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

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论争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渗透于资本主义的一切方面，因而具有坐标的意义。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标志着资本主义发生了阶段性、过程性部分质变，或标示着资本主义发生了制度性、方向性的根本变化，如1929-1933年以“大萧条”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场；1973年以“滞胀”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当下，发生在新世纪初以金融危机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又具有什么样的坐标意义？是否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或标示着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衰亡？即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为一种尚未定型的变化，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视角，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观点之一：美式资本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开始衰弱以至灭亡。许多人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惨痛的代价再次证明放任自流的美式资本主义的破产，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很可能将进人到更加注重监管与调控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更加注重公平与福利保障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本主义”。齐泽克就认为：“2008年危机标志着福山式市场经济乌托邦的死亡。”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美国品牌受损亟待修补》承认：“自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之后，两个基本的美国理念一直主导着全球思维。理念之一认为低税收、少管制、小政府的美国资本主义类型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理念之二则认为美国是全球自由和民主的推动者。”然而，危机后，却“很难估算美国品牌的这些特征已经遭到了何种程度的损害”。法国总统萨科齐指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完了”，他主张建立“调控型资本主义”来取代混乱不堪的世界经济体系。俄罗斯的帕维尔?贝科夫不仅认为金融“涡轮资本主义”已宣告结束，而且还指出“复制今天的西方样板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已经陈旧过时了”。斯蒂格利茨则干脆指出：“美国所倡导的一切经济理念只能远离，不可亲近。世界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失望，我们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他强烈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监管和调控。同时，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则认为：“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他主张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极力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中国的何秉孟等也认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破产，为这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腾出了生存、发展空间，也就是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将会有所增强。

观点之二：资本主义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并开启了新资本主义的探索。即使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洗礼，许多人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并没有死亡，还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他们认为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表明世界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其结果如何，却难以确定。意大利《新闻报》亚洲版主编郗士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很可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在经历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很可能会比以前更强大。”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也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死亡，而且活得很好，盖茨说：“资本主义是伟大的。但“纯粹自利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福利性定价的方式建设一种兼顾‘利他’的资本主义”。与盖茨的新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哈拉尔的新资本主义观则认为：“要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一些管理方式，要建立一种民主的自由企业制度。”同时，还有许多西方学者也都认为：金融风暴与经济危机可能催生“新资本主义”，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就是新资本主义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其结果如何，却难以预测，只能由未来的实践告诉人们。

观点之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重新复活。许多人认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次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在金融风暴的肆意蹂躏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本来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但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支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运作的内在机理与条件仍发挥着作用，这便给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以新的契机，迅速实现了“复活”。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便指出，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又开始复活了，“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进一步指出：这种“金融垄断资本”已经在全球发展成为一种“全球金融帝国”，在世界各个角落兴风作浪。廖子光先生形象地将其称之为“美元霸权”，并解释道：“美元霸权，是指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货币和财政纪律约束、只靠美国军力和地缘政治实力支撑的不兑现纸币，却继续担当全球金融与贸易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又重新复活了，又开始了其疯狂的“圈钱”运动。

观点之四：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没落以至逐渐消亡，社会主义即将要取代资本主义。许多激进社会主义者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在资本主义旧体内长出的“新社会因素”，其性质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即将要代替资本主义，他们还号召组成统一联盟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战争。齐泽克就认为，资本主义面临四种无法克服的对抗性矛盾预示着共产主义必将之取代，“它们分别是生态灾难的威胁、‘知识财产’的共有性与私有产权之间的矛盾，新技术特别是生物遗传学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在资本主义内部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贫民窟、隔离墙等，他们不仅使人们陷人普遍的‘贫困化’，而且诞生了我们时代的革命主体：社会的被排斥者、无家可归者等”。香港经济学家马克?费伯认为，资本主义“最后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不知道这会发生在明天，还是5年或10年之后”。詹姆斯·巴雷特则号召“重新建立包括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等力量在内的新的人民阵线”,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战争。2009年11月20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十一次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通过的《新德里宣言》也号召：“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危机丛生，但它不会自动崩溃，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需要在各自国家内为争取广大人民的权利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展开斗争。

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证

通过梳理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论争，可以窥见它的两个基本表象性特征：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这恰恰与后危机时代的时代特质相契合，后危机时代即是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新变化，人们对此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认证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实质上讲，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是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面对经济危机的疯狂进攻，资本主义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适度调整，以消解危机造成的巨大损伤，其新变化主要可表征为：新科技革命的孕育以及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倡导绿色增长，积极抢占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增加国有经济份额，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极力实现经济发展的计划化和有序化；所有制发生新变化，合作社所有制、股份所有制、社区所有制有较大发展，资本社会化进一步加强；阶级结构多层次化，中产阶级开始分化；分配方式上出现兼顾公平的特征；更加重视社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制度更加完善；生活方式发生新变化，趋向于储蓄与适度消费等。这些新变化，从本质上讲，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自我调整和改良，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极其内在作用机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没有根本改变，尽管国有经济，股份制、合作社、社区所有制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其所占份额仍十分有限，这就决定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根本改变，也就决定了单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这两个主要矛盾也不可能改变，资本对劳动的盘剥和统治也不可能发生变化，尽管资本主义重新进行了一些华丽的包装，但其内在本质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其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恰恰反过来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些新变化正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也不同于列宁所处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是资本主义自身扬弃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很有可能也是最高和最后一个阶段。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有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和作用机理，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虚拟化、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运作自由化、全球化；金融资本社会化；实体经济空心化；广大劳动群众日益贫困化；经济基础的债务化等。其内在作用机理则是：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存在，表征为一种“宏观经济矩形”即“一边由消费国组成，美国是全世界消费者的终极目标，也包括英国等欧洲国家；另一边称之为‘工厂国’，主要是快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体，为西方的消费经济制造了大量商品；第三条边是资源供应国，专为世界的消费和生产提供资源和能源；第四条边是两个资本一货物出口国，即日本和德国，专为工厂提供设备”。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资本，并掌控全球经济的核心和枢纽，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则是趋向于从事制造业和资源供给，长期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生产与消费时空分离的内在矛盾要求资本、商品等核心要素在全球加速自由流动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动态平衡，这就成为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在作用的机理，其本质乃是全球贫富分化、财富占有、政治力量，资源占有和消耗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如果这种全球结构性矛盾不发生根本变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根本灭亡。但从长远来看，“建立在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基础上的本末倒置、头脚颠倒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具有决定作用，但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产业资本丧失了它在经济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金融资本成为统治一切的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必然加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金融帝国之间、金融帝国和‘债务国’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破坏性的方式消解全球结构性矛盾，使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充分表明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很有可能是最高和最后的阶段。

三、结语

从后危机时代这一全球化的新语境来解渎资本主义新变化，不仅可以获得一种新的更为宏阔的视角，而且更能透视出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和深层意蕴：

其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在自身范围内为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作的局部性调整和变革，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因而不可能最终摆脱经济危机的梦魇，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更大程度的经济危机，直至私有制、资本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还具有一定的标示意义，表明在资本主义肌体内部，已开始长出一些“新社会因素”，这标示着资本主义自身也在逐渐变质，其生命力在不断衰弱，调整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在其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最终必然走向社会主义。

第2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

【关 键 词】全球化/当代民族主义/并行相悖

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已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浪潮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冲击和震撼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就在我们透视全球化，感受凸显人类共性的全球观念、全球意识的同时，体现民族差异性、独特性的民族主义再次形成世界性浪潮，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而行，表现出特有的逆反性功能。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出现特征相悖的两股潮流，这一国际现象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本文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浪潮本质特征的差异性、二者的内在联系，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态势的深刻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和分析。

一、发展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

1.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冲击。

关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问题，已有很多论述见诸于报刊，尽管至今对两者的概念性解释仍众说纷纭，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学术界对此已予以极大关注。这里不准备就概念问题再作讨论，而是首先看一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浪潮和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巨大冲击，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所产生的强烈影响。

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浪潮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到来的。它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使公司企业的经营者能够利用世界范围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等各类资源，在所选择的最佳地区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有市场需求的地方，由此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使企业经济、一国经济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竞争，实现发展。各国各地区被全球化这条无形的链绳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间的距离大大缩小，彼此交往和依存的程度迅速增强。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它使国际关系的框架和内容得到调整，其“双刃剑”效应导致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国际经济组织的职能不断扩大，对国际及国内事务的影响力增强；区域一体化建设规模扩大、步伐加快；双边、多边经贸合作超越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历史积怨等非经济因素，在更广的范围和领域展开；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互动交融，一国经济的发展及政策的制定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国内现象，既受到外界国际环境的多层面影响，又向外产生多方位的影响；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日显严重，导致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两极结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结构也产生重要的辐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显著增强，传统主权观念、国家安全理念、国家利益的内涵受到强烈影响和撞击，谋求多边、全方位的互利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伙伴关系对国际格局的建构亦产生重要影响。

