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农村老年人；慢性病；现况调查；防治探讨

[中图分类号] R197.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4）12-53-03

慢性病是严重威胁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我国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主要慢性病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加强慢性病防治对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内外有关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已有不少文献报道，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的患病率不尽一致[2]。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村社区慢性病的防治工作，2013年8～10月本中心课题组对所辖的农村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开展慢性病的现状调查和防治对策的探讨，现将有关资料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青村镇6个自然村中60以上的老年人5013例，完成调查和体检者4309例，占85.9%，其中，男1833例，占42.5%，女2476例，占57.5%，年龄最小60岁，最大97岁，平均年龄（67.1±6.7）岁；接受采血检测者4281例，占99.3%。

1.2 方法

培训课题组成员，设计统一的基线调查表和观察指标，规定调查的时间节点和检测仪器。现场调

查（包括一般情况、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脑卒中等慢性病史），体格检查：测量身高、体重，计算BMI和空腹血糖（FBG）、血清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C）、甘油三酯（TG）和高密度脂蛋白（HDL-C）等血液生化检测。

1.3 疾病判断标准

高血压：收缩压≥140mm Hg和舒张压≥90mm Hg，及已确诊为高血压患者；（2）冠心病：按照2010年国家卫生行业标准[3]；（3）糖尿病：按照2010《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诊断标准[4]，及已确诊为糖尿病者；（4）脑卒中：按照1995年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5]，并经CT或磁共振（MRI）确诊的；（5）超重与肥胖：参照相关文献[6]。

1.4 统计学方法

将各种慢性病、年龄、性别等数据建立excel数据库，将有关数据输入数据库，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

完成体检4309例，占85.9%；采血检测4281例，占99.3%；其患病率：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分别为4.2%、6.4%、53.7%、8.7%、12.7%；血脂异常率：TC、TG、HDL-C、LDL-C，分别为40.1%、25.9%、21.8%、23.1%。

3 讨论

据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结果显示[7]，我国居民慢性病的患病率高达20%，中老年人平均患有3.1种疾病，在疾病的负担中慢性病占70%。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大城市开展社区慢性病的防治工作，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延缓并发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农村社区开展慢性病的防治工作起步较晚，导致慢性病的患病率明显上升，逐渐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本世纪初国家把慢性病防治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农村地区，大力开展“六位一体”服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居民的体力劳动明显减少，不少居民长期居家休息，缺失活动，居民自我保健意识薄弱，导致各种慢性病的发生与发展，社区慢性病防控依然十分严峻，需要不断探讨与思考。

本次调查发现，青村镇老年人群中慢性病的患病率普遍较高，尤其是高血压，高达53.7%，明显高于本市其他地区[8]，其次为肥胖、糖尿病、脑卒中和冠心病。血脂的总异常率为61.8%，均高于其他报道[9]。尤其是女性的血脂异常率明显高于男性，与女性慢性病的患病率成正比。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缺少体能锻炼，可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与发展，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10]。本研究认为，导致农村地区老年女性的高患病率，可能与老年女性的居住环境以及生理变化有关，长期蜗居家中，缺少活动和锻炼，导致免疫功能下降。同时，该人群普遍存在着重口味现象，食盐过多，水钠潴留，造成血压升高。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首先，要加强高血压病的分级管理，特别关注老年女性的健康教育，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提倡科学合理的膳食和体能锻炼。

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必须丰富“六位一体”内涵，社区健康教育，不仅仅限于心理、行为、饮食、运动等方面的照顾，还要对其家庭生活、卫生环境、人际关系、婚姻状况、合理用药、遵医行为等相关因素进行积极干预指导。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卫生资源，建立社区综合防治体系，加强全科医学和家庭医师的培训和管理，建立健全社区慢性病防治工作制度和硬件投入，通过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实施电子病历信息化管理，随时处理监测对象的疾病变化与发展，从而降低慢性病的患病率和并发症，提高老年人的期望寿命与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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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

1．1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择东莞市大岭山镇辖属大塘朗、新塘、马蹄岗、金橘及中心社区5个社区400名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共收回有效问卷371份，其中男195名，女176名；平均年龄70．6岁；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小学为主，分别占32．39％、22．25％、34．79％；职业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分别占52．84％、31．75％；月收入以大于1000元为主，占56．20％；医疗保险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主，占75．70％。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在60岁以上，无严重视力、听力障碍和精神疾患及语言沟通障碍，自愿参与本研究。

1．2研究方法

1．2．1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正式调查前先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结果修改完善后进入正式调查。正式调查前全面培训调查员，统一调查标准。采用入户面对面询问方式进行调查，所有问卷由调查人员填写并当场收回。

1．2．2调查工具参考相关文献，自行设计《东莞市社区老年人护理需求现状调查》问卷。问卷调查内容：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水平、医疗保险状况等；患病情况，如高血压病、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肿瘤等；护理需求，包括对健康指导、定期体检、上门诊疗服务、家庭访视、家庭病床等的需求；护理需求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经济水平、职业、文化程度、慢性病患病情况、医疗保险等。

1．3统计学方法用EpiDate3．1录入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用率或构成比描述，单因素分析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用Logistic回归，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意义。

2结果

2．1东莞市大岭山镇社区老人慢性病患病情况371名调查对象中，患调查问卷中所列举疾病者267名（71．97％），其中患两种及两种以上疾病者105名（28．30％）。患病居前5位的依次是高血压病、关节炎、糖尿病、心脏病、脑血管病，分别占39．34％、15．90％、10．51％、5．40％、2．70％。

2．2东莞市大岭山镇社区老人的社区护理需求现状东莞市大岭山镇社区老年人护理需求服务项目中，目前需求最高的前5项分别是定期进行体检、提供健康知识宣教、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和家庭访视、慢性病长期护理、上门诊疗服务；需求性较低的是提供生活护理服务和临终护理。

2．3东莞市大岭山镇社区老人护理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影响东莞市大岭山镇社区老年人选择护理服务的因素主要是慢性病患病情况、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经济水平越低，护理需求越大；文化程度越低，护理需求越大；所患慢性病程度越重，护理需求越迫切。

3讨论

3．1东莞市大岭山镇社区老年人家庭护理需求现状东莞市大岭山镇辖下共24个村委会（社区），老年人（60岁以上）所占人口比例约为12％，人口结构已经呈现老龄化趋势，个别社区60岁以上老人所占人口比例更是高达17％，老龄化的情况不容忽视。本次调查显示大岭山镇社区老年人慢性病的患病率达71．97％，其中患两种及两种以上疾病者占28．30％。说明社区老年人患慢性病的比例较高，且年龄越大，同时患多种慢性疾病的比率上升，这与国内王春梅等的调查结果一致。慢性病病程长、恢复慢、致残率高的特点决定了病人康复过程主要围绕家庭和社区开展，老年人所患慢性疾病越多，病人就越希望获得来自社区快捷、有效的护理服务，以促进其早日康复。本调查显示，在家庭护理需求中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体检，其次是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和家庭访视。但目前社区老年人护理需求被满足的程度较低，社区护理服务状况不容乐观，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乡镇社区护理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人力资源有限，以及老年人对社区卫生服务站能提供的社区护理服务项目及范围还不了解等。调查发现影响老年人选择社区护理主要是费用问题，慢性病患病程度、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均不同程度影响其生活质量，从而制约着老年人对社区护理服务的需求。

3．2建议及对策

3．2．1进一步完善社区老年人健康档案为了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群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岭山镇已初步为镇区老年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对社区老年人存在的不同健康问题和患病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仅限于建档时社区老年人的患病情况，缺乏阶段性的老年人生活质量监测和护理需求记录，健康档案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实现动态管理，大岭山镇政府2012年举办了“情系社区，呵护健康”为主题的社区健康服务，为所辖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免费的身体检查，对老年人的患病情况及护理需求进行了跟踪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体检结果为其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保健措施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教育和生活方式干预，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完善和更新了健康档案，实现了动态管理。这项举措得到了社区老年人的普遍欢迎，满足了社区老年人的首要需求。

3．2．2发挥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作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社区保健工作的重要场所，承担着医院外的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护理工作。本研究调查发现老年人护理需求比例较高的是上门诊疗服务和家庭访视。大岭山镇现有1个社区医疗中心和9个卫生站，目前10个社区医疗站点均有一支医疗“单车队”，这支由社区全科医生、社区护士和公共卫生医师组成的医疗保健小分队，采取主动上门服务的形式深入居民社区、家庭。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五位一体”的综合服务，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测血压、进行身体检查，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病人提供定期的复查，了解病人服药的效果，适当调整治疗方案。同时，针对一些病人的不良生活习惯进行宣教，针对老年孤独等问题提供心理辅导。医师团队足迹遍布乡镇社区，每月随访人数超过4600人。

3．2．3拓展多种社区护理形式设立家庭病床：提供专业的基础护理服务，如注射、换药、导尿、吸氧、鼻饲、造瘘护理等。慢性病的长期护理：制定监测卡，定期上门访视进行监测，如高血压、糖尿病病人要定期监测血压、血糖等并做好记录，同时教导病人学会自我监测血压、血糖。多形式健康教育：如开展热线电话健康知识咨询，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小讲座等。

第3篇：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老年；2型糖尿病；社区护理；护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R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12）01-0027-01

