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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索赔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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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工伤索赔范文

【摘 要】近年来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其运行过程中凸显的安全问题也比较严重,而我国目前对于建筑行业中发生的农民工工伤问题的法律规定已然不足以解决现实发生中的很多问题,所以对于农民工工伤问题的研究就显的尤为重要。本文旨在重点研究农民工工伤索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农民工;工伤认定;劳动关系确认;法律缺陷

一、农民工在维权中所遭遇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大力监督和管理,以及出台相关法律使得在建筑行业中的农民工工资索赔案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同时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在建筑行业中农民工发生了伤亡该怎么保障农民工的利益。大多数农民工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不懂得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些农民工虽然想到了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但是诉讼的高昂费用以及诉讼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让他们放弃了用法律来维权。本文重点旨在研究农民工工伤索赔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一)因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工伤认定困难

根据2010年12月20日国务院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中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从法律规定来看农民工要在发生工伤事故后进行工伤认定前提是必须要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但是我国目前的建筑用工现状是很混乱的,很多承包商为了逃避法律根本在用工之初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而农民工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也不会强制承包商与其签订合同。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无法确定,使得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就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

(二)工伤维权程序复杂漫长

发生工伤后首先要进行工伤认定,对工伤认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也可以申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行政诉讼的结果是法院维持或者责令工伤认定部门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不是由法院来直接做出认定工伤或者非工伤的结果的判决,也就是说如果法院做出责令工伤认定部门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那么农民工就又要经历一次工伤认定,对认定结果不服的还要继续走一遍复议或者诉讼的程序,在这个环节中就极易出现一个循环。在认定工伤以后还要进行一个劳动能力鉴定,对鉴定结果不服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重新鉴定的结果才是最终结果。这个过程大概要一般时间为3年9个月左右,最长时间6年7个月左右①。这个时间中还不包含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发生的劳动关系确认的时间。实践中很多案例用人单位就利用认定程序繁琐复杂这一缺陷使案件久拖不决,消耗农民工的维权意志。例如2006年8月,汤某在出差中摔伤。2007年5月,工伤认定机构认定汤某为工伤。但是,汤泉所在的公司以工伤认定机构没有依据初诊诊断证明进行认定为由提起行政复议。汤泉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工伤认定机构撤销原工伤认定,再次认定汤泉的伤害为工伤。该公司又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工伤认定结论,该公司提起了行政诉讼。目前,该案依然在审理过程中,而汤泉在受伤两年多后,依然没有获得任何赔偿。②

(三)在工伤认定中法律规定存在缺陷

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从以上规定中可以发现法律的规定是存在漏洞的:

第一法律规定农民工发生了事故后应该要由其所在单位进行工伤认定,但是如果所在单位没有给农民工上工伤保险则所在单位要赔偿其损失,为了逃避赔偿所在单位就不会选择主动为农民工做工伤鉴定;而受工伤的农民工及其近亲属在有些情况下是没有能力去做工伤鉴定的例如其本人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或不具备有资格且又有能力的适格的近亲属。

第二法律规定中的1年申请时效没有给出延长的可能,这对农民工是很不利的。大部分的农民工是不会关注到工伤认定中是否有申请时效的,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是否有时效规定。而且即使知道有申请时效,在受伤严重的情况下不能亲自申请,或者单位答应给申请鉴定但是单位故意拖延,超过了1年的时间且拒绝承担责任。这些情况下如果不允许延长时效则是对农民工不公平的。

类似的问题还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救......”

实践中普遍的认定为超过48小时之外抢救无效的死亡是不能视同工伤的,这一规定及其的不合理,使得很多案件不能作为工伤进行赔偿。而且实际中有些发生工伤的家属为了能够将此案性质定为工伤以得到索赔会早早放弃治疗,而一些用人单位却为了能逃避赔偿对已经没有生还希望的农民工拖延抢救的时间,导致出现了一些令人不能理解的社会现象。

二、如何解决农民工工伤认定中的问题

(一)增加法律人员及资金的投入

虽然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但是却还未能满足法律援助的需求,因此大中专院校应该加强对毕业生向法律援助的方向引导,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政府应当给予法律援助机构更多的资金支持,以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常运行。

(二)简化工伤认定程序

工伤认定程序复杂繁琐的情形使农民工怯于去申请认定,往往为了尽快的拿到赔偿金而与用人单位私下了结,当然如果私下了结对农民工有利的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程序,问题在于用人单位处于强势地位,利用农民工的迫切心理极力的压低赔偿金额。使得农民工的合法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如果法律能够将小额的工伤赔偿设定简易程序,那么就方便了受伤职工快速的获得赔偿金。

(三)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

劳动法领域中虽然法律众多但是过于庞大的法律文件,容易出现运用中的法律冲突,并不是一个清晰易懂,易于运用的法律系统。而且对于一些法律规定多是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虽然此次2011年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进行了一些修改,但是其中修改的内容对农民工工伤维权的帮助不是很大,一些对于农民工的改变并没有涉及到。应该对于受伤的职工工伤认定的申请时效在具体情况下考虑给予中止和延长。

注释:

第2篇:工伤索赔范文

论文关键词 工伤 第三人侵权 竞合 追偿

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工伤的,与侵权人构成侵权法律关系,同时与用人单位构成工伤法律关系。劳动者在索赔过程中,既可基于侵权关系向侵权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又可基于工伤法律关系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此种情况下存在着侵权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赔偿法律适用问题的竞合,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能否同时适用,以及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伤赔偿款后能否向侵权人追偿等问题理论界一直有争议。笔者不揣浅陋,略抒己见。

一、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民事赔偿的关系

(一)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赔偿的联系

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赔偿二者皆作为损害救济的方式,都能够对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的受害者予以赔偿,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竞合。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工伤赔偿是随着侵权赔偿法发展,为弥补侵权赔偿的不足发展而来的。侵权赔偿的历史源远流长,一直延续至今,进入工业社会后,机器化的工业大生产,商业和工业的发达导致工人伤害事故增多,为了平衡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对工人的保护,工伤保险赔偿从侵权赔偿中独立出来,并逐渐发展成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脱离了私法范畴,成为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赔偿的区别

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赔偿虽然都是对受害的劳动者的救济,但两者还是存在很多区别的。主要体现在:

1.性质和功能不同

工伤保险赔偿属社会法范畴,而侵权赔偿属私法范畴,两者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工伤保险赔偿是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通过社会保险来分散工伤事故带来的损害,通过国家之手来分配正义,使社会福利水平整体得到提高,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功能在于损害填补、损害的预防和损害的分担。侵权民事赔偿以矫正正义为原则,是一种纠错机制,其思想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通过对加害人科以一定的不利益来减少其利益,并将该利益转移给受害人从而使受害人回复损害发生前的状态,其功能在于对损害的填补、损害的预防和惩罚或制裁。

2.归责原则不同

工伤保险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害者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对企业经营者是否有过错不予考量,对受害者也不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侵权赔偿的归责则不同,从当代侵权法的发展来看,归则体系从单一的过错责任向过错推定、公平责任、无错错责任等多种原则发展,除法律明确规定适用公平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外,一般侵权赔偿的承担都要求侵权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没有过错就不承担侵权赔偿,同时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即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的,依法减轻或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3.适用的程序不同

