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概论精选(九篇)
第1篇：农业经济概论范文
农业经济的基本概念可以简单地进行如下定义：研究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运动科学规律，称为劳动经济学，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依赖于劳动力资源的占有以及配置。从概念上理解可以看出农业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农业生产和生产力的科学，其农业经济活动的关系是围绕着优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来开展农业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紧紧抓住农业经济的核心内容，明确其目的和使命，对农业经济概念进行详细的理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才可以取得积极的成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作用非常明显，对农业经济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二）概念理解要通过对农业经济劳动力资源的理解
劳动力资源在农业经济中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它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或是现代的农业经济，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快速发展就必须要正确理解和了解劳动力资源优势，理解农业经济的概念并学会利用于劳动力资源。所以，我们需要从劳动力资源的理解方面着手，对农业经济的整体概念进行细化。
（三）农业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实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的配置优化
从农业经济的概念出发，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置优化。所以，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其中的含义，理解农业经济的概念，在实际开发的过程中注重劳动力在农业经济和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使农业经济实现快速健康的发展，提高效率。
二、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开发和利用
我国对于农业经济的关注程度是在日益加强的，农业经济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不断提高了自己的发展水平，寻找可靠的理论依据。从当前的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已逐步学习并使用经济学对农业经济实践进行指导，实现了农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切实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站在实践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原理对一些经济行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用，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原理指导发展农业经济。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的利用及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经济学原理指导了农业对经济的发展，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
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步伐缓慢，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学习如何使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学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学原理的发展方式优化了农业结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高效发展
经济学原理的意义是对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结构进行了优化，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指导的作用，经济学原理可以及时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的变量结构，并且确保了发展结构的优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率。所以，这一点被视为经济学的原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大力地推动作用。
（三）经济学原理为农业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中国，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平衡的，农业经济的发展环境与地区的不同导致了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中如果不及时解决，将制约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达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都学会了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经济学原理对于农业经济的直接作用
使用经济学原理对发展农业经济进行指导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使用的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经济发展，可以让农业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发展规模和发展成效。
（一）经济学原理直接促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健康、快速
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经济学原理有效地指导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此积极的作用。
（二）经济学原理直接促成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其高效发展
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目标是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让农业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被快速实现。而这些目标的达成是应该依靠经济的使用原理，从当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分析，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可以实现了农业经济朝着高效的农业经济发展，促使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第2篇：农业经济概论范文
主考院校
专业
星期六（10月21日）
星期日（10月22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公共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04183）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普通逻辑（00024）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11893） 高等数学（一）（00020）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大学语文（04729）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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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农业经济概论范文
关键词：小农经济；评判尺度；“过密化”
THE JUDGING STANDARD OF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COMMENTING ON PHLIP HUANG’S “INVOLUTIONARY THEORY”
Abstract: Phlip Huang’s“Involutionary Theory” is his theoretical BP which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comment on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Observed from the origin of marginal returns , “Involutionary Theory” isn’t tight. It has limitations to use the concept of marginal returns which is built on western experience to comment on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which has a world of difference from western peasant economy. In the past, most of the respondences to “Involutionary Theory”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scholars still stay surface layer. There has few scholars to put forward query to it, and there has fewer theoretical creations. This article uses production theory to comments on “Involutionary theory” in order to promote deeper theoretical ideas and mor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creations.
Key word: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Judging standard “Involutionary Theroy”
美国著名学者黄宗智先生于1985年和1990年分别刊出了他的两部经典性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这两部著作中，黄宗智以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为基地，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小农？如何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如何评估“帝国主义”对中国小农经济的作用？研究中国农村的着眼点何在——是以集市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还是自然村？其中，以“边际报酬递减”为基本特征的农业“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理论构成了他整个体系的核心。以往，东西方学者对“过密化”理论已有不少讨论，但大都停留在表层，很少有人对其理论基点“边际报酬递减”提出置疑。其实，黄宗智本人对中国小农经济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过密化”理论的建构，而且在于他对前人的理论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和总结。考察前人的理论是开拓新理论的起点。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边际报酬”概念的源头——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出发，对“过密化”理论予以考察，希望以此促发更深的理论思考和更加科学的理论创新。
一、“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理论的内容
“内卷化”一词首先由克利福德·吉尔茨提出。他在研究爪洼水稻农业的过程中，发现在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爪洼，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一直未实现质的突破，亦即未曾导致人均产值的提高，从而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吉尔茨称这种现象为农业“内卷化”。农业“内卷化”的实质是农业的极端集约化经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其理论精髓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概念引入对殖民地农业的研究中，以之作为评判尺度。
