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基本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就学科名称而言，音乐考古学是一个合成词，它反映了“音乐”与“考古”二者的交叉与联系，清晰地表明“音乐”与“考古”是构成其学科概念的二元结构。
1982年初，笔者在初用“音乐考古”一词时，曾尝试着解释为：“音乐考古，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和文献对古代音乐所进行的研究，是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音乐史界、考古界共同开辟的一个科学新领域。”这只是对一个新兴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词强调了考古之于音乐考古的重要关系。
更多学者先后从学科的高度定义“音乐考古学”，大多数也凸现了这种关系。
秦序：“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出土和传世的古代音乐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它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换言之，它是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相互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发展起来的专门学科。”
蒋定穗：“‘音乐考古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音乐文物大量出土和音乐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潜科学’”。“音乐考古发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学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乐史学方法研究出土乐器，也已显得不够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音乐方面实物，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音乐历史的学科。”
谭若冰、黄翔鹏：“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
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
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
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
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
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
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
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
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
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
第2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状及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作为传统性较强的一门古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一直秉持着自己的传统。强调学术性、传承性和知识性。这种教学模式当然不会错，中国漫长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传承，使得众多研究者极度重视考据、义理、辞章的方法论体系，大文化背景的时代色彩使得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深蒂固。我们的时代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时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过于强调理论的体系化，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即复合型人才。因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呼之欲出，它或许是这个学科教学改革的破冰之举。
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变被动为主动，调动学生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视角，全方位地培养其创新性和应用性。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实践教学的同时，我们要注重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素养的培养。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学史常识，没有对基本作家、作品的理解，实践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刍议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学时设置上，实践学时和讲授学时要进行有机整合，既要有一定的区分度，也要强调二者的可溶性。就前者而言，实践教学与课堂上的讲授教学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涉及到众多的作家、作品，其没有讲授学时是不可能的。实践学时只能是讲授学时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实践教学与讲授教学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实践的过程也需要教师必要的指导，讲授的过程，也是实践的另一种模式。二者的融合，能够加强彼此所强化的领域，对学生的理论与实际操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其二，要探索有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方法。目前，工作在第一线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并有了较成熟的案例，诸如古体诗词的写作、古籍文献的整理、经典叙事文学的排演、古诗文的诵读与传唱等。任何成熟的教学模式，都需要有相应可行的教学方法作为支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方法是统摄整个教学改革的灵魂。从教学实践中得来，应用到实践教学终曲，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方法得以成熟的唯一选择。
其三，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关系的协调。理论上的宏观建构，或许不能保证微观与宏观的完全一致性。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如果微观教学现实与建立的宏观模块不能完全一致的话，会导致一系列因素的随之变化。没有基本固化因素的存在，教学模式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协调教学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的诸多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三、个性化考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课堂上的闭卷考试或者开卷考查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课程考查的改革，理应得到一定的重视。所谓的个性化考查，指在课堂的常规教学和实践之后，根据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史现象，创造性地针对某一可操作性题目，进行考查问题的建构，问题要具有新鲜性和趣味性，其答案一定是开放性的，从学生的作答中，可以看出，其对专业的理解，以及对专业延伸部分的操作能力。
第3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边疆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和基础内容。此外，边疆考古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充民族史研究，甚至与其部分重合；边疆地区相对“原生态”的人文景观和民俗事项，还可以成为民族考古学实践的重要载体。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或据地域、或依时代、或按专题展开，基础虽然薄弱，成就却是斐然。虽然不能说已经发展为某种学科体系，但是已经具备许多共性因素，也出现许多共性问题，因此有必要整体性地阐明中国边疆考古的若干基础认识。
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有一个逐渐形成和稳定的过程，历史疆域与现实版图有出入。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概念形成较为晚近，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周伟洲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①，是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前提。
疆域有盈缩，现实版图和任何历史截面都不可能反映历史边疆的动态发展过程。例如，西北朝鲜和越南北部红河平原曾经较长时期置于中原王朝的郡县体制，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贝加尔湖至巴尔喀什湖方向曾经较长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的羁縻体制，而中原王朝在新疆、青藏高原、台湾岛、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等地实施行政管辖的时间也不划一。更遑论“中国”概念（文化意义或疆域意义上）形成之前的远古时代（新石器时代）和上古时代（夏商周）的情况。还需要考虑，地理边疆和文化（政治、社会）边疆的不同内涵。
