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研讨会收到论文133篇，分设“主旨发言”与“专题研讨”。冯明洋、乔建中、赵宋光、谢嘉幸、蔡际洲、杨民康、杜亚雄、田可文、田耀农等专家参会并做了主旨发言。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二胡演奏家宋飞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起源由、目的、意义等内容进行了阐释，认为″通过区域这一视角来解释某一民族、地区、音乐及人在其中的文化行为，将有更加宏观和整体性的视野，更有利于人们从文化中理解音乐、学习音乐、表演音乐″。冯明洋《岭南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导论》提出岭南区域音乐研究选题应以“多元一体论、核心价值论、文化趋向论”为基础理论。乔建中以《心得与检讨：中国音乐地理研究30弁言》为题，分享了中国音乐地理研究三十年耕耘历程，阐释了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中所应追求的学术、应用、文学目标。谢嘉幸《区域音乐研究：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视野――以北京传统音乐节与太极传统音乐奖为例》论证了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视野”特性。

分会场围绕以下议题展开专题研讨。

一、高校传统音乐教学与区域音乐教育研究

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的文化区划问题》采用“文化区”的划分方法运用于高校课程中国传统音乐“音乐风格区”内容的教学设计；李莉《区域音乐史研究与地区高校“音乐史”专业教学的探索与思考――以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史专业为例》提出本地区高校音乐史课程中，将以“广西地区音乐史研究”与“音乐史专业教学”结合，完成地区高校区域音乐教育教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代表们还就地方本土音乐如何纳入高校音乐专业教育体系、高等音乐院校如何培养“非遗”文化人才、建立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地方音乐研究机构”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进行有益探讨。

二、区域传统音乐资源的挖掘与传承

田耀农《区域音乐文化视野下的雅乐与雅乐的传承》以雅乐为研究对象，提出区域音乐文化的核心思想：音乐是文化的基本形态，文化种类的分布既有条状的跨越和交叉，又有块状的区域和地域；音乐的分布同样有条状的跨越、交叉和块状的区域、地域。杨玉成《“潮尔―呼麦”体系的基本模式及其表现形式――兼谈蒙古族呼麦的保护》、马达《谢导秀与当代岭南派古琴的传承与发展》等，均以传统音乐传承中的音乐现象、文化现象研究为切入点，关注区域音乐所具有的艺术特征、文化特质、生存现状和未来发展。参会代表还以无锡昆曲、广东音乐、南通地域音乐、商丘四平调、广西西江流域传统音乐、江西赣南于都客家唢呐等各地域传统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做了较为深入的学术梳理与分析工作。该议题全面呈现了我国区域音乐文化传统特点，并就全球化语境中地域音乐文化认同出现的危机及重构等问题展开讨论。

三、区域音乐研究理论与方法

冯明洋《岭南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导论》提出大文化视野的区域音乐研究，应立足本土，放眼周边，联系整体，固元守本。杨民康《论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的文化圈―文化层特征――以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为例》提倡和奉行将文化圈―文化层分析观念的基本概念和意义范畴纳入跨界族群区域音乐研究的总体学术框架中。李敬民《论区域音乐研究的实证方法运用――以淮河流域的民间音乐的实证研究为例》呈现了西方实证性研究模式运用于区域音乐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高彩荣《陕州梆子是外来剧种吗？――兼谈行政区划与文化分区的错位》、张曦《“潮州音乐”还是“潮汕音乐”》均从名称、文献梳理和地理因素三个方面，对民间音乐本土身份问题进行了辨析。周凯模、吴迪、张曦、蒋燮《议题：阐释岭南音乐的方法讨论》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岭南音乐，从活态传统、物质文化、行为方式、表达形态的四个表层问题切入，从各自的研究方向，尝试回答选择何种方式来解读岭南音乐，为区域音乐研究理论与方法构建更为广阔的讨论平台。

四、区域音乐个案研究

杜亚雄《宁夏回族民歌特色音调的解析和研究》根据作者多年在宁夏及整个西北地区进行田野和案头工作的经验，采用旋律分类法进行归类和解析，认为宁夏回族民歌音调分为两个较大类别。哈斯巴特尔《杭锦旗短调民歌音乐形态分析》宏观地把握和归纳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的总体特征，通过杭锦旗短调民歌旋律结构及不同版本所具有的形态特征的分析和研究，对地域和区域两者之间的音乐风格差异和变融进行系统的梳理。何丽丽《〈金瓶梅〉与柳子戏关系考》、仲立斌《解析粤剧、粤曲中粤乐“唱腔化”的现象――从〈平湖秋月〉在粤剧、粤曲中的运用谈起》、袁环《长三角及周边地区滩簧声腔考辨》等均以文化区域为视角，考证与辨析戏曲声腔系统、曲牌发展的亲缘关系，呈现文化地域视角下传统音乐在旋律、板式、唱腔、形态、历史等方面的流变脉络，解析音乐文化现象内涵，探究传统的形成、流传与发展踪迹。

五、多学科视野与区域音乐研究

刘富琳《福建南词概述》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田野与案头研究方法，走访艺人，搜集南词音乐，了解南词的表演方式、乐器和传承谱系，对福建南词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对南词的乐种属性进行了分析。陈雅先《景观生态学视野下原生态潮州大锣鼓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借鉴景观生态学原理解析当下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结构、民间音乐活动声音景观格局，探求有益于原生态传统音乐生存的声音环境。黄蕴兰《柳城壮欢音乐美学特点探析》以音乐美学为理论基础，通过不同地区的壮欢音乐比较，探析柳城壮欢音乐特点。雷嘉彦、杨娇娇《新疆乌恰县柯尔克孜族“婚嫁歌”的现代转型与文化适应》探讨柯尔克孜族在面对当代多样文化的冲突背景下维持传统的自我调适，阐释“婚嫁歌”的现代变迁及其在文化脉络中的意义。潘妍娜《传统音乐文化空间的建构、维持与变迁――当代广州粤曲茶座的调查与研究》、刘泽梅《广东汉乐、汉剧文化价值研究》、黄燕《梅州客家竹板歌的多元文化因素及其融合特征》、许璐《鄂州牌子锣变迁的文化阐释》、曾华宏《泉州北管的地域文化特征》均从物质空间与文化结构变迁、社会认同的改变等多元视角，审视文化空间视域中传统音乐在当代的变迁。

结 语

研讨会呈现以下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新进展：

其一，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全球化视野。田可文提出“把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特色的音乐文化放在同一认知平台上，以不怀偏见的态度进行研究，这是当今音乐文化研究整体观的充分体现”。冯明洋论证了“壮侗语族之方言及其歌乐文化自古都具有跨区跨国性，与东南亚、南洋诸岛及环太平洋文化都有渊源关系”。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取向更多地是源于不同民族音乐文化、音乐传统的差异性。相对于西方音乐学研究者更注重于研究异于本土音乐的其他音乐文化，我国学者则更多关注本土或本地域文化。参会学者在研究中展现出兼收并蓄的全球化区域音乐研究视野，提升了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高度。

其二，学科渗透引领新的理论研究突破口。学科间的差异性与交融性能引发对同一命题的多角度关注，并产生有意义的论题。杨民康提出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和‘跨族群―地域音乐比较研究’，视为理论和实践上互补、互渗的两个重要研究领域”；蔡际洲运用音乐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在地理空间上把对象分为若干单元，并对不同区域内的代表乐种与音乐体裁进行描述”。学科渗透使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拥有不同视角，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多角度研究逐渐形成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特点。

其三，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离不开浸入式田野工作。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以田野研究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原则的。杜亚雄、靳宗伟根据多年在宁夏及整个西北地区进行田野工作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采用匈牙利音乐学家巴托克的旋律分类法进行归类和解析，对宁夏回族民歌音调进行分类、分析？熏进而追溯来源。通过田野研究掌握更多的一手资料、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寻找新视域，并因此获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其四，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研究取向。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并非将生产学术知识作为首要目标，而应在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中有所担当。乔建中阐述了“构建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与教学体系的初步设想”强调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应深入社会开展田野工作，发现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并在社会与学校传承体系中有所作为和建树。

第2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区域化；地方化；均衡发展；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91-08