黄宗智首先将“内卷化”的概念用于对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中，认为“人口压力常使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在后来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黄宗智发展了吉尔茨的“内卷化”理论，以边际报酬为尺度提出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他把农村经济变迁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另一种是“过密化”（以前译作“内卷”），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并且他把这三种情况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认为“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态下保持不变，在过密状态下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从上述评价体系出发，黄氏认为，长期以来，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不仅农业，而且家庭手工业都呈现出“过密型化”特点，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小农经济的“过密化”状态在近代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浪潮中并未有所改观，表现出“过密型商品化”的特点。
二、“过密化”理论的不严密性
在经济学理论中，“边际”一词指一单位自变量的变化量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抽象的边际量的定义公式为：
边际量＝因变量的变化量/自变量的变化量
在生产函数Q=f（L，K）中，Q表示总产量（或总产值），L，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两种可变要素。在黄宗智的评价体系中主要考虑劳动的投入量对产出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假定资本的投入量是固定的，则生产函数即可写成Q=f（L，`K）。
劳动的总产量指与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相对应的最大产量，定义公式为TP=f（L，`K）；
劳动生产率是总产量与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之比，定义公式为AP＝TP（L，`K）/ L；
劳动的边际报酬（或边际产量）是指增加一单位可变要素劳动投入量所增加的报酬量，定义公式为MP=DTP（L，`K）/ DL。
将总产量曲线、劳动生产率曲线以及劳动的边际报酬曲线置于一张坐标图中，以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定义公式中不难看出，总产量曲线TP上任何一点的斜率就是该点的边际报酬MP值。而连结总产量曲线TP上任何一点与坐标原点的线段的斜率，即为该点的劳动生产率AP值。因此，TP、AP、MP三条曲线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根据TP、AP、LP曲线之间的关系，可将生产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始终上升，劳动的边际报酬始终大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的总产量也呈上升之势；第二阶段，劳动生产率始终下降，而且大于劳动的边际报酬，劳动的总产量仍呈上升之势；第三阶段，劳动生产率继续下降，劳动的边际产量降为负值，劳动的总产量从最高点开始下滑。
理性的生产者不会选择将其生产停留在第一及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现象表明，不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相对过多。生产者只要增加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就能够增加总产量，并将生产扩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三阶段，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相对过多，只要减少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就可以增加总产量。因此，理性的生产者必然将生产选择在第二阶段。
黄宗智的所谓“过密型”增长是指“能通过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的利用而带来真正的，尽管是有限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如果“过密型”增长纳入产量曲线图中进行考察，不难看出小农的生产选择仍停留在第二阶段——总产量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这表明中国小农对生产的选择从经济学学理上看还是比较合乎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波普金称之为“理性的小农”不无道理。当然中国的小农不可能懂得有点类似于“数学游戏”的经济学，其生产选择大多是在人口压力下作出的“自发”选择。即便如此，也不影响我们今天对其“理性”行为的评估。黄宗智在其叙述过程中尽量采用中性语言，而且用“机会成本”理论对中国小农的行为进行诠释。但是，透过他貌似中性的用词及语调，我们仍能强烈得感觉到他潜意识里的价值判断。他把中国小农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主要是美国）放在一起，称前者为“没有发展的增长”，而称后者为真正的“发展”，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化才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寓意仍未脱离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事务的巢窠。黄氏把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总结为“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改进，这使得极少的农业人口得以养活全体人口，这也使得农业摆脱了仅够维持生存线的生产的地位”如果黄氏的判断符合史实的话，那么将西方国家的农业纳入生产曲线中考察，可知西方农业生产的选择停留在第一阶段，从经济学学理上分析反倒是不合乎理性的。
此外，黄宗智对劳动生产率与边际报酬之间关系的表述也不准确。黄氏认为“劳动生产率在密集状况下保持不变，在过密化状况下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既然黄氏把“过密化”的主要特征定义为总产出增加，边际报酬递减，那么从从生产曲线图中可以看出，TP曲线上的B——C段也具备“过密化”的基本特征，应该属于“过密化”阶段。而在B——C段中，随着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却呈上升趋势。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对现实生产的高度抽象，其理论前提已经存在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而黄氏对劳动生产率与边际报酬之间关系的界定是抽象化之中的抽象化，简单化之中的简单化。以之评判现实经济行为，与实际状况的反差必然会更大。
三、“过密化”理论的局限性
即使将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用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进行修正，以之分析、总结和评判中国的小农经济，仍然具有不可弥补的局限性。
首先，用边际报酬来衡量小农的经济行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概念是生产论中的一个概念。在生产论中，厂商（即生产者）首先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厂商提品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利润。劳动是厂商购买的生产要素之一，可以自由调节。西方经济学建立边际报酬概念的目的就是为厂商在可变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之间寻求一个均衡条件，以实现厂商的最大收益。明清乃至近代的中国小农包含富农、自耕农、佃农等不同阶层，其中富农更接近于厂商的角色。但中国农村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据史建云研究，1912到1937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自耕农分别占各该省农民总数的70％、70%、60%，因此，分析中国小农的经济行为应该以自耕农为对象。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来说，自耕农集厂商和劳动力于一身。作为厂商，为实现最大收益，他需要结合可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来调节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作为能够提供可变要素劳动的劳动力，由于明清乃至近代农村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很少，其可供调节的余地很小。经济学中，厂商实现最大收益的短期均衡条件为：边际报酬＝边际成本。（厂商实现最大收益的短期均衡条件本为：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是指厂商增加一单位产品销售所获得的收入增量。因为本文讨论问题的立足点是经济学中的生产论，不考虑农产品投放市场后的销售环节，所以为方便起见，假定市场价格恒定，这样就可以用边际报酬代表边际收益。）对于中国小农来说，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中叶以来，在家庭人口的压力下，正常社会状态下的边际成本应该大于边际报酬。换言之，因为由家庭成员提供的可变要素劳动几乎变成了不可调节的不变要素，自耕农一般无法实现达到最大收益的均衡条件。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只要总产量保持恒定或略有上升，能够达到糊口目的，对于自耕农来说，即已达到最佳效益。自耕农的生存状态与经济学中所谓的厂商相距太远，因此，把分析厂商行为的经济学概念强加于小农身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其次，“过密化”理论的前提与中国明清经济乃至近代经济具有不完全一致性。
微观经济学的任何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前提下：社会经济的“完全”市场化，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规律——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对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时间学术界历来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来，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经形成。即便如此，中国小农经济也不可能达到和接近“完全”市场的程度。即使到近代，虽然中国国内市场已经形成，而且也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形态，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半殖民地地位，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不可能具备“完全”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用微观经济理论研究小农的代表作当属西奥多·舒尔茨的《传统农业的改造》。他在该书中把传统小农打扮成具有进取精神，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能够对资源做出最佳配置的类似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形象。其观点一经提出，即遭到“实体经济学派”的批判。实体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拉尼便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是建立在“看不见的手”基础之上的，它不适用于分析尚无此类市场的经济形态。黄宗智本人也认同波拉尼的看法，但可惜的是，在处理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小农经济契合的问题上，他仍犯了与舒尔茨相同的错误，并且在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准确性及娴熟程度方面，他显然还不如舒尔茨。笔者并非反对使用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只是认为在使用这些概念和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况对其进行修订，从而建立起“中国派”的经济概念和理论。
再次，即使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在经济学学理上能够形成一套严密的体系，它也只不过是一种经济史假说而已，因为在中国所谓汗牛充栋的史料中，很难找到藉以论证的可靠数字资料。
明代农村经济史料相当零碎，主要散见于地方志与时人的笔记之中，而时人对经济的记述一般较为简单，尤其缺乏准确的数字。清代的情形与明代并无二致。研究明清小农经济，有几种史料值得关注，一种是民间的契约文书，如已出版的《徽州千年文书》；一种是赋役全书以及保存下来的黄册、鱼鳞图册。这些史料虽然有相当价值，但恐怕从中也难以找出细化到记载单户农家的并在时间序列上具备可比性的收支记录。民国以后的资料状况大为好转，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大学以及外国在华机构纷纷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留下了浩繁的调查资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资料（简称满铁资料）；卜凯调查资料；南京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定县调查资料；无保调查资料等等。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对上述资料予以评估，其结论是满铁资料“最详尽、最精确”。笔者认为，满铁资料确有其独特之处，尤其在调查项目的详细程度上更有其他资料无可比拟的优点。但是，满铁调查也有明显缺憾。其一是调查时间段的特殊性。满铁调查开展于1935——1942年。1935年到抗战爆发前是中国农村经济恐慌之后的复苏期，特别是1936年农业大丰收，达到解放前中国农业产量的最高点。[11]而自抗战爆发至1942年，中国农村经济不可能不受到战争的破坏。因此，考虑到时代背景的变化，应对抗战爆发以前及以后的满铁资料的可比性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否则以1936年左右中国农村经济的较好状况比之于1941年前后的战争状况，并据此做出评判，必然与中国农业的长期趋势大相径庭。其二是选点的非延续性。以1935——1939年的冀东农村调查为例，该调查共分三次进行，涉及村庄29个，几乎每次调查所选村庄均不同（仅丰润县米厂村例外，1937年第二次调查的四个村中即有该村，1937——1939年第三次调查专门针对该村）。这样以来，满铁资料中的绝大部分是多个调查点上某个时间点的横断面资料，很少有某个调查点上连续时段的纵剖面资料。这种缺陷使得研究者无法根据满铁资料做同一对象的不同时段的比较研究。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恰恰包含着一种对小农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判断，这是满铁资料所无法验证的。已有学者指出黄氏论证华北农业“内卷化”的依据主要是1937年的统计，“数字无从比较，材料实在单薄”
