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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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亮点一：

2011“雅戈尔”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教育创新论坛，论坛主题：艺术设计教育改革与产业发展。

亮点二：

“雅莹浙江民营企业与东华时尚周”零距离作品交融；

亮点三：

国际著名服装院校学生优秀作品联展及雅莹浙江民营企业的服装作品秀；

亮点四：

创意飞扬・时尚东华2011首届“卡拉扬・东华杯”箱包设计大赛；

亮点五：

课程创新・学子受益“元梦园・东华杯”中意国际合作课程成果展；

亮点六：

十年历程・硕果累累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教学科研成果10年回顾展：在“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承办东华时尚周”已有十载，回顾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在这十年中取得的育人、科研成果、创新办学，极为振奋心田。东华大学的科研成果，从时尚服装、活动制服成功为上海世博会设计志愿者服装、航天服装，从设计、制造到市场策略、销售，到服装艺术设计到概念艺术设计领域的延展，深层次在加深，东华大学的科研实力在不断的凝练与提升。东华大学的教学改革，十年稳步走来，不断前行。服装专业特色人才培养的模式创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思路与合作创新，为教学内容的深化、教学手段的丰富、提供了高水平的探索平台，各专业学生良好的就业状况是对我们教学成功的最好肯定；

亮点七：

永恒经典・精彩纷呈

1：“雅莹・东华杯”东华大学服装学院中日合作班2011届毕业生作品静态、动态展；

2：2011第五届东华大学一施华洛世奇创意设计大赛五年回顾；

3：2011第七届“YKK・东华杯”研究生服装设计作品大赛；

4：2011“巧帛・东华杯”服装设计毕业生作品大赛；

第2篇：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 论民俗博物馆文物的分类 浅谈博物馆的文物管理 博物馆文物藏品的管理 博物馆与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之我见 浅谈博物馆文物保护与开发管理 博物馆文物保护与管理研究 浅析博物馆文物保护与管理趋势 浅析博物馆文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博物馆发展趋势 博物馆如何保护民族民俗文物 浅谈博物馆文物库房的管理措施 民族博物馆文物收藏职能及规范研究 博物馆文物管理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浅谈博物馆文物藏品的科学管理与保护 遗址类博物馆文物管理与利用的相关问题思考 浅议当今博物馆文物保护与管理的发展趋势 试论县级博物馆文物管理中的问题与思考 基层博物馆馆藏文物的管理保护与利用思考 浅谈免费开放形势下基层博物馆陈列文物的管理与保护 刍议博物馆文物的保护管理与开发利用 浅谈博物馆文物的环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刘顺安.开封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P473；

〔5〕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11：P68-69；

〔6〕赵冬菊.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东南文化，2008（3）：P59；

〔7〕蔡琴.论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原则.郑巨欣.民俗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P113-124；

〔8〕徐艺乙.中国民俗文物概论：民间物质文化的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P383-385；

第3篇：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基于开放包容、务实诚信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包括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发机构、工商界、社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等)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上海文化、浙江文化和江苏文化均属于江南文化，基本特征非常相似，正所谓文化相通。这些相似的内容构成了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长三角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由其基本特征决定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一、长三角区域文化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

本文论述的区域文化主要是指具体地域的人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积淀而形成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生存精神、道德信仰、行为准则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一种强化人的生存的机制。当然，它是对作为其载体的人影响和作用最重大的强化机制。文化几乎成了人生存与发展的唯一依靠。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今天的人能够摆脱文化而生存下去。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

考察沪苏浙三地文化发现，基于开放包容、务实诚信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而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创新。因此，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就具有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这正是本文特别强调从区域文化的视角研究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根本原因。长三角区域文化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在本质上主要是地域文化和创新主体的关系，是文化与人的关系。

一方面，长三角区域文化塑造着长三角区域创新主体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另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创新主体推动和促进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发展，丰富着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创新内涵。文化浸润、潜行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所有活动细节中，但它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稳定、富有生命生机活力的精神体系。文化是依靠内在的生命机制自然发育、自然生长的，一种文化的成熟、成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制定、实施文化发展战略是追逐文化速成、文化速效的做法，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也违背了文化的本性，很容易也极可能会伤害文化自身。文化发展战略充其量适合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当前流行的“浙江精神”、“江苏精神”，不过是浙江文化、江苏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尊重文化内在本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继承并发扬已有的区域文化历史传统，吸收和借鉴区域之外一切有益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文化养分，进而创新区域文化。

创新文化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具有重大持久的影响。所以，不应把文化仅当做普通的环境要素，对文化的本质、地位和作用需要重新认识。创新文化的主要特质包括容忍失败、宽容叛逆、敢冒风险、崇尚创新等。优秀的创新文化不是三天两日就能够成就的，也不是几个人振臂一呼就能确立的。优秀的创新文化是一个区域内各阶层人士长期以来共同探索、不懈追求、锐意进取的结果。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长三角区域在开展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对创新行为的大力支持；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创新；法律体系对创新行为及成果的保护；教育培训机构对创新精神的大力弘扬、对创新意识的不断强化、对创新人才的大量培养，这些都反映了该区域优秀的创新文化的丰富内涵。它们将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水平，使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具有持久强大的内生性比较竞争优势，对其他区域创新系统具有显著的引领和示范效应。

二、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江南”的概念“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又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更是一个文化区域。在历史上，“江南”始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地域概念，也来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近代所说的江南，通常是指今天的苏南和浙江一带。1992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的15个组成城市(上海、南京、扬州、镇江、南通、泰州、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湖州、宁波、嘉兴、舟山、绍兴)，与明清时期的“江南”所包括的地区相比较，其行政地域的主体部分(指苏南的苏州、常州、镇江、南京，浙北的杭州、嘉兴、湖州以及上海)几乎完全重叠。由此可见，今天的“长三角”是由明清时期的江南各府发展而来的。

(二)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以吴越文化为底蕴和渊源的江南文化，是以苏南的苏锡常、浙北的杭嘉湖以及上海为核心区域的长三角地区人民通过千百年来的积淀、融合、凝聚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江南文化是世世代代江南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和繁衍生息的精神动力。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到今天的长三角区域文化，一脉相承，但也有明显的阶段之分。吴越文化古朴刚野，但也柔雅；江南文化柔弱文雅，但也烈性。正是南方的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了北方中原文化的一些成分才形成了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在不断的融合与扬弃中建构起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至隋唐其主要内涵已渐趋稳定。

