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人的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

对高职学生，我们经常鼓励学生阅读，并着力推荐经典阅读。经典是民族精神的源头，通过阅读经典，有助于获得人生的启迪，帮助我们培养博大宽厚的人格。但高职学生的阅读现状是怎样的呢？据廊坊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刘彦和张荣超的调查显示，69%的学生一周花在课外阅读上的时间不足2小时，46%的学生阅读频率“一周难得读一些”，只有26%的学生“坚持每天读一些”。在我校进行的学生调查中，70%左右的学生阅读是为了消遣娱乐，对经典阅读非常疏远，那更不消说伟人的传记了。伟人的传记就像涓涓的溪流，于无声处浸润我们的心田，提升我们的灵魂。世界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伟人，他们在人类的前进历程上都发挥了自己卓越的贡献，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读“伟人传记”，可以学习中外伟人、英雄以及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激励自己不断进取，获得源源不竭的前进的动力。阅读伟人的经典，开展伟人传记的阅读是故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思政课教师经常在课堂上根据所讲授的内容穿插些相关的故事，以说明注解所讲内容，从而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听课兴趣、启发学生思考，让他们在故事中领悟到蕴涵的道理，掌握其中的知识。而发动学生阅读伟人经典，让他们读，还要让他们说，让他们交流，有机会的话，让他们演一演，则是思政教学中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的尝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中包含了太多深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远离学生的生活和他们的感知。我们老师就要把生活中的许多事例筛选出来，选择情趣高雅、富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因为这些故事源自生活，能够让学生产生心灵的共鸣，触发他们去思考更多生活中的案例，从而实现思政课堂教学启迪学生，让他们情感得到升华，道德境界得到提高的目的。

二、阅读伟人传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过程中的运用

教育理论一直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主动的接受者、积极的参与者和有效的信息沟通者。但如果学生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他们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老师的“一言堂”，难以形成师生有效的互动。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进程，笔者让学生阅读了大量的传记作品。他们从图书馆借阅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大革命导师传》、《列宁》、《孙中山传》、《传》、《温情》、《文人》、《邓小平人生纪实》、《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邓小平人生纪实》、《跟邓小平做事》、《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等书籍。在布置作业的时候，让他们摘抄一部分令他们感动的故事或伟人的经历，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多的素材可以发挥。有的描述了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有的生动的记录下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情景，有的对年少胸怀壮志情有独钟。这时候，在我们高职学生的眼里，那些伟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同他们一样，在风华正茂的年岁里的一个个有理想、有青春、有抱负、勇于拼搏、心系天下的有血有肉的青年。在讲解各个章节的时候，邀请学生来讲述他们通过阅读所掌握的这些伟人的生平事迹，令很多同学得到共鸣。通过阅读伟人传记并由学生讲述，大家的兴趣被激发出来，每次课大家都饶有兴味的期待会是谁来讲述他们不知道的伟人的奇闻轶事，大家都觉得课堂不再死板没有生气，相反，每一节课在学生的配合下，大家深有默契，生动有趣。枯燥的理论课变得生动活泼起来。而生动的课堂就像流水，细细地滋润学生的心田，他们由原来的不愿听，敷衍了事，变得主动爱听，并开始关注社会热点，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显著增强。阅读后的交流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口才和胆量、增强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提升情感和道德的平台。

第2篇：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

   《建党伟业》观后感600字左右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一个青春、激情、奋斗、献身的故事。在那一代年轻人的身上，担负着救亡图存、改写历史的大任。正是这批年轻人，用他们的青春与热血，描绘出了新生的中国，谱写了一曲瑰伟壮丽的文明之歌。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他们当年的奋斗和努力息息相关，他们与我们，昨天和今天，血肉相连。

   在现代高科技电影制作技术的保障下，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事件重现，包括对历史画面的完美演绎、对历史人物的深入刻画、对音效和对白的精心剪辑撰写等等，这一切无不让观众感受到耳目一新、绕梁不绝乃至久久回味、如临其境!

   影片《建党伟业》是一部重现辛亥革命后到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党这十余年时间里面发生的偶然或者必然之历史事件的恢宏巨制电影作品，同样也是一部绝对官方政治色彩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文献纪录片。它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辞藻和修饰，客观、真实就好。

   影片《建党伟业》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之桥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片尾代表们在红船上开完会以后站起来合唱着《国际歌》时，大家的眼睛都是噙满着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炯炯眼神!还有就是刘德华饰演的蔡锷在火车站告别小凤仙时的那句“七尺男儿”的经典对白。

   影片《建党伟业》里面着重渲染了一下毛主席和杨开慧的情感故事。我以为，这也是出于对毛主席和杨开慧的崇敬和仰望之情使然。两人简单结婚,当晚并肩坐在床头有些经典的对白。历史证明，杨开慧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3名代表，五十多位党员，星星之火，终成燎原;90年艰苦辉煌，60余年国运昌隆，气壮山河，声震寰宇!90年前，中国共产党为黑暗的中国点起了一盏明灯，照亮了漫漫革命之路;90年后，《建党伟业》追本溯源，去寻找和讲述光明源头的故事。

   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120分钟时长的历史大片，我区区百余字还不能囊括和表述。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影院去细心品味和重温那段历史，使我们不断前进的步伐变得更加坚定和铿锵有力!