在国内开始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大规模民族主义浪潮，这是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新民族主义浪潮席卷范围之广、发展势头之猛烈超乎人们的预料。如果说全球化浪潮对世界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话，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则更多地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裂变是大规模民族分离运动的产物，而此后该地区民族问题仍是干扰国家正常社会生活的棘手问题，如俄罗斯车臣战乱、格鲁吉亚内乱、摩尔多瓦民族冲突、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等。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南亚的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中东不断激化的巴以冲突，跨越国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恐怖活动，非洲索马里的部族骚乱，尼日利亚的民族冲突，卢旺达的部族仇杀，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民族分离倾向以及不断发生的暴力排外事件等。形态各异的民族主义汇聚成潮，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对地区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这个在两极霸权时代曾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或趋于消失的现象，现在不仅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的焦点之一”。[1](P87)

2.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本质特征的差异性。

具有不同发展趋向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有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起点。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全球化进程起始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交通工具的改进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和动力。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世界贸易规模扩大，世界市场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276)而民族主义亦兴起于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效应，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发展起点相近，但其运行轨迹及本质特征却存在较大差异性。

第一，全球化进程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体现西方价值观，而民族主义往往与西方价值理念相背离。始于近代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为动力，以主动扩展的态势向前运行。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优势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较多地融入西方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而民族主义在民族及民族国家的整合中，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武器，不可避免地强调本民族的价值理念。它在发挥民族整合的特殊功效的同时，也与外来文化与价值理念发生碰撞，其结果是一方面在碰撞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另一方面则更顽强地体现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因此，与全球化以西方为主导的本质特征不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非西方倾向，偏离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运行轨道，甚至本能地带有抵制“西化”的功能。

第二，全球化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而民族主义凸显利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全球化强调共同利益和超国家利益。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传统主权观念受到冲击，为了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或更高层次的利益共享，主权国家有时需要以主权的某种让渡为代价，这已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客观现实。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寻求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发展合作关系，体现一种共存意识、全球意识。而民族主义体现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民族生长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各异，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很大差别，各自的利益需求有很大不同。因此，如果说全球化寻求的是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那么，民族主义呈现的则是差异性和多样性。

第三，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具有兼容性、渗透性和吸纳性，它使国际社会更加开放、联系更加广泛，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的发展将趋向世界的一体化；而民族主义则表现较强的排他性、分离性，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狭隘性。政治民族主义的排他性通过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排外主义展示得很充分。民族排外事件是在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人口变迁背景下出现的，是当地民族为抵御大量外来移民迁入、“净化”本民族生存环境而采取的行动。“排外主义可说是种族歧视的准前身”，这种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身影，其普及程度甚至高于法西斯当道的那些年”。[3](P203)此外，以保持、净化、强化民族文化为目标的文化民族主义，亦具有固守文化传统和对外来文明排斥的特征。如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有阻遏西方文化模式的强行输入、反对霸权文化的一面，又有排斥外来文化、保持社会孤立性的一面。在发达国家，如日本以天皇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内虽不乏强大的民族感召力，但在对外关系中却常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致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外交形象的树立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受到制约。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孤立性往往和分离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民族分离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二、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并行相悖原因分析

当代民族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是与全球化的发展分不开的，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到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并行发展的一些原因。

第一，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发达国家借助其主导地位的优势，积极推广体现其利益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最大程度地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弱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却处于被动地位，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一现实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信息技术时代“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这必然致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4]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对民族主义起了刺激增长的作用。弱势民族国家为抵制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采取自我保护性经济政策，以防范西方霸权的侵袭，追求本民族利益的体现。甚至有可能采取非理性、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以发泄对西方大国意志主导下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

第二，全球化密切了各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由此显现。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联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与欧盟相抗衡的味道，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必然意味着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更加成熟、更加强大。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体化经济集团，强调该区域民族国家间的联合，并组建成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某种超民族国家机构，由此形成地区民族主义的国际合作。经济集团“内外有别”的经济政策具有某种封闭色彩，对内放开市场，对外则构筑统一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地区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区域经济集团中得到体现并被强化。因此有学者指出，以欧盟为代表的由民族国家聚合的地区主义是放大了的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地区框架中的发展和延伸。[5]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在与美国展开激烈的贸易竞争中发挥了维护民族经济的功效。在日美贸易战中，日本国民所表现出的对国货的热情和对外来货的冷淡使美国这个多种族的移民大国难以仿效，只有望洋兴叹。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全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而市场的激烈竞争唤起了民族主义。

第三，发达国家借助其优势地位，不仅在全球化中大力推广西方经济模式和经济运行规则，向发展中国家要资源、要市场，同时也输出西方人权、人道等政治理念，加大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力度，使国内问题国际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民族问题也更加复杂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不仅其民族经济的发展遇到压力和挑战，经济自主权受到削弱，而且在民族、宗教与领土等敏感问题上也遇到外来势力的插手。西方大国以其自身利益为基础，对他国的民族问题指手画脚，大大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造成一些地区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其结果不是以国家分裂而告结束，就是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稳定和安全的一大难题。在前苏东地区多民族国家裂变的背后，在今天一些国家民族分离势力活跃的背后，都能够找到西方大国支持“民族自决”、保护“人权”活动的身影。

第四，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领域。对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小国而言，其传统民族意识、民族特性受到无法阻遏的冲击，并且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西方社会的经济霸权、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在实力弱小、无法通过相应的经济政治手段抵抗外来冲击和压力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出于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本能地借助民族主义进行抵抗，使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全民族抗衡外来压力和侵犯的惟一有力武器。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弱势民族国家的时代反映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的根源十分复杂，除了上述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国际格局的裂变、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政策的失误，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沉积的原因等。在大多数经济不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常常是现实问题与历史因素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因素交织、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封闭的现实社会生活交织、精神亢奋与物质贫困交织、合法的宗教信仰与非法的恐怖手段交织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民族主义浪潮虽然可能发生，但难以构成突发之势，如此迅猛而强烈。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世界各种矛盾总爆发时期，其中，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又是引发各种矛盾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历史稍作回顾便可看到，时代大变动、格局大变迁，往往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亚非拉国家掀起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东欧地区随着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统治的垮台，也出现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由此形成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格局建立，世界又发生了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这次浪潮中彻底崩溃，一大批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成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虽然不是在一场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之后，但是仍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动。可见，世界格局的裂变对民族主义浪潮的发生具有规律性的催化作用。

然而说到底，世界格局裂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对抗的两极力量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世界旧格局的崩塌。因此，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强是造成世界政治格局变更、民族主义膨胀的重要原因。

三、两大浪潮下的国际社会及引发的思考

全球化引起了各民族和地域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与碰撞，融合与冲突，并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带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的加强；另一方面导致民族冲突和战争，地区持续动荡，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趁机活跃。前者谋求有序、和平、互利及合作，后者迈向无序、战争、对峙和分裂；前者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后者需要国际社会携手解决和治理。这两种结果的同时作用，使我们看到的国际社会充满矛盾，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经济全球化已形成浪潮，但并非一帆风顺，只能在曲折中发展；世界多极化已呈不可改变之势，但仍遇到单极化的阻遏和挑战；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不太平。时代的复杂性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各领域的激烈竞争，但不是一种平等的竞争；提供了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但不是享有均等的机会；促使各国谋求观念、体制和制度的创新以适应发展，但相应的衡量标准和必须遵循的规则并非能够体现公平。不平等关系的存在虽然从根本上讲不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但却导致同全球化本质相悖事物的发生，造成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

对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走向融合的过程，不如说更是一个各民族国家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环境中改造自己以适应时展的过程，在此过程里必然充满矛盾、冲突、痛苦和抉择。对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迄今为止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元格局，相反，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二元格局。全球政治在这一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不安全因素上升，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因这一结构受到一定阻碍。而发达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抑制冲突及缓解贫困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具有这样的观念和意识：

第一，全球化不是谋求某种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上的统一，而是争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共存，所以“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6](P48)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一定角度讲，民族主义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与全球化向共存共荣方向发展是不矛盾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良性互动。这里实际上又涉及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即民族主义是否有积极意义的一面。我认为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应当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民族主义是复杂因素所产生的复杂结果，其性质绝不是单一性的，其功能和效应具有负面和正面双重性，如果简单地以“反动”或“进步”去定性它是不科学的。[7]王逸舟曾指出：“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看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1](P128)这说明民族主义在不同条件下将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能。我们应当促进民族主义良性功能的发挥，抑制其消极作用，并借助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努力消除或弱化国际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关系。

第二，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是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增强国际安全因素的重要途径。90年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大多发端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之后迅速向全球辐射和扩展。对此，消除民族主义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改造以不合理的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缩小全球的贫富差距。“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6](P47)极端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将被大大弱化。

总之，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倡导和寻求不同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共赢共存，而不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进一步扩大不平等关系。从21世纪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看，以同质民族利益和民族意识为号召力、实现从多民族国家中的分离或跨越国界的民族聚合、谋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大可能大规模地发展下去。而全球化则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其发展不是推进世界政治单元的裂变以实现完全的民族与国家的重合，也不是建构世界经济体系的两极分化格局，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垒，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沟通，并且在地区、民族、国家间深化合作与加强融合的基础上，谋求世界经济的普遍繁荣与世界政治的持久和平。

【参考文献】

[1]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9—07.

