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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四面楚歌精选(九篇)

成语故事四面楚歌

第1篇:成语故事四面楚歌范文

拼音:

yáng chūn bái xuě简拼:ycbx

近义词:

曲高和寡、鲲鹏图南

反义词:

下里巴人、阳阿薤露

用法:

联合式;作主语、宾语;指文学作品

解释:

原指战国时代楚国的一种较高级的歌曲。比喻高深的不通俗的文学艺术。

出处:

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已。”

例子:

长老听了,赞叹不已道:“真是~,浩气冲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十四回)

成语故事:

宋玉是战国后期楚国的一位文人。楚王听别人说了他一些坏话,就把宋玉找来问道:“先生的行为恐怕有些不检点的地方吧!为什么许多人都对你不满意呢?”

第2篇:成语故事四面楚歌范文

【论文摘要】 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在中国历史、文学史上有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获得重大发展,产生了像《文心雕龙》这样“体大而虑周”和《诗品》这样“思深而意远”的不朽巨著,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独特的传统。而这两部巨著都涉及到对楚辞的评论,他们是如何评论的?本文试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和钟嵘《诗品》中涉及楚辞作品及作家之处入手,再结合审美活动中审美体验艺术,分析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审美取向。

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在中国历史、文学史上有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而楚辞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它抒发了诗人强烈的感情、想象的丰富、语言的华美及表现形式的自然等。钟嵘和刘勰都重视《楚辞》,并形成各自的楚辞观,表现在他们都强调诗歌抒发真情、怨情,都重视诗歌语言的华美和诗歌表现的“自然美”。此外,还表现在推论诗歌取法对象时《诗》《骚》并提,强调诗人创作时应兼取《诗》《骚》两者之长等。他们重视《楚辞》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诗歌本质观相同,又都受儒、道两家影响,另外是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传统之同时又有所突破。

一、刘勰的楚辞观。

通过刘勰生平身世的了解和对《文心雕龙·辨骚》文本的解读,我们了解到刘勰的楚辞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屈原的思想人格,认同屈原作品的艺术方式。

1、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无不崇拜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欲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前后,纷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他以这样诗意的笔调赞美了屈原,赞美了楚辞。在刘勰看来,屈原是完美的,他不但“固已轩翥诗人前后,纷飞辞家之前”,而且“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2、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进行具体分析,不同于汉代班固、王逸等人的评价,他指出楚辞“同于《风》、《雅》”之处:“典诰之体”、“归讽之旨”、“比兴之义”及“忠怨之辞”四个方面。又提出楚辞“异乎经典”之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及“荒淫之意”。再指出楚辞是《诗经》出现之后最伟大的“奇文”,进一步认同屈原。

3、刘勰对屈原及楚辞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作了全面肯定,指出其历史地位仅次于《诗经》,为“辞赋之英杰”,而枚、贾、马、扬等袭之。指出其艺术成就特色,“虽取熔经意,亦自鋳伟辞”、是别人“难于并能”的。又指出其抒情状物成就独到,“故《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这种大胆的评论在当时是少见的。

第二,强调诗歌抒发真情、怨情,重视诗歌语言的华美和诗歌表现的“自然美”。

1、刘勰注重抒发真情、怨情,对屈原忧愤深广的哀怨之情进一步地把握,“故《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认为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种情感,正是屈原忧愁叹吟、内心痛苦的真切反映,深得屈辞之情旨。

2、刘勰肯定楚辞作品恰到好处的“丽”。其作品做到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继承传统并推陈出新;而后代只是从形式上继承屈原华丽,却丢掉了“情”、“实”片面追求“华”、“采”。

3、刘勰赞成楚辞作品中“风骨为主、辞采为铺”的诗歌艺术美,“故能气往砾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第三,提出,“酌奇”和“翫华”创作论点主张,强调诗人创作时应兼取《诗》《骚》两者之长等。

1、刘勰品楚辞时,“酌奇”和“翫华”的主张提了出来,把情与实相结合,达到“妙理”。

2、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诗人写作方法有所超越,“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一方面依据《诗经》,一方面掌握楚辞,这已经接触到文学创作上写实和幻想相结合的问题。

二、钟嵘的楚辞观

通过《诗品》文本的解读,我们了解到刘勰的楚辞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诗歌抒发怨情,“情兼雅怨”。

1、五言诗之源头,楚辞之怨情。钟嵘评汉魏以来五言诗一百多家,探其源流者不过37家,而评诗中楚辞系下品无,可见钟嵘心中楚辞的地位之重要。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学多抒发悲怨之情,故其曰“源出于《楚辞》”。

2、论诗极重怨情,“情兼雅怨”。如评李陵,评班姬,评王粲等,皆有楚骚系之情怨;即使刘帧,也是情雅而怨。

第二、强调“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评诗标准。

1、钟嵘崇尚语言华美,批评语言质朴者。“古诗”是“温文尔雅”,班姬“文绮”,曹植“词采华茂”,王粲“文秀”,陆机“才高词瞻,举体华美”,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给予好评。

2、钟嵘好诗风雅正,反对质木无文。刘帧是极受钟嵘重视的诗人,但因“雕润恨少”而被惋惜。故“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第三、主张“自然直寻”,反对过多“用典”和过分讲究“声律”。

钟嵘“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而崇尚屈原及其楚辞的“诡异之辞”,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一种浪漫的想象。他反对“句无虚语,语无虚字”,尚“自然英旨”,却“罕值其人”。 注重自然,如评颜延之:“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等。

三、关于刘勰、钟嵘楚辞观之异。

刘勰通过“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所形成的楚辞观和钟嵘通过“思深而意远”的《诗品》所形成的楚辞观,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然而在表现方式上、强烈程度上有些不同而已。

首先,抒发哀怨之情上。楚辞之“怨”重在强调个人不幸身世遭遇导致的“怨”,感情比较激烈,屈原的作品给人的强烈印象是那不可遏制的激情,这与屈原强烈、坚定的个性有关,而这个性在某个方面上仍被限于儒家思想里。屈原作品中,对君王的怨,対小人的恨,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个人命运的哀叹,去没有看清对楚王的断然弃绝之情,他的爱国和忠君,只是桀骜不驯的独立人格与儒家传统不甚而合,他更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而钟嵘似乎更加看重强烈的身世之悲引发的强烈哀怨,《诗品序》中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见,钟嵘更重视自然景物引发人们的诗情,更重视社会生活、、个人遭遇引起的怨情。刘勰《文心雕龙》的楚辞观似乎是一种“怒而不怒”的格调。

其次,语言华美上。一般而言,《诗》的语言较质朴,《楚辞》的语言较华丽。屈原作品注重辞藻的华艳,刘勰称“故《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他看到《楚辞》对后世作家产生的巨大影响:“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可见,对《楚辞》作品文辞优美的特点很赞赏。

再次,在丰富的想象上。刘勰提出楚辞“异乎经典”之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及“荒淫之意”,又指出楚辞是《诗经》出现之后最伟大的“奇文”,显然刘勰是认同屈原这种后人称为“浪漫”的文风,而钟嵘就显得不够。

最后,表现形式的自然上。钟嵘“自然英旨”主张的提出,同时主张创作的“性情”、“滋味”。刘勰从不同角度,修辞(《比兴》)、辞藻文采(《宗经》)、用典(《事类》)、声律(《声律》)等方面有所描绘。

四、关于刘勰、钟嵘楚辞观的思想渊源。

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的形成有其思想渊源:

