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调研精选(九篇)

第1篇：民俗文化调研范文

一、我县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体系的渊源及现状

云和建县于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据境内凤凰山麓与龟山一带考古发掘出的石斧、石刀、石梨、石箭头等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县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并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南北朝初期，柳姓太祖元晔避乱于此，后来唐咸通中工部尚书梅姓因厌恶官场腐败，也辞官隐居于此。北宋年间，时任处州刺史王元见浮云溪两岸山青水秀、宁谧安逸，故定居此。从此便有柳、梅、王三姓定居云和繁衍生息。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百姓因金入侵而大量南迁，逐渐有更多的汉族民众定居于瓯江流域。到了明代，畲族民众陆续从福建迁徙到我县山区。清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又有大量的客家（汀州人）等其它汉族民众不断迁居至瓯江沿岸。近现代多次的民众迁徙入云，也带来了各民族、各地区的特有文化习俗的进一步融合，文化元素也进一步丰富，并逐步使我县形成了江浙、客家（汀州）、畲族等三大民俗文化体系。

我县的传统民俗节日文化同属于汉文化体系，按属性可分为岁时节令和祭祀节日文化，岁时节令有春节、元宵、中秋、腊月、重阳等，祭祀性节日有清明、神鬼节、端午、畲族“三月三”等。在我县广泛流传的传统节日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祭祀性和民间性的自发活动，其民俗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大同小异。

旧时我县传统民俗节日文化，可以说是四时八节，精彩纷呈，每个节日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与其相关的民俗活动。如每逢除夕，有除旧守岁、迎神戏、灯谜、狮子闹千家、龙舞百街、走马灯等活动。到了元宵节更是热闹非凡，历来就有正月十三至十五日迎龙灯、赏花灯、闹元宵的习俗，特别是舞动乡间的云和板龙从元代开始已绵延600多年未间断，而畲族元宵节则还有通宵达旦对山歌闹元宵等特有习俗。此外，我县及周边区域内的民众在千百年来的农耕生活中，经过自在、自发传承，也形成了世代传袭的表现重大生活内容的民俗节日，如畲族“三月三”、梅源梯田开犁祀福活动、沿瓯江村落的端午赛龙舟等等。

二、我县地方传统民俗节日文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历经千百年岁月沧桑的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文明成熟的缩影，它既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反映着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然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人员的频繁流动，世界逐渐成为了一个“地球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组织形式乃至文化意识的巨大变化，使我们每个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化的“世易俗移”，地方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传承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㈠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日渐消远，原有农耕社会的文化形态和方式逐渐消退，人们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我们的传统民俗节日文化大多是植根于传统农业的，是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的产儿。培育传统民俗节日文化“土壤”的退化，让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漠视于传统民俗节日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这是许多传统民俗节日被逐渐“淡化”与“矮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㈡外来文化快速涌入带来的冲击

科技的发展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农耕文明架构下原有的诸多文化都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很快瓦解、涣散甚至泯灭。一些优秀的传统地方民俗文化，往往来不及清查就被外来文化的浪潮所席卷而去。不少曾经影响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社会习俗和生活艺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元素严重退化，传统文化意识和传统思想观念被逐渐淡化。比如西方情人节和中国七夕节的遭遇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演绎的是同样的主题，遭受的却是不一样的待遇，一个火爆，一个冷清。外来文化的冲击直接导致传统民俗节日主体组织机制难以形成，也成为了影响我县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㈢本地人口流动频繁带来的冲击

作为集老、少、边、穷、移于一体的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小县，我县最大的特点是山多地少、村多人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据统计，全县11.14万人分布于170个行政村、842个自然村，平均每个自然村只有90多人，100人以下的自然村就占了50%左右，最小的自然村只有1户。这样的山水分割、人口分散、要素分离，导致了地方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低效率和低水平发展。特别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市民，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地方文化骨干的流失，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些地方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日渐流失。此外，其他尚分散居住在各个乡村的村民也普遍外出经商务工，而且一般只在春节回家，节后又匆匆外出，一般村落在家居住的人员已所剩无几，很难组织一定规模的文化活动。

㈣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带来的制约

经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融合，使得原本处于弱势的地方传统民俗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被切割、肢解直至没落；另一方面，地方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赖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我县目前就处于这样的双重困境当中，县域经济水平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村群众尚不宽裕，地方财政收入极为有限，目前还没有能力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㈤节庆活动运作模式单一带来的制约

任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当地的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建立在一定经济和社会生活基础上的节日文化活动运作模式也应随之逐步改变。然而，从我县近年来组织的几个节庆活动来看，其运作模式还有有待改进的地方，组织 策划也有有待完善的地方，还一定程度存在“为办节而办节”的问题，市场化、商业化程度不够，群众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这些也影响了我县各类节日活动的持续性开展。

㈥地方特色缺乏带来的影响

特色，是节庆活动的灵魂，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集中体现。目前，我县除畲族“三月三”相对具有民族特色（但与景宁畲族自治县相比又不具特色）、“梅源梯田开犁活动”具有一定地域特色外，其它的传统民俗节日都是大同小异，溶入的地方传统文化元素甚少，人为拼凑成分多，原生态成分少，未能很好地挖掘出地方传统民俗节日真正的文化内涵。各种传统民俗节日活动未能很好地成为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的展现，原生态性、地方性特色的缺乏，也影响了我县民俗节日活动的吸引力。

三、对传统民俗节日活动“办节”模式的一次探索

传统民俗节日蕴涵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文化内涵，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保护和发展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我县在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面一直在积极探索，特别是今年举办的雾溪畲族“三月三”乌饭节，因为“办节”模式的创新，让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作为全省8个少数民族重点县之一，我县畲族人口有近9千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8%。据考证，自明万历以来，广大畲民就有“三月三”吃乌饭、唱山歌的习俗。但长期以来，我县各地的畲民通常只是以一个村，甚至是几户人家的小范围聚集在一起举行活动，只是“各管各”的民间自娱自乐，明显带有地方封闭性的局限。在年初省政府公布雾溪为畲族“三月三”传统节日保护地后，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畲族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今年4月，在县委、县政府的倡导下，雾溪村举办了一场畲族“三月三”乌饭节。本次办节一改以往由政府自导自演、大包大揽的方法，而是明确了“畲族人过自己的节日”这一主题，突出了“吃乌饭”这一特点，提出了“民族特色有弘扬，群众主体得体现，年青人有事干，老年人有戏看，大家顺便还有钱赚”的目标，并采取了由雾溪畲族村具体主办、其他畲族村寨联办的形式。由于活动形式的创新，让本次活动带有了明显的原生态性，群众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活动当天，全县26个畲族村几千畲民自发地聚集到雾溪村，浓浓的乡音和民族情缘让广大畲民一到雾溪立刻就沉浸在了节日的氛围之中，大家手捧乌饭，载歌载舞，尽情享受属于自己民族的 “狂欢节”，以致到了深夜，围坐在篝火旁的畲民们还久久不愿散去。

虽然这次“三月三”乌饭节没有完全达到初设的目标，但“办节”观念和思路的转变，加上定位明确、主题鲜明，却让畲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在此次活动中得到了近乎完整的展现，同时也给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一次全新的尝试，为我们的传统民俗节日保护和传承工作拓宽了思路。