[5]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J].欧洲，1999，(2).

第3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

什么是全球化?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全球化”指的是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埃墨瑞杰说:“全球化就是指穿越国家和地区性的政治边界的经济活动在拓展。它反映在有形的和无形的商品和服务(包括所有权)通过贸易和投资途径在不断地加快流动。”巴伊洛奇指出:“全球化是一种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的生产和金融结构越来越多地跨国界联结在一起,构成一种国际劳动。在这一分工中,一国创造的财富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者。全球化也是指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上述依赖在空间上达到了它的最大限度”从上述经济学家对全球化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往往强调了全球的相互依赖,特别是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但从全球相互以来和发展的角度分析,从政治学意义上解释,当代国际政治学家R·基欧汉认为,“全球化指的是相互依赖的强化。”这里的相互依赖主要指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按照这一点认识,全球化导致的是民族国家不再是人们思考的主题,人们应该把全球化作为“最好的共同体”。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的实际结果就是“世界社会”。实际上,政治学家对全球化的认识,虽然揭示了当代国家变化的新现象,但在当代社会中,国家依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活动主体。全球化可能带来国家界限的模糊或变革,但不能说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文化学角度解释,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成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整体意识和全球文明的形成过程。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地球犹如一个个村庄。世界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 的基础上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国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也表现在媒介技术上。”当代文化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伯森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是世界的压缩,又是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换句话说,全球化就是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和全球整体意识。文化论者对全球化的认识和讨论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整体意识的增强。但对此,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全球相互依赖的增强,而且也带来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因此,全球化并不意味特殊主义普遍化,也不意味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在全球整体意识不断增强的条件下,世界文化中异质化和多样化同样是全球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全球化应该被理解为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方面相互协调的过程。

尽管人们对全球化的解释上存在着不同观点,但都接触到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普遍交往关系这一基本事实。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有揭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是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我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在工业化基础上,超越民族、地区和国家空间和制度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普遍交往过程。

在近代社会以前,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局限在农业领域中,落后的生产力和自给自足的经济限制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局限在各自所处的地区范围内,即使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贸易往来,范围、规模、程度也十分有限。新大陆的发现、商品经济开始超越了区域限制,开始成为了一些地区或洲之间的活动。18世纪中后期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开创了历史新时代。它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资本家对资本的追逐,追求最大的利益,获得更多的货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这样,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使各地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人类开始步入到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不过从工业革命到二战以后的约二百年时间中,西方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角,全球普遍交往关系的主要参与者。上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后发国家工业化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地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而且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来。90年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开发,从而使经济全球化从西方一家独白走向到由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共同参与、共同交往的多元共生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资本跨越国界和制度的障碍实现了广泛的流通,生产活动中的分工和协作超越了国家而在不同国家之间铺开,生产活动不再停留于一国内部,而是在多国或分工与合作的体系中进行;金融活动跨越了一国的限制,而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活动;贸易的发展不仅局限于国内,而且伸展到世界;随着市场,贸易、金融、劳动分工的国际化发展,跨国公司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在全球建立了各自的网络系统。总之,经济全球化使国土和疆界不再成为生产、消费的界限,意识形态的不同不再成为商品交换的前提,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国家不再成为人们经济联系的障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诸多的一个又一个科学技术发明当中,信息技术的采用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全球编织起了一个密切联系大网络,纵使在天涯海角,也能知晓天下一切。在这种恢恢网络面前,时间缩短了,以前需要相当时间可以得知的信息,几乎在瞬间获取。以前广袤的空间,浓缩在微小的芯片上。在这样一个全球信息网络的时代中,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活动范围和交往空间。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如果说信息技术、网络的建立以其微观的符号把世界联系在一起,

宏观世界中的各种交通网络把各个地方联系起来。500年前,哥伦布冒死用70天的时间实现了对新大陆的发现,而今天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喷气式飞机可以在数小时内把人从大陆上的一个国家送到另一个遥远的国家。人类从微观到宏观,从间接到直接,从信息之间到异地之间的往来也促进了人们在文化上、政治上的往来。撒哈拉沙漠的越野赛可以同时出现在北美加拿大人的电视机屏幕上,穿着黑色长袍服装的伊朗女士穿梭于英国、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中。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演说通过媒体出现在电视的屏幕上,今天还在国内做市政报告的政府首脑明天出现在另一个国家仪仗队前。总之,无论从经济全球化,还是信息、交通、科技、文化、政治等等方面的全球化,从根本上不过是人的活动,不同国家经济上的往来,信息上的传输,文化上的交流,政治上的协商对话根本上不过是人的交往。 不可否认,全球化发展使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共同方面越来越多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同国家相互依赖的加强。跨国公司的建立,推进了全球经济网络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国际标准对各国立法和行政的影响,更加突出了它的全球意义,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风险和灾害已超越了国家或地区,成为了全球的共同的任务。据此,西方一些人认为,人类交往中出现共同性的增强是西方规则或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因为,人们今天能够进行广泛交往的原则是按照西方制定的原则而进行的。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换行为也是西方自由贸易原则的胜利。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这种观点,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们今天能够获得广泛的交往,都是因为人们依据和遵循了西方的原则或西方的模式。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曾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在交往中的独立和主体地位的增强和人们之间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中所面临的共性内容越加复杂,所获得的共识和普遍规则也是在交往各方的相互妥协,互利互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用来支持交往的规则,不能反映交往中各方的共同利益,如果交往中完全以一方的利益和原则为依归,交往的双方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也就是一方成为主人,另一方成为随从,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和个性;在利益的获得上,也是一方获得利益,一方失去利益或牺牲自我利益。这样一种方式除非在帝国主义霸权下才能获得。而当交往采取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时,交往也就失去了意义。实际上,人类交往过程中共同性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作为交往过程参与者的主体地位的取消。因为人类交往活动从来是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的产物。作为交往中的主体本身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他的主体性,另一是他的客体性,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或叫间性主体。具体动交往活动活动中,作为交往中的参与者,具有着一定的客体性,也就是他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然而作为交往中的参与者又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本身带有各自的特点和文化背景。在商品经济关系居重要影响的条件下,每个主体就是以其各自的特色而服务于社会,同时也从社会中获得了他所获得的需要,因而使他们在服务于社会中联系在一起。同样,在人类社会的共同交往活动中,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为他人带来利益、幸福和快乐中,也不断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了发展和完善。再进一步说拓展到全球化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作为一个全球秩序的参与者,在参与全球活动中,当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没有这些规则,他们之间就不能有共同的语言和所共同遵守的准则,彼此之间的交往也就不能获得。获得了以后也将失去。但交往中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毕竟是具有各自民族文化特点,各自不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民族或国家。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各以所能服务于社会和世界。同时也从世界获得它所获得的东西。因此,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普遍交往,决不是否定了交往双方各自的特点,只要求交往活动的参与者绝对服从于某种共性规则的交往。如果这样,交往的双方也就不存在交往,交往也就难以进行下去,全球化也就建立不起来。