第一,诗歌本质观相同。

对于文学,刘勰从艺术想象论、风骨论、鉴赏论、通变论、文学发展论五个方面具体阐述其观点,道是其内容,文是其形式,他从根源上论文,写“弥纶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专著,以纠正不良文风,弥补理论的不足,为写作和评论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钟嵘从 “滋味”说、“性情”说、“直寻”说三个方面阐述其见解,针对一是缺乏批评的标准:“随其嗜欲,商榷不同”、“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二是缺乏对诗人的褒贬:“不显优劣”、“曾无品第”进行,坚持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统一。可见,创作的诗歌本质观点相同。

第二,受儒、道两家影响。

以儒家为主而兼佛道玄各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取老庄玄学,全书称引“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的言论颇多,佛家思想在书中倒是较少看到,仅引用了“般若”、“圆通”二词。然而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纲领明”、“毛目显”,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而钟嵘在《诗品序》肯定了五言诗的重要,提出了“滋味”说、“情性”说、“直寻”说,对齐、梁诗坛的不良诗风作了批评,既继承了儒家传统诗学中“可群可怨”、“文质彬彬”、“吟咏情性”等理论,又摆脱了汉儒强调政教美刺的风气,对后世影响较大。

第三,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传统之同时又有所突破。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基本分裂的时期。这期间有了“文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有了文学批评专著;不但继续讨论文学的外部规律,而且能深入到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上。学术思想活跃。此间,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佛学兴盛,不但影响了士人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如追求适意、放达、洒脱,即后人所谓“魏晋风度”),而且玄学与佛学讨论的一些问题(如才性、有无、言意、形神、虚实等),对文艺理论极具启发和影响。同时人们把风神、风骨、风韵、气韵、神气、通雅博畅等比喻人物风姿之美的词语,用来比喻艺术美,成为文论与美学的术语。文学创作繁荣。诗赋有较大发展(五、七言诗、抒情小赋),更讲究形式美;诸种文体大致齐备,为文学批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以上这些大大促进了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的形成。

五、刘勰、钟嵘楚辞观形成的审美取向。

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从审美感觉的角度看,“诗富于声,骚重于色”。同时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影响。

从美学的角度判断,没有空间距离的文学作品,就审美的效果而言,给予审美者的感受是和诸、淳朴的。楚辞这主题和题材上的空间距离却于审美者以躁动的、不协和的审美心态。

刘勰对屈原和楚辞的审美批评,实际是否定和反思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审美超越。在儒家的人生体验中,他们以完善自我德行、实践人生社会价值为超越的;而佛家的禅宗在强调超脱现实人生时,也强调心性的体验,刘勰就是带着这样的人生追求来体验作家作品、体验楚辞的。

相对的,钟嵘的文学批评似乎更接近审美批评,与他“位卑”不为见用的身世遭际有关,同时又摆脱了汉儒强调政教美刺的风气,而注重诗歌的艺术表现,在对用事与声律的态度上,又表现出他崇尚自然之美的审美趣味,从而显示出它极高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勰和文心雕龙》陆侃如 牟世金著 上海古籍出版 1987年第1版。

2、《文心雕龙》刘勰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1版

3、《钟嵘诗品校释》吕德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2版

4、《论刘勰的楚辞学说》戴志均著 学术交流 1991年第1期

第3篇:成语故事四面楚歌范文

关键词:两汉;四言诗;发展;变化

王莽之乱将汉分为西汉和东汉,虽同为刘氏天下,思想制度多有承袭,但时代有别,不同时期又自有其时代特征。西汉文坛楚风浓厚。大赋兴盛,学术方面是经学大盛,儒家经典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东汉之初走向极端后,统治地位开始慢慢动摇,楚风浙淡,大赋趋向衰落,抒情小赋兴起,五言诗开始涌现。学术方面反谶纬、反虚妄的思想开始活跃并渐深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种雅正诗歌,四言诗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西汉四言诗的特点是受到《诗经》和《楚辞》等的双重影响,重在模拟,歌功颂德之诗尚未僵化。但个人情感则备受经学思想的桎梏,抒情言志之诗则不多见;东汉四言诗经历由强调颂美到诗歌创作重情求真的转变,逐渐摆脱对经学和政治的依附,歌功颂德之诗已无文采可言,但在个人情感抒发方面则出现了一些清新可曲的诗歌。本文拟就诗歌内容和语言来分析两汉四言诗的发展变化。

一、歌功颂德之诗趋向僵化

两汉歌功颂德之四言诗主要有两种:一是宗庙郊歌,如高祖时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三首,武帝时《郊祀歌》中的《帝临》、《青阳》等,东平宪王刘苍《武德舞歌诗》等;二是文人的歌功颂德之诗,如译吏翻译白狼王唐蕞献歌《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和班固《南都赋》系诗《明堂诗》、《辟雍诗》和《灵台诗》等。这些诗主要是歌颂汉德、祥瑞及帝王功绩。但西汉和东汉此类诗歌相比较不难看出,发展到东汉这些诗从内容到语言已经僵化,试以郊祀歌为例探讨其内容及语言的变化。

西汉之初郊庙歌重在颂祖德。刘邦之姬妾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用于祭祀祖考:“乃立祖庙。敬明尊德”,其内容纯为儒家思想,尤侧重于孝道:“大矣孝哉”、“皇帝孝德”、“呜呼孝哉”等这样直接写“孝”的句子皆在四言篇章中,如第一章:“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官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沈德潜云:“首云大孝备矣,以下反反复复,屡称孝德,汉朝数百年家法,自此开出。累代庙号,首冠以‘孝’,有以也。”其它几首也主要是歌颂先祖“令德”、“德音孔藏”、“浚则师德”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等人作的《郊祀歌》主要是祀天神地祗,其中四言八首可谓是一组完整的郊祀歌。第一首《帝临》写武帝郊祀时“海内安宁,兴文偃武。后土福?”的国家背景,其后四首《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咏春、夏、秋、冬,准确地概括四时特点,歌颂万物和季节的和谐。唐山夫人和司马相如的这些诗歌不仅仅歌功颂德,还有劝诫之意,如陆侃如所云“多祝颂及教训的话”。如“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嘉承天和,伊乐厥福。在乐不荒。惟民之则”、“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嘲即告诫汉臣民只有顺承先祖美德,子民才会安定,国家才会统治四方,天下才会幸福安康。《安室房中歌》“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齐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庙”,有语重心长之感。“这歌格韵,规模简古……西汉乐章可与三代比拟的就只有这房中歌”。《郊祀歌》中对天地四时的描写意在使统治阶级顺应季节的变化、合乎神意“承神至尊”,还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都有告诫之意在里面。 但到了东汉以后,此类诗歌内容则完全沦为国家的颂美之词。这和东汉之初的统治思想有关,东汉光武帝中元四年宣布图谶天下。章帝建初四年在汉宫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白虎通义》即班固等人奉章帝之昭在此时期撰集而成。诗经学的神学化至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汉以后诗歌也重在美汉德、歌图谶,东平宪王苍进献的《武德舞歌诗》杂糅“天人感应”说以应图谶。“章明图谶。放唐之文”叫。班固《两都赋》后附四言诗三首,简直就是颂诗的翻版,索然无味。其一《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欤缉熙,允怀多福。”表现出“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内容和虚妄之词。西汉之初的宗庙诗歌颂还透着一种警醒和劝诫,东汉则这种讽谏之意全无,都是纯粹的颂美之诗。