1 背景

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中国最新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在年龄≥20岁的中国人群中，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患病率分别高达9.7%和15.5%，以此推算目前中国有9240万成年人患有糖尿病，有1.482亿人处于糖尿病前期[1]。当前是我国糖尿病的预防和控制的关键时期。防治糖尿病的五驾马车包括科学合理饮食、适当运动、药物治疗、血糖监测、健康教育，其中糖尿病教育是血糖控制的前提；适当运动、科学合理饮食是基础；药物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方法；血糖监测是血糖控制的重要手段。只有防治糖尿病的五驾马车并驾齐驱，方可使血糖获得理想控制。

根据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报道，社区护理是所有防控手段中花费低，收效大的一种。社区护士参与糖尿病管理的效果显著，除了疾病特点外，还与社区护士的工作属性和糖尿病社区护理的具体策略相关。在糖尿病管理中，社区护士不仅需要评估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分析导致疾病发生的生理、心理、社会等诸多因素，还要善于针对不同的对象给予适当的、有针对性的护理与健康教育改善糖尿病管理效果的途径有多种，包括提醒患者会诊的时间，让患者及时将信息反馈给经治医生，对个别患者采取特异性的治疗，病例管理，医生能力培训以及多方面的质量改进干预等。以上措施最有效的是社区护士全程参与的糖尿病管理模式[2]。

2 国内社区护理的内容与方法

2.1 社区护理主要是对社区糖尿病患者及其周围人群进行糖尿病防治五方面，即科学合理饮食[3, 4]、适当运动、药物治疗[5]、血糖监测、健康教育[6]等进行管理和干预[7]。

2.2 方法

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通过对社区内糖尿病患者提供包括健康指导、行为干预、心理治疗、定期随访[8]以及指导药物治疗等措施,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达到控制血糖,减少并发症的目的。展开健康教育讲座、追踪观察、团队形式或非团队的护理路径干预等。

孔桂花，林少玲，荣丽红[10]的研究表明护理干预确实对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在疾病认知、不良生活行为的改变、自我检测能力及对血糖控制[9]等方面的影响。

刘晓明、房彦红等进行的研究其具体措施是出院1 个月左右进行1 次家庭随访。目的是了解患者的家庭情况，取得家庭的最大支持，为患者遵医提供家庭帮助。从第2个月开始每月发放1次病情追踪卡。目的是了解患者在控制疾病方面遵医行为如何，存在什么问题，以便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与患者保持电话联系，经常提醒和监督患者遵医，患者也可以随时来电话咨询[11]。

段海瑛和黄松的干预方法是应用护理路径控制社区糖尿病血糖。实施9个月后,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化验结果、认知和信心进行比较评价。结果实验组化验结果、认知和信心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意义(P

由李国强； 王亚平； 王志忠； 王晶等研制糖尿病社区干预病历使糖尿病干预流程化。项目管理实施中组建以糖尿病干预组为核心的卫生服务团队[13]。

对于社区糖尿病患者和其他健康、亚健康人群对其进行采取健康大课堂、发放宣传材料、组织社区集体活动等形式，积极开展科学合理饮食、适当运动的健康教育及行为指导的社区综合干预措施能够帮助患者提升自身对疾病的认知,改善自身行为习惯并有效地保持。

李玫，许瑞珍和孙涛的研究中强调了糖尿病病人医院护理与社区护理互动模式。通过落实医院与社康中心双向转诊制度，探索糖尿病病人医院与社区护理互动管理模式的逐步实施，由社区护士将工作分组对出院的糖尿病病人进行家居管理及随访观察和定期评价。此管理模式的实施对糖尿病病人的护理出现了预期的良好效果并将继续进行随访观察及评价。[14]此中模式比较好地实现了医院医疗和社区卫生之间的有效流动，既能够减轻综合医院的医疗压力，同时也很好体现社区卫生服务的价值，对于目前社区医疗只是开药现状不啻为一种有效手段。

3 目前我国社区护理干预的存在问题

社区和医院的紧密联系。患者经医院治疗后，回到社区生活。目前社区卫生服务的不完善，社区医疗与医院医疗脱节，患者在社区是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疗。社区的有效护理干预没有衔接上。而且社区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信任度尚未建立和健全。

各种文献报道的成功经验，样本数量普遍较小，时间一般是3个月到半年，最长的是1年。说明社区服务目前在我国处于发展时期，从社区工作人员到恰当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乃至有效的护理干预手段处于摸索中，广泛推广尚需时日。

4 讨论

社区护理在防治糖尿病中的效果明显，同时经济投入的成本低[15]。

它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遵医行为，同时防治并发症。改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科学运动，提高其预防疾病的健康知识。有效指导患者消除避免糖尿病的易感因素。

社区护理的干预手段诸如健康教育讲座、健康教育宣传材料、科学运动、合理饮食等对非糖尿病患者也同样受益。可以起到提高社区全体居民的健康意识、健商水平。而且，由于同伴的教育作用同样可以促进糖尿病患者保持良好的遵医行为。

综合社区护理干预的成功经验，即在加强社区护理干预的各项措施的同时，应加强糖尿病医院综合治疗在社区的延续性，保证患者的治疗到位，护理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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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糖尿病；患病率；城区居民；流行病学

中图分类号：R587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0931（2016）01－0058－03

糖尿病的发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生活方式、居住条件、生活水平等。它是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之一，已成为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之后第3位严重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1］。目前为止，我国有成年糖尿病患者9240万［2］，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了解黄冈市黄州区居民糖尿病流行的影响因素及现况，为糖尿病的早期干预及预防提供依据，于2013年对黄州区18岁以上居民糖尿病患病率、知晓率、控制率及相关内容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黄冈市黄州区具有黄冈市户籍并且居住半年以上的18岁以上居民进行调查，共调查32293人，相关人口数据来源黄冈市统计局。

1.2方法

采取入户或者社区问卷调查并进行相关健康检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家庭人口、婚姻、文化程度和疾病史等基本情况。健康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和血糖，同时计算体质指数（BMI）。

1.3诊断标准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糖尿病诊断标准［3］，依据此标准：符合下列条件中任何一条即确诊为糖尿病：（1）空腹血糖（FPG）≥70mmol／L；（2）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餐后2小时血糖≥111mmol／L；（3）县级以上医院确诊且两周前正在接受治疗者。糖尿病知晓率：（知道自己已患糖尿病例数／符合诊断标准糖尿病例数）×100％；糖尿病治疗率：（最近一个月使用降糖药或者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例数／本次调查前知晓的糖尿病患者例数）×100％；糖尿病控制率：FPG≥70mmol／L（曾经确诊糖尿病例数／本次调查前接受治疗的糖尿病患病例数）×100％。

1.4统计分析

数据输入EpiData软件，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记数资料比较用χ2检验，其中年龄、文化程度和BMI分析采用趋势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不同性别、年龄组糖尿病患病率

共调查32293人，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为13569和18724人，男女比为：072∶1；其中糖尿病2800例，总患病率为867％，标化患病率为738％（按照黄州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标化），男性1126例，患病率为830％；女性1674例，患病率为894％；男女性别患病率比为092∶1。性别间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0，P＜005）。调查18～70岁人群中，糖尿病患病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χ2趋势＝176182，P＜001），见表1。

2.2不同教育程度居民糖尿病患病率

文化程度越高，患病率越低（χ2趋势＝30417，P＜001）。其中文盲患病率最高，为1402％，见表2。

2.3不同BMI居民糖尿病患病率

随着患者BMI增长糖尿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χ2趋势＝26975，P＜001），其中BMI≥28kg／m2人群患病率最高，为1495％。见表3。

2.4糖尿病知晓率、药物治疗率和控制率

本次调查检出的糖尿病患者知晓率、药物治疗率和控制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6507％、5686％和2410％。不同年龄组间的糖尿病知晓率、药物治疗率、控制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见表4。

3讨论

本次调查黄冈市黄州区18岁以上居民糖尿病标化患病率为738％，低于全国糖尿病患病率965％［4］，糖尿病患病率男性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信息中糖尿病患病率男性与女性无差异［5］有区别。自30岁始患病率就逐渐升高，糖尿病发病呈年轻化趋势，这可能与该年龄人群的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和工作环境有关。这个年龄段担负着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应酬多，饮酒机会多，饮食结构不合理，不注重锻炼，影响了身体内分泌功能导致糖尿病患病率升高。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文化程度升高糖尿病患病人数降低，原因可能是教育水平高的人群能较好的掌握糖尿病预防知识，自我保护意识强，能合理安排饮食结构，注意锻炼，主动预防疾病的发生。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群患病率较高，这说明应针对这类人群制定相应的健康教育方案，提高这类人群对糖尿病知识的了解。资料显示，糖尿病患病率随着BMI的升高逐渐升高。肥胖是Ⅱ型糖尿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6－7］，通过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饮食结构，合理安排膳食，改变居民生活方式，控制体重，抑制肥胖，可以有效的减少糖尿病的发生。黄冈市黄州区18岁以上糖尿病的知晓率、药物治疗率和控制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6507％、5686％和2410％，与1988年调查知晓率333％、治疗率272％及控制率97％［8］相比明显升高。本次调查糖尿病控制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分析原因与患者治疗方法中大部分患者首选药物治疗，有些患者不能坚持服用，忽视合理饮食、体育锻炼等其他综合治疗的方法有关，尤其是50岁以下的人群糖尿病知晓率和控制率均低于50岁以上人群。应着重提高中青年人群对糖尿病的认识，加强对中青年人群糖尿病的宣传教育及早期筛查。慢性病的形成是生活习惯、环境、饮食结构、居住环境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仅是慢性病形成的因素，也是干预因素［9］。糖尿病危险因素与饮酒、超重、肥胖、睡眠质量和饮食结构等生活方式有关。通过本次对糖尿病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BMI、知晓率、药物治疗率及糖尿病控制率的调查，应大力倡导居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和对不良行为进行干预，加大宣传力度，有效提高全民素质和健康认识。广大医务工作者要进社区加强宣传和指导，让社区居民掌握良好的生活习惯，正确饮食，合理膳食，有效控制体重，提高居民对糖尿病知识的了解以达到降低黄州区居民糖尿病患病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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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