四、对我县地方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传承发展的几点思考

雾溪“三月三”乌饭节的成功举办给了我们诸多启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做好地方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传承发展这篇文章，就必须同时关注传承积累和创新重构这两个方面。没有传承积累,文化就没有基础和灵魂;没有创新重构,文化就没有活力和生命，“种文化”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同时，雾溪“三月三”乌饭节活动的成功举办，也说明了我县的传统民俗节日并不是没有生命力，关键是我们如何在保持原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创新思路，准确定位，将民俗节日活动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由百姓办，使百姓乐，让百姓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使百姓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传承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我们的传统民俗节日才能越办越活，越办越有生命力。

一是要建立民间自行组织为主，政府倡导推动为辅的“办节”机制。我县的一些民间传统节日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如春节舞龙与柳氏龙母传说、狮子闹千家等民俗节日文化千百年来经久不衰，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不过近年来，因组织松散、主体缺乏、计划不周、经费不足、协调困难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民俗文化才逐渐走向了衰败。因此，我们在进一步加大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挖掘保护资金投入力度和加强对民间民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发挥各民间组织自身的力量。通过建立各种民间民俗文化协会，加强对各种民俗节日活动的政策推动和组织引导，完善传统民俗文化组织体系建设；通过树立典型、培育传人，开展文化示范村、示范户评比等方法，逐步形成一批热心支持和维护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民间组织和传承者。同时，还要将传统民俗节日文化同现代文明有机相结合，为各民间组织及民间艺人搭设展示、发展的平台，为其创设适宜的“土壤”，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是要确立以城镇“办节”为主，农村“办节”为辅的“办节”思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民转产转业转身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可以预见，今后我县农民进城的趋势还将进一步扩大，城市化水平还将进一步提高。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不应该让此成为加速地方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消亡的一个因素，而是应该将这一原本不利的因素转变为加快保护和弘扬地方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一个契机。人口的集聚，同时也为需要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此类活动集聚了人气。因此，我们要立足实际，重点搞好云和镇、崇头镇等人口相对较密集城镇的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活动，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培养文化经纪人等途径，进一步做大做强重点城镇的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活动。同时，通过城镇的示范、引导和辐射作用，逐步激发其他周边乡村民众过自己节日的热情，促进全县各地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是要做到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文化更是生活的升华。我们在开展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活动中，除了要继续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保留独特的地方风韵外，更要紧跟时代步伐，为其输入时代的新鲜血液，赋予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以新的内涵。只有这样，我们的传统民俗节日才能更加符合时展的节拍，才能为更多人所接受，才能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当然，创新发展并不是对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否定，而是一种扬弃，是在继承和发扬其优秀、独特的地方风韵的基础上的再创造。例如，畲族“三月三”活动作为一个传统的歌会，其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我们通过重新明确“过节”主体，调整“办节”思路，突出畲族乌饭特色，使活动获得了成功，但如果我们打着创新的旗号，让其对歌活动从旷野下、篝火旁搬到歌厅里，那就失去了畲族对歌原有的文化魅力了。

四是要将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与生态旅游资源有效地加以整合。文化与经济联姻，文化为经济鸣锣开道，经济为文化提供财力、物力支持，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目前，我县在政府财力有限，尚无更多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传统民俗文化保护和发展就必须寻求自主发展的现实途径。特别是在当前我县积极推进生态旅游的形势下，积极推动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与生态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使旅游这只有形的手与我县民俗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应该不失为一种双赢的选择。比如，我们可以借助小顺这一旅游景区，推动端午龙舟赛的开展，并通过龙舟赛的举办，进一步挖掘 和保护瓯江沿岸的船帮文化，进而也能进一步提升景区的品位。

第2篇：民俗文化调研范文

关键词：民俗文化；幼儿园；开发；融入；园本课程

一、问题的提出

民俗文化是一种生活化的教育资源，与幼儿的现实生活有着很大的联系。为了了解目前民俗文化有无走进幼儿园，有无纳入幼儿园课程资源范畴，在幼儿园中的运用方式与程度以及对幼儿的教育价值是否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实现的情况，我们策划了此次调研活动。

二、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方法为文献法和调查问卷法。

在查阅大量文献后，用自己设计编写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从幼儿园民俗文化资源运用方面入手，设计了有关民俗文化的价值、民俗文化的活动、民俗文化与园本课程的开发与融合等问题，较为全面地去了解嘉兴市民俗文化资源在幼儿园运用的现状，经由指导老师审核后确认发放。问卷分为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

其中，在研究对象样本选择上，电子问卷主要发放给网络上嘉兴地区幼儿园的教师进行填写，纸质问卷主要发放给随机发放附近一些幼儿园的教师，并询问一些关于民俗文化资源运用的一些看法。

本小组共发放纸质问卷80份，回收74份，回收率为92.5%，同时共收到了68份电子问卷，总数为142份。所有问卷经核实均真实有效，且数量达到一定要求，可作为数据进行参考。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我们调研小组将调研结果分为基本信息、运用现状和内在原因三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讨论与分析。

（一）基本信息

我们总共收到了142份调查问卷。其中就职于公办幼儿园的被调查者为95.1%，就职于民办幼儿园的被调查者只有4.9%，说明我们这次调查的数据针对公办幼儿园是较为科学的，但是对民办幼儿园的了解并不全面。在之后的调研活动中，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不平衡的情况出现。

我们同样调查了就职幼儿园的性质和等级，被调查者就职的幼儿园以城镇幼儿园、一级幼儿园为主，但总体来讲，我们在调查中显示出的幼儿园结构较合理，有一定代表性。

另外，由表 2可知在教龄方面，被调查者为0～5年，5～10年，10～15年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43%：26%：31%，专科与本科的被调查者的比例约为4：3，任教班级小班、中班、大班的比例约为1：1：1，年龄结构分布合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调查中我们的发现，超过90%的被调查者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但只有6%的被调查者非常熟悉当地的民俗文化。同时也有5%被调查者表示对当地的民俗文化基本上不太了解甚至一点也不熟悉。这表明大部分教师缺乏对当地民俗文化的了解。因此，在各地民俗文化的普及上，还需要更加深入和广泛。

（二）运用现状

由表 3可知，在认为开发利用民俗文化有哪些价值方面，增强儿童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最高的因素，其中促进家园社区交流、培养儿童的个性品质等选项也有较高的选择率。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孩子会喜欢民俗文化相关活动，说明民俗文化资源在幼儿园中的运用是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有一定的应用基础及可行性。

由此可见，教师们对民俗文化有着较高的认可度，认为开发利用民俗文化有一定对社会和对幼儿发展的价值。但是从中也可发现，并非所有教师都能够准确认识到民俗文化的对幼儿的教育价值。

根据表 4我们可以看到，有77%的教师常在课程开展中渗透民俗文化，其中只有28.5%的被调查者会依据儿童的发展水平、经验和需要对民俗文化进行调整，其他被调查者表示对民俗的变动性不大。也有23%的被调查者表示很少在课程中渗透民俗文化的内容。

