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特点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国艺术特点论文范文

声乐艺术是一个系统，包括声乐作品、声乐表演、声乐教学、声乐美学、声乐评论等多方面内容。相应的，在对我国一些优秀的声乐评论家的著作和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声乐艺术评论的视角也是多元的，有的侧重关注某个具体声乐作品，有的侧重关注某位声乐表演者，有一些能够从声乐理论开展评论，有一些能够从当下声乐领域的现象或时代特点开展评论。“艺术进入了一定高度，除了它自己，其他表现形式都无法企及的境界”，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片面性，但也说明一个道理，由于艺术本身的特殊性，艺术评论得以存在的根基无疑是其相对于具体艺术行为和现象的高度，很难想象真正有价值的评论出自于对艺术理论没有深邃思索、对艺术作品没有深刻理解、对艺术表达方式没有仔细观察人之手。对于声乐艺术这样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严谨艺术形式进行评判，声乐美学的研究作为对声乐艺术的哲学思考是不可或缺的。艺术评论与艺术正像磨刀石与利刃，艺术评论本身并不能直接提供审美体验，它正是通过对艺术的砥砺作用彰显其存在意义。正如歌德所说，“真正的艺术品包含着自己的美学理论，并提出了让人们藉以判断其优劣的标准”，要判断声乐艺术的优劣，就必须从其特殊的美学理论出发。自身具有的评价体系决定着艺术形式是否可以持久和良性地发展，开展声乐艺术批评是声乐艺术发展的动力之一。

二、从声乐美学出发开展声乐艺术评论

“在各种艺术日臻完美的同时，批评艺术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着。”埃德蒙伯克如是说。实际上对声乐艺术进行美学分析研究的声乐美学也随着声乐艺术的完善而发展着，它在不断追问和回答着如何更好地将声乐艺术与美学相互结合，并不断使双方在结合中更上一层楼。声乐艺术是音乐、表演、文学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具有抽象性、复合性、时间性与空间性。作为研究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的音乐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声乐美学同样从属于艺术美学，同时在音乐艺术的角度上还从属于音乐学。声乐美学研究的角度和层次也是多样化的。音乐美学研究中的音乐美的构成和本质、音乐美的存在方式，还有自律美与他律美等基础理论研究，声乐美学研究同样不能回避。声乐美学在自身构建上包括歌词的语言美、曲作的旋律美、演唱的声腔美、声乐的伴奏美和形体的动作美。在过程上可将声乐美学的特征分为声乐创作中的美学特征、声乐艺术作品自身的美学特征、声乐艺术表演的美学特征、声乐艺术鉴赏的美学特征和声乐艺术传播的美学特征。此外，在不同文化之间和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对声乐美学进行比较学探讨也是研究声乐美学的重要方向。凡此种种都同时为声乐艺术评论提供了视角或视域，在对特定声乐艺术形式或作品的研究中提供了评论的切入点，使从美学观点出发开展声乐艺术批评，进而推动我国声乐艺术事业的发展成为可能。笔者在这方面的粗浅看法就在于我们理应尽可能多地从声乐美学的高度和角度来打开声乐评论的局面，进而打开声乐艺术不断发展的瓶颈。

三、声乐美学与声乐评论要更关注中国人的审美

不可否认，现代美学理论与思想产生和发展于西方世界。在我国，现代音乐美学学科更是引进的学科，研究视野自然受西方影响，比如我们早期的研究就更多地放在西方古典音乐方面。在讲话中对于西方标准与中国审美的关系也有涉及，在洋为中用，即如何吸收和借鉴西方，来为中国服务这个问题上，处理美学与艺术评论之间的关系时要时刻谨记从中国人的审美观出发，时刻注意把握好目的和过程的指向性，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声乐艺术美学和评论行为，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文艺需要开放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促进才能有人类今天进步的文明。但伴随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文艺批评行为中的确存在着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所谓的“标准”，对中国的、民族的文艺作品和实践妄加阐释和裁量的现象，在声乐艺术领域中也同样存在以“他人”的审美观来审视判别自己的不好倾向，“他人”说好才是真正的好，误将“他人”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不理解当作自我的批评根据是十分荒谬的事情。我国古代自春秋战国起就开始形成歌唱理论，元代燕南芝庵《唱论》产生之后，歌唱理论更是进一步发展，声乐美学理论逐渐形成自身的系统。我们的古人对歌唱技巧、声情关系、审美规律、风格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越见地，从这个角度上说可以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比较清晰的声乐美学发展脉络可寻。就是以现代声乐美学的观点来看，我国古代唱论涉及声乐美学也是基本全面的，对主要声乐美学的问题，也是逐渐发展和不断成熟的。在千百年来的艺术实践中，我国古代声乐美学理论一直对古代歌唱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这既是我国民族歌唱艺术的传统，也是我国声乐美学的优秀传统，这种传统应该继续对塑造和彰显中国声乐独特审美，促进中国声乐艺术发展贡献力量。

四、坚定声乐艺术评论的立场

第2篇：中国艺术特点论文范文

关键词:滕固;艺术美学;民族主义;以史代论

滕固作为近代艺术史学研究的奠基者[1],将艺术研究的重心移向了艺术品自身,强调艺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性和历史性,形成了立足于作品自身的“风格分析”的研究路径,强调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余时英先生在阐释“大学者”时曾言,大学者不仅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突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能够承前启后,在此领域内开辟一片新的天地,成为此领域发展史上的中心人物[2]。滕固堪称这样的能人巨匠。他在近代艺术史学的研究中,受到德国艺术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强调田野考察和实物考证的研究方法,由此形成了其艺术美学研究中以史代论的美学特征;同时,由于其特有的“士人”情怀,其思想中充斥着民族主义的美学旨趣。二者共同构筑了其艺术美学思想的独特表征。

