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中的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1、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中国古代文论》课程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专升本）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共72学时，4学分。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学生已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概论的基础上，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文论名著名篇，了解中国古代文论家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初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初步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发展线索，从而加深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加强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能力。

2、课程特点分析

《中国古代文论》是汉语言本科专业的必修课之一，是理论性较强的专业课程之一。文学批评，以业已存在的文学现象为批评对象，重在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作出评判。文学批评的具体内容包括作家、作品、风格流派、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等等。因此，文学批评是文学与人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加叉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大多由于西方文学批评之东渐而得以成立。而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就已十分发达，在某些领域还相当成熟。本课程就是要向大家简要介绍中国的文学批评及其特色和成就。本课程涉及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的主体文学思潮及其发生发展线索、重要文学理论范畴及其演变发展、重要文论家及其主要文论思想、重要文论著作及其理论意义等。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十分久远。从某种角度而言，有文学创作，就会有相应的理论批评。因此，就文学而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它的两翼，两者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对，共同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中国文学批评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它不同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国文学批评，是中国古代人对文学创作的理性总结，其中蕴含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文化学意义。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总结，有助于深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了解和领会各种不同的批评方法、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也有助于总结民族文化传统，理解蕴含在其中的艺术精神。当然，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最终意义在于，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水平，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提供借鉴。

二、学习者特征分析

1、记忆能力方面的下降与理解能力的增强

08秋汉语言本科班的学生大多为成人，其中35岁以上的学生占80%。心理学家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识记能力开始减弱，特别是“机械识记”能力明显下降，但成人借助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理解能力相对增强。这一特点在07春汉语本学生身上体现的极为明显的就是学生对基础知识(尤其是客观识记知识)的掌握较为浮浅而对主观分析题的理解较为自如。

2、学生学习的功利性

08秋汉语言本科班的学生大多为小学教师，大部分学生能主动分析自己的学习需要，形成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式和课程资料，并具备了一定的自我评价的能力。由调查问卷中关于学生学习目的的回答来看，学生的学习目的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性，约一半的学生选择了“为了文凭”的选项；另一半学生选了“提高自己”的选项。在选择 “提高自己”的选项的学生中，我们不排除有的学生含蓄地因此隐藏了自己“为了文凭”的真实想法。因为在授课的过程中，授课教师曾经与某些选择“为了提高自己”选项的学生交流，他（她）们曾流露出自己来学习是"为了文凭"的原因。

3、具有较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性

实践教学表明，成人学习是着重个人经验、强调实用性的学习。成人学习者已有的经验对于进一步的学习来说，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学习来源，也可能成为学习障碍，它直接影响学习者对新知识的解释和归纳。比如，近些年来，由于学术思想的开放，“学术口红”颇有泛滥之势，而这些“学术口红”直接影响了成人学生对学术客观正确的理解与分析。

4、缺乏行之有效的的学习方法

本学期教学改革实践表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教师的依赖性比较大，不擅长自己对 知识进行总结归纳，缺乏个性化的学习方法。

5、学习时间与工作时间的矛盾冲突

成人学习者与普通学校里的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成人学习者的主要时间是用来工作。这就决定了他们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学习。以08春 汉语言本科班的学生来说，这个班的学生80%为小学教师，90%为女性，80%的学生已成家。从这个比例来看，学生既要学习，又要兼顾工作与 家庭，这样，有时她们难以将全部精力放诸于学习上，从而产生工学矛盾。

三、课程实施方案和一体化设计特色

为配合本次教学改革实践，学期初，责任教师在深入理解教材的基础上，结合以往教学中积累的教学经验，对课程实施方案和一体化设计进行了重新整合与设计。本次实施方案与一体化设计的特点主要在于以源系流，以根养叶，注重源头与基础的把握，而不偏执于对细枝末节。

1、课程教学内容模块分类依据和分类方法

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内容浩繁，看起来纷繁杂乱、琐碎无序，好像没有严谨的理论体系可言。其实，如果深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我们会发现，在这些散落的篇章中恰恰有一个潜在的体系存在着 ，这种潜体系体现为批评家的总体倾向，既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

第2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第3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和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该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诞生。仰韶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非凡：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以遗址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真正传人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就此起步。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11月6日上午，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渑池县体育馆召开。11月6日下午至7日下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仰韶文化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弛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燕明研究员相继主持了三个时段的学术研讨会，共有26位与会代表进行了大会学术发言。闭幕式上，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研究员发表了讲话，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进行了大会学术总结。