四、美国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
关于美国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陈意新在《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一文中已有总结。陈文主要依据1989年出版的布兰特、罗斯基与付大伟的三部研究中国近代乡村史的著作，总结了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布兰特在其著作中研究了中国东部和中部五省的农业，指出1870——1937年间，由于市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与农业生产发展的互动作用，农民的人均收入有所增长。罗斯基和付大伟的研究都论证了“中国近代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商业化和国际贸易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发展，人均收入没有递减。”以上情形表明，美国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来论证黄氏“边际报酬递减”说是否确实，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测算近代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以及分析其成因，与黄氏的根本分歧主要在于结论上——即认为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没有递减，中国近代农业的变化趋势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真正的“发展”。布兰特等美国学者并未结合中国农村的特色，从经济学学理上对“过密化”理论进行点评，更没有建构起新的评判尺度和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在讨论和评判中国近代农业的理论出发点上，他们与黄宗智同出一辙。
在美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对“过密化”理论冲击最大，并且备受国内史学界关注的，当数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了。近十几年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趋势，《大分流》便是这种趋势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彭慕兰比较研究了19世纪以前的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其比较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及评判标准是看谁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亦即看谁的状况更容易实现“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均衡条件。依据此标准，彭氏认为，1800年以前长江三角洲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成本，其资源和劳力自由流动的空间更大，因此，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更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原则，更能摆脱“内卷化”。虽然《大分流》不是专门为批判黄宗智而著，但由于其基本观点对“过密化”理论构成了致命的冲击，所以黄氏本人特撰专文予以批驳。其实，黄、彭二人的主要分歧只是在最后的结论上，成因在于对长江三角洲相关史料的不同选裁。双方的理论出发点和评判标准并无根本差异，只不过黄氏所用仅为生产理论和边际概念，而彭氏所用则几乎包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原则。在早已被波拉尼批判过的所用理论与研究对象脱节的问题上，彭慕兰比黄宗智走得更远。
美国著名学者柯文说过，“中国中心观”有两重涵义：第一，中国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中国问题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从这两重涵义，尤其从第二重涵义来看，美国学界中批判“过密化”理论的学者同黄宗智本人一样，仍未根本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樊篱。
五、中国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
由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思辨性较强，同时带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批判的色彩，所以在一向只重实证研究、较少理论创新的国内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完全赞同者有之，有所保留的接受者有之，反对和批评者更是大有人在，并因此诱发了一场有关“如何认识和评判中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的论战。
1998年，慈鸿飞发表《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文，首先向“过密化”理论提出挑战。他指出黄宗智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估计不足，认为近代华北农村市场不仅有很大发展，而且其发展方向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黄宗智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对农村手工业，他认为当时之兴旺“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比美”。随后，郑起东撰文对“过密化”理论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郑文宣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户利润率大都保持在10—15％的水平上；农民的消费结构有所改善，用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等等。郑文批判的对象不仅限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而且还广包在国内经济史学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沉沦观”以及西方史学界提出的“停滞论”，认为二者均带有模式化倾向，“而理论的模式化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简单化”——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由于郑文为近代华北农村提供了一幅与传统认识全然不同的生机勃勃的全新图画，所以它一经刊布，立即引起一些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的强烈反应。先是，刘克祥从史料的选裁方面批评郑起东，认为他“列举的大部分材料并不能给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提出充足证据，甚至根本站不住脚”，同时“整理和运用材料的方法也有问题，甚至抱着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以致得出的结果偏离实际，甚至违背常识”。为此，郑起东又发表《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一文，对自己所使用的史料做了辨析和说明，并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刘克祥还只是从史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上对郑启东提出置疑，并未明确表示维护谁的理论。随后，夏明芳在《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一文中，在反驳慈鸿飞、郑起东的同时，明确表示维护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他除了对郑起东讨论的核心观点——农民收入递增与生活水平改善予以批驳外，还对慈鸿飞、郑起东引以为据的，由史建云的研究揭示的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的繁盛状况进行评价，指出在手工业运行过程中也必然存在边际报酬下降的现象。
纵观上述论战，中国学者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主要是以农民家庭收入以及农民生活水平为指标展开讨论的。论战双方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对相关史料的不同把握和评估。这与美国史学界1970年代开展的有关中国农业经济的论战相类似。周锡瑞称美国的该场论战为“数字游戏”，并指出：取决于每个学者的立场和每人研究的区域，中国近代土地数据资料在做出修正值后几乎可以游戏般地让每个学者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何止土地资料，中国农村的所有资料莫不如此。因此，可以说国内史学界的上述论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些“数字游戏”的味道。与其如此，倒不如停止论战，携手整理和修订资料。
在参加论战的学者中只有郑起东对黄宗智的评判标准提出疑义。他认为：“劳产率是西方工业化的经验模式，西方学者用劳产率作为衡量中国近代农业发展与否的标准，否认近代中国农业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带有西方中心的思想”，“我们判断农业发展与否，也不能单纯依靠劳产率这个社会经济指标，而应结合自然生产条件”。他提出将“综合了劳动力和土地双重因素的一般利润率”作为考察小农经济的标准。郑起东所用的“一般利润率”概念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郑起东在文中注明他使用的“一般利润率”概念来自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1147页。）其实，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利润率是平均利润率的别称，指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通过部门竞争和资本的自由转移而平均化了的利润率。马克思使用“一般利润率”概念，乃是把它作为利润的转化形式或剩余价值的第二级转化形式，以揭开资本关系的神秘面纱。郑起东对此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显然有误，用它来评判小农的经济状况不但在理论上难以说同，而且在实践中没有可操作性，因为一般利润率不是由一定资本在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利润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个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当然，笔者绝不是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只是想说明无论使用哪种理论都必须坚持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笔者看来，这些争论被两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所困扰，一是缺乏系统可靠的统计数字；二是尚未构建起科学的评判尺度。第一个难题是历史造成的，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第二个难题尚有解决之余地，它的突破需要经济史学在不断总结前人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西方史学界提出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口号，彭慕兰等学者也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史学界所建构的包括“过密化”理论和“大分流”在内的各种分析模式，其话语和思想方法仍徘徊于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国内也有学者对以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参照系“英国模式”进行反思，如近年来李伯重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一系列研究。但在理论建构上比之西方学者却沉寂了许多。打破“西方中心论”，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再定位和再评价，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源于中国适于中国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派”的分析模式和思想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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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夏明芳.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J].历史研究, 2002(2).