西汉楚文化浓厚,鲁迅《汉宫之楚声》“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披宫掖。”所以西汉郊庙之歌受楚风影响很深。其中《安世房中歌》“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语言不甚艰涩枯燥,“其中描写的地方,一方面雍容尔雅,不专以典重见长;一方面词句秀丽,颇有楚辞的风味”。如第一章最后四句“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被沈德潜评为“幽光灵响,不专以典重见长”又:“《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来宴?郑??甘翘?e麇饕羲停?钙肴饲椤:龀饲嘈??跏卤赋伞G逅急l?,经纬冥冥。”写音乐“清思呦呦,经纬冥冥”,极其形象的描绘了音乐的感染力量,梁启超评价云:“此歌为秦汉以来最古之乐章,格韵,规模简古,胎息出于三百篇,而词藻稍趋华泽,音节亦如舒曼,周汉诗歌嬗变之迹,最可考见”。《郊祀歌》写四时的语言形象生动。如写秋天:“西颢沆阳,秋气肃杀。含秀垂颖,续旧不废”;冬天:“玄冥陵阴,蛰虫盖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描写极具特征,文从字顺,旨趣了然,“体裁和气格,有点出自《诗经》的三颂,却并不袭三颂面目,有点出自楚辞的《九歌》,也不袭《九歌》面目,最少也是熔铸三颂《九歌》,别成自己的生命。”

东汉郊庙歌语言没有创新,完全模拟《诗经》。如东平王刘苍进献的郊庙歌诗《武德舞歌诗》,几乎就是《诗经·清庙》的翻版,刘苍诗对《清庙》仅做了几处改动而已,把五字句变为四言,比《清庙》更古奥庄重。“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诗经·清庙》)“于穆世庙,肃雍显清。俊义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天,骏奔来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谶,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刘苍《武德舞歌诗》)

班固《东都赋》系诗三首流于颂语,如其二《辟雍诗》:“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胡应麟评价为:“太质无文”。白狼王唐蕞进献的三首诗之一:“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缯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曲申兼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顾主长寿,子孙昌炽。”(《远夷乐德歌》)虽没有沾染东汉浓厚的经义谶纬之学,却又走向另一极端,诗歌直白如文,“太浅无味”,亦没有什么价值。随着东汉颂体文学的繁荣,此类诗歌以后不见有载。

二、抒情言志诗走向新生

在经学思想浓厚的西汉,诗歌主要抒发的是诗人在政治、儒家礼仪等的规范下的思想感情,而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并无表露;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日渐松动,社会的日趋黑暗,文人开始关注自身命运,四言诗逐渐摆脱经学教义的束缚及对政治的依附,成为一种可以自由抒发的诗体。

西汉韦孟的《在邹诗》、韦玄成《自劾诗》,在“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歌理论规范下,诗歌中透出一种依经立义的意味,个人的行为无不是以经义来约束自我。西汉孔藏《杨柳赋》写到朋友宴饮时的情景:“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肴核纷杂,赋诗断章。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纪纲。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致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赋诗要“考以先王”,喝酒时言行举止要符合典章礼仪“事有纪纲”,西汉文人之言行谨慎由此可见一斑。韦玄成的《自劾诗》很鲜明的表现了在经典约束下的自我批评和警诫。东汉之初的傅毅《迪志诗》也还透出这种意识“秩秩大猷,纪纲庶式”。正因为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们在述志时都无一例外的要叙先烈、述祖德。韦玄成《自劾诗》叙述先祖:“赫矣我祖,侯于豕韦。赐命建伯,有殷以绥。厥绩既昭,车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显。”和傅毅《迪志诗》:“于赫我祖,显于殷国。贰迹阿衡,克光其则。武丁兴商,伊宗皇土。爰作股肱,万邦是纪。奕世载德连我显考”,如出一辙。但傅毅在诗中表现的思想和情绪与韦孟、韦玄成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傅毅之诗在于“将叙先烈,述祖德与励志紧密结合起来,既不同于韦孟诗中诗旨不统一和情感游移的情况,也没有韦玄成诗中畏缩的情感表现。弥漫在汉末士人心头的那种渴望通过建功立名实现个人价值的观念已初现端倪。透露出古老的四言诗体在流变中走向新生。”而且诗中有了作者自己个人意识的觉醒,不纯粹是在典章之下的:“自兹以坠,谁能革浊。清我灌溉,谁能昭因。启我童昧,……无恒自逸。徂年如流,鲜兹暇日。”已有了对时光荏苒、时月如流的感慨,使得诗歌的抒情部分有了作为个体面对无情的时间流逝而发出的真实感叹:“行迈屡税,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在自勉自励中不时流露出对个人生命的担忧。四言言志诗至东汉已经开始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世界和真实细微的文人感受,傅毅这首诗已经透露出四言诗新变的迹象。

东汉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日益黑暗,世风发生了变化,文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从外在的经典礼教的束缚转向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如朱穆在《崇厚论》中说:“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其思想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色彩,已经开始趋向率性而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契机。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源于礼法废弛、社会风气颓靡的现实,开始把礼义重重的外在约束点点剥落,从而转向个体内在的心性;在生活态度上即表现为重情求真的倾向,在文学上则表现在单一的以颂美为旨的文学局面向趣味化、抒情化审美新潮转变的趋势。诗开始摆脱儒家诗论较为浓重的说教传统,疏离了对《诗经》雅颂之典正诗风的机械模拟;四言诗更趋个性化、抒情化,雅俗开始相互影响渗透。传统雅正的四言诗开始冲破厚重的经学桎梏和模拟的范式,重新以生动的形象、清雅的语言、和谐的声韵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人生体验,具有鲜明个性的诗歌形式。这些诗歌敢于大胆表现主观爱憎,重视抒发真挚情感。蓝旭在其《东汉士风及文学》一书对两汉四言诗风格的变化概括比较全面:“颂美的沦没、讽谏的式微,是此期诗赋创作区别于东汉初、中叶的显着特征,代之而起的。一是对现实政治的激烈批判、对传统教条的叛逆精神;二是对世俗情感、日常生活情趣多方位的挖掘和体验。与此相应,汉末诗赋的风格亦突破雍容典雅、婉而多讽的模式。不平之鸣则慷概激扬,流连风物则清丽婉转而声情摇曳。”阁

四言诗摆脱了功利主义的羁绊,释放了经学的重负。重重郁积的愤怒和苦闷可以用四言来尽情宣泄,压抑许久的世俗情趣可以用四言诗来书写。东汉中期的张衡《怨诗》:“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日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我闻其声,载坐载起。同心离居,绝我中肠。”此诗前有小序:“秋兰,咏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表明了立意和主旨。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虽用《诗经》四言形式,但以秋天兰花喻幽隐的才德之士,抒发倾慕之思,又可体味到融通楚辞的意蕴。感情真挚,个性鲜明,语言清新典雅。全无以前四言诗呆板说教之病,被刘勰赞为“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标志四言诗的新走向。其后的四言诗完全突破了传统的雅正诗风,这类作品比较明显的出现于文人思想趋于解放的东汉中后期,其中有抨击官场上污卑贪婪之势力小人以表明自己高沽志向的,如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北山有鸱,不沽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览,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趋,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朱穆是东汉顺帝、桓帝间人,性刚直,居官清廉,对逐利之徒嫉恶如仇。刘伯宗曾几次投奔他为属吏,后来此人钻营为大臣,竟然派人召朱穆去拜谒。朱穆怒其“于仁义,道何其薄哉!”册而作《与刘伯宗绝交书》,并作此诗。全诗皆用比兴手法,以鸱比刘,讽刺其丑恶肮脏面目,以凤自比,以示志趣遇异,只能绝交。语言辛辣,感情激荡,图形写貌,极尽其丑。语言清新流畅,毫无典正古奥之迹。其后一脉相承充分表现冲决传统思想束缚的还有仲长统的《述志诗》(又名《见志诗》):“飞鸟遗迹,蝉蜕之壳。腾蛇弃麟,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这是一首言辞大胆解放,个性突出的篇章。“六合之内,恣情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这是绝对的无所顾忌。他还进一步宣言,要“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离五经,灭弃风雅”。作者表面上说要摒弃现实,“敖翔太清,纵意容冶”,但实质上是企图摆脱儒教桎梏的一种强烈躁动,一种奋力的呐喊。所以他说:“百虑何为,至要在我。”高度肯定了自我的主观能动性,是诗人主观精神的高度张扬。正如元·吴师道所评:“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日:‘叛离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仲长统的诗歌对统治两汉三百多年的儒家进行了反叛,道家思想已出露端倪。其思想之激进,汉代文人诗歌罕有其匹者。