一、田野考古新发现介绍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题为《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新发现》发言中介绍了西坡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该遗址自2000年到2006年共进行了六次发掘，发现了特大房址和墓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所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建筑面积达516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说明聚落内部结构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开始转变为开放式布局，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出现，也昭示着仰韶文化中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2011年9月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第七次发掘。此次发掘重大发现之一是遗址中心区的大型房址F107。F107门道向南，内可能有火塘。根据F107的剖面，推测房址的建筑程序大约为挖坑——立柱——填土——挖地穴——垫土——铺白灰面。该房址的发现为深入探讨仰韶时期大型房址的建筑工艺提供了新线索。新的发现总能带来新的启示。一个文化内涵的丰富取决于细致的田野考古，我们现在许多定性的研究需要大量考古信息的支撑。

吉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在题为《内蒙古通辽市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发言中介绍了哈民忙哈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堪称中国史前考古的空前大发现。遗址地处内蒙古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15公里，南距通辽市区40公里，总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清理面积达4000余平米，出土了大量珍贵遗物近千件。特别重要的是在7座房屋遗迹中发现了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完整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这在全国来讲尚属首次。另外在几座房址当中还发现凌乱堆弃的大量人骨遗骸，有一座房址内多达97具，反映了当时部落战争的真实场景，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居民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哈民遗址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之间，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奇特、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极其罕见。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类遗存的文化中心大体分部在中国东北的科尔沁沙地地区，年代与红山文化相当。所以，哈民忙哈遗址的考古发掘，健全了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序列，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

二、仰韶文化区系类型研究

张居中(中国科技大学)在题为《三论仰韶时代文化》的发言中把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典型仰韶文化”、“典型仰韶文化的亲缘文化”以及存在典型仰韶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时代诸文化的原始农业发展水平，随着气候的波动，各地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而由于典型仰韶文化的大举东进，与大河村文化的剧烈冲撞，才产生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西山古城，并随后形成了强大的王湾三期文化，出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的古城址。

第4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关键词】文物；考古工作；突破口

一、前言

考古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对物质文明的各类考察和综合。我国的考古工作者正在积极地寻找历史，发现那些被隐藏的文明，为世界考古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要积极审视自身的不足，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努力完善文物考古工作，以期促进考古事业的发展。

二、文物考古工作的作用

（一）增加考古资料的丰富性。文物考古工作则是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工作内容是研究相关的出土物品。地层学控制理论是文物考古的重要理论依据，据此来推断文物的出土空间分布。文物考古首先要审查遗迹单位，判断出土文物的年份朝代，再依次关注文物出土的微观空间分布和区域空间分布，考虑遗址废弃的对应过程。所以，考古学家要依据所出土的文物来不断审视过去对历史的解读是否有误，并依据已掌握的史学资料重新判定解读历史，还原史实。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考古资料也在不断丰富，历史的真相终将会被还原。

（二）提升人类的精神文明素养。文物考古工作不但可以丰富史学资料，还能还原历史真相，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有利于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以及人类精神文明素养的提升。历史文化等待着人们的发掘，同时也需要人民群众的保护。每一处遗址都需要当地人民以身作则，齐心合力的共同守卫。当地人们要积极学习了解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并将文化的精髓与气魄发扬光大。现阶段有许多的考古工作都从实际出发，主动寻求当地人们的帮助，积极宣传考古活动，来帮助广大人民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遗址，传承历史文化的精髓，把保护历史文物的工作变成自身的自觉行动，从而提升个人以及全人类的精神文明素养。

三、文物考古工作的现状

（一）忽视中原文化区的重要作用。我国的文化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我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未曾有哪一种文化一直占据着我国文化的主置，各个民族、各个学术的文明文化争相迸发、繁荣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局态。我国史前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已经被广大考古学家逐渐接受并赞同，这是我国考古界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在认同史前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仍要注重中原文化区的重要性，不能磨灭中原文化区在传承历史发展，沟通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中原地区文化是各个文化交汇的核心位置，是古代文明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的中心地区，所以，研究中原文化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余的文化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文化奥秘。

（二）考古研究工作尚在起步阶段。现阶段，考古研究工作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对遗址的发掘与文物的整理及分析方面，并没有发挥为社会服务的作用，也没有展示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我国的考古研究工作尚且停留在起步阶段，考古内容比较单一，没有将传承文明、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发展社会文明的工作与考古工作相连接，更没有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考古工作的附属产业文明也处于萌芽阶段，我们要将考古工作发扬光大，不但要保护文物不受侵害，同时也要让民众了解考古工作，要不断发展文物鉴定、修补、拍卖等附属产业，也可以组织考古现场的观光旅游活动，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能增长人民大众的见识。