【摘要】

目的 掌握银川市学校传染病爆发疫情流行现状与趋势，了解银川市各级各类学校传染病防控管理现状。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银川市184所托幼机构、小学、中学和大中专院校，对银川市学校传染病爆发疫情及传染病防控管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银川市传染病爆发疫情95.63%在学校；主要以呼吸系统传染病为主（占83.61%），肠道传染病次之（16.39%）；兴庆区、西夏区、金凤区三区共发生129起，占70.49%；小学校多发，占59.56%；私立学校占有一定比重，达20.57%；城乡学校均有发生，城市占53.71%，农村占46.29％；吊庄地区和城乡结合部占有一定比重，达27.43%；冬春季多发，主要为呼吸系统传染病高发期；夏秋季主要为手足口病、其次为呼吸系统传染病高发期；各级各类学校75.0％成立传染病防控组织机构、23.91％设立医务室、配备保健医生、70.4％传染病防控管理制度健全、73.6％制定应急防控预案、71.1％完善传染病爆发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登记报告、62.5％开展晨检、68.9％开展因病缺勤及病因追查、70.2％开展传染病早期症状、疑似病病人患病及病因排查、76.5％实施传染病人隔离、60.6％落实常规消毒、92.9％完善预防接种证查验。结论 银川市学校传染病防控现状中还存在一些的问题，应建立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学校传染病综合管理及防控水平。

【关键词】 学校；传染病防控；调查分析；对策探讨；银川

学校是人群集聚的特殊公共场所，在人群免疫和传染病流行规律上有其特殊性，一旦发生传染病疫情爆发，流行强度较大，传播较快。为全面掌握银川市学校传染病爆发疫情流行现状与趋势，了解银川市各级各类学校传染病防控管理现状，特组织进行专项调查研究。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学校传染病爆发疫情资料来自银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资料。学校传染病防控情况资料来自银川市疾控机构抽样调查。

1.2 调查方法

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银川市6个县区各级各类学校，按城市、农村2个水平分层，按托幼机构、小学、中学和大中专院校分类，随机抽取184所学校为调查对象。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等有关规定，设计调查表，内容包括学校传染病防控组织管理、队伍建设、管理制度、学生晨检、因病缺勤追查、传染病监测报告、隔离、消毒及预防接种证查验等工作落实情况。

1.3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由市、县(区)疾控中心专业人员组成，调查前统一培训，调查采取现场问卷的方法进行，数据采取双录入、双复核。

1.4 统计学方法

调查结果经编码后统一用Epi Data3.0建立数据库，用SPSS 12．0进行数据整理和结果分析。

2 结果

2.1 银川市学校基本情况

银川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46所，其中公办学校285所（63.90％），民办学校161所（36.10％）；城市学校203所（45.52％），农村学校243所（54.48％）；其中幼儿园187所（41.92％），小学184所（41.26％），中学60所（13.45％），大中专院校15所（3.36％）。共有在校学生283829人，其中幼儿园17266人（6.08％），小学106532人（37.53％），中学97740人（34.44％），大中专院校62291人（21.95％）；共有教职工19601人，其中幼儿园1508人（7.69％），小学4755人（24.26％），中学6982人（35.62％），大中专院校6356人（32.42％）；其中有寄宿的学校80所（17.94％），有食堂的学校234所（52.47％）。

2.2 银川市学校传染病爆发疫情流行病学特征

2007至2009年4月银川市共报告183起传染病爆发疫情，其中2007年34起，2008年115起和2009年（至4月）34起。其中发生在学校的传染病爆发疫情有175起（95.63%）。

2.2.1 爆发疫情病种

主要以呼吸系统传染病为主（占83.61%），肠道传染病次之（16.39%）。其中水痘爆发疫情80起（43.72%），流行性腮腺炎37起（20.22%），手足口病27起（14.75%），风疹21起（11.48%），流感8起（4.37%），麻疹6起（3.28%），感染性腹泻2起（1.09%），甲肝、肺结核各1起（分别占0.55%）。

2.2.2 爆发疫情地区

主要发生兴庆区、西夏区、金凤区，三区共发生129起（70.49%）。其中兴庆区64起（34.97%），西夏区38起（20.77%），金凤区27起（14.75%），永宁县19起（10.38%），灵武市18起（9.84%），贺兰县17起（9.29%）。

2.2.3 爆发疫情机构分布

发生在小学校109起（59.56%），托幼机构33起（18.03%），学22起（12.02%），大中专院校9起（4.92%），孤儿院2起（1.09%）；其中发生在公立学校139起（79.43%），私立学校36起（20.57%）。

2.2.4 爆发疫情城乡分布

发生在城市学校94起（53.71%），农村学校81起（46.29％）。其中发生在吊庄地区和城乡结合部48起（27.43%）。

2.2.5 爆发疫情季节分布

3月（8.11％）、4月（9.46％）、11月（16.89％）、12月（14.86％）主要为呼吸系统传染病，呈明显的季节性，冬春染病高发期；5月（18.92％）、6月（19.59％）主要为手足口病，其次为呼吸系统传染病高发期；1、2月和7、8月（寒暑假期）疫情发生较少。

2.2.6 爆发疫情首次报告发病数

175起学校传染病爆发疫情首次报告5例以下的38起（2.86％），5例～ 102起（58.28％），10例～ 28起（16.00％），20例～ 4起（2.28％）； 50例以上3起（1.71％）。

2.2.7 爆发疫情波及范围

爆发疫情大多控制在较少病例，部分疫情有扩散现象，出现了二、三代病例。爆发疫情及波及范围情况见表1。表1 银川市学校传染病爆发疫情波及范围序号波及范围（略）爆发疫情

2.2.8 多次发生爆发疫情的学校

175起爆发疫情发生在160所学校，其中11所学校近两年均发生了2-3次传染病爆发疫情，11所学校中吊庄地区学校5所（45.45%）。

2.3 银川市学校传染病防控管理现状

2.3.1 学校传染病防控组织机构及防控队伍建设

调查184个学校中，成立主管校长负责制的学校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等组织机构的138所（75.0％）。

六个县区分别为兴庆区84.61％(44/52)、西夏区90.0％(18/20)、金凤区94.44%(17/18)、永宁县88.89％（16/18）、贺兰县63.38％（45/71）和灵武市74.07％（20/27）；按照学校类别分，分别为托幼机构73.47％（36/49）、小学63.75％（51/80）、中学97.72％（43/44）和大中专院校72.73％（8/11）。

设立医务室、配备保健医生的有44所（23.91％）；其中托幼机构为28.57％（14/49）、小学6.25％（5/80）、中学34.092％（15/44）和大中专院校90.91％（10/11）；指定专人负责登记报告工作的有95所（51.63％）。

2.3.2 学校传染病防控相关制度建设

学校应当制定的传染病防控相关制度至少包括7种(7种制度制订5种以上，即视为制度基本健全)，经调查学校传染病防控管理制度健全率为70.4％，其中托幼机构为77.0％、小学72.7％、中学68.7％和大中专院校60.6％。

学校应急防控预案制定率为73.6％，其中托幼机构为72.1％、小学75.8％、中学71.3％和大中专院校70.0％。

2.3.3 学校传染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学校规范开展如下工作并较完整造册登记到位率分别为：传染病爆发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登记报告71.1％、晨检62.5％、因病缺勤及病因追查68.9％、传染病早期症状、疑似病病人患病及病因排查70.2％、传染病人隔离76.5％、常规消毒60.6％、预防接种证查验92.9％。

3 讨论

3.1 银川市学校传染病疫情爆发因素分析

3.1.1 防控组织机构与防控队伍不健全

银川市各级各类学校成立传染病防控组织机构的只有75.0％，个别地区、学校只达到60％。学校在常规防控工作中，组织机构不能够根据变化及时调整，机构人员还对工作职责不够明确，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整体缺乏组织领导、系统管理。《学校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学校要设医务室、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等。调查的学校中设立医务室、配备保健医生的仅为23.91％，而且多数学校的医疗保健服务设施不全，且只有51.63％的学校指定专人负责登记报告工作。

3.1.2 防控相关制度建设不够完善

学校传染病防控管理制度健全率仅为70.4％，无制度、制度不全或有制不执行情况普遍存在。73.6％的学校制定了传染病应急防控预案，但对预案的启动不能分级响应，预案中的应急措施不能规范落实。

3.1.3 学校晨检工作不规范或流于形式

晨检是学校传染病监测的第一道关口，但40%的学校未开展晨检工作；多数学校不能坚持晨检，班主任对晨检记录简单粗糙，对早期症状不能准确描述，对晨检情况不作连续分析，晨检信息未能分析利用，未能做到对传染病人的早发现、早报告。