工伤保险赔偿首先要申请工伤认定,构成伤残的需经劳动鉴定委员鉴定,然后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保险赔付。企业未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工伤事故发生后,由该企业向遭受工伤的劳动者依照工伤保险赔偿的标准支付赔偿金。侵权损害赔偿通过诉讼来解决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照诉讼的程序进行,受害人要证明侵权的构成要件,涉及到过错以及其他影响责任的事实的证明,会承担举证不能败诉的风险,同时,当事人还要承受诉讼之累。总体来说,工伤保险赔偿的程序要比侵权赔偿的程序要简单很多。

4.赔偿的标准和范围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不仅包含财产上损害,也包括非财产上的损害,如精神损害抚慰金。而工伤保险赔偿仅限于对工人的人身损害,其目的在于保障受害人的基本生活水平,给付金额也有一定的限制。与侵权赔偿仅限于对受害者造成的现有损失予以赔偿不同,工伤保险赔偿不仅对受害者现有的损失予以一定程度的赔偿,同时对受害劳动者的后续生活予以一定程度的保障。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在具体赔偿费用上的计算标准也不同。

二、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民事赔偿竞合的处理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民事赔偿竞合的处理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目前,各国或地区解决此问题主要有取代模式、选择模式、补充模式和兼得模式四种。

(一)我国工伤保险和侵权民事赔偿竞合的规定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规定工伤保险和第三人民事侵权的法律竞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只是明确了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受害人可以向侵权的第三人主张赔偿责任,并没有解决受害人的工伤保险赔偿权和侵权赔偿请求权的关系问题。我国《社会保险法》第42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从此条规定只能推出因第三人原因造成工伤的医疗费用由第三人承担,并没有明确除医疗费用外的其他赔偿费用的责任主体归属问题。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统一第三人侵权工伤赔偿案件裁判标准”问题的答复中解释到: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和《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中规定,均认可了第三人侵权工伤赔偿,受害人可获得双份赔偿的原则。从此回复中可见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采取的是兼得模式,即受害人既可以向第三人请求侵权赔偿,又可请求工伤损害赔偿。

(二)理论探讨

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受害人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可获双倍赔偿的原则后,引起了学者的激烈争论,有学者主张应当采取补充模式,即发生工伤后,被害人对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均可以请求,但是其所取得的赔偿,不得超过其实际所受到的损害。理由有二:一是工伤保险在于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同时具有降低企业风险的功能,采兼得模式将不能体现工伤保险降低企业风险的功能,第三人侵权让公司买单,也不符合公平原则。二是采取兼得模式使受侵害的劳动者获得双份赔偿,将会造成与一般的工伤赔偿差距太大,对普通的工伤受害者不公。也有学者主张,因第三人侵权工伤可以得到双份赔偿。理由为:一是法律明确规定了可以获得双份赔偿,没有规定相关的追偿权;二是生命健康无价,仅靠侵权损害赔偿无法填平受害劳动者所受的损害;三是多一份赔偿对受害者多一份保障,法律并没有限制受害人获得双份赔偿,不存在所谓的公平问题。

笔者认为工伤保险和第三人民事侵权竞合的情况下,选择兼得模式显然违反公平原则,同时会使企业的负担加重,违背了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减轻企业经营者的负担的目的。在兼得模式下,企业经营者缴纳了工伤保险费,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事故,在有明确的责任主体的情形下,依然让企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显然与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不仅没有分担企业风险,反而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其次,在兼得模式下,受害劳动者得同时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其最终获得的赔偿总额可能会超过其实际所遭受的损失,受害者因此而获得的额外的利益,兼得模式与“受害人不应因遭受侵害获得意外收益”这一公认的基本准则相违背。③补充模式不仅可以避免受害劳动者因侵害获得额外利益,同时能够使受害者在其因损害所遭受的损失的范围内获得最大的赔偿。在受害者权益得到周到保护的同时,又能对第三人起到一定程度的制裁和威慑作用。补充模式是现代侵权赔偿制度与工伤保险制度长期磨合的产物,兼具了取代模式和兼得模式的优点,并避免了取代模式、选择模式和兼得模式的缺陷,逻辑更为严密,也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因此,应采取补充模式,并建立相应的追偿制度。

三、第三人侵权引起工伤,用人单位赔偿后的追偿权

为了减轻企业经营者的负担,加强对侵权行为的民事制裁和预防,在工伤保险和民事侵权竞合采取补充模式的同时,应建立和完善用人单位对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赔偿后的追偿制度。由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引发的工伤事故发生后,受害劳动者可以同时请求工伤保险给付和普通人身损害赔偿,但其取得的赔偿金和保险金总额,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的损害。用人单位在支付工伤赔偿款之后,有权向该第三人追偿,当第三人为受害人的家庭成员或同事时,追偿情况则有所不同。

(一)第三人为家庭成员

由受害者家庭成员引起的工伤损害,用人单位能否向其家庭成员追偿,目前尚没有统一定论。奥地利关于对家庭成员的追索并没有成文法律的规定,只有基于商业保险的概念所抽象出来的原则,即授予保险机构追偿其家庭成员是不协调的。德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如果被保险者的家庭成员的侵权行为引起工伤,保险机构将赔偿医疗费,除了损害是由其家庭成员故意造成的,否则不能像侵权者追偿。但受害者仍然享有向侵权者主张在扣除保险赔偿部分后的侵权责任。④奥地利和德国在此方面的规定并不相同,德国的对其家庭成员的要求更为严格。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德国的做法,若损害因受害人家庭成员过失行为引起的,则工伤赔偿机构不可以向其家庭成员追索,此种规定可以避免家庭成员间不必要的纠纷;若因其家庭成员的故意行为引起的,则工伤赔偿的单位可以向其追索,此种情况下,可以有效的避免受害人与其家庭成员串通骗取工伤保险金的行为。

第3篇:工伤索赔范文

1.海外游客。海外游客一般都愿直接或通过旅行社向海外保险公司购买旅游意外人身保险。这恐怕主要因为:如果发生旅游意外事故,投保人从海外保险公司得到的赔款绝对额(以硬卜通货币为参照系)较之中国大陆保险公司支付的赔款为高。当然,其前提是投保费也相应要高。正因为如此,一些海外游客在大陆发生意外后丫并不立即一向中国大陆的保险公司索赔而宁愿回国后向其投保的海外保险公司索赔。例如1991年3月,广西旅游总公司所组团队中的一位加拿大老太太,在桂林游览时因意外事故摔断腿骨,她就将医院诊断书和医药费收据正本拿回国去向其投保的公司索赔。

2.海外旅行社。如果说在l习90年白云山机场事故之前许多海外旅行社(特别是一些港澳台旅行社)为了降低其经营成本而不愿为客人购买旅游意外保险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海外旅行社为了其自身的利益都或多或少地为客人购买了保险。例如,香港的旅行社一般都为客人购买5港币相应最高赔偿额为5万港币的旅游意外保险。