（三）考古设备匮乏，科研环境简陋。考古工作不但需要专业细心的考古工作者，还需要高级机械设备的支持。然而目前，我国的考古研究院缺乏相应的机械设备，许多珍贵的大型文物仍然需要人工运送，严重影响了考古作业的进程，危害珍稀文物的安全。即便是国内最具盛名的考古研究院在保护文物、规划陈列空间、从事研究活动等方面也存在种种弊端，这会使考古工作存在漏洞，影响文物的收藏与保护，甚至会造成文物受损，失窃等严重的后果，对探究文物，审查历史等科研工作造成极大的影响。

四、提升文物考古工作的突破口

（一）提升考古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层出不穷。这些高科技为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富了考古资料，为考古提供了许多新方向和无限的可能性。目前考古工作者所掌握的考古技术，积累的考古经验已经远不能满足考古工作的需要了。因此，考古工作者不能固步自封，止步不前，应当积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更多的考古内容和要点，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工作热情来进行工作。

（二）加强考古工作的日常管理。考古是国家组织的追溯历史，发掘古物的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行为活动，因此，在从事考古工作时，要在法律的规定和指导下，依法加强对考古工作的日常管理。对于审核考古勘探资格的人员，一定要仔细考察，切不可敷衍了事，要重点考察其所具有的文物考古知识，和勘探流程步骤以及考古时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要对考古勘探工作实行质量控制管理，实施勘探工作监理制度，可由监理单位对考古工作全程监管，以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建设现代化的考古研究院。时代在变化，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考古工作也要符合时代的发展规律，不断的更新换代。因此，考古研究院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增强考古研究的配置，要根据考古发展的需要，建立完善的考古研究室、标本陈列馆、考古中转站；要注重保护考古研究的工作基地、及时整理工作场地，清理实验室。要将制度建设与自身发展相结合，不断完善规章制度，确保项目管理、保障经费、安全保障、储存资料等各项工作能够正常运行。

五、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在考古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许多空白已被填补、有许多未解之谜也被揭开面纱，考古的方向已逐渐增多清晰。我们要珍惜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财富，在考古时，要严格遵守考古规定，认真总结经验、理清思路、明确目标，仔细勘测，为促进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第5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关键词：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回顾与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自汉代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优雅者”作《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到考古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世多认为信史，把黄帝时代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并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添加甚或虚构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困惑和怀疑。于是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先生指出的，“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出现开辟了认识上古史的新途径，才为解开中国史前史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经过几代考古学家们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资料，中国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认识到，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乃至其他学科的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炎黄文化的正确道路。

然而，“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不但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始终而且将波及下个世纪。”因此，对中国上古史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笔者并没有能力对数十年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只能从考古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简略的回顾与思考，企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促进。

二、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的发现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特别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殷墟甲骨发现而引发的殷墟考古发掘和一系列新发现，则进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实物证据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中国境内有人类的历史追溯得更为古远。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甘肃庆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进而确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中国有^、类及其文化的历史已很古远了。

新的发现改变了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疑古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分布似乎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渭水流域调查时，曾发现了西安米家崖、宝鸡姜城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发现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的发现，虽然证明中国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居住，但这些文化与传说时代或炎黄时期相距太远。新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传说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大都挣慎重的态度。

(二)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学者们相信：“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将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上古史。随着考古发现确立了夏、商文化，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因此考古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关联。

20世纪50年代，石兴邦先生主持发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使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庙底沟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时期的史前文化连续发展的体系。这些发现使学者们似乎看到了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发展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生地和演进的中心。这样，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中心——中原地区就构成了“中原中心论”的主体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而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并与“黄帝文化”相关联。如范文澜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来到豫西寻找“夏墟”，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找到了一种晚于龙山时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后的多次调查、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由大

