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医疗改革论文范文

2012年7月1日，由北京友谊医院率先开展了以“医药分开”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改革，是日零时，全院1670种药品全部按照进价销售（包括1007种西药，292种中成药、371种中药饮片），取消了原有的挂号费、诊疗费，建立了医事服务费，新设立的门诊医事服务费分为4个档次，分别是普通门诊42元/人次、副主任医师60元/人次、主任医师80元/人次、知名专家100元/人次，急诊60元/人次，住院80元/人次/天。医保基金对门诊患者每人次报销医事服务费40元，急诊患者每人次报销医事服务费60元，且不受医保起付线限制；住院患者医事服务费按比例报销。将药品的批零差价取消，实行进价销售，同时将医院挂号费和诊疗费取消，出台医事服务费。医事服务费做为整个医院医疗服务的代名词，突出了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智力劳动，知识劳动的结果。发改委出台文件，对于改革医院废除批零差价，增设医事服务费予以认可。财政部门对于医改要求的六项投入，包括医院基本建设、大型设备采购、重点学科支持、离退休人员工资、政策性亏损补偿以及公共卫生服务购买给予足额到位。物价部门、财政部门、人力社保等多部门的协同，使公立医院“医药分开”改革形成合力。继友谊医院之后，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和北京积水潭医院分别加入以“医药分开”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行列，市医管局对改革试点医院每月的相关数据进行检测，对患者而言，改革前后在同一家医院看同一种疾病，次均总费用降低，其中药品费用降幅突出，患者支出减少，负担有所减轻。对于医院，医生的医疗行为在改革措施的引导下得到进一步规范，以往大处方、药品滥用、过度检查有所减少。考量医生工作最根本的指标是诊疗的质量和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奖惩制度就从以经济核算为依据向以患者诊疗质量和服务效率为依据转变。这五家改革试点医院，对出现的不合格处方定期点评、处罚、通报，对于医疗服务质量不符合标准的，通过内部讨论配合处罚措施进行规范。我们在进行“医药分开”改革之初的顾虑是，取消药品批零差价后医院是否还能正常运行，通过改革施行一年多的观察，5家试点医院没有因为取消药品加成出现医院财务运行困难的情况，总体来看，改革后患者次均费用在下降，医生的诊疗行为进一步得到规范。医改的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受鼓舞，医疗机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财政可承受。5家试点医院的年门诊量均在150万以上，门诊量最高的朝阳医院达到198万，这几家医院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核心区，建设问题基本完成，大型设备购买结束，财政投入主要用于重点学科建设、公共卫生服务、政策性补贴。据统计，5家试点医院医保病人占50%，在朝阳医院和友谊医院达到70%，同时医保提高了报销比例，经过这两年来看，财政承受能力基本情况令人乐观，说明取消药品批零差价先期设计比较周全，结果也符合初衷。这就为下一步在更多医院推广医药分开改革打下基础。

二、以“医联体”为抓手建立分级医疗服务体系

（一）确保“医联体”建设试点工作按目标推进

区县卫生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包括区县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对区县级医院，通过与北京城区三甲医院以“结对子”的形式形成若干家市级医院帮扶一家区县医院的格局，以此提高区县医疗水平，目前这项工作已经持续推进了四五年的时间。

（二）在“医联体”框架下完善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机制

以最具代表性的平谷区为例，平谷区地处北京远郊，区域内大部分处于山区，与市级医院“结对子”前平谷区医院服务能力较弱，大部分在区医院诊治病情较重的病人都要转院，后来通过与安贞、同仁、妇产等市级医院的优势学科对口支持，经过几年时间的支持，现在平谷区医院已经可以开展心脏支架和脑瘤手术，医院已发展成为平谷区的区域医疗中心，大多数病症都能留在区域内治疗，这就使平谷区到北京市区就诊的患者大幅减少。2013年，平谷区医院的病人转出率为11%，医院的水平提高也有力地带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水平提升。平谷区医院通过信息化建设将整个的区域内医疗机构联接成网络，网络以视频作为联接途径，平谷区医院与上述4家医院通过视频完成联合门诊。北京市朝阳区地处城区，区别于平谷区的是朝阳区内有多家三级医院。朝阳区结合自身特点摸索出一条以三级医院为网络核心的模式。朝阳医院做为朝阳区中部的网络医院核心，朝阳医院“牵手”辖区内共10家医院,包括1家三级医院、2家二级医院和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医疗网络，使社区医院和三甲医院实现紧密连接，三级医院医生定期定时到社区医院出门诊，到二级医院兼职做主任、副主任，定期定点查房，定点看病人。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直接可以挂到大医院的专家号，社区解决不了的疾病就可以转到大医院，病人到社区后首先经过社区医生的初筛，这就避免了病人的盲目流动，这个设计就是要让大医院和基层医院“有形有神”地进行互动，基层的病人可以转到三级医院，三级医院一些需要长期住院的病人可以通过这个途径转到相适宜的二级医院进行康复和恢复治疗。

（三）将“医联体”工作与康复护理体系建设工作相结合

通过建设医疗联合体促进患者有序就医，解决患者看病难的问题除了增加床位，更主要的是通过不同的医疗机构间功能的紧密衔接，形成医疗联合体，畅通转诊通道，引导患者有序就医。使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的床位和医疗技术在不同的疾病方面的诊断质量上都能够达到最优的配置。缓解三级医院压床问题，朝阳医院和平谷区医院是医联体的代表。今年的计划是在北京的城六区，每个区建设两个医疗联合体，十个郊区县，每个郊区县建设一个医联体。将来的康复医院和护理医院也要纳入到医联体中。

三、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规划的措施

目前北京市医疗服务体系还有进一步细化优化的空间，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在行政审批方面差异性比较大。北京市现有134家二级医院，80家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中大多数为公立医院，三级医院全部为公立医院。

（一）康复、护理院应大力鼓励

目前综合医院和康复医院以及临终关怀的护理院没有有机的规划衔接，综合医院在整个医疗机构体系中所占比例过大。北京康复中心现有床位600张，处康复医院床位800张，小汤山医院床位450张。据统计，占北京市居民死亡率前3位的疾病分别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和肿瘤。以往的规划偏重于治疗，对于康复和护理资源投入不足，全市护理院床位仅400多张，从现行治疗疾病的资源来看，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的空床率较高，使用率较低。全市范围内一级医院平均床位使用率仅67%，郊区的二级医院床位使用率为85%，城区二级医院平均床位使用率为82%，三级医院平均床位使用率为92%。在医疗机构总数中，一级以下医疗机构所占比例最多，三级综合医院比例最低，呈现金字塔状，但目前收治病人情况呈现倒金字塔状，这就给病人在就医上带来不便。在下一步的规划中既要考虑到医院的合理分布、合理使用，还要考虑到不同类别医疗机构的设置和规划。未来计划每一个区都要安排一家医院做为康复医院，还要采取具体措施促进护理院发展。

（二）严格控制公立医院规模分布要考虑就医的可及性

公立医院规模要控制。北京市政府在全市医疗工作会上明确提出，五环路以内对公立医院规模严格控制，核定床位增加不再批复，公立医院如果无规划地发展对基层医疗机构起到了排挤的作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如果基层被淘空，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全部由大医院来解决，那么医疗服务就要崩溃。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都不能指望通过大医院就能解决人民群众所有的医疗服务需求，多数的医疗服务需求需要在基层解决，下一步将着力将康复医院和护理医院的建设放到重要位置，今年要出台关于康复院和护理医院的建设要求，从更合理的布局和更方便解决病人就医需求进行规划。

（三）社会资本进入的空间得到支持

近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资本越来越多地进入医疗市场。据统计，截至2013年末，北京市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3735家，占全市总量的37.47%，北京市医疗机构的总床位数约为11万张，社会办医疗机构实有床位占比达17.15%，2013年北京市医疗机构门诊量约为2.2亿人次，诊疗人次数占比达11.42%。均较上一年有所增长。我们迫切希望社会资本能够投入到妇产科、儿科或者康复院建设上来，在规划中我们为康复院、护理院留出的空间是每千人0.5张床，现在北京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约2164万，总计约需10000张床位，北京现有护理院床位400多张，康复院床位1800多张。单独放开二胎政策后，每年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三万至四万新生儿，下一步妇产医院和儿童医院的床位建设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要求市属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开设儿科，儿科一定要开设病房。对于妇产医院，一是鼓励新建医院，二是在现有的结构中，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中扩大妇产科床位。“十”中有关精简下放审批内容的精神，我们将贯彻到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准入审批上。关于行政审批，下一步将做到审批的标准统一、程序统一、时限统一，将医疗机构审批权力下放到区县。以往规定中社会资本只能建设专科医院，中外合资的中方必须控股等规定为社会资本进入到医疗行业设立了重重障碍，将来这一局面将逐渐得到改善，政府将在政策环境上为社会资本创造条件。

