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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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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论文

第1篇:中华文化论文范文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第2篇:中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孙中山;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39-04

要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不能不探讨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历来的研究过多地注重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肯定与继承,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孙中山在继承创新上的独特性。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地转化与推陈出新,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甚至教训。

一、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爱”?

孙中山谈起中华文化来,充满了民族自豪,有时有自夸之嫌,甚至不惜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投以微辞。衣食住行,乃平常之事,孙中山以为中华之衣食住行,优越于世界各国。先就衣着来说,中国人的丝绸,远胜于他国,最受外国人推崇。中国人的饮食,喝清茶,吃淡饭,辅之以菜蔬、豆腐,有利于健康养生,合乎科学卫生;中国人的鱼翅、燕窝之类,为西洋人所未见;中国人的餐饮,随华侨所到之处而流行,仅美国纽约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欧洲各国的大都会也逐渐流行中国菜馆,“日本自维新以后,习尚多采西风,而独于烹调一道a犹嗜中国之味,故东京中国菜馆亦林立焉。”[1]250就连中国的房屋,在孙中山眼中也最合乎自然之理,中国人的吊桥也是极新的工程:“他们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到中国。”[2]188中国的科技发明更让他感觉到自豪:“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在今日航海业最发达的世界,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这种指南针的来源,还是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发明的。”[2]188中国的工程建设技术和规模在古代举世无双:“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东起辽沈,西迄临洮,陵山越谷五千余里,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中国更有一浩大工程,可与长城相伯仲者,运河是也。运河南起杭州,贯江苏、山东、直隶三省,经长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长三千余里,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于国计民生,有不可胜量也。”[2]188由此可见,孙中山谈起中华文化来,如数家珍,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孙中山对中华文化充满了“偏爱”。

孙中山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是骨子里的。孙中山的谈话讲演,中国传统的名言警句往往脱口而出,诸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民以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等等。他的著作中,引用中华传统思想之处,比比皆是。其“天下为公”的题词就不下数十百次之多。这些文化传统,渗透在他的思想性格之中。

何以如此?为什么孙中山对中华文化如此“偏爱”?我们知道,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每一民族其实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种家园感,自然会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为“偏爱”,有时甚至“护短”。有时过度地热爱本民族的文化,确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是人们生活中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表达,本来无可厚非。不过,孙中山诉诸文字的并不是表达他的朴素感情,而是以此作为革命理论的重要背景。

仔细来看,孙中山的这一反应并非孤立现象,它是近代以来的革命志士常有的文化态度。且不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就是生长于西洋的怪人辜鸿铭,竟将“蓄长辫”、“不洗澡”、“裹小脚”之类的落后现象视为所谓的“国粹”,其复古主义耸人听闻。许多人一笑了之,似乎这纯粹是一个笑话。如此极端,如此背谬,难道辜鸿铭在胡言乱语?但他竟然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见识过中西方的文化和生活,并非遗老遗少。这似乎很难解释。同样,孙中山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用英语接受中国的四书五经,为什么对中华传统文化偏爱至此?其实,与此相反的主张同样也很偏激,这就是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主张。在当时的社会看来,这些人完全崇拜西洋,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亮,这虽是嘲讽,但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极端心态。更让中华民族蒙羞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在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洋奴、买办、汉奸、叛徒之多,在世界各民族中极为罕见。这难道真如许多人所说,如此败类,全出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显然是荒唐之言。遗老遗少与洋奴假洋鬼子,一则极端复古,一则全盘西化,复古主义与主义,似乎冰炭难容。但是,这两种极端倾向,却有一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走了极端,都对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偏激的反应。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近代中国史上的常见事实。

深入理解这一独特现象,需要将其置入中国近、现代史的语境之中进行深入剖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落后,被动挨打,这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形成了极大的打击。如果我们能正视近代史,正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与掠夺,就能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在强大的西方列强面前,古老的中华文明被摧毁得支离破碎,中华民族的信仰,受到蹂躏,中华文化所受打击之深之重,前所未有。主张“全盘西化”,一方面表明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了民族自信心的不足;主张复古主义,也体现出其自信心的恐慌。早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口号中,就透露了这一民族文化自信不足的心理。试想: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彻底征服之后,其自信心受到何等打击?这种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与其说是政治危机,不如说是精神危机。民族危亡的阴云,笼罩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之命运何在?这些问题甚至成了中国政府高层思考的主要问题。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着悠久的民族传统,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民族主义成为最重要的时代思潮。但是,背负着失败危机的中国人,其救亡图存中的心态不是表现为自卑就是表现为自负,岂不是太正常了吗?中华民族受到的屈辱和打击如此之大,已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信念。换句话说,文化上的偏激和片面,是中华文化遭受危机而使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的过激反应。

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偏爱”,是有意义的。不同民族的衣食住行本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孙中山在这种时代大潮中并不是非常偏激,与“全盘西化”论者与复古主义者相比,他倒显得客观多了。孙中山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甚至用英语学习“四书”“五经”,但也同时培养了他热爱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兴趣,用孙中山的话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新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3]48西学中学,进化论与四书五经,在他的教育中并行而不偏废。他的文化性格无疑是深深地扎在中华文化之中,他对中华文化有着自觉的崇拜和自信。非常有趣的是,辜鸿铭生长于异域的英语环境中,却成为一名中华文化的复古主义典型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也许是时代风气使然,当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华人愤而反击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孙中山虽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但却能折衷于中西文化之间,使中西文化相互为用,左右逢源,既不会像辜鸿铭那样,将蓄长辫、不洗澡、裹小脚之类视为“国宝”,也不会像许多人那样自叹中国文化“万事不如人”。孙中山的身上体现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孙中山的历史任务是清楚的,在建立一个民主共和而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重任下,任何思想在他的体系中都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这种结合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尽管这种融合充满着冲突,但是,这种融合式的冲突却是有意义的,它让孙中山的思想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创新?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开启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特别是三民主义,根本上是西方的,但却无处不透出中华文化的影子。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以阐述民主理论,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特征。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受到西方思想的根本影响,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是以西方政治为基本模式设计的。孙中山本人从小接受英语文化的教育,游历欧美各国多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及自由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不过,与西化论者不同的是,孙中山的民主理论,处处联系着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化”。

孙中山将民主革命的思想传统远溯至汤武革命。他说: “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3]441他还将黄老之学、《列子》所说的华胥之国,视为无政府主义,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在中国的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民主共和也是“古已有之”,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可见,他将革命的正义性追溯至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在他看来,《大学》中所说的“三纲领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1]247他认为,欧美国家的进步自不必说,但其新文化则未必如我中华;中国有一个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外国的大政治家未曾见到。孙中山这种从中国古代的修齐治平传统到现代民主的跳跃,这中间显然缺乏必要的过渡。

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他认为,《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与他的民权、民生主义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因而经常赋予它们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他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说:“尧舜的政治……实际是在行民权。”因此,他认为中国“对于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行于事实”。孙中山所肯定的“天下为公”思想充其量是民本思想,从民本思想到现代民主,这只能是一种比附。

孙中山甚至能将他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接到中华文化传统之上。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模式,是西方民主社会通行的权威体制。孙中山结合中华文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改造,提出中国式的五权宪法。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考试权。后两权是孙中山借用中华传统对三权的丰富。孙中山说,监察、考试两权,为中国历史所独有。他进而认为:“至弹劾权,在历史上能弹劾皇帝……此制度实世界所未有,故中国实为世界进化最早之第一国……中国虽乞丐之子,凭考试取功名,实平等已极。此外人深以为然,奈何我国人不自知耶!”他认为古代中国的监察权“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是“世界进化之先觉”,而考试制度虽然科目不合时用,但它“合乎平民政治”,并且超过现代的民主制度。我们知道,“三权分立”的本义在限制权力,以防腐败。孙中山加之以考试权、监察权,纯粹是出于制度运行的考虑。至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政府监察,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很难找到渊源关系。