3.国内旅行社。国内旅行社一般都会在国内保险公司为自组外联的海外游客购买旅游意外保险。这样做主要是因为:(1)它们必须执行国家旅游局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同制定的《关二F旅行社接待的海外旅游者在华期间实行统一意外保险的暂行规定》;(2)旅行社考虑到自身的利益,特别是1990年白云山机场事件之后;(3)从1990年开始执行的《旅行社旅客旅游意外保险协议书》(以下简称《保险协议书>>)和《旅行社旅客旅游意外保险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保险实施细则》)中规定:“海外旅游者来华旅游20天以内(含20天).”保险费“一律按每人次20元外汇人民币收取。超过20天的,每超过一天,每人次按1元外汇人民币增收”。这一保险费率对海内外旅行社来说在经济上都是可以接受的,L因为国内旅行社是将其打人成本向海外旅行社报价,而海外旅行社则认为这些费用同整个旅行费用相比只占很小一部分。、_以上当事三方普遍认为,国内保险公司对旅客人身伤害和旅客医疗费等涉及到人身伤害的赔偿额偏低,这表现在:(工)海外游客宁愿将医院诊断书和收费收据正本拿回国向承保的海外保险公司索赔;广(2)多次投保但只能向其中的=个保险公司索赔,就显得赔偿额绝对和(或)相对低;(3)由王电国境内医院的医疗费太低,因而国内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所得赔偿款往往低于财物保险得到的赔偿款,产生了一种于情理不合的“物比人贵”的现象。如广西旅游总公司在1991年春节期间接待的旅客因其行李被盗而代其索赔列4.OD元外汇人民币,而在1991年7月和1992年2月阴网伙平溯争故甲,一次仪代旅各索赔剑医疗‘货用128.、功元外汇人民币,另一次则因当时没有送医院检查和医疗而未能索赔。笔者认为,要改变涉及海外游客旅游意外事故导致的人身伤害的赔偿额太低的状况,应解决以下问题:(1)多次投保应多次索赔;(2)在特殊情况下,除了海外保险公司应赔付海外游客在中国大陆发生旅游意外事故受伤害而在境外医院就诊的医疗费用之外,中国大陆的保险公司一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此支付一部分赔款;(3)旅客因旅游意外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作为“人”的损失与行李丢失作为“物?,:的损失的区别在于:前者还会产生后者所不会产生的连带财产损失、隐形生理损失和心理损失。所以具体承保的保险公司应该对此有一定的补偿。

4.承保的中国大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自然认为其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所统一制定的《保险协议书》和《实施细则》而进行的投保和赔偿是合理的:(1)根据《实施细则》第5条第(1)款规定:“对于医疗费的赔偿,保险公司凭中国境内医院收据正本及医院医师诊断书赔付”。既然海外受伤害游客已将医师诊断书和医院收据正本拿去向海外的保险公司索赔了,大陆的保险公司当然就不应再赔付。(2)之所以出现L“物比人贵”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医疗费本身就很低(如果与国外相比则更低)。(3)《保险协议书》和《实施细则》都没有对连带财产损失、隐形生理损失和心理损失的赔偿作出规定,况且,生理损失和心理损失也很难度量。喊实质上,以海外游客、,海外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为一方,同以承保的国内保险公司为另一方的上述分歧及其解决方法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多次投保与多次索赔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国际惯例中关于“货物”的多次投保的赔偿的做法并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人”,因为任何一种货物都有其本身的价值量限额,而人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旅客对旅游意外的多次投保应可以多次索赔。建议国家旅游局有关部门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有关部门协商,允许已在国内保险公司购买了旅游意外保险的、受到旅游意外事故伤害的来华海外游客,凭中国境内医院收据及医院医师诊断书的复印件(正本当然更好),向承保的中国大陆保险公司索赔(或由国内旅行社代为索赔)。协商规定“特殊情况”,一般来说,采用“列举法”容易为旅行业界和保险业界所接受。从旅行社的角度来看,?“特殊情况”是指以下几种情况:(1)中国境内的医院限于条件不能治疗而刁经中国医院出证明必须离开中国进行治疗的;(2)中国境内的医院限于条件未能确诊而在境外的医院重新确诊的;(3)海外游客因假期已满必须赶回去边工作边治疗而不能留在中国境内的医院医治的。当然,.这种“特殊情况”的规定需与保险公司方面共同协商,才能最后确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许多在大陆旅游的海外游客在遭受意外伤害后,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治疗没有信心”而要求在境外的医院医疗的做法,是不能作为至少不能全部作为“特殊情况”来处理的。‘、”

第4篇:工伤索赔范文

    坐车回家出车祸

    2004年10月1日,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蒋六斤在南京长途东站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从南京开往泰兴,票价是40元,外加1元的太平洋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保险金额是人民币两万元整。

    这辆客车属于溧水客运公司所有,并在当天早上7:15从南京发车,驶往泰兴。在汽车行驶到宁通高速90KM+700M路段时,由于雨大路滑,加上车速较快,汽车转弯时与护栏发生碰撞,大客车突然侧翻,蒋六斤当场昏迷。

    失去脾脏断了肋骨

    等他醒来时,他正躺在扬州苏北人民医院的病床上,浑身是血。经医院检查后,蒋六斤得知自己在这起翻车事故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首先是脾出血,由于病情严重,医院给蒋六斤实施了脾切除手术,失去脾脏的蒋六斤将再也不能从事任何的剧烈运动。

    同时,这次车祸造成了蒋六斤左肋的第八、九、十这三根肋骨骨折,头部外出血。医院鉴定,蒋六斤属于八级伤残。惨遭横祸的蒋六斤在医院住了20天,后来转回家里养伤,为此他休学一年。

    公司:赔偿后拿走票据 蒋六斤告诉记者,他在住院期间共花费21000多元。今年9月1日,客运公司已和蒋六斤签订了赔偿协议。公司答应赔偿蒋六斤55000多元,另加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及误学费等,总计7.1万元。

    随后,记者联系了溧水公路客运有限公司,该公司分管安全的谢经理告诉记者,蒋六斤住院期间的原始发票确实在他们公司,但无法归还蒋六斤。因为溧水客运公司已经与蒋六斤进行协商并且签订了赔偿合同,这些票据由他们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使用。

    向保险公司索赔遭拒

    蒋六斤心想:“我在买车票时,还附带买了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的一元钱意外伤害险,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

    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李鹏告诉记者,这名受伤乘客的确可以到他们公司进行索赔,但必须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发票、病历、出院小结、用药明细、本人身份证、乘车车票、保险卡等。

    记者说,蒋六斤已经将原始发票等票据交给了客运公司,现在拿不到。李鹏表示,必须出具原始发票等索赔资料,不然公司无法对其进行赔付。

    投保人:买了张废纸

    记者问,既然如此,乘客的一元钱不是白白交给保险公司了吗?李鹏答复说,只要索赔就必须出具索赔资料,如果投保人无法出具,这就不是保险公司的问题了。

第5篇:工伤索赔范文

对于如何缓解工伤问题,社会上众说纷纭,有人提出要落实工人的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有人认为要加强工人的职业安全保护,更多的人则指向要完善、改进工伤方面的法律政策,尤其是要简化工伤索赔程序、缩短工伤索赔时间等。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现实中工伤情况十分复s,要谈及具体问题,必然是千头万绪。万变不离其宗,缓解工伤问题的“宗”在于约束资本,如不能对产生问题的源头达成共识并对症下药,工伤问题恐怕会长期成为工人致命的伤害。

最大化地追求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唯一生命冲动,它决定了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难以改变。“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尤其在非公经济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利益是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资方天然控制着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这些最重要的权利,所以“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才难以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工会只有强力站在工人一方,保障工人的正当权益,劳资之间的天平才可能维持相对平衡。

然而,当前我国非公经济企业中的劳资博弈天平严重失衡,导致了工人各方面的生存困境,甚至频频出现一些极端情况。典型的表现就是“弱势中的弱势”――工伤工人,在追讨基本生存权益时处处碰壁。