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1．崇文重教。江南地区历来崇文重教，吟咏成风，鸿儒巨子层出不穷，明清时期则登峰造极。江南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讲理性，善思考，守秩序。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使江南地区人才辈出、社会进步、经济繁荣。

2．诚信合作。江南人诚实守信，善与人处，把诚信合作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和商业经营之道。江南地区地域相连，人缘相亲，联系密切，来往频繁。在此基础上，诚信合作造就了江南地区的繁荣繁华。

3．谦和礼让。江南人不仅重文，而且重商。懂经营，善交易，在商业活动中谦和礼让，即使与人争执，亦柔声细气。这种品德使江南人不仅赢得了良好人缘，而且抓住了宝贵商机。商人追求和气生财；官人显得和蔼可亲；文人崇尚平和淡泊；长者具有高风亮节。

4．求精务实。江南人在农事上精耕细作，在经商方面精打细算，在传统手工制作上精雕细刻，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精益求精的态度。江南人崇尚务实，反对空谈，脚踏实地，进取向上。

5．融合开放。独特的水乡环境，优越的海陆区位，使江南人具有开放的胸怀和融合的气度。江南人虚怀若谷，宽容大度，像水一样随形就势，灵活亲和。千江百川归人大海。江南人拥有大海的胸襟和气魄。

三、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江浙沪地域相连，人缘相亲，导致了经济相融、文化相通。上海文化表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融汇中西，善于扬弃，乐于标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英雄不问出处；精明诚信，重视契约，遵守规则，讲究规矩；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吸收外来思想观念，不断创新，追求卓越；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造，讲求实效。江苏文化表现出以柔克刚，刚柔相济，发挥长处，把握时机；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活力旺盛，心态开放；四民同道，义利兼顾，互动并进；善于通变，富于创造；开放多元，交融互补。浙江文化表现出智慧灵巧，开放包容，敢于创新，自强不息，注重功利。

从上述可以提炼、概括出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1．开放包容。上海文化中的海纳百／if，兼收并蓄，融汇中西，善于扬弃，乐于标新以及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吸收外来思想观念；江苏文化中的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活力旺盛，心态开放以及开放多元，交融互补；浙江文化中的开放兼容，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开放包容的特征。江浙沪三地相互开放，也共同对外开放；江浙地区内部各亚文化区之间也相互开放，对异质文化因素少有排斥，表现出包容的气度和胸怀。只要有意义有价值，人们都愿意吸收进来，化作本土文化成长的养料。同时，人们也乐于对自身的原有文化作出适当的改进与完善。

2．务实诚信。上海文化中的精明诚信，重视契约，遵守规则，讲究规矩以及讲求实效；江苏文化中的四民同道，义利兼顾，互动并进以及善于通变；浙江文化中的注重功利，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务实诚信的特征。人们不仅重义，而且重利，从实际出发，追求实效。务实而不务虚，工商亦本，崇尚经世致用。在商业活动中，人们诚实守信，戒欺戒诈，信誉第一，品牌至上，努力打造百年老店。正是务实诚信的品格为该地区长期的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和世面繁华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3．合作创新。上海文化中的不断创新、追求卓越；江苏文化中的富于创造；浙江文化中的敢于创新，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合作创新的特征。创业创造都是创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是创新。创新通常不是孤军奋战、单打独斗，而是联合起来，通力协作，共同创新。合作的人们，哪怕是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也能够以开放的胸怀包容接纳，求真务实，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精诚合作。所以，合作创新是建立在开放包容和务实诚信的基础上的。不能相互开放包容，不能彼此务实诚信，合作创新也就失去了前提，合作创新也就无法实现目标。

四、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该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三角区域文化对政府部门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各地各级政府官员队伍尤其是主要负责官员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协调联动所主导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整个区域提供了全面的公共服务，大力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内容。

(二)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高校院所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的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精诚合作所主导的智力支持、知识生产、科学原创、技术发明和研究开发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打造一流的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内容。当然，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全区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水平，也是他们的创新使命。

(三)长三角区域文化对工商界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创业者、职业经理人(包括企业各级管理人员)、企业家以及商业从业人员(特别是商界精英)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强化着他们的创业创富精神、企业家精神、商业精神及商业文明传统。由他们跨区联合主导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区域合作创新文化将促使企业加强与高校院所的密切合作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核心主体，成为研发投入和产出的主力军，成为研发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而创造巨额商业利润的重要力量。

(四)长三角区域文化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和培训机构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作为纽带和桥梁主导的服务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在合作创新精神的感召下，在行业定位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将为官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创新发挥独特的作用，拓展合作范围，丰富合作层次，深化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率，促进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更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终为凝聚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主体、提升合作创新的水平做出独特的贡献。

(五)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统一筹划主导的金融服务创新、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金融经济协调联动发展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机构将促进沪苏浙三地金融资源跨行政区的流动和配置，推进区域内金融组织、制度、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实现区域经济金融协调、稳健、可持续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创造条件不断消除制约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实现金融的区域性联动，为区域创新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实现区内各方的互利互惠、共荣共赢。

(六)长三角区域文化对创新资源布局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支持着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要素的跨行政区优化配置、互补共享和集聚整合。具体而言，长三角区域创新文化支持着信息和知识的跨行政区生产、传播、沟通、交流、共享和流动；支持着技术的跨行政区交易、转移；支持着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跨行政区融合、配置、并购和流动；支持着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的跨行政区共用共享，避免重复购置和浪费，提高利用效率。

第4篇：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文化学概念 教学实践 多媒体 第二课堂 阅读书目

文化学是探讨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规律的人文社会学科，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开设的一门旨在培养大学生文化意识的专业基础课。鉴于文化的概念大而模糊，范围广而无涯。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怎么学好文化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刚从高中升入大学的学生。下面我就结合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谈一些感想，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利用多媒体增加课堂信息量，充实课堂内容。