四、紧随国家战略发展步伐

带动京畿医疗事业协同发展今年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层面，这就要求以往我们按照北京1.6万平方公里的医疗发展规划要有序扩大，对现有医疗布局和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医疗改革在深化过程中要不断丰富内涵。2013年北京市医疗机构的门诊量约2.2亿人次，其中约有8000万人次为外地患者进京求医，这一现象在知名医院的知名科室尤为突出，这些医院的重点科室的门诊患者中有70%～80%来自外埠，外埠住院病人达到90%，患者主要来自华北地区，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东北三省居多。通盘考虑京津冀21万平方公里，1.7亿人口，协同发展就是要帮助河北省提高医疗水平，如何根据当地人民群众需求发展重点学科建设是下一步的工作思路。

五、深化扩大医改成果

第2篇：医疗改革论文范文

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受益资格；逆向选择行为

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在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时，附加了一个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达到规定的累计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最低年限（含视同缴费），退休后才有资格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否则，就只能一次性结清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上的资金，就没有可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笔者认为，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虽然有利于防止企业和个人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可以减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支出，但也有许多弊端，不利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

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

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区）设置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都有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即规定男性职工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25年，女性职工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20年，其退休时才有资格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达不到受益资格条件的人员，则无法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仅以北京市的政策规定为例，进一步理解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主要内容。根据《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第11条，本规定实施后参加工作，累计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男满25年，女满20年，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或者退休费的人员，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本规定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不满前款规定年限的，由本人一次性补足应当由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后，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根据《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第71条，本规定从2001年4月1日起施行。对上述规定，本文的理解如下：

1．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必须达到养老保险的受益资格。如果劳动者不能获得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不能按月领取养老金，也不能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若当前，我国大部分省、直辖市规定的养老保险受益资格条件是，最低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例如，北京市某企业职工，累计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是9年，2001年4月1日以前参加工作，2006年12月退休。由于该职工的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其退休后显然不能获得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现在，即使该职工愿意补足企业和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也不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由此可见，退休人员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的前提条件是，获得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

2．达不到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就会丧失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根据《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后参加工作的，累计缴费年限男不满25年，女不满20年的，一次性结清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上的资金，其退休后将不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

3．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的范围比养老保险制度保障的范围狭窄。根据一些地方政府的规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获得养老保险制度保障的退休人员，不一定能够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能够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的退休人员，一定能够获得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未来将有一些享受退休金的退休人员，不会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益资格条件比养老保险的受益资格条件高，显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的范围比养老保险制度保障的范围狭窄。

二、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规定的利弊分析

制度设计是一把“双刃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于退休人员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1．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规定的积极作用。

（1）可以防止个人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如果一些地方政府不设置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条件，有些没有履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义务的个人，可以在即将退休时，挂靠到某一家企业工作，缴纳一段时间基本医疗保险费，其退休后就可以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可见，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的设计，可以起到防止道德风险、防止个人逆向选择行为发生的作用。

（2）可以防止企业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如果一些地方政府不设置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条件，有些企业就会不履行依法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义务。有些企业就会在有即将退休的职工时，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在企业没有即将退休的职工时，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这样会使一些企业不愿意履行缴费义务，就会影响到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依法、足额征缴。

（3）可以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公平。一些地方政府设置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目的在于防止缴费年限比较短的职工，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如果一个职工及其所在企业，只履行了几年的缴费义务，就可以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这对于长期履行缴费义务的企业和职工来说，是不公平的。为了实现制度设计的公平，有必要设置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条件。

（4）可减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支付。根据一些地方政府设置的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条件，未来将有一部分退休人员不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这会减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支出，有利于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积累。

2．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规定的消极作用。

（1）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规定得过于苛刻。笔者认为，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设置的20年或25年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过长，条件过于苛刻，许多职工特别是低学历、低收入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年老退休时，可能会达不到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受益资格条件，将会成为无法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的社会群体。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劳动者面临失业的风险比较大。目前，我国劳动市场处于劳动力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的不均衡状态，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在劳动市场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时刻面临着被解雇的失业风险。劳动者失业后，就会失去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依托——企业，就会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因此，对于失业风险较大、失业频率较高的劳动者来说，其未来丧失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二，企业不愿意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在买方劳动市场条件下，一方面是劳动者难以找到工作，另一方面却是企业逃避依法承担的责任，不为员工办理参加社会保险的手续，不为员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侵害员工的合法权益。例如，2006年3月，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在过去4年对9680户缴费单位进行的专项审计显示，64.54%的被审计单位存在漏、逃社会保险费问题。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有关人士介绍，缴费单位漏缴、少缴社会保险费的主要方法是在缴费人数和缴费基数上做手脚，有的单位只给部分职工办理参加社会保险手续，而以各种理由不给临时工、外地城镇职工、季节工、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一些劳动者受雇于企业，即使知道企业未依法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也不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就会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企业不依法履行缴费义务，劳动者退休后自然无法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

第三，政府执法监察的力度不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执法、监察的不到位，导致一些劳动者即使有在企业工作的年限，但是由于企业未依法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也会丧失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益资格。如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不进一步加强执法、监察的力度，未来丧失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群体中，这部分人将会占很大比例。这对于劳动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反过来，政府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不利，客观上纵容了企业肆意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比较低。目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满60周岁，女工人满50周岁，女干部满55周岁。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延长，劳动者实际就业的平均劳动年龄大约为20岁。这也就是说，即使个人在劳动年龄内不间断工作，其工作年限大约有30—40年。20年或25年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实际上意味着个人在劳动年龄内需要用大约50%—70%的时间履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义务，其退休后才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否则，就无法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这样严格的缴费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是难以达到的。

（2）苛刻的受益条件，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相悖。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制度的“低保障、广覆盖”，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累计缴费男性满25年、女性满20年的受益资格条件的限制，无疑会使许多履行了缴费义务的职工，在年老退休、需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时，由于达不到规定的受益资格条件，而丧失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益资格。根据我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80%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医药费。根据个人生命周期理论，个人医疗消费的80%是在退休后的时间里花费的。可见，社会群体中，最需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的人群是退休人员。大量退休人员无法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固然可减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但却加重了退休人员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影响到退休人员的生活，给退休人员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从而导致退休人员因病致贫、病困交加。

（3）苛刻的受益条件，对于未达到基本医疗保险受益条件的个人是不公平的。对于达不到基本医疗保险受益条件的个人来说，其单位已经履行了缴费义务。企业现期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主要用于目前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费用支出（即现收现付），而当其职工退休时，却因为达不到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而无法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也是不公平的。同样，对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不满20年的女性职工或者不满25年的男性职工，其退休时，只能一次性结清个人账户的资金，不再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例如，对于履行了18年缴费义务的女职工和23年缴费义务的男职工来说，他们同其他劳动者一样，长期履行了缴费义务，只是由于达不到苛刻的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而丧失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显然，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制度设计对于大部分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可以预期，未来会有许多劳动者由于达不到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的限制，而无法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

（4）苛刻的受益条件，会促使劳动者放弃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于失业风险较高的劳动者群体来说，劳动者一旦失业、中断缴费，预期个人达不到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条件，就会主动放弃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就会造成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损失。劳动者失业后，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年老以后，就不需要花钱看病了。当丧失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人员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时，依然需要国家提供医疗救助的保障。我国的家庭结构正在逐步缩小，原来几个子女供养1个老人的人口结构，正在逐步向1个子女供养几个老人的人口结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面临的疾病风险，难以通过家庭成员的互济互助加以分散，其医疗费用的最终承担者只能是国家，政府的负担并没有减轻。

三、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规定的改进措施

基于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的利弊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改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苛刻的受益条件，降低履行缴费义务的年限，可以将履行缴费义务的时间降低为累计缴费满15年，该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同养老保险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相同，可以方便管理，降低管理成本。这一受益资格条件的时间限制也是适度的，是企业和劳动者可以接受的，也适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低保障、广覆盖”的目标，更适合政府实现全民保障的长远目标。这样设计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设置15年的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是劳动者可以接受的。这一受益资格的时间限制，大约相当于劳动年龄的1/3—1/4，是劳动者可以接受的，也是劳动者较容易达到的，可以激励劳动者积极履行缴费义务。

2．设置15年的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可以使更多的劳动者退休后获得制度的保障。同20年或25年的累计缴费年限相比，设置15年的累计缴费年限可以使劳动者比较容易达到规定的受益资格条件，可以使更多的劳动者退休后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适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低保障、广覆盖”的发展目标。

2．设置15年的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可以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来源。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来源是企业缴纳的费用。设置15年的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可以鼓励职工监督企业依法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可以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来源，从而形成制度运作的良性循环。

3．设置15年的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条件，可以实现制度设计的公平。这样，既可以防止只履行几年缴费义务的个人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也可以防止个人因担心缴费年限过长、达不到受益资格条件的规定，而不愿意再履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义务。