3.1.4 因病缺勤追查不到位

31.1%的学校未开展因病缺勤追查工作，因病缺勤追查率68.9％，学校不能对已发病的学生及时掌握和统计，学生患传染病未满隔离期返校上课的情况学校不了解等而未对传染源隔离是造成传染病扩散蔓延的直接原因。

3.1.5 疫情报告不及时

银川市各学校发现疫情较迟，首次报告5例以下仅占2.86％，58.28％报告时已达到5～10例，38.86％报告时已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校发生疫情后，相关人员疫情报告程序不清、疫情的不及时报告严重影响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早处理疫情的时机。

3.1.6 隔离不彻底

多数学校对患病学生未严格隔离，对每位患病学生的隔离期限不管理、不把关，以致患病学生形成社会中新的传染源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播。

3.1.7 消毒质量不达标

多数学校不能够认真执行消毒工作，有的学校未安排专人负责消毒；学校负责消毒的人员对消毒的技术不掌握，对消毒的浓度不计算、只估摸，对消毒的作用时间不把关等，消毒区域不彻底，消毒次数不坚持，消毒效果未能达标，疫情传播途径未能阻断。

3.1.8 重视程度加大

近些年随着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颁布执行，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以及教育部门等都加大了对传染病、尤其是学校等集体人群传染病防控的重视程度，学校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灵敏度增强，大大提高了疫情报告率。

3.1.9 监测系统改变

银川市卫生部门不断建立完善了传染病监测报告网络，2004年起逐步启用了包括各级医疗卫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内的、乃至延伸至农村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民营私立医疗机构在内的传染病疫情直报互联网网络系统，大大提高了传染病监测报告的及时性和报告率。近两年又启动了流感、痢疾、麻疹、肺结核、病毒性肝炎等专项监测系统，传染病报告率较前些年有所上升。随着国家传染病预警监测信息系统的启动，传染病爆发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阈值低定，目的是提高监测报告敏感程度，致使爆发疫情起数增加。

按照有关规范，银川市2004年之前只有原市区老城区属于丙类传染病监测区，2004年全面实行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后全部地区进行丙类传染病报告；2004年以后开始对水痘（不属于法定传染病）爆发疫情进行报告；手足口病2008年纳入丙类传染病等也致使传染病报告有所增加。

3.1.10 免疫程序变化

1998年起取消了7岁组麻疹疫苗加强免疫，停止了对大中专院校入学新生麻疹疫苗接种和卡介苗（预防结核病）补种，人群麻疹抗体水平有所消减，加之近年大中专院校扩大招生范围和人数，面向全国招生，传染源和易感人群大量流入银川市。

3.1.11 诊断水平提高

银川市集多个区、市技术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医疗机构，近年各级医疗机构对传染病的诊断、治疗水平不断提高，提高了传染病的发现率，从而提高了传染病的报告率。

3.1.12 监测人口改变

近两年流动人口性不断增加，银川市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失地农民的增加，农村吊庄政策的推行等，人口总数明显上升、结构发生变化，免疫薄弱人群加大等，传染病发病率有所增加。

3.1.13 疾病流行规律

按照传染病流行规律，3～5年出现一个流行高峰年，近两年易感人群大量积累，多种传染病进入流行高峰年。

3.1.14 求医意愿增加

群众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不断增加，家长主动带学生就医的比例增加。

3.1.15 其他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严格规定了群体预防接种的审批程序，由于担心出现群体性预防接种重大事件，一些常规预防接种工作学校不敢接受、疾控部门不敢实施、政府部门不敢批准，包括脊髓灰质炎、白百破、流脑等常规加强免疫接种难以实施，学生未形成稳固的免疫屏障。加之“学校一费制”使二类有价疫苗难以大范围推行实施接种，控制疫情时应急预防接种实施困难；加之二类有价疫苗价格普遍较高，农村、吊庄等经济落后地区学生接种率更低，个别地区学生全部免疫空白，学生对多种传染病普遍易感［1］。

3.2 学校传染病疫情防控对策探讨与建议

各级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条例》、《学校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法律、法规保障，依法促进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的落实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加强政府职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实际问题，给予学校人力、财力、物力、政策上的必要支持；明确学校是学校传染病疫情防控的责任主题，促进卫生、教育等多部门间协调配合，多方面、多管齐下落实学校传染病防控任务。

建立健全学校传染病防控组织队伍建设，完善制度建设，建立预警和长效防控机制，细化管理，落实职责任务，科学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综合管理及防控水平。

进一步提高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的综合能力建设，加强疫情监测的敏感性，开展预警预测，提高常规指导、培训及监督力度，提高应急指导、监督能力［2］，有效防控学校传染病爆发疫情。

转变观念，理顺机制，积极探索建立人群免疫屏障、提高人群免疫水平的合理办法，把常规、长期性预防接种工作作为预防与控制传染病的最有效手段，在少年儿童中构筑起一道稳固的免疫屏障，有效地预防与控制学校传染病。

参考文献

第6篇：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手足口病；肠道传染病；疫情特征；疾病控制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性疾病，具流行性病学统计分析，该疾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的婴幼儿。大多数患儿症状轻微，以发热、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1]。幼托机构是儿童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极易因密切接触而导致疾病的传播、爆发。同样，近几年来手足口病也是金牛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中国预防控制系统中上报的传染性疾病比较靠前的病种之一，其疫情以聚集性流行为主要分布特征。疫情发生后及时报告和得当措置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方法。为积极探索我街道近几年手足口病流行学特征和采取积极有效的控制措施，笔者有意对既往疫情相关数据及措置的情况做一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2010年-2013年金牛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中国疾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上报的手足口病病案信息，及辖区内所有幼托机构、学校及社区发生的手足口病聚集性疫情调查与措置资料。人口统计学来源为2010年-2013年我街道当地公安系统及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的人口参数为基数。

1.2 聚集性病例定义[2]1周内，同一幼托机构或学校等集体单位发生5例及以上病例；或同一班级（或宿舍）发生2例及以上病例；或同一自然村发生3例及以上病例；或同一家庭发生2例以上病例。

1.3 疫情措置反应时间及疫情持续时间[3]把每起疫情的报告并采取相关措施的日期减去该起疫情的首例病人发病日期定为该疫情措置反应时间。把每起疫情的末例病人发病时间减去该疫情的首例病人的时间定为该起疫情的持续时间。

2 结果

2.1 基本概况和感染人群分布特征金牛湖街道社区辖区内共5所小学、3所幼托机构、7个社区居委会、10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数为6.8万人左右。2010年-2013年本社区共发生手足口病528例，分别为2010年89例，占131/10万；2011年168例，占247/10万；2012年123例，占181/10万；2013年148例，占218/10万。2010年-2013年发生聚集性案例分别为：10起；21起；19起；41起。手足口病聚集性发病人数占各年度总发病人数的比例分别为：91.01%（81/89）；90.48%（152/168）；96.75%（119/123）；96.62%（143/148）。

2.2 疫情持续时间聚集性疫情持续时间都在3-8d，平均4.58d。

2.3 疫情流行特征①金牛湖街道2010年-2013年手足口病聚集流行的时间基本相同，均在每年的4-6月份及11月份为发病高峰，但对于一些散发性病例一年四季均有发生。②感染患者区域分布，全区5所小学、3所幼托机构、7个社区居委会、10个村民委员会每年均有聚集性发病的案例。但又以长山幼儿园、金牛湖中心幼儿园、仕金小学、樊集小学、金牛湖希望小学发病率较高。2010年-2012年共发生在上述幼托机构或小学87起，占总聚集性发病的95.60%（87/91）。

2.4 疫情控制措施与措施反应时间因各起聚集性各疫点保育人员、班主任、校医或基层医务人员对手足口病的认知程度不同，对疫情报告的时间也不一致，2010年-2013年共发生91起聚集性手足口病疫情。最短报告时间为6h，最长报告时间为3d。对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到本辖区内手足口病疫点报告，启动应急预案，24h内采取网络直报，采取关班或关园，并对疫点进行科学有效的现场消毒处置。应现场处理后528例感染幼儿为出现二代感染者。在疫情的报告和措置中，疫情的持续时间与措施反应时间呈正相关。疫情发现早、报告及时，疫情控制快；疫情发现与报告时间长，疫情的蔓延广、人数多，控制时效时间长。

3 讨论

金牛湖街道2010年-2013年手足口病聚集疫情发生以幼托机构和小学集体单位为主，这是由手足口病的本身性质所决定的，手足口病是一种传播途径广泛的传染病，具有自限性、病程短、病情轻等临床特征，常不引起监护人及患儿的注意。所以，非常容易造成本疾病在集体生活环境中蔓延。

根据本调研的数据显示，手足口病以每年的春秋季节为发病的高峰。这可能与我们南京本地区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有关。同时也受海洋气候的影响，春秋季节气温偏高、湿度上升，为手足口病病原生存和传播提供有利条件[3]。

调研结果中显示2010年-2013年长山幼儿园、金牛湖中心幼儿园、仕金小学、樊集小学、金牛湖希望小学手足口病的发病率较高。可能与这些园区或校区学生数多，幼儿之间隐形接触机会多有关，也与该园区或校区的卫生监管人员的卫生意识、对手足口病的认知程度存在一定的联系。所以，建议加大对园区、校区的卫生监管人员的疾病防控知识的培训，加大社会人群对手足口病知识的认知。使大家能够充分理解疫情持续时间与措置反应时间的关联性。一旦发生疫情，要及时报告、及时措置。以降低手足口病暴发蔓延的风险。