一、民族主义的美学旨趣

滕固出生于清朝末期,自幼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拥有深厚的国学涵养。其不仅酷爱古诗文和书画艺术,而且具有传统文化“士人”的情怀。与此同时,其又身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语境下。那个时代,有志之士纷纷希求通过西方的思想文化以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滕固也不例外。滕固希求以艺术为切入点,通过引入西方的研究视角来重新整合中国的艺术资源,实现中国艺术研究的现代转型,以此为中国艺术研究的现代转型奠定思想根基。换而言之,不论其艺术研究,还是艺术研究方法和价值评价标准的选择,其出发点都是立足民族的需要和振兴。这种民族主义的美学旨趣渗透到滕固的艺术史研究及其艺术思想中,具体地表现为以下几点:1.体现在其艺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脚点上滕固生活的年代正处于传统中国向近现代中国转型的古今交替之际。期间,“天朝大国”的昔日荣耀转变为“国破家亡”的今日危局,国家何去何从成为摆在有志之士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技术学习”(推崇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制度学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相继失败之后,中国学人意识到唯有思想的转变才能够救中国。因此,纷纷希求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来塑造新的国民性,构建现代思想文化体系,以实现国家救亡的目的。滕固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亦然如此。其希求通过艺术学学科的建立,构建基于艺术自身系统的研究体系,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文化保障。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几乎被划定在“经史子集”四部中。这种传统的文化归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急需构建与现代文化相适应的现代学科门类。基于传统文化分类体系的模糊性,为了寻求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保障,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艺术学、艺术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实现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现代转型,中国学人就不得不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论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以此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化的学术科目。滕固艺术研究的出发点就是这样,就是意欲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现代艺术学、艺术史学。在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没有“美术”一科,更不用说“艺术”或“艺术史”这样的科目,只有“画工”一科。而且,“画工”一科不只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艺术”,还包括“技术”。另外,艺术也主要是指书、画两方面,它们被看作是闲暇时的一种娱乐方式。传统的艺术理论研究也仅限于技巧的记述以及作品的品评、作者的传记这样片断式的记录,而不探究艺术发展的前因后果;仅仅以作者兴趣或朝代分期来叙述作品,为艺术发展分期,而不探究艺术发展的独特规律及艺术自身所具有的分期标准;仅仅关注艺术的外在因素,而不关注艺术作品本身的研究。这种艺术研究的方式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含义,对艺术发展的研究也不包含现代意义上“史”的观念。所以,为了适应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实需要,需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艺术史学。滕固的出发点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现代艺术学、艺术史学。所以,其立足点自然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了。新文化运动否定了中国传统,之后,中国大量引进国外的思想文化。无根引进的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显得生硬而飘摇,中国在建立现代艺术学、艺术史学的道路上仍找不到出路。滕固以被否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基础,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在中西思想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现代艺术学、艺术史学。2.体现在其艺术研究的取材上滕固的艺术研究主要在其艺术史和艺术考古学研究。滕固在留学日本回来后写成了《中国美术小史》。之所以写这本小书,一方面是受梁启超的教示,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滕固“一年来承乏上海美专教席,同学中殷殷以中国美术史相质难”[4]。所以,《中国美术小史》的完成,事实上是应对中国美术史发展的现实困境完成的一部真正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现代美术史著作。同时,其是第一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著作,有人将其称为“民族精神的风格史”[3]。在继《中国美术小史》之后,滕固将着重点放在了断代史的研究上。其断代史研究的取材则大多来自汉唐时期,如他写了《唐宋绘画史》《唐代史壁画考略》《唐代艺术的特征》《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考察》等。其对断代史的研究取材较倾向于唐代,主要基于两点:(1)在滕固看来,这个时期是中国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可以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这段时期,不仅各艺术门类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国民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融合共同促生了民族的坚强意志,彰扬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实现了人性的启蒙。唐代的这种气象恰如滕固所言:“绝不产生于偶然,而孕育于绵延增长的诸要素之间,承受新颖的滋养和刺激,从而自己选择,自己锻炼,至适当程度蜕化而为一种特异的坚强的生命。”[4]它是斗争的结果,是经历痛苦历练后的生命焕发。(2)唐代也是政治经济文化一片繁荣的时期,因此,滕固对唐代艺术的研究影射着他对唐代繁荣时期的缅怀,以及他对唐代艺术发展的高度评价。他要通过唐代的艺术研究,使人们看到唐代中国的繁荣,从而激起人们的信心,使人民坚信中国还会出现唐时代的辉煌,中国会走出低谷,走向光明。所以,滕固对唐代艺术的研究隐含着他的苦心孤诣,他借艺术史发展的高峰时期来影射救国家于危亡时刻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愿望及爱国情怀。3.体现在其艺术研究的发展动力上艺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仅仅从艺术形式风格方面的变化来探究,并不能说明艺术发展的深层原因。故,滕固采取了内向观与外向观相结合的方式来阐释艺术的发展,并且将文化视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且尤其注重民族文化的核心民族精神。在滕固看来,艺术的发展变化虽然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滋养,但舍本逐末,否弃自身文化根基的做法只能是徒劳。其细数了辛亥革命后十几年的的文化现状,指出:“西学东渐的潮流,日涨一日;艺术上也开始容纳外来思想、外来情调,揆诸历史的原理,应该有一转机了。”[4]然而,忽视了民族精神,外来思想只能是无根的浮萍,缺乏稳定性和根基性,终究化为泡影。只有在民族精神的激发下,外来文化才能焕发其活力,才能共同促进中国近现代艺术的构建和发展。因为“民族精神是国民艺术的血肉,外来艺术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徒恃滋补品而不加自己锻炼,欲求自发,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旋转历史的机运,开拓中国艺术的新局势,有待于国民艺术的复兴运动。”[4]基于此种观点和认知,滕固在谈到造成中国艺术的发展进入到混交时期和鼎盛时期的原因时,认为其是外来文化的影响而非民族精神的渗透,传递出了一种蔑视的态度。比如,在谈论印度与中亚西亚的佛像艺术对中国佛像艺术的影响这个论题时,滕固肯定了其对中国佛像艺术的影响,认可中国佛像艺术在孕育时期受其启发,但是否认其为决定性因素。在滕固看来,中国佛像艺术的产生和成熟乃是基于本民族,其精神指向和根本价值都根植于中国文化。即使使用陋拙的方法,同堀多朝系和犍陀罗的艺术相比较,中国佛像艺术也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蕴含其中。而且,这才是其存在和立于世上的根本因素和原初动力[4]。在谈到昌盛时期的艺术发展时,滕固亦秉持上述观点。他认为:“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被外来思想与外来的式样引诱了以后,中国艺术的本身,得了一种极健全、极充实的进展力。自隋、唐、五代,至宋,一直进展,混血艺术的运命,渐渐转变了而成独特的国民艺术。所以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黄金时代。”[4]从滕固这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言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滕固的心目中,只有纯中国的艺术才是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才是艺术史发展的昌盛时代。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混血艺术的产生只是独特的国民艺术产生的基础和垫脚石,而不是艺术发展的高峰。在这里,滕固的民族主义审美倾向一目了然。综上所述,在滕固的艺术研究中,民族主义的美学旨趣是很明显的,且在其艺术研究中间接地决定着其艺术研究发展的方向及其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二、以史代论的美学特征

在滕固的艺术研究中,民族主义的美学旨趣显而易见。这种民族主义的美学旨趣不是简单的理论空谈,滕固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都有贯彻和体现。除了艺术研究中民族主义的美学旨趣外,滕固的艺术研究还有另外一个明显而独特的特征,那就是滕固艺术研究中体现出来的以史代论的美学特征。与同期的艺术研究者相比,“史”的观念是滕固不同于他人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滕固的艺术研究不仅运用了现代的艺术史观、史的观念,还运用了现代的艺术研究方法。他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注重第一手资料的运用。尤其在其艺术研究后期,滕固甚至直接转向了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他注重实地考察,讲求田野式的考察方式,用自己的亲历亲见来研究艺术,主张从对扎实的历史材料及资源的梳理与研究中得出艺术研究的结论。换句话说,艺术研究的结论是在对史的分析过程中一步一步揭示出来的,有着扎实的根基和深刻的内涵,而不是空中楼阁似的理论逻辑推演。滕固的这种以史代论、注重实证的美学特征,在其后期的论文著作中都有体现,如《唐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唐代式壁画考略》《唐代艺术的特征》《汉代北方艺术西间的小考察》《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征途访古述记》《燕下都班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等文章,以及《中国美术小史》和《唐宋绘画史》。具体来讲,滕固艺术研究中注重“史”的观念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表现在其艺术研究的态度上滕固对艺术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态度,在其文章中有明确的表述,那就是对艺术的研究要以艺术作品本身为出发点,从真实可见的艺术作品出发来对艺术展开研究,而不是照前人的描述或品评来研究艺术及艺术的发展状况。也就是说,对艺术的研究不是要兜售旧时艺术研究者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者的文字记录或描述品评来研究艺术,而是要尽量采用第一手资料,从现实存在的艺术作品出发研究艺术。滕固在其艺术史研究当中曾表现出他对所处特殊时代实物资料缺乏的担心,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上不完美的遗憾。其还多次明言对实物资料缺乏的遗憾和惋惜。就实物资料的缺乏对其研究造成的不便,他曾在《唐宋绘画史》的牟言中有过清晰的表述。在滕固看来,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多是人物和作品的品藻类评述,缺乏将众多艺术品展示出来用以比较和研究。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尚缺少可以将中国的艺术品一一展示、陈列的宏大博物馆;另一方面是由于珍藏字画等艺术品属于个人爱好,完全用于私人间的交流,属于私藏品,众多时候珍藏人有秘而不宣的心态。这样就导致了绘画史研究深受“资料”缺乏的困扰。不得已,其在艺术研究中只能继续依仗于冰冷的文字记录,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使用真迹或图谱。这种遗憾之情我们也可以从其语言表述中清晰感知。如:“现在的讲述,仍不免要兜旧时绘画史作者的路径靠那些冰冷的记录来说明;当然在可能的范围内,可以引用真迹或图谱的地方尽量引用。”[4]滕固不仅在艺术研究中表现出注重艺术作品的实证性的态度,而且在艺术研究方法上同样也表现出了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精神。2.表现在其艺术研究的方法上一方面,滕固深受以沃尔夫林为代表的艺术科学学派的影响,主张对艺术进行科学的研究,以探究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所谓科学,“是构成的一种概念,据某种方法改造它的对象,而入于主观,即概念的构成;那么通常一般文化的方法,而入于主观,也是概念的构成,这是同样的。”[4]也就是说,用文化的方法来改造它的对象,虽入于主观,但同样是科学。它是采用“价值关系法以决定一次所生的事实”[4],对这仅存在一次的事实展开研究,从而对其有一个科学的分析与掌握,以确定其独特的价值。因此,滕固认为,艺术学首先是一门科学,要对艺术作品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研究,即滕固所主张的从艺术作品的形式风格上进行一层一层的分析,这种分析可以由客观标准来衡量。其次,是一门文化科学。它寻求的不是如自然科学中存在的普遍规律,而是在对艺术的研究中除去同质的东西,艺术学收集有价值的异质的东西,用个别化的方法在特殊的法则上下功夫,寻求仅出现一次的艺术现象的独特的价值。另一方面,表现在滕固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提出一个结论,不是单纯地从逻辑上进行推演,而是通过众多具体的实物资料,一步一步地对其所提出的结论进行论证,进行修正补充,即采用“自下而上”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抽象的逻辑推演。在《唐代式壁画考略》一文中,滕固通过对他在文虚舟先生和顾荫亭先生那里看到的一批前代壁画的仔细观察,从“线势”“色彩”“人物表现中尚肌的风格”和“妇人乘骑”这四个方面来分析断定这批壁画“含有唐代的多分性很强”[4]。滕固的这种注重从实际的艺术作品出发,并通过对其形式和风格的考察来研究艺术的方法,在其艺术研究中比比皆是,如《中国绘画史》《唐代式壁画考略》《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等。在其后期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当中,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显得更为突出。3.表现在其思想的“史学情结”中无论是民族主义的审美旨趣,还是以史代论的美学特征,都不是按照从理论到理论这样抽象的逻辑推演演化而来的,而是在其整个研究过程中都渗透着一种“史”的观念。滕固对艺术的研究以“史”为出发点,也以“史”为归宿点。以史为出发点,是说滕固的艺术研究都是从具体现实的艺术作品出发的,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以史为归宿点,是说要阐明艺术发展的前后因果关系,即探明艺术发展的规律。所以,滕固意义上的“史”,不是仅仅对历史事件的记载,而是要探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故,他反对中国从前的绘画史及其写作方法。在滕固看来,中国古代的绘画史要么是某一朝代的断代史性质的书写模式,要么是分门别类的某一艺术门类的研究模式。呈现出来的整体样貌是一种“随笔札记”的样态,缺乏艺术发展间的关联性,甚至是艺术发展的动力性因素,即所谓的“有果而无因”。而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则应探究艺术发展的深层原因,要求“在这些贫乏的材料里琢磨一下,找出些‘发生的’(Genetisch)那种痕迹。”[4]这种“痕迹”就是所谓的“因果关系”。在滕固的艺术研究中,他取得突出成就的地方就是关于艺术史的研究,即注重事件发展的历史过程。滕固的艺术研究突破了从抽象理论出发的研究理路,而认为艺术研究应当以“史”为出发点,一切以史为依据,在艺术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对其中的艺术事件进行考察。在《对院体画与文人画之史的考察》《汉代北方艺术西渐的小考察》等文章中有明显的体现。另外,滕固在艺术研究中,还是通过对具体历史的考察来得出结论的,即艺术中的结论都要放回到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寓论于史,以史代论。他在艺术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史实,追求在具体的环境下对事物或艺术的发展作出客观评价,注重事物或艺术的发展过程,在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进行客观评价。换句话说,就是注重艺术或事物在历史中的具体评价,而不是脱离史实,单纯地凭借现时流行的或抽象的理论来对艺术或事实进行抽象评价,如对于长期以来受贬斥的院体画价值的评价等。总之,在当代,滕固的思想及研究作风没有成为过去,他的“史”的观念与“民族性”的立场仍是我们今天艺术研究、美学研究的重要基点。他的治学长处,尤其是对风格发展的精道分析,从内向观出发与外向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及为了深入研究而保持与文物、博物馆界的密切联系和通力合作,充分重视实物资料的作用等主张,同样也是我们今天艺术研究、美学研究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陈平.读滕固[J].新美术,2002(4).