四、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实施的制度建设

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受益资格条件的限制，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尽善尽美的，需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促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良性运作。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1．强化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征缴力度。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是将职工和用人单位直接联系在一起筹集资金的，如果用人单位不为职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即使职工个人愿意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也无法缴费。鉴于企业在履行缴费义务中的特殊作用，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部门进一步强化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征缴力度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尽快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随着劳动者就业难度的加大，许多劳动者到外资、合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工作。这部分劳动者到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就业，即使履行了劳动的义务，但是，由于用人单位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这些劳动者同样面临着丧失基本医疗保险受益资格的风险。由此，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尤其是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非公有制企业为职工办理参保手续、依法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劳动者退休后才能达到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益资格条件，才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否则，即使劳动者履行了20年或25年的劳动义务，而没有依法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也无法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

3．扩展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的方式。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方式主要是企业代扣代缴，个人缺乏有效的缴费渠道，如果个人不在企业工作，即使愿意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也没有缴费的渠道。这就意味着，劳动者一旦失业、中断缴费，就有可能丧失基本医疗保险受益的资格，这对于失业风险比较大的社会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失业风险比较大的人员，本来就没有工资收入，再无法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会进一步加剧这些人员的贫困化，会进一步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允许中断缴费的个人、失业人员、钟点工等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创新制度规范，扩展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方式，可以委托各地人才交流中心等管理机构，个人、钟点工、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申报、缴费手续，使愿意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个人拥有依法缴费的依托，使这些人员年老以后能够获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这也体现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公平。

4．规范企业劳动用工制度。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如果企业可以随意解雇职工，而不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职工特别是低收入职工就会处于不断被解雇的不确定状态，其达不到基本医疗保险受益条件的可能性比较高。为了保护这部分职工的利益，国家有必要出台法律、法规，规范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规范企业劳动用工制度。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北京市政府令［2001］第68号）［S］．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第3篇：医疗改革论文范文

建国以后，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首先，医疗费用的增长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跟不上消费水平。不仅如此，这种医疗制度还造成企业之间负担差距过大：新兴产业老职工少，医疗开销相对少，而老企业背上的是总也甩不掉的包袱。另外，个人也被免费医疗制度惯出了毛病。“一人看病，全家吃药”，“小病看成了大病，没病看成了有病。”图的是什么？报销。赚的是谁的钱？国家和企业。造成了什么后果？浪费。

基于日益沉重的医疗费用包袱，1994年国务院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并于1998年底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双方负担”即基本保险由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统账结合”即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已实行40多年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就此告终。到2000年底，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人口5000万。

2002年4月份在哈尔滨召开的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国各地加快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工作进程，切实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确保完成今年医疗保险90%以上统筹地区启动，覆盖8000万人的工作目标。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已取得相当成效，到今年6月底，全国349个地级以上统筹地区中，307个已经启动实施，占全国的88%；覆盖人数达到5026万人，占全国应参保人数的30%.

二。新医疗保险制度中现实存在的问题

1.会带来医疗风险

新制度仅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并不是覆盖所有的医疗费用，所以，享受了几十年免费医疗的老百姓似乎一下子难以接受自己要交钱看病这个“残酷”的现实，明显地流露出对过去医疗制度的留恋。以个人账户为例。规定要求个人交纳月平均收入的2%，单位总共承担垫，其中的30%以内划入个人账产，也就是总数的1.8%，折算一下是个人月收入的38%以内。北京市员工平均年收入是一万多元。因此中等水平的职工个人账户只有不到300元。这就是他一年的门诊医疗费用。社会统筹还好，可是，要是得一场大病个人帐户的资金就很捉襟见肘了。因此，可能很多人舍不得看病而影响到自己的健康。

另外，新制度中没有把小孩包括进去，而以往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孩子的医药费用基本是父母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的。

新医疗制度对预防问题准备也是不足的。以前的医疗重视预防，单位有定期的体验，有固定的医务室、还有儿童防疫站。这些在新医疗保险中属于门诊的范畴。也就是说要从个人账户中花钱。这样很可能导致：本来应该看的病没看，本来是小病结果耽搁成大病。而国外历来将“预防是控制大病的最有效方法”视为至理名言。

2.医院可能拖医保改革的后腿

医疗保险改革是所有社会保障项目中最复杂的，它牵涉到社会保险机构、医院、个人、企业和医疗行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加上过去医院医药不分，就变得更复杂。医疗保险改革难，不是难在本身，而是难在医保之外。医院体制的改革和医药体制的改革很可能会拉医疗保险改革的后腿。

医疗保险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用较少的费用为老百姓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控制费用是医疗保险的根本问题。这是医保本身无法解决的，只能诉诸于医院。造成目前医疗费用过高的主要原因是药品价格太高。医院是出售药品的主要渠道，向出售药品是医院收入的重头戏。医院作为非赢利性机构，要维持日常运转，国家财政拨款只能满足它50%的需要。另外50%则主要靠卖药。

另外，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是另一个突出问题。抛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占总人口不到30%的城市人口享有全国70%的医疗卫生资源），就城市医院的结构来说，就相当不科学。90%的人生的是一股的小病，没必要去综合性的大医院看。而现在恰恰是大医院过多，服务于社区的小医院少。大医院多，建设成本高，收回成本的愿望就更强烈。没有发达的社区医院医疗网络，个人疾病医疗的代价更高，医疗保险的代价也会更高。

3.新制度规定中本身的漏洞

依据新的医保制度，当事人只要付相当少的一部分费用，便可在不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额（以上海为例：新医保为累计超过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4倍，2000年为5.6万元）内随意使用医药费。一些医院和医生为了将更多的医保资金划进自己医院的账户上，也不限制开出药品的数量和金额。这样，持卡人就有可能与医院或某些医生联手将国家医保资金骗入私囊或小团体的账户中。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人医保，全家享用，因为医保卡划账时，医院并不要求持卡者本人到场。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处于道德失范的混乱阶段，新规矩和老规矩并存，原有的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底线受到侵蚀和破坏在所难免。

三。针对问题初步探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

中国医疗保险改革确实有难点。承认难是为了慎重、积极地改。中国医疗保险改革会非常艰难，不会一步到位，可能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需要不断提出适应的方案。

方案1要坚持医疗保险、医疗卫生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三改并举”（三个方向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二是医药公开核算，分别管理；三是医院分类管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医疗服务管理。

近期社会保障会议指出，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可以先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对无力缴费的困难企业职工也可以采取先参加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办法，解决好职工住院和大病医疗问题，使医疗风险达到最小化。

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必须解决当前存在的以药养医问题，必须切断医疗机构和药品营销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医院的门诊药房要改为药品零售企业，独立核算，照章纳税。中国卫生部已经明确要求药品要集中招标采购，以后逐步将基本用药目录中和临床用量大的药品都纳入集中招标采购的范围。

医院改革首先要求医院分类管理。非赢利性医疗机构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主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并执行政府规定的医疗服务指导价格，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赢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根据市场需求自主确定医疗服务项目。这样有利于医院之间的竞争，并且有利于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系统。

方案2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提高使用效率。要对定点医疗机构建立实施真正的竞争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据统计，中国医院的脑CT机拥有量是美国、日本的好几倍。每个医院都想通过给病人做CT来赚钱。不仅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负担，也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对高档医疗设备，国家应该统一配置和管理。而针对大型医院相对过剩社区医疗服务相对不足的情况，应该倒入真正的竞争机制，按照市场法则优胜劣汰，政府则不宜保护过度！

方案3要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患者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和负担。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大力推进医疗保险化进程：在中心城市建立数据库，通过网络扫描等方式对各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进行监控和预测：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目前，北京、上海的大中型医院已全面推广住院费用计算机查询，尊重患者对检查、治疗、用药和价格的知情权。电脑还将担负起规范医疗行为、监督医生不要滥用药的重任。值得欣慰的是，我国正在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改变购药无序状况，大力推行集中招标采购药品及卫生材料。建立医药价格数据库，瞬时向所有计算机联网的医疗单位发送价格信息，并公布国家收费标准。这对于降低医保费用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第4篇：医疗改革论文范文

【题目】广东医疗保障体制的优化探析

【绪论】 【第一章】医疗保障基本概念与研究理论基础

【第二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现状

【第三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比较分析

【第四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差异性的根源分析

【第五章】完善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结束语/参考文献】广东与香港的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对比结束语与参考文献

绪论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1．选题背景。

医疗保障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而当前，由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很多国家都开始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变革。而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众多内容中涉及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国家卫生服务模式是最早在英国推行的医疗保障模式，因具备很强的先进性，符合人民利益，因此也开始被各个国家借鉴和学习，受到了高度关注。