由表 5可见，有90%被调查者表示会去探究如何将当地民俗文化更科学地融入到园本课程中，但是大部分教师都只是偶尔进行探究，常或总是会的只占16%，不会的占10%。这数据表明大部分教师对运用民俗文化资源的方式方法还不够正确，缺乏对当地民俗文化融入课程资源开展教学的研究，开发意识较为淡薄，能力有所欠缺。

根据表 6可知，民间文学、民间游戏、民间综合艺术被应用地较多，而民间美术和民间音乐被应用地较少。说明教师在开展课程中，有意识地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了选择，使之更符合教学实际。但是总体来说，民俗文化在幼儿园中的运用并不广泛，就目前情况来说，教师们在开展课程时，对民俗文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还没有很深的把握，开发的积极性并不是很强，利用民俗文化开展教学活动的方式和内容上较为单一。

四、探讨

窥一斑而知全貌，据我们调查发现，目前嘉兴市民俗文化资源在幼儿园课程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受到了教师们的重视，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大部分教师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对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且在园本课程中有一定运用。说明教师对民俗文化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部分教师在课程上也对嘉兴民俗文化资源多种不同形式加以实践运用，已经初步有了一些效果。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民俗文化资源在幼儿园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大部分教师在园本课程中渗透民俗文化时只是照搬原有的形式与内容，课程开发意识和创新意识较薄弱；部分教师对嘉兴市民俗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的价值理解不透彻，不能很好的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进行改编，可能会导致在教学活动的效果上并不尽如人意。另外，在民俗文化资源的利用频率较低，种类较为单一。

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本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首先，教育主管部门在开发民俗文化的教育价值上虽有一定重视，但更倾向于与中小学课程的融合。由于对民俗文化与幼儿园课程开发之间的联系认识不够，在两者融合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并未对幼儿园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因此，民俗文化在园本课程中并没有发挥其独到的教育价值。

其次，教师对民俗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了解不足，而且只会按照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选择，不会主动去学习尝试，对于一些较难融入课程的民俗文化资源没有进行探索分析，且缺乏园本课程开发的意识和能力。另外有一些教师的创新意识欠缺，没有很好的民俗文化资源运用方式，导致有些时候资源堆砌，没有有效的运用。

那么对于嘉兴市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如何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与利用，更好的融入幼儿园课程中去呢？

（一）增强教育主管部门的对民俗文化资源进幼儿园的重视

教育主管部门应增强对民俗文化资源在现代教育价值方面的认识，增加对于民俗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的重视，推动幼儿园开发与利用嘉兴市民俗文化。重视幼儿园园本课程中民俗文化运用情况，进行鼓励与扶持。同时，建议部门加大对民俗文化的宣传，促进社会形成重视民俗文化的氛围。

（二）促进民俗文化在幼儿园特色建设中的运用

幼儿园特色建设是教育改革的系统工程，幼儿园要办出特色，必须从整体着眼，从重点着手，选准“突破口”。幼儿园可以以“民俗文化”为突破口，充分开发与利用嘉兴市民俗文化资源，将其融入幼儿园课程中，对课程设置、教育形式等进行探讨和改革，推动民俗文化特色教育的开展。

（三）推动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加强幼儿教师对嘉兴市民俗文化资源的了解，更准确深刻地明白民俗文化的精髓，以便在教学活动中灵活地运用。

将提高教师的科学与文化素质的、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视为发展的动力之源：教师要加强研究民俗文化资源在园本课程中运用的途径，不断尝试、运用和开发，特别是对比较薄弱的民间音乐和美术方面，克服畏难心理，不断产生新想法，使民俗文化资源能够更好融入课程。教师要提高园本课程开发的意识和能力，组建团队进行开发。

教们可以对民俗文化资源的运用进行交流改进，定期分享自己的想法与做法，一起探讨，研究民俗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课程更好的途径。幼儿园可组织教师们互相观摩学习，吸收借鉴优秀的教育教学的活动内容与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春燕.浙江民间文化与幼儿园课程 浙江民间文化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2011.

[2]张卫民等.基于民俗文化传承的幼儿园环境创设[J].学前教育研究， 2011（6）： 57-61.

第3篇：民俗文化调研范文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中博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第4篇：民俗文化调研范文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学科创立之初，即与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等学科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轫和奠基时期，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参与到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中，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等人的研究成果，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多学科参与一方面拓展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在研究中始终保持着跨学科意识，面对复杂的民众生活现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不断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1927年11月，顾颉刚在其领导的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除“语言”和“历史”外，还设有“考古”、“民俗”等科目。1928年，顾颉刚主编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简称《中大周刊》)，后来又出版了《民俗》周刊，这些早期活动体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与语言学、历史学的天然联系。①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所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亦成为民俗学与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而顾颉刚等人在北京妙峰山所做的实地调查，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更具开创意义。妙峰山调查使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对于民间习俗是不能简单地用“迷信”二字去评价的。此次调查亦使中国现代学者开始摆脱西方学界特别是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更加主动接近民众的生活，了解民众的思想行为，进而为普及教育、改革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努力。②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民俗学者搜集研究资料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田野作业的方法，也称实地调查法———兼及区域调查法和参与调查法;二是文献学的方法;三是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即专业操作的技术性方法。③在上述方法中，将历史文献、田野调查及民间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不同于人类学者的田野作业，也不同于历史学者的文献研究，而是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出发，将不同资料进行参照对比，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对现代民俗学者来说，“将历史文献中的民俗记载、民俗文体文献和田野资料共同搜集，整体研究”，是对传统研究的挑战，也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④对上述资料、方法的综合运用，体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致力于文化整体研究的学科理念，也凸显了民俗学的学科特色。

中国现代民俗学在早期研究中，曾深刻地受到英国人类学派———如安德留•兰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等方面的影响，后来也受到过法国社会学派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对此，钟敬文曾称之为“描红格子”。⑤随着学术思想的成熟，中国民俗学者也在不断探索建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理论构架、资料系统与研究方法。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本土的民族文化，这一点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有很大不同。钟敬文在晚年著述中多次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学术，固然需要相互借鉴，但更重要的是“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要在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前提下，更好地借鉴外国有益的学术成果”。⑥借鉴外来理论并不意味着削弱本学科的独立性，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些观点至今仍有警示意义。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虽以本土的民俗民间文化为主，但其学术视野却是国际性的。二十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与激荡这一独特历史背景，使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创立之初即具有一种跨文化的视野。重视同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传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俗学会在杭州开展民俗学活动期间，就与国际学界加强了交往，除了邀请国外学者在中国的民间文艺刊物上，同来访的国外民俗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合作撰写研究专著外，“还经常在期刊杂志上报道国外民俗学的信息，为打破闭关自守的研究局面做出了努力”。①这一学术传统被传承至今。