防护放在先

工伤患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每一个工伤患者身后都牵带着一个家庭的生存与幸福,甚至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实上,工伤患者的康复不仅需要医生的医疗帮助,同时还需要社工帮助进行心理建设,律师给予法律意见,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在康复和维权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目前国内有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手牵手工友活动室等社会机构长期从事工人工伤问题的实务与研究工作,它们均在近年了工伤问题的专项调研报告,从这些报告我们可见工伤频发的主要原因有:工人超高强度、超长时间的劳作;工人劳动安全卫生培训、职业安全防护措施缺失;工人定期职业体检缺失;企业生产中的职业危害隐患多等。

酿成工伤悲剧的具体原因很多,但它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点:资本在最大化降低生产成本的诱惑下,置工人的身体与健康于不顾。其实,很多工伤事故的发生可以避免,如果企业提供基本防护的话。据统计,54.8%的建筑工人工伤事故原因是防护措施缺失。

当前我国的工伤维权之难主要集中在五方面:未购工伤保险索赔难、劳动关系确认难、工伤鉴定诊断难、法律程序繁杂难、拒付工伤赔偿款追讨难。

造成这五难的主要原因均来自企业恶意逃避工伤责任。企业是工伤患者顺利索赔的最大拦路虎。因大量企业没有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而《社会保险法》针对这部分群体的先行支付规定又形同虚设,导致工伤患者缺乏最重要的保障。企业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的《劳动合同》不规范,而劳动关系确认又必须得到企业的支持和配合,致使大量工伤患者在工伤索赔的第一步就被卡住。

法律程序繁杂的主因是企业的恶意作对,因为企业的恶意作对,工伤患者常常不得不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才能获得最终判决。有时经过一轮轮脱胎换骨的官司之后,手握法律判决支持书的患者仍可能遭到企业抵制赔偿。

第6篇:工伤索赔范文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工业事故不断,屡现媒体,反映了工业化的加剧和市场经济初期的稚嫩。相当工人在事故中伤亡,侵权索赔案件不断。一般而言,实施了工伤保险制度的企业,其职工因工受害后能得到适当赔偿和妥善安抚,而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业主因各种原因尚未实施工伤保险制度,雇主在雇员因工受害后往往以雇员有过错为由推卸责任,雇员难以得到适当赔偿和安抚,大为不满,以致诉诸法律。在侵权案件中,这类案件占了绝对多数 .类似的事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因无法律和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对有限法条之理解又各有见地,故裁判结果各有不同。一些法官将其定性为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案,适用工伤保险赔偿标准由雇主赔偿;一些法官则将其定性为雇员受害赔偿案,适用无过错责任和参照一般侵权赔偿标准由雇主赔偿;而另一些法官则以雇员未参加工伤保险不宜定为工伤事故为由以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定案,并适用过错责任由雇主和雇员分担责任。2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除立法缺陷外,主要是法律界和法学界对工伤事故责任与雇员受害责任之概念、性质、归责原则等存在模糊认识和分歧。不仅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1号发表的《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天津塘沽区法院裁判时就有“依照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被告(雇主)由于过错侵害了张国胜(雇员)的人身安全,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表述。3该案例就是运用过错责任来解决雇主对雇员因工受害赔偿责任的先例。但学者对此公布案例颇多质疑,学者多为主张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这类案。4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分别规定了“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两个不同类别的案由,然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该两类案件的性质界定、归责原则等又未作明确规定,理论上亦未有明晰的答复,导致认识和理解混乱,进而在审判实务中出现上述状况。笔者在经办这类案件时亦颇为头痛,试作研究,不当之处请专家赐教。

笔者试图通过对劳动保险法上工伤、工伤事故保险责任和侵权法上工伤事故责任、雇主对雇员的赔偿责任的对比研究,提出侵权法上工伤及工伤事故是套用劳动保险法上之术语,实际上侵权法上之工伤事故责任与雇员受害赔偿责任(即雇主责任)并无本质区别,在我国侵权法上应废除工伤事故责任之称谓,采用现代民法之通例,建立雇主对雇员受害赔偿责任(或称雇主责任)制度,明确雇主对雇员受害的赔偿责任之归责原则应为无过错责任原则,雇主的唯一免责事由是受害人故意。

工伤事故责任及雇员受害赔偿责任的概念和性质区别

弄清工伤事故责任和雇员受害责任的概念和性质,是正确处理此类案件的前提。

所谓工伤,习惯上就是指工作过程中遭受的伤害,它是我国特有的概念。最初其本意为因工负伤、残疾、死亡。5西方国家鲜见“工伤事故”之称谓,而工业事故之称较为普遍。6对于工伤的论述,观点颇多。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伤就是企业职工在生产岗位上,从事与生产劳动有关,或是劳动条件、作业环境所致引起的人身伤害事故、职业病。7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工伤是指在生产、工作或在去往生产、工作岗位上负伤、致残、死亡三种情形。8实际上只是表述不同,其内涵是一致的,即是因工受害。但在劳动法上,它却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对已实施了工伤保险的企业在其职工因工伤亡后,按照一定的程序向劳动行政部门(现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下同)报告,由劳动行政部门加以认定,未经认定不为工伤。9认定职工工伤,给予职工工伤保险待遇。反之,不认定为工伤,则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可见,在劳动法上,工伤是一个特定的劳动法术语,认定为工伤是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条件。此外,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业主为职员办理了工伤保险手续,交纳了工伤保险费。否则,同样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业主如果未给职员办理工伤保险手续,也就不可能申报工伤认定和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因此,工伤及工伤事故应当是劳动保险的性质,是国家为保护劳动者人身安全而创设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执行的公法义务,但其有私法上的效果。10.工伤事故由劳动保险法调整,这在1953年《劳动保险条例》(修正案)和《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及最近颁布尚未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中得到明确体现。学者们亦普遍认同11.

那么,工伤事故是否同时具有民事侵权行为性质呢?民法学家杨立新认为,工伤事故既是特殊侵权行为,又是劳动保险行为,是劳动法和民法这两个基本法的法规竞合。12笔者认为,工伤及工伤事故是劳动法上的专有术语,未经劳动行政部门经过一定的程序不能认定为工伤,这一专有术语不应搬到民法上来运用。但职工工作受害后,不论其是否参加工伤保险,是否认定为工伤,均可以民事侵权为由向业主索赔。在西方国家,劳动法并非独立的部门法,劳动法律关系统由民法调整,即使创立劳工赔偿法这种单行法,也是作为民商法的特别法而存在,因而不存在工业事故性质的双重性问题13.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将劳动安全法律规范上之专用术语硬搬到民法上来,反而引起混乱。

为什么在我国民事侵权领域出现了工伤事故赔偿责任和雇员受害赔偿责任两类本质相同而不同称谓的案件呢?我想是有一定原因的。我国在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期间,经济主体形式的单一,国有和集体企业占居绝对优势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其员工亦受到特别的劳动保护,国家通过劳动法强制企业为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以示对劳动者的关怀和保障。公有制企业职工因工受害后则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故有工伤及工伤事故之称谓普遍运用。一些未实施工伤保险的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因工受害后的民事索赔诉讼则习惯上延用劳动保险法上的称谓亦称之为工伤事故赔偿纠纷。而对后来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业主则称之为雇主,其职员则称之为雇员,其雇员受害后的民事索赔诉讼则称为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其实这两类案件均是工业事故引起的雇员受害,其性质是一样的,只是雇主性质不同罢了,一个为公有制另一个是非公有制。民法学家梁慧星在《雇主承包厂房拆除工程违章施工致雇工受伤感染死亡案评释》一文中的论述表明,工业事故存在于一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中。他对工业事故的定义是有雇用合同关系之受雇工人在执行职务中遭受伤害,即是工业事故。此文通篇未提工伤及工伤事故,表明了其并不认同将劳动法上的特定概念与侵权法上之概念混同。