在疫情措置过程中，我们也体会到疫情的措置过程要让群众理解和支持，特别是要加强《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宣教工作，使学校及家长对我们关园、关班的措置方法得以支持与理解，做好学生或儿童家长的风险沟通[4]。在高峰流行季节，学校和幼托机构应加强和完善学生晨检、全日医学观察、因病缺勤病因追问与登记制度，规范报告流程。把手足口病聚集疫情控制在萌芽状态。

参考文献

吴晓华，陶永兴。手足口病的三级预防策略[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0，14（2）：162-165。

向伦辉，袁国平，张京欣，等。上海市宝山区2010年手足口病聚集性疫情流行特征分析[J]，上海预防医学，2011，23（9）：421-422。

第7篇：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肺癌； 发病率； 流行病学； 兰州

[中图分类号] R7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12-396-02

肺癌是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绝大多数肺癌起源于支气管粘膜上皮，故亦称支气管肺癌。近50多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迅速上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癌症杀手，是人类因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全世界肺癌新发病人数逾130万，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1]。而在中国肺癌也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2]。其发病率在城市地区男性占第1位，女性占第2位，在农村地区男女都位居第3位[3]。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甘肃省肺癌死亡率已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4]，而兰州市是甘肃省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中心城区，户籍人口近170万，肺癌的高增长态势也已经成为危害兰州城市居民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

本文依据兰州市市区人群恶性肿瘤登记资料，对兰州市肺癌发病流行特点及发展趋势做初步探究，为探寻病因学研究和健康教育与促进提供线索，并为行政部门制定科学的公共卫生策略和有效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所有资料来源于甘肃省肿瘤登记系统(IARCCanReg4)。为了建立和完善甘肃省肿瘤登记报告管理制度和方法，根据《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年)和《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要求，制定《甘肃省癌症预防与控制纲要》(2005-2010年)，结合甘肃省实际编写了《甘肃省肿瘤登记报告工作手册》，确定了甘肃省肿瘤登记报告的管理模式，并制定《甘肃省肿瘤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由各肿瘤登记处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机构执行。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共69家)参与恶性肿瘤登记报告工作，报告范围是具有兰州市五区户籍的所有恶性肿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病例；报告病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国际疾病分类(ICD)中恶性肿瘤部分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良性肿瘤登记报；报告采用甘肃省肿瘤登记处统一印制的“甘肃省肿瘤新发病例报告卡”；报告内容包括病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工作单位、职业、户籍地址、肿瘤部位、病理学类型、诊断日期和诊断依据等。每一病例都由诊断医师填写，并经过社区医师随访复核后，由各诊断医院上报区、市两级疾病控制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核查，剔除非恶性肿瘤和非本市户籍的病例，检查卡片填写情况，发现漏填、项目不完整或内容可疑者，退回报告单位重新填写。最后由甘肃省肿瘤登记处按照《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和《甘肃省肿瘤登记报告工作手册》的要求对卡片进行审核。对所有登记资料进行ICD编码并剔除重复的工作，剔重工作采用手工直接核对和计算机剔重相结合的方法，并将信息资料录入甘肃省肿瘤登记系统(IARCCanReg4)。对仅有死亡资料而无发病资料的病例，由社区随访医师逐一家访，在获得其生前诊断信息后补充发病资料。

兰州市人口资料来源于兰州市公安局、统计局定期的人口数和人口构成。“市区”指中心城区，分别是城关区、七里河区、红古区、安宁区、西固区，覆盖169万左右人口。本文所指肺癌即国际疾病分类ICD-10中的C33-C34(气管、支气管、肺恶性肿瘤)；组织病理学诊断比例(MV%)为62.11%，影像学诊断比例为31.63%。

1.2 统计方法和指标 全部采用“甘肃省肿瘤病例登记和管理系统”进行数据收集和初步审核；采用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的IARC-Check程序[5]，对病人的肺癌粗发病率及标化发病率进行逻辑审核；用Excel进行数据汇总分析。疾病分类按国际疾病分类ICD-10与国际肿瘤分类ICD-O-3编码。统计指标按国际癌症登记协会(IACR)的肿瘤登记技术指南[6]和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的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7]进行计算，应用年均变化百分比(annualpercentchange，APC)模型分析肺癌发病率的时间趋势[8]。

本文提及的截缩率是35-64岁年龄组的截缩发病率，用35-64岁各年龄组的标准人口调整发病率之和除以世界标准人口中35-64岁所占的比例，单位是10万分之一；累积率是将从出生到设定的年龄(本文设定64岁和74岁)每岁的发病率相加，可作为累积危险度的近似值，用以估计某人从出生到该年龄发生或死于恶性肿瘤的危险性，本报告将5岁作为一个年龄组来做近似估算，单位是%；APC指率的时间趋势分析，反映相对变化的程度。将发病率作为应变量y，年份作为自变量x，拟合直线回归模型y=α+βx+ε，从回归系数β可以估计APC，并用百分数表示APC=100×(eβ-1)，t检验回归系数β是否等于零来验证其变化显著性[9]。

2 结果

2.1 兰州市区新发肺癌诊断资料的质量评价 病理诊断率是(MV%)是评价登记资料完整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它显示了被登记的恶性肿瘤病例的可靠性，本文所指的病理组织学诊断还包括细胞学诊断和血片、骨髓片。2005-2007年兰州市登记的所有肺癌新发病1984例病例中，病理诊断所占比例为62.11%，由于相当部分肺癌患者未做手术，而主要依赖影像学诊断，X线、CT、超声、内窥镜所占比例为31.63%(见表1)。

表1 兰州市区新发肺癌诊断依据比例

2.2 兰州市区肺癌发病情况 兰州市共新诊断肺癌病例1984例，其中男性1440例，是兰州市男性发病第1位的恶性肿瘤，粗发病率为54.17/10万，占总新发病例72.58%；女性544例，是兰州市女性发病第2位的恶性肿瘤，粗发病率为21.55/10万，占总新发病例的27.42%。0-64岁和0-74岁男性肺癌的累积率分别为2.45%和7.65%，女性为0.87%和3.07%(见表2)。

2.3 兰州市区肺癌发病年龄分布 兰州市肺癌发病的平均年龄为64.45，其中男性平均发病年龄为64.74，女性平均发病年龄为63.74岁，72.17%的病例都集中在60岁以上年龄组。而年龄别发病率无论男女都是≥60岁组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年龄组(0-40岁和40-60岁)(见表3)。

兰州市区肺癌年龄别平均发病率曲线呈现出一个峰，40岁以前的发病危险度(即年龄别发病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40-60岁组的年龄别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升高，60-70岁组的年龄别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快速上升，70-80岁组的年龄别发病率随年龄增长仍然上升，但是上升趋势开始趋于缓慢，直到80岁以后发病率才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见图1)。

图1 兰州市区肺癌年龄别发病率情况

2.4 兰州市区肺癌发病的地区情况 兰州市五个区的肺癌新发病例中以城关区最为突出，共1009例，占五区的50.86%，七里河区404例，占20.36%，西固区329例，占16.58%，安宁区和红古区相对较少，分别为171例和68例，各自占五区比例分别为8.62%和3.43%。(表4)。

从发病率分析，城关区肺癌新发病率为39.2/10万，中标率为34.2/10万；七里河区发病率为37.7/10万，中标率为31.1/10万；西固区和安宁区发病率均为43.9/10万和32.7/10万，中标率分别为36.0/10万和27.0/10万；红古区发病率为25.5/10万，中标率为20.3/10万。除红古区外，其他四区的男女合计发病率较高，西固区为肺癌发病率最高的区，其肺癌发病率是红古区发病率的1.7倍。而男性和女性的肺癌发病的累积率无论0-64岁还是0-74岁也都是西固区高于其他各区(表4)。

3 讨论

3.1 兰州市肺癌的发病特征 目前兰州市区肺癌发病率处于较高水平，明显高于同期的国内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男性肺癌的平均粗发病率为54.17/10万，中标率为45.35/10万，女性肺癌的平均粗发病率为21.55/10万，中标率为17.33/10万，分别比《2009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2006年全国城市肺癌男性发病率(34.89/10万)水平高出30.0%，比女性发病率(16.01/10万)水平高出8.2%。此外，兰州市男性肺癌发病列恶性肿瘤顺位的第1位，女性为第2位，与《2009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城市恶性肿瘤发病顺位中男性与女性肺癌发病排位相同[3]。以上分析结果显示，肺癌是威胁兰州市市民生命的主要杀手之一。

从五区的发病率分析，除红古区外，其他四区的肺癌发病率都较高，尤以西固区的肺癌发病率最高，粗发病率为43.9/10万，其肺癌发病率是红古区发病率的1.7倍。而男性和女性的肺癌发病的累积率无论0-64岁还是0-74岁也都是西固区高于其他各区。这表明肺癌是兰州市区的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尤其以工业产业聚集的西固区表现更为显著。因此，环境污染也是肺癌的主要发病因素之一。