孙中山重视道德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传统道德文明远比外国人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犹存,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他认为:“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249孙中山反对排斥中国传统道德的偏向,他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243孙中山注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道德。他说:“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244至于仁爱,即古代所谓“爱民如子”、“仁民爱物”之说。他说,与他国相比,中国人更讲信义。孙中山指出:“惟中国数千年来,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4]318总之,“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1]247可见,孙中山对传统的“偏爱”,到了非常的程度。他甚至用仁、智、勇这儒家的“三达德”来阐发现代军人精神。在他看来,军人明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此者,谓之智;舍身救世,舍财救人,舍生救国者谓之仁;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者谓之勇。孙中山的解释虽然是现代的,但其思路有古代思想的特点。

民主革命是现代的事业,但孙中山仍能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找到渊源。这种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依赖,近乎“恋旧”――他视中国古代文化为革命之源,认为一切现代的东西,不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就是“古已有之”。其实,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二者的相似,主要是一种“家族相似”,而且这种“相似”,许多还是来源于语言表述上的。就当代的研究成果而言,孙中山对传统的传承,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实用的;与其说是继承,不如说是“托古创新”。然而,孙中山的现代民主理念是清晰的,他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并未让传统束缚住他的视角和思路,倒是更多地让传统为其理念增添上中国特色,使其理论更加“中国化”。但是,勿庸讳言,孙中山借用传统解释他的民主思想,与其说是继承创新,不如说是比附,这种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借用更多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与中国传统因素的联系。这多少体现了他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成分。

三、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态度?

孙中山是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和开创者,他批判了“三纲”“五常”以及忠孝信义道德中的落后内涵,而且能推陈出新,强调民主与民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精神。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已“摒弃了‘中体西用’的模式”,[5]而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知难行易等学说,紧扣时代脉搏,“成为当时思想家中最成熟的现代化建设理论”,[6]398是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行者。

孙中山热爱传统但却并非保守主义者。他接受西方的系统教育,也酷爱中华文化,要“复三代之规”,“步泰西之法”,有着开放的文化创造胸怀和“拿来主义”精神。孙中山解释其“民族主义”时指出:“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1]210正像蔡元培曾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所说:“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7]488融合中西文化而立足现实,孙中山的文化态度是开放的。

当然,孙中山对中华传统的“偏爱”,甚至到了“古已有之”的夸张程度。但客观来看,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不准确,也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他将革命的渊源上溯至汤武革命,太过迂远,难免牵强附会;他理解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也只看到其正面价值;他认为一切先进的东西都“古已有之”,这也太过自夸,孙中山的身上有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气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往往围绕着政治革命的目的,带有很大的实用性,缺乏理性的、系统的、深层次的剖析。”[8]574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

实际上,文化的复兴是分层次的。文化历来有雅俗的不同。就文化的实际传播来看,民间的文化传播其实更为广泛和深入,甚至在雅文化传统出现断裂的情况下,小传统仍然能够继承流传。不过,民间的文化传承难免出现对文化的“误读”,最容易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随意的解释与取舍,从而形成一种亚文化传统。在此意义上说,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是超历史的,他抛开一种思想文化产生和演变的具体语境,更多地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理解和解释。这种忽视时间差异的“误读”,多少有些“穿越”的成分。

孙中山的文化态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有来自知识分子的“正读”,也有大众的“误读”。无论是“正读”还是“误读”,二者根本上其实是相通的,二者皆立足现实进行阐释,很少会刻舟求剑,胶柱鼓瑟,除非个别的极端者要么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无知,要么是出于非正常的心理而刻意为之。因此,当对传统进行取舍时,他们早已在现实生活中对传统不断进行着过滤和筛选。另外,批评者不同,标准各异,但不同方面相互批评,既是一种言论自由,也是一种相互修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真理愈辩愈明而逐渐趋同。在此意义上说,这种传承、创新,类似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既当代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表面上是用相同的字句,但并非取其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而是选取其抽象的意义,即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意义。因此,孙中山从其革命的需要出发,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限制性选择。他明确认识到:“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他根据“公理”进行取舍,吸取了传统因素,实现了革命理论的创新,特别是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对现代的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事实证明,孙中山思想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对孙中山的思想创新及其革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值得总结的。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中华书局,2006.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中华书局,2006.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中华书局,2006.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华书局,2006.

[5]张岂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6]张丽珠.中国哲学史三十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5卷)[M].中华书局,1988.

第3篇:中华文化论文范文

啦啦操运动自引进到我国后得到了很好的开展,由于它能渲染出一种积极向上、有活力、有自信力的团队精神,所以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青睐.但由于这项运动是从西方国家引进我国,以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啦啦操运动只是在不断地“模仿”,虽是引进而来但却缺少了我国的代表性元素,然而“中国武术”犹如一颗明珠,虽经几千年风雨却越发熠熠生辉,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文化遗产,我相信找到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并进行更好的融合,将对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承发展的啦啦操运动的推广普及产生积极的影响.

2从美学角度看啦啦操运动与中华武术文化的同性

“美,是人类心灵的光环;美,是人类生活的色彩”.武术的审美功能就是在遵循武术和美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对武术审美的直观感受和运动过程中对武术动作美的激发和创造.它具体体现在悦目、悦心、悦志三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方面,它们在递进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正如啦啦操这项运动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能渲染出一种积极向上、有活力、有自信力的团队精神,两者之间都需要悦目、悦心、悦志三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着的方面,然而最具东方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武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更好的诠释了东方国家的异国风情,有着更神秘的色彩,两者的相互融合更能有力的推进我国啦啦操运动的普及发展.

2.1悦目

悦目是在参加啦啦操活动中获得的感觉上直接的审美愉快.它是啦啦操第一层面上的审美功能,它直接给人们以视觉的审美感受.自古代,人们便知道以武为娱.据《史记•项羽本纪》中所记,鸿门宴中有顶庄舞剑助兴的记载.这些说明武术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直接观感的美的享受,然而这正和啦啦操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2悦心

啦啦操更深层面上的审美功能就是悦心.它使人们的情感和欲望,在了解、想象和感悟中得到改变、提炼和升华,使情感心意和审美意识得到培育,这些都与中华武术文化的精神不谋而合.

2.3悦志

悦志是武术审美功能的最高层次,它是在道德基础上达到某种人生的感性世界,是对人的毅力、志气的陶治与培育.武术的要旨不在“逞凶斗狠”,而在于“好仁恶杀”.这也正如啦啦操运动所渲染出的一种积极向上、有活力、有自信力的“自强不息”精神.

3中华武术文化与啦啦操运动相融合因素分析

笔者通过对啦啦操、武术共四个典型节目录像分析,罗列出各项目的主要组成内容及编排特点,见表1:

3.1音乐风格的应用融合

在啦啦操成套动作中音乐是绝对不能少的因素之一,然而贯穿整个节目所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其中所要体现的主题.就像一首好听的歌曲,曲是灵魂,词是伴侣.同样的在整个节目中“曲”无疑是它的灵魂而队员们则是啦啦操这项运动中“灵魂的舞者.”为更能体现我国音乐文化,中国民族音乐是一个很好的元素.啦啦操运动起源于美国,成套音乐中基本上都会加入很多的音效在里面,音乐风格偏于欧美.为更好体现我国华夏之音的美妙,在听觉上要体现冲击力和辨识度.首先,在技巧啦啦操成套音乐中可加入民族乐器中的“中国鼓”,在我国古代鼓声就具有着激情、勇敢、振奋及鼓舞的无形力量,正好配合技巧啦啦操这项激情、团结又振奋人心的运动项目使其更好的体现了“中华武术”作为物化的世间留恋和浩然正气也正如我国“自强不息”这一精神上的主题.其次,舞蹈啦啦操是运用多种舞蹈元素的动作组合来表现不同的舞蹈风格与特点的一个项目,因此它能更好的表现出自身成套音乐里融合琴、箫、鼓、琵琶、古筝等民族乐器后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可运用队形、舞蹈一一呈现出琴的柔美、箫的空旷幽远和古筝的华丽.

