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宏观调控精选(九篇)

第1篇：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金融产业；产业绩效；宏观调控；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在2006年上半年呈加速增长势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0.3%，二季度增速达到11.3%，已明显偏快。国民经济面临过热危险。在此情况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包括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制订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逐项清理各地违规上的项目等。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91443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快0.9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3%；2006年6月末M2余额为32.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3%，M1余额为1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4%。前6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18万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4月2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其他各档次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保持不变。

不过，央行这次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尽管在一般市场经济分析员的预料之外，但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决策。因为，在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出台之后，国内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银行信贷快速扩张、房地产投资过热、房地产价格迅速上升已经跃然纸上。国内宏观经济过热问题很快就成政府及学界共识。宏观调控是不使用宏观调控工具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政府的微观干预。如果说，宏观调控连最基本的工具都没有使用，那么其效果如何是可以想象的。

从货币政策的载体金融产业的绩效分析出发希望说明金融产业与我国宏观政策四大目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现在金融产业绩效与宏观调控手段的内在联系。

一、我国金融产业的市场绩效与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

产业组织理论初步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提出的“产业内企业竞争发展的竞争性理论”，直至70年代才由梅森（Mason）和贝恩（Bain）等人在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基础上形成系统的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把产业分解为特定的市场，并采用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理论框架，即SCP模型系统分析。

传统理论的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由一定的市场行为所形成的价格、产量、成本、利润、产品质量和品种以及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最终经济成果。

现代产业的市场绩效可以从其外部性与行业内部收益率水平(IRR)等方面进行考察。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是指，如果某人或企业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给其他个体带来危害或利益，而个人或企业又没有因为这一后果支付赔偿或得到报酬，那么这种危害或利益称为外部经济，其中的利益部分就是正的外部性。

（一）我国金融产业对经济增长外部性线性回归分析

我国金融产业GDP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晴雨表”的作用，这就是金融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正的外部性。我分别对1980年―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金融系统净国内信贷总额(BANK)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GDP=β0+β1Bank+μ

用eviews软件做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得结果：

最终模型为：

GDP=6.68E11+0.742303(Bank)

(24.75825)

R2=0.968403；

F=612.9711；

D.W=0.291152

由线性分析可知我国金融产业市场绩效从其外部性进行考察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首先，通过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金融系统净国内信贷总额(BANK)线性回归可见，金融资本与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整个方程拟合程度很高，金融投资业促进了创新，增强了我国经济实力，因此金融资本对GDP的增长的意义重大。但我们也要看到其相关系数仅为0.742303，即就金融产业单独而言对GDP贡献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二）我国金融产业对劳动就业外部性分析

劳动力需求能否长期适应劳动力供给，各个时期劳动力供给结构能否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实现均衡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就业政策的重点是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广开就业门路解决总量矛盾。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民经济的“两个转变”，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造成就业结构性矛盾显著上升。就业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交织一起，就业压力空前增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需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机会。金融产业通过投资大中小型企业为国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促进出口。由此可见金融产业对劳动就业同样有着正的外部性。

（三）我国金融产业对物价稳定的外部性分析

我们知道物价水平与货币供给息息相关，M0(流通中现钞)，狭义货币M1(M0+企业单位活期存款+农村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及广义货币M2(M1+企业单位定期存款+自筹基本建设存款+个人储蓄存款+其他存款)的变化必然对物价产生影响。我们从上又可以看到货币的供给是由金融系统中的银行存款派生出来，这样金融产的健全与否必然对物价产生外部性。然而网络银行的发展和电子货币的普及对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能力本身将会产生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电子货币的普及使得商业银行支付准备需求趋于不稳定化，从而影响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能力。中央银行是通过对与商业银行的支付准备有关的供需关系施加影响而产生金融调控作用的。如果电子货币的普及过于快速且大幅度推进的话，经济整体对现金的需求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其结果使得商业银行对支付准备的需求发生大幅波动，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可能性是不可否决的，其外部性是正是负很难下一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8月M2与M1间增速差所形成的“喇叭口”继续缩小至2.37个百分点，为年内最小。分析人士指出，M1增速的上扬，说明企业投资冲动更强、以可支付的形式存在的资金更多，这将使得商品和劳务市场普遍受到价格上涨的压力。经济增长从“过快”转向“过热”的几率将会大幅度增加。

（四）我国金融产业对国际收支的外部性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生产力的迅猛提高，交通和通讯设备的日新月异，国际经济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而任何一种国际经济关系的进行，都离不开货币流通和信贷活动，换句话说，都离不开国际金融交易。正因为如此，国际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几乎所有其他与国际经济有关的各部门的增长速度。举例来说，改革开放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我国生产的增长速度，而国际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又大大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国际金融业务的空前发展，必然有由国际贸易和非贸易资金往来所产生的国际收支问题。前面所提到金融产业的投资会带动出口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性，而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加大金融风险，从而带来负的外部性。因此其外部性是正是负责也很难下一定论。

由上分析可知，金融产业以其特殊的产业背景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外部性，即金融产业与宏观调控四大目标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特殊因果关系。

二、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与我国金融产业的完善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改变货币供给量的具体方法或途径。一般来说由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改变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面我将分别讨论各项货币政策工具与金融产业的联系，以及执行中的问题及改进。

（一）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证券市场上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改变货币供给量。虽然央行频繁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意图予以收缩信贷。但货币、信贷的增长势头仍不减。”首先，在我国，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使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缺乏必要的条件，以至收效甚微。央行只能采取贴现率、窗口指导、利率管制等其他调控工具，这就使商业银行的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效力具有更大的作用。交易品种或缺，金融工具和手段创新滞后，货币市场缺乏流动性，地区分割的银行间分隔严重，交易不活跃，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广度，低速低效。其次，债券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上种类不多使公开市场缺乏载体，另一方面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严重阻碍了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

（二）改变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再贴现机制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规定贴现条件来影响市场利率和货币供给和需求。从1998年3月起再贴现利率成为独立的利率体系，不再继续与同期再贷款利率挂钩。同时下调再贴现利率并延长再贴现最长期限。1999年，中央银行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改进了再贴现业务的方式，扩大其范围，使年末余额达500亿，增长51%。

商业银行在资金短缺是可以向中央银行提出借款要求或贴现要求。中央银行按一定的利息率可以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再看我国这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在我看来从我国央行成立以来，几乎很少运用或正确运用这项政策工具。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的商业银行利率控制。

直接利率控制的情况，央行从1996～2002年的7年间，连续八次降息。其目的很清楚，通过降息适度放松货币、信贷的供应。但执行的结果，除第8次降息外，其他一些年份的货币、信贷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是下降，一些年份则表现很不规则。其根源依然是金融产业的非市场性太强。所以我们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定价机制，实现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而缺乏弹性和灵活度的官定利率的国内金融机构，必将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现在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这既是过去货币政策的延续，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它将对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和增加就业都有积极的影响。

（三）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改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数量和货币扩张乘数，从而达到控制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和货币供应量的目的。为保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央行再次将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央行宣布提高一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坦白地说，如此的调整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就在于政银不分，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盈利模式制约。地方热衷于追求速度和政绩，银行为了取悦地方长官，便盲目支持这些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既浪费了资金，又增加了呆账。商业银行这种不正确的盈利模式及行政行为使得准备金率形同虚设。

总之，金融产业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着极其紧密地联系，而导致宏观调控的手段失灵的根本原因又是我国金融产业不健全，所以要重视金融产业的市场化和独立性。

参考文献：

1、杨学兵，张涛.银行间债券市场的SCP分析[J].金融研究，2003(3).