相比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他的发展受到国家人口与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医疗保障制度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来适应社会生产力和基本医疗服务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构建了合作医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三种医疗保障形式。这些医疗保障制度在建国初期确实为维护人民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后期的发展，原有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医疗费用的增加也导致个人经济负担加重，导致看病贵的问题开始出现，并且难以得到有效的缓解。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在身体出现问题时不愿意去医院进行治疗，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因为医院医疗成本高不愿到医院就诊。医疗资源较丰富的城市也因医疗费用的高涨，导致了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我国自实施深化医改以来，医疗保障制度还存在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民生，关系到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此，2016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为实施十三五医改规划确定各项改革任务，切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6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为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了研究方向。在 2017 年报告中，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预示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将再次进入到新一轮的改革阶段。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广东省在 2016 年 7 月出台了《广东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6 年工作要点》的政策文件，作为全国的试点单位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深化改革，内容包括推进建立稳定可持续的筹资和保障水平调整机制、完善药品供应、创新医保支付方式及公立医院改革等。作为全国人口大省，秉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历届广东省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改革建设。1978 年开放后，广东省凭借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动力，在医疗保障的筹资水平、覆盖面、覆盖范围、监督方面等均取得了头雁效应，基本上实现了全民医保。但是，伴随着省内居民医疗需求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体制遗留的一些历史问题以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使广东省的医疗保障制度仍然面临着城乡分割、医疗保险筹资责任失衡等问题，导致部分地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还处于制度探索阶段，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对此，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日益迫切。面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新一轮的改革关键期，广东省政府要抓住机遇，合理构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制度迫在眉睫。因此，广东省政府希望在未来五年实施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支撑地区内医疗服务改革的制度。为达到目标，国内学者研究了英国、美国、德等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先进做法，提出了借鉴的意见。虽然，发达国家的经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广东省能借鉴外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先进做法还是非常有限。粤港两地的地理、血缘、和宗教关系不仅反映在地理上都属于岭南地理板块，同时，几百年来他们彼此间在文化、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一脉相承。香港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的优点，因此，相比而言，本文的重要研究目在借鉴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从而促进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升改革活动的可行性。

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在香港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由政府高质量和全面提供。在过去30 年中，基于制度的保护，香港居民的健康指数和预期寿命达到了世界前列。根据统计结果显示，香港婴儿预期寿命出生与澳大利亚相似，与日本也仍为接近。比英国和美国还长。

同时，香港出生的婴儿死亡率非常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此，本文的通过全面比较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式、发展现状等，了解香港医疗保障制度上的优势，为广东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提供对策建议。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通过探讨广东未来医改的方面，解决当前省内看病难、看病贵的重大民生问题，保障居民的就医需求。

（二）研究现状。

医疗保障制度直接关系到民生，即复杂又非常重要，制度设计是核心。如何设计好制度，完善医疗保障资源的配置，提高公平性与效率性，减轻人民医疗费用等问题，都是国内外学者反复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1．国外研究综述。

世界上有四种有代表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医疗保险和储蓄医疗保险制度[1]。分别来看：国家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利用税收来筹集医疗费用，其实属于全民免费医疗模式，换句话说人民就医不需要自己花钱，完全由国家承担。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以美国为代表，这种保险制度市场化程度较高，个人需要承担医疗消费，私人医疗保险是支付医疗费用的主要方式。社会医疗保险具备公平性、强制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在这些特点的影响下，也容易引发一些风险情况[2]。储蓄型医疗保险制度同样拥有强制性的特点，是政府要求个人在年轻时强制储蓄，从而在年老后有能力支付住院费用。从国家与市场关系来看，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是国家干预力最大的制度，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则属于国家干预力度最小的制度[3]。且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更加看重公平性，另两者则更加看重于效率。

（1）早期研究，医疗保障与其他社会保险的区别。

Arrow(1963)首先针对美国医疗保险市场进行研究，发现在这类市场中存在着失灵的情况。其通过研究指出：受个人道德风险问题的影响，导致其很难对个体健康状况进行确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医疗保健制度政策的作用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方式，对国家社会医疗保健政策进行了优化[4]。Evans R G.(1974)提出因医生和病人在认知上存在差异，所以就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同时提出医疗保险需求是一种由供给者诱导的需求偏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及时的干预，实现对体制的优化，进而实现对医生行为进行控制，使病人的利益得到维护[5]。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Arrow 等人的研究工作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与其他保险的区别进行了总结，并对社会医疗保险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主要为：一是个体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二是由供给者诱导的消费；三是政府的广泛介入。

（2）20 世纪年代医疗消费费用增长的研究。

KleimanE.(1974)通过研究发现在医疗保健中政府承担的压力越大，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也就越高[6]。但后来对这一结论进行重新验证后发现，政府负担比例越大并不会增加实际医疗费用，而是会减少医疗费用。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RAND（HIS）（Newhouse.1993:phelps,1974）开始对医疗保险问题进行探究。所研究的内容为：一是对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和医疗服务利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二是对医疗服务利用和健康状况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对全美城市和农村点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并利用随机分配的方式进行了探究。发现在美国的有些地区实行的保险计划提供全保，有些则是提供部分保险，也就是让被保险人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实验证实通过对医疗服务价格的设计，对付费比例进行调整，可以使医疗服务的利用水平得以控制[7]。

（3）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医疗保障研究的黄金时代。

Sacz M.和 Murillo c.(1994)结合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消费服务进行探究。发现收入越低，医疗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越大[8]。而对于高级医疗服务来说，这种收入与服务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Hunt J.C.和 KilerB.E(1994)结合具体的函数模型进行分析，对不同医疗消费需求函数在理论上的缺陷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健康状况对收入与需求之间关系的影响，提出当个人健康状况下降时，需求和收入之间的弹性关系将会显着增强[9]。目前，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而这个制度对香港市民的医疗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赢得香港市民的信赖和拥护，使得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成为举世公认的最成功的医疗保障制度之一。长期以来，对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一直都是全球众多学者开展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的对象。香港，沿袭了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近年来，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其制度特点和改革发展研究等。

2．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于医疗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刚起步不久，目前基本上都是结合制度改革问题进行的研究，很少有从大环境入手，在关注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说我国在医疗保障制度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较多的空白。

本世纪初的学者们所做出的研究，基本上以借鉴国外优秀制度为主，通过对国外优秀医疗保障制度的总结，探究对我国有促进作用的制度。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转变研究角度，对微观层次内容予以关注，研究也更加深入。

我国学者在关注宏观政策角度的基础上，对国外医疗保险制度模式进行了划分，主要分为了：国家医疗保险模式、商业医疗保险模式、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和储蓄型医疗保险模式，对于这四种模式所包含的内容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涉及，再此不进行重复论述。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入手对模式进行了划分，主要分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国家卫生服务保障制度模式、社会救助制度模式、市场医疗保险制度模式等[10]。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于国外先进的制度，通过借鉴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经验。因此在这个时期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入手，对服务效率、支付方式、管理方式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对比。

从微观层面来看，国内学者从具体项目入手，通过对比的方式了解医疗保障制度在不同项目上的效率情况。李新平（2013）通过对不同医疗保障制度的对比分析提出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效率不高，同时提出想要提升效率单一依赖市场化运作也无法达到目标。在其得出的着作中对不同医疗保障制度的效率值进行了总结，并且体现出了差异性，但是对于导致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以及如何继续深入分析等问题并没有涉及[11]。李新平（2013）利用数据包括分析法，设定了产出指标和投入指标，结合医院门诊人数、入院人数、卫生机构数量、医疗保险费用等多个数据对健康保障制度之间的总体技术效率值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显示由于农村医保制度的效率值有所提升，进而有效提升了医保系统整体效率值。还有学者采用相似的方法对社会保障服务效率和成本效率进行了深入分析（林江，蒋涌，2009）。

目前针对广东地区医疗保障制度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尽管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1.09 亿），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对省内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差距的研究。

可以看出，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分别从制度特点、医院管理、政府责任、改革措施等角度对香港医疗保障制度展开了研究，但局限于某一个层面，缺乏对医疗保障制度不同时期发展的特点分析、制度内部运营机制的系统梳理以及政府推出改革新政的整体性研究。另外，利用以上的模式分析粤港两地的医疗制度，香港的医疗系统基本上是借鉴英国的国家保障制度，实行政府完全承担医疗费用的模式[12]。广东省在进行改革时首先借鉴了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新加坡的储蓄型医疗保险制度。在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等多个维度上，国内外学者均有不同程序的研究。以借鉴香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经验参考的角度，目前研究多数针对全国与香港医疗保障制度整体性的对比，就广东而言，相对国家层面的基本制度，地区医疗保障制度在参考借鉴制度改革和制定出相应政策反应方面会相对更为灵活，而且粤港两地自古以来彼此间在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相比其他国家及地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比较或许更具有可比性且更值得我们开展研究。

（三）研究的方法。

本文以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查阅相关文献、收集两地政府推广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所公布的发展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比较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差异。其中，本文主体研究架构分四个层次进行展开，每一层都是基于对前一层次的深化。