从民俗发生、发展的历史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其中有很多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颇适于进行跨文化研究。钟敬文早期对中国、朝鲜和越南三个地区的同型民间传说《老獭稚传说之发生地》，以及晚年对中日民间流传的灰姑娘型故事和老鼠嫁女型故事的比较，都具有跨文化研究的特征。②而钟敬文对“狂欢化活动”的比较研究，亦具有跨文化对话色彩。③钟敬文将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思想运用于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解读中，他以民间社火和迎神赛会为例，阐述了其中一些比较主要的传统活动和民俗表演，“同世界性的狂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例如“两者都把社会现实里的一些事象颠倒了过来看，表现出了对某种固定的秩序、制度和规范的大胆冲击和反抗”。但与西方的狂欢现象相比，中国社会的狂欢化现象在文化内涵上“要相对复杂一些”。④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整体文化观与跨文化对话性质，程正民从文化诗学角度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他运用文艺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语境中都存在着民间狂欢化思想。以此为出发点，程正民通过对巴赫金在文化诗学研究方面所阐释的“文化观”与钟敬文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所阐述的文化观进行比较，发现二者都具有“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关系“是巴赫金文化观最重要和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巴赫金与钟敬文整体文化观的共同点。⑤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不断扩大，西方汉学界相继出现了一些以中国民俗民间文化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如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⑥英国学者杜德桥的《妙善传说》、⑦美国学者欧达伟的《中国民众思想史论》⑧和洪长泰博的《到民间去》①等。这些著述在资料系统、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上都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有明显不同，通过对这些著作的译介及中外学者的合作研究，有助于加深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人类文化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在同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对话的过程中，中国民俗学者也在从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和发现自我文化的价值，而这正体现了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的特征。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传统的形成，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欲推进国民教育发展的理念有关。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校长启示》，郑重支持北大教授创办《歌谣周刊》。这一行动与他作为一位现代教育家、重视平民教育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自那时起，对民俗民间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视以及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感，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坚守的学术品格。“民俗学兼有学术的和教育的功能”，钟敬文先生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投身于民俗民间文化的普及研究与民众教育工作。②直到晚年，他还在“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钟敬文始终认为“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在大学里开设民俗学课程，有助于学科建设，造就专业人才队伍;而对一般的社会成员，乃至中小学生进行民族民俗文化教育，则有助于增强爱国情感，提高国民的精神文明程度，使广大的国民不仅知道帝王将相和上层精英的历史，也知道人民的文化史，通过“普及这种民众文化知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服务”。③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众对民俗知识的了解正在经历从瓦解到重构的历史巨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从乡村走向城市，或者在不同的城市间栖息、游走。

第5篇：民俗文化调研范文

关键词：俗神信仰;文化现状;社会功能

农村俗神信仰文化是我国传统民俗文化之一种，它通常是以祭拜关公、龙王、送子娘娘、山神、土地、灶王爷等民间诸神为核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尽管其受到自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的强力冲击，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趋于消亡，但自改革开放后，他们披着种种民俗的外衣又纷纷从地下钻出来，在各自的领域中大放异彩，似乎表明它们从未曾远离过这个社会。它们是以一种既有的社会事实而存在，不论其披着何等神性的外衣，但仍然无法超越世俗的社会性，是世俗社会的一种变相表现。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种文化是与特定的某个社会或特定的一群人相联系的实体，是该群体所共享的一种模式化的生活方式。调查主要以山西省壶关县刘寨村这样一个交通不便、人口数量较少且以老年人口居多、俗神信仰民俗活动保存较为完整的村子作为研究对象，除去试调查，共正式发放问卷80份，实际有效问卷70份。为了保证小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采取了定额抽样的方法，调查了刘寨村的整体情况，同时注意协调了男女比例，性别比例，受教育程度，年龄等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调查的70人中，女性32人，占总体的45.7%。男性38人，占总体的54.3%。根据SPSS统计结果来看，本次调查的数据具有代表性，Sig值小于0.05.相当一部分数据显著性水平甚至小于0.01.完全可以推论整体。同时，我们又选取了7位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下面就以对问卷进行的SPSS统计为基础，辅之以深度访谈资料，试图对当前农村俗神信仰的文化现状进行分析。

一、壶关县刘寨村俗神信仰的现状

（一）俗神信仰人群呈现“女多男少，老多幼少”的特点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来看，该村对于俗神信仰的人数是呈现下降的趋势。虽然人数在减少，但还是呈现老龄信仰人数多，女性信仰人数多的特点。在对该村进行调查时，我们按照一比一的比例进行抽样，共发放了70份问卷，收回问卷中，其中60岁以上共42人。60岁以上成员占60%，其中女性26人，占62%。（二）信仰人群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本次调查中，被调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是未受过正规教育占14.3%，小学占51.4%，中学占28.6%，高中或中专占4.3%，本科及以上占1.4%。该村对俗神信仰的人群的文化素质绝大部分以上都是小学文化水平，仍然存在文化水平不高，文化程度偏低。在精神层面上得不到支持，在心理发育上他们还没有达到能够辨别是非的能力，加上父母亲的影响，很容易受到俗神信仰的影响。从该村现有的文化基础建设也可以反映出该村的教育水平。加上农村家庭观念较强，年长一辈拥有比较高的权威，长辈的为人处事的方法，价值观等等会对子女产生影响。老人们对于俗神的信仰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子女的文化程度不高，更容易受到俗神信仰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来说很低，城乡差距和历史观念的影响使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很低，无法接受到很多科学文化知识。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导致农民对俗神很是崇敬。

二、农村俗神信仰的功能的研究

刘寨村人们对于俗神信仰的态度表明，12.9%的人们认为有利于增强当地村民的感情，34.3%的人们认为有利于形成地域特色，1.4%的人们认为有利于扩大交际圈，利于人们感情的交流。整体而言，55.7%的人们认为塑身信仰倾向于积极向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社会的发展，对人们的生活也产生了影响。所以，下面对俗神信仰的功能一一进行简述：第一，规范行为，并起到伦理道德教化作用。民间俗神信仰不仅是祖先信仰，而是多神信仰，各种神灵“神化的精神和人格含有许多精深的人生哲理与社会价值观，对普通信众会产生较强的引导和感化作用。第二，精神慰藉作用。刘寨村88.6%的人们愿意为了俗神信仰去花费一些金钱，在调查过程中也了解到，在庄稼收成不好的时候，人们去拜拜龙王，总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虔诚的，为他们烧烧香，也希望得到神灵的庇佑，希望这一年可以风调雨顺。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农民遭受巨大的风险性，尽管中国政府在不断的出台政策缓解农民的压力，但是，政策由于执行得不彻底，也会照顾不到农民。所以农民才会去祈祷，希望通过祈祷来保佑自己。虽然民间俗神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整合作用，俗神信仰对当地村民的道德教化功能、精神安慰功能、心理调适功能能和道德规范功能等等一系列其自身所具有的功能对与社会整合、社会控制以及在增强社会凝聚力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俗神信仰文化的生命力强的内在力所在。正是由于这种内在力的存在，它才不会为外来文化所吞并，依然发挥着它的功能。但民间俗神信仰却消弱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我们信仰的唯物论是相违背的。这恰恰体现了一种文化在它的变迁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文化的冲突。

结论

改革开放后俗神信仰民俗文化的这种所谓复兴，绝不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简单照搬或复制，而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本文基于对山西壶关县刘寨村俗神信仰民俗开展田野调查，试图做到以小见大，透析出当下农村俗神信仰民俗文化的社会性、时代性因素。

参考文献：

[1]王宏刚.上海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宗教问题研究[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130-141.