2、何德旭.中国证券公司考察报告[J].经济学家，2003(2).

3、姚秦.中国证券业的集中度:现状、成因及趋势[J].改革，2003(1).

4、王亚民，朱荣林.欧洲风险投资业发展历史、现状及趋势:基于产业组织理论SCP框架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第2篇：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金融宏观调控;区域经济发展;准确定位;着力点选择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2-0041-03中图分类号:F832.31文献标识码:A

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决定了金融宏观调控措施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力｡金融宏观调控是一个复杂的实施过程,它不但对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前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要求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部门在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依据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找准宏观调控政策的切入点,实现国家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深入贯彻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协调与和谐｡基于此,作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末梢神经――基层中央银行,如何在贯彻宏观调控政策方面进行合理定位,寻找到适合基层央行更好履行职能的着力点,也就是说用什么方法实施调控､如何调控,希望金融宏观调控达到什么效果等,不但是我们基层央行目前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为更好贯彻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而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把握基层央行宏观调控的准确定位

人民银行职能调整以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成为人民银行最主要的职能之一,而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深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为央行实施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是保持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在执行中也只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在保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深入贯彻的基础上,立足区域实际,灵活运用调控政策,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健康､稳定,达到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最佳效果｡而目前基层央行贯彻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还不够,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不能得到更好的贯彻,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从国家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在驻马店市的实施效果来看,基层央行要立足本地经济发展实际,找准实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在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金融和谐发展｡

(一)正确把握宏观监测的“深度”,找准实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落脚点｡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掌握重要的参考依据,这也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能够在基层深入贯彻执行的前提和落脚点｡因此,基层央行要充分综合运用工业景气､批发物价､居民收支和问卷调查等制度以及相关统计监测手段,将更多的经济金融现象纳入视野,密切关注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经济金融运行状况进行监测､调研､分析,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前瞻性判断,及时向上级行反馈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及宏观调控措施的效应,为货币政策决策及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使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能够找到更好的落脚点｡

(二)准确把握调控措施的“尺度”,找准贯彻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侧重点｡宏观调控政策是对国家整个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矫正,而具体到某一地区,则要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在执行调控政策时有所侧重,引导金融机构正确领会和准确把握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意图,避免因“一刀切”而导致宏观调控给经济生活带来较大震荡,影响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实现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的最佳化｡如2004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控政策,目的是抑制经济过热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而驻马店作为农业为主的地区,虽然也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范围,但其工业发展现状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的侧重点应是在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基础上,避免因信贷投放减少而对农业生产及能源､设施等基础性行业造成影响,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的企业形成冲击｡这就要求基层人民银行要通过召开金融机构座谈会､金融形势分析会以及银行行长联席会等方式,及时加大对区域金融机构“窗口指导”的力度,按照有保有压､有抑制有发展的原则,加强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调整信贷结构,把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煤､电､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瓶颈行业,力保“三农”､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及高科技含量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进一步加强政､银､企合作,组织召开由各商业银行､重点项目单位､民营企业参加的银企项目洽谈会,有效实行银企对接,确保在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保持信贷投放的平稳增长,防止因执行政策造成信贷的大起大落而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为实现地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信贷支持｡

(三)正确把握政策执行的“力度”｡找准落实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结合点｡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紧密联系辖区经济金融实际,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是宏观调控政策深入贯彻实施的结合点｡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保持整体国民经济运行的健康有序,具体到一个地区,就是运用调控工具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因此,把贯彻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手段,把地方经济的良性发展作为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结合点,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对深入贯彻国家宏观政策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基层央行在执行调控政策时要着力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结合驻马店作为农业地区这一实际,基层央行要借助新农村建设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国家的各种扶持政策,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支持力度,并充分利用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积极关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辖内金融机构正确理解把握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处理好宏观调控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毫不动摇地支持区域经济的发展,把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看做是更好地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的机遇,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实施“中部掘起”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正确把握信贷优化的“广度”,找准执行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支撑点｡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但要求有完善的实施系统,而且针对某一地区在实施过程中要找到政策实施的支撑点｡所谓政策的支撑点,就是基层央行在贯彻宏观调控政策时能够有一个实施政策的良好环境,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和实施对象的理解和认同,使政策在贯彻中能够更快､更深入､更彻底｡具体地说,就是宏观调控政策能够得到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理解和支持,减少政策贯彻的摩擦力和阻力｡国家在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对经济中出现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不正常现象及时进行引导､调控,但涉及某一具体地区的某些部门,由于立足点不同,理解程度不同,执行政策的力度和深度不同,政策的实施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别｡结合驻马店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加大信贷投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最迫切的愿望,国家实行稳健货币政策､抑制经济过热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贷投放,削弱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的能力,降低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因此,解决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与区域利益的冲突这一矛盾就成了调控政策能否深入贯彻的关键｡作为基层人民银行,首先要作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使地方政府能够从全局的高度理解央行调控的目的,支持央行的工作;其次是作好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使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为金融机构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质量,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增加金融机构认真贯彻央行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针对驻马店地区企业发展的层次,在做好政策解释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向企业宣传国家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引导企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企业产品的优化升级,达到企业的发展方向符合或基本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为取得更多的信贷支持提供机会,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创造条件｡