我们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②。秦并天下，疆域拓展至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西汉至明清稳固控制的本土地域一般在此范围，大致介于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体系中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称为“基础轮廓内圈”。前清版图大致介于羁縻体制与藩属体制的过渡地带，除蒙古高原外，基本在现今版图内，称为“基础轮廓外圈”。“基础轮廓内圈”以内，自夏商至东周中原诸侯渐次开疆拓土，战国时期燕国进入辽西辽东、赵国占领河套平原、秦举巴蜀、楚国扩展至潇湘和吴越，构成秦汉帝国之前中国历史边疆的“萌芽轮廓”。“基础轮廓外圈”以外，现今版图以外的一些地区，与中原政权曾经存在藩属或者羁縻甚至直属关系，或者与内附部族乃至中原政权联系密切，而且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往往在国境内外均有分布，不能断然割裂，我们称为“外延轮廓”。
综合考量历史边疆和现实版图的学理基础、国内国际学者约定俗成的研究内容、现实国际政治和历史边界问题的敏感性，以及“海疆”概念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中国历史边疆“四个轮廓”的地域空间在不同历史截面上表现出地理和文化（政治、社会）属性的边疆特征，与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涵括的地域范围基本相当，这一区域就是兼具共时和历时双重属性的历史边疆地区，而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大致包括：1、东北三省、内蒙古及冀北、晋北、大西北（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和陕北）、、大西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一部）。2、中国海疆的两广、江浙、福建，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3、不在现今版图，但是中原王朝曾经较长期占据或羁縻的地区，诸如西北朝鲜、红河平原、蒙古高原、琉球群岛等地。由于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文化区和历史民俗文化区的伸延，这一范围与行政区划会有一些出入。
边疆考古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作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普遍得到运用。文献史料对边疆民族的记述较简略，“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将“遗存”与“人群”挂钩，是边疆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内容。民族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也较突出。
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和文化习俗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加以对比来确定族属，或者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清楚的基点遗存相比较来确定族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内容。但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结论却往往不统一。正确认识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在“族”的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基础前提。文化人类学基础于“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理论兼顾了族群集团“情境认同”和“根基认同”的双重属性，在操作层面适宜比较弹性地分析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和“考古学文化”的各种复杂情况，开阔了“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思路。而且“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未必以确定族属为终极目标，也应该将族群的构建过程纳入研究范畴③。
“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和定位在国内外都有分歧，我们将“民族考古学”定位于一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大致有以下内容：第一，从考古学目的出发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观察，及其形成的田野记录（民族志）。第二，考古学材料与民族志材料的类比推理，从而建立起从物质遗存推断人类行为的关系法则。第三，民族学（人类学）材料和理论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普遍借鉴和启发，包括从器物功用研究到社会文化系统研究的各个层面。汪宁生、李仰松较早时期在云南等地进行的研究有许多成果④，王明珂从牧区环境、畜种构成、季节迁移、辅助生计（农业、渔猎、劫掠、贸易）着手讨论汉代匈奴和西羌的游牧经济⑤，更是耳目一新。我们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边疆现代族群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以新视角对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体质人类学研究古代居民的种族（中国边疆各地出土的古代骨骼材料表现出与现代东亚、北亚、东北亚、南亚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状）、性别、年龄和骨骼发育情况，近些年来又发展出考古DNA、古代病理、古代居民食谱等研究领域，对于讨论古代边疆族群的种族构成和交往融合、人口和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等有很大帮助。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至为巨大，在边疆地区尤其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边疆居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例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生态学背景，华南和东南沿海气候与环境变化与遗址地貌及其空间利用情况相关联。因此，以地貌、植物、动物、土壤、气候、海侵等内容为研究对象的“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作用突出。
中国边疆地区与西伯利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海东诸国存在考古学文化交流，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边疆地区恰恰成为与域外考古学文化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带，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边疆地域辽阔，我们相信水下（沉船）考古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区
考古学文化分区是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张忠培语）的研究环节，同时也是研究内容。宏观范围（指全国范围而不是某一地域内部）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较短时段上进行，如俞伟超将西汉前期墓葬分为六区⑥；一种时代跨度较大，如王仲殊将秦汉时代的中国分为划分为九区⑦。理论上讲，后者应当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是对不同历史截面的分区情况整体考量后的通盘表述。前者反映出相对共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比较精细；后者还能够反映出历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更能够看到历史长河冲涤中沉淀下来的稳定文化因素和区域文化特征，较具整体观和历史观。不过，任何两个历史截面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都会有所出入，因此时代跨度较大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往往只能概括性地表述。
1980年代初苏秉琦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⑧，影响至为深远。徐萍芳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⑨。中国边疆地区一般分为东北、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甘青、西南、华南、东南沿海、新疆和等几个考古学文化区，这只是粗线条的。各考古学文化区的具体范围及其历时性的伸缩情况，各文化区内的亚区划分等，均有待于深入和细化，尤其是各考古学文化区的渊源、文化特征、发展道路和文化关系有待于归纳和总结。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块块”（“区”）与“条条”（“系”）结合起来，“在追本溯源时要考虑文化的分解与组合，以及这种分解和组合有关的社会发展阶段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其中关键性的突变”⑩，因此提出许多有洞透力的整体性认识。比如，“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又如，“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11}。
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的确立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以东北文化区为例，苏秉琦“曾多次强调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个性，及其在史前时期直至满族起源过程所起的特殊作用，并逐步将东北区从整个北方区中区分出来”，并将其范围“扩大到‘白山黑水’至‘两个海’（指从环渤海到环日本海）、‘三个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四方’（中国、朝鲜、日本和俄罗斯）；时代从清开国上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燕亳’，这已是从更为广阔的东北亚地区古文化的发展来考虑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了”{12}。这一认识过程，还在继续。