二、全球化中的现代性与现代化

全球化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全球化是现代化的表现结果,不过,要深入认识现代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现代性的意义做出明确的解读。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由“现代”(Modern)和“性质”(ity)两部分组成的。在英文构词中,ity 除了表示“性质”外,还表示“状态”。此外,当modern 和ity 组合到一起时,“现代”也就成为了抽象名词,这样,在理解现代性时,更需要从本质属性上把握它的深刻含义了。moder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 “modo”,意指“不久”、“新近”,出现于大约5世纪晚期。英文moder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出现于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着作中,当时既表示一个时间概念,也表示一个文化或观念的概念。从时间意义上解释,表示的“现世的”、或“近世的”,这个时间开始于公元1500年左右;从文化或心理态度上的解释,表示的是“时新的” (new,up -to –date) 或“时髦的”(new fashioned)。英国学者阿尔布劳在解释时“现代”一词时,增加了诸如“富有创新意义的”等含义。中国学者罗荣渠先生曾解释说,“现代”(modern)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une longue duree,借用“年鉴学派”术语);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来源于“现代”一词。作为抽象名词,它的出现主要是近代,但大量使用主要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中。自此之后,当代西方诸多学科都广泛地采用了这一概念,由此也造成了人们在解释现代性一词上众说纷纭。

马丁·阿尔布劳从现代性外观特征的集合上解释现代性概念的。他认为:现代性“指的是一整套相互联结的外观特征”,“是具有‘现代’标签的外观特征的一种组合。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使现代时代具有其作为规划而具有的特色。它包括了由理性、领土权、扩张、发明、应用科学、国家、公民身份、官僚组织、资本主义及许多其他成分组成的结合。”历史社会学家泰莱、斯科波尔、吉登斯等侧重于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是指文艺复兴、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世界,人类不仅可以通过理性活动来获取科学知识,而且能以“合理性”、“可计算性” 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二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人类应当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的和进步的。人们通过理性协商便可以逐步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还有的学者注重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解释现代性。也就是它表示的是一种不断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如哈贝马斯就认为,现代性最有价值的认识成分便是批判和反思,而这种批判和反思之所以有价值,则是因为它们既是促进思想者寻求自我表现解放的条件,也是整体社会在反压制和反压迫中寻求自我更新的途径。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福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所谓态度,”就是“与现代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

的精神气质。”上述的这些认识,各有局限。就第一种理解而言,它把现代性和现代化混淆在一起。第二种解释主要侧重于时间意义上解释,然而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如后现代思想家所说,它还是一个未竞的事业;第三种解释偏重于精神气质的,为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如俞吾金先生认为:现代性关涉到的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最抽象、最深刻的层面,那就是价值观念的层面。他列举了诸多具体的价值观念,但用价值观念来界定现代性显得窄了些。因为,从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西方社会乃至以后发展起来非西方社会,构成其走向现代社会或国家的不单纯地就是价值观念,还包括一系列的长久行为、规则和制度。但总体上说,上述的解释主要是在现代性的某些特征上,在我看来,对现代性的解释上还应从”现代“的本质属性上入手。我认为,现代性是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以实现商品价值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一种不断寻求发展和创新的精神状态。 首先,创新性。“现代”一词原意带有新近的、创新的、当前的意义。不少学者如阿尔布劳、卡利内斯库、哈贝马斯、吉登斯等都把创新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应该说,这些学者的认识真正抓住了现代性的本质属性。现代之所以不同于传统,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超越了传统的束缚,完全按照它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以一种 “新”的精神安排未来的事业。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性的精神气质是“新”,也就是说,现代性表示的是某种注重当代与未来、超越过去与传统的向度。可以说,求新、创新构成了现代性的灵魂,成为了现代性的一项伟大事业。利奥塔讲到现代性时指出,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感受方式,而且这种思想方式为某种观念所支配,这种观念就是解放的观念。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就带有“解构”和重建的双重取向,它注重的是“当前”,其特征是通过对过去的批判与反思,不断发现新的科学制止来合理地改造世界,以新知识和新发现来构成美好的未来。

其次,主体性。现代性本身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而实现创新的主体是人。也就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同时也是通过理性的运用来改造世界。主体在思考和认识世界中,所依据的不再是某种先验的规定,也不是上帝的指令,而是人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我思故我在”,“思”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基础,理性本身构成了人的主体的本质规定。“思”或理性的目标不再是求证上帝与《圣经》的神圣,也不是颂扬君王的圣明,而是论证作为理性的人本身。

现代性在把理性作为人的规定性的过程中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人文理性。这种理性把维护和确定人的尊严作为了内容,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构成了这一人文理性的箴言。在这一人文理性中,“人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有权利决定各自的良知信仰,有权利以他们的先辈不可能驾驭的一整套方案确定他们的生活的形态。”人文理性的确立,把人和社会之间明确划分开来,并在人的外部确立起了一个神圣的保护,人权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可以想象,现代性把人文理性作为其主体内容的重要意义。在思想和文化上为人走向社会、走向世界、为人的个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清楚了各种封建的障碍。另一是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正如泰勒分析的: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主义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毫无疑问,工具理性确实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它使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物化”,使功利主义盛行。但工具理性作为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它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现代性如果离开了一定的工具理性的作用,现代性转化为现代化,民族国家介入到世界市场中去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工具理性具有局限性,因此,在强调理性的重要作用时,必须把人文理性放在重要地位上。以人为本应该是现代性的关键。

再次,以追求市场交换与效益为中心。现代性的出现与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可以说,现代性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在精神意义上的反映。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当代西方学者吉登斯在分析到现代性时指出:现代性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工业化,另一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吉登斯在分析到这一体系时往往把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现代性在其发展的相当历史时期中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商品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商品经济已经非西方国家所属。也正为如此,与商品经济密切相联系的现代性并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

由于现代性浓缩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它也就必然在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以及市场上下工夫。在这种文化规则的影响下,无论是原生的现代国家,还是后发的现代国家都发展了工业化和科学技术,都把世界作为了他的活动舞台,从世界汲取它所需要的财富和力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工业的相得益彰,破坏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关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走于全球各地。”马克思的分析深刻反映了以实现商品价值为重要内容的现代性的发展进程。同时,当代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性的扩展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向全球的扩展。实际上,凡是进行商品经济活动的地方都具有着向世界扩展的特征,商品经济的外向规律决定了现代性的外延性。在这一本质属性的影响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都把全球作为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外交所取得的胜利无不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

第4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金砖国家；资本；金融

1透析全球化的本质及其特征

1.1全球化的本质

从物质形态来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

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首先，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推动着科技进步，而科技革命的结果是把全球连为一体。14 世纪资本产生以来的三次科技浪潮，促进了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反过来，科技进步又为资本扩张创造条件。交通、运输、通讯等技术的革命性成果拓宽了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时空范围，奠定了世界性的持久联系的基础。

其次，资本使生产国际化和形成国际生产关系。资本的本质决定了它总是千方百计地流向利润最大的地区，这就必然导致资本的跨国投资和国际化生产，从而形成三种资本全球化：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

最后，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同时使商品交换全球化。商品交换的全球化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并使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渐趋相同，从而引发各个层面上的全球一体化。

1.2全球化的特征

到目前为此，全球化表现为市场经济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经济体系。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指市场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展。二是指全球性的世界市场。这两方面的表现是通过各国经济内在深层次的有机连接整合而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

第一，世界市场的统一性。世界市场是通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将各个分散的国家市场连成一气，由此形成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其一表现为市场体系结构的完整性。其二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高度流动性。其三表现为市场的层次性。

第二，世界市场经济运行系统的完整性。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是由两大调节系统构成，即市场调节系统和国际调控系统。市场调节与国际调控构成了当代市场经济整体性运行机制。

2全球化背景下的金砖国家思考

2.1全球化与金砖国家的崛起思考

这里的全球化我们主要是指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也就是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正是由于这种全球化使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导致了金砖国家的快速增长并使它们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

第一，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溢出和转移，推动了亚太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崛起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全球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改变了全球经济循环机制。当代以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廉价生产基地，然后将产品运回母国，因此美国和西方成为消费型社会。

第三，由于以上的变化导致了全球地缘政治权势和地缘经济实力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金砖国家的发展和崛起表明全球经济中心已从原有中心美国和西方扩散到全球各地，逐渐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中心。

2.2全球化与金砖国家的挑战思考

2.2.1 各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

全球化浪潮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具有巨大的经济推动力，但是金砖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扩张。

俄罗斯依靠能源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其国家经济竞争力受到损害。中国主要采用依靠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须加以改变。印度和南非受到教育落后、种族矛盾较多的限制。巴西则受制于拉美的整体政治经济大环境。

2.2.2 受发达国家的长期钳制

全球化的受益者并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受益更多的其实还是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凭借资本的全球扩张不断积累财富。不管现在的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有多么雄厚，但跟G7比较起来，依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金砖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受到发达国家的钳制。