二､科学进行宏观调控着力点选择

(一)以分析监测引导为着力点,当好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者”｡一是完善区域经济金融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为全面､科学地分析金融政策在各地的执行情况和效果,基层中央银行要充分发挥信息优势,把握宏观调控政策传导过程的各个环节及各种外部影响因素,逐步建立全面反映区域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要跳出就银行论银行､就金融论金融的框框,立足于金融的变化,从宏观经济的高度去认识区域金融的变化,深入分析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二是改进区域经济金融分析方法｡为了提高分析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基层央行要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三个转变:从事后统计分析向运用时间序列分析转变,提高经济金融指标预测的前瞻性;从偏重存量分析向存量与流量分析并重转变,揭示经济金融指标的变动趋势;从孤立分析向比较分析转变,找出本地与外地､局部与全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三是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信贷结构调整｡首先要加强“窗口指导”,优化信贷结构｡其次要管好用好支农再贷款,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再次要发挥利率工具作用｡研究制订区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指引,优化利率期限结构,指导金融机构加强贷款风险定价,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二)以完善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为着力点,当好区域金融稳定的“维护者”｡维护金融稳定是《人民银行法》赋予人民银行的重要职责｡就基层央行而言,必须围绕金融稳定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货币政策分析､监测､引导上下工夫,提高区域金融运行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当前,基层央行要结合辖区金融风险状况,建立辖区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定期､持续地对金融机构实施监测,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及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监测,对金融机构风险特别是跨市场风险进行及时分析和判断,协调监管部门,组织和引导金融机构防范和化解潜在的风险,在对市场进行分析判断时,要牢固树立“三种观念”｡一是树立完整的经济观｡就是要求基层央行在区域内贯彻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必须通盘考虑全国的经济金融情况,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动态,协调好区域经济和整体经济的关系,确保决策的有效实施｡二是树立全面的金融观｡要把工作视野从单一的银行体系扩大到整个金融体系,既要关注货币市场,也要关注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建立更加科学､全面､系统的金融统计口径､指标体系和相应的工作机制｡三是树立牢固的市场观｡基层央行要更多地研究金融市场,发挥市场手段在金融调控中的作用,从而不断树立基层央行在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中的地位和权威,维护金融稳定｡同时,为了确保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基层央行在宏观调控中还必须统筹考虑以下两种关系｡一是要统筹考虑金融宏观调控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贯彻执行金融宏观调控措施时,既要考虑宏观调控目标顺利实现,也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二是统筹考虑保持投资稳定增长与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既要保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避免个别行业投资增长过快过热,也要防止“一刀切”,全面压缩投资规模,从而影响劳动力就业､再就业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导致消费增长缓慢或停滞不前现象的发生｡当好区域金融稳定的“维护者”｡

(三)以提升工作效能为着力点,当好区域金融服务的“履行者”｡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基层人民银行在金融服务内容上局限性大,服务手段科技含量低,这些都影响了金融服务的深度､广度和质量,因此,基层中央银行金融服务工作还任重而道远｡就目前金融发展的趋势来看,应该由单一服务型向外向､科技､监督复合型转变｡一是改变服务观念｡基层央行要站在宏观和全局的高度看问题,加强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研究和分析,为总行和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当好参谋,提升央行在地方政府的地位｡二是创新服务方式｡遵循市场经济法则,严格依法行政,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办法,逐步朝着服务专业化､管理制度化､操作程序化､运行规范化方向发展｡三是完善服务手段｡大力推进网络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完善支付结算功能,以“电子国库”､“实时支付”和“征信系统”建设为目标,努力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的层次､水平和效率｡

(四)以建立健全征信体系为着力点,当好改善区域金融生态建设的“推动者”｡创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基层央行适应职能转换､有效履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客观需要｡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机构的商业主体地位已经确立,金融市场功能日益完善,金融稳定､反洗钱､征信等新职能加强了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的能力｡这就要求基层央行在树立金融宏观全局意识的基础上,加强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调查研究和建设,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维护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体系功能充分发挥和经济金融良性互动､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已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从近年来驻马店市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情况来看,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地方政府加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作为基层中央银行更要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基层央行要把建立健全征信体系作为基层中央银行推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切入点,继续完善人民银行的中小企业基础数据库和征信系统,推动部门沟通协作,实现系统数据的及时更新,使系统真正能够成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载体,使基层央行真正能够成为信用建设的先行者和重要推动者｡

(五)以构建良好的金融运行协调机制为着力点,当好区域金融改革的“支持者”｡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正处于关键时期,部分商业银行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改革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就要求基层人民银行时刻关注改革动态,向上级行反映改革情况,使上级行能够随时掌握商业银行的改革动态和基本情况,为商业银行的下一步改革提供参考依据｡要积极参与和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推动农村信用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变经营方式,增强农村信用社活力,使人民银行“花钱买机制”达到预期的目的｡当前,我们要准确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准确处理好统一性与差异性､全局性与区域性的关系｡落实好宏观调控措施,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深刻领会国家出台的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宏观调控的货币信贷政策,准确把握基层央行的工作方向和重点｡通过改革,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判断本地区的经济形势和行业景气,看是否存在过热､哪些行业过热｡把握好信贷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区别对待､松紧得当,既要保证宏观调控的政策到位､措施得力,也要兼顾地方的承受能力｡二是准确处理好金融业发展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金融改革为了发展,发展是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有机统一,而不是争抢地盘､掠夺业务,片面追求市场占有量的扩张｡三是准确处理好基层中央银行与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行业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金融改革不是各自为战,通过改革要充分发挥基层央行的主导者作用,建立健全“一行三局”之间的紧密协调机制｡通过形成金融业合力和提高整体规模效益,共同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均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锡良,戴根有.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第3篇：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威胁；反思

1宏观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拷问，而经济学家试图找到对金融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然而面对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研究中，对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个可以达到高度共识的立场。从西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中能够明确，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市场产生的信贷泡沫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以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经济行为逆向选择，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引起经济倒退的现实危机。依据其学术观点能够明确，金融危机并未形成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冲突，而强调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并非所有政府都能承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受到质疑，而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的产生，也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如果失去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单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的挽救措施来看，经济倒退是可以避免，但从中损失的经济效益却无法挽回。而且宏观调控也并非每次都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如果宏观调控失去力度，是否意味着金融市场就此萎靡不振，而无法前行。

2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进出口行业。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会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生产经营环节，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支出的GDP总额超过70%以上，而国内消费高于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消费支出也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国内需求无法弥补金融危机的需求减少，而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每下降1%，我国出口贸易下降6%。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地位，从出口产品的优势地位下行逆转，产生了贸易逆差。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并未国有银行注入流动资金，与我国当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大量美金流入我国之后，人民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导致我国的出口价格优势降低。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高，但是贸易出口额下降的事实不容忽视。虽然同比出口金额上升，但这种增长速度也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非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海外企业频繁毁约，也造成我国企业外部信用环境一度恶化。

3金融危机时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反思

宏观经济学主流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的贸易环境并非宏观调控能够控制，而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当宏观经济学认定金融危机属于意外因素时，“黑天鹅事件”属于偶尔失效，并非金融市场体系存在根本问题。这样的思想认定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尤其对宏观调控比喻成为扭曲的资源配置，认为其金融影响力会对金融危机产生负面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部分学者认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调控，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以及延长了影响时间。相对于主流经济观点，近些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活跃度异常明显，几乎完全倾向于政策观点，并就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问题深究其责。但是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错综复杂，并非单纯诊断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实质作用。其中，奥地利学派以坚持极端市场化观念为主导，认为政府行为的宏观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而后形成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而新制学派则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治理失误。而后凯恩斯学派却反对主流派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也不同意其他非主流学派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观点。其经济学观点将金融济危机归纳为政府干预实效的偶然性，并视金融危机为突发事件和单纯意外，这样的非对称信息也未能触及金融危机的深层机理。

参考文献：

[1]张凤林.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宏观理论与政策反思———基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视角[J].经济学家,2013,(03):32-41.