边疆考古学文化带
考古学文化带可以跨越若干考古学文化区和自然地理单元，文化特征、族群结构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过渡性状，还具有民族走廊和文化通道的性质。但是也存在某些相对稳定的共性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更主要是古代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结果。
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13}。童恩正认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从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至横断山脉构成一条环绕中原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古代居民以畜牧和半农半牧为主{14}。“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汉武帝凿空西域以后被隔为两截，东北段与“北方长城地带”有很大重合，西南段民族学上习惯称为“藏彝走廊”。
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边疆还有一条“珠江地带”。“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或并重为经济特征，是中原农耕社会的生态边界，是“百越”集团与华夏集团的接触地带，古代居民的体质类型表现为东亚蒙古人种与南亚蒙古人种的宏观分野和融合，也是中原王朝较为稳定的行政边界。“南方珠江地带”可以理解为一条海疆文化带。
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串连起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之间的联系，也构成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边疆考古学文化带的历史意蕴，还远未被发掘出来。
边疆考古研究的学术内容
边疆地区的各个考古学文化区都有丰富而具体的学术课题。在宏观层面，诸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和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新疆考古学文化复杂结构的形成过程、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出现及原始畜牧业的发生、“藏彝走廊”南迁族群及其在东南亚的分化路径、华南地区在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方面的地位、东南华南沿海与“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的关系等基础性的学术课题已经纳入视野且有所突破。在更宏阔层面，“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具有全局视野的重大课题。涉及领土疆域的国际性学术课题也有许多，我们需要心态开放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提倡平和公允的学术讨论。
边疆大部分地区现今族群（民系）分布仍然较复杂，社会发展程度不及内地，边疆考古研究的成果可以为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撑。中国边疆考古和边疆史地研究，有必要突破学科藩篱，措意边疆民族和边疆社会文化发展，这其实都是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内容。（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珠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与民族互动”研究成果）
注释
①邢玉林：《1989～1998年中国古代疆域理论问题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②郑君雷：“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12月（总第311期）。
③郑君雷：“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④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李仰松：《民族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王明珂：“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分，1993年。
⑥⑨徐萍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2期。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秦汉考古”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⑧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⑩苏秉琦：《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0～51页、第92页。
{12}郭大顺：“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意义”，《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第4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古典文学 研究方法 综述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第5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社会教育；古筝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J63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08-01
伴随我国素质教育的推行及弘扬民族音乐工作的逐步深入，素质教育中音乐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古筝作为我国传统民族乐器，凭着自身优美动听的音乐特征而深得社会不同阶层的追捧，要想满足不同年龄阶层古筝爱好者的学习要求，务必要对社会教育中古筝教育开展优化创新。[1]
一、古筝社会教育对古筝发展的意义
毫无疑问，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古筝社会教育机构在推动古筝在当代传播、发展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据统计，我国现阶段古筝学习人数已达到数百万人次，而国内各类资质院校每年招收的古筝专业学生极为有限，因而大量古筝社会教育机构的涌现一方面对广大古筝爱好者学习古筝的愿望予以满足，另一方面也促进人们对古筝蕴含的丰厚传统文化形成了更深刻的认识，积极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下的弘扬与传播。
二、社会教育中古筝教育存在的问题
教学方式不科学。在古筝实践教学中，教师占据主体地位，学生仅对知识技能进行被动接受，如此必将不利于学生相互共享进步。
基本功教学不受重视。在古筝实践教学中，教师单方面向学生教授各类古筝理论知识，反复训练学生的弹奏技巧，仅仅为了使学生尽快通过古筝考级。教师缺乏对学生古筝基本功的关注，导致一些学生在长期学习过程中出现坐姿不正确、弹奏指法不规范以及缺乏演奏情感等问题。
教学环境不完备。古筝考级日趋商业化，国内各地区古筝考级中心及相关各类古筝社会教育机构受此影响，将考级通过率、商业利润视为工作目标，导致当下古筝社会教育转变成一种单纯追求考试分数、功利目的，以及追求商业利润和经济目的相结合的社会活动。[2]
三、社会教育中古筝教育优化策略
（一）教学方式方面
应当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开展教学内容，明确不同年龄阶层学生的心理发展动态，引入分班制教学方式，一个级别、同年龄段的学生划分成一组；秉承因材施教原则，所布置的学习任务要具备针对性，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避免教学课堂“一刀切”，同样要避免学生规行矩步，在古筝社会教育中要不断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创新。[3]
（二）教学方法方面
1.强化基本功培训教学。在古筝教学中，娴熟习得基本弹奏技巧极为关键。古筝教学内容中基本的五声音阶排列弦序，相对容易被初学者所接受。在对古筝基本指法展开教学的过程中，应当与常规乐曲练习相结合，经由指法练习促进手形固定，培养古筝弹奏者良好的习惯意识。
2.注重古筝表演技巧。在对古筝表演技巧开展教学过程中，第一步要引导学生对乐曲创作背景及乐曲呈现的思想感情予以明确认识，然后将它们切实应用至音乐表演实践中，完成对整首古筝作品的表演。无论对哪一首古筝作品而言，在进行准确弹奏的同时，还应当融入表演者自身对艺术、情感的理解，通过将娴熟的表演技巧与艺术情感融会贯通，真正意义上达成理性与感性的和谐统一。
（三）教学环境方面
1.构建舒适的教学环境。要想实现古筝社会教育的有序开展，应当尽可能构建一个舒适的教学环境，固定硬件设备尽可能配备齐全。
2.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接受艺术的陶冶，提升艺术修养。但家长们切忌对孩子进行机械式逼迫教学，应当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孩子古筝学习情况进行密切了解，使他们愿意诉说自身在学习过程中所面临的挫折，并与家长一同解决，强化古筝社会教育的成效。
四、结语
总而言之，古筝学习一方面是培养少儿课余兴趣、强化艺术素质的选择，一方面是成人充实闲暇生活、提高个人艺术修养的方式。要想满足不同年龄阶层古筝爱好者的学习要求，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总结经验，清楚认识到古筝社会教育对古筝发展的意义，全面分析社会教育中古筝教育存在的问题，积极促进古筝社会教育有序开展。
参考文献：
[1]朱丹.关于古筝商业化社会教育的调查报告与思考[J].艺术科技，2013，26（5）：68-68.
[2]赵丽瑞.如何在社会音乐教育中提高古筝教学[J].戏剧之家，2014，（15）：162-163.
[3]沙里晶.古筝普及教育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兼谈开展非专业古筝师资培训的建议[J].音乐创作，2013，（8）：186-187.