3.2动作元素的借鉴融合(节奏、手型、发力方式等武术动作特征的使用)

在动作元素上借鉴了武术运动中的两个项目长拳和陈氏太极拳,这两个项目一个行云流水,一个刚柔并济,和啦啦操运动中的舞蹈啦啦操、技巧啦啦操这两个项目的运动特征相似.

3.2.1节奏

在套路中长拳的整套拳法给人一种节奏鲜明、气势磅礴的感觉,它的节奏以“动、静、起、落、站、立、转、折、轻、重、快、缓”等反应长拳运动的节奏感,并运用自然景物和动物的生动形象加以比喻.如长拳中的“转如轮、折如弓”,引申到舞蹈和技巧啦啦操中的转体,即指在“旋转”动作中,要像车轮那样绕着轴心转动,要善于创造和掌握运动的轴心,使身体的旋转达到“圆”的要求“.折”的动作,在难度技巧动作上体现为扭身、拧腰等转折动作.它要像弓那样越折越有力,具有一股反弹劲.譬如,技巧啦啦操中的抛接分腿跳,空中“尖子”队员胸部与腿部柔软内收要做到“意不中断”才会给人快慢、动静、张弛等节奏分明的视觉效果.

3.2.2手型

在武术项目里所有的手型都是拳、掌、勾;因此在啦啦操动作元素里融入武术中的手型元素就能提高辨识度,从而更强烈的反映整体主题.譬如:在舞蹈啦啦操中手握拳是常见手型,但武术里的拳与啦啦操里的拳不同,武术的拳五指卷紧,拇指压于食指、中指第二指节上,要点:拳握紧、拳面平、直腕,啦啦操的拳与其大致相同但注重拳眼向前;掌:四指伸直并拢,拇指弯曲紧扣于虎口处,要点:掌心开展、竖指;勾:五指撮拢成勾,要点:屈腕.如舞蹈动作融入“冲拳”、“虚步勾掌”等武术手型后,使其更具剧情化并突出主题特色.

3.2.3发力方式

舞蹈和技巧啦啦操要融入太极拳的发劲、意、气、力,太极拳的劲是整体劲,由全身各部位协调运动产生,从生理上分析发劲过程如下:要想产生整体劲,决不能只利用身体某一局部肌肉发力,整体劲来源于地面对整个人体的反作用力.以右掩手肱拳为例,腰向左转,往上贯穿背、肩、臂,右拳随着腰的旋转向右前发出,往下贯穿胯、腿、足等关节,这样,肌肉的配合运动导致足部对地面有一个作用力,于是,与作用力形影不离的地面对人的反作用力由脚向上,通过腿、胯、腰、背、臂,发于右拳.要注意避免产生抛力,也就是地面的反作用力没有传递出去,力的冲量最终作用在自己身上,实际上作用和反作用是同时的,这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如同技巧啦啦操的托举及抛接等技巧难度动作,抛接难度中“底座”将“尖子”抛向空中,力就需要由脚踝、小腿、大腿、臀、腰腹、肩到臂最后到腕;由上贯穿发力使其更节省力量.从意、气、力的角度讲,在训练时要求放弃杂念,呼吸自然,气要沉,凝神敛气,不能散漫.同时又要做到神态镇定,防止动作僵硬变形.技巧啦啦操的表演也是意、气、力三者的结合.通过意识指挥,使身体协调气血通畅,在发劲时,就能运用自如.

3.3成套编排的创新融合

在技巧啦啦操成套节目中体现最多的是“姿势造型,更是人体结构造型”,姿势美实际上就是造型美,技巧啦啦操的造型艺术之美也可分为“定势美”和“飞动美”.因此啦啦操和武术两者之间有着很多的形同之处.可以将中国武术“陈氏太极”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融入到啦啦操的编排、舞蹈、难度动作之中,譬如技巧啦啦操中的托举动作,抛接动作,连接过渡等都需要运用太极中的刚柔并济而达到动作的连贯性流畅性,动静造型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不可分割的.

4结论

第4篇:中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释永信;“入世禅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1],跨文化交际、跨语言交际成为主流的交际方式。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之起源”[2],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文化传播于遥远的空间、观念距离,文化的流失与变形,甚至于危机就成为文化之存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传播有传播的“游戏规则”,传播之策略研究是传播成功的基础与前提,跨文化传播尤显突出。比如肯德基进入中国要卖豆浆,而进入印度则会卖咖喱。换言之,传播中的文化是否会演变为一种“新”的文化,起码蕴涵了新的“要素”?传播之本意是带来某种易于传播之目的的母文化的异文化,其结果却面临是否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的选择。包括两种文化相遇时彼此自然的相互影响,都成为传播中的文化要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答案亦是颇多。国内的观点基本可以归纳为三大类:民族主义的危机论、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论[3]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论。其中,前两派观点的对立与冲突是颇为激烈的。简言之,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面临一个悖论:传播,还是传承?

少林寺作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知名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声名远播。当然,无论是今天的少林寺,还是它的当家住持释永信,都从未离开过各种评价的漩涡。显然,少林寺的国际名望与释永信出家少林俨然是两条并行的线索。漩涡的核心就是:少林寺可谓“传播有道”,那么传承是否亦“有道”?少林寺或者可以算做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彼此攻击对方的当代“标本”。溯本求源,释永信的一些观点,将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中的玄妙,不妨借用释永信著作《我心我佛――释永信方丈禅语录》中的一个章节名称“入世禅机”,来总揽这些观点。

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保守

有人诟病少林寺二十几年来的发展模式,认为千年古刹一改传统佛教庙宇的清静,过于“入世”,“寺将不寺”。也有人称之为“创新”,换言之,现代的宗教存在模式必将不同以往,变化是必然的。处于争议中的释永信表现得非常平静,在他看来,这种争议是没有存在的前提的。他以中华文化传统为基点,进行了以下阐释:“我自认为是坚定的保守者,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对我们来说,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一禅一武,一动一静,出世入世,保守创新,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和选择的。它们从来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回事,没有分别。”[4]

他的回答似乎进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而如果把这一观点与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佛朗索瓦・于连在其《论效力》一文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就会发现有异曲同工之效。于连认为,当西方人直面某个“局势”,并强制性地约束它时,为的是改变它,中国人则陪伴着它,和它结为亲密伙伴。在后者看来,所谓“效力”之精髓便是“顺势而为”:“势”乃一切,唯设法竭尽之[2]。

鉴于此,对于争议双方而言,其思维之起点是西方思维模式。文化“传统”就是我们面对的某个“势”,当其在传播过程中面对某种问题时,将作为我们的对立面:传播与传承出现抵牾时,只能是一种二元的选择题。追随前者,强调传播之策略与效力,为此对文化做出调整,谓之创新;反之,追随后者,强调文化之传统与本源,竭力维持文化之“应有面貌”,谓之保守。这样,“改变”成为创新的本质,保守则是“不变”。“改变”就是西方近现代史中的“关键词”。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不存在这种“保守”与“创新”的对立,或者说两者是“亲密伙伴”,强调彼此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便是释永信的“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在释永信看来,少林寺的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顺势而为”是一切发展之趋势,其中势必有“创新”,而这“创新”是“保守”的自然表现:“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不是“勉强为之”,更不是“急流勇进”。所以用西方思维模式来理解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动辄倒向一边的观点于他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少林寺今天之影响力与存在模式,就是这座千年古刹的“自然之道”。

如此来看,释永信并不存在一般人关于保守与创新的困惑,因为中华传统之智慧使他没有这种西方式的困扰:一切关于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误解或许正是这种传统智慧缺失的结果。

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渠道

“禅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中国佛教乃至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人类理解与和平的方便法门,而扩大对外交往,也是保护少林千年法脉传承的有效途径。”[4]“让少林文化走向国际,将少林弘扬为响亮的中华文化品牌,最终形成以少林寺品牌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文化的弘扬,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4]