第4篇：农业经济概论范文
关键词：现代农业；服务业理论；研究综述
一、国外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现状及简要评述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
理论界一般认为，世界农业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以及以机械化、科技化、商品化、知识化、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其中，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如下：首先，1958年，W.W.科克伦从农业技术扩散的角度来谈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同年，G.L.约翰逊又提出了“农业固定资产说”，它既是对前者的补充，又是挑战。其次，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Schultz）在20世纪60年代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的增长理论被称为“高收益投入理论”。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Mdlor）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是促进技术进步。此外，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弗农·拉坦（vernonw。ruttan）指出，土地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应走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而土地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走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
（二）服务业相关理论基础
服务业的概念最早源于西方“第三产业”这个概念，早在17世纪末（1690年）威廉·配弟（WillianPetty）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一些思想。此后，萨伊（J.Say）、西斯蒙弟（Sismondi）、李斯特（List）、西尼尔（Senior）以及马克思等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过分析，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第三产业经济范畴所涉及的经济规律。而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近几十年的事，从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埃伦·费希尔最先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到1957年克拉克把第三产业称作“服务性产业”，发现“克拉克定律”，西方第三产业的理论才初具体系，战后，第三产业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V.Fuchs）1968出版的经典著作《服务经济学》，以及日本经济学家饭盛信南1978年出版的的《第三产业》等都使我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透视当代西方第三产业理论的概貌。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农业服务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拓展农业外部功能、提升农业产业地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研究
Risdon、ThomasEponou等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分成前后衔接的阶段，DavidBennett（2002）却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交易过程，而Bertmetz（1992）则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RobertK（1995）则研究了成果转化效果的评价和计量问题；而ToshihikoMukoyama（2002）就决定成果转化速度的因素进行了数量分析；TenkirRenger（2002）还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农产品的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ThomasEponou（2002）则指出造成转化低效的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缺少系统论的观点和高效的领导责任体系，缺少透明的共同遵守的科技政策，对转化过程的战略研究和科学管理不适应，强调农民参与，以农民需求为动力不够。BertMetz（2003）研究了政府的规制建设、自由贸易政策、教育等因素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2.农业信息的相关研究
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远离城市、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设施相对落后，如何在农村有效地实施信息服务便成为长期困扰决策者和信息服务人员的问题。在大多数国家，针对农业信息需求开展的服务主要由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或专门的农业信息中心承担。例如，1988年美国农业部在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农业图书馆建立了农村信息中心（theRuralInformationCenter，简称RIC），面向农村政府官员和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在非洲，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被很多研究确认为传播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Sturges和Chimseu认为有些研究高估了技术推广部门的作用。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农业物流的研究正在兴起，主要体现在对于农业物流和农产品物流概念的界定上，一般认为农业物流是指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加工、储运、分销等，实现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流动；农产品物流是指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实现农产品价值而进行的农产品物质实体及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物理性经济活动。具体地说，它包括农产品生产、收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分销、信息活动等一系列环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农产品价值增值和组织目标。因此从概念上来看农产品物流是农业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ArloBiere认为农业贸易物流是农业贸易课程中单独的一门课，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使得其非常重要，他并为此设计了教学大纲。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农业旅游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供需动机以及营销三个方面。首先，Pearce（1990）、Oppermann（1995）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应对农场危机、实现农业多元化经营、补贴农业收入以及追求经济利益是农业旅游经营者的主要动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营动机呈现出多元化，涵盖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其次，Oppermann（1996）认为少数旅游者选择农业旅游是出于经济动机；Swarbrooke（1996）研究了其社会文化动机具体包含的方面；Murphy、Sharpley等指出某些旅游者是出于环境动机。再次，Frater（1983）、Streckfuss（1997）认为因农业旅游产品具有半公共品的性质，因此政府是农业旅游营销的主体。而目前国外对农业旅游形象和农业旅游品牌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现代媒体对旅游形象的影响和农业品牌的打造。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19世纪70年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就具有农业保险费或农业保险基金的意义；而且，农业保护理论、福利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理论等都对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其次，Nelson和Loehman曾经说过：在理论上，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然而在实践中，农业保险却成为一种将损失转嫁给政府或则其他保险机构的高成本的风险转移机制；Schacht（1990）认为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很难防范而且会降低农业保险的效用。现在很多国家支持事实农作物一切险这类保险计划的主要论据并不是该计划能够提高农民或者其他人的福利，而是更多地强调有必要用保险计划取代政府灾害救济。
二、近年来中国理论界的有关研究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研究成果
国内有关现代农业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中，张培刚（2001）从工业化对农业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关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问题。他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实质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长期诱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价格上升。此外，中国理论界对现代农业的内涵进行了研究，综合各家观点，现代农业的内涵可概括如下：现代农业以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技术装备为支撑，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确保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是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实行集约化生产，产加销为一体，运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的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二）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研究成果
国内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现代服务业的特征、作用及内涵等方面，并在很多方面有了共识。首先，朱晓青、周勇等认为现代服务业具有高技术性、知识性、新兴性、网络化、阶段性等特征；韩云（2005）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进产业集聚的重要举措；而盛世豪、张树林等指出现代服务业具有聚集优势和聚集效应，是推动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刘重（2005）提出现代服务业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是第三产业的延伸和发展；裴（2006）认为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存在耦合现象，并且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企业外包成为一种趋势。另外一些学者则研究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战略。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1.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
周衍平（1997）等把农业技术分为“私人技术”、纯粹“公共技术”和“半公共技术”，相应地提出采市场机制、政府干预机制、市场与政府半干预相结合的三种成果转化机制。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还有马扬、陈希平等。而从成果转化面临的困难出发并提出解决对策的研究主要有：王俊明（1994）提出强化行政指导职能、完善推广体系、拓宽转化渠道、增加资金投入等对策；顾焕章（1997）提出要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供求机制；尹利军（2001）提出建立开放的农业科研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和农业风险投资机制。此外，也有不少研究者从某个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宁宁（1999）对成果转化的不同主体特征进行研究比较；马立人（2000）研究了组织管理对成果转化的影响等。
2.农业信息服务的相关研究