第6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传统；考古绘图；探讨
一、取得考古现场第一手资料的基本方法依旧是手工绘图
从过去到现在，我国还是主要依赖手工完成考古绘图。手工的考古绘图不但在考古发掘的整个过程中贯穿着，更重要的也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和依据。在我国最开始建立考古学研究的时候，虽然当时没有发达的摄影技术，但是专业工作者依旧手绘完成所有的考古图录。即使到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的技术因素也融入了考古绘图工作，工作者依旧可以根据现场实况和器物实体手工绘出了大量图纸，这些图纸不仅是第一手现场采集的资料，而且它的价值是其他二手资料比如通过临摹、修改、复制以及打印等得来的价所无法比拟的。
现在考古学领域已经开始大量应用摄像与电子技术，即便是这样，对现场信息进行保留过程中，对一些遗址现场全景，包括地层、地形还有遗迹及其分布的实测与人工绘图依旧是必要步骤。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将考古遗址和器物的原貌保留下来，测量和绘图的最基本方式依旧会采用方格网等方法。还有在考古遗址中，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现场示意图和剖面图。
现在由于一些遗址开发匆忙，专业绘图理念缺乏，绘图时也没有遵循正确的原则，致使没有第一手的绘图资料。这为后续的研究造成了一定困难。加上现在大量使用绘图软件，使一些人觉得即便没有任何的绘画能力，操作人员也可以利用软件将绘图工作完成，使得人们忽略了传统手工绘图的重要性。所以现在考古工作中出现了很多由于第一现场资料缺失而后续研究无法继续的问题。
二、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随着我国不断发展的考古事业，使得考古绘图的发展领域更加广阔。考古绘图除了在野外调查和现场发掘承担任务之外，器物的整理、考古的报告以及现场复原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考古绘图，它对考古学研究正在不断深入的影响着。
绘图作为三大要素之一，在器物的后期整理和遗址报告中承担着特别重要的任务，可以说是对考察成果梳理和陈述的最基本的手段。在考古学报告中，几乎所有的都要将图录大量的配在里面，并将考古过程阐述清楚，还要将器物的特征明示，同时把发掘的特征展示出来，最后将新的观点提出来附在报告中。在修复整理器物的过程中，通常要做的就是要对原物预先绘图，尤其是在修复彩绘的器物时，必然是先对原物信息进行采集和保留。比如新发现的秦俑一号坑里的彩绘陶俑，有很多块断裂了，考古学家在抢救修复前先对原样进行了绘图保存，这就是很规范的修复器物的做法。考古学者要想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图文并茂，所以说要想深入的研究考古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考古绘图。
三、考古绘图是向公众展示成果、传播信息的有效方式
考古绘图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将考古在不同时期的成就和发现的每个遗址的信息给国民准确的表达。考古绘图不但在考古工作和研究中应用了制图学，同时在考古材料的记录说明时也运用到了制图学的理论和技术。可以说在社会公共宣传的广泛领域都有考古绘图的影子。绘图在我国公布与宣传考古成就信息的时候更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对重大考古成果评选与以及文化遗产申报时，必须要有与之相关的考古图录，而这考古图录的提供大多都是依靠考古绘图工作者的。很多申报为历史文化遗产的考古遗址，一个很重要的申报依据就是考古绘图。
现在随着我国不断深入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关我国考古活动和考古成果的书籍越来越多的问世，通过出版领域使得很多考古绘图面向公众。比如考古队就提供了很多手工绘图给《亲历考古丛书》一书作为插图。通过这些考古绘图，公众对我国的考古成果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说它成为了一种有效的传播考古信息的方式。
四、提高专业技能是做好考古绘图的必要条件
第7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解读
中图分类号：K87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56-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我从中选择了《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阅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通过五个部分介绍了仰韶文化被发现之后，学者们对其文化源头的探索及论证过程；在长达数十载的争辩中，仰韶文化的源头从模糊到比较清晰，其中的研究和论证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阐释了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时间问题，并总结了之所以出现“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的原因。《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介绍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争辩、原则的确立及命名程序。选择这三篇文章，不仅是因为课程的要求，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例，系统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考古工作实践中常常遇到、看似简单而实为复杂的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一、 对考古学文化本身的深入解读
但凡人们在发现、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本身内涵的时候，都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种文化从何而来？也许是人们喜好追根溯源的心理、亦或是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都催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索文化之源头，就像人们喜欢攀爬最高的山峰、追寻最长的河流一样。但是，这样的溯源，对于考古学文化研究来说，要以所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本身为中心，只有对其本身进行详实解读后，才有依据去追根溯源。
所以，在《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所总结的各位学者关于仰韶文化源头研究的“分源”观点，即仰韶文化虽然分布面积广、其中类型多种多样，但是其早期的各类型却各有其来源。从此观点出发，以追求仰韶文化之“本”的源头，便使线索清晰，有理可循。这就是在找准了仰韶文化之“本”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二、严谨的考古学方法
地层学和类型学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如何将这两种方法准确、灵活运用，我认为却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虽然，就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问题而言，王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开篇即提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至于这样局面的症结所在，现在似乎还并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我们依旧可以从前人的探索中学习、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
在考古学中，还有另一基本理论——地层学，我认为我们利用类型学进行器物研究，至少是应该以地层学为基础和前提的。王仁湘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还提到，随着下孟村等遗址的发现，地层证据成为了显示半坡文化早于庙底沟文化的一个依据，许多学者，包括曾经认为庙底沟早于半坡文化的学者，也通过对地层的解读，认为半坡应该早于庙底沟文化。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如何去思考、对待考古学文化的嬗变，怎样确立考古学文化嬗变的维度，也许会比文化人类学难得多，因为考古学的文化研究对象已成为历史，并湮没于黄土之下，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在现世中还能找到，并且可以对目标进行跟踪调查访问；但是我相信，透过地层、遗物、墓葬、房址、经济生活模式、地理位置、规模……我们依旧能够从文化的整体空间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是现在于我来说，由于积累有限，解决这些问题还非常困难。
三、结语
要挑出别人的问题和错误是相对较为容易的，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非常困难的。虽然，现在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早年的研究，会发现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陷才促使我们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今人一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却耗费了前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中，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读完王仁湘先生的这三篇文章之后，我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要解决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我自认为是能力不够的。不过，这也将会是我进一步学习的一个起点，让我从这些问题着手，更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第8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一
本世纪20年代初，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而在中国史坛上兴起了以疑古辨伪为职志、以怀疑传说神话古史的疑古派史学。以顾颉刚先生等人为首的古史辨派，揭橥致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讨。他们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许多迷雾，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迈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诚然，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滥觞和发展起来的疑古史学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把当时疑古派的史学观视之为“极端之怀疑论”，称他们“标新立异”、“妄肆疑辨”、“厚诬古人，武断已甚。”（注：钱穆对疑古派古史观否定性的评价可参考他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 页）等有关论述。）但是这些否定性的言论，并不意味着钱穆自始自终就对“五四”以来的疑古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评价。事实上，钱穆早年非但没有否定当时的疑古史学，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考辨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相当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他在1928年写成的《国学概论》中曾明确指出：“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今则……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注：参见钱穆：《国学概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7—149页。）在1931年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对胡适、顾颉刚提出的“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传说的方法”（即胡适所称的“剥皮的方法”）也并不反对，相反地说他“对这个见解和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不仅如此，钱穆早年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的这种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1928年夏，在苏州中学任国文首席的钱穆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题的演讲。他在演讲辞中明确指出：
