执法权监督不足。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环境行政执法权力怠行和权力滥用的现象，如有的行政机关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对企业违法占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行为视若无堵，消极执法或选择性执法，造成土地资源大量流失，更有甚者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不移交或者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权力失范背后暴露的是监督缺位。我国省级以下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实行的是地方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体制，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因缺乏独立性、权威性和公信力而广受质疑，事实上，地方政府往往便是环境行政执法的障碍之一，更遑论监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发挥更大的监督作用。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脱节，刑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撑作用难以发挥③。

实践中，由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对接机制不健全，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配合乏力，导致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等现象层出不穷，2001年7月，国务院颁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两法衔接”制度。2007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安部了《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此后，部分地区制定了相关规范性文件，建立并开始运行环境保护“两法衔接”的工作机制。该机制在实践中暴露出如下不足:一是有关规范性文件效力低，对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效力，缺乏执行力。二是组织保障体系不明确，由哪个部门牵头、不同地域之间如何协作各地做法不一，影响该机制运行效果;三是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流于形式，操作性不强，无法发挥实际作用。④

(三)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有待强化。

在审判环节，法院对环境犯罪案件多适用缓刑，打击效果欠佳。法院对于环境职务犯罪在适用刑罚上适用缓刑、免刑多，没有起到刑罚应有的惩戒作用，在客观上也纵容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因地方保护主义、追求经济效益等因素的影响，对于破坏环境的企业、个人也未能通过判处高额罚金体现提高违法成本的要求。如江苏无锡发生的王某某、马某某污染环境案，被告人向河中倾倒煤焦油分离废液30．24吨，对流域局部水环境、饮水安全、农业浇灌等产生较大负责影响，当地环保局花费60万元进行筑坝拦截、调水稀释等应急处置，而后期全面消除负责影响所需费用更远高于应急处置费用，但最终法院判处主犯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从犯马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⑤。从刑罚结果上看，最终环境破坏与污染的巨额治理费用由政府和人民买单。

二、检察机关环境保护工作的完善

(一)双管齐下，加强对环境行政执法权的监督。

一是完善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防止有案不移、以罚代刑。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建立由政府为主导，由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环保、农林、水利、矿产等有关行政部门共同参与的环境信息共享网络平台，设置常设组织，配套落实定期联席会议制度、联络员制度，明确具体的部门或人员负责信息共享工作，及时更新共享信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的好处之一在于可以实现由点及面，当发生一起环境污染案件时，无论哪一个部门先掌握线索，均可通过信息共享平台迅速找到涉及的相关部门，检察机关也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掌握环境行政部门执法情况和案件进展，及时发出检察建议，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督促移送司法机关。二是合理运用检察建议，监督环境行政执法工作。检察机关在监督环境行政执法工作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检察机关权力监督与环境监管机关专业判断之间的平衡，不宜越权，而检察建议作为一种柔性的、程序性的权力，可以有效发挥提示、督促的作用，有的地区检察机关在实践中采用发出环境行政执法检察建议的方式，有效规制各种权力失范行为。如2011年至2012年，浙江省检察机关就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环境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387份，其中不仅有提示环保部门及时处置特定环境保护问题的检察建议，也有针对环境监管机关权力滥用行为进行监督的建议。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2015年工作报告中也对本省检察机关运用检察建议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实践予以肯定:“在土地出让、环境保护等领域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2519件，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⑦合理运用检察建议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扩大检察监督线索来源;二是统一制发主体和文书格式，优化建议内容，完善建议的审批和发出程序，提高检察建议严肃性和公信力;三是健全抄送制度，通过向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抄送检察建议，提高检察建议的强制力和执行力。

(二)明确生态检察工作的责任主体，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检察机关日常工作。

截止2014年9月，全国已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365个环境资源法庭、合议庭或巡回法庭。与此相应，检察机关也应当将环境保护工作作为一项常规工作进行开展和推进。而此项工作由哪一机构负责，各地司法实践做法不尽相同。有的地区检察机关以生态检察工作专门化、专业化为目标，直接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检察机构，如云南省大理检察院成立“环境资源保护科”，专门办理涉嫌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犯罪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和查办环保领域的职务犯罪及预防等工作⑧。而有的地区检察机关则依托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开展此项工作，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则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如2010年8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与省环保厅联合出台的《关于积极运用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见》，其中规定了支持、督促、环境执法检查监督、环境公益诉讼等各项工作机制⑨。笔者认为，是否设立专门的机构推进环境保护检察工作应当因地制宜，可以结合行政效率(提高的行政效果能否涵盖专门机构的设置成本和运行成本)和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环境违法行为数量、环境犯罪案件数量、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等因素进行选择⑩，对于不需要设立专门环保检察机构的，可以由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负责环境犯罪案件以外的环保检察工作。

(三)充分发挥立案监督和审判监督职能。

督促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进行立案侦查;行使检察建议权，在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根据案情适当建议判处高额罚金，以大幅度提高犯罪经济成本达到有效控制环境犯罪的目的;监督人民法院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案件、环境职务犯罪案件的审判，对轻刑判决案件及时提出抗诉。

(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和技术化水平。

就自然资源丰富、破坏环境资源案件频发的长江中游城市而言，即使不设立专门的环保检察部门，也就当建设一支具有环境领域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队伍，这是提出的必然要求。一是在检察系统招录人员时引进相关专业人才;二是定期组织相关专业知识培训，以适应环境类犯罪案件的办案要求。

(五)加强法制宣传，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一是加大对环境行政执法法制宣传力度，预防环境职务犯罪，强化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二是深入基层，加大对企业、群众的法制宣传力度。在许多环境污染案件中，由于群众环保意识、法制意识淡薄，往往因为少量报酬便成为环境犯罪的共犯，身陷犯罪深渊而不自知。因此，要强化环境污染风险警示教育，提高全社会对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10－29．

②汪劲．环保法修改从有限实现有效必须解决的十大课题［J］．环境保护，2011(1)．

③张建升，元明，杨书文，王灿发，王秀梅．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保护生态环境［J］．人民检察，2013(13)．

④刘海鸥，罗珊．完善环境污染案件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N］．光明日报，2015－2－28．

⑤＜刑事审判参考＞总第97期第970号指导案例，2014．

⑥郭林将．论检察建议对环境监管权的监督［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5，26(3)．

⑦2015年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⑧云南大理检察院成立环境资源保护科加大生态保护力度［EB/OL］．正义网，

⑨省检察院召开“积极运用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加强环境保护”新闻会［EB/OL］．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网，

第4篇：保护公共环境的建议范文

六年级保护环境建议书教学设计不知道怎么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一些六年级保护环境建议书教学设计，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环保建议书1亲爱的学校领导、敬爱的老师：

你们好!