[2]陈平原.有思想的学问家[J].文学自由谈,1992(2).

[3]杨振宇.滕固和中国美术史的现作模式[J].新美术,2005(3).

第3篇：中国艺术特点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文艺理论；民族化；艺术设计；发展

【中图分类号】D43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2-167-03

【本文著录格式】庄宜君，张俊洁.马克思文艺理论下艺术设计的民族化发展[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2）：167-169.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下的艺术设计

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完整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旨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究文艺领域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含极为丰富的内涵价值，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

（一）艺术设计的史学观点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为中国开辟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道路，同时也在文艺领域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从一种全新的思想艺术境界对文艺活动进行指导，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文艺观，使文艺工作焕发新的活力。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在各种复杂关系中存在的活动，通俗来说，就是在具体的自然关系中、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在各种特色的文化传承关系活动中进行分析考察。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最早的粮票、邮票、宣传画等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性，都是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活动进行创造，用艺术作品来记录当时的时代。因此，人们创作艺术作品的时候，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提出的史学观点，就是要与它所处的具体的时代背景、具体的关系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相联系在一起，要把艺术设计作品放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让作品感受历史所带来的感觉，从而促使艺术设计创作成为一种高效的进步发展。[1]

（二）艺术设计的美学观点

“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中国的艺术设计一步步由幼稚走向了成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而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艺术设计所提出的美学观点，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件艺术设计作品看作是审美活动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艺术设计中，不同的设计创作代表着不同的风格，使人们对于审美具有直接的反映，例如，在室内设计中，色彩的不同、材质的使用以及功能的展现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感觉，中式风格一般在空间上讲究层次，采用隔窗、屏风来进行划分，对于家具的陈设，会用对称的手法，整体设计重视文化意蕴，色调以深色沉稳为主。而现代简约风格，则大量使用一些纯洁质地，精细的制造工艺，常常会选用一些简单的工业作品，多采用直线以及使用玻璃金属，整体以简洁为主。所以，在艺术设计创作中，要让其作为一种审美活动的产物，被人类大众所接受、所认可，充分考虑它存在的价值。艺术作为上层建筑中特殊的艺术形态，解放人们保守的思想，促进社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下艺术设计民族化

艺术设计作品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关于民族化的概念，列宁对于民族化理论做出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民族的差异性和民族文化的阶段性概念。在我国，毛主席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给文艺民族化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2]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化是由于它自身的研究对象所选定的民族化特征。文艺的民族独创性，是以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生活条件、风土习俗、心理素质、语言文学等表现为文艺内容和形式上的各种具体特点的总和。作为民族艺术成熟的标志，不断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形成。[3]

（一）艺术设计民族化的内容

在艺术设计中，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民族设计是具有魅力的，世界欣赏带有民族的作品，民族设计的灵魂和核心则是艺术设计中的民族化，把民族特有的本质和独有的传统包含其中。对于艺术设计的民族化基本涵盖四个内容：一是对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就是在创作之中设计加入历史的大量民族元素，促使整体作品带有民族特色。比如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背景、不同的神话故事、不同时期的现实历史，所创作出来的作品都具有不同的韵味。近几年，评分很高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借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融入民族特色，整体所展示的人物特色、场景、语言也都带有浓厚的民族化。二是在创作设计中要从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举例来说，罗中立所创作的油画《父亲》就是一幅典型的乡土写实主义作品，作者从在大巴山生活的体验经历出发，带着对农民深深的爱与关怀，创作作品表现画家的乡土主义情怀，呼吁大家去关注农民生活，关注质朴的美与勤劳的品格。基于唯物主义观点，艺术设计被划分为观念形态范畴，反映了社会存在。因此，社会生活的经历成为了艺术设计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三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创作的优秀作品，加以吸收、消化、分解，对其特征进行重组，相互融合，从而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艺术内涵，创造出符合当代民族欣赏的艺术设计。四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理念。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党中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4]文化形态之所以能够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化，以人为本，必须具备必要的文化特征内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文化意识形态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前提。藝术设计创造的关键就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这是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下人民当家做主的必要前提。在艺术设计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要放眼世界，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化内容，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创造出与时俱进，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

（二）艺术设计民族化的应用

文学艺术与客观世界、意识形态，以及审美、文艺、心理等具有诸多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表现出来。对于艺术设计，认同和如何发展民族文化将成为一个必然的话题，而继承和延续设计民族化是发展民族传统审美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平面设计中，民族化对于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设计师更多采纳和使用具有民族化的创作特色。在服装设计中，整个民族的整体面貌通过服装审美和形式得到体现，中国传统的元素常常被一些设计师运用在服饰上，例如龙凤、青花、黎锦等。服装融入传统的色彩后，以重组、提炼的方式进行重新设计，让服装的整体设计不失时代感，同时具有民族化的艺术气息。在环境设计中，其发展风格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通过它的发展得到体现，例如苏州园林，运用传统写意山水的艺术手法，园林设计处处蕴含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内涵，因此享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古典园林甲江南”[5]之誉。对于室内设计的中式设计风格，最能将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和中式的家居风范结合起来。在中式设计的装修中运用传统家具，室内的装饰品造型多采用对称式，简朴优美，在装饰色彩上，多运用黑、红两种颜色，表现出浓重而成熟的风格。艺术设计中民族化的应用无处不在，不但将国家的传统文化完美演绎与传承，而且成为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重要的发展枢纽，为艺术设计提供了生命力。

（三）艺术设计民族化的意义

我国的民族文化艺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积淀，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民族价值。在经历时间的推移下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民族价值，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艺术设计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苗族的蜡染作品，壮族、黎族的纺织作品，瑶族的刺绣作品等，这些都很好地体现出民族化中也具有个性展示，共性之中体现个性，可以使大众艺术更具独特魅力。而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的文化不断融合，一些优秀的西方艺术作品进入我们的视野，设计不仅要把握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更要去适当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存在。纵观艺术设计的发展，不同的国家背景不同，所设计创作出来的民族风格也各具特色，举例来说，我国的民族化更多结合人文以及哲学的观念，整体是一种和谐与朴素的感觉。艺术设计的多元化正是由于每个民族所展示出来的独特文化。在当今，人们由于压力较大，变得浮躁敏感，从而过多地追求一种简单的生活，而民族化巧妙地迎合了这一需求，改变现在社会的快节奏，做到以人为本，绿色设计，所以民族化也可以让艺术设计更加人性化。在艺术设计中，民族化是不可或缺的，就如同一种力量，能够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下艺术设计民族化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强调独特的历史化与当代化，斯大林认为：“民族和其他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他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6]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虽然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但是它的发展应该符合社会规律，符合时代要求。文艺理论的民族特色往往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阶级性，它在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形成，又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