第4篇：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市场与政府　宏观调控权　公共物品

资本主义的每次危机在蒸发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关于市场和国家的思考。19世纪末20初的经济危机使自由主义经济王国破灭，市场被证明是有缺陷的。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理论来弥补市场的缺陷，但至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却带领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难以摆脱的滞胀，自由主义逐渐抬头，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凯恩斯过于美化政府，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政府也会失灵，应限制政府的干预。新自由主义学派被现代经济实践所证实。政府与市场共存。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何种程度上把握政府和市场这对矛盾的运动对于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

1　市场与政府的选择

市场并不是完全自足的体系，它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本身无力恢复，无法克服其盲目性，如分配不均，经济的负外部性等问题。市场需要国家的干预，但政府也会失灵。政府也是经济人，习惯于行政管理，不一定更了解市场，可能决策错误，还易引起行政垄断和寻租。当政府的利益与市场利益出现冲突时，难以保证政府的决策一定对市场是有好处的，故需要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进行限制和规范，宏观调控应当是一个有限的调控。

查尔斯・沃尔夫在《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中认为市场与政府间的选择是复杂的，因为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在市场与政府间的选择，而是一种程度上的选择，经常是在这两者的不同组合中选择以及资源配置的各种方式的不同程度上的选择。的确，这种选择具有不确定性，一旦选择失当可能引起难以挽回的损失。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市场过度自由最好的例证。市场是常态、优先的，而国家是辅助的、非常态的、候补的。 国家不应当成为市场替代品，而是局限在修复市场缺陷的领域。选择政府并不意味着市场的完全服从，政府应尊重并立足于市场，遵循经济规律，以间接性的调控方式为主，刺激市场，由市场来引导市场主体。

2　自由竞争权与宏观调控权

自由竞争是市场的根本要求，要维持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和不断创新，必须赋予和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权。宏观调控权作为一种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与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权是矛盾的，但又必须保障自由竞争权，就必须对宏观调控权的权力主体进行明确的界定。宏观经济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稳定的宏观经济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依据萨米尔森的公共物品理论，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是失灵的，政府必须介入，由政府供给公共物品。且宏观调控是在全社会的立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控制和调节，故宏观调控权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并且是唯一主体，这也是宏观调控与经济管制的重要区别之一。

有权力就必须有相应的责任，政府如何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式要求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灵活性和即时性，加以规则化是不现实的。学者更多从程序正义的角度阐释政府在作出决策时应遵守的基本程序。有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并不局限于决策行为，即使是决策行为也并不一定不可诉，他们尝试建立违宪审查机及各种领导责任追究制度。

3　当金融危机来临

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虽然我国经济受挫是因为经济增长方式过度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问题，与次贷危机不同，但美国暴露出的宏观调控问题仍然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美国把金融自由化走到了极致，而我国过分偏重政府的调控，严重束缚了市场的发展。政府的应该相信市场，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调控，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为抵御危机，我国对宏观调控政策做了重大调整，投入四万亿刺激内需，央行首次决定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下调存款准备金、存贷款利率，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国民经济的运行显现积极变化。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现有的宏观调控存在突出的问题：

首先，宏观调控权力缺乏法律基础。目前并没有法律来严格界定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概念被滥用，调控的范围随之被扩大，经济管制与宏观调控混同，行政调控与经济调控不分，难以追究责任；宏观调控的权力主体不清晰，有时地方政府也成为宏观调控的主体，甚至是县级以下的某个街道，这也导致地方政府顽强对抗中央的调控，如在房地产的调控中，中央严格控制房地产泡沫，缩小信贷，而地方政府由于政绩等多方面的原因，为房地产商提供税收、价格、贷款等各种方面的优惠，维持房地产的高价，这使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有时甚至是反效果。

其次，宏观调控的程序问题。目前有的对于宏观调控的规定连规章都算不上，政策甚至代替了法规，出台的文件也是朝令夕改，随意性很大，这严重损害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严肃性。在具体宏观调控措施方面，有的措施甚至是一夜之间决定的，让人们自然对其合理性产生担忧。政府投入四万亿，不禁让人疑问这四万亿的来源和安排，政府是否有权力来决定这四万亿的用途。又如央行太过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利率等，使市场处于不稳定的因素中，让调控主体的调控能力受到质疑。

第5篇：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

上述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党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离不开全国全市人民在危机中抢抓机遇，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在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共同努力。同时我认为，我们所以能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关键的原因是党和国家，以及天津市政府为规避国际贸易风险而采取了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

一、为了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国际经济失衡加剧，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本，导致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利用自己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强势地位，会运用各种打压方式，压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甚至不惜损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转嫁发达国家的困难和危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为了规避国际贸易风险，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这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从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一个原本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转移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交流合作，特别是在一个大市场中进行商贸往来的环境。我们已经不能单单只根据国内的情况，仅仅着眼于从调整国内的宏观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而要跳出中国看中国，放眼世界看中国，从全球经济发展中找准我们的位置，发挥我们的优势，实现我们的目标。

二是，从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我国已经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已经从实质上置身于全球化经济发展之中，国内国际市场化的竞争态势主宰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是，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我国作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会挨打，这已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得到验证。世界金融危机是一个国内的经济发展与国外的经济大势紧密联系的全球化问题。在世界性的经济博弈中，实力的强弱，往往会决定竞争的胜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是金融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必须讲究竞争艺术，具有战略性的应对举措，这就是实行对内与对外相协调的宏观金融调控。