第一层，通过梳理粤港两地多年来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及现时发展统计资料，归纳出粤港两地实施医疗保障的制度特色、发展现状、未来改革方向以及改革特点。第二层，在粤港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发展形式上，进一步比较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不同的体系内部机制，包括更深层次的供给体制、资金筹集及运营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

第三层，通过上述内部运营机制的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广东与香港的制度差距并进行原因分析。第四层，总结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借鉴香港地区的优秀经验，提出优化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议。

1．文献资料法。

本文采用的文献研究法主要是建立在大量查阅相关粤港相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要正确把握和分析两地之间的实质差异，挖掘背后关联的历史改革发展进程，就必须认真寻找和参考各种政府部门年度工作报告数据和相关学者的研究论点。为此，在本研究过程中，就要研读相关医疗保障制度基础理论着作，并注意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积极收集相关的理论数据，并认真做好记录。此次，从本文试图透过系统挖掘粤港两地政府医疗保障制度中公共政策的差异，通过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方法和手段，系统地在理解两地制度的制定理论依据、运行背景以及执行效应等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对研究课题有系统整体的把握，来纵观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2．比较研究法。

本文通过对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对比分析，找到广东地区和香港地区在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差异，然后明确发展方向，对优秀的部分进行借鉴，抛弃落后内容。要去评价广东省社会保障制度的在改革发展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最主要遵循的是实证分析比较的研究方法，即试图从香港在发展医疗保障制度的实践历程中出发，去寻找到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教条主义的套用。例如，本文不仅对两地医疗服务发展数据及部分指数达标情况进行对比，而且还进一步对当前广东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等等。

（四）研究内容、创新及不足。

1．研究内容。

本文为以中英两国折射出的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以两地政府推广的不同医疗制度为研究视角，对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在供给体制、管理体制、资金筹集及运营体制等方面的差异的进行比较和分析，最终找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差距，进而提出借鉴香港发展经验，最终提出完善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议。基本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前面为绪论，主要阐明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意义等，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说明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课题创新之处。

第一部分为基础概念的引入，首先界定本课题研究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概念，进而引出本来的落脚点医疗保障制度的概念，同时对其覆盖的内容进行了解释；其次对医疗保障制度中包含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介绍；最后对医疗保障制度带来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介绍。

第二部分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的对比。分别回顾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情况，对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特色进行了总结。同时，根据两地政府近年来推出的医疗改革政策，进一步探讨粤港两地改革方向及改革的特点。

第三部分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不同的体系内部机制比较。根据两地医疗保障制度涵盖的内容，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分项对粤港两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目的、内容、框架、覆盖面、改革趋势和效益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对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差距及原因分析。一方面，根据上述部分的比较，分析出广东与香港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存在的差距；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探讨导致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

第四部分主要对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资源配置等角度，深层次地来探讨和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在历史长期和现在社会中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

第五部分为完善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部分。首先，结合粤港地区制度比较的差距，进一步对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其次，归纳香港地区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最后，基于香港经验对前面发现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优化建议。

2．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政府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不多。

第5篇：医疗改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医疗红包是道德、社会问题，也是法律问题，针对产生医疗红包的体制原因、道德原因和法律缺陷，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确立医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全面追求公益，全心全意提高公众健康水平，推动分配制度、财政制度、医疗制度的配套改革，提高医生的道德水平，并依法界定医疗红包的贿赂性质，明确法律责任，有违法者一追到底。

论文关键词：公益性 贿赂 法律对策 医疗红包 道德

一、医疗红包的属性分析

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民间百姓遇春节等重大节日或者遇有结婚、生日等大喜之事，赠送红包，此次你结婚，我给你红包，彼次我结婚，你给我红包，彼此之间是礼尚往来，互送是祝福之意，体现的是真诚感情。古代民间，医生医好患者，患者医前付费，事后也有感谢送红包的，但毕竟是少数，而且医疗红包是单向的，只有患者向医生送，却不见医生回礼的，在经济上、人情上、法律上具有不对等性，并不为官方以立法推崇，相反历朝历代多禁止红包。现代社会，在医疗领域，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和医生收受药品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回扣，收取病患者及亲属的红包，已是常见之态，医疗红包泛滥成灾，加重了百姓负担，病患者在病痛之上又多一疾苦。

医疗红包是道德问题。部分医院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将医疗看成是产业，看成是挣钱之道，金钱至上，拜金主义，部分医生自然也随波逐流而一切向钱看，借医靠药发财致富。就医必先付钱，不付钱则死了也不救，少数医院为了钱而到了天理沦丧之境地，眼中只有孔方兄，心中再无患者苦，置百姓生死不顾，有病无钱莫进来，甚者让穷病人死在医院门口。医生为了钱，不对症下药，乱开处方，滥用抗生素、名贵药，能开贵的绝不卖便宜的，以攫取高额医疗费用，在工薪之外，自然伸手再收红包、回扣，少数医生严重不负责任，没有红包，将剪子、棉花团等留在患者体内，患者是疼上加痛，频繁的医疗事故和医疗丑闻，让患者是心惊肉跳，不得不拿出红包给医生，祈求破财消病，有人说患者送红包是自愿，如果医生、医院有医德、名气好，患者才愿花红包这种冤枉钱。一些医院和少数医生，唯利是图，无视死伤，良知泯灭，不负责任，而成就了医德之殇。

医疗红包也是社会问题，动辄上百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加重了社保费用负担，使我国社保体系不堪重负，也让政府财政、企业经济和个人支出难以承受。患者原本就是肉体疼痛，红包让患者多了一层精神痛苦，患者就医是肉体和精神双重煎熬，有些患者就滋生对怨恨社会恶念。医院医生救死扶伤是本职，合法收受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更是本份，额外收取“红包”，大大贬损了医生的形象和医院的声誉，更是大大败坏了社会风气，激化了医患矛盾，恶化了医患关系，引发医患纠纷，常引发社会稳定问题，医疗引发的社会恶性事件频发，以至于医院要建立派出所，医院医生难辞其咎。

医疗红包是法律问题。1988年卫生部公布施行《医德规范》规定不以医谋私，《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廉洁风险防控规则》明确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以通知、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三令五申，不得收受红包。医生收受红包，就是违纪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医疗红包产生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红包问题只是医疗问题的表象反映，医疗行政垄断严重，医疗和药品体制僵化，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医院内部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制度缺陷，医药监管不力，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无法有效介入，是医疗问题突出的原因。

(一)医疗体制原因和医疗体制改革

医疗行政垄断严重，医疗和药品体制僵化，是导致医疗红包、回扣不断的体制原因。从表象上看，医院或者诊所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经营单位，无论医院是事业单位、企业法人，抑或是私营诊所，都是法经过卫生主管机关认证登记的，在法律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而存在。但是深入分析，医院和诊所都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反而变成一个公非公私非私的怪胎，从事着公益性的医疗服务。就公立医院而言，医院股东产权是国家，产权是公有，而国家却没有按照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进行改革，而将公立医院企业化，医院利润归国家，医院不得随意分配，医生沦为医院的奴隶，医院变成国家创收的工具，同时还面临国家的医疗和药品定价。产权公有而企业化经营，行政垄断医院医疗资源与民争利。就私立医院而言，虽然股东是私人，产权是私有，成为从事公益性医疗服务的企业，但面临国家行政垄断管理，药价和医疗价格由国家定价控制，产权私有而国家定价，私立国控。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医院都面临盈利的压力。医疗体制思路不清和改革不力无疑是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红包问题是标，体制问题是本，只治理红包和回扣问题，而不进行医疗体制改革，是治标不治本。

建国初期，医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全面追求公益，全心全意提高公众健康水平，我国政府对医疗事业统一规划，统一投入，建立健全了布局合理的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立了集预防、保健和治疗三位一体的医疗服务网，医疗服务价格低廉，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的好病，赤脚医生送医上门，医疗服务上门到位。后来，医疗体制改革越来越偏离医疗的公益性，越来越不公平，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不可取。昂贵的医疗服务只满足了富裕群体的医疗需求，无法解决穷人的医疗需求，甚至给一些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公立的医院是建立在国家资本的基础上，国家资本来自税收和财政，是全体民众的公共资本，拿全体国民共有的资源为少数人提供优质服务，是不公平的。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医疗技术是进步了，但医疗服务却越来越不公平，要在公平的原则指导下对医疗体制进行公有化和公益性改革，将医疗服务变成公益事业。计划经济时代，公费医疗几乎覆盖了全体城市居民，而农村合作医疗业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居民。近几年的农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践证明，推动医疗体制由商业化向公益性改革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得民心之正确之举。公立医院企业化改革是失败的，公立医院就应该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否则就是以公众之资本满足少数人之私欲，不是治病救人了，而是以公谋私了。医疗体制改革应该如白求恩同志所说：“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二)分配制度原因和配套制度改革