关于环保，关于保护资源，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说，你是不是有很多建议希望人们去实行?把你的想法写成建议书，去宣传，去倡导，让更多人看见你的想法，你的建议。

环保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的，所以我们在提倡环保时，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在学校我们就应该告诉大家，爱护花草树木;他们是有生命的，节约用水，大自然的水是有限的;减少水污染，水的污染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健康有着非常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要学会对我们的垃圾进行分类，不可回收的跟可回收的要分开;这些在学校对学生做了有力的宣传，从小养成了环保的意识，那么我们的资源才能得到保护，环保是无处在存在，他是需要一点一点的积累，一点一点的养成，才能真正的达到长期的环保。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活动来进行环保的宣传，让大家在快乐中学习环保。老师还可以教学生如何利用回收的资源，让他们成为我们有用的资源，这样学生也会从中体验到环保原来还可以给我带来新的收获。

环保就是要大力的宣传，通过不同的方式宣传以至达到保护资源。

建议人：

日期：

环保建议书2亲爱的学校领导、敬爱的老师：

你们好!

在学校我们要做一个环保的小卫士，保护我们的学校，让我们生活成长的地方远离垃圾的污染，做一个处处绿化的校园。

老师最近我发现学校的洗手间的水龙头经常关不紧，这样很浪费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洗手间贴上相应的标示，让同学们在洗完手后记得把水龙头关好，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环保添一份力。还有我在学校的垃圾桶旁边会经常看见很多垃圾，应该是同学们在扔垃圾的时候离得太远，所以没有丢进去，这样会对我们的校园造成污染，所以我们应该在每个垃圾桶旁边做一些宣传指示，让同学们把垃圾丢进垃圾桶，为我们的校园环保加一份力。还有我们学校的草地经常会有同学在上面走来走去，这样做是不对的，花草树木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应该保护他们，这样我们生活的学校才会一片绿色，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环保是无处不存在的，环保是需要每个人一起来完成的，环保是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的，只要我们大家都做到了，那我们生活成长的校园就不会受到环境的污染。我们才能健健康康的成长。

建议人：

日期：

环保建议书3亲爱的学校领导、敬爱的老师：

你们好!

水龙头不停地流出清澈的自来水，用水的人却不在;开着电视、电灯、电脑，家里却空无一人;一张空无一字的纸，被弄脏了一点儿，就扔进了垃圾桶……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资源，再次=此，我想大家提出一些建议：

一：节约电能。要注意随手关掉电源，不要浪费电。

二：节约水资源。许多废水都可以循环使用。洗脸、洗手、洗菜、洗衣服、洗米的水都可以收集起来擦地板、冲厕所、浇花等。

三：节约用纸。纸张的循环再利用，可以避免从垃圾填埋地释放出来的沼气，还能少砍伐树木。据统计，回收一吨废纸能生产800千克再生纸，可以少砍17棵大树，节约纸就是保护森林资源。

四：垃圾分类处理。垃圾分类可以回收宝贵资源，同时减少填埋和焚烧所消耗的能源。例如：废纸被送到造纸厂，用以生产再生纸：饮料瓶、罐子和塑料等一次性物品也可以送到专门的厂家进行分解回收，尽量做到"变废为宝”。

老师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珍惜资源，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点滴的事情做起，共创我们的美好家园吧!

建议人：

日期：

环保建议书4亲爱的学校领导、敬爱的老师：

你们好!

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在全县开展“美丽广西·清洁家园”活动的要求，为共同建设一个清洁卫生、美丽整洁的生活与教育环境，推动活动深入有效地开展。以前，我们的校园遍地都是垃圾，小沟、垃圾箱旁边都是乱哄哄的，垃圾袋漫天飞舞，同学们看到垃圾也不拣。所以，请允许我诚恳地向所有老师同学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环保意识

清洁卫生人人参与，美好环境大家受益，全体师生都要行动起来，积极投身“美丽广西·清洁校园”活动，形成人人关心校园人人爱护校园共同建设美丽校园的氛围。

二、积极行动，清洁校园

从现在起，全校师生要立即行动，积极开展清洁环境建设，从自身所处的环境做起，自觉做好自己班级、校园环境卫生，实行“校园三包”，垃圾要集中放置到就近的垃圾桶，废弃物及时处理，努力创造和维护干净整洁美好的生态、教育和学习的环境。

三、树立榜样，提高素质

树立人人关心公共卫生、人人遵守社会公德、人人践行绿色文明的行为意识。不乱扔垃圾、不乱吐痰、不乱堆乱放、不乱晒乱挂、不乱涂乱画，自觉告别卫生陋习和不文明行为，养成卫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

四、互相监督，敢于劝阻

全体师生都有权利和义务对破坏卫生环境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和举报，将清洁卫生活动落实到底!

同学们， 创建美丽校园卫生环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清洁校园、清洁道路、清洁班级，为让我们的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人更美，为建设美丽广西，打造清洁美丽的校园做出积极的贡献吧!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

建议人：

日期：

环保建议书5亲爱的学校领导、敬爱的老师：

你们好!

地球是我们人类的母亲，也是我们唯一可以赖以生存的地方。她给我们生存，给我们资源。可是，现在我们正在破坏我们和蔼可亲的地球，例如：大量砍伐树木、建立化工厂、大量排放污水和黑烟、大量使用不可降解的白色垃圾、大量排放汽车尾气??这些危害注意危害整个地球，如果我们在不环保的话，就会像电影“2019”的场面一样，洪水淹没喜马拉雅山的山顶，整座大城市瞬间被洪水吞没。

如果我们不想让悲剧发生，让我们城市更美丽的话，我建议：

1.我们要做到讲究卫生，不能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制造噪音。

2.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那样万物才能共同生存在一个美好的家园。

不乱猎杀动物、不乱抓珍稀动物和受保护的动物，关爱和保护野生动植物;爱护我们身边的每一寸绿地、每一株花草、每一片树木!

