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启蒙教学精选(九篇)

第1篇：书法启蒙教学范文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试图从古代书学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探讨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构建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书法教育从实用化向艺用化转变以及寻求书法启蒙教育的制度化途径。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 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2]董菱.论书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第2篇：书法启蒙教学范文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孝经>：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第3篇：书法启蒙教学范文

关键词：幼儿；启蒙教育；生活化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19-0243-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19.158

当今社会，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幼儿科学启蒙。面对纷繁多样的幼儿启蒙方式和方法，选择何种启蒙方式和如何确保启蒙效果成为广大家长心中的难题。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将幼儿科学启蒙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从科学启蒙的环境、内容和策略三个方面出发，探究幼儿科学启蒙与生活的融合。

一、科学启蒙生活环境生活化

在影响人生的多种因素中，环境无疑是一重要因素。幼儿阶段是人生最无知、最懵懂的阶段，生活环境对幼儿的启蒙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注重生活环境的恰当性

在孩子的幼儿启蒙阶段，家长和教师应该为孩子选择和创造干净舒适、纯正美好的教育环境，这对于孩子的幼儿科学启蒙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在启蒙阶段，家长和教师的日常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巨大，我们应当改变自身的生活陋习，为孩子做好榜样，以身示范，带动孩子的成长。

（二）确保生活环境的多彩性

对幼儿的科学启蒙不能偏爱某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对于幼儿的启蒙教育帮助更大，有利于幼儿未来的多元化发展。在孩子的幼儿阶段，教师和家长的应该扩大孩子对于生活的接触面，不仅了解生活的美好，还要体验生活的艰辛，对生活产生更广更深刻的印象。

二、科学启蒙教育内容生活化

生活中会接触形形的人和事，幼儿的科学启蒙教育离不开生活，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身边的生活教育资源，将科学启蒙教育内容更加生活化。

（一）充分利用身边的生活素材

生活是一本书，需要我们用一生去翻阅。许多家长盲目地追求那些所谓“高大上”的幼儿启蒙材料，却忽视了日常生活这个巨大的素材库。将生活内容融入教育会对幼儿的科学启蒙教育产生更大的帮助。例如，在下雨的时候，教师可以为幼儿讲解雨是怎样形成的；当看到路边的小花的时候，可以给幼儿讲解小花的生长过程；在教孩子认识动物时，可以组织幼儿去动物园，真切地接触到动物，让幼儿将书本中的动物和实际的动物联系起来。

（二）将兴趣点融入日常启蒙生活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家长和教师应该从生活的兴趣点出发，结合幼儿阶段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特点，将生活中孩子的兴趣点事物融入科学启蒙教学中。例如，很多小朋友喜欢看动画，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给学生播放《蓝猫三千问》《海尔兄弟》等科普动画，让学生在看动画的同时学习到相应的知识。

三、科学启蒙指导策略生活化

幼儿科学启蒙方法多种多样，对于方式方法的选择，我们应该将日常生活经验渗透到对于孩子启蒙教育的策略中，使幼儿科学启蒙方法更加生活化。

（一）实现幼儿教育的区别化

每个孩子的个人特征和成长历程各不相同，在孩子的幼儿启蒙教育阶段，要根据孩子的不同的特征选择不同的指导策略。例如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学习，有的孩子在思维方法上更有天赋，而有的孩子的天赋在动手能力上，这时我们对于这两个孩子就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分开来培养，对于思维天赋的孩子应该在思维培养上进行拓展，而对于手工天赋的孩子就应该在手工方面进行拓展培养。另外，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理解能力也是不同的，教师可以适当地调整教学内容和讲解方式，让更多的孩子充分了解相应的知识。

（二）注重幼儿教育的过程

做任何事都不能一蹴而就，对于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我们更应该注重教育过程，学会耐心对待。现代社会往往趋于对最终结果的追求，而慢慢遗忘过程体验的重要性。在幼儿教育阶段，我们应该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耐心地、细心地将生活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孩子，让孩子在接受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感受生活的乐趣与美好。

总之，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关系着孩子们的未来发展，所以家长和教师的教育方式十分重要。生活本来就是幼儿科学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应该将这一巨大资源与启蒙教育相融合，达到科学启蒙的目标。同时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方式和方法，将生活好好地融入启蒙教育中，使启蒙教育的效果更大化，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推动启蒙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邵雯倩.幼儿园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区域环境创设与利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第4篇：书法启蒙教学范文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也就是学界里常说的《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在《周易》编订成书之前，或者说在对“易经”进行解释——“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的《易传》成书之前，“易经”应当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画卦、重卦（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和系卦辞、系爻辞的发展时期，才有具有一定研究成果的“易传”问世。《易传》是解释《易经》的著作，汉朝人将里面的内容归纳为十翼，即《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实际上只有七种。就其内容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逐句解释经文的《彖》、《象》二传；第二类是专门解释乾、坤两卦卦象、爻象和卦辞、爻辞的《文言》传；第三类是解释《易经》一书性质、筮法原则和通论《易经》大义的《系辞》和《说卦》；第四类是解释《易经》卦序结构和顺序的《序卦》和《杂卦》。也就是说“经”比“传”要早，而且“经”是本源，“传”是依源而生的解释性著作。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成书太古，“说卦”精当，“易经”、“易传”合而成《周易》，现代人认为不论是《易经》、《易传》，或是《周易》，均为占卜吉凶的同一部筮占之书，事实上它们是有差别的。

不过，作为中国群经之首的《易经》，不仅是一部占卜吉凶的筮占之书，还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抑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活水源头的《易经》，不仅是承载中国宇宙观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我国的哲学之源，其中的一些教育理念，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行为，奠定了中国三千年来教育文化的基础。在《易经》64卦里，集中体现其教育思想的当属“蒙卦”。

2 蒙卦释义

蒙卦是“易经”上经的第四章。

原文：蒙﹝艮上.坎下 ）：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译文：蒙，象征童蒙。亨通。不是我去主动教蒙昧、幼稚的童子，而是蒙昧、幼稚的童子来求我教他。初次求问应该回答，对同一问题再三地滥问，那是对先生的亵渎，就不再回答。此卦利于守持正道，属吉卦。此为卦辞。

原文：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译文：第一爻属阴，启发懵懂，施加必要的惩罚手段是有利的，使人免除罪过，脱离牢狱之灾。如果混沌初开、没有经历过学习就急于外出某事，行动将非常艰难。此以下至上九为爻辞，由下向上数重卦（艮上坎下重为六爻）第一爻为初六（六为阴挂）、第二爻为九二（九为阳卦）、顺上数依次为六三、、六五、上九。

原文：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译文：第二爻属阳，包容懵懂，吉；迎娶贤淑女子为妻，吉。儿辈能治家。此爻阳刚居中，用于启迪群蒙，有融会贯通的“师表”的象征。

原文：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译文：第三爻属阴，不要娶这样的女子，见到有钱的男子，就失身于他，娶她为妻子是不利的。此阴爻提出了对妻子的基本价值要求，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原文：，困蒙，吝。

译文：第四爻属阴，困在蒙昧之中，这是憾事。

原文：六五，童蒙，吉。

译文：第五爻属阴，童子蒙昧、懵懂，吉。此阴爻暗喻以“童蒙”的身份立世，是君子单纯的象征。

原文：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译文：第六爻属阳，以猛击、惊醒来启发蒙昧、懵懂的儿童，过于暴烈是不利的。用缓和的方式防御其为非作歹是有利的。

后人又从卦象上分析，蒙上卦是艮，艮为山，下卦是坎，坎为水、为泉。《易传》：“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有势不可挡之势，故有“果行”的意象。所以以山下冒出泉水，象征蒙昧的开启，以泉水的势不可挡，象征君子以果敢的行为来培育品德。这在启蒙的同时，也强调了人的智慧应该首先表现在品德的修养上，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品德教育的原因吧。