型宫殿式建筑和围墙、高等级的墓葬、青铜器和玉器构成的复杂社会的遗存，它广泛分布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豫西和晋西南。大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得从仰韶时期，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形成了一个文化连续发展的链条，初步显现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现的轨迹，从而揭开了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的增多，考古学家们已不满足于证史或补史，而是寻求解决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李济先生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之后，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距今4 000年以前的龙山时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岗城址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客观上把夏文化与史前文化联系起来。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阳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发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随葬有石馨、鼍鼓、彩绘龙盘、玉钺、玉琮等分礼乐器，还出土了1件铃形铜器。晋西南向有“夏墟”之称，先秦文献有“封唐叔于夏墟”(《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陶寺类型文化，应是探索夏文化源头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当为陶唐氏尧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考古的新进展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的发现，使得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推进到距今10 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考古则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条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在这些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促使相关学术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考古学和文明起源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6个区系。而这一文化时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着多个区域演化中心，于是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的历史。”当然，在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文明先生认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中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的核心。”这样，“多元一体”文明起源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其次，文明与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视，提出或借鉴了多种社会发展理论与模式。1983年，张光直先生首次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serrice)的人类社会演进由游团一部落一酋邦一国家的4个阶段构成的模式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龙山时代属由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酋邦阶段。之后，所谓的“酋邦理论”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则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严文明先生认为：依据相关文献记述，“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恰恰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合”。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外的乡村叫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说法，龙山时代似乎相当于酋邦阶段，但“我主张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国古代习用的名称叫国。因为这时期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时期。”进而提出古国(龙山时代)一王国(夏商周三代)一帝国(秦至清)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三阶段模式。

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龙山时代大量的城址、铜器和陶文等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元一体”的理论提供了许多新证据。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出土了许多铜器，有铜锥、铜刀、铜钻头、铜凿、铜环、空首斧、铜镜等，这些铜器有锻造，也有单范铸造的。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铜器的出现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有许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遗址新发现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残片上有朱书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也发现—块刻有11个字y的陶片。这些发现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长江下游，发现有瑶山、反山等高规格的祭坛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城址，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在长江中游，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动物。严文明先生指出：“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处闪耀着文明的火花，对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时代自然会长期为人们所怀念，宜乎后人把黄帝推崇为人文始祖。”因此“把龙山时代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比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有学者主张将这一时期称为“五帝时代”，认为“惟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

三、炎黄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包括炎黄文化研究在内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课题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炎黄文化应属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张岂之先生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依据“多元一体”的理论，炎黄文化仅是史前诸多文化中的一支，尽管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黄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应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故探索炎黄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与炎黄文化的关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黄文化应将其纳入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首先努力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析来探讨传说时代或“炎黄文化”的历史面貌，探索炎黄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黄文化的发展直至文明的出现等。但目前，史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忽视“五帝”时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古代传说和记载又不加检视地应用，热衷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甚至直接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这类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应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协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指出：“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围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载。苏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但目前，多学科协作仍不甚理想，各个学科各自为战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尚需进一步加强。

四、结语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从20世纪考古学产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史前文化时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文明起源和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第6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古工作进行得越来越顺利，大批的古代珍惜文物相继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得以欣赏和研究，但是伴随而来的是长期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也急剧损坏，由于人为的破坏，考古学家不能够清楚地揭示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考古及对地下文物的调查、勘探、鉴定和保护工作，继续划定并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的建设，坚持先勘探发掘，后进行建设的原则，在旧城内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时，依据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 ，加强考古调查、勘探工作，从而把考古工作列为文化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阻止文物被损坏，相应的法律法规应该被完善，加强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更根本的是切实提高保护意识.遗址考古的核心是保护，应尽可能不发掘或仅进行小面积发掘来解决学术问题 .应将文物保护作为考古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的必要内容，确保重要遗迹和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获得妥善保护.应充分考虑遗址整体保护和科学展示的需要，按照最小干预和永续保护原则开展考古工作.应根据考古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提出遗址保护，展示的意见和建议.并让他们懂得历史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保护文物遗存是每个人的责任.同时应该创新举措，完善遗址考古工作保障体系，具体办法如下：

（一）省级文物部门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为遗址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在政策、经费、人员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规划和设计单位应联合考古单位共同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展示方案，考古单位应积极参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保护方案制定、保护和展示工程实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在诠释遗址内涵、认定遗址价值、评估遗址保存和保护现状、划定遗址保护区域、选择遗址保护和展示方式、确定遗址展示对象和展示方法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

（二）遗址所在地文物部门及遗址管理机构应主动加强与考古单位的合作，在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日常管理中，支持考古单位严格执行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遗址管理机构应委托考古单位在有关工程施工现场进行考古监理，确保文物安全.施工单位应配合做好工程前期考古和施工过程中的考古监理和文物保护工作.施工结束后，考古单位应向遗址管理机构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考古监理报告，内容包括施工时间、施工区域、文物保护措施执行情况、现场新发现文物情况和处理措施等.考古监理报告应作为工程监理报告的一部分，并作为工程验收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科技和设施保障.推进遗址考古的数字化和标准化建设，建立遗址考古数据库和科研平台：不断改善遗址考古工作条件，逐步建设完善文物标本库、考古工作站等基础设施.