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创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文化学者致力于研究这些文化体系的相似性与多样性，以探寻人类存在的本质。要让学生理解各民族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只有运用世界各地异彩纷呈的多民族文化及具体事例，去充实课堂内容，才会使学生耳目一新，充分理解教材的深刻内涵。而多媒体具有充分发挥计算机对文字、图像、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综合处理的优势，在教学中能极大地活跃课堂气氛，充实和丰富课堂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求知欲，并能使学生注意力更加集中，对概念、原理的理解更加深刻，记忆更加牢固。以往需要大量时间难以掌握的知识点，通过多媒体的展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易于巩固，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效率。计算机调用资料的速度快，随意性强，能加快教学节奏，加大课堂教学密度，节省教学时间，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因此，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展示所讲文化内容，增加课堂教学密度。这样，能使每节课的内容比传统教学内容多一倍多。教学内容量的增大，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宽学生的思路，增加学生的知识量，使学生加深对文化学原理的理解，在较短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知识，这对文化学教学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播放相关的文化学视频。

影视是文字作品外另一种文化表述手段，文字与影像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就决定了这两种文化展示方法的独立性、互补性及其存在的价值。影视是用电影或电视片的拍摄与制作为手段以表现文化学原理，从而展示和解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建立比较文化的工作。有时，一幅画面的含义一万句话也说不尽，同样，一句话的寓意可能超过一万幅画面，即文字和影像以不同的符号系统传达与交流信息，是不可比拟的。［1］所以，除讲授课本知识外，也尝试给同学们播放文化类电影。如：国外弗来费提拍摄的关于爱斯基摩人的《北方的纳努克》，关于爱尔兰西海岸线外阿兰群岛的《阿兰的男子汉》；贝特森和米德拍摄的《三种文化的育儿方式》；珍·陆克等拍摄的《夏日纪事》；马歇尔的《猎人》；希拉里·哈里斯的《努尔人》；加德纳的《沙的河流》，等等。国内主要是上世纪50—60年代拍摄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这些影片反映了少数民族当时的生活方式，因今天已经消失而弥足珍贵。例如：《苦聪人》《佤族》《黎族》等。也有现代拍摄的一些影视，如庄孔韶拍摄的《虎日》及一些当代文化学者拍摄的《六搬村》《最后的山神》《暴雨将至》《撞车》等人类学、文化学视频，通过播放这些影视，促进了学生对异文化的理解，极大地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开辟第二课堂，注重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基本的方法，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它通过研究者直接考察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文化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强调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对学习文化学的学生来说，进行科学的田野调查训练与实践，在参与特定的文化社区的生活过程中，观察和记录文化现象，感受特定的文化心理体验是必需的。尤其是对某一文化团体、一种文化现象的考察，通过调查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未经任何人加工修饰过的原始资料，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基础。这种基础上的研究更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

19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一些文化学家就先后深入到一些还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人群中，对其文化现象进行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而写出了文化学的经典研究著作。学生虽不能像早期职业文化学者那样进行专门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但这并不妨碍学生日常生活中对各种文化现象留心观察和思考。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文化之中，但常常意识不到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生活与心理的影响，就像鱼在水中生活，却意识不到水的存在一样。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田野调查观察和品味各种异文化，反思自己的文化，并将文化学的一般理论应用于观察我们日常的生活实践，这对激活我们的思想大有好处。［2］在组织同学进行田野调查的教学实践时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田野调查活动的规划和指导上面。具体说来，教师要负责制订田野调查计划，选择调查内容，还要对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指导和培训。如每年的寒暑假期间，在对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培训后，都组织学生在家乡进行实地调研，有时亲自带领学生到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开辟第二课堂，学生在直观的现实生活和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加深对文化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四、推荐经典文化学阅读书目，提高自学效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1972年提出的报告中提出，教育应该较少地致力于传递和储存知识，更努力寻求获得知识的方法。未来的文盲不再是看他学到了什么，而是看他是否学会如何学习。所谓“学会如何学习”实质上就是掌握和运用有效的学习策略，也就是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提高自学能力的途径有很多，对于文化学而言，给学生推荐合适的文化学阅读书目，让学生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以增进对课堂知识的理解，也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在学生阅读过这些文化学著作后，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申请研究课题等。在研究性实践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如文化学的入门书籍有：（1）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本书目的在于向学生全面介绍文化人类学，书中介绍了文化人类学及各分支学科的关键概念和术语，同时引入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相关材料。此外，本书还简要引入了人类学各思想流派的研究成果和理念，编排简明扼要，引人注目，有感染力。（2）埃里克森著，董薇译，《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出版，它展示人类学家如何从村庄或城镇的微观研究，揭示认同、全球化、性别和宗教等复杂问题。（3）詹姆斯皮科克著，汪丽华译，《人类学透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本书作者将其近半个世纪的与人类学打交道的亲身经历、生活中的趣闻轶事及学科重点融合到一起，简洁生动地讲述了人类学的核心概念、独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的哲学底蕴，以及人类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5）巴利（Barley，N.）著，何颖怡译，《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诙谐地描述了作者在喀麦隆田野调查的经历，讨论了田野调查中的无聊、被敌视和危险，作者透露自己作为一个田野考察者是如何去融入当地部落社群，遇到何种艰苦才取得这些考察资料的。（6）列维·施特劳斯著，《忧郁的热带》，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此书记载了列维·施特劳斯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书中独特、科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精炼雅致的抒情语言表达，发自内心地对发现的激情都无疑给文化学的研究开阔了新的视野和指明了独特的方法。（7）李亦园著，《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出版。是一部综合了作者对中国文化与人类学理论深邃理解的论著，分析深入浅出，行文行云流水，引人入胜。（8）周大鸣主编，《文化人类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概述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原理，使学习者能够对文化人类学有全面理解，并领会文化相对论、跨文化比较、整体观、参与观察等理论与方法；努力在学习者心中播下文化意识的种子，并促使他们积极地面向田野和实际，以消解文化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等给人类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9）乔健著，《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作者的田野笔记选集，作者用生动而富有感彩的笔调记录了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的喜怒哀乐及研究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学科。（10）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书着重介绍文化概念及其解释，重新整理了以往中外人类学著作中常见的理论，并探求人类理论的时空轨迹及在今日社会变迁条件下的研究途径，从而阐明了人类学的理论架构及其内涵。