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医院内部分配不公，是医疗红包的分配原因。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欠缺和分布失衡。我国的医疗资源存在城乡分布不合理，农村医疗资源缺乏，农村医院少，医疗设备少，药品品种不全且数量少，医生少，各科的医生都不全，有时一个医生看多种病，医生成全能医生。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同在一个城市内，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也分布不均，优质资源过于集中，病人为了获得较好的医生和医疗服务，就送红包给医生。医院内部收入分配不合理，一方面国家和医院将大部分医疗和卖药收入充公，同时分配上倾斜向技术较好的医生，名医收入高，普通医生收入低，名医本身就是患者和药商送红包回扣趋之若鹜，加剧了医院内部贫富差距，少数医生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心气浮躁，致富心理强烈，追求富豪生活，就开始不择手段收受红包和回扣。

配套进行分配制度、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借鉴建国初期的经验，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益性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分配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本身就具备转移支付和保障医疗费用的功能。贫富差距拉大就是医疗服务差距拉大，富人凭借财富享受优质的公立医疗服务，穷人付不清昂贵医疗费用享受不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医疗服务，就是说百姓出钱建立了公立医院却又要掏巨额医疗费而把自己治得倾家荡产。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社会保障低，公务员和富商的社会保障给力，说明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失，说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建立倾向于工人和农民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务之急，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和提高工人农民的养老医疗水平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医院内部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减少贫富差距，让广大医疗服务提供者收入合理，心态愉快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

(三)医疗道德与法律对策

龚廷贤说，病家求医，寄以生死。病人看病真是将生命交给了医生的，所以《省心录·论医》认为，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医疗事关人的生命健康，需要善良和廉洁的“心术”，需要妙手回春的高超“医术”，德艺双馨者才能为医生，心术不正者不可为医，医术不精者不可为医，正如古人云，心不如佛者，不能为医，技不如神者，不能为医。收受“红包”才会认真看病者属于心术不正，心术不正的医生肯定是医术不正，必定草菅人命。孙思邈秉承医德，“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冤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而成为千古流芳之名医药王。医德涵养，除了医生个人修养外，还要制度制约，在医生职业资格考试中要增加道德的考试，建立医生职业道德教育机制，建立医生的职业道德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患者对医生的道德评价系统，建立社会对医生道德评价体系，建立法律对医德督导体系。建立有效医生医德监督机制，提高医德和心术。医生医病首先要正心，端正医者仁心，心术正则医德正，医德正则医术行。

第6篇：医疗改革论文范文

[关键词]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3-7210（2009）03（b）-122-0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深入进行、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升，尤其是人们对健康的迫切需求，以及国家的2020年“健康中国”计划[1-2]的层层推进，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国家发改委、中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麦肯锡等知名大学、科研机构和公司先后提供10个版本的医改方案，其各有特色和利弊。纵观中国历史，医改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是边进行边摸索，但可以通过横向比较，从国外医保制度中学习成功经验，避免失败之处。

1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

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其形式各种各样，无论哪一种医保模式都与其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科学和文化发展水平分不开，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事实上，正是由于医疗保障制度所依赖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不断发展，医疗保险制度本身才会随着这些发展而不断变化。

1.1 美国

自费医疗保险[3]。美国是没有全民保险制度的国家，其医疗制度，无论是财源确保方式还是医疗供给方法都是以私营为主。个人医疗保险，除个人单独购买的保险外，主要是雇主自发地给雇员及其扶养者提供的群体性健康保险。

1.2 加拿大

全民医疗保险[4]。在加拿大，国民可以参加医疗保险计划。保险计划包括各项医疗服务、诊金、住院和手术等费用，但不包括药费。如果需要住院，不论手术大小及一切化验，全部由医疗保险计划负责。

1.3 英国

全民免费医疗服务[5]。政府举办和管理医疗机构，居民免费获得医疗服务。医疗经费80%以上来自政府的税收，其余来自私人医疗保险。

1.4 德国

社会保险提供平等待遇[6]。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分离，雇主和雇员向作为第三方的医疗保险机构缴费，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公立、私立)签约以提供服务，不能参保者才由政府提供医疗服务。

1.5 日本

公费负担国民全体保险[7]。日本通过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和基于国家财政的公费负担这两个途径，对国民实施医疗保险。

2 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建议

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与日本的医保制度形式比较相似，因此，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可以借鉴日本医疗保险制度：

2.1 医疗费应由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

我国是吸取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建立起由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医疗保险费的机制。长期以来，国家和单位对职工医疗费用包揽过多，职工不负担或负担很少的医疗费用，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财政和企业不堪重负。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双方共同缴纳，可以解决目前职工医疗费用缺乏合理的筹措机制和稳定来源的问题，使职工基本医疗待遇更有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这一机制，可以增强职工个人的自我保障和节约意识。

2.2 建立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现在不进行医疗保险基金的预筹积累，将来医疗保险基金必然会出现支付困难的状况。因此，应建立起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建立自我约束和储蓄积累机制。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可促使职工个人节约医疗费用，促进职工年轻健康时为年老多病时积累医疗保险基金。

2.3 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

我国面临着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问题。1978年全国职工医疗费用为27亿元，1997年增加到774亿元，增长了28倍，年增长率为19％；而同期的财政收入只增长了6．6倍，年增长率为11％。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分析，不合理的医疗费用开支占总开支的20％～30％。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费用制约机制，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杜绝浪费[8]。

2.4 加强医疗机构改革

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的供方，是控制医疗费用的源头，医疗机构的行为直接决定医疗费用的增减。要对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必须配套改革医疗机构：①要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解决“以药养医”问题，控制药品费用；②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管理，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医疗费用结算办法；③明确医疗保险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不符合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范围的医疗费用，不在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之列。

2.5 对“一老一小” 给予适当的照顾

对“一老一小” 即老人、儿童的医疗保险待遇给予适当的照顾。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的特殊情况，给予一些优惠。

3 讨论

医疗保障增多，群众看病的担忧就会减少。建设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医改最重要的内容，抓住了解决群众当前看病就医的难题和医疗费用虚高不下的症结。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达1.94亿人，新农合制度已覆盖全国农村地区90％以上的人口[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也已在200多个城市推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也基本建立。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有条件的地区要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管理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统筹层次，缩小保障水平差距，最终实现制度框架的基本统一。

随着《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逐步确定和实施，受惠的必将是广大的人们群众。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注重预防、治疗、康复三者的结合，使居民个人基本医疗卫生费用负担明显减轻，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黄奕祥,曾益新,匡莉,等.“健康中国2020”卫生筹资总体方案阶段性目标预测与政策选择[J].中国卫生经济,2008,27(5):9-12.

[2]匡莉,任娜,黄奕祥,等.“健康中国2020”卫生筹资总体方案的循证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08,27(5):5-8.

[3]张群.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现状及引发的思考[J].中国卫生经济,2007,26(6):79-80.

[4]李国鸿.加拿大医疗保险模式及其发展评析[J].国外医学:卫生经济分册,2005,22(1):5-11.

[5]刘海燕,石大璞.英国的医疗保险制度[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2,12(10):46-48.

[6]于广军,乔荟,马强,等.德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及趋势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2003,3:45-47.

[7]李艳芳.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J].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08,10(7):517.

第7篇：医疗改革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新医改 政治经济学 理论分析

医疗卫生体系作为一种综合构成，国家公权力、社会组织以及市场力量参与其中，多种因素的参与在激活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限制了其发展的速度。为了提升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速度与质量，2009年党和政府决定开始新一轮的医疗体系改革，虽然改革在近些年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但是其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了促进新医改的深入进行，解决在改革过程之中所遭遇的难点与重点问题，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选择论以及其他相关理论，对新医改的发展进程进行初探的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找科学高效地处理政府、社会以及市场三者关系的途径与方法，以此来推进新医改的深入进行，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新医改与制度变迁理论的结合

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制度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制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通过制度的科学设置，能够有效地降低市场交易所需要的成本，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合理的服务，提供科学的激励机制，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外在表现的内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实现制度的科学供给，在新医改的背景之下，制度科学供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式约束机制的构建

由于我国实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我国在进行医疗改革的过程之中，面临着体制变革与发展模式全新探索的双重任务。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进行正式约束机制的构建，保证我国城乡医疗体系中，医药的科学管理、医疗卫生投资的科学使用以及管理机制的高效运行，以此来确保我国新医疗改革的深入进行。

（二）非正式约束机制的构建

医疗卫生体系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有着较强的社会公共属性。与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公司相比，其存在的首要目的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价值而不是自身利益的获取，这就要求医疗体系的管理层与基层工作人员不能将利益的获取放在自身工作的首要位置，工作的重心更多的是要放在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这方面，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之中会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提升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与职业道德，就需要在新医改的过程之中，逐渐构建一个非正式的约束机制，相关部门要组织医疗卫生体系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其职业道德与责任观念，从而形成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非正式约束机制，引导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自觉履行工作职责，践行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价值。