3.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以汽车牌的尾号为单日或双日可以行车，单数为单日可以开车，双数为双日可以开车，单日的星期日要骑直行车去公司。

4.不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饭盒、塑料袋等白色垃圾。

要使用可降解的一次性饭盒，这样才可以回收利用饭盒。塑料袋改为使用环保的袋子，例如：布做成的环保袋。

5.减少化工厂的黑气排放和污水排放，污水可以变成清水，然后再输到附近的洗车场进行多次利用再清掉。

用太阳能来烧废掉的东西这样可以减少黑气。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倡导同学门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也建议叔叔阿姨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中来，为保护环境、造福后代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保护环境，刻不容缓!希望局长能支持我们的行动，采用我的建议。

第5篇：保护公共环境的建议范文

一、环境法历史转型的类型的选择

根据环境科学的一般原理，环境问题包括由自然原因引起的所谓原生环境问题（或称第一环境问题）和由人为原因引起的所谓次生环境问题（或称第二环境问题）两大类；次生环境问题又可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破坏问题，前者主要指各种污染要素对各种环境要素的污染，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海洋污染等。传统的环境科学和环境法学主要解决次生环境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各国早期的环境法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污染防治法的基础上，日本早期的环境法尤为突出污染防治法的优先性。我国环境立法较多地借鉴了日本的经验，长期以来环境立法基本上囿于环境保护法的范畴，而理论界一直有所谓大环境法与小环境法之说。“大环境法观点其名称一般叫环境法，小环境法观点一般称环境保护法，其区别在于广义还是狭义的环境保护的划分。把资源保护、城市建设、环境卫生包括在环境保护里面的属大环境法观点。反之则为小环境法观点。我国立法、管理部门采取小环境法观点，而理论、教学部门则倾向大环境法观点，两种观点并存产生种种矛盾。”[2]而事实上，所谓大环境法，也基本上不涉及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由小环境法向大环境法的发展，表现为环境法的历史转型，目前，世界上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均以不同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环境法的历史转型，其作法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法国模式。作为大陆法代表的法国，其环境法的转型可形容为两条腿走路。法国的环境法渊源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于1960年至1980年期间制定的各单行公害防治法规；二是源于民法（如所有权、相邻权、地役权、损害赔偿等），并由此派生出农业、森林、渔业、矿业等自然资源专业法规，如国有土地法、都市计划法、海港法等，而且刑法的相关条文可直接纳入准用，这两类并行的法律规范统称为环境法。其中民法的有关规定产生较早，但自然资源专业法规的产生和发展要迟一些，直到1976年法国将这类规定整合为《自然保育法》，而公害防治法的产生较早但并未实现整合，且没有将二者编纂为环境法典。德国的作法与法国类似；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环境法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模式，一般是将污染防治法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合称为自然保护法。

第二种类型是以日本模式。日本环境立法采取先公害防治、后自然保育的作法。这种现象源于日本环境法产生时公害剧烈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早期对公害没有警觉而任其发展，战后的日本专心致力于追求经济的高度成长，忽视环境保护，导致环境遭到极大的污染和破坏，在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压力下，1970年日本修订后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强调环境优先，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作为立法的唯一目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对日本环境法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必须以健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构筑为宗旨，并且以充实的科学知识防止环境保全上的妨害于未然为宗旨，实现将因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活动造成对环境的负荷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有着环境保全的行动由每个人在公平的分配负担下自主且积极地实行，既维持健全丰惠的环境，又减少对环境的负荷。”现阶段，日本已将环境保护的政策由控制公害转变到对整个国土环境的保全，环境立法更加注重整体化的架构，形成了以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为中心，其他相关部门法为补充，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及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完备体系。

第三种类型是以美国模式。美国于1969年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法》为基本法，作为美国联邦及各州环境的宪法，立法工程浩大，内容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育及污染防治外，也包括社会性的种类环境侵害（社区特征之改变，环境空间之拥塞、经济关系之受影响，休闲、美感上之破坏，人口稠密、交通大众运输系统之过度负荷、犯罪及可能形成犯罪，或影响社区安宁之计划或措置，核能及核废料运输所引起之恐惧感）。环境基本法的制订使美国环境法的转型带有突变的特色，内容十分广泛，且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美国的环境基本法是在对以往的环境立法进行整合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出台后，美国在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治理为主到预防为主的转变，对环境实行综合性保护，大量制定和修改了单行法规，扩大了环境法的领域，是美国环境法转型的标志。

上述各国环境法的历史转型虽然途径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这就是环境法的调整范围由污染防治为主，逐步扩大到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并重，进而扩大到对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并且，当代许多国家的环境法已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的法理基础和调整对象、结构严谨、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为基础、以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为核心，其他相关部门法有关环境保护规定为补充，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完备体系。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围基本上未发生重大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并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在体制上，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依然限于污染防治，至于自然资源保护，则主要由相关的经济管理部门负责。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正面临着如何避免重蹈一些国家生态环境先破坏后恢复的覆辙、如何在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事业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一些新课题。从我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国外环境法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现阶段正在进入环境法的历史转型时期，其基本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的污染防治法体系转变为包括污染防治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论证这一历史转型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法制建设道路至关重要，是当今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紧迫任务。

事实上，我国的环境法立法较多地借鉴了日本的经验，但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完成立法的转型，亦没有像法国那样在物权法等相关部门法中充实和完善自然保育法方面的内容，更没有达到美国环境基本法那样的覆盖程度。虽然我国环境基本法第2条、第7条和第三章都有广义环境保护的内容，但缺乏操作性规范，只相当于一种宣示，最多属于“软法性”规范。环境法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和环保部门职责的局限性是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说来，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形成过程采取了先污染防治后自然资源保护的途径，法律规范中法典化特征明显。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展望，我国的环境立法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方面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立法，通过超前性立法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不受国外立法的局限，跨越国外已过时的立法，使立法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的跨越式发展，可称为第一步跨越；目前正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立法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可称为第二步跨越。我国环境法的跨越式发展目标是：第一步跨越是防止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第二步跨越的目标应确定为防止经济开发建设导致的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

我国这两个跨越式立法阶段的结合表现为我国环境立法的历史转型。笔者认为，我国环境法要实现第二步跨越式转型，需突破两个瓶颈问题：一是突破传统的污染防治法瓶颈，向生态环境法方向的转变。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在谈到西部环保工作时强调，“一定要按照江总书记‘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要求，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城镇污染治理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重、统筹兼顾综合决策的方针，力争实现西部环境事业的跨越式发展。”[3]二是突破行政管理法的瓶颈，向管理法与财产法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我国转型后的环境法应定位为生态环境法，应由污染防治法与生态保护建设法（亦可称为生态保育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包括现行的各污染要素防治的立法，也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和臭氧层保护立法（此二者亦与生态保育的规定相交叉）。生态保育法包括生态保护法和生态建设法两部分，前者可分为生物资源保护法、非生物资源保护法和人文生态环境保护法三部分；后者包括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生态区域建设、国土整治、流域治理、气象和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立法。然而，是否需要在这两部分之上制定一部作为该两部分“母法”的环境基本法？笔者认为，因为我们已有环境法律规范较多的带有类似日本法的“基因”，考虑到历史的前后承接和立法资源的节约，新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为名副其实的环境基本法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②]