在释永信看来,正如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一样,无论是少林文化的传承,还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都离不开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换言之,传承就是传播,传播就是传承。传播与传承从字面上看,都包含了“传”的因素,其区别在于“传”的范围:传播指向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传承则指向一个既定范围,指向一种代际传播。所以,传播与传承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更广泛的传播有利于文化的保有与不衰。文化,尤其是作为一种建筑于群体之上的文化,其群体基础是其存在的依据,而传播或传承都是群体互动的重要方式与渠道。文化的“传”是在既定范围内,还是更任意的、更广大的范围,无疑都是这种文化拥有更广阔与坚实的群体基础。所以,“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传播与传承没有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区分,那么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播,一个更大范围的“传”,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途径”。无独有偶,著名文化学者Hall对于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也进行了类似的描述,那是他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Culture i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is culture。”“communication”可以译作“交际”,也可译作“传播”,两种译法紧密相关、互相补充。Hall认为文化作为与某一群体息息相关的符号系统,其起源、发展与传承离不开交际或传播;反过来,交际与传播受制于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有效的交际或传播。

那么,少林寺是运用什么有效的传播策略,做到“传播有道”呢?释永信认为这是“少林功夫”的重要特质――“方便法门”。从佛理上讲,少林功夫与一般中国武术不同,它首先是少林禅宗的一种修行方式,故为“功夫”,而不是武术。“功夫”是佛教的专门术语,与修行、修炼密切相关,首先建立在基础之上。应该说功夫涵盖了武术。不过对于一般俗众而言,恰恰是“中国功夫”、“少林功夫”、“功夫”作为中国武术的代名词传遍了世界各地。“功夫”、“武术”,暗合了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强身”、“个人修炼”等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与表达,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不同文化间可能的壁垒与隔阂。而随着“少林功夫”的传播,其背景中的少林文化也就水到渠成地传播五湖四海。所以,少林寺成功的传播策略中,“少林功夫”是一种“方便法门”。在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中,近似语策略与这种求同策略相似。近似语策略尝试用笼统的、模糊的策略,尽可能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1]。“少林功夫”之所以是“方便法门”,在于它首先没有过于强调其宗教内涵,没有强行纠正已经在国际上传播已久的“功夫”、“武术”等同说。

关于传播手段,释永信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佛教都是运用最先进、最现代的传播方式。佛教在中国最早用纸,抄经抄得洛阳纸贵。佛教界也是在中国最早运用雕版印刷的。刻碑建塔就更不用说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一座塔就是一座广告牌,彰表高僧大德一生的修持成果。”[4]今天,少林寺从建立互联网网站到少林功夫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武僧团的世界巡回演出到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与各国政要的频频造访,在传播手段上,今天的少林寺显然走在了诸多佛教寺院,包括国内其他文化管理机构的前列。在释永信看来,这一方面是佛教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结果。少林寺的发展正当其时。

传播中的控制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原创性、系统性和历史性,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创新必然不同于“妥协”,不同于文化本质的扭曲与变形。文化传播的真正价值在于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是否保持传播中文化的应有特质,是否对其进行“控制”,将直接影响文化传播本身的品质与结果。传播中的控制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策略,只是相比于一般而言的传播策略,它更强调传播内容的掌控,而不是传播的具体策略。

“少林寺不只属于少林僧人,也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中国,属于世界。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世界的,就可以盗用。作为传承人,如果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少林文化的传承文脉就会中断。”[4]释永信不回避在少林文化大力传播的今天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频频出现:“假武僧团”频频出现,“少林”品牌漫天飞,“少林寺”牌火腿肠也出现了。“控制”就是释永信应对传播中“杂音”的具体举措,像将少林寺注册为品牌、申请“少林功夫”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他进行的针对性工作。当然,这些强调传统的具体举措仍然让一些人不安,因为它们本身又都是现代社会体系中的操作手段,尤其是把少林寺注册为品牌这一现代商业操作模式。对此,释永信认为:“我们希望通过现代的商业理念,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4]换言之,手段的商业化并不妨碍佛教本体的非利益性,“我们强调奉献精神,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都是佛教信徒,不追逐利益,公司只是一个载体和手段”[4]。

结语

通过对释永信若干观点的分析、梳理,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基本模式“浮出水面”:这里既有宏观的关于文化保守与创新、传播与传承的理论建构,也有具体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文化“控制”的具体举措;这里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智慧,亦有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晶。这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硕果。综观世界,将传统演绎得如此丰富和充满生机,少林寺恐怕当位居前列。如何理解当代社会里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少林寺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模式与参照。究其核心,我们认为还是开放的文化态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性、地域性和偶然性,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智慧、资源与启示。前者强调文化之平等,后者强调文化之特质。态度决定一切,释永信的成功与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佛教经典的阐释,以及现代社会的理解,无不来自他更深层次的开放态度。这种态度当是一切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本源,当为人类所共享、共有。基于这一点,文化是相通的。

(本文为2011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项目名称:汉语推广中的中原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1B508)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472.

[2]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中法文化年专号第17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0-195,258-263.

[3]姚新勇.世纪的焦虑:全球化、文化认同、中国、民族主义[J/OL].北语新闻网.news.blcu.省略/detail.asp?id=879,2002.04.28.

[4]释永信.我心我佛――释永信方丈禅语录[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8:111-132.

第5篇:中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研究

在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文化内容是维系民族成员之间的关键内容,同时也是群族身份认证的重要标志,这种文化理念逐渐成为民族生存及发展的基本核心。伴随民族文化的发展及传承,民族文化经过不断的融合及创新,逐渐形成了优秀的文化形式。对于民族传统地域文化而言,其内容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合部分,很多体育活动的构建会将文化形态作为基础,实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的稳定创造,充分彰显社会环境下民族体育文化构建的核心内容。由于文化是时展的重要标志,所以,在整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价值,通过对相关研究内容的梳理及分析,实现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

一、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研究的重要性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觉性是文化重构的基础

文化的自觉性是民族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一定会承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及碰撞,主要是在民族发展中,需要有民族文化的支撑,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也就导致文化传播中问题出现,因此,一些传统文化需要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实现不断的更新。在整个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传统体育文化应该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的自我扬弃,从而促进良性循环状态下社会文化的稳定发展。而且,在当今文化冲突及文化迁移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在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及重建,从民族文化的发展需求出发,通过对自己需求的分析,确立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为体育文化的传承及创新提供稳定支持。由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体育工作者应该树立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认真审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拓展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为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提供支持[1]。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的保证

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民族文化作为独特性的艺术形式,在文化发展及创新的环境下,具有一定的特色性,因此,在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只有发现民族文化之本,才可以在文化上形成直立、创新的文化传承理念,通过与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创新。同时,在民族体育文化多元化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先注意民族文化的本土性,再注重民族文化的全球化,认清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根基、特点以及历史内容,实现体育文化的有效重构,促进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传承[2]。

二、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中的局限因素

(一)对人文现象认识不充分

对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而言,由于其独立性不强的特点,会导致研究者在人文现象认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与共生文化分析的过程中,其文化形式没有呈现出完全剥离的状态,例如,在节庆、娱乐等活动构建中,肢体活动会与体育中的行为交织在一起,人们极容易对日常生活与民族体育身体活动产生混淆,所以,对一些人对人文现象的认识也就存在着模糊性的特点。(二)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受特殊文化影响对于人文现象而言,一些人会认为这一内容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所以,在研究中会很少涉及到民族体育文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就严重影响了体育科学研究体系。同时,由于研究人员对民族体育文化的认知不全,对民族体育背景、起源以及功能的认识存在着片面化特点,导致在体育文化分析中出现了主观臆断的现象[3]。

(三)研究方法的单一性

通过对现阶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献分析以及文本叙述的过程中,在这种单一性研究方法构建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适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策略,虽然在这种方式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体育文化的了解,但是,与复杂文化内容相比,这种文化形式仍然缺少更深层次的文化内容,导致人们不能全面的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同一文化的发展会展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因此,这种复杂性的文化特色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注。文化研究、文化阐释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稳定的融合,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合理描述,所以,应该在体育文化传承中,通过多种研究方式的运用,进行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分析,从而实现民族体育文化的综合探究[4]。