桓帝时秦嘉《赠妇诗》一首,更是大胆打破传统,用庄重肃穆的四育体来抒发思念妻子之情:“暖暖白日,引曜西倾。啾啾鸡雀,摹飞赴楹。皎皎明月,煌煌列星。严霜凄怆,飞雪覆庭。寂寂独居,寥寥空室。飘飘帷帐,荧荧华烛。尔不是居,帷帐何施。尔不是照,华烛何为。”精心构思,反复比托,以时令景象来渲染独居空室的寂寥冷清,倾诉对爱妻的深深眷恋,真切感人,表现出对艺术追求的自觉。

总而言之,西汉抒情言志之诗从西汉走向东汉末年,则不再是儒家经典束缚中的模拟之作。虽然数量不多,也没有形成一种潮流,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两汉文人对四言诗认识上的变化。四言诗完成了一个蜕变的过程,不再背负厚重的经学和政治思想,从高雅的庙堂和政治文学走向了文人的日常生活及私人情感世界,为建安文人四盲诗创作的辉煌扫清了一切的障碍。

三、称誊人品才学之诗的兴起

东汉中叶以后,国家政权渐为外戚、宦官及其党羽所把持,出现了外戚、宦官互相倾轧、轮掌朝政的局面,社会日趋黑暗,人们朝不保夕,尤其党锢之祸后,文人多避祸自保,两汉经学学风也有了很大差异,章句之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永元十四年徐防的上疏中即已提到:“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加法”。“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武帝之后,动辄说经至上百万的情形已不可见;西汉“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为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的局面在东汉中期以后很难见到。《后汉纪·殇帝》中尚敏上殇帝疏中可见:“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趣于文俗,宿儒旧学,无与传业,士俗吏繁炽,儒生寡少。其在京师,不无经学,竞于人事,争于货贿,太学之中,不闻谈论之声;纵横之下,不睹讲学之士。”这一时期经学家法废弛不举,经生更多的以交游为业,人物品评之风盛行。出现了一些称誉人品才学之诗,这些诗主要有两类,一是直接赞美对方:“搞藻扬晖,如山如云。世有令闻,以迄于今”(应季先《美严王思诗》)“乘彼西汉,潭潭其渊。君子恺悌,作民二亲。没世遗爱,式镜后人。”(刘珍《赞贾逵诗》)嗣另一类是文人在交往应答诗中的称誉和赞美:“斌斌硕人,贻我以文。辱此休辞,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赋诵以归。”嗍(蔡邕《答卜元嗣诗》)以诗相赠并称誉对方的诗歌传统在《诗经》时代已经出现,《诗经·菘高》:“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诗主要赞美申伯美德:“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但这时期的赠诗主要适用于政治外交场合,是站在国家立场上对对方的称誉。而东汉以后出现的此类诗则纯粹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答:“甘罗十二,杨乌九龄。昔有二子,今则桓生。参差等踪,异世齐名。”(《客示桓麟诗》)“邈矣甘罗。超等绝伦。伊彼阳乌,命世称贤。嗟于蠢弱,殊才伟年。仰惭二子,俯愧过言。”(桓麟《答客诗》)

第4篇:成语故事四面楚歌范文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从太史公司马迁笔下流传下来的这荡气回肠2000多年的《垓下歌》声,连同“霸王别姬”的凄美故事一起,在中华文化中牢牢地刻下了西楚霸王项羽这样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对于霸王别姬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和司马迁那样一个震古烁今的史学巨匠,如果我们说这种悲壮形象完全是假的,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虚假报道,可能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荒谬绝伦,认为除非是又出土了什么爆炸性的竹简帛书才有可能作出这样惊天动地的论断。但其实这里什么新的史料也没有,就从司马迁《史记》的字里行间,只要不带偏见地仔细寻觅,我们就完全可以把事情的真相还原出来。

抽丝剥茧 追寻历史真相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这样4个场景:

首先是“四面楚歌”:“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然后是“霸王别姬”:“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第三是“项羽突围”:“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

最后是“乌江自刎”:“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而死。”

这些史料表面上看起来跟我们所熟知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区别,其实除了虞姬自刎的这一个小细节之外,霸王别姬的故事也正是源自这些史料。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被司马迁成功地隐藏了、同时也被后人们视而不见达2000多年之久。

第5篇:成语故事四面楚歌范文

一、击筑慷慨歌《大风》,

泣血深情悲《鸿鹄》

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中批评司马迁写《史记》不大重视文献记载,对“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较之班固《汉书》,这的确是《史记》一个缺憾。但司马迁自有收文标准,对于自认为特别美好特别关键的文献,记载得就特别详细。比如刘邦的两次唱歌,既录其歌词,又记其背景,细节生动,氛围感人,千载之后读之,犹闻其声,可见其在司马迁心中的分量。

一次记于《史记·高祖本纪》。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十月,刘邦率兵打败淮南王黥布的叛军,返回京城长安途中,经过故乡沛县停下来,在其行宫设宴,召集过去的朋友和父老乡亲一起纵情饮酒。并在县里挑选了120个儿童,教他们唱歌助酒。酒喝到高潮,刘邦敲击着一种名叫筑的乐器,即兴作歌唱道: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儿童们跟着一起唱。高亢苍凉的歌声中,刘邦“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对父老乡亲们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一次记于《史记·留侯世家》。

刘邦先已立皇后吕雉生的大儿子刘盈为太子,后来又想废掉刘盈,改立宠姬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汉高祖十二年十月,刘邦从沛县回到长安,决定将这想法付诸实施,不料在十一月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意外地发现,自己怎么也罗致不到的4个高人,如今却成了太子刘盈的辅佐,刘邦心知吕后母子的势力已无法动摇,所以当这4人向刘邦敬酒后离去时,刘邦一边怅然地目送4人的背影,一边招呼戚夫人,指着4人说:我想换太子,可这4个人却出来辅佐他。太子羽翼已成,动不得了,吕后的位子也就动不得了。听到这话,戚夫人哭了。刘邦万般无奈,对戚夫人说:为我跳个楚地的舞,我为你唱支楚歌伴舞。于是唱道: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决四海/

横决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弓箭)/尚安所施

刘邦反复唱了几遍,戚夫人一直抽泣流泪,歌唱不下去了,舞跳不下去了,刘邦起身离开,酒宴,在悲怆的歌声中和惨淡的氛围里,宣告结束。

刘邦这两次即兴而唱的歌,歌词都是自己即兴而作,被人称作《大风歌》和《鸿鹄歌》,流传至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皇帝诗作。