二、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修改）原则

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基本法的造法活动必须遵守事先确定的立法（修改）原则，立法（修改）的原则是立法指导思想的具体化，是立法（修改）实体内容取舍、编排的依据。笔者认为，此次环境基本法立法（修改）的原则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国家生态安全与公民生态环境生存权相结合，坚决保障基本人权。

“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国民身体健康、为国家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4]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所谓生态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自然因素和人工因素的环境系统。它由包括各种自然物质、能量和外部空间等生物生存条件组合成的自然环境和经过人类活动改造过的人工环境共同构成。”[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将《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第三款。环境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属于我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已含涉的应有之意，与国家生态安全相对应，我们必须同时注重公民生态生存权的保护。

2、环保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二元论。

举与我国环境法制较为类似的日本法为例，日本环境法的目的，经历了从“经济优先”（1967年《公害对策基本法》）到“环境优先”（1970年《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发展。1970年修订后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作为其唯一目的，是典型的一元论目的。但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对日本环境法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二元论（祥见前文论述）。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明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笔者建议：应当坚持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的二元论，但同时应发展的确立当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相冲突时，环境资源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法律目的先后序位。

3、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决定》指出我们应当：“完善社会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环境法应当包括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笔者建议：把将来的环境基本法定位为一部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的，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统领环境法治工作的全局的法律。

4、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反对把非政府组织、“第三条道路”独立化的倾向。

公众参与原则，亦称环境保护的民主原则。这项原则是指，环境法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保护他们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的权利。这项原则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环境法的民主与法治要求，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保证。在环境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当中，公众的环境利益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而公众相对于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处于弱者地位，如果没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就必然失去发展的动力，就会流于形式，也根本无法保证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在我国，与公众参与原则紧密联系、相辅相承的是国家干预制度。环境法中的国家干预是指国家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资格（并非仅以国有资源所有者的资格），依法对各种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直接进行管理的政府行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尽管有很大争议，但在国家对环境问题的直接干预方面，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并日益与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相一致。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国家出面干预已是势在必行。但笔者同时也反对单一地依靠非政府组织、“第三条道路”来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异想天开。

笔者的以上思考主要关于此次制定（修改）环境基本法所应当遵循的决定该法基本定位、取舍实体内容等方面的原则。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当确立以下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则，即环境基本应从立法上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确立环境资源保护中“预防—管制—整治与救济”相结合的全面有序的体系；确立环境法中核心法律概念的定义和范围；整合现行环境污染防治与资源保育领域相关法律的共通原理原则和措施制度；确立环境资源保护中各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确立环境资源主管机关的权限划定标准等。

三、环境基本法的框架构建

如何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环境基本法的先进立法体例，是此处制定（修改）环境基本法中另一个中心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此笔者将主要介绍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已有的或新近的有关环境基本法的立法框架，以供比较借鉴。

（一）日本的《环境基本法》（1993年）[③]

该法由三章共46条和一条附则组成，其基本框架为：第一章“总则”，规定了：法律目的、主要核心概念的定义、环境资源的享受与继承、构筑对环境负荷影响最少的可持续发展社会、通过国际协调积极推进全球环境保护、国家的职责、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责、企业的职责、国民的职责、环境日、法制上的措施、年度报告、防止放射性物质引起的污染等内容。第二章“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具体分为第一节“有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方针”、第二节“环境基本规划”、第三节“环境标准”、第四节“特定地区的公害防治”（分为公害防治计划的制定与推进公害防治计划的完成两条）、第五节“国家为保护环境应当采的措施”（分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的考虑、环境影响评价的推进、为了防止发生环境污染国家应当采取的控制措施、旨在防止环境污染的经济措施、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配备及其他事业的推进、促进对有助于降低环境负荷制品的利用、有关环境保护的教育学习、促进民间团体等的自发活动的措施、情报提供、调查的实施、检视等体制的健全、科学技术的振兴和公害纠纷的处理与救济被害者等十三条）、第六节“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分为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有关观测等的国际联合、旨在促进地方公共团体或民间团体发起的活动与对实施国际合作的关照等四条）、第七节“地方公共团体的政策”、第八节“费用负担与财政措施”（分为原因者负担、受益者负担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政措施与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合作等四条）。第三章“环境审议会议等”，具体分为第一节“环境审议会”（分为中央环境审议会、中央环境审议会的组织、都、道、府、县环境审议会与市、镇、村环境审议会等四条）、第二节“公害对策会议”（分为设立和所掌管的事务与组织两条）。附则规定了法律的施行时间。

第6篇：保护公共环境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 ：  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  公诉权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公益诉讼尚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学者间也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活动。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

        与传统的侵权救济途径相比较，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1、环境公益诉讼目的具有公益性

        环境公益作为社会这一系统所具有的独立的利益，区别于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

        2、环境公益诉讼行为具有预防性

        环境侵权具有公害性和不可恢复性，一旦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保护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中“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在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

        3、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广泛性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起诉的目的在于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共利益。

        二、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不足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其中的“一切单位”从字义上理解应当包括检察机关、环境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控告”一词，应当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并非所有的类似的诉讼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应及早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案件的起诉权，建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弥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上的这个缺憾。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以上条款的内容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这是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的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而且还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限定为，仅在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1] [2] 

;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第条:“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诉讼法》第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以上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仅赋予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和支持起诉权，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起诉权，检察机关也就更无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这不能适应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

        三、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建议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建议

        基于检察机关所具备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及公益诉讼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赋予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提起诉讼的权利，特别是当环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并可以采取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措施对环境资源破坏进行补救。这种环境公益诉讼既可以是针对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是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广义上还包括环境刑事诉讼，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行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严格地讲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本文建议，应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即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公诉权。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条的规定，虽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但这仅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且在具体操作中规定了若干限制条件。因此，本文建议，在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放宽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行使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条件，从而充分维护被害人的环境合法权益。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和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在环境诉讼中，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不平等，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者一般是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性单位，他们是地方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和政府机关等部门关系密切，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作为受害方的公众，为不特定的多数人，非常分散，难以形成共同的力量，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机理复杂、潜伏期长，侵权致害具有公害性、累积性、间接性，受害者缺乏相应的科技知识和监测手段以及有关信息资料，而举证困难，因而经常存在不敢、不愿或无力起诉的环境侵权案件。因此，本文建议，检察机关可以利用自身现有的取证、侦查方面的资源优势，以支持起诉的身份帮助环境诉讼的原告提供证据，支持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第7篇：保护公共环境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 公诉权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公益诉讼尚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学者间也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活动。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