(四)传统思维制约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

在传统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其中高度普适性现象的出现虽然可以采用笼统、模糊的方式进行自然现象的分析,但是,通过这一条件内容的概述及分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性内容,从而形成科学性及专业性的概述理念,促进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对于不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在其内容分析的过程中具有差异性的发展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性的发展脉络,保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创新,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规律性分析。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种文化的发展会呈现出时代性的特点,但是,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及文化分析中,应该寻求文化演进的基本规律,保证体育文化传承背景下的社会性及文化性的特点,减少传统思维对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限制。

三、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化研究

(一)构建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基本思想

在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及发展的过程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内涵,在历史实践及反思的过程中,文化理念得到了系统性的提升,同时,在民族传统文化提升的同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需要树立科学化的传统体育教育理念,通过正确、客观评价理念的设计,可以正确进行指导理念的分析,从而达到文化传承中实事求是的特点。在正确理论指导构建的环境下,体育研究者应该摒弃传统的观念及保守的思想,通过辩证理念进行民族体育文化特点及发展规律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坚持与时俱进的文化传承理念,促进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及稳定创新,实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基本思想[5]。

(二)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民族体育的交流

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而言,是在我国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自然、掌握社会及传统文化的实践内容的综合性文化内涵。但是,在现阶段文化传承环境下,由于人们对历史文化认识的不足,难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问题,导致民族体育文化传承中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及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筛选及分析,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珍贵资源,在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朝着多元文化方向进行发展,充分展现民族结构的实用性价值。同时,在科学时展背景下,人们需要运用多科学原理进行价值问题的研究及分析,构建完善性的体育文化发展理念,从而为体育文化的继承及发展提供稳定支持。而且,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及传承中,我国民族体育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导致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形式受到限制。因此,应该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通过文化的传承,实现与不同文化的稳定交流,使专业的体育研究人员掌握体育文化的成果,从而实现文化传承中本土化及全球化的有效整合,推动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5]。

(三)实现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变

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及发展的过程中,其内容的研究不能离开专业方法的支持,如果在文化传播中缺少了传播的方法,也就会造成民族精神的缺失。在这一方面上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涉及到民族学以及人类学,同时也会波及到社会学以及传播学之中,所以,在宏观角度下,进行构建科学化的文化服务理念,并在问题研究及方法创新的同时,实现人文主义及实证主义的有效融合。在方法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将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进行稳定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相互统一。在基本方式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对文献资料收集、民族志研究以及考古研究问题的使用,实现理性时代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促进民族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及稳定创新。通过这些成部分,它需要相关部门与医务人员的重视、完善制度的建立及实施、政府足额资金的投入、定期业务知识培训及日常督导。规范的医疗废物管理可防止疾病传播、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令第380号医疗废物管理条例[S].2003-06-16.

[2]周敏,刘滨,周丽芳.医院医疗废物管理调查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9,19(7):815-816.

[3]闫芳.黑龙江省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处置管理评估[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1,27(1):39-40.

[4]王艳,刘书绵.标识化管理对临床医疗废物管理的实施效果观察[J].卫生管理进展,2016,8(29):29-31.

[5]汪玺正,刘彩红,李俊艳,等.中国基层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调查[J].中国感染控制杂志,2016,15(9):698-701.

[6]韩颖,赖晓全,熊薇,等.湖北省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现状调查[J].中国感染控制杂志,2016,15(7):492-494.

[7]武改丽,高美荣.医疗废物管理现状及对策[J].全科护理,2011,9(14):1286-1287.

[8]何光琴.负面清单在医疗废物监督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卫生产业,2016,13(25):1-3.

第6篇:中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英模精神;中华传统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188-03

一、共和国英模是不同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

建国六十年来,共和国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祖国的骄傲,是人民的榜样,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感人、催人奋进。遗憾的是,大多数人五一国际劳动节想起英模,“五一”一过不知劳模是谁。这是形式主义宣传所造成的后果,对于英模是不公平的,宣传英模精神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辽宁拥有盛产英模的沃土,截至2009年“五一”节前夕,辽宁各条战线涌现出省以上劳模25 100名,他们是特定历史时期引领辽宁省人民披荆斩棘的一面旗帜。

辽宁英模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他们的闪光点也各有其历史阶段特色。建国初经济恢复时期孟泰、马恒昌等劳模以厂为家、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忘我工作,以高度的主人公责任感为生产恢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除了雷锋精神脱颖而出外,辽宁还涌现出一批技术革新能手如王凤恩、王崇伦、尉凤英、张成哲等,他们为辽宁的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时期的张志新,用宝贵生命捍卫了真理的尊严,以浩然正气宣告了真理的胜利。改革开放时期,辽宁省在科技、农业、文化、教育、公安司法等战线涌现一大批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劳模,如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乡镇干部薄任石、农业劳模王兴亚,教育专家魏书生、铁拳公安局长赵所全、钢铁卫士宋达夫等等。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时期,辽宁更是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杨利伟,被誉为勇攀科技高峰的“五朵金花”、 呕心沥血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师方永刚,“新时代的好工人”李晏家,新农村建设杰出代表大梨树村大梨树党委书记毛丰美,守卫安全与和平的人民满意的警察赵振金、优秀派出所所长仉伟等等英模。这些英模都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做出了突出贡献,体现着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他们植根于广大民众当中,深受民众的爱戴和记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英模们的优秀品质,引领了几代人的人生追求。有些英模的影响甚至越出国界,雷锋成为美国西点军校学习的榜样,杨利伟完美的太空飞行让世界再次对中国的航天英雄刮目相看。他们是辽宁的骄傲,是中国的自豪。

二、英模精神的实质与内涵

共和国英模是各条战线上的骄傲,他们的人生是闪光的,值得我们仰望和深思。他们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人生境界,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先锋。他们爱祖国、爱事业、有理想、有信念,渴求真理、勇于拼搏、不畏牺牲,这些可贵的品质都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宝贵资源,它们构成了英模精神的基本内涵。

1.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是英模精神的质朴本色

辽宁英模是一个朴实无华的群体,虽然他们没有文艺明星的风光无限,但是他们赢得了政府以及人民的肯定,获得了崇高的荣誉。

回看英模足迹,他们谦虚踏实,任劳任怨。不管职位高低,他们都勤奋工作、严格要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竭尽心力,“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他们的写照。他们身上,充分体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心一意为国家谋利益的崇高精神,他们的奉献精神,不仅支撑起他们个人的人生信念和生命价值,也滋养了一方水土一方人。

优秀领导干部张鸣岐人品高洁,笑看生死。在张鸣岐心目中,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神圣的义务。他说:“群众生活这么苦,我们当领导的心里愧得慌,我们要拿出全部力量去干工作。”

张金垠是建国以来人民为抢救群众而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军官。他说:“我是开坦克的,坦克离开操纵杆寸步难行,人生也需要操纵杆掌握方向,这个操纵杆就是正确的人生观。”他还说:“人活一辈子,就是要想法多做点事,给这个世界多留下点什么。”

人民好法官谭彦说:“我们是法官,头顶国徽,肩扛天平,决不能在我们手中办错案子。”同志们送给谭彦“老铁”的绰号,不仅由于他有钢铁般的意志,也由于他清正廉洁、秉公执法、铁面无私。

瓦房店市炮台镇党委书记姜云胜说:“当干部不能只考虑个人升迁,为官一任,不能给老百姓留包袱,要给老百姓留财富。”他带领群众苦干十四年,使穷村变富村,人均收入从420元达到3 460元。老百姓早上4点去他办公室可以找到他,他的办公室正对楼梯口,他说:“要让老百姓找我方便。”

兴城市四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文成坚持以“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自勉自警。他一心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兢兢业业,扎扎实实。他说:“老百姓看党从哪看?就从我们这些干部身上看啊!”