《易经》决不是一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各时代许多人的集合品。我们并可以说《易经》中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其是《易经》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辞爻辞，是《易》的第二期。其余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东西，是《易》的第一期。我们现在借用近人胡适之所称剥皮的方法，先把《易经》里第三期东西剥去，再把他第二期东西剥去，单只研究《易经》第一期里面的东西。把第一期的《易经》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研究第三期。把《易经》成立次第依着历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72页。）
显然，钱穆早年治古史的一些见解与“五四”以后的疑古派的古史观有某些相同之处，他考订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过疑古派“剥皮”方法的影响。同时，钱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记诵潇博、考订精审而名播学界的学者，他早年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他与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样具有大胆的疑辨思想与批判精神。钱穆本人也称自己“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两者分辨，仅在分数上”。（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研治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和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确有一些相同的见解。
二
钱穆先生与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他们的治史主张却又是同不胜异的。我们认为，在20—30年代，钱穆对“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史学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写成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对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对其古史理论与方法抱有相当的赞同。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言论转多，1935年发表的《崔东壁遗书序》可为其代表。而对疑古派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全面而公开批评的，则以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为标志。在书中，钱穆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张称之为“极端之怀疑论”，声称“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综观钱穆对疑古派治史主张的批评，我们认为他们在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第一，对“疑”与“信”、“破”与“立”的不同理解。
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样，钱穆同样也主张疑辨，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但是，在对待疑与信、破与立的关系上，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尽管古史辨派也主张“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为求建设。”（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然而在具体的古史研究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则，主张通过怀疑来达到推翻传统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们常常把疑作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点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钱穆并不一般地反对疑古，但与古史辨派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他在1933年给《古史辨》第四册所作之序中就明确提出了“怀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观点。
信亦有广有狭。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广。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若世之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再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余，立已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后来他把这一主张更精简地表述为“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注：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1958年香港自印本，第140页。）显然，在钱穆看来， 怀疑本身并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一味怀疑必然流于破而不能立。他的目的是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推翻古史。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对被疑古派誉为“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的古史观提出了批评。他说崔述“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因其不敢破经，故“信之太深”；又因其过分疑古，故“疑之太勇”，指出崔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其弊陷于所疑之过多，故崔氏“所疑未必是，即古说之相传未必非。”（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289页。 ）钱穆认为崔东壁这种疑古太甚、辨驳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虽不为清儒所重，但到了“五四”时期却为胡适、顾颉刚等人所承继和发展，演变成对一切古典文献的怀疑。他说胡适“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最为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注：《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在钱穆看来，这种对古代典籍普遍怀疑的主张对研究古史特别有害，它势必会导致对上古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所以他对当时只破不立的疑古学风大加批评道：“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歧出益迷”（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称“近人尽从疑古辨伪上来治史，所以终难摸到历史大动脉之真痛庠。”（注：钱穆：《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第30页。）
第二，对清末今文经学的不同看法。
诚然，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经历了对今古文经学继承和批判的双向认识过程。他对钱玄同提出的“用古文批判今文，以今文批判古文，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的主张非常赞同，也曾站在古文经学求真的立场上批评康有为“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当目的”，“非学问研究”态度，也曾多次声称“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注：顾颉刚：《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32页。 ）但据此便得出顾颉刚已自觉地、有意识地超越了汉宋藩篱、今古门户的结论，似乎还有些勉强。众所周知，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关系甚巨。两汉以后渐为湮没的今文经学，到清代由庄存与开其端、刘逢禄奠其基，至龚（自珍）、魏（源）而蔚为大观，到廖平、康有为时集其大成。特别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直接开启了近代的疑古之风和顾颉刚的古史辨伪。然而，康氏之书写于戊戌维新时期，其书主要是借经学谈政治，为变法维新鸣锣开道。两书在政治上打击泥古守旧思想，意义甚大。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衡估它，其结论不免牵强、武断、难以令人信服。即便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之也有“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的批评（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颇受康有为今文学派观点的影响，因此他对晚清今文学家的疑辨思想和历史解释比较推崇，其著述不免用康有为等人的今文家说来为其古史观张目。他说读了《新学伪经考》，“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读《孔子改制考》上古事茫昧无稽、夏殷以前文献不足征，认为“此说极惬心餍理”，“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1930年顾颉刚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这是他阐述其古史理论的又一力作。该文在方法论上显然受到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认为刘歆所作的《世经》，是媚莽助篡的东西，《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是出自刘歆的伪造。他说：