刘邦在沛县唱罢《大风歌》后回到京城长安,过了半年就死了。继位的汉惠帝为纪念刘邦,在沛县的刘邦行宫为刘邦立庙,祭礼用的音乐歌舞,一皆袭用刘邦当年之旧,“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史记·乐书》),“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自此以后,“礼官肄业而已”。(《汉书·礼乐志》)祭祀刘邦,必须演唱《大风歌》,遂成为汉王朝一项重要的礼乐制度。因为《大风歌》以“大风起兮”开头,所以又被称之为《风起之诗》。又因全诗用了三个“兮”字,而当时“兮”、“侯”二字同音,人们又将《大风歌》称作《三侯之章》。本来,诗被谱曲而唱之,就容易流传,而刘邦的《大风歌》又是诗、曲、舞皆佳,三美合一,再加上朝廷的礼乐示范,遂日益深入人心,人见人爱,朝野皆习,对两汉400年文化艺术产生巨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刘邦的两首歌诗,是两汉文学艺术的直接源头。

二、戚姬即兴一歌哭,刘邦子孙传楚歌

刘邦世代楚人,天生楚腔楚语楚俗,又特爱楚歌楚舞,刘邦君临天下,原本只行于江汉流域的楚腔楚语楚俗楚歌楚舞,也随之风行天下。上之所好,下必甚之。真个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一时之间,从皇宫到民间,凡沾“楚”字,皆为时尚,尤以楚歌最为风靡,唱彻宇内,成为人们抒感的首选,而且大都是向“高皇帝”如法炮制,当下自作歌词,而用楚腔以楚歌之调,或自歌之,或让乐伶歌之。尤以皇宫和王室为盛,皇帝、后妃、王子,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但凡喜怒哀乐之极,就几乎是本能地要来首楚歌。鲁迅《汉文学史纲》极为简略,讲述自文字起源至汉武帝时期文学发展史,仅列十篇,却专门拿出一个篇章——《第六篇 汉宫楚声》,讲述刘邦歌诗对两汉宫廷文化巨大而长远的影响,可见鲁迅对之评价之高。

最先接唱的是刘邦的戚姬。刘邦死,吕后的儿子刘盈即帝位,是为汉惠帝,吕后为太后,大权独揽,立即对戚姬进行报复,将戚姬囚禁在当时专门处罚宫人和王子的永巷,剃头,戴上刑具,穿着囚衣,给皇宫舂米。这时候,戚姬的儿子刘如意正在赵国做王,离京城数千里之遥,对母亲的情况一无所知。刘邦一死,戚姬唯一的亲人就这一个儿子,却不得一见。戚姬边舂米,边用楚歌之调,倾诉对儿子的思念和自己遭遇的苦难,哀哀唱道:“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隔三千里,当谁使告汝?”(《汉书·外戚传》)吕太后闻之大怒:“怎么?还想靠儿子救你!”于是把赵王刘如意骗到京城,用药酒毒死,后患既除,有恃无恐,遂对戚姬下更大毒手,砍掉手脚,挖去眼睛,将耳朵熏聋,嗓子药哑,关到猪圈里,称之为“人猪”,还专门叫汉惠帝来看“人猪”。戚姬就这样被吕雉羞辱折磨致死。一首歌竟导致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莫非戚姬当初唱《舂歌》时,一点儿也没想到后果的可怕?刘邦天赋超群,戚姬能被刘邦视为知音,自然天赋不低,对吕雉为人的刻毒残忍不会不知,但爱好楚歌的积习和深潜的歌诗本能,却驱使她不管不顾,冲口而出,一吐为快,至于其他,该来的就让他来吧。值得大美之人为之以生命相献的楚歌,能不以风起云飞之势唱遍天下吗?

在刘邦和戚姬的直接影响下,两汉后妃大都擅长楚歌创作,且出过极为优秀的作品。西汉后期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所作琴曲词《归风送远操》,就达到了相当的审美品位。“凉风起兮天陨霜,怀君子兮渺难忘,感予心兮多慨慷!”(《古诗源》卷二)和刘邦《大风歌》一样,赵飞燕《归风送远操》也只有简单的三句,却是意象悲怆而凄切,意境苍凉而旷远,情怀深沉而豪壮,直逼近刘邦,而气象的氤氲华贵,寄托的含蓄高洁,似又略胜刘邦。中国古典美女,有“燕瘦环肥”之说。杨玉环是著名的胖美人,赵飞燕则是中国古代第一瘦美人。史称其“体轻腰弱”,“色红如玉”,“为当时第一”(《西京杂记》卷一)。小说家更称其身轻如燕,风吹欲举,能在人手掌上跳舞。这样一个柔弱女子,竟有这样气韵雄奇高华的诗作,这里面固然有赵飞燕的个人天赋,但汉王朝宫廷浓郁的楚歌创作氛围对她的长期熏陶,也许产生了更重要的作用。

刘邦的子嗣,尤好唱楚歌,唱得最好的,要数他的重孙汉武帝刘彻。刘彻于雄才大略和文学艺术天赋两方面,都颇似刘邦,尤擅楚歌,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情深,意美,词丽,在中外诗坛颇受重视。和刘邦一样,刘彻也是个情种,作为皇帝,刘彻玩过的女子自然不少,却特别钟情于李夫人,至死不渝。李夫人死后,刘彻思念不已,宫室床帐,风过雨滴,似乎都绰约着伊人仙姿丽影,依稀犹闻那销魂的莺啭燕啼。是一个秋天,长安昆明池刚刚竣工,刘彻“泛翔禽之舟”,让女伶歌刘彻自造之曲,“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而“女伶歌声甚遒”,刘彻又想起李夫人,佳人不再,悲从中来,顺口吟出一首《落叶哀蝉曲》:“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令女伶再唱新词。“帝闻唱动心,闷闷不自支持,……悲不自止。”(晋·王嘉《拾遗记》卷五)刘彻这首楚歌,把满怀挚情悲思,都借“落叶”、“哀蝉”两个意象来传递,既取喻贴切,又兴象无尽,自身之美,已让人深深沉醉,其所蕴涵的诗歌艺术技巧,更给人启迪良多。

刘彻思念李夫人,渐至痴迷,一次梦见李夫人送他“蘅芜之香”,醒来以后,“香气犹著衣枕,历月不歇”,刘彻欣喜若狂,给他做梦的这间屋子起名“遗芳梦室”(《拾遗记》卷五)。得寸进尺,刘彻就想在清醒的时候一见伊人。有个方士便献上一种幻术,以让刘彻的渴望得到暂时满足。一天夜里,方士在一个帷帐中“张灯烛”,“陈酒肉”,而让刘彻远远地在另一个帷帐里向这个帷帐“遥望”。刘彻焦急地等待着,就觉得过了很久很久,终于,望眼欲穿中,就见那帷帐内,灯烛之光一片摇曳,影影绰绰,有“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坐在那里,一会儿,又起身徘徊,也就那么一阵,便不见了。刘彻多想去亲拥伊人,一诉思念之苦啊。但方士事前已有约定,只能遥望,不能近视,刘彻“愈益相思悲感”,凄凉地吟道:“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并“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汉书·外戚传》)这就是著名的《李夫人歌》。这首歌诗仅仅15个字,真是短得不能再短了,却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凄美得令人心痛的意境,在真实与虚拟、梦想与幻灭的巨大反差之间,把真诚的爱情和执着的向往凸显得那样炽烈那样感人。这首歌诗的写作技巧,也给了其后历代诗人久远的启示。我们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诗《花非花》、宋代大诗人苏轼的名词《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还能看到直接模仿的痕迹。白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苏词:“似花还似非花,……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成功之处,都明显借鉴了刘彻《李夫人歌》的朦胧写法,但其意境的含蓄,语言的凝练,却明显不如刘彻远矣。