第6篇：民俗文化调研范文

关键词：壮乡民俗 节庆体育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9―0084―03

1 前言

所谓民俗节庆是指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内，民众所创造和传承的具有特定主题方式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人口约1550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文山等地。广西百色作为壮族的发祥地，有着十分丰富的民俗体育，具备着研究的典型性，本文以广西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为研究个案，通过实地的调查与分析，研究发展广西壮乡民俗节庆体育，为研究广西壮族民俗节庆体育活动的现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及意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壮乡农村节庆体育活动中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广西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为研究对象，对广西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提出要科学规划、全面协调、战略与细节并重等发展节庆体育的路径。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通过本校图书馆，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并在布洛陀文化旅游节的举办地田阳县政府文化站和相关行政村村委会等部门搜集壮乡民俗节庆体育有关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实地考察法：走访调查近五年来广西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的举办地田阳县的体育文化局、田阳县桥业镇、百育镇、坡洪镇及田洲镇。

座谈访问法：通过对近五年来举办布洛陀文化旅游节的百色田阳县各行政村节庆体育的相关组织者、村干部及村民等具体个案进行座谈访问，得到有关壮乡民俗节庆体育的实况，收集发展民俗节庆体育的建议。

参与式观察法：直接参与近五年来布洛陀文化旅游节庆体育，观察记录了民俗节庆体育开展的全过程和村民参与的意愿、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获得相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问卷调查法：采用随机式抽样法，在布洛陀文化旅游节现场共发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80份，回收率为93%，有效问卷260份，有效率为87%。运用SPSS软件包统计分析问卷资料，在统计资料或其他方面的数据则直接引用。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广西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的基本概况

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是壮民族一年一度的盛事，布洛陀文化旅游节是广西壮族发祥地田阳县传统节庆体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从2004年开始，每年农历三月初七到初九，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九届。由百色市人民政府、广西壮学会主办，田阳县委、县政府承办。在运动会中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项目（见表1），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集竞技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为一体，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每年都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的到来。在敢壮山景区各体育活动场地举行抛绣球、斗牛比赛，抢花炮、摩托“箩拉”西红柿赛，布洛陀山歌比赛，狮王争霸赛预赛等活动；体育运动会因场面激烈、壮观，成为众多媒体记者聚焦的对象，充分展现了传统节日与民间体育、现代文明结合的魅力，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而又积极的影响，已逐渐成为当地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强大推动力与突破口。

3.2 广西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的群众参与情况分析

开展民俗节庆体育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民俗风情以及历史文化渊源有一定的联系。在调查中发现，每年一届的布洛陀文化旅游节吸引的游客越来越多，但是本地参与的群众越来越少，大部分只是为其中的壮族始祖布洛陀祭祀大典而准备。其次是群众参与民俗节庆体育意愿及其原因。据调查数据分析，近几年来非常愿意和愿意参与节庆体育的村民，分别为2013年70%，2012年80%，2011年82%，2010年83.3%，不愿意参加的和无所谓参不参加的村民则分别占分别为2013年30%，2012年20%，2011年18%（见表2）。不愿参加和无所谓参不参加的受调查者当中，村民表示不愿参加的原因是：节庆体育比赛不公平29.2%和节庆体育项目单一33.3%（见表3）。

根据以上分析，壮乡民俗节庆体育群众参与的意愿十分强烈，但由于举办项目单一、比赛不公平等、组织不力等原因导致民俗节庆体育开展的状况不容乐观，因此保护和开发民俗节庆体育活动已经刻不容缓。

3.3 壮乡民俗节庆体育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3.3.1 壮乡民俗节庆体育参与主体嬗变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了如下相关情况：第一，布洛陀文化旅游节虽然吸引了大量人参加，但当地年青一代对于文化旅游节中一些活动了解不够，甚至说缺乏热情。相关体育活动中参加者都为有着传统思想的老一辈人，年轻人有大部分也是由于家里老人的要求才参加的。调查原因是“在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乃至文化冲击下的农业社会，无数青年人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然而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地方农民文化的根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青壮年村民几乎都外出打工，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由于知识、精力等的限制难以组织参加节庆体育。第二，传统项目及手艺缺少接班人。在采访当地花炮传承人时了解到，最担心的就是缺少接班人，因为现在年青人对传统文化都不热衷了。因此制作花炮的手艺找不到合适的年青人去继承，长期下去手艺只会失传。因此在缺乏青壮年村民认同的农村社会背景下，壮乡节庆体育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3.3.2 民俗传统体育的失范与传承的矛盾冲突

所谓失范是指：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民俗传统体育也在这种变化中表现出规模萎缩、活动形式变异，在民族传统体育上的行为目标与手段之间缺少平衡，因此造成行为冲突、意义匮乏、组织混乱、核心形式丢失等现象。随着当地社会的发展，当地群众对布洛陀文化旅游节的理解逐渐表现为多元化、商品化、消费化。当然文化旅游节的开展离不开商业赞助的资金支持，但由于太多的商业广告夹杂在其中，使得布洛陀文化旅游节中的活动少了一份少数民族的文化韵味，而是多了一份现代化的商业气息。因此，布洛陀文化旅游节在世俗化、经济化下逐渐面临着失范的危险，其核心形式渐渐丢失，当地壮族传统文化失范与传承的矛盾冲突也加剧了。

3.3.3 传统体育项目衰竭与休闲体育需求的冲突

笔者在调研中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见表4）：民俗节庆体育吸引人们参与的动力是：体育项目的新颖性、趣味性、可参与性。在当今“时尚文化”盛行的氛围中，参与舞龙狮、抢花炮等人们借以纪念先人、祈愿求福的民俗节庆体育项目正在减少，逐渐面临着衰竭的现状。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已经趋于多元化，参与走亲访友、歌舞类活动、看电视上网等人群数量已经和参与节庆体育活动的人群数量所占比例相差无几（见表5）。可以说，休闲需求变异是导致民俗节庆体育部分项目在村民中不受欢迎的社会动因。

4 壮乡民俗节庆体育的发展路径

4.1 科学规划，走继承与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在促进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布洛陀文化旅游节中所蕴涵的那些少数民族文化正面临着失范的危险。在如何充分利用当地壮乡民俗资源优势的同时，保护好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这就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眼光去看待它。所以，在利用少数民俗文化遗产发展本地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还应努力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需要科学规划，走继承与创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在保护好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原则下，充分开发与挖掘本地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

4.2 全面协调，整体思考地域的综合

广西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作为当地壮族的一个以传统民族体育为主要特征的、重大的节庆体育活动，需要社会各级部门的配合与协作。所以，将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中节庆体育活动置于地域综合体中整体思考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当地体育部门在对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的规划与发展中，既要考虑当地民族文化资源的地域类型和相应的地域分工的空间布局，又要从本地所处的地域综合体的形成、发展来综合考虑，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

4.3 适当融入现代体育元素，丰富民俗节庆体育内容

民俗节庆体育活动在强调民俗体育特色与地方特色的同时，积极引入现代新的体育元素，这样不仅可以丰富节庆体育项目内容，而且可以增强民俗节庆体育文化的吸引力，不但更多群众可以参与到节庆体育活动的时空场域中，而且能带动人际间的交往。

4.4 打造全面旅游品牌，努力开发节庆体育

如今民俗节庆体育大多是作为节日习俗或生活而周期性地开展，体育活动的文化旅游价值对于大部分人们来说还没有完全地意识。而事实表明，旅游业与节日、节庆体育的联姻可以很好地促进它们的共同发展。民俗节庆体育凭借有突出的项目特色、丰富多彩的内容、浓厚的民族风俗、活动参与性强等特点，可以成为旅游体验的一部分，吸引外来游客共同参与活动。同时坚持把旅游资源，人文资源与体育资源相结合，把观赏性与参与性相结合，统筹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把收益性与保护性相结合的原则，制定好投资开发的指导意见，打造成一个民族旅游名牌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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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饶远.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开发理念的新认识[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2.