与传统的侵权救济途径相比较，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1、环境公益诉讼目的具有公益性

环境公益作为社会这一系统所具有的独立的利益，区别于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

2、环境公益诉讼行为具有预防性

环境侵权具有公害性和不可恢复性，一旦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保护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中“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在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

3、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广泛性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的目的在于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共利益。

二、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不足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其中的“一切单位”从字义上理解应当包括检察机关、环境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控告”一词，应当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讼。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并非所有的类似的诉讼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应及早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案件的权，建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弥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上的这个缺憾。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以上条款的内容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资格。这是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的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而且还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限定为，仅在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第15条:“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以上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仅赋予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和支持权，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权，检察机关也就更无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这不能适应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

三、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建议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建议

基于检察机关所具备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及公益诉讼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赋予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提讼的权利，特别是当环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并可以采取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措施对环境资源破坏进行补救。这种环境公益诉讼既可以是针对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是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广义上还包括环境刑事诉讼，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行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严格地讲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本文建议，应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即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公诉权。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的规定，虽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资格，但这仅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资格，且在具体操作中规定了若干限制条件。因此，本文建议，在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放宽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行使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条件，从而充分维护被害人的环境合法权益。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和15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在环境诉讼中，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不平等，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者一般是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性单位，他们是地方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和政府机关等部门关系密切，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作为受害方的公众，为不特定的多数人，非常分散，难以形成共同的力量，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机理复杂、潜伏期长，侵权致害具有公害性、累积性、间接性，受害者缺乏相应的科技知识和监测手段以及有关信息资料，而举证困难，因而经常存在不敢、不愿或无力的环境侵权案件。因此，本文建议，检察机关可以利用自身现有的取证、侦查方面的资源优势，以支持的身份帮助环境诉讼的原告提供证据，支持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第8篇：保护公共环境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环保,诉讼制度,公益诉讼,研究

公益诉讼是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广泛使用的术语。当时的众多社会制度均面临挑战,因而出现了各种尝试改革的方案,设立了众多的公益法律机构及类似的倡导制度,它们都是为了环境、消费者、女性、有色人种、未成年人及类似的诸多利益而展开活动。

各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尽相同,在我国也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概念。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应当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对侵害国家环境权益、社会公共环境权益的行为,有权向法院,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环境公益诉讼是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对于个人或组织提起的违法侵犯国家环境权益、社会公共环境权益的诉讼进行审理并判决,以处理违法行为的活动。

就环境问题提起公益诉讼在国外已有较完善的制度和大量的实践。近年来,国内也开始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1. 国内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

据报道,2004年5月12日,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检察院对该市雁江区清水河流域8家石材厂违规加工石材,擅自向河道排放石浆,造成河道污染和堵塞,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一事正式启动法律程序,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这些企业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送检察院。

该院在建议书中指出,这8家石材加工厂在未办理任何证照的情况下,违规加工石材,擅自向河道排放石浆,造成河道污染和堵塞,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为此建议企业对治污设施进行整改,修建沉淀净化池,使所排出水达到环保标准;对因排放的石浆水造成河床升高、河道堵塞,众厂家应进行清理,将河道恢复原状。建议书要求这8家石材厂将整改情况报送该院。

雁江区人民检察院告诫这些企业,如果不积极治理污染,继续侵害“三农”,将对其依法提起民事公诉。

目前,检察院正在等待企业整改的消息。

此前,雁江区环保局曾对污染企业发出整改通知书,限期15日内停产整改。但众厂家仍然我行我素,不肯投资治理污染,以至这一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

检察院就污染问题代表国家向污染企业发出检察建议书或提起公益诉讼,是否滥用了国家法律赋予的司法权力,干扰正常的民事法律关系,法院会不会支持呢?

其实,类似案件在2003年已有判例。

2003年5月9日,乐陵市人民法院根据原告乐陵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范某通过非法渠道非法加工销售石油制品,损害国有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威胁人民健康,影响社会稳定提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一案,依据《民法通则》第5条、第73条、第134条规定作出判决,责令被告范某将其所经营的金鑫化工厂,于本判决生效后的5日内自行拆除,停止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排除对周围群众的妨碍,消除对社会存在的危险。

这起由乐陵市检察院、乐陵市法院判决的环境污染停止侵害案,是最近处理的一个较好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03年11月,四川省首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近日在阆中“尘埃落定”。阆中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该市群发骨粉厂停止对环境的侵害,并在1个月内改进设备,直至排出的烟尘、噪声、总悬浮颗粒物不超过法定浓度限值标准为止。

较长时间以来,阆中市群发骨粉厂周围居民因长期受该厂烟尘、噪声污染侵害,多次到环保部门投诉。今年初,该市环保局在对该厂周围区域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后发现,其悬浮颗粒物、噪声等超标较严重。随后,该市检察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群发骨粉厂排放的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构成了侵害,并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2004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副

局长潘岳在“世界环境名人聚会北京探讨科学发展观”大会上提出,公众应该成为环境污染事件中的诉讼主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让任何公民、团体和国家机关都能与污染环境者在法庭上一论高低。 据潘岳副局长介绍,环境权益并不仅:请记住我站域名仅属于私人,它更多地属于社会公益,而要加大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惩治力度,环境诉讼的主体就应从直接的受害者扩大到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环保组织、公众,把污染企业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并形成污染企业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态势,从根本上扭转污染反弹的现象。去年,北京市环保局将屡次违反《环境保护法》的9家企业告上法庭,法庭判令9家企业停止环境污染行为并缴纳罚金。

2.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2.1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法学界在公益诉讼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另一种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不等于公诉,它既可以由国家授权的检察机关和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又可以由利害关系人以国家授权机关的名义或以个人的名义提讼。

今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近30名来自实务部门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就公益诉讼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对于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与会专家都认为无可置疑。专家认为,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存在很多目前的共同诉讼所无法包含的利益需要法律的保护。同时,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来维护由于行政或立法等原因受到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是推进社会改革,促进民主与法治完善的重要途径。法院对涉诉当事人众多的案件通过不受理实施的压制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安。受理公益诉讼案件,不仅不会影响法院的形象,反而更好地树立法院维护人民利益及正义与公平的良好形象。