五、撰写学术论文，提高学生的思维。

文化学不仅需要了解丰富的知识材料，更需要严密的思维，可以说，思维水平直接决定文化学学习的效果。因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文化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撰写学术论文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学术论文的撰写是学生思维和知识的结晶，也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这是学生自己能够看到的、直接感知到的东西。而且，撰写学术论文可大大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课堂上，老师一般都会讲解有关论文的观点、介绍各种类型的学术性论文，但老师的讲解一般主要集中于论文观点的分析评价。学生掌握了学术论文写作的技能后，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老师的讲解，也能够更好掌握文化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此外，学术论文撰写也有利于学生的论文写作水平和文字表述能力、信息检索和信息组织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第5篇：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鄂伦春；民歌；作品；整理；研究；意义；内容；成绩；问题

中图分类号：J6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160-01

鄂伦春民歌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瑰宝，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传承与保护。作品又是鄂伦春民歌的载体和依托，对其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就成为对鄂伦春民歌传承保护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为此，本文专门研究对鄂伦春民歌作品的整理研究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本身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所以本文将其分解为以下四个层面，对其进行分层次的系统化研究。

一、重要意义

鄂伦春民歌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瑰宝，民族音乐又是中国音乐的瑰宝。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所有艺术，无不以民族性为生命与灵魂、亮点与支点。早在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就十分明确地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1]1956年，同志也针对中国音乐的民族化问题，特别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2]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56个民族的民族音乐，共同构成整个中华民族音乐的百花园。鄂伦春民歌作为鄂伦春民族音乐的主要乐种，在中国民族音乐中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

而且，鄂伦春民歌又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前只凭借民间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有的已经遗失，因此亟待加强传承保护。而对鄂伦春民歌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即是对鄂伦春民歌载体的整理与研究，这是整个传承保护工作的“抓手”和依托。由此可见，对鄂伦春民歌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勿庸质疑的。

二、主要内容

对鄂伦春民歌作品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第二个层面，是这项工作的主要内容。

作品整理与研究，顾名思义，包括两大主要内容：

一个是作品的整理。即对鄂伦春民歌的文本――歌谱、录音、录像的收集、整理、分类、保存。这是一项十分细致复杂的工作，必须逐项落实。

另一个是作品的研究。即对鄂伦春民歌作品的思想内容（包括题材、主题、人物、事件、情感等）和艺术形式（包括体裁、结构、手法、风格、语言等）进行单项或综合研究。并对鄂伦春民歌作品的审美特征、艺术影响等进行系统化研究。

由此可见，对鄂伦春民歌作品的整理研究，既是具体的，又是全面的。

三、工作成绩

对鄂伦春民歌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第三个层面，是这项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这是首先必须充分肯定的，这些成绩中，也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黑龙江省的许多有志于鄂伦春民歌作品整理研究的专家，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1980年，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家孟淑珍记录、整理翻译出鄂伦春说唱音乐“摩苏昆”专集，于1986年在《黑龙江民间文学》（第17期）上刊发，填补了一项空白。

1981年，由黑龙江省组织的民歌采风团，专程对鄂伦春族民间艺人孟兴全进行了采访录音，对他的《孤儿歌》等鄂伦春民歌作品进行了收集整理。其中包括“摩苏昆”《薇丽艳与英沙布》、《库多莫尔根》、《英雄格帕欠》、《卡拉尔和库勒尔》、《尼玛吉内小人英雄传》等作品。

1990年，鄂伦春族民间文学专家孟淑珍出版了鄂伦春民间说唱文学作品集《英雄格帕欠》，发表了鄂伦春民歌作品《狩猎人家》、《赛马的小伙阿奎亭》、《幸福的歌儿比水长》等。

1991年，鄂伦春族女歌手演唱的鄂伦春民歌《鄂伦春小唱》、《请你去喝喜酒》、《来试试你的心》、《苦歌》、《逃婚歌》、《喜歌》、《会亲家》、《劝丈夫》、《劝孩子妈妈》、《游猎人的歌》、《赛歌》、《歌手》等作品，被编成《鄂伦春传统民歌》一书出版。

在理论研究方面，陈恕的理论专著《黑龙江四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对鄂伦春民歌进行了重点研究。杨治经、杨诗粮、彭放等著、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北大荒文学艺术》一书中，也对鄂伦春民歌进行了专门研究与论述。付翠屏、韩义军合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概观》一书中，也对鄂伦春民歌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与论述。由此可见，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也是主要的。

四、存在问题

现在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化研究，仍处于单兵作战、各自为战的态势。

因此，亟待文化主管部门协同民委等相关部门，统筹兼备，进行统一的规划、部署、组织实施。

参考文献：

[1]赫尔岑.往事与沉思[J].赫尔岑论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第6篇：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世博图书主题突出特色鲜明

在以往有关世博会的图书中,世博会常被人们誉为人类文明的驿站,也被称作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奥林匹克”。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介绍说,上海世博会的出版物围绕“世博主题”、“上海元素”、“中国文化”三大核心内容,不仅品种多样,而且特色鲜明。

据悉,上海世博图书突出了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鲜明地反映了上海世博会的特色,强调城市多元化的融合、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经济的繁荣与美好城市社区的重塑。图书在展现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的同时,也展示了当代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成就,充分体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文化特色。上海世博会图书还强调出版的原创性,多数出版物均为首次推出。在这些图书中,既有一般通俗读物、知识介绍、世博导览和服务类图书,也有深层次的理论文化研究类出版物;既有成人阅读的出版物,也有适合儿童的少儿类图书。出版物包含中文、英文等多个语种,电子图书等数字出版物也在上海世博会上得到充分展示。

今年的上海世博会还有一大特色,即出版物类产品成为了世博会特许产品,这在拥有159年历史的世博会上尚属首次。根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与上海世博会特许经营办公室共同签署的《世博会出版物类特许产品经营备忘录》,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委托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会对特许出版物经营活动统一管理。特许办负责特许出版物的世博标识授权审批,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负责出版物内容审批。这样,人们就可以在6000家世博会特许零售商户和上海大中小各类书籍报刊销售网点购买到相关图书等出版物。此外,世博园区及周边开设了“世博主题书坊”,各大书店也设有世博图书专区或专架,为世博会增加了丰富的人文元素和色彩。