年龄别发病率曲线呈现出一个峰，40岁以前的发病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40-60岁组的年龄别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升高，60-70岁组的年龄别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快速上升，70-80岁组的年龄别发病率随年龄增长仍然上升，但是上升趋势开始趋于缓慢，直到80岁以后发病率才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同时，所有新发病例中72.17%的病例都集中在60岁以上年龄组。而年龄别发病率无论男女都是≥60岁组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年龄组(0-40和40-60)。说明肺癌是个老年多发的恶性肿瘤，并且随年龄增长，发病率呈指数增加。从图1可以看出，60岁以上指数曲线呈明显上升，表明60岁以上老年人肺癌的发病急剧上升。而通过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清理了多年来应注销但没有注销的死亡人口以及部分外地来兰上大学的学生户籍迁转的变化等，兰州市总的人口开始呈现负增长。因此，随着社会进一步老龄化，预计肺癌对人群健康的危害将进一步加重。

此外，由于甘肃省恶性肿瘤登记起步较晚，兰州市恶性肿瘤发病率自2005年才作为试点首次登记，数据积累方面存在局限性。再者，由于兰州市死因监测系统建立不完善，通过死因监测与死亡收集的病例资料不完整，加之恶性肿瘤死亡病例漏报严重，也对恶性肿瘤新发病率数据的采集有影响，因而肺癌发病率的时间发展趋势暂不明显，还需要长期的数据积累。

3.2 肺癌发病率现况和趋势对癌症控制的启示 现代研究发现，引起肺癌的病因涉及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全世界多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吸烟是已知与肺癌发病有关的主要的环境因素之一，也是可预防和控制的因素。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制定减少恶性肿瘤的全球目标，提出2015年前减少800多万因恶性肿瘤导致的死亡，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控制烟草，降低肺癌发病率[10]。同时，也有研究表明，美国加州控制吸烟12年后，全州肺癌的发病率下降了6%，肺癌病例减少了1.1万例[11]。

此外，工业发达国家肺癌的发病率高，城市比农村高，厂矿区比居住区高，主要原因是由于工业和交通发达地区，石油、煤等矿物质经内燃机燃烧后和沥青公路尘埃产生的含有苯并芘致癌烃等有害物质污染大气有关。调查表明，大气中苯并芘浓度高的地区，肺癌的发病率也增高。大气污染与吸烟对肺癌的发病率可能互相促进，起到协同作用[12]。

从兰州的资料看，市区成年男性吸烟率近年一直居高不下，这可能是兰州市区成年男性肺癌发病和死亡粗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对非吸烟女性而言，室内烹饪油烟和室内烟草烟雾等因素可能会增加其肺癌发生的危险。

3.3 肺癌预防健康教育应先行 有效控制因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肺癌，应在人群中建立一种有效的健康干预模式，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协调、专家指导宣讲调查及效果评价、以街道、社区为基础组织人群开展健康教育，实施干预措施，并进行效果评价，以提高人群对肺癌危险因素的知晓率，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社区中开展肺癌防治，是投资少、效益大的工作，许多国家通过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大大地降低了癌症的发病率与死亡率。

总之，引起肺癌的致病因素很多，但通过避免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危险因素暴露以及改变个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力加强肺癌预防的健康教育与促进，是肺癌预防行之有效的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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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世界癌症日:全球行动,到2015年避免800万癌症相关死亡[J].世界卫生组织( who.int/zh/)2006,02,03.

第8篇：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社会性别；社会工作；流动人口；艾滋病

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刻社会变迁，从二元社会结构中凸现出来的人口流动成为学术界深入关注的现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被忽视的问题是研究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对农民工流动群体中的女性没有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大多数人（甚至包括许多决策精英和学术界人士），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集体无意识中（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把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文化现象与禁忌、耻辱、歧视、排斥相联系，拒绝正视，保持沉默。[1]在“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体系中，所有不能为现代生物学所解释的“非理性”内容，都被归入与正确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妄的“信仰”，在全球化的挟持下，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大都推崇把人在病患中的能动作用视做工具、把医疗文化看作个人工具理的积淀结果的功利主义理论，从而完全过滤掉文化中至关重要的“神话”或说是“魅”的精神内核。[2]从而将艾滋病认为是为精神的或心理的疾病，由医药专业人员用医疗器械和药品来治疗，[3]或者将道德、伦理的诸多判断加在艾滋病上面，使这一疾病成为“污名化”的社会问题。

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 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了一种介入艾滋病问题的重要力量, 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角色。这就需要将艾滋病预防工作放置在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建设特别是直接相关的社会工作干预中来评估，我国多年对艾滋病的预防干预工作在总体思路上坚持综合防治的思路，力图通过多部门的动员和参与，起到群防群治的效果，但是工作理念和方法都停留在群众工作的初级阶段，社会工作介入明显不足。正是带着这种研究思路，本研究者通过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甘肃评估的发现，力图透过艾滋病这一世纪瘟疫对乡村女性及其流动人口的影响，对流动女性人群面对艾滋病的反应情景做一个相对深入和整全的观察，并通过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性的理论与方法，为新时期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新的视野与策略。

一、项目简介与研究思路

自从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人后，艾滋病在我国也蔓延迅速，目前已进入快速增长期，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广泛流行阶段(Generalized Epidemic)。截止2005年7月，甘肃省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达217例，其中，2005年1-6月发现了57例，占所有感染者和病人的1/4。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天水市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主要分布与高危人群而非普通人群。[4]到2010年10月底，甘肃省共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144例，其中艾滋病病人362例，死亡176例。2010年1月至10月，甘肃省共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16例，其中艾滋病病人63例，死亡32例。从全国范围来看，甘肃省艾滋病呈低流行状态，但形势仍然严峻，尤其是20-49岁的中青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分别占到总报告数的86.80%和84.25%。

《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0-2010）》提出了加强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流行工作，同时提出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在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援助,并借鉴国外成功的防治经验。为此，卫生部与英国国际发展部将合作实施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中英项目是迄今为止我国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中最大的双边合作项目。项目旨在遏止中国日益增长的艾滋病毒传播，提高中国对艾滋病的有效应对能力，即加强我国各级机构控制性病艾滋病传播计划的制定、管理、协调和实施能力；加强性病艾滋病的监测和控制；提高医疗机构性病艾滋病诊治服务质量；提高血液安全和管理的能力；对高危人群实施干预；探索并形成艾滋病关怀和护理的模式；帮助我国实现《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的目标。根据项目对政府艾滋病防治能力评估的要求，对项目的评估从产出（政府防治艾滋病的能力与服务）与影响（公众实际接受的服务与反应）两个维度，对甘肃省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艾滋病防治特殊人群（包括高危人群、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一般人群三个项目相关方抽取了共936个个体样本与102个组织样本组成的总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评估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文化、地域、性别、流动人口状况等多种因素对艾滋病防治行动的影响。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本文将着重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对艾滋病防治特殊人群（包括高危人群、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一般人群作专门的描述与研究，并着重探讨针对女性流动人口通过社会工作介入的艾滋病防治。

二、艾滋病防治：人口流动与社会性别的视角

当代艾滋病的防治经验表明，人口的流动本身与艾滋病并无因果关系，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才进一步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在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中，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实践表明，流动人口数量和规模日益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中国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和较低的艾滋病公共教育水平，甚至被国际界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易感人群”，艾滋病的预防的形势更为严峻。

流动人口与固定人口相比较，在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有如下一些明显的特点：艾滋病的认知状况普遍比较低；人口学特征是以青壮年为主；文化程度偏低；未婚者约占50%；存在着旺盛的性需求；匮乏的艾滋病和性病预防知识，[5]进城打工者知道血液传播、性传播途径的分别是79%、84%；流动服务小姐知道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分别为73%-78%；从客观条件的角度看，进城民工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是一个走出农村而未被城市接纳的边缘人群,其卫生意识淡薄、居住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微、社会地位低下、业余文化活动贫乏、性知识和性健康水平低，直接导致性病、艾滋病发病的提高。一项对江苏省某市5892名返乡建筑工人的体检报告，性病检出率为4.34% ；暂住人口的性病检出率为6.41%，驾驶员为2.71%，而市区同年度性病发病率为28.80/10万。徐臣等对1517名村民进行外出流动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研究，结果有外出史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15.6%显著高于无外出史者的8.8%。山西省1995-1999年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66.7%为流动人口。[6]流动人口所具有的以上这些性质使他们不容易被监测，而且很难得到相关教育和治疗。“作为没有注册、没有档案的公民，他们只能半地下状态地生存在政府官员控制不到的地方。他们不仅受到艾滋病和其他疾病感染的威胁，而且，因为他们要么或在工地的工棚里，或住在城市的边缘，他们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且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预防教育和治疗。”[7]

将社会性别的原则贯彻到对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中，可以发现，在流动人口这个弱势群体中，妇女更是作为一个双重弱势群体出现的，中国乡村外出流动人口中，由于女性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可供选择的职业偏少，因此，流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处于相对不利的就业地位，职业竞争的不利成为这部分女性进入性工作领域的最直接推动力。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指出，HIV/AIDS的流行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以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为基础的社会性别差异、男女之间的权利不平衡、以及妇女的身体暴露，导致了妇女在艾滋病传播中比男性更为易感（王英，2003）。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指出，在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感染者所占比例近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2004年1-9月，女性感染者所占比例已高达41%。一年前，这个比例是35.6%，而在1998年，这个比例仅为15.3%。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则表明，在我国每年的新发艾滋病感染者中，男性和女性感染比例，已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5：1上升到目前的2：1甚至是局部地区的1：1，伴随于此，母婴传播危险性加大。[8]本项目针对甘肃省情况的调查发现，妇女的这种双重弱势特性，在艾滋病的传播中也同样体现出来。