谭英、钟永玲等在考察特定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信息服务模式。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农业信息服务模式：一是由三个以上的信息传播主体通过相应的信息传播渠道，共同为农户提供科技信息的服务模式；二是由农村产业协会牵头组织、由协会聘请兼职信息员负责收集与传播信息的服务模式。在考察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服务模式的研究主要有：赵继海（2001）等提出培育农业信息网络的“中继”机构；邵芳（2003）认为上海农村信息服务应特别注重上海农业网和上海农科热线、沪郊成人教育培训基地、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三大版块的建设。彭光芒（2006）则提出培育农村意见领袖并把他们置于信息传播的关键地位。对此进行研究的还有李建军和倪莉等。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姜大立、张剑芳等（2004）同时从农业行业物流管理的角度，提出农业行业物流管理应通过农资连锁经营配送管理、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物流管理来开展，并提出了农资企业的连锁经营、订单农业、产业化生产、农产品批发四类农业物流运作模式。赵黎明、徐青青（2003）对中国区域农业物流体系进行了设计，对区域现代物流信息平台功能进行了设定，并进一步研究了大农业物流的产业链结构。此外，李学工、刘伟芳（2003）认为农产品营销需要借助现代物流及其供应链来解决；罗其友、陶陶（2004）将农产品物流支持政策与农业资源储蓄支持政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农村社会支持政策并列为发展高效农业的四大政策体系；谢培秀（2003）提出要用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多种所有制农业物流企业。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各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概念的论述也有差异，何景明和李立华对此综述为四大类，查芳和肖佑兴也对此进行了探讨。此外，潘秋玲（1999）对中国农业旅游产品供需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高曾伟和王志民（2001）对农业旅游资源的特性进行了阐述。何景明和李立华（2002）认为，中国农业旅游发展动因主要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李慧欣（2003）探讨了农业旅游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张成君和萍（2001）认为农业旅游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新增长点。郑群明、梅虎等探讨了农业旅游的开发模式并提出针对现状的开发对策。此外，卢云亭、何景明等国内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属性及外部性、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及发展模式三个方面。首先，李军（1996）认为它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而不属于私人物品；庹国柱、王国军（2002）指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的结论。其次，关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研究，目前理论界有三种观点：一是建立中国农业再保险体系；二是设立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基金，分散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三是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再次，目前理论界对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政府论”模式；二是“商业论”模式；三是“相互和合作农业保险论”模式；四是“过渡论”模式；五是“层次论”模式；六是“区域论”模式。此外，庹国柱、冯文丽等探讨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成因。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有着传统农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已有共识。而且，随着服务业理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有关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内涵、发展模式以及效用评价机制等的理论也日益完善。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有关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农业旅游、农业保险三个微观领域，而有关农业物流和农业信息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尤其是中国在农业信息的提供渠道、农业科技的创新方法、农业保险和农业物流的可行性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外，国内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多一些，而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系统的研究则显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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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农业经济概论范文
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应该消灭小农经济;
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恩格斯也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
同时,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来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存在,曾经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的扩张,而没有市场的扩张,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会使资本主义企业无法雇佣到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声谴责小农经济,要求政府强硬立法或采取其它断然措施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说,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逐步消灭小农经济的过程。
人们根据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同时也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说法,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罪魁祸首,或者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促成人口不断膨胀,使人口对资源形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生产技术难以提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小农的生活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而不可能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风行一时的“停滞论”、“陷阱论”、“过密化论”等,实际上就是持这一看法的。这类理论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使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缺乏产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
因此,只有消灭小农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曾经广为流行,同时也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所接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农落后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是对民国时期主流观点的继承,也与当时对经典着作教条式的理解有关。
而程念棋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投人——低产出。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农产品市场消费人口过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空间的狭小,制约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随着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一低产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长期以来,基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以及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的种种经济学理论,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经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认为正是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使中国不能跻身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2、认为小农经济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学术探索中,学者们逐步揭示出其中的积极性因素,还观察到在特定环境中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反映最佳的经营规模,带来普遍的繁荣。有学者提出简单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和传统理论中来评判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似乎使中国农业一夜之间从“一大二公”的状态又回到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状态,30年粮食产量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小农的奇迹”。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功、产量上的增长包括人性上的认可,国内外学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表示了肯定。
中国并不是西方世界,没有理由预先假定其历史发展经验的普适性。中国的小农并没有阻碍商品市场经济的扩张,他们是推动商品市场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而不是市场经济扩张的阻力。事实上,充分发挥小农经济的活力,能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李伏明,2006)。
第6篇：农业经济概论范文
关键词：农业多功能性；政策工具；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F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6005107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逐渐呈现出“小部门化”的趋势。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的加速使得农业面临着生态恶化、耕地退化、农耕文明失落等诸多问题。针对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被弱化、边缘化的现象，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悄然诞生。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各不相同，而由于该类支持常常不计入生产者成本，造成了国际农产品贸易价格的扭曲。WTO对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规范与划分，使得发达国家不断改善其农业保护措施，农产品世界贸易保护争端日渐凸显，从而使得农业多功能性问题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农业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是指农业生产活动除了具备粮食和原材料供给功能外，还包括与农业相关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多样性、保持农村文化遗产等多重功能。从农业性质和功能来看，农业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市场价值上，还直接表现在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经济性，且农业生产的外部效应远远超过了它的经济效应。由于农业多功能性所产生的农业生产的外部性或非商品产出价值，在不适度的国内政策干预情况下，农业多功能性的存在导致了贸易双方福利的变化，从而引起了各国尤其是农产品大国对其的重点关注。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世界农业的发展，农业多功能性的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农业经济理论和贸易保护理论的范畴，内涵更为丰富，并被赋予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本文首先概述分析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演进，其次基于贸易政策视角梳理了各国在农业多功能性背景下的法律法规、价格支持、补贴等农产品贸易政策工具，最后对新时期农业多功能发展方向作一展望，以期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农业多功能性的历史演进