3 蒙字释义

从字的构造上看，蒙字是屋顶上长草，寓家被掩盖，以象征蛮荒。《说文解字》：“蒙，王女也（许慎著《说文解字》）。王或作玉，误。又云，唐蒙，女萝（〔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由于“王”字形的字，既有“天下所归往也” 的王者，也有“石之美有五德者” 的玉的同一外形，以“玉女”解处子，懵懂，混沌，初始，童稚，蒙昧，与蒙卦的本意相吻合。而且段玉裁注认为“王或作玉，误”，已经明确指出王女是玉女的错误。段注接着说，到了唐代，“蒙”亦释为“女萝”，而“萝者，莪也” 。段注认为“旧作萝莪二字” 相同，并引用小雅“菁菁者莪，蓼蓼者莪” ，对“萝”做进一步阐释， “菁菁者莪”语出诗经小雅，“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描绘菁菁（茂盛）的花季少女既见君子的欢乐，其“女萝”的“玉女”形象也跃然纸上。“蓼蓼者莪”语出诗经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描绘幼年的“莪蒿”开始领会父母的辛劳。单从诗中，我们尚不能断定“莪蒿”是指年轻的女子，但从《诗经？蓼萧》的 “蓼彼萧兮，零露清兮。既见君子，我心泻兮。宴笑语兮，是以有豫处兮。”以“蓼彼萧兮，零露清兮”和既见君子的“我心泻兮”来比喻“宴笑语兮”的玉女，应该不会受到怀疑。可见蒙就是寓意懵懂、混沌、初始、童稚的玉女形象，发蒙是对懵懂玉女的发蒙，应该有强调女童教育的含义。蒙之为懵懂、混沌、初始、童稚，固然有蒙昧的无知，但也有单纯、稚气的可爱，对“蒙”之为懵懂、混沌、初始、童稚的玉女，需要“发蒙”、启蒙，这是蒙的真正本意，《易传》也说：“蒙以养正，圣功也” ，应该在玉女童蒙之时“可发而发之，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此圣人之功也” ，不可置之不管，所以“蒙以养正”，这是教育的根本。

4 蒙卦的教育思想

从以上对蒙卦、蒙字的分析，在《易经》中，蒙卦的教育思想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了教育的主体是蒙童。正如蒙卦的卦辞所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蒙童应该有强烈的启蒙愿望，是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没有求学这一愿望，启蒙就不会取得实效。孔子在《论语》中也阐述了同样的道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这个道理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也同样适用。

其次，阐释了教育的基本内涵。就启蒙来说，从初爻至上爻有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和击蒙。

发蒙讲教育的作用。爻辞：“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说明教育是使人免除罪过，脱离牢狱之灾的必由之路。其《象》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严厉的教育在于使社会有一个“正法”的秩序。万事以教育为始，无规矩不成方圆，开始启蒙，就是要定规矩，建制度，违反制度和规矩要给予教育和必要的惩罚，通过教育和惩治使蒙童回到正当的道路上来。强调教育的作用是使蒙童回到正当的符合社会规范的道路上来。

包蒙讲教育的内容。即教育的包容性，一方面要广泛涉猎，兼收并蓄，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一个人只要广泛涉猎，自我约束，就不会离经叛道。即使娶妇成家，也合乎齐家、治国的大学之道。另一方面，包蒙同时也倡导对教育对象的包容，童子之心，即使在早年懵懵懂懂走些弯路，亦属吉祥，也要相信通过教育是可以感化、改变一个顽童的。

困蒙讲教育的挫折现象。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善教育环境，满足受教育者的要求和渴望，使每个受教育者都成才，这是教育的理想。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只是困难的境况不同而已，有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的知难而退，没有学习的恒心，三心两意，学习没有效果，竟至学业难成。

童蒙说的是教育的时机。教育要从儿童抓起，“发蒙者慎其初” ，童蒙无忌，正是接受教育的好时机，易启发和正确的诱导。“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强调童蒙要谦逊踏实，接受与年龄相符的教育，才会吉祥进步。“恐其不安于童蒙之分，而自强于明” ，蒙童不安本分，逞强冒进，施教者拔苗助长，教育就会失败。谦虚好学，顺应教育规律，就容易成功，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击蒙是指教育的方法。《易传·蒙》象曰：“发蒙不得其道，而至于用击，过矣。”教育要顺其自然。“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也就是要采取和缓教育的方式，润物无声，化人无形。如果教育方式不当，将导致受教育者产生逆反心理，破罐破摔，自暴自弃，使教育受阻。当然，《易经》的思维模式也是辩证的，在施教方式上，虽然反对击蒙，主张宽容、和缓，但在必要时也不排斥严厉。如上文“渎则不告”，“发蒙，利用刑人”等，也强调对顽劣儿童应该采用严厉和体罚的办法。

在包蒙后的第三爻，即“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联系二爻讲的教育要有包容之心，紧接着提出慎勿娶女，这固然有批评女子见利献身的言论，也算是最早不要早恋的忠告。

第三，蒙卦首倡育德。从卦象上看， 蒙上卦是艮，下卦是坎，在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基本卦中，艮代表山，坎代表水，而山底下出水则为泉，这是会意，故有《易传》：“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然而“育德”由何而来，为什么不是“育智”、“育体”，而且卦辞，爻辞自始爻至上爻，并无德字，是何由卦象平添一德字呢？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由泉水顿悟到德。因为坎卦为水，坎卦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意思是遇到险难，只有诚信的美德才能亨通顺利，做事获得奖赏。因此由“山下出泉”联想到“育德”，应该是可能的。而况后人也有品德与水相关联的言论。如《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这说的是做人的方法，即做人应如水，水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样的品格才最接近道。还有孔子，孔子观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孔子赞美水有德、有义、有道、有勇、有法、有志、正直、善察、善化，所以“君子遇水必观焉”。由此，易传作者由“山下出泉”联想到“育德”，可能源于古代圣贤的通感，是可信的。第二，蒙卦卦辞、爻辞均没言德，然而卦辞有“渎”（亵渎）、有“贞”（正道），爻辞有“桎梏”（牢狱）、有“躬”（谨慎），这些都是与品德相关的价值判断，由此而果断地得出“育德”的价值判断，我想也是可信的。蒙以养正，君子以果行育德。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育德的概念，肯定人的智慧应该首先表现在品德的修养上，教育就是培养一个行为正直、道德正派的人，培养一个有健康人格的人。在教育中，应该以德为先，注重伦理，使“子克家”，“利御寇”，“刚柔节也”，以培养意诚、心正、身修，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之重器。

《周易》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其育德为先、学生主体的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影响，它所提出的“五蒙”，是一种大教育观、系统教育观，加之有教无类的包容思想以及灵活的教育方法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从宇宙大道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社会乃至自然的有情本体，强调自然与人性的相关性，主张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体保持善性，“用说桎梏”，从而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使个体达到与宇宙契合的教育之最高境界。在过去的三千年里，周易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教育的源头，特别是经过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丰富和完善，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真是“衣披后人，非一代也”。

参考文献

[1] 齐豫生 夏于全《四库全书经部·易经》延边人民出版社

[2] 《周易·蒙·象》

[3]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周易·蒙·彖》

[5] 孔子《论语·述而》

[6] 孔子《论语·雍也》

[7] 孔子《论语·为政》

第5篇：书法启蒙教学范文

关键词：出版史；出版文化；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推出了美国学者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 Sher）的专著《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该书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书籍出版史为中心，生动地展示了出版与启蒙之间的互动关系。

谢尔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了115位苏格兰作家在1746年到1800年间出版的360本著作，包括作者的身份、第一版的出版商、版式、卷数、价格、畅销程度、再版情况、作者得到报酬的数目和方式等。通过查阅大量珍稀版本的图书和未经出版的手稿，谢尔详尽地勾勒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出版与传播的文化迷宫，并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有趣的私人信件展示了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和都柏林费城的重印如何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并对欧洲和美洲都产生深远影响。

阅读这部独特的出版史，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探讨出版史和文化史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聚焦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独特性

“在欧洲启蒙运动这场气势恢宏的交响演奏中，苏格兰以其独特的音色受到世人瞩目”。①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和地域特征，苏格兰启蒙学者在分享科学、宽容、民主、进步等普遍价值观念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格，其科学和文学书籍的生产也充满了民族文化的意义。

长期以来，苏格兰一直是一个地理上位于欧洲边缘、经济落后的弱小国家。《1707联合法案》打开了苏格兰的经济困局，却使之丧失了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来说，联盟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他们在坚持自己苏格兰身份的同时，对英格兰人的轻慢格外敏感。“面对民族的一系列损失和劣势，还有与英格兰的政治、社会、文化联盟的可能性，休谟圈子中的苏格兰文人进行了一种有自我意识的尝试，通过在智力上取得成就，来给他们自己和苏格兰民族带来名声和声誉。”②而书籍正是实现这个梦想的翅膀。