——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在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较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充分保护国家、社会和公众的环境权益,如不建立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能说明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的健全,也不能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从目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侵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对侵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行为,目前大量的是追究行政责任,少量追究刑事责任,而极少、极难追究民事责任。这一法律空白,有必要通过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来填补,真正保障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是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保护的对象不仅限于特定的主体利益,在某些情况下,违法行为会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在我国,对公共利益的侵害突出表现在“公害事件”和“国有资产流失”两个方面。 公害事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事件。当前人们抱怨最多的主要是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近年来,环境污染致害事件明显呈上升趋势,纵然新闻媒体用了相当的篇幅宣传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污染仍然象“恶魔”一样吞噬着人类生存的地球。然而,由此而引起的诉讼却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法上确立的权利主体偏离了社会现实需要,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

第9篇：保护公共环境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大气污染;温室气体;环境保护优先;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政府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081-007

引 言

我国举世瞩目的雾霾问题，以及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加速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进程。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对SO2、NO2、PM10、PM2.5、CO和O3六项污染物进行评价，74个城市中仅有拉萨、海口、舟山三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占4.1%;超标城市比例为95.9%。北京市达标天数比例为4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6.2%。主要污染物为PM2.5、PM10、NO2。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也迅速攀升，2013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增至37.5亿吨标准煤，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4.4%。根据2014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信息，继2011年超过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其2013年的能源需求，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2.4%，占全球净增长的49%。与此同时，能源结构存在着对煤炭的深度依存，清洁能源所占比例仍然偏低，2013年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为9.8%，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比例分别是66.0%、18.4%和5.8%。从《大气污染防治法》本身来看，也有进行及时修订的必要。1987年制定和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经1995年和2000年的两次修改，但均是对1987年旧法的小修小补，且距今已逾15年，其立法滞后性日益突出。首先，现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法律规定明显滞后，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一方面，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的两控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4%，不能适应总量减排的需要。而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等重点领域的污染防治措施不够完善，污染严重区域缺乏联合防治机制，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另一方面，现行法未能对新时期复合型的大气污染问题予以回应，缺乏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等前端源头治理的要求，也没有能对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等多种污染物实施协调控制。（1） 其次，很多创新性的制度措施未能上升至国家法律层面，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致力于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国家立法和行政机关采取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制度措施，例如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出的10条35项综合治理措施，创新重点大气污染区域的联防联治，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加强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及信息制度的建设，积极促进和保障清洁空气科学研究。这些卓有成效的制度措施，亟待国家层面法律的确认。最后，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大气污染物质往往会通过迁移转化为土壤或者水体中的污染物，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应考虑到其与其他环境要素保护法律之间的衔接、配合。同时，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我国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其与环境保护法、能源法，以及正在起草的气候变化法等部门法律之间也具有极强的牵连性，但现行法并未能与该些法律形成协同配合。

2014年11月2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从原来的7章66条增为草案的8章100条，是该法自1987年施行至今的第三次修改，首次全面修订。草案对既有条款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删、调整和重新建构，强化了企业、政府和公众的责任，补充完善了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区域联合防治、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等具体制度和措施，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并对公众关心的雾霾问题进行了回应。（2）但从学界反应来看，修订草案在这些方面的补充或者修改还很不够，难以改变目前严峻的大气环境污染局面，难以满足目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甚至一些学者建议，把法律名称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或者《大气环境保护法》，然后在新的架构下大修大改。[1]对修正案的不同意见表明，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基本问题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澄清。

一、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

及其应确立的基本原则

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将此次修法的目的定位为“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依据，全面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的各项制度措施。”可以看出，本次修法应当以问题为导向，着力于新时期复合型大气污染困局的破解。

（一）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

学界针对草案意见稿的争议、批判表明，从根源上看，是对于修法宗旨尚没有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此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体现为三点，坚持将《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的“基本法”，以解决新时期具有多源头、跨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为实践导向，同时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大气违法成本。

第一，坚持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这就意味着，此次修法不能是小修小补，而应是对于大气环境治理法律规范体系的重构。有建议将法律名称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或者《大气环境保护法》，然后在新的法律架构下大修大改。综观整个法律文本，可以发现，其修订仍然以污染防治立法为导向，鲜有涉及大气环境保护的规定。本文认为，虽无须过多异议、争论法律名称，但在修法思路上，应采行综合性清洁空气立法模式，在预防、治理大气污染之外，通过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以促进大气环境空气质量的保护、改善，保障公众健康。

第二，以日益严峻的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作为修法的实践导向。修法的目的，在于对法律制定之初未能预料到的现实情况予以修正、进行回应。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目的在于及时规制日益严重的煤烟型污染，其中很多条款都是直接规制燃煤所产生的大气污染。新时期，我国大气污染呈现出多污染物共存、多污染源叠加、多尺度关联、多过程耦合、多介质影响的复合型特征，因此本次修订应加强对多源头的治理，并对频发的雾霾天气以及其他跨区域性大气污染等问题予以有效回应。

第三，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大气违法成本。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源头治理薄弱、管控对象单一、属地管理局限、问责机制不严、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造成我国大气环境的持续恶化的局面。因此，本次修订应当强化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责任，包括源头治理和全程治理的责任，做好政策、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严格环境准入。加强对大气违法行为的制裁，加大大气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促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遵守和执行。

第四，协同管控大气污染，实现从单一污染物控制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转变。《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第2条写道，“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质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把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质相并列，传递出立法者对两者进行协同管控的意图。尽管学者对温室气体是否为污染物质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影响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温室气体进行规制，如果法律对其进行授权的话。本文主张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污染物，理由如下：一是科学证据表明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对人体健康和公共福利具有危害性，美国联邦环保署（EPA）于2009年12月发表的温室气体危害性发现报告，报告认为温室气体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二是2007年马萨诸塞州等诉美国环保署（Massachusetts vs.EPA）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确认二氧化碳为污染物质;三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庄重承诺了温室气体强度减排目标，法律上有必要对温室气体进行规制;四是环保部门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管理是恰当的行政管理部门，因为它具有监测网络，从技术层面来看，增加部分温室气体的监测并非难事。因此，从法律上来明确温室气体的属性，有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顺利进行。退一步来说，即使不明确提出温室气体是污染物，也应将其纳入污染物管理，否则不利于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正常进行。此外，气候变化法的制定将需要一个过程，即使顺利通过，也不会是一个具有较强可执行性的法律，如何对温室气体进行监测之类的条款基本上不会涉及，必然需要等待其他配套法规来实施，这样更加旷日持久。由此，将温室气体问题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之中进行协同管控是一明智之举。