孙儿们善之,孙女辈也不示弱,刘邦的玄孙女刘细君有首楚歌就唱得不错。刘细君本是汉武帝兄弟江都王之女,汉武帝以之冒充自己的公主嫁给西域乌孙王昆莫。故国天涯,习俗悬异,语言不通,已够让人伤心的了,更加之刘细君正青春年少,而昆莫已然老态龙钟,“公主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汉书·西域传》)这首楚歌,后来被南宋朱熹编入《楚辞后语》,清人沈德潜编入《古诗源》,余冠英先生选注《汉魏六朝诗选》,于西汉诗仅选四首,这位苦命公主的《悲愁歌》就赫然其中,可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6篇:成语故事四面楚歌范文

《作家作品》

屈原我国古代第一个有巨大成就的诗人。

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发展了“楚辞”。

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等等。

《国殇》选自《楚辞九歌》,用于祭奠为国捐躯的将军。

《课文讲解》

一、本文主旨

全诗概括而生动地描写了楚国将士不畏强敌,英勇杀敌,义无反顾的场景,歌颂了他们刚毅勇敢,视死如归的精神,抒发了作者对死难将士的深沉哀悼和由衷的敬佩之情。

二、词语解释

首身离兮心不惩。惩;悔改;

凌余阵兮躐余行。凌:侵犯;

援玉抱兮击鸣鼓。援:拿着;

身既死兮神以灵。以:而;

三、课文串讲

全文分为两层。

第一层:描写楚军将士英勇杀敌,最后全军覆没。

第一句,描写将士披甲操戈,准备战斗;

第二句,描写两军交锋;

第三四句,描写敌人兵多势众,楚军英勇战斗;

第五六句,描写敌人冲进楚军军营,楚军伤亡惨重;

第七八句,描写楚军将士勇武不屈;

第九十句,描写楚军全军覆灭,横尸疆场,天昏地暗,场面壮烈。

作者依照战斗的进程描写,展示了战斗的全过程,表现了楚军将士的英勇杀敌,义无反顾的精神。

第二层,祭奠楚军阵亡的将士的亡灵。

这一层是诗人对阵亡的将士们的深情礼赞。

前四句,描写将士们征战的精神,礼赞将士们刚武英勇,视死如归的精神;

后四句是感天动地的礼赞,活时凛然浩气,死后也是灵魂不散,虽死犹生。

《学习要点》

场面描写完整,真切。

描写战争场面十分真切。前十句,记述楚军披挂出阵,与敌人交锋,兵败身死的全过程,层次十分清楚。既有大的场面,又有细节描写,还有气氛渲染。

善于运用气氛渲染铺垫。

作者描写出战斗场景的气氛,从而引出对死者的礼赞。如旌旗蔽空,流矢交坠,鸣金击鼓,血撒疆场的战斗场面的惊心动魄的气氛,衬托了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楚军将士威武不屈的精神。

《重点段落分析》

诗的第一部分。

描写内容:见《课文串讲》;

划分层次:见《课文串讲》。

《陌上桑》(重点课文)

《作家作品》

汉乐府本来是西汉设立的音乐官署。以后就把这个官署内收集的可以唱的诗称为乐府诗。

《陌上桑》是一首汉乐府诗,无言叙事诗。

《主旨》

叙述使君调戏采桑女罗敷遭到严词拒绝的故事,赞美了罗敷女的坚贞和智慧,讽刺使君的愚蠢,反映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荒淫和无耻。

《课文串讲》

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起因。描写罗敷劳动情景,服饰容貌的美丽

第二部分:事件经过。描写使君调戏罗敷,遭到严词拒绝。

第三部分:结局。描写罗敷夸夫。

《疑难词句》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坐:因为。

秦氏有好女。好:美女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颇:略微

何用识夫君,白马从驪驹。从:跟从。

《学习要点》

1、女主人公罗敷的形象特征。

形象美,心灵美,机智勇敢。

2、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

从正面描写,侧面描写来表现主题。比如文中的环境描写,从环境描写来看,属于正面描写;但从表现罗敷的美丽来看,又属于侧面描写。尤其“行者见罗敷,——”更是侧面描写,没有描写罗敷如何美丽,而是从旁人的反应衬托出罗敷的美丽。

《重点段落分析》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1、夸夫表现罗敷对自己夫君的忠贞,对使君的嘲讽,蔑视。使使君相形见拙,无地自容。

2、划分层次。

分为五层。

前四句。描写夫君地位显赫。

“青丝系马尾”四句,描写夫君的财富。

“十五府小吏”四句,描写夫君官职。

“为人洁白皙”四句,描写夫君的美貌。

侧面描写,借他人评价。

《短歌行》(重点课文)

《作家作品》

曹操东汉未年建安时期诗人,他的诗大多以乐府旧题表现新内容。

他的风格基本是苍凉悲壮。

《短歌行》是一首乐府旧题。

一、本文主旨

本诗写作于曹操晚年,抒写了作者复杂深沉的情怀。在诗中,他感叹光阴易逝,功业难成,抒发了渴望招纳贤才共图大业的急切心情,表现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诗中虽也流露出人生苦短的愁闷,但作者的精神实质是昂扬向上的,积极进取的。

二、词语解释

1、对酒当歌。当:面对;

2、但为君故。但:只是;

3、何时可掇。掇:拾取;

4、契阔谈宴。契阔:聚散;

5、枉用相存。问候枉驾前来的贤才。

三、课文串讲

全诗共分为三层。

第一层,前八句,感叹人生苦短,忧思难忘;

第二层,(青青子衿——心念旧恩)求贤不得的忧愁和诚心纳贤的态度。

分为四小层。

(1)(——沉吟至今)自己对贤才的思念;

(2)(——鼓瑟吹笙)表示对贤才真诚欢迎的态度;

(3)(——不可断绝)贤才不易得,自己忧心不断;

(4)(——心念旧恩)希望老朋友能前来,为自己举贤荐能。

第三层,(月明星稀——)惋惜贤才未得明主,自己有广招人才的信心和统一天下的雄心。

《学习要点》

分析前八句的内容。

前四句,感叹年岁已老,功业未成,“譬如朝露”用比喻手法,感叹人生苦短。接着四句,写政治抱负未得实现,心情苦闷,想借酒浇愁。

分析诗中思贤若渴的情意。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借用来表达对贤才由来已九的思念之情:“呦呦鹿鸣”借用来抒发诗人热烈欢迎贤才到来的情景。下面着重描写诗人求贤不得的惆怅和苦闷,设想众多贤才故友远道前来的幻影,表达作者对贤才的无比思慕的心情。

作者描写贤才无所依托,殷切希望贤才来到自己身边,助己完成统一大业。

诗中“月明星稀”四句,比喻当时贤才流散各地,无所依托。“山不厌高”四句,借用周公的典故,以周公自比,渴望得到更多的贤才,建功立业。

重点掌握本诗运用比喻的手法。

“譬如朝露”来比喻人生短暂;

“我有佳宾,鼓瑟吹笙”比喻自己由衷地礼贤下士;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比喻贤才没有明主可投;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自比周公,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情。

重点掌握善用典故的作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出自《诗经》,表达诗人念念不忘贤才的真情;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佳宾,鼓瑟吹笙”出自《诗经》,表达作者对贤才梦寐以求的思念;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出自《管子》,抒发作者渴求贤才的心情;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达作者礼贤纳士的心情,和天下统一的期望;