康先生告诉我们，在今文家的历史里，五帝只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没有少昊。在古文家的历史里，颛顼之上添出了一个少昊，又把伏羲、神农一起收入，使得这个系统里有八个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来证实古文家的伪经《周礼》里的三皇五帝。这个假设，虽由我们看来还有不尽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经》和《月令》的死命了（注：《古史辨》（五），第254—255页。）。
后来在《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仍坚持古文经为刘歆有意伪造这一观点（注：《古史辨》（五），第 631页。）。对于顾颉刚所坚持的刘歆造伪说，当代学者多有批评之语。曾亲自参加过当年古史辨运动的杨向奎认为，无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顾颉刚），还是“古史的分化演进说”（童书业），“在方法论上都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古文经的健者。”（注：参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 《中华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22页。）汤志钧也指出，顾颉刚攻击刘歆造伪，“仍然是今文学派的方法，多少重复过去的老路”，“有时还没有完全脱离经学家的圈子。 ”（注：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 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358页。）
在对待《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为刘歆伪窜和假造这一问题上，钱穆与晚清以来的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看法截然异趋。在钱穆看来，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从汉武帝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绝非像晚清今文学家和疑古派所说的其间必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解释。所以钱氏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便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而作的。钱著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事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凡康氏曲解史文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加以说明，廓清了风靡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钱氏虽然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否定了刘歆造伪说，但是他并没有站到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因为他认为今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的真相并不相符。他声称是“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注：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出版。）1931年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分析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与晚清今文经学的不同之处外，还主要针对顾氏《世经》出于编造，少昊是刘歆插入古史系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昊，并非刘歆在后横添。”“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注：《古史辨》（五），第629—630页。）由于钱穆主张五德体系并非刘歆无端伪造，所以他致力于探寻从汉武帝到新莽王朝之间的学术渐进演变之迹，力主用自然的演变说取代刘歆造伪说，并劝告古史辨派“应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解释，而不必用今文学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刘歆一人。”（注：《古史辨》（五），第630页。 在钱穆看来，“五四”以后的疑古派虽有反对经学门户偏见的论述，但是在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却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经学门户偏见的影响。参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的有关论述。）显然，钱穆试图在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比较自觉地在做超越今古门户的工作。我们认为，20—30年代钱穆对晚清今古文之争以及古史辨运动与清季今文经学关系的论述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其批评的言论不失为持平之论。
第三，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如何理解传说与伪造的关系。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认为传统中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是后人层累造伪构建起来的。具体言之，则是经战国秦汉时人造伪而逐步形成的。（注：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所以他们大多不相信先秦诸子和汉儒对古史的解释，认为他们所称述的古史无非是某些理想的注脚，某些学说的附加品或为某些政治目的的佐证。钱穆也同意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非古史的真貌，它在演进过程中确有后人作伪的地方，特别是有战国诸子和秦汉时人托古改制的理想渗入其中。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战国诸子所称述的古史和汉儒对先秦古籍的整理和解释，固然有不少歧异和矛盾之处，但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它们大多是可信的，是分析和研究上古史的有用材料。比如先秦诸子之书，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和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疑古派因诸子喜欢托古或“取于寓言”，故多不信诸子之言。钱穆认为诸子之书的托古和寓言固不足信，但“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去，随心而道，片言双语，转多可珍。”（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又如晚清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大多怀疑儒家之与六经，全盘否定依据六经所建构的古史体系，钱穆则坚持“六经皆史”说，认为“治东周不能无取于《春秋》与《左氏》，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书》，此皆儒家所传，六籍所统，可信多于可疑。”（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6页。）再如对唐虞禅让说的理解， 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是战国形势下形成的新古史观，它首起于墨家的尚贤、尚同学说，经过广泛流传后，被儒家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和融铸吸纳到儒学中去了。从墨家首倡禅让说到禅让古史最后被写进儒家经典《尚书·尧典》，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数百年之久。（注：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册。）钱穆认为舜尧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主推选制，经后人追忆、传述而理想化。后人追忆、传述未必全属当时实况，但也绝非子虚乌有，向壁虚构。所以他说：“余读《尧典》，其文虽成于后人，其传说之骨子，则似不得全出后人捏造。”（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显然，在钱穆眼中，依据儒家六经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虽有后人造伪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事实为其依据，因此疑经疑古尽可，但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古史。为此他强调说：“谓六经不尽出孔孟可也，谓尧舜禹文武周公之圣统无当于古史之真相亦可也，然苟将从事于古史，儒家要为古学一大宗，六经要为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要为占古文中一大部。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观点为已狭；若将排摈乎是而求以窥古史之全体，其必无当，则断可识也。”（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90页。）
基于古史系统为后人层累造伪的理解，“五四”以后的疑古派大多否定甚至抹杀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认为上古流传之文字，多不可信，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皆后人之假托。比如胡适以《诗经》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宣称“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注：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第22页。）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东周以上的历史即“存而不论”。顾颉刚也说：“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注：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第35页。）与此观点相反，钱穆认为上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包含有许多可信的成分，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既不能因传说有不可靠的成分便将之弃置不用，更不能因传说里搀杂有神话而否定传说。因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忆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当然，传说也有许多不可靠的成分，对之不能盲目轻信，但是它与伪造、说谎却有本质的不同。为此，钱穆作了具体的分析：
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注：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20页。）
由于钱穆主张古史体系为自然的演进而非人为的造伪，所以他对当时的疑古派采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统统诿之古人的作法进行了批评，“传说来源非全无因”，“后人不得其说，而缘饰之以理想之高义。更后之人益不得其说，则谓全属古人之妄造。古今人不相远，岂应古之学人专好造谣乎？”（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近人全认传说为伪造与说谎， 此所以治古史多所窒碍也。”（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