（四）加大投入力度.在充分保障连续性遗址考古工作经费的同时，遗址管理机构还应将结合遗址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开展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出土文物保护，以及工程文物影响评估和工程施工考古监理等工作所需费用列入工程预算.

（五）加强大遗址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和引进，提升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努力创造条件，保持专业队伍的相对稳定.努力吸纳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参与遗址考古工作，提高工作的科学性.

（六）国家文物局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加强遗址考古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与验收，检查、验收结果作为项目考核的重要指标.对拒不执行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国家文物局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或终止遗址保护项目的立项和审批，或取消相关资质.

二、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作为东方历史古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在亘古以来的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中，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从未间断，而各个历史时期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了不为后人所知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考古工作正是通过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等科学手段及科学仪器，以历史实物印证历代文献的记载和丰富史籍内容，探索祖国历史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向世人揭示中国在以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水平.

多年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大致包括对许多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文明要素进行探讨等等.这些探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考古勘探对了解中华古老文明的发展和它对人类的贡献，深刻认识自然、人类的发展及其历史的关系，预见我国未来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史为鉴，科技考古对古代遗址、古代气象、古代地理、人文条件以及遗物的科学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古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发展历程.

考古勘探工作也是认知遗址文化内涵的基础.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一系列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中国历史上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远远超出所有文献的记载甚至人们的想象，通过考古发掘所展示的社会历史文化，能使世人更为全面地领会到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文化.

三、形成良性循环，保护文物遗存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能力限制，也有社会的限制，然而历史文物遗存却深厚悠久，不一定也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代内就能够完全完成整个文物发掘，造成这样的局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对于那些不可抗性因素，人们不能做什么，只有通过考古勘策调查为后人留下足迹，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完成文物的发掘和保护，让人类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文化，传承历史发展.通过向公众展示向遗传考古工作的过程和成果，积极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充分发挥考古工作的教育与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增强遗址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促进文化发展.

第7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关键词：文化展示；考古遗址；遗址公园

中国是世界上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传统不曾中断的多民族统一国家。遗存至今的大量文物古迹，形象地记载着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它们不但是认识历史的证据，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

迄今为止，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1/4是大型古代城市遗址，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文明发展过程的集中体现，很多国家把考古遗址作为文物保护的重中之重。[2]考古遗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集中体现了中华悠久和璀璨的古代文明，在旅游、城市和文化等建设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十一五”期间考古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实行标志着中国考古遗址保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推动考古遗址保护发展的新形式，为城市建设和考古遗址保护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为城市文化建设找到了新内容。[3]目前，中国考古遗址保护在各地正在蓬勃地兴起，[4-5]利用遗址公园建设契机推进相关传统文化展示建设，不仅是考古遗址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传统文化与考古遗址相互依存

目前，学术界尚没有给传统文化下一个严格而精确的定义。如果按照文化的狭隘定义，可以认为：传统文化是指古代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如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礼仪制度、行为方式、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宗教信仰等。[6-7]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我党建设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的一项基本方针，一直都受到我党历届领导人和政府的重视。[8]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0]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11]

考古遗址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蕴含了古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具有种类众多、规模大、价值高和影响深远的特点，[12]往往是古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缩影，体现着古代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它们在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常常被人们誉为历史时代的地标，如：美国芒德维尔考古遗址被誉为世界性的历史地标，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则被称为千年古都新地标。

此外，考古遗址承载了某一社会群体或人们共同体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进行的各种社会信息，如科技、艺术和社会活动等。因此，可以说传统文化是考古遗址的灵魂，而考古遗址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考古遗址不仅在物质遗存方面具有特殊性，在其文化层次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个性。如何全面地去认识一个考古遗址，就需要从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入手。目前，遗址展示已经成为中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能够揭示出遗址在物质层次方面的内容。相比较而言，传统文化展示（文化展示）则尚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实践也显得非常不足。

总之，传统文化是考古遗址灵魂，决定着考古遗址的历史文化定位。考古遗址是承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体，见证了历史人群的社会活动。因此，传统文化与考古遗址是相互依存的，其关系正如人体和灵魂的关系。

二、文化展示是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方式

毫无凝问，考古遗址只有通过文化展示才能够尽可能地揭示其蕴含的“传统文化信息”，而相关的传统文化只有通过考古遗址平台才能够进行“再现性”的展示。文化展示可以将考古遗址与其表征的传统文化连接起来，使人们能够在了解考古遗址的同时，认识其相关的历史。