（二）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确立的基本原则

结合新环境保护法有关法律规定和学者的主流观点（3），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明文确立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1.大气质量优先原则。法律的目的或者说功能，在于“发现并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不同类型的利益，或者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2]284。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折射到法律语境中便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关系。生态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类型，应归属于庞德所理解之社会利益，即它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正常活动而提出的需求或愿望。它是人们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提出的满足其正常生活的生态方面利益之整体，主要有保护资源之利益、享受良好环境之利益等，有学者称之为生态法益或环境权益。它不同于直接从个人生活本身出发以个人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也不同于从政治社会角度出发以政治社会组织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2]284-288在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视角中，二者均具有正当性，很难说哪种利益应处于绝对的优先地位。因此，当两者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便需要给出处理这种矛盾的具体规则，如果无法给出具体规则，最起码应当确立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范。《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人类社会对大气环境容量的利用，对大气环境的污染防治、恢复和改善，应当确立由《环境保护法》第5条所提出的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坚持大气质量优先于大气环境容量的开发利用原则，因为，清洁的空气是公民健康环境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公民的健康权优先于发展权和经济权利，当其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大气质量。保护大气质量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环境职责，大气质量与其他环境质量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次，应当坚持大气质量维持原则，对那些大气质量优良的区域，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有义务维持和改善现存的大气质量，不可以让大气质量下降。

2.大气污染预防原则。预防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要把防止产生环境问题放在首位，事先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在生产、生活等人类活动中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不可避免的或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应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治理。[3]178预防原则应当成为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内的环境保护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具有统摄地位，其涵盖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类预防性法律制度，生态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风险评估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草案意见稿第2条明确了规划先行原则，并增设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标准和规划”一章，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增加了规划环评，在具体污染防治措施中，也体现了预防原则，如增加了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风险评估制度。

3.大气环境治理共同责任原则。大气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多样性与整体性导致了其发生原因的复杂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与承担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决定了其责任承担主体的多元性与承担方式的复合性。将其反映到法律原则之上，便是“共同责任原则”，即大气污染或环境破坏的法律责任应当由造成该污染的行为者或从中得到利益者共同承担的准则。例如，集体负担原则，是指在损害者难以确定的前提下，由造成同一损害的全体损害者负担防治、治理费用，如多个企业共同对大气污染承担法律责任;共同负担原则，由多个污染者造成损害而责任人无法明确的情况下，应当由造成损害的社会共同体负担有关费用，如当前造成北京市的雾霾污染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机动车的尾气，全体机动车使用者应当相应地承担由机动车尾气而导致的那部分损失;受益者补偿原则，是指从环境损害避免或者减轻措施中得到利益者，应当对为此付出代价者支付一定补偿，主要体现为横向或者纵向的大气环境生态补偿制度。[4]例如，在大气污染区域联合防治的机制下，为减排大气污染物质而付出代价的区域或者企业理应从受益地区获得补偿。

4.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原则。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既是法律赋予公众的一项权利，也是公众应当积极履行的一种义务。草案在这一方面的规定较为乏力，仅有第7条第4、5款的规定，即公民有检举、控告并获得奖励的权利。本文认为，应当在新法中增加旨在提高公众大气环保意识的环境教育条款以与未来可能出台的环境教育法形成衔接，拓宽公民获悉大气环境污染防治信息渠道并建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与新环境保护法形成衔接，此外，应当切实建立起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决策参与制度、过程参与制度和末端参与制度。（4）

二、治理机制：多元化大气环境

治理机制的立法构造

兴起于20世纪末的治理浪潮，为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思维，开启了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的第三条道路。检索各种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治理，有种种理解，也有种种用处。但存在一种基本的共识，即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限均趋于模糊，它所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而发挥作用，是要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5]可见，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为克服国家作为单一治理主体带来的弊端，各国将市场机制的引入、培育奉为解决政府失灵的圭臬。但事实证明，市场机制也并非万能良药，在关涉公共环境问题的方面难免显得孱弱，特别是在作为公共物品领域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环境问题的公共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并推动着环境保护从行政管制模式朝着开放性、参与性、协商性、合作性和包容性的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6]新环境保护法提出的“多元共治、社会参与”新型环境治理机制，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提供了指导方向。本文认为，应当在广泛的主体参与、沟通和协商的实践理性基础之上，以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工具以及治理规制为支点，建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大气环境公共治理机制。

（一）多元化大气环境治理主体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法律主体

在共同治理目标的支持、指引下，公共治理范式试图描绘、构建一种多中心的合作、互动、协商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公共事务便成为政府及其行政机构和社会公众共同处理的对象，且其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非政府单向度的强制性权威和制裁，而是表现为社会对话、沟通、协商的法治和民主机制。具化到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中，伙伴关系有两种，政府内部不同职能部门或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作为大气环境治理主体，与市场、社会主体之间就大气环境治理达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将上述伙伴关系中的治理主体确认为法律主体，并赋予权利、课以义务，以实现多元共治大气环境。综观草案，可以发现，涉及企业的法律责任条款共有25条，而涉及政府的仅有2条，而且缺乏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建议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规定，细化其行政违法或者不作为情形，并课以法律责任;增设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章节，并确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之规定。

（二）综合性大气环境治理手段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法律制度

污染治理中蕴含的经济学原理为建立健全大气环境治理工具的选择指明了方向，大气污染的负外部性以及大气本身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政府规制成为推动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手段，而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自然成为支持大气污染治理市场策略的重要理论依据。[7]风险社会的存在，也使得社会机制成为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新型治理手段。通读修订草案，可以发现，其中仍然呈现的是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的单一化的威权体制特征，统治方式仍以行政规制为主，而市场激励、社会保障机制明显不足。建议在完善行政主导大气污染规制制度措施的同时，还应积极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研究大气环境生态补偿、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大气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大气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大气污染税等法律制度，并深入分析其入法的可行性。

（三）确保大气环境公共治理得以有效实施、运行的治理规制

大气环境治理的目标能否有效实现，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治理规则的规制、调整。由前文所述可知，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其不可避免的要和其他立法存在衔接、配合问题。修订草案意见稿第2条提出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放在一起，予以协同控制的思路，就势必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法与能源法，甚至是未来可能出台的气候变化法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新环境保护法中有关的创新性规定，可以也应当在本次修订过程中予以回应，修订草案吸收了按日计罚和治安拘留规定，但却回避了有关公益诉讼、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等规定。本文建议，修订草案应该在新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积极吸收更多的创新性规定，并通过法律条款明确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其他部门法律的关系，以确保衔接和配合。