《重点段落分析》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表达作者思贤若渴,希望得到贤才辅佐的心情。

找出比喻的手法。

前六句。

第7篇:成语故事四面楚歌范文

但在日常教学中,许多教师面对教材中“读读背背”的教学束手无策,既不能准确领会编写意图,也不研究探讨教学方法。有的不加指导让学生重复地读、背,学生学得索然无味;有的要求学生机械地抄写成语解释;有的干脆将之束之高阁,避而不教。如何有效地进行成语教学,让儿童乐学、易学、活学成语,进而热爱美妙的祖国语言文字呢?笔者以苏教版一下《练习3》“读读背背”为例,谈谈成语歌的教学。

一、 讲述,让成语的形象驻留儿童的心田

成语大都有一定的出处。有的是古代的寓言,有的是历史上的故事,有的截取古书的文句,有的采用古人文章成句,也有人们口里常说的一些四字习用语,还有些是接受外来文化而出现的。《练习3》“读读背背”选取了“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组成成语歌。这四个成语意思连贯,很像一首四言小诗。“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两个成语出自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有着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曲折感人,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学生有很吸引力。首先,可让学生分别完整地讲述这两个故事,一方面调动学生已有的阅读积累,另一方面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发挥了生生学习、互相影响的作用。完整清楚的讲述使成语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在学生的心中初具轮廓,学生得以大致理解成语的意思。在学生讲述的基础上,教者指导学生观察图画,富有语感地详细讲述故事,使得故事的形象逐渐清晰。同时,教者应在讲述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艰难,为初步感受成语的思想感情作铺垫。

二、 朗读,让成语的精气神融入儿童的血脉

苏教版小语教材主编张庆先生关于成语歌的教学这样建议:“不要孤零零地解释四条成语,而是要把它当成一首小诗来教。要让学生一边读成语歌,一边借助生活经验展开想象,力求进入成语歌所描绘的境界中去。读的时候,也不要觉得是干巴巴地念四个成语,而是要把它当成一首小诗来读,要一边诵读一边在头脑里‘电影’,力求读出感情来,读出韵味来,有一种美的感受。这么一来,儿童凭借语言环境,就能意会到这四个成语的意思。”“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百折不回、勇往直前”这四个成语,语意连贯,一气呵成,以读代讲,以读悟神。第一,初读成语歌,要读得正确流利;第二,熟读成语歌,要读得有感情,把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遇到的困难、艰辛和不容易表达出来;第三,诵读成语歌,要读得有精神,把精卫、愚公遇到困难不害怕、不退缩的精神读出来。课堂上,朗读的形式可以多样,自由读、个别读、齐读、教师范读、表演读等等。通过朗读,学生不仅明白成语的意思,同时,伴随着自己一遍遍铿锵有力的语音语调,成语中包含的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气神仿佛股股热血融入了学生的心田。

三、 背诵,让成语的形式固化儿童的表达

如何让低年级的学生准确记忆成语,教材主编根据心理学家乔治·米勒记忆机制“块”的新概念,将一组有内在联系的成语以韵语的形式编成成语歌,方便了儿童记忆。遵照上述编写原则,应将教成语歌的重头戏安排在“读”和“背”,让儿童熟读成诵,烂熟于胸,以形成牢固的积累,达到积累语言的目的。指导背诵时,应循序渐进,可学生先背,教师再示范背;可采用游戏的方式,譬如教师故意背错,鼓励学生大胆指出错误,引导学生明白成语约定俗成、字面固定的特点;还可以看图背诵,旨在通过图画勾连学生对词语的联想,进一步加深成语与图画之间的意义联系。

儿童时代是学习语言、发展记忆的黄金时期。背诵应该说是低年级学生学习语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通过诵读、背诵,不仅可有效地刺激孩子的记忆力,还能培养孩子集中注意力,学习记忆方法,锻炼记忆力,使孩子变得更加聪明。

四、 推荐,让成语的精彩丰富儿童的生活

中国的成语世界浩如烟海,博大精深,仅靠课堂上传授是十分有限的。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说过:“大量的阅读和积累,会使人的语言不断丰富,在不知不觉中掌握文字的搭配组合,情感的表达,感受到文字的魅力和生命力。”教学结束,推荐学生课后阅读《成语故事精选》,以此延伸与拓展教材,进而培养学生读背成语的兴趣和能力,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语言。

第8篇:成语故事四面楚歌范文

一、读诗讲究知人论世,我们先来看看他的生平。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商隐十岁,父亲卒于幕府。孤儿寡母扶丧北回郑州,“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正是由于家世的孤苦不幸,加之瘦赢文弱,形成他易于感伤的性格。

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谒令狐楚,受到赏识。令狐楚将他聘人幕府,亲自指点,教写今体文。楚子令狐绚又在开成二年(837)帮助他中进士。但就在这一年底,令狐楚病逝。李商隐于次年春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商隐之才,将最小的女儿嫁给他。当时朋党斗争激烈,令狐父子为牛党要员,王茂元被视为亲近李党的武人。李商隐转依王茂元,在牛党眼里是“背恩”的行为,从此为令狐绚所不满。党人的成见,加以李商隐个性孤介,他一直沉沦下僚,在朝廷仅任九品的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和闲冷的六品太学博士。为时都很短。从大和三年踏人仕途,到大中十二年去世,30年中有20年辗转于各处幕府。东到兖州,北到泾州,南到桂林,西到梓州,远离家室,飘泊异地。他最后一次赴梓州作长达五年的幕职之前,妻子王氏又不幸病故,子女寄居长安,更加重了精神痛苦。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以及他所秉赋的才情,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

二、作为晚唐艳情诗人的代表,李商随和佛教有密切关系。要读懂李商隐。必须撩开他身上那层佛光禅影。

李商隐自幼就与佛教有密切接触。他自言“《妙法莲华经》者,诸经中王,最尊最胜。始自童幼,常所护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39岁时妻子病故,义山对佛教更是表现出超常的热忱,“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虽从幕府,常在道场。犹恨出俗情微,破邪功少”,甚至迸发出“台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题僧壁》)的狂热。

李商隐曾这样叙述向佛动机:“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魁意事佛。则义山一意事佛则是为排解妻子故后内心的苦闷。但仅仅“丧失家道”四个字绝不能涵盖义山向佛的缘由。审视李商隐的一生,人朝无路、仕宦无门、谋生艰难、归隐不能、情爱不果等,是其向佛的诱因;而妻子的溘然长逝,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坍塌后,李商隐真正绝望了。苦闷迷惘中的他。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自我的理想抱负、个性情感与外界的冲突对其精神造成的逼仄紧迫感,使李商隐一步步转向了佛教。李商隐向佛,与其说是为信仰。不如说是将其作为一种心灵的寄托,在“烦恼”中得一份“菩提”,以摆脱精神痛苦,在失衡的人生境遇中重获心灵的平衡、安适与超越。李商隐以其独特的诗人气质,直觉地体悟到佛教真谛,体现了诗情与佛理的相通。

三、李商喜欢用高妙的艺术技巧。精工的表现手法,表出深挚的情感,这也是他的诗歌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的原因。

1、清丽的语言

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1934年12月20日)中曾经说过:“用典过多固为我所不喜,然清词丽句,谁敢比肩?”这是对李商隐语言艺术的高度评价。李商隐的巨大成功除了诗歌意象的优美外,更有诗歌语言的优美――尤其是他自己发明磨炼出来的语言。如《野菊》:

苦竹园南椒坞边,截香苒苒泪涓涓。

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

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

紫云新近移报处,不取霜栽近御楚。

诗中所写野菊与诗人同病相怜,韶华徒逝,难以接近高堂华屋,只好让其美丽自生自灭。全诗基本不用典,只是颔联用寒雁与暮蝉作为衬托,颈联依据现在比衬未来,有点跳跃。第二旬形象美。语言更美,向来被认为是写野菊的经典句子。这类诗虽是李商隐的“别调”,但在其集中也有不少。

2、哀怨的基调,迷离的意境

将复杂矛盾以及莫名惆帐的情绪借助于诗心的巧妙生发,铸造成为雾里繁花般朦胧凄绝的意境,是李商隐在诗歌刨作中追求的目标。

《无题四首)(其一)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剐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擞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这首诗看似意象繁多,细寻起来却是处处云遮雾绕。作者时而写梦。时而回到现实,将梦境与实境杂糅在一起,既具体又模糊,既沉重又飘忽,于朦胧之中见渺茫,于繁艳之中见凄凉。恰恰是这种如梦如织、真幻莫辨的含糊把梦一般的爱情与人生表达得真切而生动。诗人淡化了时间,淡化了地点,淡化了事件,却突出了一种情绪,一种思慕至深而沓远难寻的失落。含蓄朦胧的意境,让人似懂非懂,只觉深情缈缈,韵味深长。诗歌的张力在这知与不知之间迅速地突现。

3、善于用典

李商隐用典妥贴自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以大家熟悉的《锦瑟》为例: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中间两联共用了四个典故。一是庄周梦蝶,意为曾经有过梦想,曾经沉迷在美好的墙界中。二是望帝啼鹃,意为曾经有过殷切的相思。三是南海鲛人的故事,意在说美好的梦想破灭后只有满眼的泪水。四是蓝田玉烟的故事,是说过去美好的生活如同蓝田缕缕的玉烟。用典增大了诗歌容量,给人们无穷无尽的想象的空间。当然也制造了与读者的隔阂,让人可望而不可及(把握)。

4、辞藻华美,色彩绚丽

李商隐博学多识,词汇丰富,遣词造句挥洒自如。创造了许多意境优美的词句,如“身无彩风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特别是在色彩的点缀、意境的营造上,即使是悲伤、凄凉的意象也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特点。例如:

《无题》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

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

第9篇:成语故事四面楚歌范文

关键词:项羽 音乐 《王的盛宴》 《垓下歌》

《垓下歌》原为西楚霸王项羽败亡之前吟唱的一首诗,作为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深刻着影响着后人。这首词短小精悍,全文仅有四句,共28个字,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2012年我国著名青年导演陆川导演的电影《王的盛宴》主题歌曲即选用《垓下歌》这首词。电影一经播出,主题歌曲《垓下歌》深受各界好评。本文主要对作品《垓下歌》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为读者带来帮助。

一、《垓下歌》创作背景研究

《垓下歌》的诗词作者项羽,名籍,字羽,生于公元前232年,卒于公元前202年,下相人(现江苏宿迁人),他不仅是秦末义军重要的军事领袖,而且还颇有文采。以项羽为首的抗秦队伍通过巨鹿一战成功摧毁了秦军主力,使秦王朝走向灭亡。之后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他与刘邦展开了争夺天下的战争。但由于坑杀20万秦国降卒,攻占咸阳后又再烧杀抢掠,项羽早已失去民心。公元前202年,项羽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境内)陷入被刘邦的军队重重包围,损兵折将,粮草吃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一个黑夜里,项羽忽然听到从四面刘邦的军营中传来一阵阵楚国的歌声,他大吃一惊,以为楚地已被刘邦占领,大势已去,在帐中一边饮酒消愁,一边看着他宠爱的美人虞姬和征战多年的战马,忍不住唱出了这首慷慨悲凉的《垓下歌》。随后,项羽怀着满腔激愤,率领将士进行突围,但最终因自己的队伍兵力单薄,被迫在乌江挥刀自刎。在自刎前项羽吟唱了这首《垓下歌》。

二、《垓下歌》作品分析

《垓下歌》共28个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首先,先从“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分析。在这一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笔者认为这是项羽在诉说自己。其中“气盖世”、“力拔山”,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把他曾经叱咤风云的气概生动地显现出来。而且这一句有气壮山河、波澜壮阔的意象。作为反抗秦军的重要领袖,这句词足以和项羽匹配。《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在他的经历中,有许多勇冠三军的精彩故事。而此时此刻,面对着四面楚歌的惨败结局,面对爱妃虞姬,项羽感慨万千。第一句就吟唱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诗句,一方面这是在回首自己曾经的光辉岁月,另一方面也有对兴亡盛衰的感慨和机不再来的懊悔。

其次,我们从“时不利兮骓不逝”分析。这一句写出了作者的感慨,意为:或许这一切都是天意吧,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我这边,战事接连不顺,甚至连我的千里马也跑不动了。这句诗为读者展现出作者英雄末路、苍凉无助的情绪。

再次,对第三句“骓不逝兮可奈何”进行分析。这一句是作者在上两句的基础上的深入,更加抒发出项羽的无可奈何。他的失败不完全是军事上的失败,更多的则是政治谋略上的失败。他的坦率、天真、不用心计给奸诈的对手提供了许多机会。在这死到临头的时候,他终于才明白。此时,他希望有机会再一次卷土重来,甚至再一次实现破釜沉舟式的转机。但是,项羽明白,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他注定败在了自己完全可以战胜的对手之下。从“可奈何”这个短语中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这种悲剧心理与失望心态。

最后,对第四句“虞兮虞兮奈若何”进行分析。项羽曾经叱咤风云,令敌军闻风丧胆,但此时他不仅在战斗中无计可施,甚至连自己的爱妃虞姬也保护不了,作为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可见这种悲哀是何等震撼!

三、电影《王的盛宴》主题曲《垓下歌》研究

由陆川执导,刘烨、吴彦祖、张震、秦岚、沙溢、聂远等明星联袂出演的历史大片《王的盛宴》再现了刘邦、项羽、韩信三位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同时 “鸿门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霸王别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等经典典故也在剧中表现出来。

在影片的宣传推广时,由著名歌手吉杰创作的主题歌曲《垓下歌》提前进入人们的视野。吉杰,1977年12月22日出生于四川凉山,现为远达卓越娱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职业歌手、演员。他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专业,2007参加湖南卫视《快乐男声》,取得南京赛区第一名和全国总决赛第5名的成绩,于2011年4月27日推出个人首张专辑《红与黑》、2013年推出个人第2张创作大碟《自深深处》。作为以灵魂乐见长的创作型歌手,吉杰在创作电影版歌曲《垓下歌》时,一转平时的风格,而是深入挖掘了西楚霸王项羽败亡前吟唱的诗句,以动感的音乐节奏和多层次的对比,从历史角度出发,在尊重电影风格的基础上的进行的全新创作。这首歌用流行、摇滚的风格抒发了项羽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那种充士怨愤和无可奈何的心情。歌曲一经发行,深受观众的喜欢。从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得出:西楚霸王项羽虽然在战争中失败了,但是他的英雄气概和种种事迹却并未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消失殆尽,特别是在他临死前吟唱的《垓下歌》更成为了一首千古绝唱深深的影响着后人。

参考文献:

[1]王真,王一卓.历史的重构—《王的盛宴》解读[J].电影艺术,2013,(01).

[2]蔡勇.《王的盛宴》:“书写历史”的欲望[J].电影文学,2013,(23).

[3]陆精康.《垓下歌》新解[J].语文学习,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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