我国工伤事故索赔诉讼实际就是现代民法意义上的雇员因工受害索赔诉讼,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仅是称谓不同而已。应采用现代民法上之雇员受害赔偿责任(或称雇主责任),而取缔我国民法上之工伤事故责任这称谓,以免混淆于劳动法上之工伤事故保险责任。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已明确指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非公有制经济是由宪法确认的一种必要的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宪法和法律既不能给予公有制企业以特权,也不应歧视非公有制经济,必须平等保护各种经济形式的财产权利和其他权益。14宪法和劳动法亦同样规定了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平等地享受劳动安全保护,二者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此,无论是公有制企业或是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因工受害后的民事索赔诉讼,已没有必要区分一为工伤事故赔偿(或为工业事故赔偿),一为雇员受害赔偿,应统一采用后者。

工伤事故责任与雇员受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前已论述,工伤及工伤事故本是劳动法上的特定概念,既已习惯将其套用到侵权法上来,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归责原则,以示与雇员受害赔偿相区别。但是,法律并未将两者明确区别,学者们亦有不同见解。民法学家杨立新仅承认工伤事故责任,不承认“雇员受害责任”名称的独立存在。 其认为:“只有实行劳动保险的单位,才存在工伤事故待遇的适用,因此,工伤事故只存在于各类企业之中,包括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如三资企业等。其他雇用劳动者的个体、合伙企业,亦应包括在内”。他延用了劳动法上“工伤事故”概念于侵权法,工伤事故包括所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职工、雇员因工受害。他认为工伤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不是过错责任原则。15 而梁慧星教授在研究此类案件时并不采用“工伤事故责任”的称谓,其在论述所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均称为“工业事故”,从而引起的因工受害侵权诉讼为雇员受害赔偿之诉,适用无过错责任。16笔者赞同梁教授的观点。民法理论上应该取缔“工伤事故损害赔偿”和“工伤事故责任”之称谓,代之以“雇员受害赔偿”和“雇员受害赔偿责任”(或称雇主责任,下同),以便与劳动保险法上的称谓相区别。下面仅围绕雇员受害责任进行论述。

在劳动法上的工伤事故保险责任与侵权法上的雇员受害赔偿责任虽然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责任,但其归责原则是一致的。工伤事故保险责任实行“无责任赔偿”(或称“无责任补偿”)原则。17即是雇主为雇员办理了工伤保险手续后,雇员因工受害符合工伤范围的,不考虑雇主和雇员的过失(故意为免责)而由劳动保险经办机构用工伤保险基金给予赔偿的劳动保障措施。其本质是一种劳动保险合同。

雇员受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在法律中无明文规定,但适用无过错责任已是法学界的共识。

无过错责任发端于19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兴盛时期。自19世纪下半期起,工业损害便成为十分普遍而尖锐的社会问题。1860年前后,英国煤矿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18“单是美国,自1900年前后起,每年在工业事故中就有大约3.5万人死亡和200万人受伤。”19各种事故,不仅给工人阶级,而且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受害者的补偿问题引起了社会日益广泛的关注,传统的责任原则在这方面越来越令人不满。20按照当时侵权法上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当事故的发生归因于受害人的过失或者不可抗力时,不存在赔偿责任。而在现代工业事故中,这样的“无可补偿”的损害案件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在德国1887年-1907年工厂事故统计中,归因于“工人的过失”和“不可抗力”的占历年总数的70%以上。21因此,大量的受害工人得不到法律救济,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工业化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无过错责任立法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得以诞生。

无过错责任的立法,首先在德国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中诞生。22随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立法采用。可见,无过错责任是工业化社会的必然趋势。无过错责任的采用,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但却加重了经营者的负担,加大了经营成本; 受害人诉讼求偿亦不方便。于是,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将这种负面影响转移至社会,加害人仅增加一点保险费的支出,就将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转移由保险公司或社会保障机构承担。在大多数国家,劳工赔偿已经纳入社会保险领域。“社会保障法为受害者提供了便利而可靠的来源,赢得了大批事故受害者的青睐。于是,至少在非故意人身损害的法律补救方面,侵权行为法已退居将要地位。”23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侵权行为法的“危机”问题,担心侵权行为法被社会保障制度和保险制度取代24.努力寻找过错责任原则在工业事故侵权赔偿中的存在合理性并意欲否定无过错责任。

笔者认为,侵权行为法之目的是让受害人获得补偿或赔偿。受害人受害后涉讼之目的主要是获得损失后的赔偿。至于如何获得赔偿或者由谁赔偿只是一种手段或程序。这种手段或程序相对于获得赔偿这一目的来说处于次要地位。受害人关心的是诉讼结果。社会保障法正好较好的实现了受害人的这种目的。它对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非常有效,对促进工业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当提倡。

我国的工业化方兴未艾,工业事故不断已是众所周知,与西方国家的工业事故并无本质区别。在《劳动法》、《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规定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中不论何种性质的职工均要参加工伤保险是保护劳动者因工受害后的有效措施。但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执行得较彻底,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用工的临时性比较突出和不便管理等原因,国家一直没有制定出非公经济施行工伤保险的具体操作细则,工伤保险实际并未真正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得到全面落实。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雇员因工受害后不能便捷地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要花昂贵代价去诉讼索赔,在归责原则不确定的变数中往往结果难以预料。笔者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深知普通雇员不得已而诉讼的艰难与困苦。

我国《民法通则》未规定雇主对雇员受害的赔偿责任,有其历史原因。在1980年至1986年草拟和颁布《民法通则》期间,我国的工业、采矿、建筑业等还是单一的公有制。工人执行职务受害,完全由工伤保险处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特别是实行了市场经济,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出现大量个体、合伙、私营及村办、乡办工业、采矿和建筑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出现了农村建筑队向城市进军的浪潮。这些企业和建筑队的工人数以千万计,绝大多数不享受劳动保险。25因工受害后只能诉讼索赔。这些工人在工业事故容易发生的行业,干着最苦最重最累的劳动,收入微薄,因工受害时得不到赔偿,无奈之下艰难地使拿起法律武器。雇员受害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争论让诉讼结果难以预测,有时还被打上五十大板。26这对本是弱者的受害工人极不公平。

在侵权法适用上有一个原则,即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则适用之,如无明确规定的则适用过错责任。27因此,一些学者为了弥补我国民法的不足,试图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作扩张解释,使无过错责任原则包含一切工业事故,让广大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受害雇员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28笔者虽然表示赞同,但是,该条从文义上确实难让所有人理解适用于所有工业事故。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法官亦有20余万,不是人人都理解学者的苦衷。