2.2.3 金砖国家之间存在经济竞争

全球化的浪潮导致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也造成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出口市场竞争、外资引入竞争和内部能源竞争。

2.3全球化与金砖国家的发展思考

第一，推进经济合作，深化内部发展。

全球化的巨大作用在于各国之间的合作交流，通过国家之间的全方位合作，以优势弥补劣势，以长处抵消短处，实现全球发展。“金砖国家”在资源、市场、劳动力、科技等方面各有优势，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金砖四国”需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有意识地朝建立经济共同体方向努力。

第二，改革金融体制，维护自身利益。

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会自发形成一个金融机制以维持全球的贸易往来，在国与国之间扮演着桥梁连接作用。现行的金融机制主要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于20世纪中下叶由少数工业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仅能反映当时的经济力量分布。金砖国家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在贸易结算时采用双边货币或更多其他货币， 以减少金融风险。

第三，加强经验互鉴，促进共同发展。

“金砖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各种困难与阻碍，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国内挑战。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会积累起宝贵的发展经验财富。这些财富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帮助是非常重大的。为实现五国的共同进步与发展，五国有必要在诸多领域加大合作研究，进行经验交流，以促进共同发展。

第四，开创新兴产业，实现优势互补。

全球化的本质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体系的优势在于开放性和自由性，资源能够实现自由流通，促进优劣势的互补。巴西在清洁能源开发方面具有技术和经验优势，印度在IT产业和生物制药方面具有优势，俄罗斯在航空航天工业方面具有优势，南非在能源利用和汽车工业方面具有优势，中国在重工业生产方面具有优势。鉴于这些优势，五国可以进行技术互补，合作开辟新的经济和技术产业，以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3] 赵汇.马克思资本主义本质理论与当代现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第5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

〔关键词〕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全球化；霸权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1-0042-03

尽管有学者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三种形态而非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1〕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以各种相近的称谓认可了金融资本主义〔2〕的定义，包括国际垄断资本主义〔3〕、金融垄断资本主义〔4〕、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5〕、金融帝国主义〔6〕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资本主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由此决定了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一、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

法国经济学家让・克罗特德罗奈提出“金融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定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认为“金融资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后力量和手段，是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广泛地‘再植入’的操作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的变动不居的本质。因为‘金融资本主导并决定资本主义的平行经济运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必然导向资本的金融化。’”〔7〕虽然与上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提法略有不同，但与上述提法一样都准确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特点鲜明的国际金融垄断的新阶段。

学者尹斌认为当前世界体系的“本质可以概括为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资本本性是榨取利润，资本先从做贸易开始，是商业资本主义，后来为了更多更稳定地赚取利润，资本控制生产领域，成为产业资本主义，后来发现生产领域利润越来越低，又走向金融投机，成为金融资本主义。”〔8〕

20世纪7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金融资本主义得以确立的时间，主要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迅猛发展，金融资本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而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内部的金融业资本也相对于产业资本而日益膨胀，金融垄断资本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球走向国际化。

二、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地涌现，从商品生产派生出来的资金融通反过来主宰了商品生产，金融资本由此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9〕北京大学李淑珍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工业资本主义（或曰实体经济）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其主要标志就是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使经济的发展陷入结构性的矛盾之中。金融资本原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给实体经济融资，而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同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于金融资本，但金融资本却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它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的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10〕这种被斯威齐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正是支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第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11〕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与全球化的结合使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追逐，并形成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最终实现对全球经济的霸权统治。“金融资本全球化主要由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尤其是具有强大实力和明显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或者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是高级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金融资本具有规模大、强势、独占和霸权的特点，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是一种规模巨大资本的全球化、强势资本的全球化、独占资本的全球化和霸权资本的全球化。”〔12〕

第三，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体制推崇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主张放松或者解除金融监管并大力推进金融创新，为金融资本拓展了广阔的获利渠道。新自由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是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资本积累方式，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是金融资本“洗劫各国财富，构筑财富殖民地的基础。”〔13〕

第四，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1973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就废除了金本位制，由美元来充当国际流通和结算货币。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就意味着美国能够不生产，仅仅依靠印刷自身几乎无价值的美元纸币，就能一本万利地套购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服务和资源，这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因而也是垄断了纸币发行权的美金融寡头集团洗劫世界财富的基础。“美国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力量，让信奉货币主义的各国央行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对外战争以及美国公司收购外国经济制高点的行为融资。这是一种由美国政府长期高度介入，以剥削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14〕

三、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金融资本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首先，金融资本的增值方式内在地决定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从抽象的特征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一致的，均统一于资本‘增值性’这一根本特征。两者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最本质差异在于，产业资本通过M-C-M ′方式实现增值，而金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都是货币，其增值形式是M-M ′。”〔15〕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导致的结果是实体经济严重削弱，产品生产不足以支撑国家经济的运行，于是不断地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形成了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虚拟资本由于其虚拟性、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必定会带来信用泡沫、资本泡沫、投资泡沫及负债泡沫。一旦经济体系当中有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会随之发生。

其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形态。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都是工业主导型，发生的金融危机多是共生金融危机，其原动力来自于工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16〕，金融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17〕所谓债务危机是指国家的信用或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系统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被迫投放大量的资金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政府负债和重新制造金融泡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手段，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引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作为一种危机形态主要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欧元区的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先后遭受信用危机，受影响国家GDP占欧元区GDP的37%左右。这表明，债务危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主要危机形态。”〔18〕

第三，金融资本操纵并制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却能够集中货币的社会权力。以‘金融强权国家’为后盾的金融寡头统治集团，通过金融形态的资本流动，使世界上其他民族与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归属与依附的境地。”〔19〕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首先以其雄厚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推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用投资取得当地发展的红利。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依附性经济。”〔20〕当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积累达到预设目标后，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获取暴利。〔21〕

在金融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和“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国居于最核心，欧洲和日本处于次核心，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而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最。正是这一‘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使得美国可以通过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并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强制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以此构建金融贸易自由化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大肆掠食，攫取发展中国家财富，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动荡不安和国家债务的危机。发生在阿根廷、墨西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世界经济结构，通过金融资本的信贷杠杆掠夺财富，并以此转嫁其内部危机的结果。”〔22〕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繁荣、危机和衰退已成为金融资本可以操纵和控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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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

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全球化？英语中“globalization”意指“全球化”或“全球性”，它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全球化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经济学，它由“一体化”转变而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理论，如巴拉萨(B·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注：B.Balassa:TheTheory&EconomicIntgration,1962,P101.）到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概念不仅在国际经济学，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国际政治学主要是以“相互依存”的含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80年代后期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现代政府间关系转化。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问题，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莫斯科英文版，第27卷，第49页。）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79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

第7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

[关键词]全球――地方联结；旅游地；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1―0060―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0435013)“中国城市化类型、过程与机理研究”；安徽省高校青年教师科研资助计划项目(2006jql053)

[收稿日期]2006―10―20；[修订日期]2006―12―05

[作者简介]杨兴柱(1977－)，男，安徽六安人，旅游地理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研究，E-mail：yxzlv@163．com；王群(1979－)，女，安徽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环境管理，E-mail：junyang110771@163．com。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推动了信息产业化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从而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过程。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过程导致更大的流动性、杂交性和差异性，不同的地方被重新构造。全球力和地方力的协同存在，旅游地被无止尽的(再)创新、(再)生产、(再)获取和(再)创造，旅游活动不仅提供给地方居民工作和收入，也产生意义和表征，旅游创造和映射地方社会、文化、心理新的内涵，反过来，增加和提升了旅游价值。诸如国际型主题公园、大型节事活动场所、主题化旅游街区等空间形式，是解构和再度构造地方的过程。旅游地开发需要在全球――地方联结的全新视角下进行分析，提高理论框架，目的是产生更加成熟的旅游开发理论。

近年来，许多学者日益关注“全球”(global)和“地方”(local)，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文献。这方面的词语，如全球――地方联结(global-local nexus)、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全球相遇地方(globalmeets the local)、全球化(globalization)、地方化(localization)等，反映了学者对全球层面的发展如何影响旅游，旅游地如何响应全球影响和塑造地方特征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这些分析的中心是全球化的概念，意指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尺度，社会和地理的相互连接，人、资本、信息和文化符号的流动加速。地方化分析表明行动者、地方决策者和相关组织能够利用“地方”生产独特的旅游产品，建立地方特殊的社会联系和网络，使用不同主题、符号建立和提高地方独特性。在此背景下，回顾和总结国外全球――地方联结下的旅游地研究进展将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1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旅游地发展机制研究