自农业多功能性概念被提出以来，各国及国际组织对此的理解和研究各有侧重。Renting和Rossing等（2008）在探索欧洲各国（芬兰、荷兰、英国、德国等）对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后发现：欧盟各国认为农业具有和土地相关的一切功能，如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农业景观保留、文化遗传、乡村发展、粮食安全等[1]。Boody和Vondracek等（2005）在以明尼苏达州为例的研究中认为，美国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知强调农业与环境特性相关的功能，比如改善水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收益[2]。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研究也是国内农业理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肖爱清（2008）认为，欧盟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以下简称“FAO”）对农业的多功能性的定义侧重于挖掘人们忽视或没有重视的农业功能；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则侧重于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农业多功能性，包括研究农业生产中产品的联合生产、农产品的外部性或公共物品等特征[3]。周基、邬东峰（2010）归纳了国内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研究的最新文献后认为，我国学者主要是围绕农业多功能性的内涵与意义、价值表现、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等方面进行论述[4]。综上所述，农业的多功能性涵盖了农业生产所具备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功能，其特色突出体现在各功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上。
然而，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阶段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并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梳理，按照其理论演进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起源阶段：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
孙新章（2010）、陶陶、罗其友（2004）等学者认为，农业多功能性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政府提出的“稻米文化”中，其提出的目的在于突出保护日本国内稻米市场。日本国内许多节日和庆典都是根据水稻播种、移植、收获活动确定的，水稻的种植不仅是粮食生产，还具有水土保持、环境净化、文化传承等功能，保持日本的水稻生产就保持了日本的稻米文化[5][6]。而欧盟在1985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后，明确提出不仅要确保农业的战略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功能，还要促进农业对农村环境的保护功能。
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让这一概念由抽象走向具体，内涵也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所具备的经济功能（粮食、原材料供给等）；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文化传承等非经济功能即是这一概念内涵丰富的体现，也是其鲜明特色。Rossing、Zander等（2006），Rossing、Groot（2009）在探析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理解后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业生产相对过剩并达到顶峰后，欧盟各国开始重视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理解，更注重农业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文化、乡村发展等非经济功能的开发，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更侧重于与农业生产经济功能相关的农业功能的开发[7]。陈秋珍，Sumelius（2007）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文献中认为，欧洲农业多功能性包含有环境保护、景观保留、生物多样性、农村生存与发展、粮食安全、食品质量卫生、农村农业历史文化遗传以及动物福利等[8]。目前，其内涵的不断丰富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规划、农业功能的定位与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二）发展阶段：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积极拓展
在日本、欧盟提出农业多功能性之后，这一概念迅速在世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中引起共鸣。此后，韩国、法国、意大利、挪威等国也根据国内农业生产情况，赋予农业生产类似的特点。姬亚岚（2009）认为，在国际组织间，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此后，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地方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等国际文件对农业多功能性给予承认和利用[10]。OECD、WTO、FAO等国际组织也在不同场所使用了这一概念，以农业多功能性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交流也逐渐频繁，农业多功能性也因此迅速传播。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积极探索，促进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其功能特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也标志着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开拓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际组织和各国对这一概念外延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化。非贸易关注、可持续农业、公共品和外部性等已经成为其外延研究的热点方向，而非贸易关注（Non-trade Concern）更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和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狭义的非贸易关注是指纯粹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无法体现和实现农业的全部价值，从而导致贸易某一方利益受损。广义的非贸易关注还包括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内容。Prestegard（2003）认为，非贸易关注与农业的非商品生产关系密切，并且外部性和公共物品两个概念常被用来分析非贸易关注[11]。姬亚岚（2007）认为，非贸易关注注重的是农业政策对市场或国际贸易的影响，如果政策不影响贸易或不产生市场扭曲作用，那么它在非贸易关注上的意义就是可以接受的[12]。罗芳（2007）基于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存在的联合生产特征、公共产品特征和外部性三个基本特征进行理论分析认为，通常观察到的自由贸易中进口国利益受损的原因是农业的外部性没有内在化，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是自由贸易所致[13]。Blandford和Boisvert（2002）认为，当涉及到正的非商品性产出时，必须考虑土地和自然资源对此的积极贡献，对负的外部性也必须给予政策性的惩罚[14]。OECD（2003）在《多功能农业：政策含义》中也依据联合生产、市场失灵及非经济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和空间分布，提出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最优政策设计方针[15]。
（三）应用阶段：各国积极推进本国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
农业多功能性这一理论尚在探索阶段，而各发达国家已着手推进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张小慧（2004）认为，1999年日本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对日本农业发展十分重要，该法案中有专门的阐述农业多功能性问题的条款，并根据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提出了食品稳定供应、农业多功能、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振兴的理念和农产品自给率目标[16]。杜鹰（2000）认为，以1999年制定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为标志，日本的农业政策正处在战后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调整期，日本农业和农村的地位与作用被重新评估。据此，日本政府提出了若干新的理念，明确了农业政策改革的基本方向，并积极推进实施一系列新的农业政策[17]。同年，法国通过立法制定了国家的农业战略，主导思想就是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欧盟委员会也在1999年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该议程在继续强调保证欧盟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采取市场和收入政策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以确保欧盟农村的未来发展。1999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荷兰政府召开了国际农业和土地多功能特性会议，会议指出：所有人类活动均具有多功能性，农业也是如此。除了其基本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粮食和原料，农业还具有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多重功能和目标。尹成杰（2007）总结了欧盟各国及日韩等国在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实践中的做法，主要是：在乡村甚至全社会范围内激发对土地保护的热情，以保证农产品的供给；给予农业政策支持，并提供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保证农业经费的供给；将环境成本和健康纳入农业收益的总体评估；将农业科学技术和本土知识应用于农业发展中；支持小农场机械化的发展以及制定适应拓展农业功能的国家政策。我国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指出，“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这表明，中国已经在政策层面上开始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理论。2008年、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16届、17届政府间会议中，农业多功能性也是“77国集团+中国”、欧盟、美国等利益集团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各国纷纷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先后以政策形式出台关于本国农业多功能性的文件，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到了积极应用阶段。
二、世界各国对农业多功能在贸易
政策层面上的应用 农业多功能性的提出虽然只是农业产业功能变换的产物，但就其理论政策而言，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本国的农产品贸易保护趋于合理化。Swinbank（2001）、Potter（2002）等基于贸易视角的研究认为，农业多功能理论是寻求农业保护合理化的理论支撑，在所有的研究中，联合生产是理解农业多功能性的核心。如果农产品的商品性产出和非商品性产出因技术上的联系而成为联合产品，那么，农产品自由贸易及其扩大则会影响农产品供给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农产品进出口国家的福利水平[18]。一般情况下，对农产品进口国而言，由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大量农产品进口会促使进口国农业产业萎缩，不仅影响本国农业发展，还对农业产业产生的社会效应、生态效应、文化保护效应等一系列非商品产出功能产生影响，最终减少了农产品进口国的国内净福利；对农产品出口国而言，农产品出口的扩大会促进国内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等非商品供给的增加，农产品出口国的整体福利趋于改进。
基于上述福利经济学原理，在对农业多功能性这个概念的理解应用方面形成了三大集团：一是以美国和凯恩斯集团为代表的反对方；二是以欧盟、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赞同方；三是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上，由于市场准入、出口竞争直接扭曲农产品国际贸易，所以市场准入和出口竞争成为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的重点。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更偏向于通过国内支持进行，从而使得削减国内支持成为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焦点之一。在农产品世界贸易谈判中，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出口竞争等一直是谈判关注的焦点。本部分通过介绍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三个层面上的政策，来分析三大集团中的代表国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基础上对以上三种贸易政策的应用。
（一）美国和部分凯恩斯集团成员