在我国,工业事故中的雇员受害之归责原则虽然法律无明文规定,学者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扩强解释亦属牵强,但法学界对工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的观点已趋一致。29笔者亦认为,从法理和现实的角度考量,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理由一,工业事故中雇员受害赔偿的归责原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已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原则和现代民法之通例。理由二,按照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劳动保险法律规范亦规定雇主为雇员办理工伤保险交纳工伤保险费是雇主的法定义务。如雇主违反该法定义务,雇员因工受害后,其应承担雇员无法得到工伤保险补偿的不利后果,应按照工伤保险的“无过失责任”来确定雇主的责任。理由三,适用过错责任不利于工业化的健康发展。试想,大量的工业事故使大量雇员受害,如雇主又不愿交纳工伤保险费,雇员受害后又适用过错责任推卸责任或分担损失,受害雇员得不到赔偿或仅得部分赔偿,势必让广大雇员大为不满,加剧与雇主的冲突,不利于工业的正常运转和工业化的正常发展。理由四,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能促使雇主加强对雇员的管理、监督,减少事故发生,维护社会稳定。由于加重了雇主的责任,雇主必然会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努力提高科学管理水平,采取有力措施避免事故发生。30理由五,体现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保护弱者。雇主相对于雇员来说经济地位占绝对优势,雇员是在雇主提供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下为雇主劳动而受害,事故来源于雇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换句话说就是雇主是危险源的制造者。生产经营的受益人为雇主,根据报偿理论,利之所在,损之所归,雇主应赔偿雇员受害的损失。理由六,如果认为无过错责任加重了雇主的责任,雇主可以通过商品价格调节机制或实施工伤保险以分散责任。而雇员除要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外再没有其他途径分散损失。

雇员受害赔偿责任的免责事由

雇主对雇员的赔偿责任虽为无过错责任,但并不排除雇主在出现某种免责事由的情形下免除责任。在我国,关于雇主的免责事由,目前尚无法律规定。31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出外。”该条规定了一般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是不可抗力,但法律又没有规定雇主对雇员受害的免责事由。于是,一些学者便顺理成章的认为该免责事由适用于雇员受害责任。32笔者不敢苟同。首先,我们从工伤事故保险责任来分析,《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九条规定,犯罪或违法、自杀或自残、斗殴、酗酒、蓄意违章不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规定,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醉酒导致伤亡的、自残或者自杀的不认定为工伤。该规定即是工伤事故保险责任的免责事由。该免责事由无一不是以受害人主观故意造成为标准,只有主观故意造成的恶果才由受害人自己承担。而不可抗力并不是工伤事故保险责任的免责事由。因此,即使是不可抗力,受害雇员亦应得到工伤保险待遇,体现了不可抗力发生的损害应由雇主承担的法律本意和保护受害劳动者之重要性。在侵权法上,不可抗力亦不应是雇主的免责事由。首先,其应与工伤事故保险责任相一致。其次,即使是双方都不能预见,亦不能避免,但受害者是雇员,雇员是在为雇主利益的劳动中受害,根据报偿理论和公平原则,雇主是不能免责的。如无辜受害雇员的损害不能得到补偿,就不能体现无过错责任所具有的补偿受害人的损害之公平观念。33第三,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高度危险作业的唯一免责事由是“受害人故意造成”。34虽然该条列举的危险作业不能涵盖所有工业事故,但有部分属于工业事故。故得出,部分工业事故的免责事由是“受害人故意造成”,推导出全部工业事故的免责事由都是“受害人故意造成”。

后语

我国《民法通则》未对雇主责任作明确规定,工伤保险又不能履盖所有非公有制经济,大量的雇员受害赔偿诉诸法律,司法实践在法律适用上已相当混乱,在加大强制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在民法中规定雇主责任,或者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确立雇主责任制度。然而,最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侵权行为法编却没有规定雇主责任,让多少学者大失所望。作为一名法官,有法不依谓之为不称职,而无法可依仅能表现出尴尬。法学界对雇主责任已达成共识,雇主责任理论已成熟,立法者应尽快补缺。

注释:

1 据粗略统计,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来,没有国有、集体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受害职工诉诸法院的索赔案,而都是个体、私营企业及承包工头所雇用的临时工工作致害后的索赔案。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工伤后有规范的处理机制,主管部门能及时按相关工伤事故处理程序妥善处理,而个体、私营企业及包工头的生产经营事故则不能得到有关部门的规范处理,以致涉讼不断。

2 还有其他判法,不一一举例。这不是笔者虚设,笔者所在地之两级法院均有此判例。

3 房绍坤、于新:《论雇主对雇员的赔偿责任》,“法律思想网”。

4 主张雇主对雇员的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之归责原则有梁慧星(见其《雇主承包厂房拆除工程违章施工致雇工受伤感染死亡案评释》法律思想网)、房绍坤、于新(见前引3)、邵建东(见《论雇主责任》)、杨立新(见其《工伤事故责任及人身伤害事先免责条款的效力》,载《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亲属继承篇》)。

5 见1953年《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

6 笔者查询了较多国内法学家论著,仅发现德国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上有“工伤事故”之称谓。

7 苏江:《工伤事故与侵权》,《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17日。

8 汪治平:《〈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644页。

9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规定了工伤的范围,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程序和工伤的认定是机构劳动行政部门。

10 王泽鉴:《民法演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37页。其“私法上的效果”笔者理解是指对受害雇员经济上的补偿,起到保护受害劳动者(弱者)的作用。

11 杨立新:《工伤事故责任及人身伤害事先免责条款的效力》,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安全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亲属继承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杨立新在文中认为工伤事故具有劳动保险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双重性质。

12 杨立新:《工伤事故责任及人身伤害事先免责条款的效力》,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安全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亲属继承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13 杨立新:《工伤事故责任及人身伤害事先免责条款的效力》,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安全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亲属继承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14 俞子清主编:《宪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修定版,第188页。

15 杨立新:《工伤事故责任及人身伤害事先免责条款的效力》,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安全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亲属继承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16 梁慧星:《雇主承包厂房拆除工程违章施工致雇工受伤感染死亡案评释》,中国民商法律网。

17 郭君、李文华主编:《劳动法与劳动争议实用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452页。

18 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79页。

19 F.H.劳森和B.S.马克西尼斯:《普通法和大陆法上关于非故意损害的侵权责任,第143页。转引自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81页。

20 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83页。

21 许藻熔:《损害赔偿之社会化》,转引自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226页

22 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89页。

23 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229页。

24 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231页。

25 梁慧星:《雇主承包厂房拆除工程违章施工致雇工受伤感染死亡案评释》,中国民商法律网。

第7篇:工伤索赔范文

论文关键词 工伤赔偿 契约法 侵权法 社会风险 社会保障法

工伤赔偿经历了由契约法到侵权法再到社会保障法调整的漫长过程。工伤赔偿通过社会保险的形式早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是:工伤赔偿的权利来源是什么?工伤赔偿责任由谁承担?工伤赔偿适用社会保险的理论支撑是什么?工伤赔偿采用社会保险的必要性和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工伤赔偿领域的法律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从契约法的调整到侵权法的调整

18世纪中期,产业革命始于英国纺织业。在产业革命的前期,尽管也存在因工作而发生的伤亡,但手工作坊式的小工厂里,雇主和雇员一起从事劳动,在当时的环境中,事故的预防、处理和赔偿由雇主和雇员之间私下进行。当时的惯例是: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因工受伤、致残所遭受的损失基本上由劳动者自己负担。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中树立的“契约自由”原则,当时的理论普遍认为,雇主已向雇员支付了工资,工资中已经包含有对工作事故的补偿,英国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说过,劳动者理应负担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因发生了工伤事故而蒙受的一切损失。 在英国,1837年以前高等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没有一例是关于职工因工伤索赔而起诉雇主的。机器大工业后,生产力空前极大提高,生产日益社会化,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劳动者的队伍不断壮大。而就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社会生产中的各种危险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出现了劳工问题和其他新的社会问题。在机器生产环境里,工厂里劳动者可能受到机器的伤害,有毒有害物质会造成劳动者身体肉脏器官的损伤,劳动强度增加,致使工伤事故不断,而一旦发生危险,给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这种危险比手工工场时期巨大得多,事故数量也急剧增加。所以在工业化的进程加速的时候,开始出现工伤事故的索赔案件。其中非常著名的是“普里斯特利·福勒”(Priestlyv Fowler)案 。