1．1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旅游地发展作用机制研究

旅游地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汇聚的场所，旅游地理被来自全球和地方尺度的不同利益、趋势和不同力所塑造。旅游地研究不仅需要旅游地的“地方”理解，而且需参与“全球”的经济问题，如资本国际化、服务业的增长、城市经济的重构等。相似的，旅游产品受相互抵制性的压力所塑造：全球趋势和位置限制、内部和外部力、经济和政治、旅游者和居民的需求和利益。全球和地方的辩证关系采用了无数的形式，产生不同的空间结果，全球和地方彼此影响，包括直接的冲突，适应和协商过程，甚至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合作的关系。旅游地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全球和地方的交互关系和在空间体现的认识，出现了不同的空间结果。当全球的压力占主导，旅游者的需求优于居民的需求，“非原真性”的旅游空间出现。另一方面，社区的需求超过游客的需求，地方游憩性飞地的形成，依靠全球和地方的平衡，旅游地理则以不同类型、形式和功能再现(图1)。

1．2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旅游地发展行为主体机制研究

旅游地开发经常被看作是全球――地方联结(global-local nexus)的体现，影响社会的自上而下的外部力和自下而上的内部力创造了独特的城市形式。旅游业是一个连接“上部”的全球化力量与“下部”的寻求保护地方差异、地方传统与本土文化的地方行动和组织之间的不平衡的、充满冲突的过程。

一方面，旅游产业被跨国饭店公司(transnational hotel firm)、娱乐公司(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s)、娱乐场(gaming casinos)、专业的体育授权机构(professional sports franchises)所主导。另一方面，旅游是地方化的产业，地方是它的“原材料”(with place as its raw material)。当地的旅游组织、地方艺术和文化设施群体、博物馆和历史保护群体构建地方形象，推动旅游景点的产生，吸引消费者和投资。不像其他商品，旅游商品和相关的服务在空间上是固定的，旅游者是在地消费。麦尼(Milne，2001)从旅游和经济发展的行为主体角度提出了全球――地方联结下的旅游地理论框架(图2)。旅游被看作是交互的过程，全球――地方联结的行为主体涉及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地理政治力(geo-political forces)、经济变化力等全球驱动和居民、游客、工人、政府和企业等地方力，他们交互影响。

因而，旅游业可以被看作是沟通跨国公司、资本流等外生力量与地方居民、精英群体和旅游者等地方权力的全球化过程。在全球的尺度，旅游开发结果受广泛的经济变化、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和无情的人口和技术变化的压力。全球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塑造全球范围的旅游投资和开发的经济环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贸易和人类流动的宽松，跨国商业集团驱动了商业和休闲旅游的增长。国家尺度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基础设施的提供和社会文化凝聚也影响旅游开发的结果。确实，从旅游的角度，国家政府在协调旅游营销战略和产品开发中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旅游业，区域被作为重要驱动力确保目的地网络的形成。旅游业依赖的许多自然和文化在本质上是区域的，从复杂的生态系统到文化经济认同(identity)。大多数城市的旅游规划师和营销人员以及当地的居民通过对旅游者的反映和规划决 策，在调解全球旅游的产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不同类型旅游地研究

2．1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主题公园旅游研究

对于旅游者来说，近10年来最受欢迎的城市空间是历史城市区(historic urban areas)和主题化的公园，特别是迪斯尼乐园和类似迪斯尼乐园的主题公园。毫无疑问，它们也是城市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空间。诸如迪斯尼乐园等类似的主题公园对少年时代“过去的东西”(what has gone)和从不存在的东西(what neverexisted)的怀念(nostalgia)。三维尺度和人类景观、虚拟空间等创造了虚拟的自然环境(illusionaryphysical environment)，构成了对现实自然环境的反构(counterstructure)，这些虚幻的环境对旅游者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主题公园符合旅游者的多样化需求，由旅游者个人做出选择。

张(Chang，1999)描绘了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作为主题化和动态性旅游目的地如何被构造。新加坡政府借助外来的文化资源强调当前的现代性(modernity)和异域性的(exoticism)想像。全球化也进一步推动从传统城市向城市主题旅游街区转变，结合地方特色，形成新的特色主题旅游街区。新加坡旅游发展委员会制定了“21世纪旅游”的旅游规划，要把新加坡建成21世纪世界的“旅游之都”。包括6个战略要点：重新定义旅游、重新设计产品、将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设置新的旅游空间、以合作的方式取得成功、大力支持旅游业。将要开发的主题园区包括：娱乐区、剧院区、博爱馆及文化遗产寻古、夜生活区、岛屿探险、乡村风情区、新加坡购物中心、自然小径、新加坡市中心区域、新加坡民俗区以及国际度假村等。

2．2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历史旅游街区研究

历史旅游街区是历史城市核心，表达了个人对“过去的东西的”(what has gone)怀旧(nostalgia)。历史城市核心代表过去已遗留的遗迹，历史城市核心构成了对现代新时代的时尚、产品和价值等短暂性、熟悉环境的反构(counterstructure)。城市的建筑遗产也反映了城市的差异性，因此，基于历史、文化、社会和城市空间形态，他们具有原真性(authenticity)，构成了由国际建筑和城市设计运动带来的全球化设计趋势的反结构。历史核心区具有丰富内涵，在不同背景下内涵也被给予不同的解释。福驰(Fotsch，2004)认为历史街区的重要地位不会因全球化而成为标准化、历史化和绅士化街区，历史不会简单或轻易地被抹去。作者以加州罐头街(Cannery Row)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了罐头街受旅游的影响程度，表明罐头街对全球旅游的标准化影响具有一定弹性，但也面临平衡东道主和游客利益的挑战。作者从标准化、历史化、绅士化等角度人手，详细分析了全球和地方力对罐头街的作用。首先，尽管要素如衬衫购物店、咖啡馆、海鲜餐馆，甚至星巴克咖啡厅(starbucks)对于许多旅游街区都存在，是标准化的东西，但独特的地方要素仍然存在。包括以前的罐头工厂建筑、天桥、地标等是美国作家斯坦贝克(Steinbeck)的小说所描述的内容，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第二，沿加州罐头街(Cannery Row)购物和消费是主要的活动，反映了景观的商品化，然而海洋生活和历史遗存的生活方式随处可见。第三，尽管斯坦贝克描述了罐头街的过去具有浪漫化色彩，但其他历史资料显示了罐头工人之间的差异，甚至讨论了民族冲突。最后不同商业和廉价住房表明了绅士化的出现，同时加州罐头街未开发区域阻止了完全高级消费街区的形象。

2．3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跨国旅游空间研究

在全球――地方联结下历史城市区出现了新的旅游空间。跨国性旅游空间呈现在跨国性旅游消费活动的群聚上，国际旅馆、国际休闲娱乐、跨国连锁的异国风情消费与美食餐饮、高级百货企业等通过跨国旅行机构、大型国际饭店连锁、金融服务企业，压倒性地被全球化消费所支配，城市全球化的消费空间节点，将地方场所转化为全球性的旅游空间，空间是全球化消费在城市领域化(territorialisation)的全新地景，也是后工业化都市旅游消费空间，如柳条公园(Wicker Park)、罗根广场(Logan Square)和星巴克咖啡厅(Starbucks)等。城郊型的跨国性旅游空间侧重旅游区国外的移民和居住等。丽贝卡、玛丽亚等(Rebecca、Mafia etc，2005)以墨西哥的坎昆作为案例地，文章主要目的是理解跨国力如何重构地方和权力结构，构建和创造新的旅游空间。分析了构建新的旅游空间两种力：度假地的跨国经济结构(trans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和消费与生产导向型(consumption-and production-led)的迁移流(migratoryflows)。全球化导致的时空压缩减少了地理障碍，增加了国际旅游者和暂时性与永久性移民(temporaryand permanent migration)，全球和地方的相互融合形成了坎昆的跨国杂交空间(transnational hybrid space)(图3)。

2．4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度假旅游地研究

阿格瓦尔(Agarwal，2005)突出了全球和地方交互的重要性，研究了地方和全球相互联系对英国海滨度假地影响，提出了旅游度假地变化与全球――地方联结理论模型。旅游地变化涉及地方特征和全球化过程。地方特征包括：过去开发的模式、地理、规模以及区位。在全球化过程中，地方采用地方管治(local governance)、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影响当地行动展开的影响因素有：辨识和响应全球力的能力、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和信任、公共部门对旅游所承担义务、制度力等要素(图4)。