出版界打造世博图书盛宴

琳琅满目的世博图书犹如一场盛宴,使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全方位了解世博、参与世博。其中,上海出版界是世博图书出版的主力军。从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起,上海出版界就已经着手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世博会申请者、世博园区总规划师、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退休老记者,甚至档案馆、图书馆、高校,一切能够集结的力量都参与了世博图书的书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等单位更是提早筹划,精心设计,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形式多样、质量上佳的世博图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按照“世博前”、“世博中”、“世博后”的世博会进展节点进行图书的选题策划。世博会举行前推出的图书多以世博规划、城市建筑、市民培训和文明、礼仪教育等方面内容为主,如《文明的辉煌:走进世界博览会历史》《世博追梦》《上海迎世博市民读本》等。世博会期间的图书内容大多涉及世博地图、世博看点、场馆介绍及各类、各语种世博信息等服务资讯。在世博会结束后,集团还将从思想、文化、学科研究等精神制高点捕捉选题,做好“世博后”思想学术层面的研究和总结,出版《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崛起:一座全球大都市中的国家战略与地方变革》等图书。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在世博会开幕前夕集中推出了150种与世博会相关的图书和音像制品,以全新的角度切入宏大的世博主题。如《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外交官带你看世界》丛书42种,由我驻外资深外交官执笔并配以他们珍藏的独家照片,力图在世博会各参展国和参观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的《憧憬・追求・辉煌――中国老字号与早期世博会》叙述了早期世博会与中国民族工业的渊源和发展关系,内容涉及不少中国近现代重要历史人物如何发展民族工商业、心系老字号品牌的珍贵史实。

在对外交流方面,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于2008年底正式启动了“上海世博图书出版工程”。该工程共列选项目210种,全部为英文版图书。其中第一期于2009年3月启动,共列选166种。在2009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上海出版界集中展出的100多种英文版世博图书引起了国外出版界的热烈反响。第二期共列选44种,着重突出“城市智慧”、“世博旅游”、“上海人文”和“中华风光”四个方面。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江南水乡古镇》《魅力北京》《魅力上海》《魅力杭州》系列等多种图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新书邀请郑时龄等学者和专家对上海世博会的场馆进行了深层解读。

各类世博图书亮点纷呈

世博图书不仅种类繁多,其中不少实用性很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主编的推荐读本《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官方导览手册》,资料翔实,信息权威,是世博会历史上收集资料最完整的一本导览手册。全书分为“展示篇”、“活动篇”、“论坛篇”、“地标篇”、“服务篇”和“网上世博会”六个部分,强调介绍世博会的精彩看点和便民实用措施,在每个展馆的介绍中,既有对主题的具体演绎,也有缤纷多姿的、体现各参展方文化特点的精彩看点,并详尽收录了包括交通、餐饮、购物、问询、志愿者服务等多方面的实用信息,是最能够给予参观者直接帮助的服务类图书。据统计,在今年4月的全国畅销图书排行榜(非虚构类图书)中,该书名列榜首。此外,《上海世博会精彩看点》《东方之冠鼎盛中华》《世博文化演艺活动节目概览》《2010年上海世博演艺场馆全记录》等图书,也从不同侧面为参观者提供了参观指南。

第7篇：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故鉴定收藏古玉，看正规、科学的书籍已到了正本清源的地步，迫在眉睫。读者对此一定要火眼金睛，不要轻信所谓名家所著、主编，甚或专家做序。否则，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玉器市场不仅要被那些多如牛毛的伪古玉拖垮，也会被这些铺天盖地的伪劣书籍打垮。

在此列举一些就笔者所见在古玉研究、鉴赏、收藏方面较为正规的书籍，以飧读者。

图录类书籍

首先是全集类：

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6卷，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此书是较早的一套全集类大型图录，包括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考古发掘及博物馆收藏的较为重要的玉器。以时代为序，学术价值较高。现市场上已难觅踪迹，不过2005年出版社又将图版缩小，编为三册，再版印刷，可做参考。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它是目前较为全面介绍各省考古出土历代玉器的一套大型图录，约4000余幅玉器照片，其中不乏近年新出土而首次发表的图版，收罗较全，可作为古玉研究、收藏最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其次是分类图集，主要包括各地区、博物馆的考古出土品和玉器收藏。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中、下三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年。为目前收录北京故宫藏玉最多的一套书。

《海外遗珍――玉器一、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86年。收集了欧美各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玉400余件，但因发行较早，许多为黑白图片。

安徽省文物局主编《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香港众志美术出版社，2004年。此书有不少器物的微痕照片和拓片，对古代治玉技术研究有一定帮助。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南京博物院联合主编《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年。收录了江、浙、沪三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图片精美，是良渚文化玉器研究不可缺少的一本经典之著。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编《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较为系统地发表了安徽史前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

殷志强、丁邦钧主编《东周吴楚玉器》，台北艺术图书公司发行出版，1993年。主要收集发表江苏吴县严山出土的吴国玉器窖藏，河南淮阳平粮台、淅川徐家岭、安徽长丰县等地出土的楚国玉器，图片质量精美，细部纹饰较多，但可能市场上已难以见到。

扬州博物馆、天长市博物馆编《汉广陵国玉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将扬州地区出土的汉代广陵国玉器进行了整理发表。

刘云辉著《周原玉器》，中华文物学会出版，1996年。汇集了陕西西部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玉器以及作者对此的一些研究成果。

刘云辉主编《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出版社，2000年。囊括了近五十年西安地区出土的北周隋唐玉器精品。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收集了上海地区出土的唐宋元明清玉器150余件，对研究鉴定唐以后的玉器有一定参考价值。

另外还有《中国玉器鉴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吴国王室玉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北京文物大系――玉器卷》（北京出版社2002），《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出土玉器》（香港众志美术出版社2002），《杭州古玉》（文物出版社2003），《洛阳古玉图谱》（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滇国玉器》（科学出版社2003），《新见古玉真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西安文物精华――玉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5），《殷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6），《金沙玉器》（科学出版社2006），《贞石之语――先秦玉器精品展图录》（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等等，书籍较多，无法一一列举。

研究类图书

从1996年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古玉学术研讨会开始，十年期间国内外召开了多次关于玉器、玉文化、玉学的学术研讨会。正是这一次次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将中国玉学、玉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中国市场目前的玉器热是和这一次次会议，一次次古玉研究者、爱好者、收藏者的参与分不开的。而每次会议的论文集则记录着中国玉器、玉文化、玉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杨伯达主编《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紫禁城出版社1998），《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2），《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上海博物馆编《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于明主编《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文献类工具书