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是考古遗址保护的两个重要方式。遗址公园建设始于日本，[13-15]由于他们重视遗存的可观赏性，因而特别注重利用遗址和文化展示方式“再现”遗址的历史风貌。[16]事实上，西方很多国家都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式进行本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依据旅游学对文化展示的定义，可以将考古遗址公园方面的文化展示定义为：以特定的传统文化内涵为线索，以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将抽象的传统文化主题通过具象的形态展示出来的一种场景设计方式。[17]文化展示是全面揭示考古遗址的文化内涵、弘扬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1.文化展示有利于全面诠释考古遗址内涵。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两种重要方式，我国也已经从过去重视遗址展示，逐渐地朝着并重遗址和文化展示的方向发展。例如：西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一直都非常注重遗址展示工作，广泛地利用景观营造、数字手段和轮廓表示展示模式；[18]一些遗址目前也开始了相关的文化展示方式，如大唐公主出嫁仪式，就是在丹凤门前按照唐代风俗习惯展示皇室嫁娶活动。

文化展示可以借助于遗址展示提供的场所，利用相关手段展示与遗址相关的传统文化内涵，其有益于全面诠释一个遗址的传统文化特色，加深人们对考古遗址和相关历史文化的认识。例如，英国弗拉格考古遗址公园是英国重要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址，[19]它将遗迹展示和文化展示协调统一起来。该考古遗址公园展示了部分古代遗迹出土时原貌，借以展示给游客古代遗址埋藏状态，同时也唤起人们对遗址的保护意识。同时，它广泛地采用了多种文化展示手段，如考古培训、实验考古、历史文化活动、多媒体演示等手段，使游客从被动的受众成为主动的参与者。

2.文化展示有利于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中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给考古遗址的利用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给遗址保护带来了挑战。事实上，中国诸多考古遗址都采用了完全展示遗址发掘现状的方式进行遗址公园建设，将珍贵的遗址置于各种腐蚀因素之下，遗址保护问题日益凸显。文化展示可以减少游客对文物实体的关注度，有效地减少文物面临的保护压力。如，日本的吉野里考古遗址公园就是在覆土的遗址上复原古代建筑极其相关文化内涵，仅仅展示了极少部分的考古遗迹，有效地保护了遗址。[20]

3.文化展示有利于文化旅游的发展。文化旅游是旅游现象中最为古老的形式，在当今国际旅游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7]考古遗址公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何将传统文化信息展示给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文化展示对于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可以弥补遗址展示的缺点。文化展示可以将传统文化以多种形式展示给大家，从而避免了文物带给受众的静寂感，使受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或者亲身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文化展示还具有无限扩展性，可以不断地衍生新形式和内容，吸引旅游者再次游览，为遗址旅游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新资源。

4. 文化展示在考古遗址文化产业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产业园建设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文化产业园作为文化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可以形成集创新、孵化、管理投资、后勤和产权交易等系列功能为一体的文化产业组织形式。[21]

目前，国内许多地方开展了文化产业园建设计划，其中很多都是以考古遗址为依托，如西安建设五大文化产业园计划，涉及考古遗址就有临潼文化产业园区、曲江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法门寺文化园区和华夏始祖文化园等。

历史文化发掘和展示过程是一个重现性过程，会再现一批优秀的历史文化项目，为文化产业提供发展方向和必要支撑。同时，考古遗址的文化积淀为文化产业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意资源，能够推动特色文化产品的形成。

三、考古遗址文化展示体系构建

1.考古遗址文化展示的内容。遗址展示以展示原真性的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目的，而文化展示的内容以古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因此，文化展示必须以遗址展示为基础，以考古遗址的文化内涵为对象，将它们再现于世，使人们了解我们具有历史特色的文化面貌。

文化展示目标的实现建立在对考古遗址承载的历史文化深入的研究基础之上，是对相关古代艺术、文化和科技的梳理，既需要文献和实物资料的支持，更需要社会不同行业的相互合作，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

总而言之，文化展示可以先从标志性文化建设入手，即以衣、食、住、行、娱乐、艺术、文学和建筑为线索，分别构建和恢复该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成一个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不同层次文化构成的文化展示体系。[22]

2.考古遗址文化展示的方法。历史文化具有显性和隐形的特点，文化展示可以依据不同特点的历史文化进行有针对性的展示设计，涉及的方法很多，主要有陈列展览、行为再现和媒介传播等方式：