2．5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遗产旅游地研究

遗产旅游被看作是推动城市经济和再开发城市空间的重要方式。理解涉及城市遗产旅游开发的过程和结果通常陷入两类中的一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观点，强调全球的因素和外部的行为者驱动城市再开发；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观点，集中于地方影响。张(Chang，1996)探讨了整合的方法，检查了全球和地方联结下的蒙特利尔和新加坡城市遗产旅游开发，揭示了两城市旅游景点之问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尽管相似的宏观尺度过程推动两座城市采用遗产旅游作为城市再开发战略，结果反映了地方的重要影响，指出了地方和地方机构不是自上力的“温顺的接受者”(表1)。在旅游业开发过程中，政府规划人员和企业家一方面不断调整吸引游客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迎合居民的需求。张(Chang， 1999)从3个方面审查了全球和地方的辩证关系：(a)旅游政策；(b)小印度(Little India)遗产景观再开发；(c)地方特性营销。结果表明新加坡的遗产旅游现象是地方和全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产旅游起到了双重作用，吸引游客的同时实现地方社会文化发展和游憩的渴望。新加坡的旅游政策、营销口号和小印度遗产景观在全球和地方交互过程中被铸造，地方独特性并没有因全球化的结果而牺牲。

2．6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节事旅游研究

哥谭姆(Gotham，2005)把旅游看作是冲突和矛盾的过程，提出了“从上的旅游”(tourism from above)和“从下的旅游”(tourismfrom below)之间的差异。这样能够更好地意识到旅游如何破坏地方的同时也促销了地方差异性、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从上的旅游”指产品多维度的综合、全球化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影响。它也涉及新技术和新的媒体网络刺激旅行，管制和规则的新模式协调旅游和娱乐的不同形式。“从下的旅游”指地方群体和个体抵制旅游的同质化和使用其旅游想象和表征维持传统力和促销传统的创新。从上的旅游和从下旅游的区分避开了旅游对原真地(authentic place)的破坏，表明旅游能创造和维持地方特征，包括阐明了地方识别和产生集体行动的特殊化地方形式。作者以新奥尔良(美国港市)新四旬斋前的狂欢节(the Mardi Gras celebration)为案例，分析了全球力(global forces)和地方行动(local actions)相互联结，如何推动城市旅游的增长。狂欢节已成为推动旅游业的关键，新饭店、会议设施、Rouse(乐队)滨水地带和等建设，不同的公私群体采用娴熟的广告技巧“营销”(market)和“主题化”(thematize)狂欢节，旨在推动人们的期望和想像，形成了以大型节事为载体的新的旅游空间。

3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旅游开发战略研究

面对地方独特产品成为“商品化(commoditised)”和无特点的城市，城市采取了一系列再开发战略，旨在创造独特的地方形象或体验满足全球化的市场。主要战略包括：(1)图标建筑(Iconic structures)战略。比较典型的麦古跟汉(McGuggenheim)现象，主要是建构地标旗舰或图标建筑，经常成为城市或区域身份的符号速记；(2)大型节事(Megaevents)战略。城市通过主办奥运会、世界杯、博览会等活动提高城市的知名度；(3)主题化(Thematisation)战略。许多城市通过开发文化主题识别自己，提高城市的形象，吸引游客和外商投资；(4)遗产开发(Heritage mining)战略。如巴尔的摩滨水区开发(waterfrontdevelopment)、毕尔巴鄂博物馆开发(museum development)、约克角旧事重提(York：diggng up the past)、巴塞罗纳节事导向的再生(event-ledregeneration)都是规划师和城市领导者的主要参考点。城市不断采用“借来”思想，城市成为文化导向旅游开发的全球模式(global models)，迅速被城市模仿和复制。每个城市都有现代艺术博物馆、豪华酒店、咖啡馆和购物店，创造了全球区(global district)，复制好的思想是相对安全的战略。理查兹、威尔逊等(Richards、Wilson etc，2006)则提出了创新旅游(Creative tourism)战略，认为创新旅游战略优于这些复制型战略，更能够体验全球和地方的联结。表现在：创新性能增加更多的价值、能够使旅游目的地快速更新新产品、创新性能够比有形资源更具有可持续性、创新性具有移动性特征、体现价值创造等方面。作者还对文化旅游和创新旅游进行了比较(表2)。

4　全球――地方联结下的旅游影响研究

全球化的概念涉及诸多问题，包括全球和地方的连接变化是增加文化同质(homogeneity)还是文化的异质(heterogeneity)，抑或两者的综合。全球化的总体进程是通过对产品和服务体系的标准化来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由此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全球旅游产品失去个性特色，逐渐走向同化。旅游全球竞争、旅游国际化导致旅游空间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历史扭曲化(historical distortions)、绅士化(gentrification)。

这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的空间实践造成了空间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片断化(fragmentation)以及地方性的泯除。全球化的空间生产所造成的城市结构的断裂，不仅表现在空间维度上，而且表现在时间的维度上。其结果是历史感的丧失，文化意义与城市集体记忆的断裂。而代替这些传统建筑的是所谓金融街、CBD、硅谷以及遍布城市的购物中心、超级市场和快餐连锁店，以及追求着全球文化想象的“中产阶级”社区，这些“无地方性”(placeless)的空间形式脱离(disembed)了绵延的文化脉络和具体的历史情境，这些旅游空间体现着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流动的权力意志和消费主义的物质欲望。这种空间实践和空间形式割裂了历史轨迹和文化传承的连续性，营造了一种缺乏城市记忆的空间感受和场所精神。伍德(Wood，2000)观察了大众旅游的全球化导致奇怪的矛盾现象：旅游的出现是看作差异性的机会，但为吸引旅游者的城市再造却越来越相似，明显地引起了“旅游泡泡”或“旅游飞地”。巴恩维尔(Parnwell，1998)把旅游开发的全球化和居民安全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认为旅游开发导致人权的滥用，导致城市居住区置换成旅游区。许多学者辩论全球化的旅游(globalized tourism)一个趋势是用舞台化的原真性(‘staged’authenticity)置换了真正的原真性(real authenticity)，地方文化和传统被制造或被模仿以提供给旅游者消费。近来，米塞尔(Meethan，2001)注意到旅游和娱乐公司等国际企业从旅游商品生产转移到旅游地的生产(the production 0f tourist places)，结果导致空间转变成可销售的对象，因此毁坏了原真的文化空间。

因此，这样的阐述与卡斯特尔(Castells’s)的观点吻合，认为我们正从一个地方的空间(spaces of flows)的世界转到流动的空间(spaces offlows)。地方的空间(spaces of flows)是有丰富的情感联系、清晰的文化 历史、久远的和令人仰慕的传统独特的环境。相反，非连续的、短暂的、流动的和缺乏稳定性的环境确定了流动的空间(spaces of flows)。流动的空间寻求消除地方的空间，创造没有意义的地方。乔治(George，2004)建议“全球化什么都没有”最好的例子是旅游领域，涉及全球“非地”(non-places(the global production 0f non-places(Disneyland)))，“非事”(non-things(mass-manufactured souvenirs))和“非人”(non-people(clerks at souvenir shops))。根据里兹(Ritzer)的观点，旅游是“没有的生产”(nothing)，指的是社会形式一般被虚构和控制，相对地废除了独特性内容。在此概念下，旅游所呈现的游客流动、信息、符号等特征脱离或去地方文化，使人们很难形成有意义的交流和个体或社区识别。

刻画国际旅游业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同质化(homogenization)一般过程并不是单向，作用而是受不同空间和制度层面的调解。知识和文化的当地形式并不一定被旅游所削弱或腐蚀。而使地方组织和地方的人们能够抵制或融合旅游形象于地方美学和文化，在这样的过程中，当地人们转变或重新构造旅游以及伴随旅游而来的同质化、标准化和商品化趋势。而且，当地居民和旅游者并不是简单地、被动地接受由全球旅游公司、娱乐公司和地方营销者产生的旅游和地方含义的接受者。他们积极地参与含义的生产(the production 0fmeaning)，产生新的含义。尽管旅游空间的生产是商品化的全球过程，商品化的结果和含义则通过当地层面来表达。哥谭姆(Gotham，2005)提出全球联系的越紧密，将增加人口对地方和邻区，区域和民族，传统和遗产的依附。全球――地方的转换并没有消除地方的差异或产生文化同质，而是催生了地方化的文化创新的条件。科尔曼等(coleman，2002)认为旅游是“地方和绩效”的交互，是“扎根的全球化”(grounded globalizations)。这些理论形成了中间路线方法以理解全球和地方的交互过程。