首先，苏格兰文人集团利用出版物强化个人合作和社会凝聚性。亚历山大・布罗迪和谢尔都注意到，虽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分散在各个领域，不同学派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其整体性和高度的社会性是不可忽视的特征。高水平的学术社团和密切的出版联系是重要的凝聚因素。生活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阿伯丁的启蒙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紧密的学术圈子里，“由于苏格兰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常常为彼此的出版计划提供帮助，有时是进行直接的合作。”③作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编辑、修订和重印彼此的作品。约瑟夫・布莱克将亚当・斯密的论文编辑成《哲学论文集》，休・布莱尔出版约翰・洛根的遗作《传道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文人们经常利用出版媒介互相赞扬，并尽可能大声地宣传苏格兰作为文学和学术中心的新地位。例如托马斯・里德在《人类理智能力研究》献词中为18世纪的苏格兰描绘了这样一幅理想化的图景， “在那里文人群体成员以平静而愉快的态度讨论问题，使用互谅互让的哲学话语来澄清和改进他们的原理并且互相尊重。”④共同的理想和事业遮盖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竞争和分歧进一步刺激而非抑制启蒙出版文化的发展。他们彼此团结和相互支持，为爱丁堡赢得“大不列颠雅典”的美誉。

第三，将作者身份塑造为民族现象。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指出：作者是话语实践复杂运作的产物，作者形象及其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因文化传统和话语形构的改变而改变。现代版权制度和现代文学批评以一种复杂的运作方式构建了作者形象。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成熟时期的出版文化是如何塑造作者身份和形象的呢？

谢尔考察了苏格兰启蒙作家的署名情况。他发现，这一时期的书籍扉页上经常用学位、头衔和职位来标识作者，通过这种身份证明来提高作者的权威并强化其苏格兰民族身份。如亚当・斯密在世时出版了多个版本的《道德情操论》，第一版（1759）和第二版（1761）中，斯密名字的后缀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国富论》的第四版（1784）扉页上补充了“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国王陛下的一位苏格兰海关专员”这两个身份。

“这种署名方式让作者与自己祖国的机构发生联系，说明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者认识到自己来自苏格兰的重要性，以及转而反映了他们的苏格兰身份会被读者认识的程度。读者对作品的评价不仅影响了他们对作者的认识，而且影响了对该作者所属的机构和国家的看法。”⑤通过把作者身份塑造为民族现象，苏格兰启蒙书籍把苏格兰文人看作一个集体的存在，从而赋予其民族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政治上失去独立地位的苏格兰，要在文化上与英格兰一争高下，出版正是文化较量的武器。

二、重新定义出版人的文化角色

出版人是唯利是图的生意人，还是文化事业的推动者？文化追求与市场意识可否融于一身？美国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考察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印刷及传播的生意链后写道：“启蒙运动……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⑥他生动地描绘了以夏尔・约瑟夫・庞库克为代表的出版商如何在利润的驱动下将启蒙思想带出哲人的书房而深入到社会的缝隙并最终推动了一场运动。虽然他们随意删改原作的内容，贿赂欺诈，却在无意间成为推动启蒙运动的活跃分子。

谢尔称赞达恩顿对《百科全书》书籍史的论述开辟了书籍史研究的先河，成为探讨启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顺着相似的思路，谢尔考察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出版发展历程及其与启蒙运动的互动关系。他们的研究提醒我们，启蒙运动绝不仅仅是思想家书斋之中的独白。在思想物化成书籍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出版和图书贸易渗入到历史的肌理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

与达恩顿笔下的庞库克不同的是，谢尔发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出版商有着独特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自觉。在爱国热情和民族志向的推动下，苏格兰启蒙出版事业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具有了内在的文化属性。苏格兰启蒙时期的出版人文化角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版人构成严肃写作背后的力量。读过英国文学史的读者应该不会忘记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那篇柔中有刚的《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在约翰逊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伯爵从未提供过“任何帮助的行动、任何鼓励的言语或者表示赞同的姿态。”当《英语词典》编撰完成即将成为经典时，他抢先发表文章暗示自己是赞助人，被约翰逊一口回绝。

约翰逊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包斯维尔（James Boswell）发现，苏格兰出版商安德鲁・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是与约翰逊签订“文学劳动合同”的最主要的人。约翰逊认为“书商是文学的赞助人，他们确实通过那部字典最终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这项耗费巨大的工程能够冒险开始并且终于坚持完成，这要归功于书商，他们也不能确定出版这部字典一定不会亏本”。⑦约翰逊的例子说明贵族模式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或现代的商业模式。出版者构成了严肃写作背后的推动力量，他们敢于承担风险，发起大规模的出版计划。大卫・休谟的《英格兰史》就是汉密尔顿出版公司在1754年冒险尝试的一个宏大的苏格兰民族出版项目。汉密尔顿自己都称之为一个非常大胆的，甚至是鲁莽的计划。为了保证在伦敦的销路，汉密尔顿特意在伦敦开设一家临时店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市场前景同样不被看好。然而，这两部著作都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出版人作为文学赞助人还承担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角色，他们判断和甄别优秀的作品，对读者起到引导作用；而对市场和公众反响的判断上，他们又先于作者，给作者经济上的支持。

第二，出版人为作者和文人提供个人服务和社交支持。以18世纪后半叶爱丁堡最著名书商威廉・克里奇为例，他的书店是著名的文人聚会场所，苏格兰文人定期在那里聚会和互相结交。克里奇擅长吸引苏格兰文人群体的成员，培养他们成长为作者。过去由贵族赞助人向作者提供社会支撑体系，现在由富裕的出版商承担。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克里奇视科学为启蒙的推动力量，积极地出版他觉得有价值的科学作品，如布丰的《自然史》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范本《苏格兰统计报告》。出于对启蒙理念的认同和促进苏格兰民族进步的理想，克里奇甘愿冒财政风险出版促进启蒙运动的作品。

谢尔认为，虽然出版人提供的慷慨版税提升了文学和学术作品的价格，但并未取代贵族的赞助和支持。“那个时代的特征是赞助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⑧被称为“苏格兰启蒙之父”的阿盖尔公爵三世本身就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改良家和植物学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认可的知识分子提供学校的职位或政府的公职和退休金，使其拥有稳定的写作环境，不完全靠出版行业的资助。经济上的独立使作者不必完全屈从市场要求，出版时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这个特点使得“稳定性”和“学术性”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基调，也使苏格兰启蒙作品常带有专业和教导的色彩。

三、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

一般来讲，思想史学者主要关注思想的承袭和流变。提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哈奇森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里德的《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休谟的《人性论》等深刻影响今天经济和伦理生活的经典著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少学者探讨过1760年至1840年苏格兰哲学在德国和法国的接受，并与大陆启蒙运动思想相互融合的过程。⑨学术界也涌现大批文献探讨美国建国先贤的苏格兰思想渊源。然而，哲人的沉思是如何走出书斋推动历史的呢？