在女性的易受感染者特性中，女性性工作者作为一个桥梁人群受到了更密切的关注，正如瓦塞特性病传播动力学理论所揭示：“在很大程度上，性病的传播是由涉及高危险行为的人和从事高危险传播的人来推动的。高危险传播者通常包括商业性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的顾客。这些人共同组成一个个庞大的、动态的感染和再感染场，这个场有无数个”桥梁和人口总体联结。一个人口总体中若无这样的动态感染场，单单因为存在一定数量的感染者，性病传播是无法持续的。”[9]吴尊友等在云南进行的多项调查表明，酒吧、发廊服务小姐分别有80%、83%承认提供；服务小姐时及与男朋友发生时使用的比例分别是41.3%、11.7%；[10]因此，作为项目的一个重要相关人群―收教所女性性工作者与娱乐场所的女性工作者，是本文最为关注的对象，进行了大量问卷调查与口述访谈。

三、甘肃省HIV/AIDS状况的调查发现

从数量上看，甘肃省目前仍然处于艾滋病的低发病阶段，但是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逐年增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76%的感染者是通过血液感染，70%的为农民和无业者。在艾滋病流行影响因素中，吸毒、共用注射器、性传播、预防知识普遍缺乏等占主要原因。[11]根据全省STD数占总人口数的0.15%和性成熟者中1%在近1个月有过危险及全省有9例（估计实际人数100人），性途径的HIV感染者情况，目前该人群流行率为0.05%，这里假设到2010年增长为3%。由此，估计2003年经性途径HIV（流行率为0.08%），感染人数为200人。2005年为（流行率为0.30%）感染人数600人，2010年则可达到7000人。[12]本次基线调查发现，在甘肃省女性性工作者和女性高危人群中，存在着一些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特点，有待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甘肃省女性感染者的比例逐年增加，男女性别比从1996年前的11.0：1增长为现在的3.4：1。

调查结果显示，在高危场所工作的性工作者和易感者对自己感染性病或艾滋病的机会认为非常大的占4.9％、比较大的占13.3％、不太大的占25.2％、不会的占35.0％、不清楚的占19.6％。其认识程度并不深，防范意识并不强。由于目前政策框架的限制，政府相关部门针对这些人群还没有开展什么实质的工作，所能做的除了低调宣传外，就是少部分地区在高危人群中推广使用安全套等防艾干预措施。这更加限制了这些高危人群对有效预防艾滋病知识的获取。

根据调查数据，高危人群对其所在社区的防艾工作方面的知晓情况是：知道医疗救助的占21.0％，知道生活救助的占4.9％，知道教育咨询占的30.8％，知道综合干预占的1.4％，不清楚占的33.6％。

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女性群体未受到特别的关注，针对女性的宣传工作存在缺陷，目前尚无专门的女性或妇女行动小组或行动计划。甘肃省各级妇联组织结合自己的工作，参与了各级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进行了大量的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等工作，但从总体上来看，对于女性的关注仍然很微弱，对于妇女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作用重视和发挥得远远不够。

从调查资料分析（见表2和表3）可看出性别与知晓程度的情况，在高危人群中知晓程度男女性别比大体相当（见表2），但是女性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比例占到28.8%，说明将近有1/3的受访者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近乎于无，而这一部分性工作者由于处于交易价格较低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长，工作中接待客人的数量较大，接触艾滋病预防相关知识的渠道相对狭窄，为艾滋病的传播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在一般人群中，男性的知晓程度明显高于女性（见表3），但是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比例高达33.3%，随着艾滋病的传播逐渐呈现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的扩展，加大面向一般民众的艾滋病宣传和干预，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同时，通过对性别的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女性对于艾滋病的知晓程度明显低于男性，这说明一方面妇女在参加防治艾滋病工作方面的主动性不够，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针对一般人群中的艾滋病宣传工作中明显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妇女在防艾中的作用不能完全发挥。

总之，从人口流动和社会性别的角度综合评价甘肃省艾滋病预防的工作，可以发现，甘肃省艾滋病预防工作中存在着以下整体性的挑战。

（一）知识、态度与行为的三重偏差

虽然甘肃省艾滋病传播仍然以血液传播为主，但经性传播的感染者比例越来越高，目前已占到20%，且呈继续增长的态势，在社会中这部分进行高危人群普遍存在。而从此次调查的情况来看，这部分高危人群的安全套使用率很低，由相关组织投放的安全套也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在收容教育所与公共娱乐场所的访谈普遍表明，从事高危人群对艾滋病知识与预防措施缺乏基本了解，性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部分人群虽对艾滋病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防治与高危却持相当消极的态度，其中收容教育所的性工作者，在收教前每天都有2-5次左右的易，她们也知道艾滋病的相关知识，然而在实际交易中部分交易并未使用安全套，且坚信自己绝对没有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原因一部分在于侥幸的心理，但是更多的是目前的公共教育仅仅从表层解决了信息的知晓，并没有从实际的行为上起到深层干预的效果，使得相当一部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具体防范行为处于一个真空状态。

（二）流动人口的挑战

省内目前大约有35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流向南方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由于流出人口中单身占绝大多数，容易有高危行为，又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与知识，我们目前的艾滋病公共教育与防治基本上都是基于属地原则展开的，造成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游离于政府艾滋病防治的有效工作范围之外，从近年来的监测实践看，甘肃省已发现的217例感染者虽然也有个体户、学生及医务人员，但农民构成了绝对性的主体，而且大部分感染者是从流动性的一般检测中发现的，这表明艾滋病已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本次基线调查更进一步发现，由于流出的女性文化水平低，对艾滋病的知识近乎空白，在进入性工作领域后，其服务对象大多是艾滋病知识同样缺乏的男性，艾滋病在这个群体一旦爆发，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艾滋病在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危险性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三）女性的脆弱性与易感性

调查发现，由于观念、文化程度、家庭劳动等因素的影响，在普通人群中，女性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防治措施、流行状况等各项指标均显著低于男性；很多女性由于受社会文化对艾滋病“脏病”定义的影响，缺乏对艾滋病的了解，调查同时发现，由于男性外出务工所带来的艾滋病潜在被动感染的危险同样存在与乡村女性中，一个较好的方法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流动，可以降低艾滋病的性传播概率。我们认为，女性的脆弱与易感特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进入城市的农村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成为一个迫使她们从事性工作的压力，相关知识和保护措施的缺乏使她们高度暴露在疾病面前；另一方面，目前农村的社会流动还基本以男性为主，男性在流动过程中高危的发生，导致了艾滋病在家庭内部成员间传播的可能，导致女性成为最易感染人群。

四、社会工作的艾滋病预防介入：途径与思考

对于艾滋病问题,医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门学科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医学看来,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缓解患者的痛苦,通过技术手段防止艾滋病的继续蔓延；法学则更为重视相关法律如艾滋病防治法的制定和完善，给予艾滋病患者以立法上的保护；心理学和社会学更多的将艾滋病问题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注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给予艾滋病患者以心理支持、人文关怀和社会照顾。那么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和专业助人活动,社会工作又是如何看待艾滋病问题的呢?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艾滋病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工作压力增大、收入减少与社会地位下降等负面影响，而且遭受着社会歧视与排斥。[14]需要更为系统的推动专业性的社会、心理援助与支持，并逐步实现相关人群的互助自助，使各种外部干预力量转换为内部性的支持与扶助，真正使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可持续化。

从甘肃省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在于缺乏懂得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专业人员。全省各级防艾办都意识到目前除了资金以外，最急需的是懂专业、素质高的专业人员。而且目前的专业人员主要集中于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配置几乎是一个空白的领域。

（一）社会工作艾滋病预防介入的途径

国际上成熟的艾滋病预防工作经验表明，社会工作在艾滋病预防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体系与工作机制，从广义上讲，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和预防需要政府、医疗机构、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力量等多方的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医疗机构需要不断提高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非营利组织则能够提供各种辅助支持；社会公众需要理性对待艾滋病患者。社会工作者作为其中的主体之一，强调从微观的具体问题即艾滋病患者的现实需要出发，为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提供各种人性化的助人服务，同时还致力于各种资源的利用和整合。从社会工作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行政等几种形式。

1.个案社会工作

个案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在利他主义价值理念指导下，运用专业知识和技巧，以个别化的、直接的、面对面的方式，帮助个人和家庭解决内心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环境问题，不断提高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与福利水平的一种社会工作方法。[15]当前艾滋病问题一般被视为高传染病甚至“超级绝症”，再加上对艾滋病问题的道德化批判，使患者逐渐形成自卑、恐惧、悲观、绝望等心理，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协助减轻心理负担，从而以理智的心态对待疾病。面对艾滋病的高危人群，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主要体现为提供关于艾滋病预防的知识、方法，有些情况下还涉及到患者的社会报复心理,通过直接干预以促使患者抑制自身的不负责行为。社会工作者一般还面向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家庭提供服务，改变歧视和排斥观念，对患者家属进行基本医学常识辅导宣传教育，使其正确看待艾滋病患者，并给予患者一定的家庭关怀。