第7篇：民俗文化调研范文

关键词：山西省；民俗体育；学校体育；终身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0-0092-04

A Study on the Associ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A Case Study of Shanxi Province

ZHANG Hong1， MIAO Miao2

（1. P.E. Inst.， Baicheng Normal University， Baicheng 137000， Jilin China； 2. P.E. Ins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associ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The paper adopted th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sports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associated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lk sports heritage. It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re connotation， integrity，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between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moting associated development aiming at providing theory basis for scientif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Key words：Shanxi province； folk sports； school sports； lifelong sports

“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均在晋南，即现在的山西境内。山西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山西的民俗体育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蒲州形意拳、关公锣鼓、南阳走兽、永济背冰亮腰、尧造围棋、洪洞通背拳、垣曲高跷、清河舞狮、襄汾鼓车等等。

如果能够将这些具有民俗特色的体育活动移植于学校体育，给予它滋生、发展的土壤和空间，必将会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前进，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所以本文以山西省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为切入点，对山西省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进行客观而理性地分析，从而为民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奠定坚实的基础。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以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查阅中国期刊网、中国教育网、中国学校体育网搜集并阅读了与本文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与著作。

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查阅和整理，进一步明确民俗体育和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可行性及现实意义，探索两者联动发展的特征及文化内涵，为深入研究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1.2.2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法又称为实地调查法，分别对43名体育教师和25个教学班级的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对山西省民俗体育项目及中小学学校体育课程内容进行调查。

1.2.3专家访谈法对29名学校体育的组织管理者和专家学者，针对山西省中小学学校体育课程内容、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以及民俗体育项目的开展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访谈。

2山西省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现实意义

2.1学校体育促进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民俗体育的传承，学校体育是最好的载体，它体现了我国体育教学内容的特色，健身性与文化性的统一。民俗体育受客观因素影响所产生的继承、传播、发展的困难，可通过学校体育教育的计划性和可控性来弥补。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竞技比赛以及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形式，将民俗体育项目传授给学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民俗体育的传承方式，实现民俗体育项目的自觉传承和发展。山西省并州一中的大课间就融入了形意拳的学习，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还频频吸引日本、韩国的专家学者来校考察学习。所以民俗体育要发展，必须融入到学校体育之中。

2.2学校体育促使民俗体育走向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对体育目标的大众性、民族性以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课标中对体育课程内容有了民俗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要求。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的融合达到了新时期体育目标的要求，并且也将民俗性和世界性的结合体现得淋漓尽致。学校是培养体育人才、普及体育知识、形成正确体育价值观的重要场所，民俗体育项目引入学校，能够促使民俗体育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并最终促使其走向世界。日本学校体育融入了日本民间舞、武道、软式网球、独轮车等民俗体育项目，韩国的跆拳道、朝鲜民族舞等也被纳入到学校体育的教学内容之中。可见，只有让民俗体育走进学校，才能保证民俗体育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开展，最终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2.3民俗体育丰富学校体育课程资源胡小明（2008）认为，民俗体育是一笔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财富”，必须利用教育的渠道来敛聚。将民俗体育移植于学校体育可以丰富学校体育课程教学资源，繁荣校园体育文化。这遵循了将目标与手段融于一体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也体现了我国体育教学内容统一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我国地大人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的体育课程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有一个全体的教育规划来统筹兼顾的同时，又要有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教育计划，从而达到学校体育的教学目的。

山西地近边塞、民族杂处，自然环境独特，拥有内容丰富的民俗体育形式（表1），这为学校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4民俗体育有利于“健康第一”、“终身体育”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深入贯彻与落实仇军（2003）认为，我国有68.8%的体育人口的体育运动习惯是在学校体育中形成的。由此可见，学校体育在全民健身运动中起着举重轻重的作用。从1995年国家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到全民健身日的设立，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民俗体育运动简单、易于操作，对场地、器械、环境的要求不高，可以制约学生有“体”难“育”现象的发生，同时民俗体育可以培养团结协作、坚毅、沉着的精神，有利于 “健康第一”、“终身体育”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贯彻与落实。永济的背冰亮腰、忻州的挠羊等，能够培养果敢、坚毅的体育精神；清河的舞狮、天塔的狮舞、新绛的花庆鼓等，能够培养合作、文明的体育精神。

3山西省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特征

3.1多涵性同一体育课程资源对于体育课程具有不同的用途和价值，因而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具有多涵性。例如：忻州的挠羊赛，既可以成为学校体育的学习资源，也可以成为民俗体育活动传承的一种方式，还可以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使民俗体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学校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意识，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正是这种多涵性，给学校体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使体育成为生活方式变为可能。

3.2整体性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截取两者的交集，只有两者有机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学校体育的功能价值，从而尽显民俗体育的文化价值所在。自然环境、社会人文以及精神信仰是任何一项民俗体育形式所必须依附的，他们三者互相关联，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不可拆解的文化综合体。因此，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要充分考虑这个文化综合体的整体性存在和它的整体性发展。

3.3人本性学校体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所以在课程的开发、选择方面要体现以人为本，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文化的传承都是依靠人来实现。不论是活动参与者，还是文化继承者、创造者，他们的生活需求都会影响民俗体育的发展。因此，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过程中，要从学生出发，遵循以人为本的精神，协调文化、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关系，着重引导、鼓励他们的参与程度。

3.4创新性创新是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核心。体育教学过程中，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对民俗体育活动形式的改善，使其向着现代人的文化娱乐观念、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转化。进而提高参与性、观赏性以及促进两者充分的结合。例如，我国的舞龙运动，就是通过挖掘整理和试办各种舞龙比赛，使传统的民间舞龙习俗，走上世界舞台。并在1995年2月正式成立“中国龙狮运动协会”，出版《中国舞龙竞赛规则》，创编两套中国舞龙运动竞赛规定套路。

3.5互补性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有较好的互补性。民俗体育所包含的健身、娱乐、艺术、民俗知识、品德修养等多种具有丰富教育价值的内容，是难得的素质教育素材，而学校教育的可控性，可以实现集中传授，有选择地改进提高，高效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成为民俗体育运动发展的基础和输送后备人才的基地。