钢城铁拳公安局长赵所全从事公安工作三十多年,对人民饱含深情。他被百姓称为“活着的孔繁森”。 赵所全一生克勤克俭,他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人活着就是活出个好名声。”

“利在利万人、富在富天下”,这是英模们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他们把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他们把奉献看做是报答党和人民的最好方式。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

2.自主创新、自强不息是英模精神的核心内涵

综观英模群体,在他们众多的特质中,自主创新是英模精神最鲜活的特征,是英模精神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内涵。可以说,辽宁英模是自主创新精神的最好载体,自主创新精神使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卓越的业绩,从而走在了所处时代的前列。当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举措,要实现“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英模的自主创新精神则更为可贵。回首辽宁工业历程,英模们自主创新的步伐承前启后,他们铸就了辽宁工业的辉煌。

沈阳解放后,马恒昌在第五机器厂当车工,被民主推选为组长。他以民主方法调动全组工作积极性,他所开创的被称为“六大员”的企业班组民主管理方法被推广到全国。群众技术协作运动发起人吴家柱,在沈阳气体压缩机厂率先搞技术革新,十年间,完成230多项技术革新。优秀女工人代表尉凤英,刻苦学技术,整天琢磨搞革新,从1953―1959年,她实现技术革新107项,改革的多刃刀具提高工效14倍,改革的冲具提高工效100倍。革新能手张成哲到沈阳铸造厂后,决心以孟泰为榜样,潜心搞技术,虽然他不懂机械原理和设计知识,连图纸都不会画,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画出了自动芯卡机的图纸,做出了自动芯卡机。沈阳铸造厂生产暖气片是手工操作,张成哲五个月制造出自动造型机,铸造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了造型机械化,这是国内首创。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辽宁劳模更加勇攀科技高峰,新时代的英模正以新的姿态推进技术革新的进程:创造了电气设备调试工作很多传奇的王亮;填补了中国大型空分压缩机组国产化空白的“五朵金花”; 让国产透平式压缩机拥有了与美国通用、日本三菱、德国西门子正面交锋实力的徐强;发明了世界领先的“百万吨级乙烯外壳拼装焊接技术”的“金牌铆工”杨建华……我们赞叹工业文明的同时,更赞赏工业英模自主创新的精神。

英模精神中涵盖很多闪光的优秀品质,难以一一尽述。这些品质恰恰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广博的内涵,英模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一脉相承。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断层后,不少人士忧虑传统文化在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下遭遇背弃的命运,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关注流行而淡漠传统。但是,通过英模群体,我们可以透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他们身上坚韧地传承。

三、中华传统文化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这个庞大的体系里包含一套基本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心理感情,它们以儒家思想为内核,还有道教、佛教等文化载体。精忠报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厚德载物、修几慎独、勤俭廉政、勇毅力行、刚健有为、独立自强、开放包容和维新变革等美德是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形态,它们凝聚成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生命力。

1.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竭忠尽智的民族精神。从孟子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抗洪精神、航天精神等等,这些精神的核心都是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这是一切爱国科学家的心声。为了祖国的强大,钱学森面对美国方面的压力毫不动摇,华罗庚放弃在美国优厚的工作待遇,李四光婉言拒绝英国老师的挽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性特征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艰辛磨难而能够傲然屹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大民族,这主要源于她紧随时代潮流、勇于改革创新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周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提倡人应效法日月星辰那样刚健运行、奋斗不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脉搏,也是中华文明历经浩劫而传承的关键。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从“”到再到改革开放,奏响的无不是创新与变革、昂扬与奋进的旋律。这种自强不息,刚劲有为的精神永远具有现实意义,是滋润现代社会和现代心灵的源头活水。它激励着中华儿女不落后于时代,不囿于陈规陋习,勇于创新,大胆变革,不断进步,在继承与创新中推动自己的民族在风吹雨打依然“这边风景独好。”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优秀的中华儿女总是在自觉地传承着传统文化,并不断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中华文化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英模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英模们以实际行动把中华传统文化彰显,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

四、英模精神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1.英模精神传承了传统文化中精忠报国、无私奉献、勇毅力行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饱尝艰辛而生生不息,不断壮大,其力量源泉就是传统文化中报效国家、团结统一、爱好和平、无私奉献、勤劳勇敢、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这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中国人安身立命、寄托心灵的精神家园。综观英模脸谱,他们身上无处不在的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勤劳节俭、一心为公,在平凡的岗位上坚持服务人民,服从大局。他们又都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充分体现出厚德载物、修己慎独的优良品质。这些美德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美德促使他们在各自的舞台上不计个人名利,默默奉献。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关头,他们勇敢地冲在前头,心中装着国家和集体。孟泰说:“危险关头,一秒钟就决定你是一个勇士还是一个胆小鬼。”吴运铎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定要为党和人民工作一天。”吴家柱说:“党对我的期望太大了,可我给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我恨不得多长几只手,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王巧珍说:“岗位可以是平凡的,但工作应该是出色的。”在追求人生价值中,他们更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孟泰、雷锋、白雪洁、谭彦等一批英模就是秉承这种崇高理念,他们把自己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以他们的人格和信念谱写着壮丽的篇章。

2.英模精神传承了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自主创新、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天道刚健有为,君子仁人应该效法天,不断进取,积极作为,这种生生不息精神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中华文化保持长久活力、绵延不绝的内在原因。英模的业绩之所以被载入共和国史册,与他们自主创新精神密不可分。辽宁涌现很多这样的英模:张成哲一心搞技术攻关,四十多年里,实现技术革新780多项,其中重大项目60多项,创效益上千万元,帮助兄弟厂解决300多项技术难题,救活五个濒临倒闭的小厂。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说:“科学事业是豪迈的事业,需要我们用毕生精力探索、追求和攀登。”“干事业,首先要心中有祖国母亲,这样才能产生对事业的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才能战胜一切困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是辽宁昌图人,他一身征尘航天梦,满腔热血爱国情。2003年10月15日9时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震天撼地的运载火箭轰鸣中腾空而起,航天员杨利伟成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2005年10月,王永志又参与主持了“神舟六号”多人多天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任务的序幕。王永志说:如果我还能为中国的载人航天,能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多做一些事情,多工作几十年,那是我最大的希望。正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在困难面前不放弃,在考验面前不退缩,为求科技创新而自强不息,才使得我们的国家一次次闯过苦难,走向辉煌。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英模精神是“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执著进取的创新精神。”这些精神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因此,大力宣传英模业绩,弘扬英模精神,既是传播和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又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辽宁英模大典[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张行湘.辽宁英模[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3]张岂之,叶国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8.

第7篇:中华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元素在广告中的传承与传播,分析了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广告中的误用现象,对如何正确、规范广告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广告的完美结合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都必然会诞生一些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表现语言与表现形式,广告正是这样一种不容忽视的艺术形式,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价值观中最精华的部分创造性地挖掘、呈现、展示出来,通过巧妙的构思与创意,伴着与时俱进的旋律,使人们在欣赏优秀产品的同时,也能够深入而全面地探索、了解、传承中国文化。文化与广告的完美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华文化可以作为广告创意的源泉

我国悠久古老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武术文化等等都可以作为某种商品广告的文化载体,将产品的信息与古老的中华历史积淀相融合,使其底蕴深厚,耐人寻味。例如:杜康酒以其传承十三朝文化为视觉符号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又指出其历经十三朝发展的白水杜康,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白酒典范,是“穿越历史,见证文明”文化内涵的体现。

2.代表中国文化的典型形象受到喜爱和礼遇

广告作品中也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文化元素所固有的文化内涵与产品自身特点相结合,在诊释了品牌内涵的同时发扬了中国文化。例如: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脊梁的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一种品质的象征,她既代表着安全可靠(长城电脑广告语),又标志着科技、精美(长城汽车广告语),这种古典一与现代、文化遗产与科技产品、文化与广告的自然融合,更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广告的完美结合。