“普里斯特利·福勒”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即“共同劳动”原则,也称为“同伴责任”原则 。“同伴责任”原则是指如果雇主也和工人同样地承担劳动,他就无须为工人在工作中发生的伤亡负责。法官在“普里斯特利·福勒”案判决中指出,如果判决让原告雇员胜诉会在以后引发大量的类似的诉讼。后来这一规则影响到了美国。法官判决认为发生在雇主与雇员共同劳动中的伤亡,雇员不能要求雇主进行赔偿。逐渐地,共同劳动的范围扩大了,认为所有从事手工业的雇主一定都属于共同劳动。“共同劳动”原则的适用使劳动者几乎无法在工伤索赔案件中获胜。

雇员在劳动过程中发生工伤事故,雇主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来确定赔偿责任呢?法国民法典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为侵权责任适用原则。不过直到19世纪末,过错原则才被运用到工伤赔偿领域。随着无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以及与资产阶级的不懈斗争,劳动者逐渐强大。劳动者争得了合法地位之后,利用工会集体力量不断斗争,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资产阶级一直试图缓和阶级关系。1871年《德国赔偿法》的诞生,标志着过错责任时期的到来。 接着有《英国雇主责任法》为其代表。这两部法律都规定雇主对雇员的赔偿责任以侵权行为法中的过错责任为基础。但又规定了许多苛刻的条件,例如《英国雇主责任法》规定:劳工受伤后,要想能通过法院判决获得赔偿,必须符合劳动者本身无过失、劳动者与同伴工作时无任何疏忽及劳动者受伤或死亡的原因属于本人无法抗拒等几个条件,这在普通法理论体系中又被定义为“同伴责任原则(thefellowservantrule)”、“辅助过失原则(contributorynegligence)”、“风险假定原则(assumptionofrisk)”。 此三原则是在“共同劳动”、“共同过错”、“对自愿者不构成侵权”三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它的强制性适用使得工人事实上无法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向雇主诉求工伤赔偿。

按照过错原则,雇员如因工伤想获得赔偿,必须缘于雇主的过错。如果雇员在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故是由于雇主的疏忽或违反义务而造成的,雇主应该承担责任。如果雇员能够证明雇主的疏忽或者违反义务,他就可以要求赔偿,如果无法证明,或者损害是由意外事件或雇员自身的过错造成的,受害人只能自己承担损害。然而,由于民法没有及时考虑到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它使得一些问题更加恶化。 劳动过程的复杂化使雇员证明雇主的过错很难。雇员相对雇主的弱势地位也使他很难证明雇主的疏忽或者是违反义务。还有,如果工伤死亡的,还无法进行起诉,因为有权起诉的一方只能是直接的受害者。因此,雇主责任法对劳动者而言没有保障,不能视为劳工补偿立法。

二、从过错责任原则到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

到19世纪末,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出现调整。在奉行过错责任原则为主的情况下,对于特殊侵权行为,开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标志着社会的进步。雇员在劳动过程中的工伤事故,是在从事职业劳动中受到的特殊侵害。在现代工业的复杂生产条件下,由于雇员在雇佣关系中处于弱势,出现工伤事故后,雇员很难举证确定雇主的过错责任,因此无法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向雇主索赔,所以,当时的工伤赔偿对于受雇者来说意义不大。产业革命之后,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由于没有相应的安全保障,而且工作时间也延长了,事故和职业病频繁地发生,“职业危害增多使得过错责任原则的采用越来越表现出无奈和迷茫。” 因为作为雇主的资本家能以无过错为由逃避责任。资本家不承担责任,意味着损害只能由无辜的受害人或者家属自己承担,这样的结果未免太不公平,对劳动者尤其如此;另一方面,这样的结果也不利于督促雇主对危险性生产采取防范措施。因此,处理工伤索赔急需新的规则。英国著名政治家戴维·乔治提出了职业风险理论(theoryofoccupationalrisk)。他认为“产品的成本应该包括工人的流血牺牲”。 在职业风险理念的视野里,凡是运用机器或者雇员体力从事工业活动的雇主,就有给雇员造成与职业相关的潜在伤害的可能性,这种伤害无论是由于雇主的疏忽还是受害人同伴雇员的粗心大意,甚至不考虑过错,雇主都应该对此种职业危险负赔偿责任。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正义人士的不懈努力下,工伤事故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确立。侵权行为法理论发生变化。首先,举证责任的转移。按照过错责任原则,须由劳工举证证明雇主在工伤事故中有过错,在复杂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劳工很难提供证据。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须由雇主举证证明受害劳工本人故意或有重大过错,雇主同样很难提供证据;其二,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变化。只要有损害事实存在以及损害确系劳动过程中工伤所致,就可确定雇主赔偿责任,而不必另外具备一般侵权损害民事责任所需的行为的违法性、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两个条件。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反映了社会发展中对公平原则维护的客观需要,对于保护劳工权益是十分有利的。

三、从社会责任原则的确立到社会保险法

确立无过错责任后,受到职业危害的劳动者本应得到赔偿,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任何一种原则的落实,最终都要归结到制度设计上。单纯归责原则的客观化并不是万全之策。从雇主方看,无过错责任原则加重了雇主的赔偿责任,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济开支,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是不利的;而当雇主是一般小业主时,无过错责任可能将他们投入灾害的境地而一蹶不振。因此,工伤就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从侵权行为法这一传统领域中寻求解决办法。

责任保险制度正是在此背景下被引入工业事故领域的。雇主赔偿制度的运作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侵权行为责任和责任保险制度共存。由于立法所规定的雇主投保对象为商业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是否愿意承保,是不确定的;加之此种制度的前提为雇主为雇员投保这一事实,而这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后果只能是雇主赔偿责任实现的不确定性。这是商业保险介入工业事故领域的局限性的结果。众所周知,商业保险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在谋求利益最大化和为企业承担责任保险之间的权衡中,保险公司对异常危险的职业危害,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排斥。并且,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也存在着破产、倒闭的风险。而一旦保险公司破产、倒闭,对受害人的赔偿也将落空。这样,需要一种新的救济机制来解决。

人们选择了社会保险。从过错责任向社会保险的转换,基本的正当理由是社会风险理念的兴起。社会风险理念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拓展而产生的。19世纪后期,随着雇佣劳动经济取代了实物经济,年老、疾病及因工伤亡等长期存在的危险使个人的力量显现出局限性。在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劳动者的生、老、病、残、失业等不幸事故,已不再被视为一种“上帝的行为”,也就是说它已不再是由私人承担的个人风险了,由于它与社会生产的相关性,使得这些风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险,或者说具有了社会性,处理它们的方式也不再是个人的方式,而是用社会的方法来处理。艾哈德也说过,“社会安全首先必须从人们自己的勤奋中得到。……开始时,一个人必须由自己负起责任。只有当个人责任还嫌不足的时候,国家和社会才有义务插手进去”。社会风险理论的兴起主张社会责任制度的建构。它将工伤视为社会风险的一种,认为它对社会成员的安全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它会导致一个人谋生能力的中断或者丧失。如果没有社会、政府或者群体组织即使的经济救援,传统的侵权行为法或责任保险制度不适于分散工伤这一社会风险,“社会要求确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因侵权行为致害(不确切地称为意外伤害)而遭受的损失,将不会落在不幸的受害者个人身上。这种负担必须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转移出去。侵权行为法已经稳定的由过错为基础转向以社会保险为基础”。此时,德国国内也有举办社会保险的呼声。19世纪70年代德国开始流行一种改良主义思潮——讲坛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在这些思潮的带动下,1883年起,德国首相俾斯麦制定和实施了几部劳动保险法律。