任何高等教育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总是区域性的，对区域高等教育的关照，是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具体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可谓联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相对纯粹的高等教育理论而言，它更为务实、富于针对性。区域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权责关系、高等教育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同样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国际国内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体化、区域化实践背景下，当前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基于此，本文将梳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在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是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取得高等教育管理支配地位后的结果，是由过去以中央政府、行业部门为主导的条块分割式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向中央与地方两级分工管理体系转变的过程，直接表征为系统服务面向的地方化。[1]

形式上，院系调整确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区域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行为服务于宏观政策的需要，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仍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式管理模式的产物。《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开启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大门，其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政策诉求。[2]此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作为主要政策文本的一个核心内容不断得以强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进程直接受制于宏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影响，历经二十余年积淀，凝聚了一批研究者，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研究特色日渐显现，研究主题趋于集中。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

笔者以“区域高等教育”为主题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85-2012年，在CNKI50中搜索得到相关论著679篇，其中期刊论文509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有16篇、109篇，近20余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趋势映射出高等教育区域化的演化轨迹（见图1）。

基于图1，通过细读核心文献，并综合相关代表性区域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可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提出阶段（1985-1993年）。研究数量少，围绕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分析、体制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战略规划管理等展开，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改革设想，立足国家行政区域关照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问题，较少考虑各个区域差异化的发展需要。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1994-2002年）。实践层面，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构建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此间，相关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一方面，受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影响，研究朝向高等教育社会需求，重点关注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得到重视，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观、战略管理和深层次区域分布与均衡化发展领域的结构问题。

第三，区域高等教育的拓展阶段（2003-2008年）。2004年出台《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省级政府对于“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应有的统筹职能。[3]随着研究的大量出现，研究领域开始细化，重心得到下移，更多研究则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地方化为背景，关注特定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结合某类区域高校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仍以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为主线，突出均衡发展、区域系统竞争力评价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研究。

雷家彬：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述评：1985-2012年第四，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化阶段（2009年-至今）。《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4]的出台将高等教育地方化推向深入。以此为引线，相关研究以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为背景，研究主题更为多元，更多则以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为目标，突出省域高等教育实力提升的需要，强调泛区域合作联动、资源整合共享。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尝试按作者、机构、基金、期刊和关键词等主要信息对679篇论著进行排序。由表1可见，10位发文最多的作者发文均少于8篇，可见相关研究仍比较分散；从研究机构来看，厦门大学是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除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研究优势机构外，重点理工科大学和一些地方性高校、研究院所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表明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也为地方院校所重视；这种局面由基金论文的情况可见一斑，除教育部和部级教育类“主流课题”外，不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课题也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纳入资助范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文最为集中，说明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关键词反映出研究关注点，区域经济、协调或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结构等关键词的集中选择表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外界的适应性及内部结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总体上，区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仍比较分散，但日益受到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关注，研究质量高、影响广泛、内容充实。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影响下，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进入教育管理者的视角，后来成为教育政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又由地方官方话语体系逐渐进入到个体高校战略规划研制者的规划文本之中。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区域高等教育注重自身理论问题研究和其它学科观点的运用，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并以区域为单元对系统作出横向与纵向分析。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的概念。其实，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区域”。 一般而言，“区域”源于地理学，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实体地理空间，因此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区域内事物应具备空间连续性和有别于区域外事物的同类性两大共性。[5]然而，“区域”毕竟是一个弹性概念，有类型和大小之分，何况又多学科频繁共涉，如行政学中的“行政区”、社会学中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落”[6]等等。

由于认识“区域”视角的差异，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系统论、整体功能结构的关系出发，将其视为一种与外界环境进行资源互换、互动发展的社会子系统[7]；二是从“区域”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如将其分为“与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相适应的大区域高等教育”、“省（自治区）属的地方性高等教育”、“社区高等教育”、“地方高等教育”（即“中央各部委所属以外的，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属的各类高等教育的总称”）[8]，持后种观点的研究众多，包括早期对于“高等教育地方化”[9]、“高等教育区域化”[10]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支撑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三类：其一源于传统教育经济学或高等教育学领域，如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职能理论，后者随着服务社会、文化引领等新型高等教育职能的提出，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源于其它经典领域，如经济学、系统论的借用，包括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全息结构理论等[11]；其三是我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探索，有研究提出三关系（先导发展、伴生发展、跟随发展）和四模式（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市场主导、经济驱动）理论框架[12]、教育生态学[13]、“中国中心观”[14]等，其中以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为典型，它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总结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与区域环境和谐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元研究”

“区域观”的差异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性质判定的多面性。领域还是学科？区域教育研究一出现便遭遇高等教育研究类似的身份危机。早期致力于学科化的努力已积累一些成果，以黄孟源的《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15]、彭世华的《发展区域教育学》[16]、焦瑶光的《区域教育学》[17]等为典型，均在理论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后续研究尽管也作出深入理论化的尝试，但鲜有实质进展。

较之区域教育研究，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展更为缓慢，笔者将其归纳为“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和“为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两种类型。从研究领域观之，前者涉及少量的区域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18]，如一些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了区域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19]，而不少论者则倾向于对特定实体区域进行案例分析[20]；后者将研究重点与“发展”一词紧密关联起来[21]，如此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22]，故可归为“发展教育学”的范畴。囿于理论空间太大，研究者的精力主要投放于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探讨，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还来不及将这些整理成系统理论，因而更多的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有三：第一，这类研究出于特有的中观视角审视教育问题，旨在于架设一座高等教育理论“实用化”的桥梁。这种视角较之宏观的政策分析与微观的院校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揭示出高等教育系统多面特征及内外界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二，透过系统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功能分化。以一定的经济社会为背景，注重考察高等教育与环境的交互关系，由系统论关照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问题。第三，此类研究特别关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如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内涵的理论分析、结构调节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等议题。[23]

（三）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均衡发展。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均衡发展的内涵。对此观点和界定层面并不一致，广义上涉及区域间的外在（空间分布）均衡、高等教育体系内（结构层次）均衡、教育体系（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的均衡、及高等教育与区域系统的协调互动。[24]事实上，多数研究只关注前两个层面。二是均衡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多数研究认为均衡发展可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25]但是，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并非完全不合理，它既是增长极理论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26]三是均衡发展水平的测量。主要涉及以人口、经济等背景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历时和现时分析[27]，采用经济差异分析方法，运用量化研究中的标准差、变异系数、修正洛伦兹曲线和二次模型回归等方法，进行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均衡水平的测量。四是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对此研究视野开阔，涉及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地理、观念等诸多层面，但多主要归因于经济因素。[28]均衡发展的相应对策研究，集中于政府、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等各个层面而展开。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间的合作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必须在分工与合作、特色化与共生共荣这两种发展趋势中寻找平衡点。”[29]校企、校所、校校协同发展是当前政策和实践领域的热点主题，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内部的联合办学，将特定区域内的高校群体作为一个系统，每所院校看作系统的一个元素，以此形成系统的结构，基于任务联接组建办学联合体[30]；二是跨系统的合作，是以区域系统或多个不同系统内个体高校为单元，组建跨区域性合作教育机构。其中“既有本地社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高校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31]不论是同系统还是跨系统的合作，表现形式或最终结果都是重新形成新的次区域系统或跨区域高校联合体。事实上，区域内子系统的形成便于操作，如湖北地区的教育部“七校联合办学”、湖北高校师范教育联盟、“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等，跨区域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合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比较丰富，但不同区域或城市群落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合作，仍比较零散，相关研究比较欠缺。

（四）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研究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无法脱离经济社会而存在，两者的关系研究是目前理论和实践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32]对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种基本态度，主流观点为“辩证关系论”，即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适应地域经济的需要。[33]也有“复杂论”的声音，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多样而复杂，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及教育投入未必是同步的[34]、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并非都是协调发展关系[35]。

经典文献曾将大学描述为社会的灯塔、镜子、风向标、动力站、中枢组织……，在区域高等教育应该适应还是超越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由于区域竞争力理论、新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存在，更多研究认为区域教育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是正向的[36]，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37]，因此多坚持高等教育应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种折衷判断。根据系统论与区域科学的观点，这种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高等教育必须为区域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区域系统也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政策优惠与项目合作等。[38]