3.广告覆盖面大,受众多

广告的影响力、优美的文案、成功的案例足以证明:她已经成为宣扬中华文化的阵地,民族文化亦可为国产品牌提供厚重的文化支撑,使其时尚而不乏“内力”,从而彰显民族特色,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广告中的滥用

1.滥用象征中华民族的形象、标志

龙、石狮、长城等形象、事物是中华民族尊严的象征。对这些元素的滥用,是一种侮辱行为,严重损伤了国人的感情。在耐克球鞋“恐惧斗室”篇中,具有中国功夫的老者、飞天形象的美女以及龙的形象,都败倒在西方运动员勒布朗的脚下,引起了中国消费者的强烈反感。同样,在立邦漆“滑落龙”篇中,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被广告制作者安排从涂有立邦漆的柱子上滑落下来,广告激起了向来以“龙的传人”自居的中国消费者的反感和不满。另一则飞利浦精英移动电话的户外广告,以中国长城为背景,以一位精英人士“坐”在长城上,用飞利浦移动电话通话为创意,遭到国人的不满,最后中国政府下令撤销这个广告。在以上的几个广告中,广告主和制作方希望把全球化策略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思路是好的,但是广告的失败之处在于破坏了象征中华民族尊严的形象,从而使产品的销售和品牌形象都受到了影响。

2.滥用传说、古典书籍中的典故或人物

中国古典书籍、民间传说浩如烟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滥用典故或人物、篡改情境或人物性格,成为此类广告中最普遍的现象。在步步高复读机的电视广告中,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去西天取经,途经外国,唐僧语言不通,悟空随即拿出步步高复读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唐僧的难题。广告虽然借鉴了电影《大话西游》的情节场景,但故事基本结构却源自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唐僧师徒取经可以作为创意点,但情节本身与复读机的卖点结合得很牵强,而且用一种恶搞的形式,除了让消费者记住了类似熟悉的电影情节,其它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其实是一种对古代典籍的歪曲和破坏,无形中损害了原著的艺术性和鉴赏价值。类似的情况还很多,诸如许多白酒类的广告,一味追求历史悠久,便找一些毫不相干的文化名人举杯畅饮,是滥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盗用现象。

3.滥用古成语、古诗词

古成语、古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精粹,它们具有简洁凝练、形象生动的特点。由于汉字发音、语义的特殊性,利用谐音、谐义、双关等手法,偷换字词、制造歧义的现象非常严重。比如:特效文胸的广告“丰胸化疾,一戴天骄”(逢凶化吉,一代天骄);止咳产品广告“咳不容缓”(刻不容缓);冰箱广告“制冷先锋”等等。据某媒体报道,某市一名初中生在写作文时成语出现了错别字,老师指出后,该生还强调“电视里就是这么说的”。滥用古成语、古诗词问题的后果己经很严重了。成语、诗句一般都有出处,或是出自名篇佳作,或是约定俗成,都不能随意篡改。虽然广告语运用要求新颖,但盲目求新、求押韵、求容易记忆,就有可能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引导和传播。

三、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如何在广告中规范、正确使用

1.寻找中国文化与广告创意的最佳契合点

作为在商业经济领域有着特殊作用与影响力的广告行业,不能只是简单把她看作一种提高经济效益的营销手段,还应以文化传播的发展眼光与思维将广告作品置于“时代文化传播载体”的高度加以利用,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弘扬与传承服务。

我们知道文化的外延范畴非常宽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亦是如此。从古文、诗、词、曲、赋,到传统节日以及各种民俗,这都是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最可贵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财富,我们应该加以利用。应善于从厚重深远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寻找中国文化与广告创意的最佳契合点。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要敏锐地洞察时代赋予文化的新内涵,在现代广告创意中合理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元素,用文化这根线牵住深深植根于国人心中的那条根,使广告的立意与受众的诉求产生共鸣,让广告成为沟通历史与现在、民族与世界的桥梁。

2.努力提高全体国民对传统文化欣赏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具备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人才,是教育事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传承历史文化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对初级教育来说,可开设各种集教育、趣味于一体的课程,例如可开设古代传说故事的阅读课程、民间传说故事为题材的影视剧欣赏等。对中、高级教育来说,增加文史课程的比重,开设诸如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专题、古典名著选读等课程。作为大众媒体,应刊播宣传民族文化的公益栏目或公益广告。

3.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文化监管力度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规范使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保证,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制作、使用、发布上进行全面的监督和保护。

(1)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版权、使用权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使用细则,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确立我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拥有及各项权利。

第8篇:中华文化论文范文

 

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德育中的重要意义,可以通过强化课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营造浓厚德育文化育人氛围、开辟独具特色的网络专栏、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等途径,以增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目前,我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加强青少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教育教学,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承载着文化内涵,孕育着先辈们的思想精髓,传递着育人价值,与现代德育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对于提升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格品质修养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与现实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德育中的作用

 

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和思想孕育的结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育人功能,具有永不褪色的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它们所蕴含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理念,往往代表着当前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具有引导、凝聚、促进和激励青少年向善、求真、至美的功能。大力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少年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和道德意志具有强大激发和推动作用,有利于青少年走向社会助力其成长成才。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既作为一种无形的强大驱动力量,为各种德育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同时又作为道德文化的有机构成,成为青少年健全人格与道德素质养成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学校德育工作过程中,加强青少年中华传统文化观的教育和培养对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一,可以激发青少年主动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促进忠、孝、仁、信等传统美德的现代传承和转化,自觉掌握有关中华历史文化道德知识,有力地推动道德认识与道德意识转化为个人道德信仰与道德行为;

 

其二,可以规范和调节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促使青少年养成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行为习惯,促进青少年自愿自觉地去履行道德信念和道德义务;

 

其三,可以激励青少年不断去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目标,传播道德文明,实现人生理想价值,以此来达到自身的充实完善。因此,在学校德育中加强青少年传统文化观教育,充分利用和挖掘校史、院史、学科历史和杰出人物史等传统文化资源,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少年德育教育的内在关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少年德育教育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功能上的契合、内容上的契合、载体上的契合。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德育理念、德育内容、德育方法,而德育又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二者都具有育人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包括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教育等。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育人导向功能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提供重要启迪。理想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事物抱有坚定的相信,对某种事物笃定的追求,从而不断实现目标。人不能没有信念信念,没有理想信仰的人就等于没有灵魂,就等于失去精神支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无数有识志士艰辛跋涉和不断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寻找国家富强途中积淀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蕴含着从诸子百家到新中华成立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英雄人士的理想信念。青少年思想、道德、人格、品质等素养的形成离不开理想信仰的支撑,也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侵染。例如,在儒家文化中有“克己、礼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化观念,都可以纳入到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范畴。中华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命力之所在,是其基础、源泉,可以不断激励和推动青少年孜孜不倦地追求心中之理想目标。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囊括的爱国主义内容为当代青少年德育教育提供重要借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完善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们共同进步的精神支柱。从中华优秀传统的古代教育家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的爱天下之宽广胸襟,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再到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高度责任感的宏论以及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忠报国情怀和坚贞不渝品格,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英雄主义精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等等,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爱国主义精神品质。对于我国传统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应大力予以开发、挖掘、整合进而增强青少年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的躬体力行为加强青少年伦理道德教育提供重要示范。强调自我的反躬自省、身体力行和亲身体验,是中华古代社会的重要传统,而且形成了丰富的人格道德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榜样示范作用,从孔子老子提出内省修养方法和见贤思齐的带头作用,到职业领域方面要求青少年积极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献社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职业道德,再到家庭方面要求青少年主动倡导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团结邻居、男女平等等家庭美德,在学校要积极提倡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尊敬守法等个人品德。这些基本德育规范和行为准则要求都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所体现,比如,社会公德方面儒家文化强调“仁者爱人、恻隐辞让、富贵不能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理念和思想,都渗透了人们如何做人做事的伦理思想和道德精神。像这些思想理念,对加强青少年伦理道德教育具体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少年道德教育相结合的现实路径

 