美国和凯恩斯集团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实体。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凯恩斯集团（Cairns Group）于1986年成立于澳大利亚凯恩斯，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19个农产品出口国，是农产品出口国为提升其谈判地位而组成的一个利益集团。作为世界第一的农产品生产体，美国的农业政策不仅对自身有重大影响，也对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走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出现后，其贸易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市场准入方面，由于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在强调关税保护的同时，通过突出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功能来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提高农产品进入的门槛。在国内支持上，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出现后，1996年美国对国内支持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提出了以“生产灵活合同补贴”取代之前的价格支持补贴。王三兴（2007）指出，2002年的《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中提出的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销售协助信贷和差额支付花生、糖、牛奶等计划目标就是用严密的安全网来保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收入，直接支付事实上替代了1996生效的生产灵活合同。尽管反周期计划遭到WTO和他国的批判，但反周期支付目标价和有效目标价、销售协助信贷价格事实上构成了国内支持的层层保护网[19]。在出口竞争上，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出口农产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补贴。此外，政府的农业科技投入和环境保护项目支付，商业性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也间接增加了美国农产品贸易的出口竞争力。
尽管凯恩斯集团由于国家众多，在农产品贸易中没有统一协调的农业政策，但该集团均提倡农产品出口的自由贸易，因而该组织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在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上与美国立场相近，呼吁通过取消一切形式的出口补贴，来改变农产品贸易、根本性的改善市场准入、减少国内对农业的补贴，以期最终促成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政策，改变由此造成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扭曲。
综上所述，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国家在对待农业多功能性这一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人类活动都具有多重功能，“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新概念没有任何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只能被用来作为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工具，因此坚决反对粮农组织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二）日韩欧盟等发达国家
以日、韩及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站在美国与凯恩斯集团的对立面，他们强调农业多功能性在经济、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性，并提出要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此外，这些国家还认为，“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从而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制定下一世纪农业发展战略，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7篇：农业经济概论范文
专业名称
2016-10-22[上午（09:00-11:30）]
2016-10-22[下午（14:30-17:00）]
2016-10-23[上午（09:00-11:30）]
2016-10-23[下午（14:30-17:00）]
第8篇：农业经济概论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 人口迁移 势场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1867 年西班牙工程师塞罗达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 urbanization 的概念。Tisdale（1942）就认为城镇化概念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由农村到城市的集中过程，表现为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中。
在国外，很多时候，人口迁移（migration）和人口流动（mobility）的含义是相同的，但是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们经常居住地发生了改变，此时户籍变化的，称之为人口迁移；户籍不变化的，称之为人口流动。本文中迁移和流动含义相同。与我国相比较而言，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行的比较早，国外对人口迁移做了很多的研究，这些理论主要有：推拉力理论。英国统计学家E.G.Ravenstein 1889年提出了人口迁移七大法则，其中经济动机是迁移的主要因素。1966年，E.S.Lee提出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四个因素：原住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以及迁移者的个人因素四种。逐步形成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力”理论（push-pull theory），说明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受农村内部推力和城市拉力两种力量同时作用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Lewis）（1954）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边际收益率高低所导致的。1961年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建立了拉尼斯-费模式（Ranis-Fei model），他们认为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是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了农业剩余。但随后，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于1969年提出“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期望获得收益，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理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人口迁移是一种投资，所形成了人力资本，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迁移成本（cost）与效益（utility）的比较。物业学视角。国内外也有人以物理学视角解释人的行为，指出了人的行为同气体和流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可比性。Lewin（1951）认为社会场中的各个社会作用力是行为变化的操众者，Schwind（1975）提出人口迁移的流场理论。我国的肖周燕（2010）从人口迁移势能的角度尝试对人口迁移进行了解释。
目前，我国处于新型城镇化快速进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中来。根据以往的人口迁移理论，本文引入物理学中的“势”，首次提出“人口势场”、“人口势差”等基本概念，并把“势”理论运用到人口迁移中去，以期以新的视角更深入地理解人口迁移问题。
人口势差与人口迁移
物理学中，当某一能量场与位置有关系时，通常就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势”。自然界的物体都有自发地从高势向低势运动的趋势，物体的运动来自于能量差，社会中人口的迁移也不例外。本文中把人口与促使人口运动的能量以及人口所在的位置联系起来，提出“人口势场”的概念。当某一地区的富余劳动力聚集时，这一地区就处于人口势场的高势位，而当某一地区的劳动力短缺时，这一地区就处于人口势场的低势位，富余人口具有自发地从人口势场的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态势。
我国长期存在着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经济差别，这种二元经济的差别即是势差的客观表现形式，任何群体，越不平衡，变化的势能就越大，张福墀（2001）指出“势”是力的内隐形态。势差的存在使生产要素产生流动，其中经济性势差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杨满社，1994），主要表现为收入差异。托达罗（Todaro，1969）认为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决定。预期的城乡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设Yu（t）为城市的收入水平，Yr（t）为农村的实际收入，Pt为劳动者在城市部门就业的概率。则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目为：
其中，f？）>0进一步考虑迁移成本，则迁移行为取决于净收入V（0），V（0）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
这里r为贴现率，C（0）为迁移成本。若V（0）>0，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
在人口迁移过程中，除了以上收入差距等经济势差之外，还受到了原住地、迁入地、个人以及中间阻碍物等因素的影响，在城乡社会系统里面，迁移者都受到吸引力、斥力两种力量的影响，所产生的合力促使迁移者发生迁移行为。每个迁移者的合力都有所不同，故迁移路径也不尽相同。
不论居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利有弊，弊即对迁移者产生推力，推动其离开居住地，利即产生引力，吸引其留在居住地。见图1，图中“+”表示引力，“-”表示推力。在农村，有更多的推力“-”，导致了大量富于劳动力，处于势场的高势位，城镇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有更多的吸引力“+”，处于势场的低势位。“”表示富于劳动力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迁移过程中，存在一些障碍因素在阻挡着迁移。
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农村、城市的吸引力和推力见表1。
针对目前我国的人口迁移现象，大量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李强（2003）指出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是导致农民外出的前两位因素，同时指出户籍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大制度障碍。王敬贤（2011）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因之一就是存在经济势差，并把经济势差分为产业势差与地域势差。励娜等（2008）发现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主要是受到收入差距的驱动。王德文等（2008）指出培训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迁移。
综上所述，如果以物理中的重力势能来表示人口势能，则人口势能公式：Ep=mgh。这里m表示迁移者，g表示环境，主要是指迁移者所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条件、市民化程度及融入障碍等等。h表示经济势差，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表示。这里可以用h上面的V（0）表示。
如果农村中收入低富余劳动力多的为人口势场高势位，则城镇中收入较高劳动力短缺的为人口势场低势位。由于势差的存在，则有劳动力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趋势。物理学中，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过程中，如果存在空气摩擦力，则有势能消耗，同样人口势能的转化中亦受到障碍因素的影响消耗能量，影响迁移效果。合理有序的人口流动是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重点。
我国人口迁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城镇化格局不完善，人口势场高低不均衡。由于目前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不平衡，产生的经济势差很大，大城市统治支配着城市布局。由于大城市存在着大的规模经济，收入较高，劳动的供给弹性也较大，导致很多人涌入到大城市中，导致许多城市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许多中小城市、小城镇产业弱，城市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格局不完善。
障碍因素多，势能转化过程中消耗大。迁移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障碍因素，削弱了迁移的效果。障碍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这些使势能转化过程中消耗大。主要使城乡资源不能自由流动，无法进行优化配置，农民的资产无法正常市场化，无法依靠资产的交易、转换和流动满足其工作、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的需求；迁移者无法同城市人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最基本的保障；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会导致迁入者生活成本大，无法承担较高的房价。