谢尔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通过苏格兰启蒙书籍的出版模式和重印情况来探讨作者与书商的活动如何使启蒙思想广为传播，并使苏格兰文人共和国名扬天下。“出版史不仅仅是文献学和版本学，当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书籍的历史，就能理解印刷品中的文字作为历史中的一种能量所具有的效能。”⑩透过谢尔对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形成和瓦解过程的考察，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18世纪后半期在苏格兰这个小地方产生了大智慧，又为何在19世纪走向衰落；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又是怎样为苏格兰启蒙思想插上翅膀，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并对美国制宪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没有出版业的变革，我们所知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k谢尔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在18世纪中期经历了一个“腾飞”，与打造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五位出版商密不可分。他们分别是早年移居伦敦的苏格兰书商安德鲁・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还有对苏格兰民族感情强烈认同的爱丁堡出版商汉密尔顿、巴尔福和金凯德。他们全部出生在苏格兰，青少年时期就相互认识，米勒、金凯德、斯特拉恩都曾是苏格兰著名书商麦克尤恩的学徒。他们在那个时期建立的友谊减弱了个体和区域竞争，并为后来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谢尔称米勒和斯特拉恩为爱国出版商，他们在伦敦获得财富和名望后，积极培养和支持苏格兰作者，为其优秀作品支付慷慨的稿酬并打开伦敦市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苏格兰人受到他的鼓舞而成为作者，也不知道有多少原稿由于他的参与而成为流行和盈利的巨著，如果没有米勒，它们可能默默无闻或者作为地方出版物被埋没。”l18世纪中期开始，米勒在出版苏格兰作者重要作品时，开始与苏格兰的出版同行合作并逐渐演变成一种重要的出版模式，如亚当・斯密的经典作品《道德情操论》就是由金凯德在爱丁堡、米勒在伦敦出版的。出版同盟有利于分散成本、拓宽销路、提升文学和学术作品的价格，培养和支持苏格兰作者。他们合作的基础是共通的理念、共有的利益和私人之间的情谊。然而，他们的晚辈合伙人之间却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友谊和信任，在书籍出版样式、时机、利润分配等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执和冲突，彼此的信任和合作纽带逐步瓦解，苏格兰启蒙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谢尔进一步分析了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对苏格兰启蒙思想传播的推动作用。当时的爱尔兰没有版权法律，那里的书商能够不受限制地重印英国作品。每当伦敦和爱丁堡推出畅销新书，都柏林迅速以更小的尺寸、更低的价格进行大量的重印，再销往英格兰、欧洲大陆和美国。谢尔认为，他们虽是文化的盗用者，却在传播启蒙作品方面成为连接大西洋两岸的纽带。18世纪末，许多苏格兰和爱尔兰书商移民到美国，开始在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复制爱尔兰的重印业，苏格兰启蒙作品依然位于中心地位，对美国制宪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如果没有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苏格兰启蒙思想很可能昙花一现，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和新的生命力。

究竟是印刷业影响了历史，还是历史影响了印刷业？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共有特征。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肯定激发了人们求知的欲望，阅读市场的形成使出版和图书贸易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然而，不同的历史境遇赋予各个民族不同的启蒙主题，其图书出版和贸易也带上鲜明的民族烙印。在德法等欧陆国家，启蒙是以理性之光驱散宗教和专制的阴霾，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则是要建立一个文明的秩序社会，实现自由和富裕。而在晚清时代的中国，对西学著作引进与传播的主题是救亡图存。m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个案中，启蒙与出版繁荣是互利共生的关系。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爱国热情与创业精神的驱动下促进启蒙书籍的出版和传播。苏格兰著名出版商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积极认同启蒙理念，深信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对开启民智、建立自由富强社会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出版动机常常超出利润的范畴，使得经典的科学和哲学作品得以出版。同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传播知识、启迪民智，促进民族进步的使命感下源源不断地向出版商输送高质量的智力成果，为出版业提供丰厚的利润和持久的动力。这一点在与爱尔兰图书贸易进行对比后显得更加突出。爱尔兰由于没有著名的本地作家，其出版业只能以重印英格兰和苏格兰作者的作品为主。当英国的版权法律在1801年扩展到爱尔兰后，爱尔兰重印业无以为继。

总之，谢尔用详实的数据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出版文化与思想运动的关系，生动地呈现了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从思想到书籍的过程，为我们认识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借鉴。

（炎萍，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本文系2013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后现代语境下西方文学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ZD-086）的成果。

注释：

ai亚历山大・布罗迪编. 苏格兰启蒙运动[C]. 贾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149，298.

bcdeghkl理查德B. 谢尔. 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M]. 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47，138，147，164，210，218，662，307.

f 罗伯特・达恩顿.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M]. 北京：三联书店， 2006：3.

第6篇：书法启蒙教学范文

关键词：蒙养教育；蒙养教材；教育内容；启示

我国古代向来重视蒙养教育，所谓“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就是要求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施以正当教育，为儿童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这大体相当于今日初中以前的儿童所应该接受的教育。

一、蒙养教育旨在“养”

《新华字典》对“蒙”的解释是“愚昧，没有知识”。如果“蒙”加以养，即养蒙、蒙养，使之变得聪明和文明，这便是蒙养教育或者称启蒙教育。其理论依据是“正本”和“慎始”，“正本”就是要确立的发展方向，因为这关系到今后的发展，所以一开始就要特别慎重，即所谓“慎始”。诚如《易经》云：“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就告诉我们，人一出生就要接受教育，还必须是正确的教育，而且旨在“养”，包括知识之“养”和道德之“养”，为孩子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教育理念，自有文字便有记载，并且一直为后人所重视，在其支配下，使得我国的蒙养教育理论和实践日益成熟和完善。

二、蒙养教育的内容及方法端在基本常识

蒙养阶段的教育内容主要是进行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常识的教学，因而每天的功课也就是背书、授新书、作对、写字、读诗等项以及一系列的道德行为规范训练。学童入塾后即先识字，每日教以识十字左右，日日反复温习，识至千字为好。何以如此?“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①在识字的同时还要进行写字训练，但是写字的进度跟认字的进度不要求一致，也就是说，并不要求认什么字就写什么字。同时，所写的并不是按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里字的顺序，而是另有一套写法。学童开始学写字，写的是“上大人，丘(也作孔)乙己”。而且写的时候先写大字，第一步是描红，其次是与“米”字格，再就是临帖。大字写得有点基础才写小字。

等学童有了文字基础，就开始教以读“三、百、千”，或授以读四书。一般的做法是，学童立于教师案旁，跟随老师读文至数遍、十数遍，学兰再回座位自读上百遍，然后到老师前背诵，背诵无误方教新课。读至相当时期，老师才对所读的书进行逐句讲解。可以说，私塾中的主要功课就是读背书籍。

当学童能精通字义时，便教习作对，以为做诗做准备。根据属对课本的内容来看，属对实际上是一种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思维的培养。属对课本大都是分类编排的，分天文、地理、人物、器物等若干类。经过多次的属对练习之后，学生可以纯熟地掌握词类和造句的规律，并且用之于写作。属对教学一直实行到清末。学兰至此，便完成了蒙学的全部课业。以后读四书五经，兼读古文，学习作文及八股文等，作为科举应试的准备，则是属于“大学”教学之范围。

三、蒙学教材符合社会和儿童发展的需求

依据蒙养教育的目的和内容，各个暑期的学者都编写出许多符合当时社会和儿童发展需求的蒙养教材。就我国现存的历代蒙学教材资料来看，蒙养教材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1．先秦至两汉时期。可以说，先秦至两汉时代就很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儿童出生后，即接受“保傅之教”，七八岁之后，“出就外傅”，接受蒙养教育。所使用的蒙书教材多为综合性读物，以识字为主，同时进行品德教育。《史籀篇》是当时最早出现的蒙学课本，“《史籀》者，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②至秦代，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爱历》六章、胡毋敬作《博学》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汉代的闾里书师将《苍右面》、《爱历》、《博学》三篇并为《苍颉篇》。另外，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杨雄作《训纂篇》，顺续《苍受老百姓的喜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2．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这期间的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童蒙教材的编写趋于成熟，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识字教材，在《急就篇》的基础上产生很多种新的识字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直流传使用至清末的周兴嗣编著的《千字文》，再就是编注跟它相近的《开蒙要训》，全文叶韵，四言为句。此外，一是“杂字”和其他一些蒙学用的字书出现；二是出现新的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蒙书，如《太公家教》、《女论语》等；三是运用整齐的韵语形式编写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书，如《兔园册》和《蒙求》等，这三类蒙书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很多新的教材都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3．宋元时期。随着蒙养教育的发展，蒙学课本开始出现分类专门编写的新倾向，并有大量成书问世。这时期所使用的蒙养教材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识字教材，具有代表性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统称“三、百、千”。另外，“杂字”教材得到很大的发展，与“三、百、千”相辅而行，在当时的农村得到广泛使用；二是伦理道德类教材，具有代表性的有《性理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增广昔时贤文》、《名贤集》等；三是历史类教材，诸如《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童训》、《小学》以及《少仪外传》等；四是诗词歌赋类教材，诸如《训蒙诗》、《小学诗礼》、《童蒙须知韵语》等；五是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教材，象《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等。

4．明清时期。与宋元相比，这一时期的蒙学教育没有太大的改变，教材也是如此。“三、百、千”一直流传使用下来，中间曾经有过不少学者编出一些新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但是大都通行不广。而“杂字”书则有较大的发展，但大多只流行在当时的中下层社会，仿佛是“三、百、千”以外的“非正式”读物，因此比“三、百、千”更不登大雅之堂。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新的教材问世，流行较广、影响很大如《小儿语》、《弟子规》、《鉴略》、《幼学》、《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至清末，还出现一些用蒙示形式介绍新知识的蒙书，如《时务蒙求》、《地球韵言》、《算学歌略》等等。《千家诗》则一直风行，后来产生编法近似的《五言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也出现一些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诗歌教材，如《小学千家诗》等。