四是，从国际政治斗争和经济霸权主义的情况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但是，国际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竞争的复杂化，使国际经济秩序很不规范，很不平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首先爆发在美国，蔓延到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强烈冲击。国际贸易既是合作、竞争，又是一场斗争。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加剧和放大。为了防止大国政治对我们的冲击，就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并辅以必要的外交手段，应对大国贸易保护主义在金融贸易上对我们设置的重重障碍，实现贸易双方的互利共赢。

二、宏观金融调控政策需要进一步强化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了经济刺激计划，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但是仍然存在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等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之所以说必须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已经向着趋于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我们还不能说经济运行已经根本好转，复苏的根基还不牢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提醒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使得经济复苏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就要拿起宏观金融调控的武器，随时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可能出现的危机余波甚至狂澜再起。

第二，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很脆弱。在一定程度上讲，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对我们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冲击，而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要作艰苦的努力。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还没有做到完全和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滞后的矛盾依然突出。由于对国有资产的行政监管缺位，还有大量的不良资产、不良贷款、劣势企业干扰着经济发展。国内很大一部分经济增长和内需消费，还是在初始的、封闭的、粗放的状态下产生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受国际因素的牵制不大。为了防止这些潜在危险的出现，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金融调控政策。

第三，在宏观金融调控政策上存在着缺失和不足，需要完善和加强。比如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管控乏力；对不良资产的监管和控制使用还不够有力；大量的财政投入与实际收益还不成比例，等等。再如，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达到数万亿美元。一方面说明我国在财富上的储备能力，而另一方面又说明一旦出现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面临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必须予以合理适度的控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金融调控政策仍不能退出，而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后金融危机条件下宏观金融调控的对策

在后金融危机条件下，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是，要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经济危机是世界性的，所以，要共同实施有效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我们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国与国之间贸易上的互利共赢或者多边多赢。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国积极参加了多次国际金融峰会，与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研究探索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前不久又与“金砖国家”共同召开峰会，研讨经济的发展。今后，国家还会以负责任的姿态，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发展中宏观政策的制订和协调，用以推进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二是，着力解决国内区域经济失衡的矛盾。应对国际经济失衡最好的办法是克服自身的经济失衡。我国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取胜，首先要解决好国内的问题。要在金融投入上支持沿海地区、农村地区、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支持节能环保、自主创新和高科技、高产能、低消耗、低污染的高端企业和实体经济率先发展。目前，我们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它们主要靠政策的支撑在艰难生存。对此，要实行优质企业市场准入、劣质企业依法退出市场机制，经过调整经营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建立能参与国际化竞争的新的高端企业集群。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逐渐打破垄断行业的陈旧体制和独霸地位，建立公平竞争机制。

三是，严格控制盲目投资，科学规范基本建设。回顾我国经济上的几次宏观调控，最大的难点都是因为基础设施规模过大，投资过多，超过了我们的能力。目前，各地方财政投资增长的冲动难以控制，许多地区甚至负债投资。大部分投资用于基本建设，在拉动内需方面成效并不显著。对此，要通过调整宏观金融政策，严加控制过热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钱花在刀刃上。各级财政投入，要向促进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倾斜；向内生增长、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行业倾斜；向实施节能减排，提倡绿色环保，提高生态保护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倾斜；向社会保障、教育、“三农”、民生等关乎人民生活的领域倾斜。同时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努力保持收支平衡，并通过增强内外部约束力，有效防范经济犯罪，化解潜在的财政风险。

四是，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调控。我国的货币及其汇率政策，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制定的，首先考虑的是中国的国情，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们要看到，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美元币值的不稳定，会出现国际贸易中的投机性攻击，由此会造成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强势经济体都可以利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来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承担过多的责任。因此我们主张自由贸易，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对用强制的办法来迫使别国的汇率升值。要通过宏观调控，把人民币汇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第6篇：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第7篇：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

（一）理论构想

根据理论分析可知，当宏观调控政策趋紧时，货币供应量M2的增量会相对减少，房地产企业通过贷款这个渠道进行融资的方式会受阻，所以房地产企业会相对减少使用贷款融资方式的规模，转而扩大企业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规模，选择其他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当宏观调控政策宽松时，货币供应量M2的增量会增长，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会明显扩大，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也会相对增多，企业会倾向于贷款融资的方式。因为在目前我国房地产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中，上市融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融资方式要用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宏观调控变化对其的影响比较困难，所以在实证部分，根据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利用外资、其他资金来源，来有针对性的分析宏观政策调整时我国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以及融资方式的变化。

（二）变量和数据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选取1999年至2013年广义货币M2供应量的同比增长量以及房地产企业开发国内贷款同比增长量的数据以及1998年至2013年国内贷款占本年实际到位资金比例以及自筹资金占本年实际到位资金比例的数据建立模型。

（三）模型分析

利用Eviews3.1软件对房地产企业国内贷款相对增量（GNDK）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初步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四）实证结果

由模型分析可得，当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量增加即宏观政策宽松时，房地产企业开发国内贷款增量随之增加，表示房地产企业采用贷款融资的方式较多；反之，当广义货币M2增量减少就是加强宏观调控时，房地产企业的国内贷款增量随之减少，房地产企业选择其他融资渠道和方式进行融资。当房地产企业国内贷款占本年实际到位资金比重增加时，其自筹资金占比会减少，当房地产企业国内贷款占比减少时，其自筹资金占本年实际到位资金比例增加。也即，当宏观政策宽松时，房地产业会倾向于利用贷款进行融资，而减少自筹资金的比重；当宏观调控趋紧时，房地产企业利用贷款进行融资的行为就会相对减少，减少间接融资，转而增加自筹资金的比重，拓宽融资渠道，选择其他直接融资的融资方式。

二、宏观政策变迁对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式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利用模型通过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变化代表宏观调控的变化来分析了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式的变化，为了对宏观调控变化与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式的变化做进一步的分析，在这一部分，利用存款准备金率和M2增量的变化来说明宏观调控的变化，综合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来研究。国内贷款的增长率也明显上升，自筹资金的增长率明显下降。第二，之后继续加强宏观调控，从2010年开始又逐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M2的增长率显著下降，信贷规模收缩，房企国内贷款的增长率也显著下降，自筹资金的增长率也有了明显的上升。

三、结论

第8篇：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政府；市场；宏观调控；均衡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6－0026－04

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其阴霾。危机爆发之后，整个世界都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探寻乃至反思应对之策。在这股热潮中，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考察因其视角的独特性及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甚至发展趋向的相关性更是成为社会舆论、学术研究和会议讨论的热点。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巴里博斯沃思所言，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我们不要浪费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为反思诸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这种反思也必然会为我国改革发展战略的选择提供思想养分和经验借鉴。