三、政府责任：完善政府大气治理

法律责任的理由与建议

无论是英美国家提倡的“公共信托理论”，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所确立的国家义务理论，均对政府环境责任起到了理论上的支撑作用。在英美国家，“公共信托”理论是支撑政府环境义务和责任的主要理论学说。这一学说认为，政府作为环境资源这一全体共有人的受托人而享有管理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政府的环境义务及责任理论可以从国家义务理论推导出来，具体而言，这种义务包括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消极不作为义务和给付义务。[8]我国目前的大气环境法律责任以规制污染源企业为核心的单向度的行政主导模式为特征，针对排污企业的法律责任条款很多，而有关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规定却十分原则。过于浓厚的行政化色彩，难免造成了监管者被捕获、政府失灵的问题，使得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权力寻租”或轻微的行政责任掩盖了排污缺陷。[9]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指导下的新型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主张“多元共治、社会参与”，法律责任机制作为治理规制的重要一环也应当兼具整体性和体系性，进一步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便成为实施大气环境治理的应有之义。更何况，作为环境保护主导力量并拥有强制力的政府，在很多场合恰恰也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来源，完善环境法律责任便成为控制“脱缰”政府的利器，得以将政府强劲的行政权力运行纳入法治的轨道。（5）综观草案，可以发现，针对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虽有所调整、更新，但仍然存在明显缺陷。

第一，辖区内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草案第4条规定了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政府大气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的依据。为确保公众参与，草案规定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对于未能完成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任务的，应当向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作出说明，提出整改措施并负责落实。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产生的依据，是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其本质目的是通过目标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来落实地方政府对大气环境保护的法律职责。通过对草案的分析，有两点不足，一是未能就其与现行的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制度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的关系作出规定;二是草案规定的考核结果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可能无法真正落实政府环境责任。应当结合现行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评价制度的有关规定，对于提出整改措施后不落实或落实后仍不达标的地方政府采用“区域限资”、“区域限批”措施，结合新环保法的规定对部门负责人可采用如任免升迁、物质奖励、引咎辞职等政治责任的形式予以规范。

第二，城市人民政府限期达标责任。修订草案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使空气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并逐步改善。为确保这一责任的落实，修订草案第11条针对城市人民政府设置了限期达标的责任。根据规定，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编制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并按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实现限期达标。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开，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草案第15条第2款规定，有关城市人民政府未完成限期达标任务的，由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监察、人事等主管部门约谈其主要负责人，并向社会公开。对于草案的这种制度构建，我们存在两点疑问，一是它能否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切实保障限期达标计划的落实。根据草案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并不负有限期达标责任，同时一部分城市人民政府的限期达标计划仅需要报环保部备案，建议将限期达标规划的责任主体扩大至省一级人民政府，由上一级环保部门审查拟备案限期达标计划的可行性。二是对于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城市人民政府，仅以约谈予以约束是否合适与足够。首先，约谈并不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责任承担形式，容易使得被约谈对象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忽略依法行政的问题，不区分合法企业与违法企业，而一并予以限期整改、关停。其次，约谈产生的是政治压力，没有体现经济制裁，建议仿行美国大气环境治理中州实施计划，对未完成限期达标计划的地区实施经济制裁措施，主要是区域限资，即限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该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支持力度。

第三，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法律责任。修订草案增设第五章，规定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机制，要求重点区域应当制定联合防治行动计划，提高本区域产业准入标准，并在规划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方面建立起区域协作机制。但在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缺乏有关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的法律责任规定，这无疑会制约制度目标的实现。因此，建议在法律责任部分，应当设立专门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法律责任，如针对信息通报、联合执法等方面设立一些新的责任。[10]为体现区域公平理念，国内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应当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共同责任原则，主要内容包括两点，一是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强调共同责任，强调该责任是各区域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的监管责任。二是这种共同责任是有区别的共同责任，这种区别责任是由不同行政区域的发展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的历史和现时差异所决定的。应当充分考量重点区域内不同政府辖区内排放对污染的贡献，并据此分配责任份额。

第四，国家大气污染防治保障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大力支撑，自然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和法制保障。为确保大气污染科学研究的有效开展，美国政府通过《清洁空气法》，规定了联邦政府在负责制定全国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全国大气污染治理计划的同时，要求联邦政府积极开展各项大气污染科学研究。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科学研究，如环保部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而开展的《清洁空气研究计划》2014年度项目，2013―2017年预期投入经费10亿元，以突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与综合减排、空气质量监测与污染来源解析、重污染预报预警与应急调控、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和环境经济政策等技术任务，并构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体系，并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实施工程示范。本文建议，应当在立法中确立国家保障并支持大气污染科学研究的规定，确保科技治霾的法制化。

结 语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一读程序的开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讨论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本文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理论导向，着力解决新时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在法律原则上，建议结合新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通过法律条文确立大气质量优先原则、大气污染防治预防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共同责任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原则;在治理机制上，建议改变现行的以政府针对污染源企业的单向度的行政管制模式，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大气环境治理的保障机制，引入市场经济激励工具和社会化的保险机制，坚持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基本法”定位，并在立法体系中与其他相关立法做好衔接、配合;具体法律制度上，本文选取两个基点，建议在草案中确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确保公众参与大气环境治理得到切实的法制保障，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府大气环境法律责任，确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确实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结构、治理模式的选择，也有具体制度的设计，需要反复斟酌、广泛讨论，以更开放式的全方位思考，不仅是制度设计理性的要求，也是环境公共治理机制的体现。修订草案诚然有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创新之处，如低排放区、分类污染源防治措施的改进等，囿于文稿篇幅，本文暂不作讨论。本着参与精神，本文选取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过程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加以论述，希冀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完善有所裨益。

注释：

（1）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环境保护部部长就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作的说明。

（2）参见中国环保网：“大气污染防治法27年首次全面修订”，http：//，2014-12-23。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第5条：“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4）有关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参见：高桂林、陈云俊：《大气污染防治公众参与的法经济学分析》，载《陕西社会科学》，2014，（11），第81-87页;李艳芳：《公众参与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3），第52-54页。

（5）有关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理由，还可参见李俊斌，刘恒科：《地方政府环境责任论纲》，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2），第75页。

参考文献：

[1]常纪文.《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修改建议[J].环境保护，2015，（21）：37.

[2]沈宗灵.法理学[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2版）：47.

[3]曹明德.对修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再思考[J].政法论坛，2012，（6）：178.

[4]王灿发.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J].中国法学，2014，（3）：46.

[5]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华夏风，译.国外社会科学，1999，（1）：19.

[6]柯坚.环境法的生态实践理性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41-143.

[7]张伟伟，张宇.发达国家低碳投融资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3，（7）：67.

[8]徐以祥，刘海波.生态文明与我国环境法律责任立法的完善[J].法学杂志，2014，（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