现有文献对于这种协调度的测量采用简化方法，一般将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理解为两者关系的一致性，即经济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同样发达，反之亦然。研究结论多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协调，但是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除了先天性历史的、政策性、地理区位、认识差异等原因外，经济差异或是造成这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39]

（五）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

一般来看，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配置能力、结构及综合竞争力是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就前一个问题而言，相关研究集中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和能力进行评价，多围绕省域展开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则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为主[40]，评价标准有某区域内的高校数量、高考录取分数线、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人均预算内财政经费等。评价维度涉及绝对与相对的数量、质量等，综合考查教育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教职工数等输入指标，以及在校学生数、科研经费等输出指标，覆涵“绝对数量、绝对质量、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等四个指标”[41]。从测量结果来看，资源配置结构合理与否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及竞争力评价有助于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的现状、寻找差异。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一般以省为分析单元，研究方法一般为数据包络分析法、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后三种方法最为常见，重点评价区域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综合实力。[42]观测维度包括：教育规模、教育经费、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教育效率、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产出等。[43]其研究结果趋于一致：一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状况始终存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基本沿袭传统高校区域布局的生产[44]；二是高等教育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度较高，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优势明显，东部地区以及部分中西部省份发展稳定、实力较强，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实力较弱。[45]

（六）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不同于高校战略，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属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是以某个区域高等教育为单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规划、发展定位等。这类研究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展研究的思路从“计划”向“战略规划”转向的同时，首先在发达省区出现的。[46]对此，“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47]，区域研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和实践较为丰富，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最为多见。

在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政策建议方面，制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高校和谐自主的发展政策尤其重要[48]，相关研究中突出强调省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统筹职能[49]。包括区域内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的协调权和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规划、部署、政策导引、执法监督、资源配置、检查评估、协调关系与信息服务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50]，应在管理理念、组织形式、调控手段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51]。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增长极发展模式与点轴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模式、开放式发展模式等。[52]要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地方政府竞争利弊并存，应利用相关政策措施激励其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53]同时，为保证战略实施通畅实施，发展预测及其预警系统及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便不可或缺。[54]

此外，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也是战略规划的时髦话题，多以系统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同类区域比较研究，提出做强做大省域系统的政策建议。对此并不限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的广东、“长三角”、青岛、宁波等省市，中部地区、黑龙江、江西、辽宁、云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比较多，反映出这些地区寄希望于高等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政策诉求。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可见，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借鉴了区域科学的理论，并与现实的教育不平衡问题紧密相联，充分体现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新兴领域，它的理论架构仍不明晰，远未形成规范的研究范式。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者因此需要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借用跨学科方法，从多个层面认识系统间的差异。

（一）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已令现实区域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壮大，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土壤，近来的研究实践则显示，区域高等教育的内容已超脱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范畴，更为关注与系统内外部环境、经济社会的交互关系，研究主题和方法不断丰富、多元，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研究依据。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仍不尽成熟，现简述如下。

第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待深化。尽管区域高等教育已成为各级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但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或者过于宏观，使得研究范畴无谓泛化；或者仅仅被当成高等教育另一个实体指涉物，区域被具体化、绝对化，成为冠以“区域”的高等教育研究甚至高等教育的“案例研究”、“个案研究”，相关研究衰弱为“实践教育学”的绝对领地，理论研究的衰微将严重制约区域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综合性有待提高。总体来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比较多元，但研究主题过于分散、难成体系，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与规划研究为多见，围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条主线而展开，立足这种“适应”视角，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被忽视，与环境的交互联系无疑被割裂，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统筹发展的关注明显不足。

第三，区域分析单元过于简化。出于研究的方便、习惯及认识上的原因，绝大多数研究以省为单元展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这与我国当前的地理、经济划分等基本国情相符，又有现实高等教育法规依据，且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保持一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但是，省域高等教育是一个与传统中央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应的概念，如此方便操作却未能反映区域性高等教育的特征，窄化了区域教育的研究内容。

第四，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总体上，现有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多滞留于“就教育论教育”，这与区域科学的要旨相距甚远；以单一的思辨研究或个案研究方法为主，重定性描述轻量化分析，实证研究少且测量维度和指标体系较为粗糙；简单套用其它学科方法、概念的作法比较普遍，研究中未考虑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规律。

（二）研究展望

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呼唤高水平的区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针对以上问题，如下或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第一，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首先，应正确理解区域高等教育范畴的具体性与相对性，区域范围的划定依系统的能级大小、职能分工和活动领域等因素而定，在何种层面探讨区域，这是我们在研究区域高等教育时必须表明的基本立场。其次，应以具体问题为突破口，从区域高等教育实践中寻找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凝炼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特色。此外，由于区域教育研究机构建设滞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教育学会尚未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分会”类似的学会机构，因此应加强区域高等教育机构建设，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

第二，建立以教育活动为联接点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现在看来，教育-经济-社会构成了以发展为重心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轴。当然，这种研究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不是区域经济学的试验场，无论构建何种区域高等教育范式，教育都应是其中的核心支点，后续研究应确立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把高等教育纳入到社会科技、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领域综合考虑，突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系统联系的紧密性和互动性。同时，教育系统内部，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也应受到重视。

第三，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新一轮城市群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再造及现有经济文化区域的进一步整合，这些无疑预示着以省为单元的传统高等教育区划格局被打破，高等教育区的合作将更为广泛深入，这都要求我们以更为多样的分析口径审视各个高等教育系统。比如适应国际社会竞争加剧的形势加强国家间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圈开展高等教育系统的个案研究等等。同时，应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来自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挑战，综合性的历时研究、预测研究正当其道，这是科学决策未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重要依据。

第四，拓宽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视角和方法。区域高等教育具有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政策等层面的多面性，是区域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区，区域发展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于区域高等教育，不能被简单移植照搬。后续研究的视角应当进一步拓宽，从其它学科和领域研究中汲取养分，引用跨学科方法、量化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置于国家甚至国际系统中综合分析，这些方法的系统运用将令区域高等教育方法论渐成体系。同时，要采用多元视角，重点突出空间范围内高等教育与其它主题（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等事业发展问题）的联动性。

国际社会正迈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欧盟高等教育区建设正预示着同样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在高等教育的反映是多面的，既有高校或系统的同质化、一体化的部分趋势，更强调这种统一标准下系统间的竞争、分化、合作，这样反过来将强化区域高等教育个性和特色，彰显个体的发展优势。有理由认为，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同时将开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兴盛发达的新纪元，当然也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大有作为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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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西南；地域建筑文化；聚落；动因

在诸多古代建筑论著及各类建筑著作中，民居建筑及聚落都不属于重点。并且由于西南地区距离汉文化的中心相对较远，所以在建筑文化方面相关的描述也比较少。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南地区地域文化研究，开始从民居研究，通过一段时期的摸索，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范畴才逐渐扩大，从简单的单体建筑研究逐渐向聚落、乡土建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

1文化学视域下的西南

西南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包含四川、广西及云南三省，从广义范畴来看，还包含贵州、及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区。而现代研究中，多数还是从广义范畴出发。四川广大地区及云贵高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展，受长江流域、西北草原及黄河流域中游三大文化区的相互交融，各时期的民族融合等，造成了西南地区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及异质性的特点。而地区虽然从地缘关系上也属于西南，但由于的民族文化特质线性，族群单一，所以，不包含在西南地区内。所以，本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定义主要包含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重庆市

2西南地区建筑学的民居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相关学者对西南地区典型住宅开始研究，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学方法进行调研。刘敦桢在1941年在《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完成后，被普遍认为是西南民居甚至是中国民居研究的开始。而进入40年代后，刘志平在对四川、云南地区大量民居进行实际调查以后，著作《云南一颗印》，属于中国首篇民居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其后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是对民居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在全国建筑界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进入80年代后，关于西南地区民居研究的发展速度较快：云南省设计院在1986年编写《云南民居》；朱良文等于1988年完成《云南白族民居》；启燊于1989年完成《四川藏族住宅》；陈谋德、王翠兰于1992年著作《云南民居续篇》；唐璞于1994年完成著作《山地住宅建筑》；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及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于1996年联合编写《四川民居》；季富政于2000年编写《中国羌族建筑》；孙大章于2004年作者《中国民居研究》；李先逵于2005年著作《干栏式苗居建筑》；罗德启于2008年著作《贵州民居》等。纵观20世纪30年代至今，关于西南地区民居建筑的专著较多，也反映出我国在民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较为丰硕，大量西南地区民居建筑著作也为西南民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在本研究中，也应用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