古玉文献类材料最主要的一本汇编是桑行之等编的《说玉》，上海科技出版社1993年。收录书籍、论文约44篇。可以说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元代至民国研究古玉的各类文献。虽然从图谱上看有许多玉器可能也为当时的仿古玉和伪古玉，但其中记录的关于明清时期一些收藏鉴赏古玉者的心得体会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之处。例如对古玉的盘玩，沁色变化的感受恐怕只有亲自戴过，摸过，养过古玉的人才写得出来，读出前人这种真正赏玉、爱玉的心情对当今社会急功近利的收藏热应是一种启示。

在中国玉器研究史回顾与展望方面做的较为全面的一本书是张明华所著的《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它是一百年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客观记述、总结和评价，图文并茂，较为严谨，对玉器研究者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朝洪主编《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科学出版社，2004年。此书资料截止到2000年，是目前关于玉器最全面的资料文献与研究文献的索引汇编。对玉器研究者而言十分有用。

通俗类读物

这类书籍目前出版最多，但精品实在不多，目前见到较为严谨的读物主要有：

杨伯达著《古玉史论》（紫禁城出版社1998），《传世古玉辨伪研究》（香港三余堂2004），《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杨伯达谈玉》（紫禁城出版社2006）。

那志良著《中国古玉图释》，台北南天书局发行，1990年。此书以器为纲，将中国历代玉器分为十三大类，详细介绍每种器型的源流、纹饰、造型特征，是一本研究古玉器物学的专著，对收藏爱好者与研究者而言十分裨益。

张广文著《中国玉器鉴定与欣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中国玉器真伪识别》（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张广文谈玉器》（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

卢兆荫著《古玉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殷志强编著《中国古代玉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

张尉编著《古玉真赝对比鉴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尤仁德著《古代玉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此书作为“通论”兼“史论”的形式和内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近8000年玉器发展的全过程。

古方编《冰清玉洁――中国古代玉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中国古玉器图典》（文物出版社2007）。

以上只是选取一些目前市场上还基本能看到、买到的专门玉器图书介绍给大家，一些分散在各种文物图录、考古报告、期刊杂志等文物类书刊中的玉器介绍及研究性文章也不少，如《中国文物精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文物天地》、《国宝大观》、《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等。

第8篇：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 施蛰存的器量 施蛰存的养生之道 论施蛰存的焦虑叙事 善动感情的施蛰存 疏朗雅逸的施蛰存书法 论施蛰存建国初期的文学翻译 施蛰存和戴望舒：友谊的范本 浅析施蛰存的新感觉偏离 论施蛰存小说的都市经验表达 施蛰存小说《石秀》的精神分析 现代性关照下施蛰存历史心理分析小说的悲剧色彩 施蛰存对外国独幕剧的翻译与出版及其现代意义 解析施蛰存的个性因子对其创作的影响 施蛰存《石秀之恋》的“生死二元本能”透析 施蛰存与爱伦坡恐怖小说的比较 施蛰存《梅雨之夕》中西文化的融汇 浅析施蛰存小说中女性意识的阶段性特征 施蛰存，一个百年孤独的灵魂 施蛰存小说对都市女性主体意识的开掘与张扬 施蛰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施蛰存 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施蛰存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陈子善")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陈子善 徐如麒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施蛰存先生与世长辞已经九年了，这样一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学者，理应受到持续的关注和更多的研究。但是，如果不计算单篇论文，九年来我只见过两种研究专著，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杨迎平著，2007年5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初版）和《现代之后：施蛰存1935—1949年创作与思想初探》（王宇平著，2008年5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公司初版），后一种还是海峡彼岸出版的，可见施蛰存研究现状不如人意。因此，当读到张芙鸣女史这部《施蛰存：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书稿时，我的欣喜也就可想而知了。

话又得说回来，研究施蛰存确实存在相当的难度，这大概也是目前施蛰存研究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施蛰存具有多种文化身份，他不是一位单一的作家，只会写写小说和散文，而是正如他自己一再所说也已经广泛流传的，他一生开了四扇窗，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古代碑帖研究。他这四扇窗，每扇都开得很大，开得有声有色，成就斐然。因而，研究者面对这样一座矿藏丰富的文化大山，自身的学养、识见和可供利用的学术资源很可能远远不够，能够登堂已经不错了，如何再窥堂奥，再深入研讨？对这一点，施蛰存自己已有充分的估计。他生前就不止一次亲口对我说过：某某研究我，他是好意，但他实在不懂，一些常识都弄不清楚，怎么研究呢？（大意）所以，选择研究施蛰存，在学术上是个不小的挑战。

本书作者长期研究施蛰存和“新感觉派”，已经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她这部新著又独辟蹊径，把施蛰存一九四九年以前多姿多彩的文学传播活动与他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分析探讨，对施蛰存的文学成就作出了新的评估，也使本书成为一部别开生面的施蛰存文学前传。

即使不算早期发表旧体诗文的《兰友》，施蛰存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文学传播活动几乎与他的文学创作伴随始终。从《璎珞》到夭折的《文学工场》，从《无轨列车》到《新文艺》，从《现代》到《文艺风景》，从《文饭小品》到《现代诗风》，从《活时代》到《大晚报》副刊《每周文学》和《剪影》等等，施蛰存或主编、或合编、或当发行人，他的文学传播活动实在是丰富多彩。特别是他主编的《现代》，成为一九三年代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进程不可或缺的一环，影响深远。施蛰存参与文学传播活动的时间之长，主编刊物之多，简直直追新文学巨子鲁迅。直到晚年，施蛰存还主编了享誉海内外的《词学》丛刊，风华不减当年。或许可以这样说，施蛰存一生实际上不止开了四扇窗，还有第五扇，那就是文学编辑之窗。 《北山散文集》施蛰存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老古董俱乐部》施蛰存译 陈子善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