四、古代蒙学教育经验对当代教育改革启示

我国古代的蒙养教育，从远古时代产生一直到清末，走过几千年的路程，所形成的理论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教育财富，深入挖掘这些理论和经验，对于深化当前的教育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体系有着

十分重要借鉴价值。

1．及早及时施教。儿童早期所接受的教育对其以后的人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及早及时施教也便成为人们的共识，更是古代童蒙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及早是指时间而言，因为幼童思想纯正，无先入之杂，容易接受正面教育，易于教化成功，此时儿童“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③明代学者王迁相则指出：“童蒙无先入之杂，以正导之而无不顺受。”④说明幼童时期是人生教育的最佳时期，既然这样，就应该及时施教。因而，对幼童的教育不仅要及早进行，还要把握好时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只是幼儿园和学校的事情，家庭和家长也有着更为重大的责任。道理很简单，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更要做好孩子入学之前的启蒙教育工作。

2．注意环境习染对儿童的影响。古人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环境对幼儿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家孔子对“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识别和选择，墨子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意识，荀子“居必择乡，游必择士”主张，“孟母三迁”的家教实践活动，颜之推关于家庭环境对幼儿“熏渍陶染”、“渐移暗化”影响的形象描述等，都是从不同角度重视环境习染对儿童的影响，要求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因而，教育者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和文化修养，处处以身作则，给孩子以良好的身教。其次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家庭内外环境。再就是要教会孩子如何结交朋友，如何选取课外读物、影视作品和网络资料，如何辨别是非善恶美丑，以及如何应对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情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也不至于被不健康的东西所淹没乃至于堕落。

3．要为儿童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古代的蒙养教材，大多流行甚广，有的到现在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甚至在教孩子读背。主要是这些教材篇幅短，内容广泛，尤其是句句押韵，琅琅上口，很适合儿童阅读，不仅达到识字的目的，还学会很多知识。而如今，儿童读物铺天盖地，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篇幅长(有的丛书、套书多达几十万乃至百千万字)、价位高(单行本有的数十元，成套的数百元)、不易普及，有影响的、能够为人们所认可的、可以当作经典性读物教给孩子的几乎是没有。所以，人们又在给儿童教读《三字经》等古代的蒙养教材。那么，如何再编写出适合儿童阅读的、易于普及的、有明显社会效益的蒙养读物，这是每一位社会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4．教育方法要适合儿童的特点。古代的蒙养教育重在知识和道德启蒙，所以在教育方法上特别重视实践和行为习惯的培养，一般很少有空洞的理论说教，这是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品味，因为当前的儿童教育总是步入三种误区：一是理论说教多，忽略实践和习惯的培养，以致使孩子对大的道理没有理解透，又没有养成好的习惯；二是对早定位，孩子想学点器乐、舞蹈、书法什么的，就加大投资，希望孩子将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三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所出现的家庭教育学校化现象，使蒙养教育应试化。如何走出这些误区，如何使孩子享受到真正的、适合孩子特点的教育，这应该是今后幼儿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然，我们在积极肯定古代蒙养教育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消极的一面，诸如“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封建迷信思想、因果报应、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等等。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辨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它成为我国当代教育思想可资借鉴的优秀资源，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①王筠．教童子法．

②汉书・艺文志．

第7篇：书法启蒙教学范文

论文关键词：康德，《论教育学》，启蒙，道德教育

 

有关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教育学说，相关研究颇多。康德于哥尼斯堡大学1776-1777学年冬季学期首次主讲教育学讲座，开启了在大学讲坛讲授教育学课程的先例，他的教育学思想的光辉由此普照整个世界。后来他的教育学讲座内容结集出版，名为《论教育学》。

一、《论教育学》是怎样产生的

康德在教育方面写就的专门著作有两部：《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内容主要是讨论大学中哲学与实用学科如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的关系），而前者尤为重要的集中表达了康德的教育思想。据文献记载，康德曾先后四次讲授教育学。

奇怪之处则在于：康德身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怎么会讲授教育学方面的课程呢？这要与当时德国大学的发展情形相联系起来。康德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快速发展壮大，大学逐渐成为了学术中心，涌现出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这样杰出的大学；与此同时，与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相比，原本属于下级系科的哲学系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中心地带，此时学术地位开始上升。“……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因而，这也是康德于1798年秋出版《系科之争》的时代背景。不管怎么说启蒙，哲学系在大学逐渐壮大并在后来成为了各系科的领导力量，占据了一定的天时地利，此时的哲学系不仅开设传统的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而且讲授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科目，还开设了教育学、历史学、美学等讲座或课程，这些学科和课

程深受启蒙思想及理性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18世纪德国大学的哲学系也成为德国近代教育学诞生的母胎。”

到了1774年，此时，康德年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但直到1776年冬季才轮到康德首次以哲学教授的身份主讲教育学讲座，成为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

的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著名教育学家约翰·巴泽道在德绍(Dessau)创办了一

作者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师范基础部教师，教育学硕士。

家名叫“博爱”的学园，其使命在于改革教育事业。在学园内，巴泽道对教育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康德对这种新教育的试验极为热衷，并发表了两则随笔以示支持。1774年后当教育学讲座变为正式的公开讲座后，根据当时大学教学章程规定，教授讲课必须指定教科书；而且，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教育大臣策特利茨本人也很重视教科书的作用，曾通过政府再三责成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严格遵守大学教学章程的规定。于是康德便把巴泽道的书做为教材，和往常一样，他在这本书上写上自己的看法和补充意见，在康德逝世的前一年，即1803年，他的学生林克据康德讲课的笔记，整理成《论教育学》一书出版。

二、《论教育学》的主要内容

王坤庆先生研究认为，《论教育学》主要反映了康德五个方面的思想，即康德对教育目的、价值极为重视；康德在教育的发展方向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即为了将来的社会才需要教育；重视道德教育；重视智育和体育。其实，除了这五个方面之外，康德在宗教教育和性教育方面都做了详细的阐述，而康德的性教育思想几乎为人们所忽略小论文。我们对前者研究不作重复阐释，而是针对康德的重要教育哲学思想进行解读。

1．“教育”。康德开篇第一句话便写道“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那么何谓“教育”？他认为是指“保育（养育、维系）、规训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他以人同动物区别为例分析教育对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人”的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他特别强调“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康德把教育分为自然性的教育和实践性的教育，而前者是“关于人和动物共同方面的教育，即养育，”后者“是指那种把人塑造成生活中的自由行动者的教育”。人是教育的产物，据此康德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并用大量篇幅笔墨着力于儿童早期教育启蒙，实际上，康德深受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并且试图在德国实现卢梭的那些思想。康德在文中特别提出了教育的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于要把服从法律强制同善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力结合起来。儿童从小就应该有行动的自由，但同时也要忍受强制，必须让儿童懂得只有为他人提供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2.“启蒙”。康德生活在启蒙运动发展的中后期，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启蒙运动的宗旨可以被概括为：通过对于理性的正确运用，使得人类的生存状况朝着改善的方向不断前进。理性的正确运用却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实现的。教育才是开启民智和提升统治者智识水平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康德认为“人要么是仅仅被驯服、被调教、被机械地训导，要么是真正地得到启蒙”。但是，单单靠驯服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教会人们思考，“对那些一切行动由之而出的原则进行思考。”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必须依靠教育来完成。他在《对这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实际上，康德在此表示了对教育的殷切期望，希望通过对儿童的教育来使得人们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而不是被愚昧、无知所蒙蔽。这是启蒙的重要使命。

3.“道德教育”。这是康德教育思想，更是其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康德从他的批判哲学出发，试图通过教育建立一种主体性的道德原则，让人们服从“绝对命令”，教育使人的发展达到了这一步，人便成为具有普遍理性的人了。这就是个人发展的境界和人类要追求的目标。而“道德教化以人为目的， 在于尊重人作为实践理性的自主和自律， 尊重人的运用理性的自由， 即思想的自由。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把一切准则放置于理性的考察之中， 这样才能按照普遍的道德律令而行动。在康德的视野里，道德培养必须以准则而非规训为基础。因为，他认为，道德是极其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人们不能把它降格到规训的层次上。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也就是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开始时是学校的准则，然后是人性的准则。故而，只有个人在道德教化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个人才能做出源于实践理性的生活决定， 才能自由地实现价值判断和以行动来履行和承担道德责任。如果道德教化没有或者缺乏这种尊重，个人的自由就受到剥夺，实践理性的自律就不存在。