（一）艺术设计与民族文化的契合与交融

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是造就艺术审美提高的营养基础，艺术设计的民族化不仅带有深深的社会历史感，而且还展现了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中国灿烂的民族文化是由各个民族文化共同创造的，是其共性与个性共同发展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下，可以发现传统的民族艺术是最具有原创力的文化，它們带有创造者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和情感。艺术设计与民族文化两者相互契合与交融，通过理论联系实践，不仅可以彰显出传统艺术的魅力，而且借此发扬艺术设计理论的延续性。艺术设计向民族性、向民族文化借鉴优秀内容，是中国艺术设计赢得独立审美的特征，谱写独有文化的重要途径，两者的有效结合，将会促进中国艺术设计获得一个全新的发展契机。

（二）艺术设计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象征着艺术设计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艺术设计的历史风格的演变不仅与中国的历史巨变相互关联与影响，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和作用也是密不可分。[7]传承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创新来表现，如果只是模仿前人现有的方案，不融入自己的理解与感受，所创作的作品是缺少灵魂，没有生命力的。古人曾指出“文贵创新”，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规律，对艺术设计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对传统有无传承与发展，正如毛泽东先生所说：“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与时俱进在中国艺术设计理论的发展的基础上迸发出新的动力，从而鼓励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其他难题上有更全方位的思考与发展。例如，作为上层建筑的美学思想和经济基础的艺术关系，艺术设计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艺术设计与人民的关系，艺术设计与政治的联系，艺术设计与传统的联系，艺术设计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艺术设计与经济文化产业的影响等。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两个基本的核心内容：对艺术设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艺术设计生态健康发展的推进。

在生活中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总是要被镶嵌在一种具体的文化传统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中国艺术设计的未来趋势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随时间的变化而进行传承与发展。民族化与审美化的设计理念包含在整个设计流程之中，就如同室内设计中新中式设计风格就是艺术设计与民族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典范，新中式风格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放在现如今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创作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解读，进行加工设计的过程，其传承传统中式风格的精髓。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人们可以简单舒适地居住，享受生活，回归以人为本，回归日常，回归民族化。所以，当今社会，不仅应该将两者结合，更重要是在艺术设计中将民族文化进行传承与发展，展现民族的魅力。

四、结语

第4篇：中国艺术特点论文范文

    一与万

    这是指古代文艺理论中所说的一与万的关系,其核心是讲的艺术形象塑造中的典型概括问题。艺术形象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往往又是普遍的、代表性的,体现出一般的意义。古代的所谓“一”指的是艺术形象的个别性;“万”指的是艺术形象的代表性。苏轼在其《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有“谁知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用“一点红”来写出“无边春”,充分体现出艺术的典型化特征。这种在生活中原本存在的现象,则看艺术家如何具有这样的敏感性,能从众多的生活现象中去发现它。艺术典型化的源泉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山水诗人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及时通过春草、园柳、鸣禽来体现春到人间、一片喜悦之景象的。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个别来反映一般,创造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概括性的优美艺术形象,来表明明媚的春光。这在我国古代艺术创作中较为常见,通过“一”来概括“万”,“万”又借“一”而体现出来。“一”必须是具体、生动、形象,又具独特性;“万”反映出一般,具有概括性。汉代的《毛诗大序》正是运用这种人士来分析《诗经》的创作特点的,认为其中各篇诗歌,都不是诗人个人之言、个人之事、个人之情,而是体现了“一国之事”或“天下之事”的,亦即诗中所写虽是个别的言、事、情,然而却是有代表性的,有广泛的概括意义,是一国或天下之言、之事之情的集中表现。在讲到诗歌产生时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诗人之心不是他个人之心,而是要“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世人之所以言,并非只是言个人之事,而是代表着“一国之事”的。艺术作品的典型概括意义的宽与狭,主要是看它的内容所反映现实意义之大小,而不是看所写的一风、一雅,代表“诸侯之国”的许多“风”诗,远比代表“天下之政”的“雅”诗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要大得多。这种典型意义的概括作用,是很有价值的,揭示出艺术作品的普遍概括意义愈广阔愈好。《毛诗大序》虽然表现了对艺术的典型概括作用有较深入的认识,但主要是从艺术的社会作用、社会效果角度来讲的,而不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着名的文艺理论专着,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艺术创作中的典型概括特征做了分析。首先是从具体的艺术形象和它所体现的思想意义的关系上,提出了文艺创作中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问题。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是具体性和形象性,因此,它必然是“小”的,是“一”;然而,艺术又包含有广阔的代表意义,故又是“大”的,是“万”。刘勰所强调和倡导的“以小寓大”,是难能可贵的。其次,指出艺术创作应当通过对现实生活景象中的个别的特征的描写,来展现整个现实生活景象,笔墨要简要,来画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图画,被称之为“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这是从具体的艺术描写上来讲的。艺术描写现实须“以少总多”,善于抓住客观对象的典型特征,做出切中要害的真实描写,就可以把客观事物的形貌神态生动地再现出来。但刘勰的这种“以少总多”更多是停留在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上,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描写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再次,从作家的艺术构思过程,分析了艺术创造中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的特征。他提出“言之秀矣,万虑一交”的问题。“秀”指的是艺术形象;“言之秀矣”是指用语言构成艺术形象。“万虑一交”正是说的艺术构思过程中,作家经过对无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现象的反复思虑,最后凝聚成为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的产生是艺术家从“万虑”中集中、概括、提炼而后所获得的,即“一交”的。艺术家把现实生活中的千景万象熔铸到一个艺术形象中,是非常不易的,需要创造和提炼。艺术家往往是概括了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来表现结果。总之,这三方面都是说明艺术作品都是典型概括的产物,都要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刘勰的这种文艺思想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很先进的,很有创造性的,给后代以很大启发,对深入探讨艺术的典型概括特征,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对“一”与“万”的关系论述,不仅是重视了艺术形象以“一”驭“万”的概括作用,而且特别重视“万”寓于“一”的个别特征。艺术创作必须要以新颖独特的“数言”去统“万形”,这样才能有迷人的艺术魅力。以为以“一”驭“万”,更侧重在“一”的特殊性的典型概括思想。在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中有突出的反映。金圣叹在其小说评点中,特别强调我国古典小说中善于刻划具有特殊个性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现实生活中同类人物的特点。《水浒》中的潘金莲、武松、武大郎、王婆等,都是非常生动的人物,各自有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又有着淫妇、烈汉呆子等这些不同类型人物的共同本质特征。从“一”和“万”的关系上来说,要在肯定“一”中寓“万”的前提,着重强调“一”的个别性特点。

    情与理

    这一关系是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各个时代的艺术创作的方向影响甚大。情与理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艺术创作中的感情与思想的关系。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指出:“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特点。”这一结论相当深刻,是经过文艺史的实践所检验的。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有两层意思:一是艺术作品表现感情,也表现思想,就是说既有情,也有理。二是艺术作品中的思想不是抽象的,是通过生动的形象来表达的。我国文艺创作中对情与理关系的认识,最早实在是个本质问题的探讨上的“言志”和“缘情”的两派斗争。如《论语?公冶长》中所涉及的“志”,是指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处世态度。到了唐代的孔颖达就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可以看出这时的观点已包括了文学是既表现思想,又表现感情,其“志”中既有情又有理的。直到刘勰提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之一观点,认为文学创作中情理是不能偏废的。他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情和理是构成作品内容的基本因素;而且二者之间是相互依赖并存的。所以说情发而理昭。理常常是寓于情中的,情又要以理为基础。其间的辩证关系十分清晰、明了。文艺创作中当然都要有“理”的,但理不能排斥情,而是应当通过抒情而寓理于其中。理不应当以抽象的形式出现,而应从具体的形象中流露出来。

    文与质

    这一关系在古代文学理论中,被称之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同时还具有文华与质朴的含义。此概念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讲文质关系并不是指文学作品,而是指人的内在思想品质与外在的礼节学问之间的关系。对于孔子这种对人的修养的要求,后来被引申到文学创作领域中,用来比喻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论语?颜渊》中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质必须以一定的文表现出来,而文又必须是反映了一定的质的。对文质关系的辩证认识,反映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认识上,就是强调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形式又总是反映一定的内容的。这种文质观点,对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要求上是比较全面的。虽然,在我国古代对此问题上也曾有过争议,或重质轻文,或重文轻质。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文质观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论分析。提出了文质并茂的理论,是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对文质关系阐述的最好的最深刻的。文学创作只有以内容为主,形式才具有了具体的目的和方向,也就是刘勰所说的“经正而后纬成,理定然后辞畅”的意思。刘勰对文质辩证关系的论述,既避免了形式主义重文轻质,又对片面化的重质轻文指出弊端,进而在文学创作上要求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发明的一个有机整体,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