第四，关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
30年代，钱穆执教北京大学，主讲上古史。面对弥漫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他在讲台上却宣称，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钱穆认为研究上古史应“通观大体”，不可对古史作“过细推求”。因为自西周逆溯而上，历商夏唐虞，乃至远古，人物无可详说，年代亦渺茫难稽，故不能仅凭年代、人物、制度学术去细推古史。为此他作了如下分析：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
（二）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专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
（三）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与之并起，若从此方面来研寻古史，仍不脱汉代经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那么如何来研究上古史呢？钱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其一，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经过史家主体的重新审订和解释可以用来研究上古史。钱穆认为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过于迷信固然不妥，但也不应轻易否定。因为“传说之来，自有最先之事实为之基础，与凭空说谎不同”（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4页。），故研究上古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 仍可以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情形之大概。”（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钱穆虽然主张用神话传说来研究上古史， 但他又反对对神话传说不加分析地全盘采用。因为上古的神话传说虽然包含有可信的成分，但是由于经过多次演变，许多已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加之又经过后人各以己意粉饰说之，遂致多歧。因此，史家应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加以重新的审订和解释。诚如所言：“上古神话为一事，历史真相又为一事。决不能以上古传说多神话，遂并其真相不问。若上古史之真相不显白，则以下有无从说起之苦。”（注：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1931年3月11日，署名“公沙”。）
其二，通过考察古人活动的地理区域来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钱穆指出：“治古史，考详地理是一绝大要端。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论事。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精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所以他又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的研究，力主把先秦古籍所载的古史地名具体落实到地面上，从古代历史上异地同名来探究古代各部族迁徙往来之迹，从山川形势来解说和分析当时各氏族的活动区域以及各族间离合消长之情势，进而论证各地区政治、经济、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为研究上古史提供一些“至关重要应加注意”之证据。
钱穆虽然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特别是古籍所载的地名、方位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认为对之绝不可盲目全信，也应作“审细考订”，以便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释。早在1934年钱穆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中，不仅从地名来历、地名迁徙、地名演变等方面论证了探检古史地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且还强调指出：“治古史的应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钱穆以《史记》所载黄帝活动的地理区域为例对之作了具体的考察。据《史记》记载，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疑其行踪之超，近于神话”。钱穆对此具体解释道：“崆峒本在河南境，熊湘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即覆釜山，一名荆山，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黄帝又与神龙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则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差不远。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也。”（注：《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又见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禹贡》第3卷第1期（1935年）。）
其三，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古史。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来研究古史风靡学界。钱穆对此方法也颇为推崇，认为“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上是用来证明……古史记载的。”（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20页。）
三
上述可知，在20—30年代，钱穆提出的许多研究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派而言的，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他反对学术界疑古过头的学风，其治史主张实际上是力图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诚如他在自述早年治史目的所说的那样，“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361—362页。）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钱穆提出的研治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固然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然而在回应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某种信古的倾向。但是，如果就此把20—30年代的钱穆划归为信古派，又不免失之于简单。这不仅因为钱氏本人曾公开明确地表示过反对复古，更重要的是他主张考古，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所以他一方面对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理论和考古成就极为钦佩，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的结论来论证上古历史之可信。他说：“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黄帝。……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明，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因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注：《国史大纲》上册，第6页。）而且，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正是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基础上，沿着王氏的考证之路以《纪年》订《史记》之误据之以考订诸子生卒年月和春秋战国史实的。据此我们认为，钱穆早年治史既不同于疑古过头、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别于迷恋往古、以古为尚的信古派，他与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等人的治史观更有接近处。诚然，钱穆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同样具有疑辨精神，主张疑与信皆需考，但他却公开声明“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 页。）可见，把20—30年代以考据名家的钱穆归为王国维一类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为恰当。所不同的是，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相证来研究古史，故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转时代之风气，其成就也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钱穆虽然也赞同以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相证来研究古史，但是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记载乃至古史传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搀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来作根据。”（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页。）所以就钱穆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言，主要仍是走的从文献考证文献的传统路子，这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他治古史的一大局限。
总之，钱穆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对古史辨派正面肯定的居多，30年代中后期，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针对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在他看来，古史固然有层累造成的一面，同时也有层累遗失的一面，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尤需研究，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显然，钱氏的这一看法也是建立在疑以坚信、疑以立信这一疑辨原则基础之上的。自40年代特别是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古史辨派批评的言论转多，几近全面否定。不过他这时否定性的批评主要是出自文化意义上，即对古史辨派否定性的评价主要是从民族文化立场着眼立论的。