4.“宗教教育”。在这个方面很多研究者很少提到启蒙，一般也都是一笔带过，这当然与近代教育改革中宗教教育“去学校化”有很大关系。在十八世纪，宗教教育依然占据学校教育重要教学内容的时代背景下，康德认为“儿童必须学会首先敬畏作为生命和世界之主宰的上帝，进而敬畏作为人类之看护者的上帝，最终是敬畏作为人类之法官的上帝。”“人们必须教给儿童一些有关最高存在者的概念。他说“宗教就是……一种应用了对于上帝的认识的道德学。”宗教需要一切道德。但是需要人们注意的是，不能从神学出发进行宗教教育，因为单纯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宗教绝不会含有道德性的东西，所以，康德最后写道“道德必须先行，神学紧跟其后，这才叫做宗教。”实际上，康德依然追寻着希望在宗教教育中渗透道德教育的理想。他始终坚信“如果宗教不与道德良心结合，它就没有作用。没有道德良知的宗教只不过是对神的迷信的侍奉”小论文。所以，康德的宗教教育，我们可以说是借宗教教育之虚以谋道德教育之实。

5.“性教育”。这个方面几乎被研究者们所忽略，而实际上，康德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到了性教育，可谓是先知先觉者。他把性教育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儿童感知到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儿童对于等级差异和人的不平等的认识。前者，康德明确的提出，针对儿童的性问题，人们不能保持沉默，“沉默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必须直言不讳、清楚明确地跟年轻人谈论这事。”康德并且还针对年轻人可能遇到的一些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教导方式和教育手段，他奉劝“年轻人要及早学会体面地尊重异性，通过无邪的举动赢得对方的尊敬，并且由此寻求幸福婚姻的嘉奖。”；后者，康德认为，“必须让年轻人知道，人的不平等是一种既成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一个人总是力求保持比他人优越。”他让年轻人平静的认识等级差异和不平等的阶级之分，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获取成功的果实。除此之外，“还要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并且有世界公民的情怀。我们在灵魂中所关切的是：1）我们自己，2）与我们共同成长的人，3）以及世界之至善。”

由上不难看出康德深邃且卓有远见的教育哲学思想启蒙，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在于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即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三、《论教育学》对后世之影响

历来的教育学教科书大都要提到康德及他的这本教育专著《论教育学》，这是教育学学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无论康德的教育思想，还是其哲学思想，对其当时以及身后两百多年以来的学术发展均提供了极大地精神养料，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后来者。作为教育学家，他的两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赫尔巴特和费希特。赫尔巴特是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职位的第一个继承者，他从康德哲学中发掘出了“统觉”心理学思想，并把它作为建立教育学的基础；又从康德教育思想中吸取了最根本的内容：研究教育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道德（或伦理学）范畴的教育目的论，从而实现了对原有的教育学理论的彻底改造，建构了一种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观点上或是在实际应用价值上，都臻于完备的教育学体系。赫尔巴特本人曾称自己是“1828年的康德派”。

费希特则是从多方面接受了康德的影响，在哲学领域，他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自己的哲学，曾受到康德的赞赏。他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绝对自我是无限自由”这一基本原理，并认为这正是人的本质所在。在教育思想上，费希特将康德的教育价值论运用于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写了《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这是他直接受到康德教育思想影响的产物。

康德除了直接影响上述二人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哥尼斯堡大学首次开设的教育学讲座，使教育学在西方学界开始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后来很长时间里使西方大学成为近代教育学说和教育理论产生的重要基地和学术中心，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教育学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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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坤庆.论康德对教育学的贡献[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4.

[3][德]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林晖.启蒙的技艺：康德教育哲学的难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9，4.

[5]ImmanuelKant.Kant on Education[M].trans.Annette Churton.Boston:D.C.Heath and Co.,1900.

[6][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第8篇：书法启蒙教学范文

关键词：宋代　私学　教材

由于私人讲学的风行和兴起，宋代私学教育获得良好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私学教材，由于课程设置不固定，导致教材异彩纷呈。蒙学教材在继承传统的教本基础上又有新编，并视执教者所长而定；高级阶段的教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公布的教材为参照本，以适应科举考试，而另一类则是名儒大师或传道或对儒经的新解释或在发挥义理的基础上自成一家的理论研究成果。

蒙学教材丰富多样、有所创新

启蒙是教育中的第一个环节，对启蒙教育的重视，导致了蒙学教材的繁荣。宋代私学中的蒙学是典型的基础教育，遍及城多的村塾乡学可归入此类，也有的乡塾是偏重于中等教育，有时它直接与书馆相联系，是启蒙教育的自然延伸，有时又和“精舍”的专经研习阶段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预备或过渡。但无论是知识启蒙还是专经阶段，持续发展的结果是不仅涌现出颇负盛名的蒙学大师，而且还诞生许多脍炙人口的蒙学教材，从《弟子职》、《仓颉篇》、《急就篇》到《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各个时代都有各具时代特点和文化特色的蒙学教材，参与这些教材编著的有鸿儒巨匠，也有村野学究。这些著作对普及文化，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们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对我们认识过去时代的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有一定的价值。

在宋时期的私学教材中，就蒙学教材来说，主要是继承汉唐，但较前代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是在汉唐使用的《急就篇》、《开蒙要训》等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延续到明清，如张炳麟在重订三字经题词这样写道：“《三字经》者，世传王伯厚所作。其叙历代废兴，本讫于宋，自辽金以下，则明清人所续也。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于是重为修订，增人者三分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以付家塾。”蒙学教材丰富多样，像《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一类的作为识字用的基本书；启发儿童智慧的故事书；浅近的历史、地理以及博物的常识书，像《高厚蒙求》、《名物蒙求》、《史学提要》等；陶冶性情的诗歌集，像《神童诗》、《千家诗》等；学仪、家训以至《小学》一类的伦理书。

乡学儿童，先读《孝经》及《三字经》，再读《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然后才读“四书五经”。据项世安《项氏家说》记载：“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陆放翁有诗说：“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并自注说：农家十月乃遗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今乡村小儿所读《百家姓》一书，盖犹宋人所习，以赵为首，尊国姓也。啊见，宋时村塾所用教本，除早有流传的《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外，又有《百家姓》、《三字训》等书。《百家姓》的成书当在北宋初年。而宋初著名的理学家河南真源人陈抟则编写了童蒙教材《心相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四本书在当时极为流行，当时凡开蒙的儿童，不论是私塾还是官学，都要先从这几部书读起。初学经书的“乡塾”学童通过识字学习后，可以进入“乡塾”，初读一般的经书。“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直接称“孝经师”，因为学生以学《孝经》、《论语》为主，也兼学《尚书》或《诗经》，有的还学《春秋》。

经学教材以儒家经典为主

经学教材，是为专经阶段准备的教材，专经阶段是读儒家经典的阶段，或专读一经的阶段，许多私塾教师精通经学，如读《论语》、《尚书》、《易》、《春秋》、《礼记》等经学教材，即专意钻研儒家五经之一经(诗、书、礼、易、春秋)，如王拜师程颐时：“初见伊川，令看《论语》，且略通大义，乃退而看之。”如“徐畸，字南夫，兰溪人也。汉上先生弟子，得其《周易》旨要，兼明《春秋》《礼记》，湛深经术，……隐居讲学，人莫知者”。挚焯拜师程颐时：“先生因苏晒见伊川，自后半年，亦得《大学》《西铭》看。”自少讲学的吕本中，在《西垣童蒙训》中这样认为：“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仪礼》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但此阶段的教材，大都以增长知识或修身养性或为参加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教材是国家科举考试所指定的教本，即儒家经书。而《大学》《西铭》则是宋官方公布的科举考试的书目。至度宗时，《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西铭》等理学家著作，都成为士子的必读书籍。

对原有经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自成一家

此教材是许多学者在对原有经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理论成果。他们对于经书并不是照搬，而是在熟读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见解。如二程就曾说：“《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很多名儒大师都是边讲学边著书，又把自己对经书的新见解或所著的书的内容传授给自己的弟子。有的则是由其徒弟专门记录其讲课时的言行，称为“讲义”或“语录”。如私塾大师，胡瑗的学生倪天隐整理记录了老师的讲课笔记，整理成书称为《口义》：“倪天隐，……所述周易上下经口义十卷。盖安定先生讲授之余，欲着传而未逮，先生述之。以非其师之亲笔，故不敢称传而名之日《口义》。传之后世，或称传，或称口义。先生官至县尉，晚年主桐庐讲席。弟子千人。”0又如：“王时敏，有《师说》三卷，记和靖之语。”

第9篇：书法启蒙教学范文

关键词：启蒙；理性；批判；祛魅；转型

中图法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Abstract: After the initiate illumination by Kant,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has been further promoted and firmly defended by Hegel and Foucault (late) both from classic and modern aspects, which generally means self-identification, self-edification and self-critiqu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ucault’s thought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is nothing but a certain kind of progress of itself and a summon by itself.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reveals the intellective state of current times.