一、金融危机的根源：市场失效抑或政府失灵?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歇，由于这项研究涉及拯救方案的选择乃至意识形态的判定，至今也尚无定论。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金融危机根源的认识因其关注侧重点和研究专长差异，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有学者从微观经济层面进行解释，认为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消费需求过度，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背离，华尔街金融过度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也有学者从体制运行角度进行考察，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还有学者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因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更多学者秉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认为从“风险一监管”的分析框架很难对其作出本质上的把握，必须作“马克思的追问”，认为本次金融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其根源。此外还有个别学者将危机爆发归结为“缺乏诚信”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人性根基。

以上看法从不同侧面解释了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或间接原因，诸种认识皆有利于加深对于危机根源的认识。在更普遍意义上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说，还是监管体制说，抑或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说，都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分析框架。学界基于政府与市场视角也进行了深入探索。如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失灵，是市场自由主义罪恶的铁的证明。而持政府失灵论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祸因于不恰当的政府干预，是“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长期被扭曲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除单方面追究政府和市场的责任之外，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和市场都对金融危机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证明自由市场万能论的破产，另一方面，政府不恰当的言行、产业政策的失误、垂直分工的国际贸易格局对引发、扩大危机难辞其咎。

笔者认为，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考察金融危机的根源，一方面不应孤立、静止地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不应割裂二者的整体联系，追究单方面的责任。事实上，政府干预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在西方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论争、演变史。18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应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分散主义的不利影响，保护贸易；到亚当・斯密发现“看不见的手”的神奇力量，市场能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并将政府定位于“守夜人”，职责就是提供安全和秩序；这种思想对后来各国发展战略选择、政策制定以及实践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尽管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围绕计划经济实践展开的“冯・米瑟斯VS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争论，然而，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到来，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的神话，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取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主张，广泛推行私有化，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对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更是达到了“原教旨主义”的程度。直到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各政府采取一系列具有政府干预色彩的经济政策，甚至采用了收购部分金融企业股权的“国有化”措施。政府干预再次成为主要经济体应对危机的普遍选择，凯恩斯主义也重新成为政策制定的理论渊源。

综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说史，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方面，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成了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指针，并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互为因果。另一方面，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这两派都没有绝对地否定或拒斥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而是争执于政府与市场谁更有效的问题。因此，政府与市场孰大孰小不是问题的关键，有效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以及如何促成政府、市场的双有效才是应有之义。因此，在笔者看来，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置失误引发的市场和政府双重失效。正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乃至废除金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放纵金融衍生品，使得监管失控和金融风险累积；上世纪末美国政府为寻求经济增长采取的产业政策酝酿了IT泡沫，本世纪初以来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与利率政策成为滋长房地产泡沫与次贷危机的温床；美国政府对投资银行、对冲资金和保险公司监管缺位造成了危机局面。

二、拯救危机：“回归市场”还是“拥抱政府”?

检视金融危机爆发根源，是为了更好地治理甚至预防危机。因此，学界对于如何走出危机的探索与其对于危机爆发原因的判定紧密相连。在“制度论”者看来，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拯救危机根本在于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

在“市场失灵论”者看来，市场具有先天缺陷，获取信息的成本及交易的外生性、社会成员竞争的残酷性、市场主体不对称性都需要市场外的力量进行调节。无论新旧自由经济论者如何为市场辩护，但“历史天平总会在应对危机中向政府倾斜”。朝而在“政府失灵论者”看来，摆脱危机最终还得依靠市场的作用。“政府只能依靠市场，为市场提供条件，并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市场运作，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繁荣，并改善人民福利”。选择政府并不意味着市场的完全服从，政府应尊重并立足于市场，遵循经济规律，以间接性的调控方式为主，刺激市场，由市场来引

导市场主体。就市场和政府而言，使用政府干预比市场有着更大的代价与风险。诚如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等人指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由于受信息处理能力的制约，政府不是一个外生于经济体制的负责解决失灵问题的中立的全能机构，政府对于危机的干预，不管其形势如何，是一种对于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危机之后的补救行为，是一种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恢复投资者信心的行为。危机之后，还是要回归本源，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应引入“第三只手”――公民社会的力量，以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缓冲地带。

本文认为，主张回归市场论者和加强政府干预论者都是从理想的政府和市场出发界定二者的职能。过去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纯粹的市场放任主义和绝对政府控制演绎的都是一部部“血色浪漫史”。事实上，现实中的市场和政府都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任何一方的缺陷在逻辑上并不必然保证来自另一方的替代一定是合理的选择。政府和市场都是现实经济过程的组成部分，二者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公民社会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政府而享有公共权力，也不能代替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必须建立在政府与市场的基础之上，是对二者的补充。因此，要科学透视政府的经济角色，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必须抛弃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逻辑思路，寻找二者效用均衡关系的黄金分割点。其实，政府与市场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它们都是“人之行动且非意图或设计的结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的基础都是交易行为。市场交易决定的是私人物品的归属，政府交易形成的是协定、契约和规则等公共物品。政府通过宏观把握市场的政策导向、制度、法规的出台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为市场的运行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宏观环境；市场则在遵循市场规则的情况下，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的选择

本次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并通过其掌控的国际经济体系波及全世界。中国也不例外，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遭遇严重挑战。危机既已爆发，关键在如何应对。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在于以制度与规范、道德与情操为结合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须靠全面深化改革，让权于民，让利于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而杨承训则认为需要警惕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不能把“本来作为手段的市场经济变为社会基本制度的根基，把运行的形式变为追随西方制度的内容，抹杀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还有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政府应对市场失效的战略和政策，并对中国政府干预绩效的基本内容、指标体系、主体及程序、提升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些讨论为中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思路和具体对策。但是必须注意到，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不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开的药方也不同。美国在危机发生前政府失位，所以要加强政府调控和监管，限制市场的过度自由；中国并没有西方国家那样悠久的重商和市场经济传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市场一直作为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存在。并没有获得目的性地位”，中国的问题大多是自己的问题――也即，市场化进程在半途遭遇重重阻击和障碍，行政垄断以及行政权力支配资源配置等旧体制因素仍大量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在中国应更加重视法治型、服务型、科学决策型政府建设，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更加强调焕发市场的活力，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　再造政府：从革命一建设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事实上冲击不大，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贸和外汇上。外贸下滑则需扩大内需来应对，而外汇贬值也可以采取对外币相应贬值的办法来回应。为此，一方面我国外汇保持自2009年以来的持续稳定；另一方面，为启动内需，我国政府采取了4万亿元的巨量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和9.58万亿元的天量信贷为主要内容的宽松货币政策，总体来看，这些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逆势上扬，率先复苏的作用非常明显，同时又挽救了地方财政危机，可谓成就斐然。但也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低质量增长，进一步恶化了国内投资、消费结构；国民财富进一步向体制内部门集中，市场机制退化；而高速推升的房价，也酝酿了巨大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风险。可谓利弊兼具。