本书正是对施蛰存这第五扇窗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书中的描述不仅是全景式的，而且可圈可点。不妨举个例。施蛰存早期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文学杂志，大都带有同人刊物性质。从主编《现代》起，施蛰存改弦更张，力图使之“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倡导现代派文学，又提供一个让各种倾向的新文学家传播其作品和评论的尽可能宽广的平台。本书从商业运作下的《现代》、“新型知识传播的《现代》”、“作为物质与技术形式的《现代》”、“现代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现代》等多个角度切入，深入论述了施蛰存如何主编这份“一二八”之后“崛起于城市废墟”中的大型新文学刊物。书中把《现代》置于“新型知识传播”的背景之下，详细分析施蛰存通过《现代》的“编辑座谈”（后改称“社中座谈”），传递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指出施蛰存在实践现代派文学的同时，也主动承担起文学教育者的职责，“力求使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不仅发生在创作者、研究者层面，更能在处于知识转化中的大众读者层面展开”，而这正是以前的施蛰存研究者很少论及的。

第9篇：上海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译语类解》；汉语学习书；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28-04

一、 《译语类解》与“四学”

自古以来朝鲜就非常重视外国语学习。1276年，高丽朝设立了“同文馆”（后来改称为“司译院”）专门用来培养外语人才，其后的朝鲜朝也沿用了“司译院”这一名称。设立“司译院”的初衷是为了朝鲜人学习汉语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并促进两国外交。随着外语科目的不断增加，除汉语外，还先后设立“四学”“四学”指“汉学”（1393）、“蒙学”（1394）、“倭学”（1415）、“女真学”（1426），1667年，“女真学”改称为“清学”。。“四学”的代表性文献分别为《译语类解》（1690）、《同文类解》（1748）、《蒙语类解》（1768）、《倭语类解》（1780）。这些文献均可把汉语、满语、蒙语、日语与朝鲜语进行对译起来。并且把词汇分类成天文、时令、地理等几十个类别，逐次解释其含义。因此，这些文献被称为“类解”文献。

“四学”以汉学为中心。因此，“类解”文献当中最早刊行的《译语类解》成为样板。它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文献之间的性质、形式、目录、标题语的提示方法上。

第一，《同文解》、《蒙语类解》及其他类解类文献的内容与形式都受到最早编撰的《译语类解》的启示。它们均将词汇分为天文、时令、地理等门类，先写汉语词条，然后写朝鲜语，最后用朝鲜语标记满语、蒙语词语或词组。

第二，从文献的门类目录里不难看出《译语类解》对《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的影响。从目录上看，三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即《同文类解》是以《译语类解》为基础，《蒙语类解》是以《同文类解》为基础编撰的。

第三，《译语类解》的重要地位体现在标题语的提示方法上。《译语类解》的释词顺序与《同文类解》和《蒙语类解》的释词顺序都是“汉语-朝鲜语-外国语”。[1]（8～9）

总而言之，《译语类解》在内容上、形式上为其他“类解”类文献的编撰起到重要作用。

二、《译语类解》的性质

《译语类解》属于汉学，为木刻版，分上、下两卷，共计62个门类。其中上卷43个门类，下卷19个门类，词汇总数共计4781条。它的释词方式为：先写汉语词条，再用朝文标记单字的中国音，最后用《训民正音》标记词的释义。中国音有左右两种，左侧为正音，右侧为俗音。其标记方式可分为七种：以“标题语 --”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73个，占总标题语的3.6%；以“标题语 -- +[ha]”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1个，占总标题语的0.2%；以“标题语 汉字词”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59个，占总标题语的3.3%；以“标题语 汉字词+朝鲜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298个，占总标题语的6.2%；以“标题语 -- +朝鲜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5个，占总标题语的0.3%；以“标题语 汉字词+[ha]”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46个，占总标题语的1%；以“标题语 上仝”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660个，占总标题语的13.8%。属于这七种的词汇有1362个，约占总标题语的28.5%。除这七种标记方式之外，为了补充说明，《译语类解》还在解释词下方或左边以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称形、或呼形、或曰形、或云形、或作形、今俗或形、旧释形、朝鲜语解释形、汉语解释形、俗称形、俗呼形、俗音形、一名形、一云形、一作形、亦作形、音形、又音形、又今俗形、曰形、云形等24种形式来进行补充解释。属于这一类的词汇有210个。[2]（93～106）

《译语类解》在其大部分门类中，并未区分由单字、双字、三字、四字构成的词汇，仅按照内容大体上排列了词序，但在最后的门类“琐说”和“琐说补”中，则按照“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的音节数将单词进行了分类。“四字类”词汇没有标记左右音，否则会有破坏文献的分段格式的因素存在。同时，此类词汇可以通过前面各门类中出现的词汇来读出其音，因此不需要标记左右音。

我们通过解释词的标记方式可得知以下几种现象。

第一，能考察研究固有词和汉字词并存时期的近代朝鲜语词汇体系。

第二，编者们为搜集不同地区的汉语口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点可以从补充解释词里出现的“南话”、“关内”、“吴楚人”、“关东”、“江东人”、“北方人”、“山东人”等词汇推测出来。

第三，对应于一个朝鲜语解释词的汉语词汇不只一个，即文献出现了一对多的对应。如，“痫疾”除“[]”之外还具有“惊痫、疾、发晕风、羊角风、牛吼风”等汉语解释词。

第四，当时存在比标题语的右音（俗音）更接近现实的音。这些音的存在给俗音的变化研究提供实际性的语料。

第五，用朝鲜语的合用并书（如“”）能标记汉语的全浊音。

第六，通过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称形等24种形式的解释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译语类解》的编者们并非仅参考了中国的某一个词汇集，而是参考各种词汇集。由于被利用到的韵书或词汇集不同，其解释方式也不同，即同时参考了 《物名考》、 《译语指南》、《训蒙字会》、《类合》等文献的可能性较大。比如，崔世珍的《训蒙字会》中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释词方式。

第七，《译语类解》不仅是一部词汇集，更是一部相当出色的韵书。因此，我们应该把它的文献性质定位为一部韵书――词汇集。

17世纪是近代朝鲜语形成的初期，所以《译语类解》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我们虽不能断定这一时期刊行的文献资料的数量，但它无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韵书――词汇集，并成为了研究17世纪末汉语和朝鲜语的语音及词汇的宝贵资料。