二、新医改与公共选择理论的结合

在公共选择理论的界定之中，政府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在公共服务方面在利用公权力进行合理分配的同时，要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力量，实现公共服务的科学高效提供。从前期新医改的实际情况来看，医疗改革的市场化已经成为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推动非公共医疗体系的快速发展，将更多的社会资金引导到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之中，使其在政府的引导下，实现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市场化运作。

（一）积极推进平稳运行

医疗改革的市场化作为新医改一个全新的方向，在推动医疗改革深入进行的同时，也包含了十分巨大的风险。需要在进行医疗改革的过程，进行改革速度与规模的科学合理把控，而这一过程既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手的积极推动，有需要合理的管控风险，保证医疗改革的平稳运行，要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在这一背景下，进行新医疗改革市场化的平稳操作。

（二）科学分析区分差别

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其对医疗卫生体系自身的结构与发展水平有着差别明显的影响能力。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城市由于经济发展较为活跃，经济水平较高。因此，其医疗卫生体系处于一种买方市场的环境之下，市场化的发展趋势较为明显，使得公立医院的医疗体系改革市场化趋势较为明显，市场因素更多地参与到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之中。这与农村的实际情况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其在更多的情况下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市场因素没有主动参与到农村医疗体系的建设之中，市场化的趋势并不明朗，为了保证城乡医疗体系改革的进一步进行，提升改革的质量与水平，实现市场因素在新医疗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就需要党和政府在医疗改革的过程之中，对城市与农村的改革步骤与策略进行区别，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市场因素在城乡新医改中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三）实现新医疗改革市场策略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其中不仅仅有医疗机构的对外出售，还有监管的放松以及对外承包等多种方式。从各国医疗体系建设的经验来看，如果仅仅只有政府进行医疗体系的建设，往往会滋生官僚成本，造成等不良现象，而将市场引入其中逐渐形成市场成本，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一情况，在医疗体系的发展过程之中，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交易成本。这两个成本能够实现医疗体系的多元化，在医疗改革的过程之中，使得党和政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改革策略，进行不断创新与发展，实现新医疗改革的深入进行。

三、新医改与委托理论的结合

政治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认为，一个科学合理的委托关系的实现需要一个人对委托人提供高效的服务，而要将因出现的问题的纠纷与矛盾降到最低就需要根据实际的发展情况，建立一个高效的奖励机制。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的现有流程不够科学，存在着委托关系过于复杂多样的情况，从最初的委托人到最终的医务工作人员，需要经过多个委托的环节。最初的委托人无法对最终的医务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无法对其进行高效的约束。只能是通过中间委托关系对医务人员进行监管。因此，一旦没有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奖励机制，就会容易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医疗费用偏高的问题。因此，在医疗卫生体系新一轮的改革过程之中，需要确立起一个科学的委托机制，形成一个动力体系，促进医疗改革的深入进行。使得人能够将人的需求作为自身工作的目标，在基层医疗体系以及企业卫生单位中，人要经过全面的教育，形成一个良好的职业道德，形成一个自我激励与监督机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保证新医疗改革的科学进行。

（作者单位为靖宇县中医院）

[作者简介：吴建花（1974―），女，山东莱西人，大专，经济师，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研究方向：医院管理经济学。]

参考文献

第8篇：医疗改革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政分权 分税制改革 公共医疗供给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了分税制改革，经历了分税制改革之后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其中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普通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巨大隐患。

本文探讨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各省公共医疗供给状况，利用1995-200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指出了在解决地方政府公共医疗供给问题时，分权财政体制本身并不是造成公共医疗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才是根本途径。

我国公共医疗供给改革历程

1994年，国务院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启动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由此揭开医改序幕。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落实艰难，个人逐步成为医疗费用的主要提供者。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付占据了56%，政府投入仅占了17%，而在德国，至少有8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由国家负担，在美国，政府也承担45%左右的支出。中国现有人口近14亿，年医疗消费为3500亿元，只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

2006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十多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2008年3月，十套医改方案提交两会，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方案。综合这些方案，各界人士的医改方案可基本分为“政府主导”和“政府与市场主导”两类，后者的支持者更多，只是承担份额各有侧重。2009年4月，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医疗改革方案。

医疗卫生不同于一般消费品，大部分医疗卫生具有公共品性质，尤其是公共医疗卫生，是纯公共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导致市场调节的失灵，为了弥补这种失灵，需要政府的介入。而由于医疗市场专业性，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负担着监管医疗卫生事业的责任。然而完全的政府主导是不适合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的。市场和政府相结合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严重的纵向和横向差异，纵向方面主要是财权层层上缴，事权层层下放，导致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困境。而公共医疗的实施主体基本上是基层财政，因此财政分权情况下的公共医疗供给成为我国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纵向方面的财政能力差异主要由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由于地方财力差异而导致各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不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并不具有普遍性，财政分权并不是我国医疗改革出现困境的直接原因。

财政分权理论分析

西方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可以提高辖区内居民的教育、卫生等社会福利水平。地方公共产品理论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全国人口在不同财政管辖区的分布情况。为此，假设人们都选择最能满足其个人偏好的社区居住。马歇尔提出，人们对于不同的地方税率和辖区间的不同支出的反映是，从一个辖区迁移到另一个辖区。这种财政性的迁移是内生的。辖区越小，性质越相同，公共产品符合当地所有居民需求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实际上，我国现阶段的财政分权体制并没有受到“用手投票”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的激励与约束而对我国的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

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具有集中的人事权，由于上级政府在决定地方政府官员的人事变动上享有绝对的权威，这导致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上级官员负责，而不是对普通百姓负责。加之普通居民对政府的支出行为并没有硬约束。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度激励上并没有动力去重视当地居民的需求。这样，西方主流财政分权理论中主张利用居民“用手投票”约束和激励地方政府改善社会福利的机制在目前的中国并不适用。

另外，蒂伯特模型的“用脚投票”机制在现阶段的中国也不适用。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严重限制了人口的自由迁徙，通过实现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自由转移来约束或者激励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向与规模的设想难以实现。

一方面，由于“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的缺乏，辖区内居民是无法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力供给充分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来改善地方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吸引劳动力流入。在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的整体财政支出能力以及用于公共福利财政支出能力由于地区间财政竞争（如减税、高速公路及机场建设等）而削弱。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单纯追求gdp增长率政治考核机制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将过多的资源投入到对于经济增长显著的领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政府对于公共医疗领域的相对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中居民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向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地方政府在公共福利支出规模的选择上缺乏约束，在财政收入一定的硬约束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挤占原本的公共卫生支出用于经济建设。由以上分析综合起来看，地方公共医疗供给与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负相关关系。

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取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在以gdp增长为考核标准的仕途晋升激励下，对于卫生供给的扩大可能损害经济增长从而不利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追求地方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导致挤占公共医疗支出进而导致公共医疗供给不足。因此，本文选用以下两个计量模型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与公共卫生供给之间的关系：

yit=α0+α1•x1it+α2•x2it+α3•x3it+α4•x4it（1）

x1it=β0+β1•β1it+β2•β2it（2）

模型1用于考察经济增长对于公共医疗供给的影响；模型2用于考察医疗卫生供给的扩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指标选取

y：选取人均病床数作为反映被解释变量的指标，用于公共医疗卫生的供给。有鉴于公办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优势地位，可以认为，医院等卫生机构的病床数可以反映政府的公共医疗卫生供给状况。

x1：各省实际gdp增长率。在1978年的不变价格基础上计算出1978-2004年的实际gdp，然后再计算相应的实际gdp增长率。

x2：选取一个反映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的指标，本文选用乔宝云等利用地方人均预算内支出/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方法，以地方人均预算内支出/（地方人均预算内支出+中央人均预算内支出）衡量地方财政分权程度。

x3：各省的人均实际gdp。在1978年的不变价格基础上计算出1978-2004年的实际gdp，然后计算出各省的人均实际gdp。

x4：选取一个反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的指标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本文以各省预算内支出/各省预算内收入衡量。这个变量主要用来描述财政收支调整对于公共医疗卫生供给的影响，特别对分税制改革以来分权财政条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出现的不对称性进行刻画。

本文所设计的计量模型试图说明，在上级政府以地方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政绩考核指标的激励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并不利于政府卫生供给的扩大。因为，无论是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还是以下的实证检验其结果都表明，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以公共卫生供给的削弱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扩大卫生供给，将会不利于追求gdp增长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三）检验结果

模型1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采用为随机效应模型形式。模型2也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形式。模型2的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以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经济增长与公共医疗供给之间存在着反向替代关系，这印证了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的结论：一方面，经济的增长是以卫生供给的削弱为代价；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扩大公共卫生供给，将会对gdp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财政分权对于医疗卫生的影响基本上为正。人均gdp与公共卫生供给成正相关关系，而衡量地方政府支出压力的的指标则与公共卫生供给成负相关关系，即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地方政府公共医疗供给状况，而支出压力增大扩大不利于政府扩大卫生供给。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公共医疗支出受到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消极的。这是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凸显，地方财政收支不对称压力增大，这使得原本就较为困难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雪上加霜，则地方政府考虑到自身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倾向于减少公共医疗支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公共医疗支出不足。