第5篇：中国艺术特点论文范文

文艺美学学科产生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呼唤美与文艺应有地位回归的 历史 背景之下。它是一种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并以 艺术 的审美经验为其 理论 出发点。这就同当代的 哲学 —美学转型密切相关，也有利于 中国 传统文艺美学精神在当代的发扬。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一种中介性、关系性和情感性内涵使得文艺美学学科起到对我国当代美学—文艺学学科改造的作用，也是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种 总结 与提升。文艺美学学科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其主要 研究 方法 ，也适当吸收其它有关方法。

 

【关键词】 文艺美学—建构中的新兴学科—艺术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

    

     一

     文艺美学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由中国学者胡经之教授提出的。它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正如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研究员所说：“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1]从1980年至今，20多年来，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 目前 ，文艺美学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我国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高层次人才和 科学 研究方向，正式列入 教育 部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全国重要高校大多开设文艺美学必修课或选修课，专职从事文艺美学教学科研的人员数以千计。文艺美学学科呈现繁荣 发展 之势。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与美学、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美学与文艺学领域“拔乱反正”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受极“左”思潮 影响 日益严重，被极端化了的“文艺为 政治 服务”的口号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更是走向践踏一切优秀文化的地步，以其所谓“政治”取代一切，将一切美与艺术统统宣布为“封资修”而予以扫荡。这样的被扭曲的历史，终于在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领域的“拔乱反正”，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也相应“拔乱反正”。这就是对“十年文革”极“左”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批判，对美与艺术应有地位的恢复。“文艺美学”正是这一“拔乱反正”的产物，是对美与文艺这一人类文明表征的应有尊重。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是对美学与艺术应有地位的严重偏离，那么，新时期之初“文艺美学”的提出则是对其应有地位的回归。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将其运用于 现代 并介绍到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2]宗白华先生还谈到，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是哲学家的美学，但中国美学思想却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发展。如谢赫的《六法》、公孙尼子的《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等。当然，还有宗先生没有谈到的大量的文论、诗论、乐论、画论、园林建筑论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确极少西方那样的哲学美学，但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文艺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的发掘整理与当代运用一直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广大中国美学家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特有的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广泛的认同。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经历的由外到内转向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政治的 社会 的 分析 、出现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这样的明显倾向，后来干脆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1978年新时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开始纠正偏颇的美学与文艺学思想。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的不再提出，学术领域出现了明显地由外向内转向的趋势。这就是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由侧重社会政治的外部研究转向侧重艺术与形式的内部研究。于是，盛行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开始流行，学术界对文学艺术的内在的审美特性及其 规律 重新重视。这也成为文艺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而从更宽广的世界思想文化与哲学背景来看，文艺美学的产生则同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来由抽象的思辩哲学——美学到具体的人生美学的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从柏拉图开始都侧重于“美本身”（即美的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更演化成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有关美的本质[美的理念]的抽象逻辑探讨。1830年黑格尔逝世后，宣告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终结，从叔本华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的克罗齐、尼采，乃至此后的诸多美学家开始了对抽象思辩哲学——美学及与其相关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从抽象的本质主义逐渐走向具体的艺术与人生。因此，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与文艺学主潮，抽象的美与艺术之本质主义探讨式微，而对于具体的审美与艺术的探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李泽厚先生在概括这一世界美学与文艺学发展趋势时指出：“他们很少研究‘美的本质’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 问题 ，而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上，而审美的研究主要通过艺术（艺术品、艺术史）来验证和进行。”[3]文艺美学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美学领域局限于本质研究的一种反拨。从50、60年代到70、80年代我国两次大的美学讨论，都存在脱离生活与艺术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还是社会性派，都将自己的理论支点放到抽象的美与艺术本质的探讨之上，而对鲜活生动的文艺事实与实际生活置之不顾。文艺美学恰是对这种偏向的纠正。正如文艺美学的提出者胡经之教授所说：“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如果美学只停留在争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抽象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实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妙。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生产、交往、生活等实践），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4]

     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目前有文艺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是美学与文艺学的中介学科；是艺术哲学；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之边缘学科等多种界定，大约有七八种之多。当然也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认为文艺美学最多只是美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意见均应共存，继续进行讨论。但我们却认为，文艺美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它既不是美学与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学科，更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既同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密切相关，但又同其有着质的区别的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具有明显的建构性、交叉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所谓建构性，是从皮亚杰发生心 理学 借用的一个概念，是对知识形成过程的一种科学描述。着重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作为文艺美学，其建构性表现在学科本身是众多美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并正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学科。所谓交叉性，说明文艺美学学科所特具的对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各有关内容的包含和兼容。正由于其交叉性才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不仅跨越以上学科，而且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充分体现了现代新兴学科的特质。而正因其是建构的所以是开放的，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或将要吸收众多文艺美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它永远是这一学者群体集体研究的产物。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学科“必须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5]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文艺美学具有以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和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学者群体，基本具备华氏对一个学科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的学科。

   

二

     当代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有机的知识主体，或者也可以叫作是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之重要表征就是具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最重要根据就是认为它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因而构不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就明确提出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一提法，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文艺美学没有自己特定的独有的对象，因为美学就是研究各种艺术领域的美学问题，如果文艺美学也研究这些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由此可见探索文艺美学特有理论出发点之必要。目前，在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可谓众说纷纭，异彩纷呈。有的将其仍然归结为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研究；有的从分析审美活动着手剖析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的着重探索文艺主客体具体关系的存在方式，双重主客体的组合；有的从人类学这个视角考察和揭示文艺的审美性质和审美规律；有的从文艺本质入手着重论证文艺的结构之“再理解——表现——媒介场”三个层次等等。以上只是举其代表者介绍，不可能一一涉及。应该说这些探索均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文艺美学这一新兴学科提出的主旨，符合其产生的 时代 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前已说到文艺美学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世界和

    关于文学 艺术 审美经验之具体内涵，正因为其极为复杂，所以我们试图通过综合的途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 方法 ，吸收各有关资源之有益成分，加以加以综合。由此，我们从一个基本特征和九个关系的角度加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如康德所说是一种关系性、中介性内涵，而不是实体性内涵。这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所特具的不凭借概念的个人的感性体悟与趋向于概念的 社会 共通性的二律背反。正如黑格尔所说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字眼。[9]这就是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特具的“二律背反”特性的对于审美经验的界说。正因为审美经验特有的这种二律背反，才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魅力、模糊性和情感性。对于审美经验阐述的九个方面的关系是：第一，经验与社会实践。在西方美学 理论 中，文艺的审美经验完全是主体的产物，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却将文艺的审美经验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 哲学 ——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快感。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快感，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快感、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快感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快感”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推翻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快感的同时，也是强调对快感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 历史 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 理学 。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 内容 ，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 科学 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 自然 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一种改造。长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学科都在一种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指导之下，将美学与文艺学的任务确定为对美与文艺本质的认识。这不仅抹杀了审美与文艺之情感与生命生存的特性，将其同科学相混淆，而且抹杀其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的基本特点 ，将其降低为浅层次的认识。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既包含了审美与文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特点，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由“此在”走向“存在”之生命与历史之深意。这是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美学的一种反拔。也是对审美与文艺真正本源的一种回归，必将引起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变革。而且，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也是对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正在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 总结 与提升。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以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方兴为艾，表明这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由纸质文化到 电子 文化、由精 英文 化到大众文化、由纯文化到文化产业的巨大转折。在这种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审美与文学艺术发生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巨大变化。唱片、光盘、广告、模特、 网络 文学……等等新的文学艺术生产与存在的样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快感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 研究 的评判等等 问题 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 工业 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快感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 经济 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快感，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 发展 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 中国 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 影响 ，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 现代 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三