① 陈列展览。考古遗址文化展示的陈列展览与遗址展示不同之处在于文化展示是以特定的文化内涵为线索，以特定的遗址为平台，将抽象的文化主题通过显性的形态展示出来。例如扬州城考古遗址公园中的宋夹城遗址中建有扬州城最大的群雕“铁血扬州”，就充分展现了扬州军民抗击敌军的战争场面，还建有一个“宋代文化陈列馆”，则展现了宋代扬州的民俗文化。

陈列展览的形式是多样的，有以文物实体、仿制品、展板、模型和文字说明为主的传统展览方法，也有以多媒体技术为辅的媒体工程展览，如井冈山革命历史展馆序厅中的多媒体立体画。媒体工程是集合声、光、像为一体，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最终实现表演来传达特定内容的一个系统工程，[23]是陈列展览的新趋势。

② 行为再现。考古遗址文化行为再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利用影视和舞台艺术表现历史场景。影视形式几乎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着很高的传播效率，可以在考古遗址保护利用宣传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相比而言，舞台艺术虽然受到时空限制，但也绝不能忽视它在考古遗址文化展示中的作用，它们可以形成文化旅游优势资源。其二，实施观众参与性项目。参与性项目的建设能够直接地搭建起连接游客和古代文化的桥梁，能够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消费需求，提升考古遗址文化展示的水平。日本吉野里遗址安排很多游客参与项目，如插秧、射箭、钻木取火以及制作勾玉、土笛、土器、玻璃制品等工艺品的简单活动，还聘请了相关专家举办讲座，也以实验考古学的形式向游人传授古代文明的知识，会不时举行各种特别活动来体验古代的生活。[24]

③ 媒介传播。遗址公园的媒介传播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实现。互联网具有信息容量大和多样性，传播速度快、高度开放性、便捷性和隐匿性等特点，是目前最为高效的一种媒介传播。利用互联网构建考古建遗址公园网络平台是考古遗址公园走向世界的强有力的工具，可以在观众和遗址之间搭建起一座便利之桥，使游客能够全面地了解遗址的相关信息，也能使公园得到相关的反馈信息。

古建遗址公园网络平台可以同数字化博物馆和虚拟遗址公园网络化建设结合起来，利用网络平台构建相关展示系统。数字博物馆是一个运行在网上的博物馆。它也是集供网民参观、学习、休闲及社会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馆，同时，它又能提供有关藏品更多的、现有研究所得的相关信息。[25]而虚拟遗址公园通过计算机技术及相关技术创建一个三维虚拟环境，用户通过用户接口感受虚拟环境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信息，可以同虚拟环境中的对象进行交互，从而使人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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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潘岷.展示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24]吉野里历史公园主页[EB/OL]. yoshinogari.jp/ch/

第8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关键词：夜郎文化；夜郎考古；民族考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151-06

Yelang Civilization and Ethnoarchaeology

SONG Xian-shi

(Guizhou Provincial Ixstitute of Historical relic and Archaeology，Guiyang，Guizhou 550004，China)Abstract：In this article，we mainly discuss on different opinion about the yelang Civilization in

the Yelang archaeology research an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Ethnoarchaeology in the course

of explorations of the Yelang Civilization.

Key words：yelang Civilization；yelangarchae；Ethnoarchaeology

一、关于“夜郎文化”的界定

(一)不同学科对“夜郎文化”的审视

关于“夜郎文化”的探讨，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自彼至今，众多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研究所得及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贵州对夜郎文化的讨论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范畴，形成了各自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上述学科因各自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及整个研究体系的不同，导致在对同一个被称为“夜郎文化”的考察对象做出界定时，自然而然地从本学科的视角，分别给予了“夜郎文化”这一史载千年却又面貌不清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同的定义与诠释。

历史学视野中的“夜郎文化”，主要是依据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并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的资料，观察分析夜郎国产生、发展、消亡的整个过程。着重点在于夜郎国的国别疆域、政治军事、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因而可视为对夜郎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地域文化概念的战国秦汉时期地方政权的聚焦。在这一层意义上的“夜郎文化”，按有些学者的观点，可以将其定义为“夜郎国文化”。[1]

民族学关于“夜郎文化”的研究，得益于其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并吸纳了考古学、历史学的成果。注重于对创造“夜郎文化”的主体民族即夜郎族的整体研究。从民族史的角度，利用民族志、文献学的资料，深入探讨夜郎文化的民族属性、夜郎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特征及社会组织结构等。这一层面上言及的“夜郎文化”，已经超越了局限于夜郎国时空范围的“夜郎国文化”，应视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夜郎主体民族为主并包含了“夜郎旁小邑”等有关民族在内的共同体所创造的一种地方民族文化。