3文化学影响下的西南民居研究

文化热思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在学术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对于西南地区来说，从地理特征来看，其海拔自东向西逐渐升高。西南地区有诸多少数民族，是民族聚居区，在文化特征上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所以在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中，西南地区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多年研究，西南地区文化研究从最开始的单一文化学研究，已经发展到现阶段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及文化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并且由以往各省份单独研究，转变为当前的大西南研究视角。所以，在西南建筑学研究中，也应该基于大西南的视角。在文化热思潮下，建筑学界也表现出了异常的敏感性。在文化热思潮下，西南文化研究热潮直接影响到居民建筑的研究：私心直于1992年编写《西南民族建筑研究》、杨大禹于1997年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蒋高宸于1997年著作《云南民族住屋文化》等一大批著作完成，尽管这些著作都是从民族学角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建筑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但其还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究的主线均为文化视角。

4从民居到聚落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动因

民居建筑研究在文化热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居文化纵深方向的研究已经很难满足探索的渴求，所以地域建筑文化逐渐从民居向聚落研究的角度发展。聚落是民居建筑的集合体，包含的文化信息更全面、复杂，数量更大。所以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因方面，地域建筑从民居向聚落转变本身就属于一个动因。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文化热，还无法实现研究方向的转变的全部动力，这其中也包含了建筑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聚居学导论》面世，对聚落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聚落是乡村聚居类型中复合永久性聚居的方式。进入到90年代，人类环境科学的系统综合学科理念由吴良镛提出，其中指出了建筑概念从房子到聚落的延伸，在人居环境建筑理论中，聚落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除此以外，民居到聚落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还包含现代建筑设计实践，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生活空间载体就是住宅，但是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所有的活动也并非全部在家庭中进行。家庭与社区的互动、人与人的交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社会属性。当代建筑在信息时代文化快速传播中也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建筑内部功能逐渐增多，空间也更加复杂，建筑体量呈现出庞大化。所以在对现代建筑研究中，不能以之前民居建筑视角来对待，因为聚落更加的复杂与综合，与现代建筑功能发展更加吻合。从相关统计来看，从1994年开始，关于聚落研究的报道以及关注度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这就表明了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聚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方向。随着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以及研究的深度增加，西南聚落研究方法及理论不断深入，并且研究也向着新的切入点发展，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逐渐形成。并且在西南聚落研究中，也并非只局限于建筑学，其它学科也相互交叉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历史学、社会学等对西南聚落都有影响。至此，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以聚落为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研究过程中，又结合了诸多学科，使研究的深度、广度等都不断拓展。

5结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经历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在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从单体居民建筑向人居环境中的聚落研究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研究视野。但在实际研究中，还存在诸多研究角度比较孤立，片段性、分散型的研究结构表现相对突出；在聚落的研究方法及历史考证中，研究理论单一，在聚落课题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对于西南各民族而言，其生活以聚落为外在表现，并且聚落中涵盖了诸多文化种类，由于文化元素比较多，在研究中极易出现混乱的现象。所以，建立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研究狂下，对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并且使各文化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能够理清，这在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关键的。

作者:钟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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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一、大学音乐公选课中区域音乐文化的主要地位和价值

大学音乐公选课主要是一门对非音乐专业的学生教授音乐的课程，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用音乐教育机制，针对非音乐专业的部分大学生进行有关审美方面的教育，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力量，最终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大学音乐公选课的教材中，区域音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欣赏民歌”以及“欣赏民族管弦乐”的主要表现形式。教材中还讲述了民族的各种器乐曲以及各个地方的戏曲等，表现出了区域音乐文化在大学音乐公选课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根据具体的实践经验，区域音乐文化却很难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大学生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地域音乐文化上，受到各种流行文化的影响，大学生接触惯了流行音乐快餐，对传统地域音乐文化的重要意义都难以理解，并且大学生对于公选课重视程度并不够，认为非专业的学科并不重要，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教师需要针对这一现象合理进行宏观调控，善于利用新颖的教学方法重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效地达到教学目标，因此，改善区域音乐文化的教学方式成为了大学教学的重要内容。

二、在大学音乐公选课中运用研究性学习方法，推动区域音乐文件教学

（一）研究性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研究性的学习方法就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在教师正确的引导下，从学生对自然、社会或者是自身生活的理解中选择研究的课题，自主进行学习，真正将学生看成是课堂的主体，学生不再只是听教师教课，更多的是实际参与到学习研究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取学习经验。

研究性学习带动起学生学习积极性，现如今的学生对于基本的传统文化都非常陌生，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学习的兴趣，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佳动力，学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学习音乐能够将枯燥的内容变得充满激情。

（二） 研究性学习能够优化知识构建

南音作为历代闽南人生活形成的艺术，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地域文化，想要学好南音就要学会欣赏当地的表演，以及风俗习惯，对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而言，学习区域音乐文化难度系数较大，也非常陌生，同时公选课的课时比较少，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达到学习的效果，研究性学习方法能够让学生对与音乐课程进行自主学习，通过对某个特定的主题开始探究，这种学习方法灵活性较高，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注意力。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能够深入的了解区域音乐文化，对学科的了解非常深入，形成良好的知识体系。

三、根据研究性学习具体的教学成果，反思对于区域音乐文化的教学方法

通过研究性学习在大学音乐公选课的实践结果中不难发现大学生主观上比较热爱区域音乐文化并且尊重这些区域音乐文化，但是“原生态”的区域音乐文化却难以引起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南音作为区域音乐文化的代表，在东南亚地区也在不断的发展传播，但是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南音的传播和发展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南音，也有部分人知道南音却从没欣赏过南音，想要进一步传播区域音乐文化就需要将音乐与相关的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可以采用“民歌新唱”的手法，用通俗的文化对区域音乐文化进行包装。大学生都受到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他们实际的内心是能够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区域音乐文化产生共鸣，只不过现代的大学生更加倾向于活泼、生动的多元化艺术，通过各种多元化的表演传播区域音乐文化。区域音乐文化采用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能够让大学生更加了解区域音乐文化，也更好的传承了区域音乐文化。很多音乐学术界人士都反对区域音乐文化采用多元化的形式，注重的是“原生态”音乐的保护，反对破坏有关区域音乐文化的人文特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可以在保持区域音乐文化基本人文特征的基础上，采用更加适合大学生接受的方式，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区域音乐文化。

第5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地域研究（ちいきけんきゅう）”是一个日语词汇，乃是英语“area studies”一词的日译。作为“area studies”的中译，则一般使用的是“区域研究”或“国别研究”这两种说法。大致说来，前者是指对某一个地区的研究，而后者则适用于对某一个国家的研究。但在文中，为了与日语的“地域研究”一词相照应，在针对日本这一国别的研究时，笔者还是使用了“区域研究”这一说法。从广义上说，所谓的“area studies”原本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在193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论研究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局限在地理学上的区域研究，开始谋求一种基于国际性视野的关于某地区或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的具体而专门的情报研究。这种与国际关系论处于互补关系的区域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冷战为背景，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以密西根大学的日本研究所为代表，很多大学都设立了类似的区域研究机构。从那以后到今天，以多学科研究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在各发达国家里非常盛行，旨在认识某个区域或国家的“特殊性”侧面，构筑起以此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论和国际关系论。因此，“区域研究”可以说是主要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对象，一边关注各地区的共时性，一边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中来考察该区域的特色，从而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等开展广泛研究的学术领域。 

毋庸置疑，在中国进行的日本研究就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国别研究。据南开大学2009年针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会、主要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进行调查的结果，全国共有385所大学开设了日语系或日语专业，研究机构数为100家，专门的研究人员为1 040人左右[1]4。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日本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居于世界各国日本研究的最前沿地带。中国日本研究的持续发展无疑得益于中国日语教育机构和日语学习者的迅猛增长，以及伴随着日语基础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日本研究者人数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此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对日本研究之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中日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持续扩大的经济往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加强对日本的研究。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把日本作为学习和研究欧美的窗口或捷径的手段论已经宣告结束，而更多是把日本作为走出了现代化独特道路的典型个案加以研究，在同欧美模式的横向比较中来关注日本模式的的独特性，从而促成了大量日本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批研究成果的诞生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丛书》、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中日文化研究文库》、北京大学王晓秋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研究丛书》和《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等都是近年来日本研究的优秀成果，被认为“其总量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这成为中国日本研究大步前进的标志”[1]9。 