那么，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症结何在?在这里，笔者同意陈剩勇老师的观点：中国的问题在宏观上可以表述为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双失衡，且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初次分配不合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导致的居民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分配不公也是中国经济的另一症结。而以上两个问题都是政府失灵及其导致的市场失效造成的，表现为社会政策中的政府缺位和市场政策中的政府失灵。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其实是政府在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同时失灵，是体制性缺陷和障碍使然。要扭转中国经济的被动局面，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在社会领域的缺位和在市场领域的缺位越位并存的现状。政府在社会和市场领域的缺位体现的是公共性的缺失，在市场领域的越位体现的是经营性和建设过度。政府在社会领域的缺位和在市场领域的缺位越位，其实质是政府角色的错位。因此，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症结在政治，政府角色应当重新定位，建设一个为社会和市场服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市场领域，政府要承担起市场制度即法治建设之责，并从经营性领域逐步退出，把经济建设的角色赋予市场。在社会政策领域，政府要承担起社会公平之责，让公共财政“取之于民而用于民”。

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政策取向，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从1949年到1978年第一个三十年，称之为“革命型政府”，它奠基于巨大的革命功绩和克里斯马式人物的巨大号召力，为巩固统治和满足治下民众生存和安全，实行增量增长为主；第二种是1979年到2009年第二个三十年，称之为“建设型政府”，它的合法性更多来源于以GDP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政绩取得，主要以行政命令方式寻求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富裕；这两种类型的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同样带来了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衡、政治体制僵化等

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阻碍下一步发展甚至葬送前面发展成果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不依赖于政府转型：即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它强调政府作用的公共性、职责的公正性、服务对象的公共性、权力的有限性。协调利益矛盾、解决结构失衡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实现首先需从改革“建设型”或经营型政府出发，为市场竞争中的各种利益主体提供均等的机会，并必须保持利益立场的超然性。而这三点的取得有赖于推进国家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有效制约政府的方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

2　中国宏观调控：多元困境下的出路

如上所述，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失灵及其导致的市场失效。因此，就有学者主张加强宏观调控，并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市场化”的取向。危机促发改革，改革拯救危机。这种以改革之名行否定改革之实的做法值得警惕。美国把金融自由化走到了极致，而我国过分偏重政府的调控，严重束缚了市场的发展。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突出的问题：

首先，宏观调控权力缺乏法律基础。目前并没有法律来严格界定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概念被滥用，调控的范围随之被扩大，经济管制与宏观调控混同，行政调控与经济调控不分，难以追究责任；宏观调控的权力主体不清晰，有时地方政府也成为宏观调控的主体，甚至是县级以下的某个街道，这也导致地方政府顽强对抗中央的调控。

其次，宏观调控政策波动性大，权威不足。目前我国关于宏观调控的规定较为随意，未能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这严重损害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严肃性。在具体宏观调控措施方面，有的措施甚至是一夜之间决定的，让人们自然对其合理性产生担忧。政府投入4万亿元，不禁让人疑问这4万亿元的来源和安排，政府是否有权力来决定这4万亿元的用途。又如央行太过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利率等，使市场处于不稳定的因素中，让调控主体的调控能力受到质疑。

再次，宏观调控目标的制定和调控工具的使用。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目标是进一步采取调控措施的依据。为了应对危机，我国将当前的调控目标主要定在保增长，并从扩大内需着手。各个宏观调控目标之间可能冲突，如何有效运用各种调控工具来达到预期的目的至关重要。我国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三大法宝影响范围广但作用有限，缺乏差异性。调控权力主体应关注其他一些选择性的政策工具，如不动产信用控制等，对某些特定调控对象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政策工具。

应该看到，与西方相比，中国意境中的宏观调控手段不仅限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涵盖法律手段和土地控制、信贷控制、节能减排市场准入标准等行政手段；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不仅在于传统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还夹杂经济结构调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产业结构不合理、需求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不合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各类问题的妥善解决。由此也可以看出，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需要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市场失灵，而在于多重目标追求。

如上所述，要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先明确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能分工，否则即使走出了金融危机，也会引发其他的可能更大的问题；政府的工作重心应当是提供公共物品，而非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宏观调控，否则与其相关的都处于不确定中；应由中央集中行使宏观调控权，政府在调控过程中要遵循程序正义，合理制定宏观调控目标，有效运用调控工具，逐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并在此过程中注意处理好政府缺位与干预过度、投资乘数效应与体制放大效应以及短期的应急干预与长周期调控的关系，警惕短周期干预措施刚性化、长期化，导致旧体制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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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宏观审慎政策；系统性风险；应对措施；分析论述

经济全球化能够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危机，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其危机导致的成本损失也会进一步增加，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有关财政部门越来越重视经济监管的作用，设定审慎政策以预防部分金融机构引起的风险传播到整个行业里面来，通过调控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不但应保持微观审慎的调控，还应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力度，找到不同风险的起因以及建立相应的防御设施系统，保障金融市场健康安全地运行。

一、系统性风险的起因及分类

（一）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因素

风险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不能彻底根除，关键在于对于风险的认识。例如，以前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误解扭曲风险价值的评估，所以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损失，给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带来重大的影响。怎样应用宏观审慎政策控制系统性风险，就系统风险的评估方法而言，就应考虑到这些风险源自哪里，通过什么途径进行传播。

可从金融内部摩擦以及系统风险的传播途径来评估系统风险。我们从微观审慎系统中得知：由金融内部摩擦造成的经济市场失灵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应证，所以我们对金融内部摩擦如何在金融体系以及社会经济中传播的问题更加重视。其传播途径有杠杆以及期限转换两种方式。杠杆对资产及其对应的债务比率大小做出规定；期限转换对短期负债应用于长期投资的程度方面做出了规定。二者都对社会经济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在某个家庭因某种原因收入中断，通过负债仍能进行正常的消费活动。期限转换让人们应用社会资金进行长时间的投资，从设定的目的来讲，二者的初衷是良好的，但是被人们使用过度，超过当下社会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个时候，现在的系统性风险就产生，如果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就会全面导致金融风暴，给社会经济造成冲击。

（二）系统性风险的分类

通过分析我们得知，引起系统性风险危机发生的潜在可能性原因是：金融内部摩擦造成的经济市场的失灵，从而刺激加速了杠杆与期限转换被人们过度使用，进而加快了社会资金的流动性与人们偿付能力的不足，对整体社会经济造成冲击。