而考古学对“夜郎文化”的认定，一直囿于该学科对任一文化命名必须遵循的“三要素”原则，即必须具备共同的文化特征，分布与共同的地区，代表同一个时代。[2]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有的学者以此为依据反对提出“夜郎文化”；认为贵州目前只有“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而没有“夜郎文化”；[3]而极个别的又认为不仅具备了以上要件，将“夜郎文化”确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甚至还进一步地把这种所谓的“夜郎文化”划分出了几个不同的文化类型，遭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否定和反对。[4]考古学界对“夜郎文化”研究工作的各树一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夜郎文化的客观认识，阻碍了夜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给整个学术界也造成了不小的困惑，令人无所适从。故此，本人不揣冒昧，提出一点肤浅的认识，以就教于考古界同仁及关心夜郎考古诸贤。

(二)考古学研究中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1、“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论

该论点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1)“根据文献资料和已发掘的遗址、墓葬、遗物综合研究”认为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均系古夜郎国地望。其境内发现的这批墓葬，埋葬习俗特殊，出土各类器物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尤其是奇特的‘套头葬’，独具一格的陶器和青铜器，以及无法辨识的陶器刻画符号和青铜钺上的符号，为国内考古资料所罕见或少见，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与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2)同时又认为“第一，这种文化发现的地域性不够广泛，要构成一种文化，尚需发掘更多的同类型遗址和墓葬……第二，这种文化的典型遗址、墓葬和遗物发掘太少，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属。”“因此，我们将其定名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5]

这一概念的提出，给夜郎文化研究罩上了一层迷雾：一方面认定讨论的对象是存在于“古夜郎地区”范围内与古夜郎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具有区别于其它文化特征的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一个地方青铜文化。充分论证出土遗迹、遗物的夜郎文化性质，认为“不管上述遗址和墓葬的分布地域、时代、还是葬俗、遗物，均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夜郎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有可能就是夜郎先民的遗迹。”同时还进一步分析出“夜郎民族社会经济中，渔猎业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夜郎民族的制陶业和纺织业也是社会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夜郎先民已经开始使用文字”等等。[6]但又从各个方面否认这些夜郎民族的产物属于任何层次上的夜郎文化。因此在此之前早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7]笔者认为，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具体内容分析，“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这一命名都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既然“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熟”那“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又是根据什么文化理论提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概念下的文化？按原观点，既不是考古学文化，也不是“夜郎文化”，只让人理解成是一种分布于“古夜郎地区”并且与同时代的“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殊不知符合此条件的除了关系“极其密切的”古夜郎国之外，还有其它什么文化具备如此特征？

第9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 一级学科 挑战 建议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将历史学一分为三，把原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和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随之而来的，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加合理地设置二、三级学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故不可小觑。目前的分类方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考古分为6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和专门考古，其中专门考古中，包括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二级学科的一些学科，如古代文字与铭刻、外国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考古等。而北大的学者鉴于中国考古学正在发展成为理论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技术全面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综合体系，主张设5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门考古和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科学，这种划分也值得借鉴。

在科技发展迅速、跨学科交流频繁、国内外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环境下，文物保护事业和科技考古迅速发展，再加上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机遇，一起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当代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定位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切实关系到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题为“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认为，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中更为广泛的应用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不断的渗透，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并且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笔者认为，考古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其学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们所言的“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与现在所定义的考古学截然分离。“传统考古学”所倚重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延续到现在虽已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对考古现象予以解释，但其思想贯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终。此外，前后对于人类起源及进化、文明发展进程、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观念的转变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也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对现有的考古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学术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设置落后于时展潮流的问题突出，培养计划中还存在着一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课程，而一些先进的技术并未得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存在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不完整，国际视野不开阔，理论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学科建设的失衡问题也较为严重，体现在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发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研究团队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问题上。

二、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人才培养出现的矛盾，适应新形势下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沿着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轨迹运行和发展，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我们当以此次学科体系调整为契机，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认真的梳理，继续巩固旧有的优势学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设薄弱学科，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与国外考古学的交流，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更加严谨科学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

其次，适当地调整现有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着力解决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考虑到文物保护人才的缺口，具备条件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应该考虑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养阶段增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或方向。应摒弃旧有的轻文物保护重考古发掘的做法，转变观念，尽快培养一批技术扎实、学术能力突出的文物保护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