与此同时，人们对日本研究现状表示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比如鲁东理在《中国日本研究水平亟需进一步提高》一文中指出：“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十分重要，并且不断地和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国人也看似对日本谈得头头是道，甚至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义愤填膺，但是让人们说出中国人创作的关于日本的文艺作品和著作却很难有统一意见，甚至于没有佳作可以作为谈资。……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落后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落后于美国的日本研究。《菊与刀》问世60多年来，其在中国的销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说明中国人无力取代，认知落后，而当年的日本已不是现在的日本，《菊与刀》不可能解读和解决许多新问题。世界各国琳琅满目的日本研究书籍，中国人的作品却影响不大”[2]。 

此文代表了学界一种较为普遍性的危机感和焦灼感，即国内的日本研究缺乏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尽管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几个原因：（1）由于国内的日本研究大多分为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学科来分别进行，尽管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整体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所以对日本的整体形象缺乏有效而完整的把握。换言之，在日本研究的各个学科间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跨学科研究，从而妨碍了对日本的全面研究；（2）由于各个传统学科偏向于基础性研究，不太关注与现实的关联性，导致与现实的脱节现象，从而遭到边缘化，无法参与到日本整体现象的构筑中；（3）而从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论为切入点来进行的日本研究，又由于只专注于国际问题和现实政策，缺乏传统学科中的文化研究视野，而成为一时性的应景研究或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在中国提倡“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所谓的区域研究乃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诸课题的综合性学科。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尽管承认因以现实世界为对象而带来的各种制约，但同时又致力于超越这种制约的研究。换言之，我们所从事的日本研究既要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热点问题，但同时又必须超越这种现实性。也就是说要强调区域研究的学术性，使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成为一种即使作为学术领域也足已成立的日本研究，即日本学。学者徒温曾著文指出：“国别学有别于国别研究。地区学（如果有的话） 也不同于地区研究。区别在于二者研究的重点不同。国别学和地区学， 侧重于对国别和地区的文史哲方面（如语言、古代史、文学艺术、哲学、习俗等） 进行系统的经典式研究。国别学和地区学为独立学科， 不属于政治学或国际问题研究的范畴”[3]。 显然，徒温先生是把区域研究和地区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来划分的，这也代表了当今中国不少人对区域研究的固定观念。按照这种观念，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与日本学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现实性，属于国际政治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传统学科的基础研究。而笔者认为，正是这两者过分清晰的划界导致了如今国别研究中的局限性。而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必须强调自己本身的学科建设、学术独立和自律，强调国际关系论与传统学科的融合和互补，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从而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局面。而“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提倡的就是将日本研究作为一门关注现实性并超越现实性的、具有学术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崭新学科。（节选）

第6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丝绸之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作为贯通亚欧两大洲的经贸大陆桥，再次成为沿途各国各地区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区域文化是本区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其历史文化遗存共同构成的文化特征，它包括社会风气、自然环境、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等多种元素，是一定区域历史发展的文明载体，蕴涵着丰厚的文化积淀。丝绸之路文化作为一个具有多层面的独特文化体系，包括丝绸之路旅游文化、历史考古文化、民族宗教文化、制度经济文化、历代名人文化、敦煌文化、西域文化、黄河文化等。“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提出加强民心相通，丝绸之路文化又被赋予搞好区域合作，加强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增进沿途各地区人民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的新内涵。用丝绸之路文化来指导高校管理学专业教育工作，是丝绸之路区域文化丰富发展的形式之一，是高校管理学专业教育与地域文化的有效结合，其深厚的历史内涵、深远的社会影响，为增强高校管理学专业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专业素养提供了具体实在的载体，也将进一步丰富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内涵。丝绸之路文化与管理学的专业教育联系，可以扩大区域文化对大学生教育的运用范围，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为学生早日树立科学的就业指导思想奠定基础；管理学相关专业的学生早日结合自身专业需求学习丝绸之路文化，可以为西部地区企业培养更加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关于区域文化与教育工作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德国学者赫尔德将文化概念扩展为社会向善论，认为文化就是人在自我完善过程中获得工艺、技术和学识（PhilipBagby，1987）。在此之前，国外学者就进行了关于“文化”词源的研究，Kroeber和Kluckhohn，通过统计指出关于文化的定义多达160多种，其中很多权威概念的解释（如牛津英语词典）都体现出“，文化”与“教育”具有词源上的同义性。1871年英国学者Tylor从人类原始文化的角度对区域文化的概念进行了描述，这部进化学派的经典论著从广义的角度对民俗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研究，这是第一次完全根据现实数据资料研究宗教起源等问题，推动了区域文化的发展。他提出，区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表现，从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认识区域文化应包含知识、信仰、风俗、道德、艺术表现、法律条文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掌握的各项才能和接受的各种习惯。关于高等教育与区域文化关系的研究，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KarlTheodorJaspers在其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THEENTEITIMENT”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指出区域文化与高等教育是存在双向互动关系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20世纪80年，区域文化成为我国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社会学将区域文化理解为社会大文化中的亚文化。陈建森对区域文化研究视域和价值取向进行了探讨，并对不同区域文化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对区域文化进行了精神层面的界定，将区域文化与传统文化，创新思维进行了联系。刘利华对区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衔接进行研究，明确了区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杨斌、范玲玲、苏宏象、黄修卓等也对此进行了研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国内学者对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也开始增多。新的时代背景下，粟迎春研究了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及启示；赵江民等对语言视域下的丝路文化变迁进行了探讨；2013年国内还举行了“丝绸之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丝绸之路文化加深认识的作用，并为丝绸之路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宽奠定了基础。

三、丝绸之路文化在管理学专业教育中的作用

（一）丝绸之路文化是提高我国竞争力的精神动力。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既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竞争，更是人才和文化的国际化竞争。我国作为文化大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文化作为综合实力竞争中的软实力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加强民族文化建设也成为世界各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我国传统文化、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丰富，在高等教育中加入相关文化元素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有效途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是我国加强区域合作，加强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增进沿途各地区人民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的平台，更是我们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选择。丝绸之路文化必将发挥其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作用，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主旋律下，将丝绸之路文化融入高校教育将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争取世界文化话语权。

（二）丝绸之路文化为甘肃高校服务当地提供理论指导。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一条著名的经济通道，其最初功能是一条运输丝绸的陆路贸易通道，曾经是连通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通道。丝绸之路文化因其地缘优势，具有融汇交流，不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甘肃高校要充分利用地理优势，通过组织学生学习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理论，听相关学术报告，参观博物馆、纪念馆，组织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开展演讲、辩论等学生活动，深化对丝绸之路文化的认识。现阶段高校管理学专业教育要通过区域文化加强教育的适应性、亲和力、有用性、可信度和传承性，在高校管理学相关专业教育中发挥丝绸之路文化的作用，可以丰富管理学专业教育的内容，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创新教育教学形式。

（三）亟须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随着科技发展、时代进步，当代大学生有了越来越丰富的科学文化水平提升平台，对新的技术、科技和信息产业的接触十分便捷。然而，另一方面，浮躁的社会风气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忽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大学生在象牙塔中就丧失了人文精神。面对这一问题，世界各国都开始了对人文教育的重视，把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优秀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就不打自垮”，教育学家杨叔子的这句话在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中华民族新生力量思想道德素质，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7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史研究方法徽州

吴承明曾经讲过：“我以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虽然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史无定法”，但运用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各区域间在一定时空坐标中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可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热潮。以中国之大，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史的研究实属必经之路。

一、区域经济史学科的历史来源

区域经济史首先是史，这个问题吴承明先生在论述经济史的方法论中已经对经济史进行了合理的定位，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无疑要借助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对特定区域进行分析和考察。