     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⑩由此说明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及世界观是一致的，从而彰现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决定了它必然采取以自下而上为主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由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从抽象的本质或定义出发的传统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理论文本扩充到鉴赏文本，进一步扩充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文艺美学学科的实际，也会更加彰现出理论家的理论个性。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又不是托马斯.门罗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而是现象学理论家杜夫海纳所使用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在审美直观中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对立加以“悬搁”，并进而直接面对审美经验的方法。诚如胡塞尔所说“现象学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直观是相近的”。[10]这种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并不完全排除同时包含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内容。因为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具有共通性的理论规范，否则就会完全成为只有个人能够理解的自言自语，从而缺乏 应用 的理论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美学不只是对单个审美经验的研究，更要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对在场的超越，走向人类“诗意地栖居”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这就使审美经验本身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与鼓励人类前行的精神的力量。文艺美学的产生就是一种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转向，因此文艺美学当然应该以内部的研究为主。也就是以审美经验为核心深入剖析其对象、生成、前见、发展、形态与比较等等，从而构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内部研究又不完全是独立自足的，而并不排除外部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等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不仅是审美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具有 政治 的、经济的、 时代 的等诸多社会属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乃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诸多特性。而从文化的视角说，当前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经成为文艺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诸如，种族的，女权的、后殖民的、生态的、文化身份的等等崭新角度的确能给文学艺术以崭新的阐释。但我们向来认为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并不同意当前西方某些研究者以文化研究取代或取消文艺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对文艺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还应是最符合审美特性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研究方法。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创立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是十分适合的。但对于以情感体验为其特征的美学，是否都要运用这一思辩哲学的方法，尚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美学史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研究中就采用了历史突破逻辑的方法，使这本美学史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意。由此，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说的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也不能采用思辩的方法，而应采用以审美经验的研究为主，辅之以逻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的基本着重点在历史的、当代的文艺的审美经验事实，包括作者自身的审美体验，主要以此为据提炼出理论的观点。当然也要借助当代流行的各种理论的概念和话语，但不为其所束缚，而以审美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充实、发展和突破。我们的另一个主旨还试图将当代的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方法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想采取传统的教化与灌输的方式，而是采取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经验，经验既具有社会共通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感悟性。所以，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悟。期望以此唤起他人的共鸣，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一点上，读者是有着充分的自由度和广阔的空间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的科学研究，希图激起读者更大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其探索新问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试图采用心理学的，阐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方法的多样性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

     我们试图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有探索就必然会有失误。因此，我们热诚期望广大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到探索的行列之中，给我们以批评与指正。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仅仅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我们期待文艺美学这一新兴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在大家的呵护下更加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园地的一个新的贡献。

    

注释：

     [1]《美的追寻—胡经之学术生涯》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2]宗白华：《艺境》第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李泽厚：《美学三书》第54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胡经之文丛》第41—42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8月版。

     [5]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第13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第6篇：中国艺术特点论文范文

会议开幕式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主持，东南大学副校长周佑勇教授致欢迎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庞井君研究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筹)会长彭吉象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谢建明教授分别致辞。

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艺术理论的影响，对加强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中国学界对于西方艺术理论的接受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本次大会正是基于此种背景与现状，力图开启艺术理论中国视角的深入讨论与反思。大会共设四项分论题：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文献的挖掘与现代阐释；域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西方艺术理论对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融通生成。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仲呈祥教授指出，文艺思想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与经济、与政治、与社会、与生态关系的辩证阐释与科学总结。认真学习、深刻领悟、坚决践行文艺思想，是时代的召唤，是人民的需要，也是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辉煌的保证。

一、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文献的挖掘与现代阐释

艺术理论的中国视角是建立在对丰富的、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文献的挖掘和现代阐释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文献，是建设中国视角的艺术理论的源头之水。此次参会的研究者大都意识到了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文献的挖掘和现代阐释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谈了对中国艺术学文献资料分门别类地进行搜集和整理工作的感受与体验。他指出，加强对中国艺术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不但是完善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培养艺术学人才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迫切需要，也是当前我国各个门类艺术实践的迫切需要。只有掌握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艺术学的文献资料，真正熟悉和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我们才能从中发掘追寻中国艺术精神的真谛。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艺术资源，也有着闪光的理论观念。从文明社会开始，中国思想家就把审美与艺术同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思考，虽在表述和论证上显得不够系统，但在根本上贯穿着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念。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认为，建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之当代阐释话语体系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一理论成为过去式，而在传承中不断获得发展，被赋予其应有的价值。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阐释话语，一方面是和话语体系与学术自立有关，体现该学术话语体系与整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和走向的契合度；另一方面体现出其自身建构的历史脉络与创新，再有就是内在和外在的勾连与借鉴。河南大学张自然副教授认为，应遵循先徵实后课虚的原则，从鉴别文献真伪、校勘文字正误出发，到文本细读、内容分类、考察源流、发挥联想等理论阐释，从而对文献做出符合作者原意的解读，才能构建出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北京师范大学梁玖教授指出，如何基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文献的挖掘与现代阐释”而建构具有体系性的中国艺术理论，是当下中国艺术学理论界的首要目标。

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倡议从文化角度发掘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价值。他在考察了中国农耕社会对“味”的重视的基础上指出，舌头在五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与“心”紧密相连的器官。中国人食材范围广、食不厌精的讲究，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味”的高度重视，也影响到中国人从“味”出发对事物的判断。“羊大为美”就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透过“味”来定义美。他随后从“体味”与“体悟”、从“物”之味到“意”之味、从“意”之味到“艺”之味、从“味形”到“味象”、由“品”而“格”等方面深入剖析了中国传统艺术批评中如何通过“味”来进行评判的。南京艺术学院刘承华教授对中国艺术从传神到写意再到韵律化的逻辑理路进行了梳理。他指出，中国传统艺术所表现的对象呈现出不断被“灌注”生命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理论体现，就是“传神”、“写意”和“韵律化”三个环节。“传神”是艺术表现的总目标，是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直接表达。“写意”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创设的路径，主要有三：一是在“形”与“神”的关系中确立以“神”为宗旨，二是在繁与简的关系中确立以“简”为手段，三是在写实与“立意”的关系中确立以“立意”为枢纽。它们在实践上将明清艺术的“传神”推向一个新的“韵律化”阶段。所谓“韵律化”，就是生命从表现的对象进一步渗透到形式之中，使生命的表现更为直接、更为充分、更为强烈。

杭州师范大学杜卫教授就中国的美育传统及其对艺术教育的启示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中国是具有深厚美育传统的国家。中国的美育传统就其实质来看可以说是“人格教育”，而且这种人格养成重视从感性入手、注重情感体验、实现教养内化。这种美育传统对今天的艺术教育具有借鉴价值。艺术教育应该明确人格教育的价值指向，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人格教育应该注重让学生把正确的思想意识内化于心，做到知行合一。南京艺术学院李向民教授通过《翰牍九帖》对宋代的艺术市场进行了研究。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翰牍九帖》，具体地记载了米芾收藏字画的种种细节，对于了解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乃至艺术市场，提供了一把钥匙。深圳大学黄永健教授介绍了中国传统戏曲、舞蹈、小说的圆成性智慧，并指出这种艺术表现上的以圆形运动做线性运动又构成更大的圆形运动，与西方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沿着直线运动，却在无形之中绕地球一圈回到起点的直线运动，具有很大的差别。

二、域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

为了促进艺术理论的中国视角建设，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去寻找支持，还要把眼光转移到整个世界，了解其他国家、地区的学者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四川大学喻宛婷副研究员阐述了鲁道夫·阿恩海姆的格式塔艺术心理学，研究了以太极图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图形，进而阐释视知觉的形式动力和“异质同构”现象，并寻找中西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互通之处。他利用中国思想，尤其是道家学说，来弥补西方思维的不足和短板。东南大学博士生耿钧考察了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美国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等对“中国艺术”的定义与认知。他发现，“中国艺术”的涵义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不相同。“中国艺术”是由学者、策展人、古董商、社会精英共同协作的复杂交叉网络系统构建出来的。这些人本身的合法性身份赋予“中国艺术”相应的涵义，该涵义又随着社会的互动而不断修正，是“组织—社会”协商的结果。

东南大学博士生彭智对高居翰中国画研究中的“再现”视角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高居翰在其中国绘画史著作之中，以“再现”为标尺裁量中国画，高扬“形似”的审美趣味，对中国画研究方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但不加区别地接受高氏的方法来观照中国画，可能会割裂了中国绘画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广西艺术学院高尚学副教授从贡布里希预成图式论解读中国古典形神画论的演变。从先秦、秦、汉的主要是重形似的形神观，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主要是形神兼备的形神观，再到宋元明清的“离形而得神”的主要是重神似的形神观。“神”背离“形”的背后，是中国不同时代视知觉文化差异的演化，是中国古典画论中兴趣点的演变。中央民族大学陈莉教授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琴道》进行了研究。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广泛研究中国古代琴学理论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古琴演奏体验，写成了《琴道》一书。该书分析了古琴音乐的特点、琴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问题。但是高罗佩在跨文化语境中对古琴的认识也存在较为片面的问题。

东南大学沈淑琦副教授探讨了牛津大学三一学院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柯律格教授的中国艺术史跨学科研究。柯律格以西方的人类学、物质史的研究角度书写中国艺术史，揭示了书画艺术品的多重身份、角色和功能，提醒着中国艺术学术界应更细致、更深刻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文化历史、地理疆域和世界的交流，培养从中国看世界，也从世界看中国的思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苑仲讲师介绍了方闻的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视野，分析了方闻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是对如何讲述中国艺术“故事”的探索，认为方闻立足于中国艺术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调整与改造西方艺术史学的理论方法，展开中国画的风格分析，并坚持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视野考察中国艺术风格的成因、历史发展的动因和创作的动机与内涵。