Keywords: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critique; disenchantment; transformation

一

启蒙是一种智慧。

启蒙（Enlightenment）是光（light）的结果，而智慧（Sophia）也是一种对光之澄明的追索，因此启蒙属于智慧。爱琴海边的先民们把智慧称之为sophia，由于它们似乎是某种明亮的东西（phaos），能让宇宙万物统统明亮起来，于是便从phoos（光）中引申出了去蔽除晦而通过思维认识进入光明的sophia（智慧），并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赋有了更高的神圣。如此观之，近代的“启蒙”，现代的“批判”以及后现代的“解构”，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种智慧以及对智慧的追求了。因此启蒙不惟是一个特定的介于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历史时期，也不仅是仅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先期准备，启蒙自有其本体的地位和作用。启蒙是一般的、永恒的棗虽然有关“进步”的功绩不必因它而来，同时有关僵化的罪恶也不可能由它而去。

启蒙与我们的关系是当下直接的，同时也是自明的。一方面我们的“现代”文化由启蒙发展而来，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就是现代世界分娩的阵痛阶段。在人类文化各个分支里（尤其在宗教、艺术和哲学中），启蒙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开始产生并显示其力量。“启蒙运动的哲学是一种新的、有成效的推动力量……现代思想已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1](P201)现代社会就是启蒙开始的，并且那个词义模糊含混的“现代”一词其实就是新的一轮启蒙。另一方面，启蒙又是一个继往的环节，“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有赖于前数世纪的思想积累，……启蒙哲学只是继承了那几个世纪的遗产，对于这一遗产，它进行了整理，去粗取精，有所发挥和说明。”[2](Pii)

在启蒙运动进行了很多年以后，人们对启蒙仍还不甚了了。1783年就有人提出一个不可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何为启蒙？康德全面地吸收了启蒙运动形形色色的思想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补充获得了关于哲学问题和哲学方法的崭新的成熟观念。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P22)康德特别强调了只有自由，即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给人类带来启蒙。所谓启蒙，也就是从某种被监护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挺身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康德学说不可比拟的崇高历史意义终于它不仅给后世思想规定了诸多问题，而且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康德不仅以其学术思想影响后世，同时也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充分证明和践履自己的学识。从普适的思想到一己之存在，康德都是启蒙成就的结晶。康德的批判哲学本身就是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就，福柯对此形象地解释道：“‘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记载在‘启蒙’中已成为举足轻重的理性的日记。反之，‘启蒙’则表明‘批判’的时代。”[4](P533)康德挺身而成为一个自由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典范。启蒙就是一种成熟状态。

在启蒙思想集大成者康德这里，“启蒙运动思想至此趋于完善和有序，同时实现了康德自称在思想界开创的哥白尼革命，沟通了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个好几世纪来互相敌对的欧洲主要哲学传统。”[5](P118) 虽然哲学并非自启蒙运动而产生，但长期对立不和的哲学流派在康德这里却得到了有机的统一。此后西方思想又从康德的启蒙哲学进渡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后者随饱受现代人的攻击和质疑，但它却默默地成就着后世的一切思想，毕竟“哲学的质疑根植于‘启蒙’中”（福柯语）。在权威和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自我的独立与取消托管意味着一种自我存在的勇气。因此启蒙不只是一个不具有进步色彩的中性概念，它在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现代的”日戳之外，还意味着某种价值的形成和延续。因此我们认为对以下的这个观点可以作些积极的理解，即，“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Gesamtumu?lzung），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移位和欧洲的完全更改。”[6](P175)这就是对启蒙或启蒙运动的总体观感。

二

黑格尔进一步把启蒙的古典观念推向了几乎尽善尽美的高度。在黑格尔看来，启蒙就是信仰的对立面。启蒙使用概念（其实这就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reine Verunft）的力量去横扫一切混乱的、蒙昧的东西。从逻辑上说，启蒙取代信仰也其有正当的权利。启蒙对信仰的颠覆所遵循的恰恰是信仰自身的原则，可以说正是信仰孕育了启蒙，在自我意识的维度中，启蒙是对信仰的超越。进而言之，由于启蒙把那些非现实的东西鼓励出来并从精神中分离出去，“启蒙于是对信仰有了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因为，在信仰本身中就存在着种种支持启蒙使之现实有效的环节。”[7](PP104-105)这种世俗化的理性启蒙自古及今不断壮大，终于在此时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从最本质的角度毋宁说：“启蒙是在扬弃着信仰本身中原来存在的那种无思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概念的割裂状态。”[7](P105)启蒙本身是对信仰的扬弃，因而它一方面与信仰存在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却是一种背叛。 从这里进一步推论，我们似乎就能享受到无限制的历史乐观主义所带给人类的无尽福祗。由于启蒙最终是对信仰的扬弃，从而达到了一种自我纯粹意识的真正知识，被信仰割裂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入到合谐的统一体之中，这样，启蒙与信仰、今生与来世、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行善的与享福的等等，彼此就有了新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真理性以及现在和现实性是结合起来了的。两个世界得到和解，天地互相交接，天国降入人世。”[7](PP113-114)照黑格尔看来的观点，原来千年盛世说是逻辑的必然，而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又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当启蒙之舟行至笛卡尔的理性堡垒时，“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家园，可以象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飘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黑格尔语）。以此比照我们当今的现实，便会对人们重新燃烧起来的热情有豁然之感。的确，启蒙具有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也就具有强大的穿刺性，因而必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简直无法想象20世纪的人会最终认为启蒙及其结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站在启蒙运动的立场上来看今天对包括启蒙在内的整个传统的放肆的攻击，我们就会认识到那种以为当今的问题是启蒙过了头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自身就是启蒙时期需要彻底批判的那种思想上的残渣余孽，或者对这些后思（Nachdenken）者来说，启蒙还没有到场。

在黑格尔那里，启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教化。自启蒙运动之后，关于“教化”的思想就一直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主流，近年来欧陆的解释学和美国的“新实用主义”又重新唤起人们对启谛心智、造就自我的启蒙／教化的人文塑型手段的巨大热情。在最根本的层次上，启蒙与古希腊的paideia（教育）和中世纪的humanitatis（人性）一脉相承，只不过是以不同名号来指称人的自我塑型过程。正如著名政治学家萨拜因所说：“从这一过程中便产生出一种自觉，一种个人的生活和内在性的意识，而这是古代希腊人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们正在缓慢地为自己制造灵魂。”[8](P179)在后神学时代，出于这种自觉，人们便要反对信仰，亦即反对异己的、外在的、彼岸的王国，而追求此岸的生存权利和生活方式，也就是“从自我归罪的未成年（selbstverschuldenten Unmündigkeit）进入自由的成年和自我规定”（特洛尔奇语）。我们也才更能够体会尼采的呐喊“上帝死了”的现代性内涵。启蒙就是人类造就自我的过程。

启蒙哲学的特殊魅力和它的真正体系价值，在于它的发展，在于它有鞭策自己前进的思想力量，并用于探讨它所遇到的问题。[2](Pi)对我们而言，最富有启示的功绩便在于这种大无畏的思想勇气和积极负责的人生态度。具体到学理的层面，在启蒙对信仰的颠覆中，理性成为了有效的工具，并从工具的地位上升至方法论、本体论的地位（所谓“工具理性”之说可能就由此而来）。正如人文主义的捍卫者所说：“启蒙运动的了不起的发现，是把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时的有效性，不管这权威、传统、习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5](P84)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显然是受到了诸多“大发现”的激励，反过来又成为了这些大发现的开路先锋，为一个全新的世界付出了全部的热情。这就是启蒙理性的力量，相对于宗教统治的神圣境界来说，又是一种世俗化的力量了。因此“一部西方近代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至18世纪的启蒙时代大致才初步完成。”[9](PP6-7)这个势不可当的进程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到启蒙运动而臻完成，而启蒙就是支撑人类自我成型、成就和成熟的“阿基米德点”。