5　结语

第8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

关键词: 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 特征 应对措施

一、“全球化”、认识“全球化”的几种视角及现状

一般所说的“全球化”这个词语是由英文单词globalization翻译而来,其词源可追溯到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一词。这个词虽然产生比较早,但被普遍使用并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从而引发热烈的理论探讨却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的。

由于立场角度不同,世界各国的学者对全球化的认识和理解颇有差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世界的扩展;从信息通信、全球意识的角度思考,全球化则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的自由传递。

著名学者斯克莱尔建立了全球体系模式的理论并提出“跨国实践”的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全球体系。全球体系模式理论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均有所突破。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最主要特征。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一体化,同时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文化的多元化,而文化的多元化是以文化的个性为前提的。各民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互交往的同时,既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吸引和融合,又不可避免地产生相互碰撞和冲突。因此,在国际政治社会多极化的同时,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也是多元又互补的。

全球化进程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但同时也有相反的声音存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运动。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化”,是西方制度、发展模式的全球扩张,更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显然,是否会被“西方化”,是“全球化”给人们提出的新课题。

全球化最终会影响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进而影响到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总之,从当今实际的全球化实践进程来看,多元化依然是现阶段全球化的主流。

二、文化全球化

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始于资本主义产生阶段,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殖民化过程。对于文化全球化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全面排斥和欢迎。前者主张对文化全球化应当全面排斥,从而阻拒资本主义文化的殖民略,而后者则对文化全球化持欢迎态度,认为这是彻底“改造”传统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甚至全盘西化的大好时机。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文化的全球化既是全球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性质和特殊的内容。全球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大体上经历了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全球化两个阶段。

文化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和扩张性在文化上的表现。由文化殖民主义到文化帝国主义经历了一个过程。文化全球化是全球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具有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特征:文化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突出了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异质性;文化全球化在总体上充满不确定性、不甚明晰,具有后现代文化特征;文化全球化运动所依据的文化观念是文化相对主义。

可见,文化全球化是全球文化结构的转换和重建,它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经验和价值依托,并将深刻地作用于人们,形成新的文化心理。但是,文化全球化仍然是一个正在生成而尚未完成的文化形态,它缺乏一套完整成熟的文化理念,缺乏一套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全球文化互动规范。

因此,我们应当打消对文化全球化的种种疑虑,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过程。我们要与世界不同文化主体一起,积极建立全球文化新体系,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过程。而建立全球文化新体系的关键就在于确立文化进步主义的新的文化观念。

文化进步主义强调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统一、文化发展的创造性,也强调文化发展的全面性、总体性。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关系是当今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文化进化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形态都是由其内部各层面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文化各层面之间保持着一种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互匹配关系,共同构成特定文化形态的整体特征。文化进步主义能够通过对文化深层意义的思考和文化现实状况的考察,凸显人类普遍、永恒的价值,从而承担起为文化全球化构造文化发展理念的任务。同时文化进步主义坚持一种社会发展的全面的衡量尺度。

文化全球化运动所应指向的文化理念是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形成了一套建设性的、积极的全球文化互动规范,是全球文化的有序状态;同时,它并不抹煞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个性,但是它要求每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保持一种开放态度。

正确的态度应是客观看待这种文化互动的历史过程,顺应全球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潮流,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确立民族文化的发展意识,积极参与全球化文化交往,吸纳世界进步文明,丰富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总之,面对现阶段全球化仍是多元化为主流的世界现实状况,我们应该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自主发展,保持彼此间的合作,争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别的主体的发展提供价值对象,共同参与和促进文化全球化。

参考文献:

[1]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贺金瑞,全球化与交往实践[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第9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范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制度缺陷;新政治经济学;金融侵略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01-02

一、引言

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金融资本主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全球扩张的新型资本形态,其产生的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缺陷与内在矛盾,最大的特点在于进行全球市场的金融突击和掠夺。国际金融资本以美元为中心的高度集中,并以金融力量而不是产业力量试图建立全球性资本新帝国的运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潮流。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金融资本兴风作浪的巨大能量,带走的不仅是财富,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说教。信用、资本、特权都向美国无限靠近,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元的“自动”回流提供了方便,构造了“斯蒂格利茨资本循环陷阱。”

二、新政治经济学与金融危机成因解析

政治经济学以制度分析为主线,注重经济社会的“关系”层面,透过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表象,揭示隐藏在背后的原理和规律。本文立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逻辑思维,论证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缺陷与内在矛盾,揭示出美国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因、特征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病理”特征,运用马克思所建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范式,主要论证以下几个命题:

命题一:新自由主义加速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将世界各国纳入到共同的价值链上。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取代后凯恩斯主义,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其所奉行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弱化金融监管、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将美国推向了债台高筑的深渊;同时,全球贸易和金融结构失衡,美国利用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全球征收铸币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用投资和出口战略输送了大量的“商品美元”、“石油美元”,同时作茧自缚,又要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促成美元回流来维持美国货币的竞争力。

命题二:金融资本跨时间、跨空间的风险运作,形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模式。

金融资本也称国际游资,以追逐风险利润为目的、投机性极强的短期流动资本。其通过证券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短期信贷市场,从事金融投机活动。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金融资本的形态与作用进行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马克思论证的这种模式,其实质是对资本逐利而动的本性的考察,也为金融资本的全球登台打好了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资本家把货币资本化作为目的而建立特殊机构,包括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企图绕开进入实体经济这一环节,这些机构也包括著名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市场。金融资本家此时作为一类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最终独立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还进―步论证了“货币与价值”的关系:“金融资本形成以后,货币在产生货币的同时,也生产价值”。在这里,资本拜物教取代商品拜物教,当金融资本逐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实现控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实质就演化为金融资本主义。

命题三:“中心・”框架的制度缺陷与全球金融贸易结构失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经济格局,进而形成了全球宏观经济的“南―北”特征,促使美国确立了以美元回流为前提的债务经济模式,生产与消费脱节,权利与义务失衡。《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激化后的表现,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表象,它所反映的本质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的阶级矛盾”,显然,马克思将经济危机归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上,他并不赞同按照简单形式的“储蓄―投资”两分法来考量经济失衡,甚至经济危机。

“中心・”框架的制度缺陷与全球贸易金融结构的失衡,让美国在赢得商品资产的同时,付出的代价仅是一纸风险共担的虚拟债权,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

三、重新审视货币与价值、权利与义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研究了商品、货币和资本问题,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后看到了更深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生产过剩的客观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反复调整,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伴随着社会化生产程度的高级化,便会不断暴露。社会哲学的实质是人的哲学,社会经济利益博弈与分配的背后,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利益格局的调整。

1.关于货币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危机,表现为币值的异常波动,市场流动性紧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当然,在贵金属充当等价物的经济条件下,物价的波动还受到金属自身价值的影响。当代金融危机考察的重点是基于衍生工具市场价值的资产价格,钱津(2009)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金融制度或金融创新出了问题,更直接的原因是资产市场价格的跌落,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刚性原则被忽视。

笔者认为,越是发达的金融市场,越需要刚性的市场价格来支撑,维护价格刚性,避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是现时代的社会理性,应注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真实内涵――在虚拟资产膨胀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却是围绕真实的货币价值而波动的,当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的相对过剩。

2.关于金融自由化与加强监管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红利。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价格回落,导致泡沫破灭,深层原因在于美国所提倡的过度消费和监管软约束,居民行为的自由化,建立在依靠借贷、依靠消费拉动方式促进经济繁荣的持续,荒谬的逻辑起点是收入的不断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政府行为的自由化表现在大规模军事、社会保障的支出,已造成国家的巨额负债,美国身兼最发达经济体与最大债务国的尴尬身份。

发达金融市场的信息强势,让金融衍生工具成为风险聚集的场所,道德迷失与监管缺位,助推了危机的蔓延,广大发展中国家得益于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但经济危机从金融领域波及到实体经济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权利与义务的严重错位将广大国家置于被动弱势的地位。

3.关于储蓄与消费的失衡问题

宏观经济的数量模型给出了消费和投资与总产出的关系,而经济社会中考察的重点却是储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非对称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增长模式带来了两种现象:(1)国内失衡: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依靠劳动和资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和外汇储备,加之消费不足,资产渠道单一,造成被动高储蓄,发达国家依靠消费增长,广泛透支,信用市场发达;(2)国际失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形成了“中心・”的利益格局,美国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了特有的全球债务经济模式。美国财长保尔森指责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高储蓄,其实质是为美国道德缺失辩护,自以为是的推卸责任。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