三、西方艺术理论对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影响

西方艺术理论对我国的艺术理论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继续理清这些影响，加强双方的平等对话交流，促进中国艺术理论的建设。

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对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和西方艺术理论发生过的两次错位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第一次错位是80年代以前，西方艺术理论重视艺术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同时期的中国艺术理论重视艺术的外部因素的研究。第二次错位是80年代以后，西方艺术理论从艺术的内部研究转入外部研究，而中国艺术理论则从艺术的外部研究转入内部研究。两次错位表明，中国艺术理论在接受外国艺术理论时不是被动的，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经历了对外国艺术理论进行疏离和选择、偏振和重塑、以及滞后的再选择的过程。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对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艺术发展中的流变与深化进行了细致地梳理。他指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衍变，充分表现出时代与社会的特征，同时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呈现及其深化，得益于社会衍变中各种力量的驱动，正是在这一方面，呈现出现实主义与时代相随的特点与优势。

东南大学卢文超副教授讨论了艺术社会学领域如何从社会学对艺术领域的“殖民”，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物品的艺术还原论发展到认识到艺术具有独特性，不能简单还原的发展历程，并指出社会学领域的艺术特殊论将研究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文本或者说作品，而不仅仅是读者。南京大学赵奎英教授从海德格尔与夏皮罗有关《鞋》之争，讨论了艺术哲学与艺术史之间的关系。她指出，第一，艺术之思不同于艺术史研究，海德格尔艺术之思的任务是追问艺术的本质，而不是考察具体作品对象的所属；第二，物之“所属”不同于物之“所是”，搞错鞋之“所属”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海德格尔的艺术本源之思；第三，夏皮罗判断鞋之所属的依据并不比海德格尔的依据更有效；第四，海德格尔的艺术真理观并非对艺术家在场的否定，它只是调整了艺术家在艺术世界整体中的位置。艺术哲学与艺术史研究之间的合作必须以先行的平等对话与相互倾听为前提。四川音乐学院赵崇华教授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对格林伯格的“平面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探究。她指出，“平面性”就是对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回应。审视当下的艺术，以感性的凸显为萌发根据，也许不需要形式的自律、自身的合法性确认，但需要格林伯格维持艺术独特性的坚持，对价值感、道德感进行自我约束，需要时刻警醒与思考艺术本身的价值。

东南大学甘锋教授探讨了杜威的艺术传播思想。杜威从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审视艺术的起源和发展、本质和功能诸问题，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经验的传播与共享，将艺术定位为最自由的传播形式和最有效的传播手段，并由此建构了一种以经验为起点，以媒介为枢纽，以审美经验的共享为目的，将传播者、艺术品、接受者等要素贯穿起来的艺术传播机制，从而发展出了一种传播论的艺术观和人文主义的传播观：参与艺术传播活动的各方在共享经验的过程中必将恢复艺术与生活的连续性、增进人与人的理解、促进人类共同体的重建。河南大学杨宏鹏副教授讨论了黑格尔艺术等级观对中国书法地位论的“选择性影响”。20世纪前期，在用西方学术话语建构艺术学学科时，中国书法遭遇了对其艺术身份的质疑。梁启超、宗白华等学者则从黑格尔依据精神与物质材料的关系划分艺术类型、评判艺术高下的观念中找到了理论依据，纷纷力证书法为最高等级之艺术。然而，黑格尔艺术等级观中对于包括中国艺术在内的东方艺术属于初始阶段低级艺术的论断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对包括书法在内中国艺术的贬损之论却被这些学者“选择性无视”。直至20世纪下半叶，有关中国书法地位论的议题才渐渐销声匿迹。此现象背后彰显出深层次的文化自信问题，耐人寻味。

四、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融通生成

不论是从传统艺术理论资源中寻找支持，还是从西方艺术理论汲取营养，“艺术理论的中国视角”的建设最终要落在当代中国艺术理论体系融通生产上。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新风研究员就“艺术一般”进行了深入地阐释。他指出，“艺术一般”既是基础理论问题，又是现实实践问题。“艺术一般”应成为艺术原理、艺术概论或艺术基础理论的中心范畴。“艺术一般”又是现实所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自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有关“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对象、研究领域、辐射范围，它与其他个别艺术种类的研究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也成为困扰人们的一大难题。但是，只要引入“艺术一般”的范畴并加以明确阐发，这些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南京大学童强教授就艺术理论中的感性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指出，目前的研究中忽略了感性这一直接关系到艺术与美学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导致的结果可能会是，我们尽管完成了一项艺术或美学的研究，但在艺术与审美上，可能依然是个外行。我们正在把艺术理论与美学腌制成易于保存、运输、推销的产品，把它做成与其他各种冰冷的分析阐释相似的研究。

清华大学陈池瑜教授对建构中国艺术史学学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借鉴西方文化、哲学美学、艺术史观的同时，要进一步深入开掘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必须将重心转移到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学术原则、艺术理论体系、艺术史观与方法上来。要通过对中国各门类艺术史的丰富资料的研究，关注考古新发现的文物材料，参考中国哲学、美学与诗书画理论及乐论、曲论成果，分析新的艺术形式与思潮，开辟新路径，有步骤、有规划地推动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史学理论的发展，建立中国艺术史学学科体系、原则、观念与方法。浙江音乐学院李荣有教授对中国艺术学门类学科专业设置表达了宏观构想。他指出，艺术学门类学科专业设置问题，涉牵古今中外诸多矛盾和难题。针对当下学科设置中缺乏统一的理论准则、学科结构关系失衡、学科名称界限不清等核心问题，预设了两步走研究方案。即第一步是基于当下稳定发展的研究方案，避免激化当下难以化解的各种矛盾；第二步是基于未来长远发展的研究方案，立足于构建有中国特色和全球性普适意义的艺术学门类学科专业新体系。

山西大学高兴教授提出以“人”为本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他指出，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基本上可称之以“艺”为本的艺术史研究。21世纪以来，以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为代表的艺术跨学科研究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将“人”作为艺术史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可称之以“人”为本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以“人”为本的艺术史研究建立于以“艺”为本的自律研究基础之上，它吸收了自律论的合理内核，同时又打破了自律论将艺术与人类其他价值领域联系隔离的藩篱，使研究具有开放性，能够真正反映艺术产生、发展的规律，从而进一步确立了艺术价值的的独立性与特殊性。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计武教授从视觉文化角度对当代先锋艺术进行了解读，他指出，当代先锋艺术是视觉文化中最具挑战性，也最有创新活力的一部分。在视觉文化的视野中，当代艺术的先锋性或先锋艺术的当代性主要表现为形象的凡俗化与表征的反讽化。它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人们观看、认知世界的眼光。这是一种反讽的视觉性。它凝视世界，是为了与这个世界拉开距离、回过头来批判并重构视觉现代性。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蓝凡教授就技术与艺术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他指出，技术“发明”了新的艺术种类和新的艺术分类方法。如影像的发明及延伸，传统的艺术基础性分类受到了挑战，其结果就是艺术新的大类分类的发生。艺术分类的新维度，给了人类创造的精神世界以新的意义：它颠覆了传统的艺术分类的观念，颠覆了传统的艺术本质(存在方式)的观念，颠覆了对人类艺术起源的观念，颠覆了对艺术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观念，颠覆了对艺术与生俱来的“神圣性”的观念。

第7篇：中国艺术特点论文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方式进入了艺术研究的视野当中。吴士新的《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理论批评与研究著作。该书共16万余字,分为“公共艺术的概念和产生”、“80年代的公共艺术”、“90年代以来的公共艺术”、“对影响中国当代公共艺术诸多因素的分析”四个章节。与之前有关的公共艺术论点不同的是,该书突出强调了公共艺术的当代性论断――即公共艺术是我国现代民主制度和城市市民社会双重条件下的产物,这个论断为公共艺术的内涵与外延作了规定,反驳了将古代社会所有的艺术作品遗留不加分辨地作为公共艺术的论断。该书通过对自80年代起至今中国公共艺术发展脉络的准确勾勒,对中国公共艺术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分析,作出了反思与批评。

该书首先对与“公共艺术”相关的概念――“公众”、“公共”、“公共空间”,并对公共艺术的形态、公共艺术产生的缘由和历史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探讨了公共艺术与环境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对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公共空间”以及对公共艺术的社会性、历史性和自然性之间转换的探讨后,认为公共艺术不仅在自然空间形态上可变,在文化和社会属性上也会发生变化。