三

“启蒙”在当今重新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话题，究竟是不是转型的一个必然环节或者唯一的环节，还是仅属必要的环节，一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但在作出任何可能的结论之前，我们首先在问题的表层上感受到它的提问者的身份背景所赋予该问题外在的启示。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提出“何为启蒙”的话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此福柯晚年对启蒙的回归性认同特别具有分析价值，这也是启蒙观念最富有启示性的内涵。

福柯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转变，在最后一次转变中，他走向了对启蒙、对传统的深切关注，并且从此掀起了已荒疏多年的对传统的冷静客观的反思浪潮。这无疑敲响了后现代主义落幕的钟声（好比德里达所说的“丧钟”？），重新把人类的智识和热情导引到已偏离多年的主航道之上。今天，“何为启蒙”重新成为了问题，该问题自康德给出第一次回答之后，现在又将源源不绝地向人类提供思想的原料和想象的空间，又将以其深邃和广袤的问题性滋润这片被“革命”的涅槃之火焚烤得太过荒芜而至龟裂的家园。“何为启蒙”的话题又将为沉溺于各种败坏和混乱中的思想建立起自我造血的功能，或者建立起能够产生问题的内在机制。

福柯审查了两百余年的思想史之后，坦率地告诉我们，虽然启蒙是人类走向成熟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4](P542)由此推广开去，那么，“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作出回答的哲学。”福柯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暗示着一个我们不愿面对的事实：我们并不成熟！在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奋斗之后，我们差不多还停留在原地。于是从福柯这位“新型档案员”（德勒兹语）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出许多急需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还在康德终生所从事的范围之内，或者说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还是康德式的。

福柯在他晚年的思想中把启蒙放在了康德的“批判”思想的意义上来考察，甚至把自己整个一生的思想也作了一次批判性的洗礼。在他看来，启蒙就是批判。他认为，启蒙作为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体质的、文化的事件的总体而成为一个样特殊的精神领域。启蒙作为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启蒙就是批判，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批判呢？福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线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线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4](P542)福柯这种既朴素、古典又现代味十足的思想给启蒙定了一个笼统、抽象甚至模糊的性质，但或许这种凌虚之思方才是启蒙观念最好的追随者。同时，这种思想凝聚成一种现象，比如就叫“福柯现象”，我们的启示可能更为明确。

启蒙观念的深刻启示并不就是福柯关于启蒙思想的历史性复述，而表现在这位经常同后现代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在他的学术生涯终结之际，却“浪子回头”般地肯定了启蒙批判以及其他具有古典品位的思想，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评价的那样，“福柯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后现代性的同情，遁入尘封的古代卷帙中，在。因此他不仅从‘神秘而恼人的’后现代性中退却了出来，而且甚至变成了某种具有康德主义成分的古典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10](P94)正是由于启蒙的召唤，福柯从思想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回归到了“应然”的境域中。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启蒙观念在“福柯现象”中的深层次表现对我们理解当今的精神状况颇有帮助。虽然我们如今对进步的可能性所抱的信心已粉碎无遗，但是我们我们的境遇与启蒙运动时所面临的一样，当时，“他们还不敢断定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何在，但他们同样受到它（按指启蒙）的力量的影响。他们相信，这一趋向是人类的崭新的未来的预兆。”[2](P13)这同当今的时代精神极其相似，或者至少可以在我们这个同样紧张、亢奋的时代精神中观察到启蒙运动的影子，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的时代产生于启蒙运动，更是由于我们的时代本身就处于“启蒙”之中。确如康德所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3](P28)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因为我们诸多方面的不成熟，所以我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许许多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有关的启蒙的梦还要继续作下去，我们有关启蒙的讨论还得持续下去，而最终我们有关启蒙的故事还要继续流传下去。

四

不仅福柯的个体性转变是启蒙观念的杰作，甚至整个现代文化的转型都是启蒙思想的结果。

众所周知，启蒙的观念在20世纪却遭到了全面的挑战和质询，甚至在后尼采时代的颠覆或解构风潮中，传统的启蒙观念几乎名誉扫地。其实启蒙这种挣脱鬼魅统治的“祛魅”（disenchantment）从根本上就意味着对信仰的颠覆，也就是说，启蒙本身就是一种颠覆行为，而启蒙之被颠覆也当在情理之中，应了了“以暴易暴”的古训。人们在启蒙运动中所积累起来的“造反”经验在后来人们对启蒙自身的造反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启蒙运动后来又在理性建设和压制信仰方面落下了窠臼。因此启蒙运动这场理性“造反”信仰的运动，与20世纪非理性造反理性或启蒙之被颠覆的运动共同构成现代思想史的两个并立而共生的维度。

启蒙运动这个被韦伯称作世俗化的“祛魅”（Entzauberung）过程便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而有人据此进一步认为这种祛魅最后引火烧身，导致对自身的祛魅，对于启蒙这个始作俑者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结论是，具有祛魅性质的现代科学开始了一个由祛魅的科学本身而至结束的进程”[11](P4)。在这种颠覆者恒被颠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逻辑和一个鲜明的回归过程，也就是从disenchantment（祛魅）到re-enchantment（返魅），即重新回归启蒙的过程。就在这种“反者道之动”的永恒辩证法中，启蒙的奠基性作用和建构性功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现代人对启蒙的颠覆本身就是启蒙最为生动的展现。在那些需要现代人胼手胝足努力破除的权威中，有人认为启蒙运动树立起来的理性是最新的最具危险性的权威，其间有漫天的技术统治、有难以填充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各种几近野蛮的渴求、有最官僚化的思想规范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或许很有道理的观点，其实有些过时了，它阻碍着我们对历史的清理和整合，妨碍着我们平心静气地思考往事的工作棗这乃是我们这场伟大的社会文化转型的“急所”。一个不无启示性的现象就是：17世纪是公认的“理性的时代”，到了18世纪时理性却被放在了审判席上的“被告”一方，但正是对理性的这种严格的批判导致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理性主义的空前繁荣。在此我们不禁会联想到：当今我们从不同方面对启蒙所进行的详尽的批判性反思是不是也会经受同样的历程并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对此持历史的乐观态度，这种历史的乐观态度正是启蒙运动给我们的教导，因为“启蒙精神所推崇的理念是抽象的个人主义以及无限制的乐观主义”（刘小枫语）。我们的确有理由认为，当今对启蒙的讨论实际上是受到了历史事件的刺激和历史理性的召唤，一个基本上无庸置疑的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新的一轮启蒙即将在全方位的讨论中全面铺开。

启蒙在20世界的流变昭示了一个深刻的启蒙观念：启蒙就是转型。不管从世俗政治权力的交接、理性对信仰的颠覆、现代知识形态的诞生，还是人类新的理想的升起，都可以说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对此，福柯曾总结到：“‘启蒙’是一种事件或事件以及复杂的历史进程的总体，这总体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这总体包含这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政治体制的各种类型，知识的形式，对认知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4](P537)难怪福柯要把今天同样处于转型期的现代哲学看作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那个问题即“何为启蒙”作出回答的哲学。究其根本之处便在于“转型”使然。

以尼采哲学为例，虽然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所经历的生活条件的巨大骤变既毁灭性地又建设性地影响了一般信念，此时文化卷入蓬勃高涨的那种要求更深刻地理解自我的运动之中，仿佛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趋势。在对这种时代精神的定位中，我们纵然不能把它看作是启蒙运动的现代翻版，但它与历史上那场著名的运动也颇为相似。同时，以尼采为龙头的现代、后现代文化乃是由启蒙运动直接发展而来，也就是说，“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文化问题发展成为一种运动，而‘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则成为这一运动的口号。”[12](P912)尼采哲学成为当前文化运动的口号，使现代精神的文化表现形式更多地具有了“运动”的特征，并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新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思想流派。而所有后来的这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主义大战和话语通胀（inflation of discourse），恰便是启蒙的又一轮精彩表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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