4促进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研究根据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特征，从学生对民俗体育的认知程度水平；政府、社会、学校的支持程度；民俗体育资源的开发；教师的职业水平；大众传播媒介等几方面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促进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模型（图1）。

图1促进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模型

4.1提高学生的民俗体育认知水平对山西省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的调查结果表明，有65.9%的学生对民俗体育概念模糊，不知道什么是民俗体育，以及民俗体育包括哪些内容，这是制约民俗体育在学校体育中发展、影响民俗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时代的发展和未来的挑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每一所学校都必须注意在努力探索各学科科学教学模式的前提下，结合当地的实际，选择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切合学生特点，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素材编撰成教材，对学生进行生动鲜活教育的优质课程。

学校本是传承民俗体育的最佳途径，但是从小学到大学学生在学校里所接触到的却几乎全是西方体育。在此次调研中发现，22所学校中仅有8所学校开展了民俗体育活动，但也仅仅是局限于完成“教学任务”后，所进行的游戏活动，没有将民俗体育项目教材化、列为正式的教学内容，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基本交给了社会。

4.2发挥传播媒介的舆论导向作用媒体宣传通过人的视觉或听觉的直接感受，起到文化传播、知识教育、产品推广等作用。新闻媒体应当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民族文化传播和知识普及的角度出发，对民俗体育的保护、继承与发展发挥应有的舆论导向作用。从山西电视台公共频道《中外体育新闻》的体育新闻报导统计分析中，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大部分都是有关竞技体育新闻的传播，很少涉及民俗体育活动的报到。为营造良好的体育文化环境和氛围，媒介必须充分利用地方资源、鼓励开展因地制宜，与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一起形成合力，推动民俗体育的文化传播与项目发展。

4.3增强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意识贾春峰（1995）认为，“市场经济需要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找到其存续和发展的新契机。”在发展思路上，民俗体育资源开发符合当代社会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民俗体育可以为当代社会提供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而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也是学校健康体育全面实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可是从山西省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现状来看，虽然山西省民俗体育项目形式多样，但许多项目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所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竞技体育项目。应该进一步贯彻国家体育总局出的大发展观、大项目观、大服务观思想，贯彻一城一地一品牌的体育发展战略思想，积极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体育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之中。

4.4大力培养体育专业人才几十年来，通过高校教育等各种渠道，我国培养了大批竞技体育人才，极大地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然而民俗体育几乎没有专门的人才培养机构和渠道，这是严重制约我国民俗体育，尤其是学校民俗体育发展的因素或瓶颈。

对山西省22所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调查发现，有89.56%的教师在大学学习阶段不曾有过民俗体育项目的学习与训练的经历。由此可以看出，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在民俗体育教学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缺陷。民俗体育能否成功进入学校，教师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为教师对民俗体育项目的了解、熟练程度直接关系到学生对民俗体育的认知水平、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以及教学的质量。

4.5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市场失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我国正处于社会改革的历史时期，所以在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政府职能，加大组织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的政策法规，促使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朝着更加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5小结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只有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才能更好地打造学校体育品牌，提升民俗体育知名度，最终实现两者各自的科学化、可持续化发展。但是，面对着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各种困境与挑战，要实现两者的发展，就要从政府、学校和公众三个层面共同着手，充分提高社会各界的关注程度，使社会、学校、教师和学生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从而使《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得到进一步贯彻与落实，同时也能够促进民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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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民俗文化调研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民俗文化 文化创意产业 产业化 模式和路径

浙江传统民俗总体上分为物质生产民俗和社会生活民俗。物质生产民俗包括农业和渔业民俗、工匠和交通民俗和商业民俗等；社会生活民俗包括会馆民俗、节岁民俗和生活民俗等。此外，还包括民俗信仰、口传文学、民间曲艺和方言文化等内容。

一、浙江农村民俗文化生存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民俗文化逐渐弱化，城市文化悄然流入

农民的勤劳改变了昔日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国家富民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致富激情，而文化底蕴却无法产生这一结果，导致目前农村民俗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伴随着城乡之间人员、经济的不断流通，农村地域文化也在近年来悄然发生了变化。各种都市的代表性文化开始出现在农村中，农村民俗文化开始城市化的变异。农村地区开始迅速接纳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及大众媒体的发展，原有的地域民俗文化平衡被打破，农村民俗文化的个性和特色不断被抹杀，失去了其本源性特征。

（二）农村民俗文化精神与经济建设存在价值冲突

改革开放深入推行给我国农村经济带来了快速的发展，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农村原有的文化结构被打破。相比较发达的城市文化而言，农村文化的滞后性在比较中相形见绌，农村新的文化结构形态尚未建立。在这一转型背景下，当前农村文化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随之带来了一系列文化问题。比如，农民文化权益得不到保证，农村文化活动难以开展，农民精神世界处于空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道德滑坡，价值观扭曲等一系列问题。农村文化建设还需加大力度改进方式。

（三）浙江农村民俗文化继承投入不足，人才溃乏

农村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农村民间传承人的言传身教。但是，现实中许多自然传承人都年事已高，视力听力急剧下降、行动不便，传统农村民俗技艺濒临后继乏人而失传的尴尬境地，昔日辉煌的传世绝活极有可能成为最后的绝唱。整体表现为地域分散、设施薄弱、规模较小的状况，相互之间的联系不深，农村民俗文化产业链尚未形成。部分地方保护措施不到位和滞后，致使损毁严重。农村民俗文化挖掘、整理和研究方面人才匮乏，研究深度不足，研究经费难以保障。在实际工作中，难以系统和持续地开展上述工作，很多民俗文化只能保存而无力保护，或是保护不到位。

二、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常常把文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 热衷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文化视为花钱的事业，甚至于认为文化建设是宣传文化部门的事情，对文化发展采取漠不关心以至于规避的态度。其实，文化是无形的，它具有极强的渗透力。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它必将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不再单纯搭台，它要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

（一）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开拓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2012年，浙江全省第三产业增速高于GDP增速1.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增速2个百分点，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1%，较上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总体结构调整正逐步趋于合理。但目前浙江农村的产业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现象，与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相类似，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也将成为促进浙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途径。农村民俗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产业化运作，使其发展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特色文化产业，充分、高效地将农村劳动力的富裕时间利用起来，转移到民俗文化的生产和经营上，使农民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闲余时间发挥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价值。发展民俗文化产品的加工、销售，可以成为当地具备传统技艺的农民艺人，进而是普通农户开源增收的新渠道。利用农村的地域文化优势，将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和壮大，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重塑民俗文化核心价值，助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农村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正不断消亡，产业化开发不仅能够促进这一稀缺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更能够满足现代消费者对于丰富符号价值的追求。（陈建宪，2007）通过直接的产业化和市场运作，文化自身也会得到迅速发展。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有效载体是文化的产业开发，通过农村民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深入发掘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民俗文化产品，重塑民俗文化核心价值，从而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既继承和再现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弘扬了新时代精神。