区域经济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适应国际与各国内部地域分工的深化，并针对当时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从经济学与生产布局学中脱离出来的伊恩新兴学科。斯（H.O. Nourse）从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和空间组织来定义区域经济学，他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高洪深总结的区域经济学为：“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决策的科学。”从以上两种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强调一个地理的区位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地点感”。而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里的“一定时空坐标”让我们感受到，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光强调区域经济学所重视的“地点感”，同时也特别强调了“时间序列”的概念。区域经济史终究是历史的一个分支，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时候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变迁。

二、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日本的经济学家斯波义信讲过：“经济史研究之目的，是为了认识，第一，各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呢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第二，他们解决以上问题的方式有何变化或发展；第三，决定以上情况及其变化的原因何在；第四，上述情况及其变化，与社会的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有何关系，后者对前者有何反作用。”美国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也指出：“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傅衣凌先生也指出：“史学研究的功能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功能，即史学研究的发展可以推动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丰富和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二是社会功能，即史学研究通过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和哲理。对当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影响。”通过对历史长河中经济现象进行历史的分析，使我们对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能有更深的了解。由于历史进程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不平衡性使得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成为必要。以中国社会为例，面积几乎与欧洲相等的广袤国土上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个地区的人文社会情况又由于历史上本地区开发的先后、人口的迁徙、风俗习惯的差别等等因素而出现了千姿百态的面貌，只有分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概况全国历史的总体。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得出结论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区域经济史在经济史的研究前提上添加了一个空间的限定，但这种限定却又不是研究范围的枷锁，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经济历史，更要通过对区域与区域外的经济联系看到那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

三、以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经济史为例论述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一）、从宏观层面上看，用一种整体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史的研究

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时也要考察本区域外的经济发展对本区域的影响，以及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历史大背景对该区域经济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普遍的现象，没有一个区域是脱离其他区域而单独存在的，一个区域也需要与外界进行商品的交换、资本和信贷的流通、技艺的传播、文化的交流等发面，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区域经济史的研究需要考察区域间的经济史以及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大背景的经济史研究。因此，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应该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来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们在研究任何具体课题时，都要把它置于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中进行考察，从总体的结构中把握其地位、价值和发展趋势。这种从总体中把握个体。就是要求在研究某一问题时，注意与其它问题的联系，同样在研究某一地区时，注意该地区与其它地区的联系，以及与全国，乃至世界历史总体的联系，要以一种系统的结构性的观点来认识所研究的地区。

徽州本地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得江南，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了。徽州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徽学作为一项区域史的研究，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区域发展的历史透视整个中国，故徽州的经济史虽为区域经济史，但实质却仍然是整体史，记得在2010年11月16号安徽大学举办的“走向世界的徽学、敦煌学和藏学”的高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会的栾成显先生讲过：“传统的历史，是以区域历史观为基础的。作为三大显学之一的徽学，虽有区域性质，但不应为地方学。”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会的卞利老师也进一步指出：“以徽州契约文书（约50万件）为基础，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商人、宗族、文化构成了徽州社会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但就全中国而言，徽州社会本身则又成了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整体中国发生作用，与同为子系统的其他区域社会互动互补。王健对唐力行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先生并没有把徽州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停留在整体观察阶段，而是进一步将自己的视野放大，把区域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考察。“因此也便有了对徽州海商的研究，为‘倭寇’正名，并将其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联系了起来。作者认为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因此很难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简单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走子贸易的兴盛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发，徽州海商则为走私商人的典型代表。正是他们冲破了明王朝的禁令，顺应世界潮流，形成了海商、行商、坐贾紧密结合的海外贸易的三个环节，将当时的中国江南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大量供应丝绸、瓷器等商品，刺激了这些商品的生产，从中最早产生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就深刻地解释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生于明代嘉万年间的原因。”在傅衣凌研究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时，把徽商放在明代社会这一大背景下，从宏观上阐述了徽商在明代社会里所能发展的前途问题，指出“明代徽商资本在分解封建社会的过程上所起的作用，且产生有不少新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萌芽因素，然终被这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紧紧地限制着，于是遂使得徽商资本的发展，一方面，受着古旧的老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所压迫；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所苦，死者捉住生者，形成了徽商资本的一个基本特点。”

（二）、从微观层面上看，注意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加强区域的个案研究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

横向分析，既可理解为对一个问题的分析，要兼及与之相联系的其它相关问题，也可理解为在研究某一地区时，注意该地区与其他地域的联系。横向分析也是对某一课题的多侧面分析。历史客观实体既是错综复杂地联结在一起，从不同侧面作全面的分析，自当可以使各个问题互通、互补，从而更真实地重建或还原历史。

个案研究试制选择有代表行的社会历史现象、事件、人物或集团的个体进行典型分析，被研究的个体往往是同类事物的信息载体，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同类历史现象及整个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如研究明清徽州地区的区域经济史就需要考察：第一，自然环境，顾炎武在《先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徽郡系界山谷，土田依原麓日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拥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城者，舰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田即废为砂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这里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不适宜农耕，而人们又有掌握一门技艺或从事贩运业的背景，从而为徽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人文社会因素，包括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家族制度、聚落形态、社会心理等等。例如徽商是明清时期在商界占据鳌头的商帮，徽商的故乡――徽州又是中国正统文化传承的地区。因此，以“贾而好儒”的徽商作个案分析，探讨儒家文化传统与商业发展的关系，理出徽商如何利用儒家的经济论理发展贾道，应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徽商的“贾而好儒”的现象可以从徽州林立的书院中看出明清时期徽州教育的发达。徽属六邑还有许多书院，讲学蔚成风尚。据康熙《徽州府志》的记载，徽属各县书院有：歙县十四所，休宁十一所，婺源十二所，祁门四所，黟县五所，绩溪八所。徽属六县共有书院五十四所。因此，从这里走出去的徽商，大多是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儒商”，对于徽州地区“守法律，娴礼教”的传统美德，他们大都能够传承，并运用到纷繁复杂的商业竞争中去，以诚信守法托起一个个商业成功的典范。卞利在《明清徽州社会研究》中也讲到：“徽商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方略，其实并无多大创新之处，问题在于他们大都是报读诗书之士，在经商的过程中，不仅仅依靠资金和闯劲，他们还善于动脑筋，善于观察市场行情的变化，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营销方略，终于使其在经营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区域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不仅指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而且包括同一地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比较，还应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性比较。区域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研究，纵向、横向、顺向、逆向都可作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和同类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彩多姿的风貌。叶显恩的《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将南方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就徽州和珠江三角洲而言，宗族制和商业的关系都相铺相成，但又各有不同，如果说徽州宗族制一直保持与正统文化相一致，堪称正统宗法制传承典型的话，那么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却是已经变异的亚种形态。宗族制在徽州是以维护和谋求社会地位、政治特权为其主要功能的；而在珠江三角洲却着力于扩大其经济功能的一面，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直接经营产业，并出现向经济实体转变的趋向。宗族内部也相应出现利益分沾，而不是徽州的余缺互济的道义经济”又如张丽和骆昭东的《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明清时期各商帮的形成、鼎盛和衰落的时间，以及各时段内主营商品进行比昂较研究，并把商帮的兴衰放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认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系。“众商帮中，尽管山东、陕西等商帮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没有闽、粤、浙、晋、徽那样明显，但16-19世纪初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和大量白银流入所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他们得以兴旺发达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在做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时需要兼顾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第一，用一种整体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第二，注意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加强区域的个案研究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只有兼顾这两方面才能使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更加的完整和科学。

参考文献

[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高洪深《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陈丽霞《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1

[4]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 2004. 08

[5]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清华大学出版社

[6]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史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出版社

[7] 叶显恩《谈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座谈会）1987.04.15

[8]叶显恩 陈春声《论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01

[9]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10] 王健 《徽州及其以外的世界:一种整体的区域史研究――读》（史林）2001.03

[11]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华书局

[1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 上海涵芬楼影印

[13] 叶显恩《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安徽师大学报）1998.04

[14]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

[15] 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第8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 区域经济 研究热点 新型城镇化 新型产业化

一、区域经济研究的一般议题

不同学者，对于区域经济学的认识不同。最典型的莫过于E.胡佛的观点，他在《区域经济学导论》（1971）中认为，区域经济学即“空间经济学”，可以用“哪里有什么？为什么？又该怎么办？”等问题来加以概括。这与地理学近乎雷同，不甚可取。区域科学创始人艾萨德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利用等等问题的科学”。经济学家则把区域经济学看成是以经济学的观点，研究在资源不均匀分配且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各个地区的差异以及各地区间的关系的科学。