2.小组社会工作

相较于其他社会工作的对象，艾滋病人群具有极大的特殊性，表现为外来人员难以进入、融入，专业干预难以有效持续等等方面，小组社会工作对那些被社会剥夺了权利的群体特别有帮助。小组社会工作是通过有目的的团体活动，协助个人增进其社会功能，以及更有效地处理个人、团体或社区的问题，从而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性目标的一种工作模式。[16]通过立足高危人群工作场所、艾滋病人群居住社区等建立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艾滋病患者家属小组、志愿者小组等形式，通过社会工作者有组织的引导, 加强团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使得艾滋病患者获得彼此的精神支持和鼓励, 增强自助意识和能力。同时，将艾滋病患者和医护人员、心理学者等组成治疗性团体，社会工作者通过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推动团体内部工作与关系的协调与沟通。使艾滋病患者与病毒携带者社会工作能在自助互助、家庭支持、社区支持等方面建立起立体性的社会工作支持网络。

3.社区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者可以在个人、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组织之间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协调，有效地连接正式与非正式资源，调动这些资源帮助艾滋病患者。如可以组织社区联合募捐活动，向社区中的个人、政府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争取救助资源，为艾滋病患者筹集医疗经费和生活物资，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17]社区社会工作在艾滋病介入中采取社区研究、社区联络、社区教育、社区资源调动，系统的研究社区中艾滋病问题的基本状况，通过整合资源，利用社区组织网络，发动地方性资源与知识，推动以社区为单元的艾滋病预防体系建立。

4.社会工作行政

社会工作行政是将社会政策转化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它一方面将社会政策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运用在具体社会服务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向政府提供社会政策的修订建议。[18]在艾滋病患者救助方面，社会工作行政的目标一方面是落实与艾滋病患者相关的社会政策，另一方面是不断总结社会服务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实现更加完善的政策安排。[19]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工作介入到艾滋病预防工作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在针对女性性工作者进行社会工作介入与干预的过程中，注意在“板板茶”这一亚文化群体殊的互动形式与逻辑，正如刘谦针对四川A市低交易价格性工作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老板在通过商业话语和类家族的话语建构，‘板板茶’组织时，穿梭在两个版本的对话之中，受益于两种话语的共生而促进。商业中的老板的定价行为，促进了她在商业中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有维系他（她）的定价；在家庭组织版话语权中，将小姐视为‘自家姐妹’塑造了老板的家长地位，而这种家长地位又有力的支持了她像家长一样规范小姐的行为。在两个组织版的话语关系上，经济话语上的强势支持了老板的家长作风，而家长的权威强化了老板在协调经济关系时的主导地位。”[20]避免使社会工作的介入也像现有的健康宣教一样成为“各说各话”的形式主义，这就需要在当下艾滋病预防实践与政策设计做出一定的理论思考。

（二）社会工作艾滋病预防介入的理论思考

尽管目前甘肃省艾滋病处于低发阶段，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着引发艾滋病大范围流行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因此艾滋病的防治要求建立适合当地文化传统和行之有效的模式，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1.公共制度重建与理念整合

由于我国目前公共制度设计的地域性归属，对因社会流动产生的新人群这一“第三元”缺乏适当的制度安排，导致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目前大概有1.2亿的农民工）游离在公共管理之外，而且这样一种制度缺失不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制度层面，已经深深的渗入到治理理念，根据当前我国的实际水平,确定艾滋病和性病的高危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增加艾滋病和性病预防事业的投入,真正体现预防为主，坚持“大卫生观”是应有的政策选择。

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公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医疗保健、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问题。

2.以社会性别出发行动干预

有效降低艾滋病流行的技术干预措施，应该展开多学科的融合，充分调查行为、文化、制度、信息获取人群特征等个层次因素的影响。在对项目实施的评估中，除了对技术、环境、机构、经济/财政进行评估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对社会因素的评估。这包括艾滋病与贫困，年龄、性别、民族等与艾滋病的易感性/危险性的关系，性别因素的影响等等。目前，我国一些在涉及安全的项目活动中，特别注重发挥女性暗娼的作用，保证女性暗娼有机会参与项目的设计、实施、交流、研讨和评估等活动。[21]研究同时表明，以医院为基础的项目门诊运转顺利,能够较好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而在公共娱乐场所集中区单独建立的门诊难以维持运转。针对公共娱乐场所小姐开展卫生保健服务不宜孤立进行,应提供综合性的卫生服务。[22]

3.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艾滋病介入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虽然是西方学术的舶来品，有着西化的色彩，但是经过长期的本土化过程之后，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即强烈的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学术取向，已经成了社会科学中实用性最强、应用范围最广的一门学科。在公共卫生和艾滋病的研究与干预中，社会学与社会工作虽然有短期的失语现象，但是其固有的学科特点和已经展开的学术活动注定了社会学与艾滋病的紧密结合。

社会因素分析对认识艾滋病危险的社会过程和差异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艾滋病防治项目在制定国家和省级对策时，充分考虑到性别平等、社区参与、脱贫等互相交叉问题，开展社会学方法的培训，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介入，在决策中考虑该方面的政策与建议。[23]社会学至少在四个方面发挥其影响，包括政策开发和机构能力建设、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治疗、艾滋病社区关怀护理和社会群体亚文化改造。而社会工作的工作领域则如前所分析，至少可以在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行政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针对艾滋病预防中的特殊领域与要求，社会工作也有着极大的干预能力与空间。

总之，在面对艾滋病这一世纪瘟疫时，需要我们应用参与式和社会性别等在国际艾滋病防治实践中取得成效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更多的针对女性这一特殊人群，用社会性别敏感原则之道，开展有效的干预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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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糖尿病； 社区管理； 血糖控制； 生命质量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05.079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疾病之一 [1]。糖尿病需要接受终身治疗，健康生活方式、早期规律的治疗可减少50%的严重并发症[2]。本文旨在探讨社区管理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及生命质量改善的干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本院内科于2007年5月~2010年1月收治的260例2型糖尿病患者，其中男168例，女92例；年龄33~78岁，平均（57.4±10.6）岁。所有入选病例符合以下2型糖尿病标准[3]：空腹血糖≥126 mg/dl，餐后2 h血糖≥200 mg/dl。将26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130）和干预组（n=130），对比两组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分布、体重指数、文化水平、合并症、糖尿病病程、吸烟饮酒史、血糖控制情况、血压及血脂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入选对象建立一份完整的档案，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日常生活习惯、遵医嘱行为、血糖控制情况、用药方案、饮食结构、运动习惯等。对照组定期复诊、复查血糖情况，调整用药，常规心理护理。干预组患者均接受社区管理及健康教育。治疗并观察12个月，对比两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生命质量（QOL）改善情况。

1.3 社区管理内容 给予干预组患者系统化的糖尿病社区管理措施，管理方式可采用定期举办讲座、一对一指导、发放宣传册子、个体化心理咨询、家庭访视、电话随访、集体随访等。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血糖控制。定期检测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根据血糖控制情况调整降糖药物的品种、剂量，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胰岛素，社区管理组人员应给予宣教，让患者明确各种降糖药物的作用机理、适应证、服用剂量及服药间隔。（2）饮食及运动管理。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给予饮食指导、运动指导。对于轻型糖尿病患者，控制饮食是重要的治疗方法[4]。选择患者合适的运动疗法，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呼吸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多器官功能，对血糖控制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3）心理护理。由专业心理咨询师对患者进行一对一服务，掌握患者可能存在的不遵医嘱行为、不良心理、消极情绪，给予个体化心理干预，教导患者正确疏泄情绪、自我调节，积极健康的态度有助于提高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1.4 观察项目 （1）血糖水平：治疗前、随访12个月后检测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2）生命质量（QOL）：随访12个月后，参考王文娟[5]的方法，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估两组患者的生命质量。

1.5 统计学处理 用SPSS 1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进行t检验，以P

2 结果

2.1 血糖控制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访12个月后，对照组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分别为（8.11±1.36） mmol/L、（9.21±1.58） mmol/L，干预组分别为（6.41±1.24） mmol/L、（8.25±1.57） mmol/L，干预组血糖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生命质量 干预组患者生命质量评分总分优于糖尿病中国常模，同时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在我国，社区糖尿病的患病率逐年上升，糖尿病及相关并发症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除了遗传因素，糖尿病的发生与生活方式有密切关联。治疗糖尿病不能依靠单一的药物治疗，应该注重“运动、饮食、健康教育、自我检测、药物治疗”综合管理方法[6]。由于糖尿病患者大多数时间在社区、家庭中渡过，因此社区规范管理及防治工作成为糖尿病治疗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药物治疗是控制糖尿病血糖水平的主要方法，但是大部分患者对疾病认识不足，依从性较差。社区管理加强对患者的教育及护理干预，同时指导患者调整生活方式、膳食结构、运动习惯，有助于辅助药物治疗，提高了机体功能，从而有效的控制血糖、减少并发症。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社区糖尿病患者进行社区管理及健康教育，血糖控制效果满意，能够有效提高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曾果. 2型糖尿病患者膳食模式现况调查［J］. 现代预防医学，2006,33（1）：27-29.

［2］ 陈晓明,吴可贵,谢良地，等.门诊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研究［J］.中国糖尿病杂志，2008,9（4）：342.

［3］ 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编写组. 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6-28.

［4］ 高峰. 38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社区行为干预的体会［J］. 内蒙古医学杂志，2007,39（2）：242-243.

［5］ 王文娟. SF-36量表在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测量中的应用［J］. 中国临床康复，2002,6（7）：93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