其次,该书对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8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壁画可以被看作是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开始。此后,随着艺术走向自觉,中国公共艺术大体上经历了壁画热、城雕热、环境艺术等几个阶段。该书对80年代公共艺术作品的特点、公共艺术的作用、公共艺术实施过程作了有重点的分析和研究。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城市建设步伐逐渐加快,中国公共艺术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90年的社会发展主要出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现代形态的城市形成导致了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导致了市民对公共艺术的诉求;其二,随着经济化、全球化、地缘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环境问题日渐凸现。其三,从公共艺术内部来看,艺术语言得到空前丰富。最后,随着公共空间的商业化趋势的加强,产生了与之相对的福利化公共空间,一大批公园、广场、园林出现。针对这些特点,该书从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公共艺术的语言特点、环境设计艺术、公共空间福利化和商业化特点、社区公共艺术、公共艺术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唯美性(公共景观艺术)等不同层面对90年代公共艺术的发展作了梳理、分析和研究。

该书在最后一章中对我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发展进行反思与批评,主要体现在对公共艺术受众主体的认识、公共艺术家对艺术语言及公共性的理解、公共艺术主体问题以及公共艺术制度等方面。通过对公共艺术和公众、公共艺术和公共艺术家、公共艺术的材料、公共艺术和谐观念以及公共艺术制度等与当代公共艺术相关的问题的分析探讨后认为,我国当代公共艺术存在着急功近利、公众的艺术素养需要提高、缺乏法律保障和长期规划、艺术作品粗制滥造等诸多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办法。

该书观点独特,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论述严密,理论性和学术性极强,并附有不同案例研究。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在全球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背景下的公共艺术的学理、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重新认识公共艺术的社会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将为维护、建设和发展我国公共艺术可行性的理论建立具有推进作用。

第8篇：中国艺术特点论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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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强调，中国目前正处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广大文艺工作者。艺术类高职院校，是培养社会文艺工作者的摇篮，毕业生大多从事与文艺相关的工作。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艺术高职院校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同时，《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提到，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崇高使命。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由此可见，《意见》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艺术高职院校，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增强其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

要提高艺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必须以艺术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为出发点，立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目标和艺术高职院校学生的需要，大胆地探索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提炼出适合艺术高职学生特点的教育举措，为艺术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保证。

一、艺术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

高职艺术类专业学生与非艺术类专业学生相比较，在文化素质、思想道德、行为习惯和学习方法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这不但与我国长期的高考制度有关，也与艺术类专业学生的自身特点有关，同时专业的独特品质也形成了艺术类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分析这些特点，积极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是促进高等职业院校艺术类专业学生成长和成才的要求。高职艺术类专业学生特点分析如下。

（一）专业情结浓厚，文化意识淡漠，重专业轻文化现象突出。

这是艺术高职院校学生身上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学生从小就开始学习专业，却忽视文化学习，造成文化基础薄弱。还有部分学生是因为文化基础不好而选择学艺术的。另一方面也与学生的功利思想相关。艺术高职院校学生与社会接触较多，普遍存在重功利、讲实际的思想，认为走上社会就是靠专业吃饭，文化课学不学好无所谓，所以学生往往更重视专业课程而相对轻视文化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就势必导致学生专业文化不能平衡发展，人文素养缺乏。

（二）思想活跃，情感丰富，但考虑问题易带感性色彩，理性相对不足。

与普通高职院校学生相比，艺术类学生往往形象思维能力特别发达，这与艺术口传身授的教学方式以及他们长期的专业熏陶和舞台表演密切相关。艺术专业的学生，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如舞蹈、音乐、影视、戏曲表演等专业的学生经常会用声音或肢体语言表现喜怒哀乐等情感。另外，艺术类学生在初、高中阶段除了数学课（实际上，艺术专业的学生对数学不感兴趣，认真学数学的学生往往很少），其他的理科课程几乎没有学习，使得学生接受理性思维的训练非常少，因而没有形成理性的逻辑推理习惯，所以理性相对不足。因此，艺术专业的学生往往表现出情感丰富、观察力强、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等优势，但同时也会显现出容易冲动、欠缺理性、忽视现实等不足。

（三）注重自我，个性彰显，团队意识、集体观念等有待加强。

艺术教育的办学模式、教学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往往是以个体为本体的。艺术教育需要学生大胆展现自己的风采和思想，需要学生有创新思维，这些原因使得艺术职业院校学生特点鲜明，个性张扬，容易从个人的喜好、感悟出发，以自我为中心，注重自我个性发展。另一方面，艺术高职院校部分学生是因为文化基础不好而选择报考艺术院校的，他们往往在学习习惯、行为规范、组织纪律、集体观念、道德观念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在行为上往往表现出较强的个性、以自我为中心的较大的散漫性、随意性。

（四）独立能力较强，但社会责任感薄弱。

艺术高职学生有的从小就开始学习艺术，艺术学习与非艺术专业的学习不同。艺术学习基本是小班教学甚至是“一对一”的教学，艺术类学生往往在初中或高中就已离开父母立学习和生活，在求学期间他们有机会参加一些演出和专业比赛，这些为他们独立能力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他非艺术专业学生往往是在进入大学后才真正开始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艺术类学生由于较强的独立性，在行为上往往表现为过于追求个性，使之容易脱离集体和社会大众群体，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很少关心时事政治、国家大事等。

二、提高艺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

第9篇：中国艺术特点论文范文

 

但是，作为现代性问题一个分支的中国电视审美现代性问题似乎又处于一个边缘的、冷门的位置。就中国电视文艺理论而言，其中系统的分析极少，或者说一直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其中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电视审美本身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命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高鑫为代表一批学者认为中国电视经过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特的艺术种类，并开创了电视艺术美学的学科，创建了一系列的理论：如高鑫的《电视艺术美学》，张凤铸的《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胡智锋的《电视美学史大纲》，金丹元的《电视与审美—电视审美文化新论》等等。

 

高鑫在《电视艺术：多元与重构》中对电视艺术做出明确的定义，提出电视是一门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艺术，而电视剧是电视艺术的主要类型，并具有荧幕小，画面小，多用中近景和妥协等特点。”1但是，持相反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对电视艺术的概念持相反态度，他们否认电视的艺术属性，不承认电视艺术的说法，并掀起了关于电视是否是艺术的争论。既然电视艺术本身还处在一个暧昧不明的位置，那么电视审美更一个理论禁区，理论界对电视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少有人问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如果我们从西方哲学概念中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理论出发，从鲍曼、吉登斯、韦伯、哈贝马斯的理论出发，照搬西方现代性的理论知识应用到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很难在中国电视的实践中找到和西方理论中描绘的形态一致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特征。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和中国独特社会发展历史相关，而中国电视的审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几千年来积淀的民族审美特定心理，更和当代中国复杂的政治、消费等力量的博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现代性理论来切入中国电视审美，无疑要经过更多的理论甄选和考虑。

 

最后，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电视的审美现代性问题本身就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美学问题。香港电视学者马杰伟提到了大众传媒的另一个特点,“大众传媒有一种二元性，它是物质(material)和论述(discursive)的，经济(economic)和象征性的(symbolic)，也是工业的(industrial)文化(cultural)的，两种面相互为因果，不能分割。”2可惜，很少学者同时承认这两个面相，只集中研究其中一个方面，往往就忽视了另一个方面的重要性。所以当下的中国电视研究常常出现一个断层，把媒介的二元性分家，要么单纯强调、要么完全忽略。这就是电视研究中两个传统学派互不往来，甚至是同行相轻的不良后果。

 

和世界上大多数的电视行业一样，中国电视的这种二元性显而易见，物质和论述、经济与象征、工业及文化等二元特征明显，并且和影响力巨大的政治力量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电视的产业化、消费社会的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研究中国当代电视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深入研究背后错综复杂的场域。中国电视审美现代性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多方位的研究，它必然要求我们摆脱原有美学研究的局限性，找到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参照体系，重构我们考察审美现代性的视角。这就要求我们的电视审美研究不仅仅是文化的、论述的思考，更要有工业的、制度的考虑。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电视审美现代性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撇除陈旧的理论观念，理性认识电视艺术。黑格尔的艺术论并不假定艺术是静态的，艺术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人们不应该用过去艺术形式的标准来限制其后时代的艺术。“我们可以利用黑格尔提出的这一睿哲之见论证大众文艺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一种新时代中出现的新艺术形式。”3在中国，将电视作为一种艺术进行探究是创新的、进步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区分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差别，并将中国的本土意识放在首位，看清现代性的中西差异，对中国当下电视审美杂糅及价值取向、中国电视审美的不同现代性话语、现代性审美特征及其后现代转向等进行分析，并大胆对其进行批判和重构。那么，中国电视审美现代性问题研究将是一个很好的待挖掘的理论命题。

 

注释：

 

1参见高鑫，高文曦《电视艺术：多元与重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59页

 

2马杰伟《电视文化理论》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89年10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