1884年,德国颁布的《劳工伤害保险法》开辟了一种全兴的赔偿机制,即社会保险制度。该法规定,企业主无论对于工伤事故有无责任,均应依法赔偿工人损失。规定强制雇主组成互助社,各社自定保险费,由雇主交纳,用以补偿工人因工负伤等情况下所受的损失。1897年英国颁布《劳工赔偿法令》,规定凡发生工伤事故,除非劳工自身出于故意或有重大过失,否则均由雇主向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其形式可向受害者直接赔偿,也可通过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形式由受害者获得赔偿支付。

二战后这种劳动保险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社会保险方案运用到工伤领域。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不少的改革采用了社会保险模式。其主要的理念在于发生事故以后,最主要的是获得赔偿,其次才是追寻事故的原因。1942年,贝弗里奇提出了庞大的社会保障计划,工伤保险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英国,该计划首次将工伤的救济请求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在这个计划中规定,不论致残原因,所有伤残者都可以在医疗以后的恢复中享受到由劳动部门提供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服务。这个计划是对工伤赔偿确立社会责任原则的承认。它对工伤事故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它首次将工业事故责任的承担转移到了社会整体。

在正式尝试了在工伤赔偿领域以社会责任代替雇主责任之后,工伤赔偿制度向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贝弗里奇计划导致英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正式建立。德、法等国的工伤保险法也都接着作了调整与完善。1968年,国际劳工组织在东京召开的第六届亚洲地区会议对上述实践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对于受职业伤害的工人,应由社会保险代替雇主责任保险,并应交纳社会保险基金,以确保劳工的切身利益。近40年来,立法确定的工伤保险范围、工伤覆盖范围以及工伤保险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呈扩大和增多的趋势。工伤保险范围由最初的工作过程中的工伤意外事故扩大到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意外事故,并且进一步将职业病纳入其中;工伤覆盖范围由最初的工业逐渐扩展到农业、自雇者等;并强调对因工负伤人员的及时救治,逐步对因工致残者提供现金之外的医疗康复与职业康复服务。

第8篇:工伤索赔范文

    2008年6月份,在万安县某公司工作的邱荣平(化名)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经吉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邱荣平属于工伤。在与肇事司机达成交通损害赔偿协议之后,邱荣平的家属肖萍(化名)向当地的社保机构申请给付工伤保险待遇,但社保局迟迟不予书面答复,于是肖萍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社保机构行政不作为。

    即将开庭审理之时,社保机构出具书面答复,根据《吉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第41条规定:因交通事故引起工伤或者工伤涉及其他民事赔偿的,应当按规定索取伤害赔偿。获得的伤害赔偿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根据用人单位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由经办机构或所在单位补足差额部分。因邱荣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已经超过了工伤保险待遇,所以社保机构不予补差。对于社保机构的书面答复,肖萍第二次提起了行政诉讼,状告社保机构要求给予工伤保险待遇。

    【法律分析】

第9篇:工伤索赔范文

最近三鹿问题奶粉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公众在质疑奶制品市场混乱、监管不力,和企业缺乏起码道德责任心的同时,更关心的是,当自身因为问题产品而造成伤害,该如何索赔?消费者能获得什么保障呢?目前中国的乳制产品有多少有责任保险?记者走访了多家保险公司。

是否“意外”还待界定

一旦中招问题奶粉,引发肾结石,这样的“意外”,保险公司能否埋单?

对此,中国人寿广东分公司专家指出,仅就“肾结石”评判,应当将其划为疾病一类,不属于“意外”;但从此次“肾结石”的成因来看,确实是一次“意外”事故。“意外险能不能赔付,关键要看国家相关部门对这次事故的界定”,该人士指出。

不仅如此,由于“肾结石”不属于各保险公司重大疾病险的“重大疾病”之列,所以,即便家长为孩子投保了重大疾病险,也没有可能得到赔偿。

不过,一旦受害者购买有住院津贴保险,发生住院时保险公司一定会理赔。而在这次事故中,不幸夭折的幼童如果其家长为其购买了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寿险,则保险公司也要负责埋单。

产品责任险或为企业脱困

对于检查出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多家企业来说,如果他们投保了产品责任保险,也有可能在这次事故中获得保险公司一定赔付。

“厂家生产、出售的产品发生事故,造成消费者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是产品责任险承保的主要内容之一”,业内人士指出。不过, 这一险种也规定,如果被保险人故意违法生产、出售或分配的产品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因此,产品责任险能不能帮这些企业脱困,关键还要看对事故的定性”,该人士称。

随着社会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公众获得媒介传播能力的巨大提高,越来越多由于产品对消费者和使用者造成伤害的个案被曝光。这些产品通常是由于产品本身存在缺陷造成伤害,而这些缺陷可能是由产品的设计、制造以及标签说明的不足造成。

在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对于产品缺陷导致的产品伤害责任有严格的法律管辖,一旦发生,生产厂商和经销商往往面临巨额的赔偿和罚款。

特别是如果产品同时导致许多人受到伤害,受害人会提起集体诉讼,一旦胜诉,上十亿美金的赔偿也不罕见。在中国,现有的《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合同法》都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内容,但是对造成产品责任事故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惩罚的力度不够,造成类似案件频频发生。如果自己碰上了类似的伤害事件,消费者应该如何应对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的利益呢?

美亚保险的理赔专家指出最关键的两点:保全证据和及时索赔。

(1)保全证据。包括导致伤害的产品,包装和单据,如果厂商要求召回,应该保留产品被回收的收据;还包括伤害的现场和目击者证词、伤害检验证明等所有可以证明你受到损害的事实以及损害的程度;产品的缺陷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能否提供有力的证据,是获得厂商足额赔偿和官司胜诉的关键因素。

(2)及时索赔。我国在《产品质量法》中对因产品责任造成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规定为两年,对于受害者来说,及时索赔可以保证在厂商不予赔偿时,受害人还有足够的时间。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内提出诉讼将导致丧失胜诉权。

关于产品伤害的赔偿范围,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对受害人赔偿其因缺陷产品所致的实际损失,包括因受伤害导致的误工损失等。同时,对于事件中的另一方,造成伤害的产品的生产厂家来说,一旦陷入类似事件,厂家的商誉和经营都会大受影响。所以提高产品责任以及食品污染风险的意识,控制相关的产品责任风险是十分必要的。

一些业内人士也很赞同保险行业的观点,他们认为,其实有许多办法可以控制由于产品造成伤害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如对整个生产流程和供应链进行风险鉴别排查,将风险控制的流程书面化,对于发生产品召回的应急预案,在供货合同上要求原料部件供应商承担供货产品责任等。

除了一系列的工艺改造及管理优化之外,还有一个简便易行的风险管理办法,就是购买产品责任保险。向一家有信誉的保险公司购买合适的产品责任险,可以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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