三、《译语类解》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的必要性

在国内，学者们虽然对朝鲜刊行的汉语学习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对《译语类解》的研究成果仅有两篇。而在韩国，从1970年至2010年，学者们对其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成果概括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与包括《译语类解》在内的“类解”类文献有关的概括性研究。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郑光的《类解类译学书》（《国语学》7，1978年）， 洪允杓的《国语词汇文献资料》（《国语学论丛》，1985；《18，19世纪韩文注释类书》，《周时经学报》，1988），林志龙的《国语分类词汇集的体系与相关性》（《国语学》19，1989）， 安美景的《朝鲜朝译学书的版种x究》（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 郭财勇的《类解类译学书的身体部词汇研究》（庆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4）， 延奎东的《近代国语语汇集研究――以类解类译学4书为中心》（首尔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

第二类是与书志学（目录学）及《译语类解》有关的个别性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李基文的《译语类解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亚细亚文化社，1974），沈在箕的《关于近代国语的语汇体系――以译语类解的分析为中心》（《国语学的新的认识和展开》，《金完镇先生回甲纪念论丛》， 民音社，1991），郑光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全书》，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洪允杓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弘文阁， 1995），延奎东的《P于译语类解现存本的一考察》（《国语学》26，1995）， 宋基中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 奎章阁，2005）。

第三类是与汉语语音有关的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蔡英纯的《译语类解所见中国语音系之研究》（台湾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78），《从朝鲜对译资料考近代汉语音韵之变迁》，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6），孔在锡的《译语类解的中国语音系》（《亚细亚研究》82，1989），沈小喜的《译语类解小考》（延世中语中文学会，1992），金基石的《朝鲜韵书中所反映的明清音系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金银珠的《译语类解的中国语音系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第四类是与《译语类解》的特定语法现象有关的研究。这一类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郑秀惠的《译语类解的造语法研究》（德成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2），李珠丽的《通过译语类解的朝鲜时代汉语词汇研究》（木浦大学校硕士学位论文，2007）。

第五类是与《译语类解》的部分词汇有关的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福田和展的《〈译语类解〉》中に“上仝”と记された语汇について》（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会志18， 1989），金永日的《〈译语类解〉中的韩国语难解词》（《语文学》80，2003），金银婷的《以词汇集为中心的朝鲜时代服饰名称研究》（加图立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2005），朴香玉的《译语类解》的琐说类词汇研究》（ 仁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姜勇仲的《〈译语类解补〉商业词汇研究》（韩国中文学会，2011），郭君男的《〈译语类解〉汉字词汇研究》（庆星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5），曲赫、方东杰的《〈译语类解〉疑难词释例》（《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以及《〈译语类解〉简论》（《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

总体来看，其研究结果大部分是短篇的、分散性的，而且基本都是有关韩文（朝文）的研究（除了曲赫、方东杰之外）。换句话来说，几乎没有总体体系下的关于近代汉语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整理、研究《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和语音的必要性。

四、对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20世纪30、40年代到解放前后，这一时期的近代汉语研究集中在诗歌等特殊文体的词汇研究上。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里，张相、徐嘉瑞起到先驱作用。建国以后，近代汉语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一是以综合理论性专著为代表的宏观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向熹的《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袁宾的《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蒋冀骋和吴福祥的《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另一类是以作品分析为代表的微观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有：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4），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戴望舒的《小说戏曲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孙楷第的《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王季思的《玉轮轩曲论》（中华书局，1980），钱南扬的《汉上宸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许政扬的《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1984）。[3]（61～62）但在国内，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在数量上与古代或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相比有着较大差距。

《译语类解》是近代朝鲜语时期刊行的一部文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近代汉语形成时期。所以我们可以说，《译语类解》是收录近代汉语时期的口语式（方言）词汇的一部很好的汉朝对译书。其理由为：首先，明清时期分类词汇集的第一词条一般由单字形文语形构成，而《译语类解》里的第一词条是由口语自立形式的词汇来构成。其次，400多个汉语词条，每个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语解释词。如，与词条“痫疾”对应的次要解释词甚至达到五个：“惊痫”、“癫疾”、“发晕风”、 “羊角风”、“牛吼风”。最后，次要解释词里还收录了“南话”、“关内”、“吴楚”、“关东”、“江东”、“北方”、“山东”等地的方言词汇。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译语类解》是一部收录了近代汉语形成时期的口语式（方言）词汇的词汇集。所以对于它的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整理这一时期的古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们了解汉语词语构词法的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词义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真实的语料。

（二）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大多数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论文所引资料一般限于中国的各种文献资料。但由于中国的文献资料是用汉字来标记的，所以，在音值的构拟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局限性。而朝鲜具有悠久的音韵研究传统，并且文献资料延用着以拼音文字《训民正音》注音的音韵学方式。朝鲜的注音韵书、对译辞书以及V文书对中国近代汉语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朝鲜文献研究汉语近代语音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4]（1）其代表性研究学者有金基石（1998）、李得春（2002）。金基石的研究属于近代汉语音韵的理论研究，而李得春的研究则是近代汉语语音的参考子表。[4]（2）吉林省《社科信息报》（1998年10月30日）曾高度评价李得春的《朝鲜对音文献标音手册》。“由李得春教授主持的这项课题全面整理进而与近代汉语做系统比较，用翔实的资料、宽广的视野对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扩展到新的广度和深度。《手册》工程浩繁，设计精心，操作细密。这部书无疑是研究朝鲜语音史和近代汉语语音史最为得力的工具书。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将为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4]（3）但《译语类解》与之不同。李得春虽然认为《译语类解》很重要，但是学术界一般把它看成一部词汇对译书，所以当时未被选用。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译语类解》的研究结果不仅能为朝鲜语语音系统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中国近代汉语，以及上古、中古汉语研究乃至中国汉字音演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比如，在声母方面，左音的中古全浊声母有的还保留着浊音，但右音的中古全浊声母已经消失，平声字变为次清，仄声字变为全清；中古整齿二等字大部分发生卷舌音化；中古见组和精组声母还没发生鄂化等等。在韵母方面，右音中的中古入声字的韵尾[-p]、[-t]、[-k]完全消失；中古日母字当中，止摄开口呼字变为儿化等等。

总之，《译语类解》是近代朝鲜语时期刊行的汉语学习书，而它的刊行年代又正处于近代汉语形成时期，因此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近代汉语的特征。对《译语类解》中的汉语词汇和汉语语音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促进汉语语音史和词汇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金哲俊：《“类解”类文献中的汉-朝词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金哲俊：《再论〈译语类解〉》解释词标记法》，《东亚视角下的韩国学研究》，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