结论

综上，财政分权本身并未对政府卫生供给支出起负作用；但是单纯追求gdp增长率为考核目标的激励体制，则让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卫生供给不足的代价。

从本文的结论分析，在我国现在的分权财政机制下，要想改善公共医疗卫生供给状况，应该对单纯追求gdp增长的考核机制中引入新的评价标准，激励地方政府更重视公共福利支出。另外，我国应该注意到分税制改革带来的财政压力对公共福利支出的负面影响，有关部门需要出台配套措施来分担分税制改革所带来的成本。

参考文献：

1.胡颖廉.管制与市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困境的实证分析及应对策略[j].经济体制改革，2007（3）

第9篇：医疗改革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医改;公立医院;战略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201-02

随着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的纵深发展阶段,以及公立医院改革的势在必行。制度条件的变革使公立医院既面临空前的竞争压力又是其发展的难得机遇。当前,中国战略管理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外理论引入与介绍层次。而相对公立医院而言,特别是在目前新医改条件下基于行业特色的战略管理研究基本还处于起步阶段。

从新医改方案可以看出,国家从医疗保障补偿机制,基本公共卫生的覆盖、药品购销体制若干方面将会面临重大改革。而公立医院在政府补偿、社会公益性、法人治理结构以及财会、人事等制度等方面也将面临重大改革。

一、战略管理概念之界定

战略管理本质上界定了组织整体发展方向与活动的主要领域。由于组织活动的内外部环境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战略管理对组织的发展愿景、目标实现,其作用至关重要。

当前战略管理理论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上逐渐趋热,其学派纷呈。其理论发展脉络主要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战略规划学派。其主要观点为:战略就是要努力使企业自身的条件与所遇到的机会相适应,最好的战略规划方法是权变的,是动态的,而非是单向的和静态的。其主要分析工具为SWOT分析和波士顿矩阵。

之后的环境适应学派,是由奎因和明茨伯格等学者在对战略规划学派批判的基础上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该学派不同于战略规划学派的主要分歧在于组织环境是不可测、不确定的,战略决策其实就是逐渐适应不确定的决策过程。因此,该学派就组织所处环境作为不确定变量加以重点考虑。其理论的不足主要在于未能具体提出不同类型的组织在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时如何有效应对。因此,其实践指导意义有限。另外,产业组织理论目前研究也较为成熟,其在业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理论主要观点是充分重视行业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认为企业的竞争战略必须将企业同它所处的行业环境相联系。贝恩(1959)研究了产业集中度、产品差异化、产业进入壁垒等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标志着该学派理论的成熟。舍勒(1970)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结构―行为―绩效(SCP)的产业组织学派经典分析框架。波特(1980)进一步发展了产业组织理论,提出了“五力模型”。

二、国内医院战略管理研究历史和现状

目前公立医院的管理方式主要经历了作业管理、经营管理,将逐渐过渡到战略管理的发展历程。在作业管理阶段,医院主要是为满足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医院在财政、人事、内部各项管理上方面均受到了政府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全面干预,其“管办不分”的体制长期制约了医院的发展。医院几乎没有也不必有明确的长远发展规划与战略目标。到经营管理阶段,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让公立医院从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获得了一定的自,各类公立医院也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当前随着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力度逐渐加深,已进入纵深阶段。而城镇基本医疗保障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的扩大也导致中国城乡居民医疗服务需求急剧放大,从而促使公立医院加强服务有效供给。新医改政策表明各类性质的非营利医院以及营利性医院将逐渐成为中国医疗服务市场的有力补充,多元化的办医格局必将逐步形成。其也必将引起医疗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

当前新医改已近攻坚阶段,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改革、财政补偿机制以及绩效改革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公立医院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为了生存发展、顺应改革,公立医院必须对制度环境、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环境中各类预期及不确定性有透彻分析与应对策略。因此,公立医院管理必须引入适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战略管理思想。目前,很多公立医院积极提升医院文化内涵、拓展投融资渠道、强化组织胜任力、提升组织管理内涵、强化人力资源培养、完善医院内部各项管理等,虽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当前公立医院对自身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威胁认识不足。医院经营只注重医疗服务的产生过程,只关注自我服务评价,病人满意度差、内部管理体制僵化等问题。因此,目前中国公立医院及其高层管理团队必须建立完整的战略管理理念来应对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三、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战略管理的SWOT 分析

波特提出了可使组织致胜的三大战略,即低成本竞争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集中型战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SWOT分析法,认为组织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树立组织核心竞争力。因此,这就需要组织高层管理者对组织的优势(Strong)、劣势(Weakeness)、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 和存在威胁(Threats) 进行逐一深入、全面的分析[2]。

当前,公立医院已经在医疗质量、服务水平、医疗设施、公益性、技术水平等方面与各类其他性质的医院展开竞争。应该看到,在日趋激烈的医疗服务市场竞争中有相当部分公立医院的高层管理者无明确的战略目标与规划,医院发展上急功近利,对当前复杂的制度环境、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等重大的战略问题缺乏长远思考和战略管理。因此,正确的战略管理是公立医院顺应新医改,迎接挑战与竞争的核心课题。

借鉴SWOT分析方法,公立医院应大致了解其组织使命和目标的最佳位置[1],从而有效的在组织内部实施有效的战略管理。并根据公立医院的市场定位和对医院内外部环境分析的结果,制定符合医院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规划。

1.优势分析。当前中国公立医院是由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货转移支付的方式组织兴办的。它是中国基本卫生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社会公益性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主要的医疗服务供应方。因此,各类公立医院一般都是当地医疗、科研、预防和保健中心。其人力资源的数量及质量有绝对的优势,拥有较强的品牌效应与社会声誉,其无形资产具有很大的价值,其公众认知度较高。

2.劣势分析。目前公立医院最大的劣势表现在“管办合一”。其最主要的表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公立医院呈现“父子关系”,公立医院成为卫生行政部门的直接辖属。在这种体制框架下卫生行政部门以及相关行政单位掌握了财政权、等级评定权、高层管理者任免权以及人事权等对医院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性资源。而“管办合一”的公立医院运营机制又极易产生“管制俘获”[1]。其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容易形成合谋,医院集体声誉普遍下降,最终导致医院发展的严重滞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展到今天,这种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各级公立医院的发展。在此机制下,公立医院的战略目标实施将会步履维艰,难以成功。

3.外部机会分析。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可通过提升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水平、提升医院管理的品质,积极促进医院文化建设与品牌建设,开拓现有的医疗服务市场,充分利用病源广泛以及历史积淀而来的良好的社会声誉等有利条件,积极开展适宜新技术和服务项目,提高了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家有关的政策也明确规定,公立医院可以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可辅之部分的特许服务。这为公立医院进一步拓展市场提供了机会。当前许多公立医院充分利用其人才优势、设备优势、预防与健康教育等方面经验为经济条件较好、或有特殊需求的病人提供相应的高端医疗服务或特需服务,受到了特定人群的欢迎。其次,新医改将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与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其 题中之义体现在公立医院会逐渐通过投资与融资等资本运营手段逐渐解决其自有资金短缺问题、提升医疗服务品质提供政策通道。 因此,在此前提下也必将带来公立医院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4.存在威胁分析。新医改后,由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中国全面铺开。面对巨大的医疗保险市场、逐渐提升的医疗服务需求以及逐渐增多的民营医院,公立医院必须在坚持公益性为前提下,提升有效的市场需求意识与医疗服务营销理念,改变日益僵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面对日益激化的医疗服务市场间竞争。反之,则不足以保证公立医院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其所承担的社会公益性也将会得不到保障。当前整个社会已经全面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目前民营医院在和公立医院的竞争上呈白热化竞争趋势,其中人才流失是公立医院面临的最大威胁。民营医院由于具有灵活的人才选聘机制和绩效管理机制,在人才引进方面具有公立医院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因此,公立医院战略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建立适应新医改要求的人才培养战略。

四、结论

战略管理最初是在企业管理中取得了成功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与实践体系的,而医院在社会责任、运营体制以及医疗服务产品特殊性上与企业发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目前从公立医院的实际来看,具体可以参照医疗服务收入、医疗事故发生率以及赔偿额度、科研水平、新技术开展、社会认知度、医院声誉以及医院的品牌效应等指标评价医院战略管理效果。如果未能取得战略目标所预期的效果,则应对从医院管理内部采取措施纠正,以保证医院战略目标的实现。最后,要获得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就必须顺应新医改思路,以“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为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目标[3],公立医院必须以此为核心构建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完善医院内部规范管理制度、提高医院文化内涵及品牌意识等战略管理策略。唯有此,公立医院才能在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条件下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条件。

参考文献:

[1]吕国营.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逻辑[J].湖北社会科学,2009,(7):5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