第9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成教专升本“古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和主干课程。学好这门课程对弘扬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独立阅读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学术科研素养等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现行的成教古代文学教学却陷入了一种学生不愿学、教师不愿教的尴尬境地。其中固然有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成教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存在的问题所致。本人从事成教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二十多年，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针对这一现象，笔者认为，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在现行教材的选用、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手段的变革，考试形式的转换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惟其如此，才能提高成人教育的教学质量，实现成人教育的教育目标。
一、因时制宜，选用合适教材
加强成人专升本高等教育，须从课程的设置入手。首先在教材选用上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现成教特色
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尚缺乏统一的“专升本”中文本科教学大纲，没有适合自己特色的教材。据了解，很多学校借用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普通本专科教材用于成人教材。其教学内容与专科阶段多有重复，难以激发专升本学员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培养有特色的成教人才。成人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教学性质和教学目标上有明显的不同，在选取教材时，应突出成教特色。
（二）避免教材老化
“游史朱选”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权威版本，学术底蕴扎实，在体例、选篇以及对作品的评价上大体是公允的。但因时代因素，其思想体系和一些学术观点已显陈旧，选篇上也有重政治教化而轻艺术价值的倾向。以此来规范以自学为主的“专升本”课程的教学，有悖于教师继续教育、更新知识、培养能力这一根本宗旨。此后学界也出版了一些角度新颖、立论高远的古代文学教材，但有些提法尚不够严谨。在目前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本种类繁多、选材不一的状况下，教师在选用教材时，既要考虑学员的学习目的和实际需求，及时关注学术动态，捕捉最新学科信息，丰富教材的内容，还应增加一些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优秀古代文学作品，以弥补上述教材的不足。
（三）加强教材建设
要大力加强成人高等教育的教材建设，建立一套较为系统化、成人化的教材体系。有条件的可以编选具有成人教育特色，适合成人教育特点的合适教材。针对目前教育改革的形势及专升本学员实际需求，我们在编写本文由收集整理指导思想和编写体例上有比较大的突破，先后编写了“古代诗歌专题”、“古代散文专题”、“古代小说戏曲专题”等讲义和配套的文学作品选，形成了一套适合专升本学员使用的初级教材，并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明年可以正式出版。这套教材在充分吸收学科前沿信息的基础上，从文学体裁的演变发展以及各种文体的传承关系出发，阐述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助于培养专升本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对文学作品选，在不忽略道德价值思想价值的前提下，加大了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的选读。同时，有选择地向学员推荐其它读本，并鼓励学员课下根据个人兴趣，阅读有关作家的专集、选集乃至全集，拓宽其阅读视野，这样既保证学员考试中有章可循，又不囿成见，提高学术科研水平。事实证明，我们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学效果是令人满意的。所有学科教师年年被评为最受学员欢迎的教师和教学质量优秀的教师，本学科最早被评为学院重点学科和重点教学团队。
二、因人制宜，调整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完成教学目标的手段。我们不必纠结教学内容到底是以文学史为主还是以作品选为主，应根椐培养目标的要求，科学设置教学内容。在确立成人教育的教学内容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方法传授
专升本学员已具备基本的古代文学知识基础，教学重点不宜仅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而必须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把传授研究方法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既要拓展学员的文学史知识视野，培养基本理论的综合应用能力，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为基础教育培养优秀的师资人才。因此要着重引导学员学会如何学习、学好这门课程，怎样阅读分析古代诗文作品和评论人物形象，如何思考探究有关学术问题等。
（二）突出师范性教育
成教专升本中文学员多集中在师范类院校，师范院校的办学宗旨是将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传达给学生，培养合格的师资力量。因此教学工作中，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从教素质和从教能力的培养。一是重点拓宽学员的知识领域，进一步提高学员独立阅读分析和评价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为从事教学教育工作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二是面向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密切关注中学语文教改实际，及时调整教读篇目，以适应新形势下中学语文教育的要求。
（三）突出时代性教育
这既是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专升本学员现代意识的必然要求。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识的老化和僵化。若让这门古老的学科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教学中就应密切联系成人学习特点，从专升本学员的实际出发，关注学术发展动态，不断吸收学术界相关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把握学科理论和实践的前沿性问题，让学员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接受更多、更新、更实用的知识，突出教学内容的时代性。我们在教学中除了积极吸纳新的理论、方法，及时更新完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观念外，还有意识地去挖掘学科的人文性、审美性、研究性、创新性等现代意义，使培养学员的综合素养落到实处。
三、因材施教，彰显成教特色
许多论者指出，古代文学课程的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的单一与陈旧，明显不利于成教学生发挥主动性，提高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成教专升本学员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如果教学手段仍停留在只见“工具不见人”的层次上，或者满堂灌、一言堂，势必影响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整个教与学就会流于形式。因此教学方法上必须因材施教，扬长避短，有的放矢，突出成教特色。
转贴于
（一）强化学员的主体意识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由于教师往往主宰了课堂的话语权，使得知识传授几乎完全变成了单向的信息发送，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这也是导致部分学员不愿意学习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了解、把握专升本学员的学习特点，做好角色的转变，从传声筒的位置转化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学的重点由教师把知识“讲”明白转向引导学员自己去“探”明白，使学员通过探究式的学习去获得知识，完成自我的提升。这是成人教育课堂所要努力的方向。具体而言，课堂上教师可适度地综合运用答疑式、点评式、讨论式、辩论式等多种方法有效组织教学，营造民主、开放的课堂氛围，让师生真正互动起来，这样使学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教学，更充分地自主研讨。这种学习方法既可以强化和突出学员的主体意识，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思辨和实际写作的能力。
（二）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
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加强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改革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手段，是面向新世纪教育的必然要求。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必将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信息量大，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借助投影、教学课件等，就会相应减少板书内容和不必要的阐释，既可以有效地节约教学时间，缓解教学内容多与课时减少之间的矛盾，同时，较之传统的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也得以充分地体现。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诗词作品，意蕴丰富，韵味无穷。多媒体教学技术可以充分发挥古典诗词与音乐、绘画等其他传统艺术相融互动的优势，借助声频、视频等形象的直观画面，图文并茂，声情并茂，弥补其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更好地促进学员对诗词意境的感悟，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三）开设多样化的专业选修课
选修课有助于拓展学员的专业知识领域，提高知识研讨层次。特别是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单靠有限的必修课课时的学习远远不够。因此对于专升本学员开设选修课是非常必要的。在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安排上，既要考虑到专业的学术性，又要兼顾学员的实际需求，即从教能力的培养。如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建安作家研究、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专题作家研究，既可以开阔学员的学习思路和知识视野，也提高了学术研究能力。选修课的开设还要充分考虑到基础教育的需求，这类课程应占有有一定比例，如“中学古诗词欣赏”、“中学文言阅读”、“中学古代小说分析”、“古典诗词与学生人格培养”、“古代文人的人格魅力”等。这些专题讲座的开设是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也更能激发学员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