迁移者自身素质低，势能小。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小，素质普遍偏差，学历较低，掌握的技能偏少，城市生存手段少而单一等问题。在他们迁移到相对发达的城镇中，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无法融入到城镇中，将来这些人由于年龄等原因，往往会返回居住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管理措施
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村人口势场。促进人口迁移，就要解放农村人口。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效率的提高，实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解放束缚在土地上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村人口势场，增强农村人口推力，推动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为城镇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使城市人口势场进一步降低。工业化是城镇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我国将走向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生产方式的变革、城镇规模经济的增强、技术的进步将会导致城镇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为城镇化提业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率，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能使城镇居民收入上升，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城乡一体发展，促进经济平衡，减少城乡人口势差。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城乡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协调融合发展，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
完善制度建设，降低迁移障碍，提高“势能”转化效果。在迁移过程中，存在了阻碍人口迁移的许多制度因素，例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房制度、金融制度等。这些制度影响了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制约了人口的进一步迁移。因此，要完善制度建设，降低迁移的障碍因素，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素质，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增加迁移者人口势能。城镇化中，人力资本素质是能否顺利迁移的很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素质高的能顺利进入城市，获得收入也较高。因此，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及城镇中流动人口的的教育支持力度，加强技能培训，多渠道提高迁移者的素质，增强其在城镇中的适应性。还要提高迁移人口的就业概率，因此，要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积极鼓励和吸引农民落户扎根城镇，努力促进农民充分、稳定、体面就业。
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发展中小城镇，形成新的“人口势场”洼地。新型城镇化要探索“就地城镇化”模式，既要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又要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形成新的“人口势场”洼地，吸引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小城镇成为当地农村的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成为商品的生产地和集散地，条件成熟时，可以撤县变市，甚至“强镇扩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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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3.王敬贤.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4.励娜，尹怀庭. 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8
5.王德文，蔡 ，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7（4）
第9篇：农业经济概论范文
一、中共指导思想的创新彰显时代的变迁
例1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主要取决于（ ）
A.中国农村人口多
B.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
C.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D.敌人在农村的力量薄弱
解析 首先要明确题干“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由工人阶级为主要革命力量。但找到的革命道路却是扎根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这是由中国的革命现实决定，即工人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城市反动势力过强，而农村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坚定的同盟者，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A项、D项容易排除；B项只要明确中国革命是中共领导的革命，革命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联系中共的三次工作重心转移，即可排除。
答案 C
点拨 该题为因果类选择题，考查对历史概念的正确认知。这种类型试题通常将历史概念或现象中存在的不同因素列出，再根据题干的指向列出相应的原因或结果等。此类题目主要着眼于历史概念或现象的背景、条件、结果、影响等方面的考查。要审清题意，明确因果关系，搞清命题意图；同时注意区别根本原因、直接原因、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内外因等要求，切忌因果颠倒，不分主次，互相混淆。
例2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1957年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发动了“”运动；1978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主张；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 ）
A.适应国际形势由两极向多极化变化的趋势
B.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由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
C.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不断发生变化
D.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入成熟
解析 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A项与本题所述时间跨度不符，可排除；B项说法与材料无关联；C项“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不断发生变化”说法错误，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时期的继承、发展，不存在变化一说；材料中的变化反映了我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成熟，因此选D项。
答案 D
点拨 该题为因果类选择题，考查把握历史现象变化趋势的能力。此类试题一般提供历史现象或事态在较长时段的变化，然后考查其原因、特点、结果、影响等。解答时一要注意所选项的时间与题干时间是否完全匹配，二是要考虑所选项的内容是否能够正确反映题干的命题要求。解答此类试题要全面思考题干意图，切忌以偏概全、以静止看变化。
二、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中共指导思想关注的重点
例3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拨云见日、扬清激浊，再次把中国的思想解放推向高潮，也牵出了一个‘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局面。”其中的“新局面”是指（ ）
A.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B.开放大连等沿海港口城市
C.发展农村乡镇企业
D.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解析 材料的时间是1992年，A、B、C三项都是发生在1992年以前，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答案 D
点拨 该题为概念型选择题，此类选择题主要考查对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在题干中多提出一个基本概念，选项则多是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或解释，正确选项应立足于对历史概念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把握。
三、现代中国的发展彰显中共理论创新的巨大力量
例4 中国经济模式的出现与中国的理论创新关系密切。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效益、质量、合理实在的速度，由片面强调自力更生、闭关锁国转变成对外开放；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交融的混合经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公平与效率并重；中国已经根本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轻工业快速发展、农业得到加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平衡协调发展；增长模式以依靠技术进步、加强管理，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中国模式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我国的改革进程，突破了中外教科书的各种理论范式，打破了西方改革家的线性规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10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不足3千万，取得的成就引起全球的关注。“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说法在国际上流行。它（中国改革）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摘编自郑永年《中国模式及其未来》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并谈谈你对经济模式的认识。
解析 “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可在材料中提取；对经济模式的认识要以经济模式为中心，结合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等方面回答。
答案 特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外开放；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注重公平与效率；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趋向合理，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注重区域协调发展；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
认识：从纵向来看经济模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性的产物；从横向来看经济模式是国情的产物；经济模式具有多样性，不存在好坏与优劣；要尊重他国的对自身发展道路选择，要结合国情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模式。
点拨 对材料进行正确定位，按要求分别提取材料有效信息。作答时首先要审清设问，明确要求；然后仔细阅读材料，提取有效信息，逐一作答。
1.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下列红色旅游景点最能见证思想发展的是（ ）
A. 革命摇篮井冈山 B. 遵义会议旧址
C. 革命圣地延安 D. 西柏坡
2. 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 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这里所说历史时期是（ ）
A.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B.抗日战争时期
C.解放战争时期
D.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
3.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不断探索，执政能力不断提高。这体现在（ ）
①七届二中全会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 ②北戴河会议通过在农村建立的决议 ③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④中共十二大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A.①②③ B.③ C. ①③④ D.③④
4.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A.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B.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探索
C.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有重大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