（三）提高农民文化综合素质，促进农村民间艺人升级为文化人才

民俗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中国民俗学文化创始人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文化是一种社会规范，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但并不为人们所显见，是最贴近所有人的生活、感情和行为的一种特殊教育方式。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因为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体。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民目前平均教育年限不足7年，在近4.9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52%。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在于树人，培养和造就一代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使农村民间艺人由普通劳力转型升级为文化技术人才，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民群体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三、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与途径

（一）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1.明确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定位

农村民俗文化的传承不是单独某个或某几个个体的义务，也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而是整个社会和全民的责任和使命。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涉及建设的内容不同、模式也不同，因此，农村民俗文化建设同样需要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加以考虑，因地制宜，准确把握自身定位，通过开发本地区的民俗文化资源，发展适合本地区的、富有自身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2.制定科学和理性的产业化发展战略

在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经济行为的政治任务化和过度的全民运动色彩，会让人们的思维理性部分丧失，使产业化发展背离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可能反而会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产业与单纯制造产品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必须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和衍生能力，还要具备前后关联的运作机制。农村民俗文化若要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在实现产业化、强调自身特色的同时，必须强化吸收和整合能力，通过协作交流和整体运行，与周边区域的农村文化经济相融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3.协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保护与创新并行

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两个方面。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产业的同时，也要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夯实基础，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则可以促进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产业之源是当地的民俗文化，保护好农村民俗文化资源这一产业之本和创新之源，才能保证农村民俗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保护是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前提和基础。

（二）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主要途径

1.强化队伍建设，促进农村民俗文化人才培养与保护

做好农村民俗文化传承主体的保护，建立农村民俗文化代表作名录，进行分类管理和保护。对这些代表作的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建立相关名录，以明确需要抢救与保护的对象。同时，作为传承主体的传承人，也应增强自身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改变保守的观念和被动的状态。

建立和完善农村民俗文化专业人才队伍。农村民俗文化保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专业性的人才和专业化的管理队伍是目前最需要和最缺乏的。对从事农村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人员进行强化培训，发挥其在这方面的优势，组成业务素质好、专业知识丰富的人才队伍。民间文化保护专家及大专院校研究人才，熟悉农村民俗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分布现状，在实践或理论研究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是农村民俗文化保护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应在依托政府和相关部门支持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2.加强政策扶持，提高产业管理水平

通过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则，充分调动文化企业的创新意识，发挥机动、灵活、高效的市场主体作用，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负盈亏，提高竞争力。鼓励并支持独资、合资、民营性质的文化企业积极参与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为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营造良好的环境，实现产业群体全要素、全方位发展。可以开发优秀农村民俗文化项目，通过合理应用电视制作、动漫设计、软件开发等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俗文化适度创新，进行综合的产业化运作，使农村民俗文化价值得到全面和深度的释放。

政府是产业的监管者和引导者。培育和维护高效的市场运行环境，为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可以从培育农村典型民俗文化企业、扶持传统文化创新、建设文化创意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通过硬环境（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等）与软环境（农村民俗文化保护与创新等）的建设打造产业发展环境和支撑体系，从而将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从政府的单一角色转变为社会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共同职责。

3.完善产业链，促进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融合

民俗文化在形式上可以继承，在传播途径上可以不断创新。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传承和传播文化的载体早已跨越了单一的纸张时代，体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征。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把制造业、旅游业、建筑装饰业、信息业等相关产业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并正在改造和提升上述传统产业。如果将民俗文化元素或符号经过创意植入其中，将会提高这些产业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因此，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可以在文化资源的挖掘、保存、开发和利用，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从生产到传播再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形成强大的文化辐射、衍生能力和前后关联的运作机制，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在实现产业化、强调自身特色的同时，强化吸收和整合能力，通过协作交流和整体运行，与周边区域的农村文化、经济相融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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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民俗文化调研范文

[关键词]田野调查；民俗学概论；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603（2016）10-0170-01

一、田野调查与民俗学的关系

田野调查又被称之为田野工作、田野作业以及野外考察等。田野调查在人类学研究中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基础的一种方法。不仅如此，田野调查也逐步成为民俗学研究过程中经常应用的、最有效的方法。作为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学科，民俗学具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它的所有资料都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换句话说，民俗活动就是民俗学得以发展的基础，民俗学就是以传承民事项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以田野调查为手段，通过深入地进行田野调查来获得重要的理论。对于我们所说的“田野”，现阶段存在着多维阐释。[1]一直以来，我们对田野的认识，是以自然主义理想为基础的，认为田野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甚至觉得只有在异地他乡才能够进入田野，才能够深入地了解田野调查，才能够体会到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由此得来的田野调查通常是指通过到农村、基层、草原接近自然去的方法来实现的。随着田野调查研究的深入以及民族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田野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田野调查也不仅成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地点，甚至部分研究者简单而深刻地认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由此可见，田野对于民俗学概论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田野调查，那么民俗学概论这一课程也难以有效地开展。[2]

二、田野调查对民俗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民俗学概论课程与田野调查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田野调查在民俗学概论课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将田野调查应用到民俗学概论课程当中可以使民俗学教学方法变得更加多元化。除了带学生去课外实施田野调查之外，笔者通过长期的研究与实践认为，在课内也同样可以实施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在民俗学概论课程中的应用，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

首先，将那些传承人邀请进课堂实施田野调查。众所周知，传承人对民俗事项具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是某些民俗事项文化的传承人，随着田野调查内涵的不断丰富，我们可以将传承引入课堂教学中，通过传承人对民俗事项的介绍，使广大学生能够深入地了解田野调查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顺利完成田野作业。传承人在课堂上与学生面对面的回答这种田野调查方式可以进一步提高广大学生的田野调查水平。[3]例如，教师可以邀请湘西剪纸等传承人走进民俗教学的课堂，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表演以及问题的回答，进一步提高课堂的互动性，培养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次，通过制作多媒体的方式来实现田野调查。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课件可以为广大学生营造一种良好的田野情景，使学生深入地感受田野调查的一种氛围。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科学技术也不断地深入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而充分运用这些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可以将图形、文字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调动学生感官，模拟出课堂田野空间，制造相应的田野氛围，使学生能够感受到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种方式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甚至嗅觉，使学生充分感受田野调查，深入了解田野调查中能够获取的知识。在今后的民俗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必须熟练地掌握多媒体现代技术手段，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角色扮演来实现田野调查。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田野调查并扮演调查中的角色，来实现学生在田野调查中感受的深入。不仅如此，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分别扮演田野调查中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并依据田野作业基本要领的不同，来带领学生深入理解与观察相关的民俗概念知识。[4]将室外的田野调查情景至于课堂之上。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积极鼓励广大学生讲述一些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调动整个课堂的气氛。

综上所述，通过田野调查这种实训方式，民俗学课堂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学生学习民俗学基本概念和知识的热情得到进一步提高，极大地开启了学生的智慧，为学生营造了良好的活跃的课堂氛围，进一步促进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拓展了学生的眼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意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当然，也应当意识到，田野调查对民俗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相关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才能够实现。

作者：赵燕妮

参考文献： 

[1]沈昕，齐丽媛，钟华君.走向生活：《民俗学概论》教学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7-32. 

[2]赵龙.论新时期民俗学的发展阶段[D].山东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