作为青少年德育主阵地的学校来说就是要转变德育观念,树立现代德育理念,可通过课堂教育、校园文化、网络媒体、社会实践等途径,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来提高青少年思政针对性实效性。

 

1.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中。常态化思想道德教育必不可少,但往往收效甚微。因此,可根据学校教育教学实际情况,充分挖掘本地传统文化资源,如组织学校专家、教授、学者编写有关带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教辅教材,让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入课堂;编写一些与《中学思想品德课》、《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相匹配的校本传统文化资源教学案例集。

 

在教学中,可努力采取多种教学手段,特别是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将中华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图文并茂、立体化、多层次地展示于学生面前,便于学生铭记于心,使得抽象的文化理论知识转化为一种形象生动和易于学生接受的知识体系;同时,要理论联系实际,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把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体验感悟教学结合起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教育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青少年头脑。

 

2. 积极营造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的校园德育文化氛围。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是加强青少年德育教育的有效载体和重要阵地。通过课余文化活动举办对青少年实施思想道德教育,更有利于学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纯洁思想,对青少年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举办各种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博物馆之春、读书、讲故事和“发现身边美”学生微电影作品展播、寻找身边道德榜样了解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的脉络;通过举办传统文化进校园大型诗歌朗诵竞赛活动,让学生更加全面了解和感受中华文明的浩瀚和瑰丽;可邀请传统文化领域德行高尚、治学功底深厚、对传统文化经典了如指掌的文化名家和传承人等进校园、进课堂,聘请或邀请非物质文化传承者开展讲学讲座;通过开展主题班会、撰写心得感受让学生在浓厚的校园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丰富的物质文化氛围中受到浸润和感染。

 

3. 开辟网上网下传统文化等网络德育教育专栏。现代社会是一种网络媒体时代,青少年是使用网络媒体的主流群体。除了利用校园广播、校报、电视、宣传橱窗等传统大众媒介形式外,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传播作用,以网络文化为载体,把传统文化资源广泛传播开来。充分利用好现有全国传统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工程、数字图书馆等网络数字文化的数据资源成果,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把经典名言、脍炙人口语句制作适合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精品佳作。可在校园网上开辟中华经典资源库专栏,开设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栏目,通过手机、QQ、微信、论坛等现代媒体技术形式,使学生随时可登陆网站查询或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语录、名人事迹和礼仪礼节礼貌知识等,同时还可在网上发表个人心得,从而形成网上网下青少年传统文化价值观教育的强大合力,扩大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范围。

第9篇:中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 校园文化 推动作用 途径

中华民族在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沉淀出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它所蕴含的崇尚道德、重视道德践履、强调道德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等许多哲学思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陶冶品质、完善人格,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突出问题

校园文化是学校所特有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学校自身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大学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文化建设对丰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极为重要的。校园文化就像一个大磁场,能够提高学生的活动能力,敦促大学生掌握更多的生存与竞争本领,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大学校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大学生的思想较为复杂。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往往由于过分注重功利性目的,忽视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鲜明主题,集中表现为:有的高校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科学定位还缺乏高度的重视及正确认识;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形式单一,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具体措施、手段的落实;注重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忽视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把过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在建筑物的建设;偏重于专业知识的传播,而忽视对大学生人品的塑造,造成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缺位;对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解太狭隘,只局限在校规、校训、教学理念的理解,没有建立整套完备的校园文化体系等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非常强调人的伦理、道德、精神、文化等的获得与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资源,其中有一些经过积淀、筛选和发展,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价值。依托传统文化建设优良健康、和谐宽松的校园精神文化,有利于师生良好精神家园的创建。

推崇 “仁爱”原则,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仁”既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核心,也是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标准。什么是“仁”?《论语・颜渊》里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提出“仁”是爱人的道德规范,并且给它赋予“泛爱众”的普遍性的理性品格和准则。从这一原则出发,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主张对人要有爱心、尊重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家主张“兼爱”“天下之人皆相爱”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仁”的思想。依据这一原则,孔子提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三条基本道德原则:“知人”“慎言”“远怨”。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要宽容,认为宽容是营造和谐氛围的必备涵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爱人”包括自爱、爱人、互爱。爱人与自爱是统一的,是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只有懂得自爱,才能将心比心地去爱别人;也只有会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互爱是自爱和爱人的逻辑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仁爱”原则与和谐精神在校园文化中张扬,对于和谐校园的建设、对于培养学生的自尊、自重、自爱、对于同学之间的宽容互助、对于良好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强调“重义轻利”,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儒家确立了“见利思义”“义以为上”“以义导利”的义利观。所谓“义”主要是指道德义务;“利”指功利或利益,主要是个人的私利。所谓“重义轻利”就是倡导人们在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时,首先应当想到的是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义”永远在“利”之上,儒家的这种义利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论,也是中华民族主导的价值取向。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义”是至高无上不可丢弃的,是成为君子的前提,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把通晓道义还是私利作为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区别。当“义”和“利”二者不可兼得时,孟子主张要“舍生取义”。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来看,儒家义利观中的精华必须借鉴发扬。当前大学生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注重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而淡薄社会责任、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一些大学生在物质上崇尚消费,在精神生活上崇尚现实的快乐,将道德原则等同于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对精神动力的淡漠、对金钱功效的崇拜,已严重地影响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人生价值的追寻。儒家“义利观”的弘扬,有助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在价值取向上能够自觉的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把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斤斤计较甚至是不择手段。

追求“内圣外王”,塑造理想人格。“内圣外王”是儒家对人生理想人格的一种最高追求,它体现了儒家关于道德与政治的直接性的统一。儒家认为圣人是最适合做君王的,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统治者,因为“大德者必得其位,天下之大,非圣人莫能王。”因此,孟子指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一个人要想“外王”,那就必须通过“修身养性”达到“内圣”,因为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在儒家的思想中,若想达到“内圣”,仅仅具备仁、义、礼、智、信、诚等道德品质还不行,他还必须有相应的能力和知识。否则,仅有道德品质而没有知识、能力,还是无法达到“外王”的。所以,既做到了“内圣”又做到了“外王”,这才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儒家这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很好地体现了个体人格形成过程中内在和外在的统一,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对于克服大学生的冷漠和浮躁心态,重建大学生的人文价值关怀和理想,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倡导“自强不息”,培养积极进取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一种自立自强、勤勉不懈的奋发进取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华夏祖先从四季推移与日月星辰运行等自然现象稳健不已的步履中感悟到一种自主、能动、永不停息的精神,认为人应该仿效自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易・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长期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实践中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性格,这是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脊梁。西北的胡杨树 “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就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很好体现。这种自强不息精神是当代大学生应具有的重要素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主要表现为塑造大学生自尊自信、不卑不亢的独立人格,培养大学生勇于挑战自我、不悲观、不放弃的精神,让广大学生志存高远,为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执著追求。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如何将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呢?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开设更多关于传统文化的课程,系统地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学校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列入教学大纲,开设更多的关于传统文化的课程,系统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大学生热爱祖国、推崇仁爱、追求理想、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品质。丰富国学资料库,加强学校在国学领域的专业研究,便于师生对国学的研究和学习。提倡和鼓励大学生组成各种“品读国学”兴趣小组,研读国学名著,提高自身文化修养。

(二)精心组织活动,让大学生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思想升华

精心设计和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活动,例如邀请校内和校外专家举行弘扬传统文化的系列专题讲座;充分利用节庆日和纪念日,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唱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不断加强大学生理念、信念教育;组织以班级为单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主题演讲比赛、征文比赛、书画比赛、歌舞比赛等,让大学生感悟经典、启迪人生。

(三)领导高度重视,营造高雅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从制度上重视,开展“书香校园工程”,从学习传统文化入手,构建“德育特色学院”。从措施上重视,真正从根本上净化校园文化环境,营造道德色彩浓重的校园文化氛围,消除低俗文化,抑制垃圾文化的传播;在校园设施建设上,布置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雕塑、书画等文化作品,使校园的山、水、园林、路、教学楼等都达到使用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