1. 综合性风险

由于在社会经济中，个人、公司和银行系统具有聚集性，如在经济昌盛期力图更高的利益，而在衰弱的时候往往会避开它们，此种特性会随着金融系统以及期限转换的使用呈现出周期波动现象，因此一旦这种波动的峰值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范围，就会造成整体经济的波动幅度过大，其信贷和资金流动的周期也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再加上很少有人对社会经济每个周期波动的幅度、持续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及个体金融部门和相关监督机构往往忽略行业性质的综合性风险方面的准备工作，进而造成社会经济的动荡。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具有积累性的期限错配、具有全局观的个体风险、有效性战略的盲目仿照三个原因引起的。

2. 网络性风险

很多金融机构在采取发展方法的时候，往往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原则选择，很少顾虑到其行为对整个金融行业带来的溢出后果，同时也很少留意到他人的抉择对自身负债所造成的影响。这种现象可能让金融系统中一些风险未及时发现，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就以此而言，金融结构网络性风险是附加的金融系统风险。每个金融机构都有造成此风险的责任，然而无人有充足的理由去解决并消除网络性风险。金融危机在爆发过程中，风险溢出效应就更为明显，惶恐情绪的传染比金融危机的扩展更具危害性。溢出效应对流动性风险有着放大作用，例如因某种原因一些银行对其资产进行巨量抛售，对市场经济正常流动性造成损害，间接地导致其他银行的利益损失。网络型风险随着在金融机构中传播中慢慢扩大，长此以往，金融企业间的联系就会大大超过自身预期，这就需要一种强力的规则来约束这种因聚集而产生的溢出效应，而宏观审慎政策就是针对这些风险的良药。

二、贯彻宏观审慎政策处理系统性风险

通过对系统性风险充分论述可以看出贯彻宏观审慎政策处理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由于导致风险的可能性有多个方面，因此在宏观审慎政策对系统性风险作出有效控制时，应根据风险来源的不同以及传播途径的不同具体处理。在保证经济下滑的时候能够进行风险有效投资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转的基础上，合理制定相关政策，有效地对风险进行控制，强化社会经济系统在流动资金波动周期的适应力。

（一）有关综合性风险对金融系统金融机构集体的脆弱性的增加方面

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就是为了降低经济昌盛时期不断出现的综合性风险发生概率，让金融机构在应付危机的时候更有韧性，保证金融体系发生偏差时能够自动回复正常。从理论上来讲，很多政策都可以调节控制银行的相关风险，但根据实践得出，能否对资产及流动性的监督管理有明显的效果，很大程度上由是否能够对风险传播中的杠杆效应和期限错配进行有效的控制。

1.保持信贷杠杆平衡。为保持信贷杠杆平衡，最简单可行的做法是在微观审慎规定内容的前提上加上一个附加费的规定，用来估计可能造成的损失。附加费应随信贷量的迅速涨高综合性风险提升时而增加，以加大贷款的成本；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应减少或者不设力附加费用，用以维持信贷供应的平衡。按照设定附加费的反周期调节措施，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因综合性风险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实际应用中应考虑多个方面的标准，例如对有效市场结构的标准进行评估，根据结果设定附加费的数额，还有运用宏观审慎的标准制定金融系统稳定性的指标，所有这些结果作为评测综合性风险的高低。

2.减少期限错配的概率。我国对中长期贷款需求量大，银行存款活期化以及贷款中长期化发展趋势越来越为显著，流动资金的短存长贷造成银行资产期限结构错配现象的加剧，其相关风险在不断出现。现在实施起来较有效的措施就是把不同类型的资产组合放在恶化市场情形下进行压力的相关测试并观察关键不同变量随压力改变时的变化情况，根据结构来判断当前的经济风险。这种方式要求政府把市场压力具体化，来检测金融系统是否真的可以适应压力而正常作业。

（二） 网络性风险有关聚集性而造成的溢出效应

综合性风险发生概率的提高对金融体系违约率的增加有促进作用，而有关网络性风险发生概率的提升则加大了违约损失，例如某些银行经营不善而破产，它们的倒闭会带给其他银行的间接额外利益损失，而个体机构没有能力完全解决自身造成的损失。为解决这样的问题，网络性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处理方式就是设置相关激励体制，减少因个体崩溃而带给其他机构的损失。

1.预防关键机构倒闭，减少溢出效应。实际应用中，宏观审慎政策内容要对金融系统合理设定一个附加费来反映整体市场的现状，要对关键性的金融机构如大型银行规定较高与其他机构的附加费，对调节好自身负债资产做出相应的激励，来达到间接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控制，以防其倒闭，从个体到范围，实现控小制大的良好效果。因此对金融机构资本要求不光是满足自身状况，还要对它们面对风险时的溢出效应有所考虑。

2. 减少金融行业间资金流动，降低其网络关联程度。宏观审慎政策不但能从制定附加费来预防关键机构倒闭的方式达到控制网络性风险的目的，而且可以从限定金融行业间活动往来来控制网络性风险的传播。首先很明显的是，要完成这个目标就要限制金融机构间的资本流动，例如，设置银行同业拆借限定金额量的大小，来降低金融网络之间关联性和复杂程度。其次，要采用一些非量化手段对业内资金流动进行限制，采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对金融机构跨地域设定分支，最大程度地让它们分到不同地方，以降低它们的关联程度；严格把金融机构核心交易活动与其他机构分离开来，防止网络性风险的扩散。最后，对某些微观审慎指标的控制也能达到宏观控制的效果。

三、对相关政策的一些建议

一是尽量不要过分采用相对比当作宏观调控的指标，相对比率对真实数额的差异有所遮盖，过分追求结果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二是绘制动态的附加费用与风险高涨程度的函数。在经济衰退时加大资本与资产的比率大小，达到降低面对危机时的经营压力。三是提升监督管理资本质量。监督管理人员不仅要运用一级资本的比率去把握资产风险状况，还要将其与普通股权联系来加强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四是限制负债期限与资产之间的流动性。对它们错误的使用会导致杠杆过高与期限错配问题的产生，对系统性风险的传播有加速作用。五要限制银行分支系统。六要控制行业之金融活动的往来，加强单个金融机构的独立性，来减少业内系统性风险。

四、结论

基于以上论述，对金融市场体系的宏观审慎调控应是把对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当作核心，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上，对系统风险进行充分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可有利于得出相关宏观审慎政策设定的目标方面的内容。由于金融行业综合性风险与机构间网络性风险的相关调控政策对减少系统性风险起到不同的效果，因此可控制不同风险传播途径，针对性地实行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既降低金融体系市场整体风险发生概率，又能达到预防金融危机爆发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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