我国学者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从生产布局的角度认为，将这门学科看作是“研究如何建立国家经济区域系统，并按照地域分工与合作的原则来组织系统内各区域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布局，使之形成一个既能顺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又能最大限度发挥地区优势的产业结构，形成一个大、中、小企业相结合、聚集与分散相结合、以多层次城市为结点、由运输网、信息网、服务点分布网等网络系统将全区城乡连成一片的经济有机体的科学”。

基于上述，本文认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域（经济）系统，目的是促进区域发展，任务是揭示区域经济运动规律，寻求促进区域发展、协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所以，区域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区域，特别是行政区域；所关注的重点是区域发展，尤其是具体区域的快速、可持续发展；所探讨的战略策略包括要素配置、外资引进、出口加工、增长极培育等。

二、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看当前区域研究热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选题，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深入研究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大力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着力推出有实践指导意义、有决策参考价值的重大成果，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库作用，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支持具有重大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整理工作。

2013年全国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类项目。基本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党的十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工作部署，深入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大力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着力推出有实践指导意义、有决策参考价值的重大成果，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库作用，为实现党的十确定的目标任务，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第一批60个招标课题中，有28个与区域研究有关，说明区域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契合国际研究趋势――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鲁格曼，而克鲁格曼是典型的区域经济或经济地理学者，他的代表作《地理与贸易》、《新区域经济学》等，都是经典的经济地理（区域经济学）著作。

这28个招标课题中，除了5个常规问题之外，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内外统筹（7/28）、新型城镇化（6/28）、转型与跨越（6/28）及安全与可持续（4/28）。由此可见，区域发展的内外统筹、新型城镇化及转型与跨越发展，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

2013年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招标以文史哲学科为主，基本要求是：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导作用，着力推出具有重大学术创新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服务。

这次招标的158个课题中，与区域有关的是17个项目。因为第一批已经把区域、空间课题列入很多，所以，这次招标的重点领域不是区域/空间。即便与此，仍有17个课题与区域或空间有关。在17个项目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占到了一半（12/17）。由此可见，区域或国家安全及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区域研究的热点。

2014年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招标的对象，以经济社会发展项目为主。基本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着力推出有实践指导意义、有决策参考价值的重大成果，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本次招标共95个项目，其中与区域发展有关的项目33个，达到30%以上。这33个项目中，除2个常规研究外，有10个属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内容，9个新型城镇化；6个转型跨越；7个内外统筹。

2014年第二批重大项目共192个招标选题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史类，包括基础类选题148个，跨学科类选题44个。总的要求是：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在192个项目中，与区域研究有关的是55个，超过1/4。除了4个常规项目以外，有22个属于内外统筹和走出去战略的项目，13个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13个转型与跨越发展研究；3个新型城镇化项目。

汇总2013、2014年哲学社会科学4批重大招标课题分类结果，得表1。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我国区域研究的热点是：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内外统筹发展、转型与跨越发展、新型城镇化。

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之所以成为近年区域研究的热点，这与我国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及大国崛起引起的国际反应有关。其中生态环境方面的危机自不必说，国土环境、水环境、生物环境、有毒有害物质生产和存放等，都面临严峻挑战。资源瓶颈更是严重制约着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森林资源是1/5，人均能源占有量是1/7，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是1/10。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必须依赖进口国外资源用以满足国内的需要。能源、铁、铜、铝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分别为1/6、1/3、1/5和1/3，其中，铁、铜、铝消费量世界第一（刘阳，2011）。特别是一些战略资源对外依存相当严重，许多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我国石油、天然气、铁、铜、铝需求缺口均将超过50%，石油消费量至少要415亿吨，然而国内石油产量预计为118亿吨至2亿吨，届时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接近60%，与目前美国58%的水平相当。

和其它大国崛起引起世界强烈反响一样，中国的崛起也刺激了周边国家和个别大国的神经。美国开始重返亚太，国际上“中国”甚嚣尘上，中国部分周边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面临着多种挑战，中国需要在战略视角上直面和区分与区域外大国及周边国家的矛盾，同时在策略层面降低周边环境变动给自身崛起带来的阻力。这就是基于世界背景下中国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热点的客观原因。

面对资源、环境和地缘形势的严峻形势，中国必须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只能实施经济、社会转型，唯如此才能实现跨越发展和大国崛起。正如总理反复强调的那样，转型与调结构是新常态。“转型与跨越”成为当前区域研究热点，既是对客观挑战的被动应对，也是新一届政府主动调整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

内外统筹成为区域研究热点，既与区域发展阶段有关――区域发展早期阶段以内循环为主，工业化和城镇化高级阶段则以外循环为主，因而必须注意区域内外的统筹协调，进一步推进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内外统筹也与大国崛起和经济体制改革有关，详见后述。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现代化车之两辙，鸟之双翼。我国的城镇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近年虽然在大力推进城镇化，但传统城镇化已经走到尽头，急需转变城镇扩展方式，注重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应急之策，也是进一步推进我国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新型城镇化也因此成为区域研究的热点。

三、从近年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看区域研究对象及其发展的目标诉求

2009年以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等单位先后批准了与区域有关的规划数十项。从规划目标看，这些规划可以分成五大类。

第一，培育竞争力、提高效益、加快发展的，如辽宁、河北、江苏等省份沿海地区开发规划等，其规划对象多是发展条件好、潜力大的地区。

第二，扩大和推进对外开放，改善区域发展环境的，如海南国家旅游岛、横琴岛、吉林长吉图开发开放规划、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等，其规划对象多是沿海、沿边开放地区。

第三，加强区域合作开发的，如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规划区域多是不同行政区的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试图通过要素互补或强强联合构筑区域发展新优势，培育新的增长极。

第四，推进生态建设与绿色发展，如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等、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规划大纲、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等。这些地区大多属于重要的生态屏障，通过规划和引导，保证生态功能，实现转型和跨越发展。

第五，加强对问题地区的扶持、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健康的，如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科技助推西部地区转型发展行动计划等。通过多种途径的支持和扶持，实现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确保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实际上，上述的五类规划，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提高效率、培育增长极、加快发展的规划；第二大类是注重协调、强调可持续，推进协同发展的。这种基于规划目的的分类指导，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研究的热点领域或热点。

注重效率、加快发展是由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决定的――中国正处在崛起的关键时期，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才能不辜负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而注重协调、扶持问题区域的跨越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仔细考察这些规划可以发现，这些规划中，大部分规划，都不是简单的行政区域而是类型区域，不是单纯的行政区域而是空间比邻的地域，有的涉及到两个省区，如“关中―天水经济区”；有的涉及到省内不同地区之间，如辽宁省五点一线规划、河北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省沿海规划、安徽省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规划。甚至有的涉及到不同政体之间的协同发展，如横琴岛开发规划等。这反映了区域研究对象的新变化。

从重点关注行政区域发展到更加关注类型区、跨行政区发展和跨国发展，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趋势的必然结果。

首先，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动追求的是利益和利润，与行政界限没有多大关系，这与我们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行政主导下的区域经济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因为我们对跨行政区域的重视不够、研究不足，使得跨行政区域的一些地域，成了发展潜力大、经济社会矛盾突出的地域。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引导，就能够迅速地改善该地区的目前状态，甚至可以很快地培育出新的增长极。

其次，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在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支持下，要素的流动既迅速又便宜，因而跨区域合作开发成为可能；在由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作用下，跨行政区域的产业集群逐渐形成。这必然要求区域研究更多地关注类型区和跨行政区地域系统。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正在推进的规划，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既是这种思路的延伸和强化，也是大国崛起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奇计妙招。

四、新一届政府施政要点及其对区域经济研究的要求

在党的十，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纲领逐渐明确，其中与区域发展有关的包括三点，即中国梦、市场决定和新型城镇化。这些都对区域研究方向产生深刻影响。

1、中国梦对区域经济研究的要求

用的话来说，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所以说，中国梦就是崛起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幸福梦。

要崛起就必须考察崛起的条件，明确崛起的目标，探索崛起的路径，分析崛起过程中可能引起的矛盾和冲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就要研究地缘环境、国家安全、战略性资源、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等问题。

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但从整个国家或民族来看，幸福不外乎富裕、平等、和谐和生态等，要实现幸福梦就必须建设美丽中国和和谐社会。因此，福利分配、民生保障、反腐倡廉、和谐社会和美丽乡村建设等，应该成为区域研究的主要议题，与此对应的新增长极培育、城乡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就是区域研究的热点。

2、市场决定对区域经济研究的要求

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2014年国家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缩小政策单元，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制定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运行的主体不再是政府，而是企业。因此，区域研究必将从过去主要关注资源供给、要素配置和政府管治转向市场需求、品牌竞争和企业家成长等；区域格局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从区域自身发展走向协同发展与一体化；区域发展战略也必须做出调整，即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化、重化工业化、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新型产业化、城乡一体化和转型与跨越发展。与此对应，区域规划的形式和做法也必须做出调整，应突破产业与事业之间的传统界限，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多地强调参与性规划、上下互动式规划、弹性规划、有限规划、战略性规划，以及管制性与引导性结合的规划。由此推断，企业家培育、消费和福利分配及跨行政区的协同发展和规划，必将成为区域研究的热点。

3、新型城镇化与四化互动对区域经济研究的要求

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四化进程不同，四化内容及形式更是千差万别。因此，除了研究全国整体的四化推进外，还要结合各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四化及其互动的途径。2014年全国区域科学年会的主题和分论坛（专题）设置恰好反映了当前区域研究热点――2014年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年会（RSAC’2014）的主题是“创新、集聚与区域发展”，这是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响应。会议下设的10个专题（分论坛），除了空间分析、信息技术、新经济地理学三个专题外，其余7个分论坛实际上可以归属于“区域协同发展”（包括一路一带、长江流域发展、京津冀协同、优化国土空间四个专题）、“转型与跨越发展”（包括创意城市、创新导向两个专题）和“常规研究”（包括区域经济与区域政策专题）三大类。其中前两类，即“区域协同发展”和“转型与跨越发展”可以看作是当前区域研究的热点。

五、总结和讨论

区域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课题，从近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选题方向、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成果和新一届政府的施政要点看，和传统的区域研究相比，目前的区域研究热点及方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区域研究对象，已经从节点区域、单独的行政区逐渐转向类型区、功能区（均质区）和地域系统（跨行政区）；从国内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转向区域的内外统筹和协同发展。

第二，区域研究中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从生产和供给转向消费及福利分配；从制造业专业化及其分工转向服务业、产业链分工与集群发展；更加注重低碳、绿色、循环经济以及产业与事业之间的互动。

第三，区域研究中所探讨的主要战略策略，从引进外资与技术、加工制造与出口、经济实力提高，转向地缘环境、国土安全、文化软实力提高和构筑外经外贸新格局等；从城市建设、城镇化和劳动就业转向新型城镇化、产城互动和城市群建设。

第四，学科热点的变化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规律，二是外部需求的刺激。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看，区域经济学研究热点的这些变化，与日本的经济地理学的转变非常相似――战后日本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变化特点是：从狭义的经济地理学向广义的经济地理学――社会经济地理学转换；将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等纳入研究视野，从物质生产和流动的空间过程及空间结构向非物质方面转换；从地方尺度向全球制度转换。此外，由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属于跟踪性研究，所以，世界上相关学科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学科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例，1987年以布伦兰特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提出21世纪议程，此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才开始掀起高潮，并一直延续至今，并将国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等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由此导致转型与跨越发展策略的出笼。新型城镇化则是在国外城镇化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的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社会治理机制及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合的结果。

外部需求刺激对学科发展的影响，这在中国体现的特别明显。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还是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都是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设计的，包括全国党代会报告、国务院决议、国家发改委组织的全国规划等。至于政府的施政纲领，更是直接影响着科学研究的选题方向。

第五，应该注意的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观察视角，对区域研究热点的认识是不同的，甚至“热点”本身的界定，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只是依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的选题方向、近年的国家层面与规划以及新一届政府施政要点提出了区域研究热点的初步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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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崔大沪：开放经济中的中国产业增长模式转变[J].世界经济研究，2004（9）.

[5] 付晓东：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区域经济评论，2013（2）.

[6] 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J].国际问题研究，2013（5）.

[7] 胡乃武、张可云：统筹中国区域发展问题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1）.

第9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基本概念是基础，是其他理论、方法论展开的重要根基。本文围绕地理学课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及区域概念进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内涵。

1 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一定义明确了当今国内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两大模块，与过去的相关教材相比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并体现地理学科研究优势。教材中明显将经济活动空间问题研究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重为经济地理学两大研究对象。作者认为经济地理学擅长研究的领域自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地关系）。由于地理学向来擅长研究的领域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因此对于后者大家普遍认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为地理学的根基是区域性与综合性，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来说，综合性不必费笔墨，人地关系系统包括诸多要素的综合，自然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地理学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区域差异性主要由地球的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历史所决定。其中，地球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这一基础物理条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热量分布产生区域差异，即维度地带性规律。热量分布差异带来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气候、植被、土壤）的空间差异，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是地理学区域性特点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带来当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陆分异状态，而上述差异又进一步影响水热分布状态，进而影响“区域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是“地”，即人地关系协调的关键是地理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讲，人文地理学科的基础亦是自然地理学科，这是由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所决定的。

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研究这一领域若将其独立与人地关系之外进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学所擅长的，而传统经济学比较擅长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其原因有：（1）经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均为经济学家或受到经济学思维的地理学家所创。（2）上述有关区位经典理论虽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但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成本或空间支出问题，而成本与收益问题显然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3）目前区域经济学诸多著作中介绍经典区位理论的情形常见，由此看来区位论对经济学和地理学都非常重要，两种学科均将其视为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或基础理论之一。若地理学将经济的空间问题与本学科擅长的基础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学科更好地发展。

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应将研究对象中的人地关系概念进一步强化，而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前提即在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或区位）问题研究中，首先以人地关系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为基础，便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在空间问题研究上的特色与优势。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此处简单举一例：如以某区域城镇体系空间优化为例，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城镇体系的空间规划，无一例外都是按照严格的假设条件，遵循中心地体系（或其他经济学理论模式）即可。因为在仅考虑少数经济学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因素（综合性和区域性）的作用或影响不能够充分体现，而现实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首先考虑地理环境，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性。原因是，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基础，而成本―效益等诸多经济因素是人类在保证生存基础之后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地理学教材中应将学科研究对象描述为人地关系（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及人地关系协调基础上的区位、空间组织等问题更为合理。

2 关于经济活动区位概念的探讨

地理学众多教材将经济活动区位定义为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这一定义范围较广，年轻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内涵。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有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相对位置的内涵，即“此经济活动”与“彼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对位置决定“此经济活动”的区位的“好坏”或“优劣”，而教材所定义的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一词，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活动本身的相对位置的内涵。二是须从某一视角去看待区位这一概念。例如在比较两种地理事物的区位中“谁优谁劣”，须从同一视角进行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连浩特的区位“谁更优”的问题，中国和蒙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一视角看问题，那必然是后者的区位优势显著。但从国家层面去比较区位优势，显然前者具有绝对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与什么比较起来，哪一个更具区位优势”等表述，这样的表述显然忽略了两种事物的比较必须在某一个统一视角下进行才有意义这一基本常识。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更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应为，“某统一视角下，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

3 关于区域概念的探讨

区域概念在诸多领域中无统一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政治学认为行政界线既是区域边界；区域经济学认为统一经济特征的区域即为其边界；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本文主要探讨地理学对于区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学对于区域的上述定义与区位定义同样，其内涵较为宽泛，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本科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定义表述中的“一定范围”一词，其所指范围宽泛，如，“一定范围”从小到社区，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学生头脑中植入清晰的空间概念，易出现歧义。由于地理学的两大根基之一的“区域性”是在自然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自然地理属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也应强调区域的自然地理属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区域定义为，某一标准下，具有内部一致性，外部差异性的地理单元。其中，“某一标准”一词是为区分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视角）对区域的不同认识（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区仅仅是从文化这一视角划分区域的，而经济区仅仅是根据经济类指标对区域进行划分的。因此“区域”在一定标准下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在一定标准下区域内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对外必然产生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