   《建党伟业》观后感600字左右

   《建党伟业》还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建党的艰辛，更表现了革命的激情与理想。今天历史书中的人物当年正意气风发，陈独秀在北大演讲时激情澎湃，厉声斥责复辟，呼吁共和，台下的学生掌声如雷，不禁为这种激情而震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辜鸿铭在北大公开辩论，要新文化还是旧文化，让人感受到那时中国知识精英在乱世中求治国之方的精诚之心;还有走上街头的五四学生，不畏枪炮反对强权，在血祭我土的怒吼中显示中国的力量。激情和理想，是这部电影比《建国大业》更吸引人的地方。

   一个为自由、让人民当家做主而成立的政党还是需要这样的电影。历史本身充满力量，让它发声就是一种召唤，一种激励。召唤和激励现在的人们，学习前辈冲破重重困难，一心建党，试图造福天下的精神。青年是国家的宝贵财富，青年人有理想，国家才有未来，向九十年前的那些年轻人学习，努力，加油，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一路曲折一路歌，从当年建党之初的五十多名党员到今天拥有将近八千万党员，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这九十年是不平凡的九十年，是可歌可泣的九十年，是丰功伟绩的九十年，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我为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观看《建党伟业》，重温中国共产党建党那段峥嵘岁月，感受革命先辈崇高的信仰，以及他们为了自己的崇高信仰而执着地去努力奋斗，使我再一次深深地被他们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自己的理念信念也得到了洗礼，思想境界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我坚信在这样先进组织的带领下，中国的前途定是一片光明。我们虽不能摆脱曾经的屈辱岁月，但一定可以开辟似锦的未来，请党组织在实践中检验我。

   《建党伟业》观后感600字左右

   前几天，我观看了纪念建党__周年影片《建党伟业》，深受感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触最深的是：此片内涵丰富，值得大家观看和深思。

   影片《建党建业》是一部再现辛亥革命后到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党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恢宏巨制电影作品，是一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文献纪录片。这部影片通过描述近代中国的发展和变革历程，叙述了自虎门销烟开始，为了解救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以自己的方式为救国强国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

   影片在片尾时，13位代表在上海南湖的红船上开完会后站起来合唱着《国际哥歌》时，大家的眼睛里都噙满着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炯炯眼神!带给我的是深深的震撼和深刻地记忆：这13名代表，代表着50多位党员，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中国共产党的90年艰苦辉煌，60余年的国运昌隆，气壮山河;90年前，中国共产党为黑暗的中国点起了一盏明灯，照亮了浸浸革命之路;90年后，《建党伟业》追本溯源，去寻找和讲述光明源头的故事!

第3篇：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

今年42岁的王静，家住河南省登封市偏僻山村，膝下育有3个女孩，丈夫常年在外务工。王静平时在家操持家务，3个孩子均在学校读书。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和当地有钱人家无法相比，但日子过的也算可以，再加上3个孩子听话懂事，一家人可谓其乐融融。

按照农村的说法，只要有苗就不愁成长。转眼之间，王静的大女儿王红已经临近初中毕业，王静和家人也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为大女儿寻找理想的学校上面。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条件普遍好转，不少城里人争先恐后为子女寻找理想学校，从县城到省城乐此不疲。受此启发，一些农民也想给自己的子女们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在这种大背景下，农村学校的教师亦纷纷想方设法“向上跳”，由此造成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每况越下。于是，农村人也都想办法把自己的子女们安排到县城或者省城的学校去上学。

为了让孩子成年后有个工作门路，王静决定让女儿王红初中毕业后去上技校，以便掌握一门技术早点就业，也可以养活自己。

正当王静及家人为王红上学事情发愁的时候，他们打听到郑州某科技中专正在登封招生的消息。通过进一步了解，王静得知该校学费不高，设置专业也有实用价值，毕业后又有利于就业，更重要的是该校离自己家不远，从学校到家中只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各种条件比较理想。为此，王静及其丈夫最终决定让王红到郑州某科技中专去学习。

且说登封市有个名叫张山的青年，平时在家也没有什么事可干。有一天，他从朋友那儿听说，为郑州某科技中专招生可以赚钱，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与该校取得了联系。郑州某科技中专给出的答复是，只要能为学校招到学生，就可以赚到提成。张山感觉这种“生意”可以做，就开始四处奔波为该校招生。

2010年暑假，是张山为郑州某科技中专招生的第一个学期。按照双方事先达成的意向，由张山负责该校在登封地区的宣传及招生工作。其间，张山开始向社会上散发郑州某科技中专的招生广告，并为该校招收学生。没过多长时间，张山便联系到了几个家长，他们有的同意让子女到郑州某科技中专就读，有的则想先到学校参观了以后再说。

2010年7月20日上午，张山租用本市农民李伟驾驶的中型普通客车，带着王静的丈夫、王静的公公及王红，还有其他学生及学生家长共计17人，一同到郑州某科技中专去参观报到。到学校参观后，几个家长比较满意，有3名学生当场就交了学费，留在了学校学习。其余的14人，在张山的带领下，继续乘座李伟驾驶的客车返回登封。

当天下午3时30分许，当李伟驾车行驶到新密市牛店镇与登封市卢店镇交界处时，由于车速太快，没有看清前面路旁停靠着一辆东风大货车，一下子就撞了上去。

原来，大货车是刚从加油站加油后出来，停放在道路的右侧，司机赵林当时正在检修车辆，不想意外瞬间发生。

再说两车相撞后，导致王静的公公、丈夫以及其余两名乘客当场死亡，另外8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发生后，登封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经过勘验现场，及时对这次重大事故作出责任认定：普通客车司机李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其理由是李伟驾驶的普通客车没有办理营运证，违规上路从事了运输业务，并且李伟本人驾驶证已经过期，但其却仍然驾驶车辆。大货车司机赵林对本次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其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不能停靠在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内的路段。”而赵林驾驶的大货车，临时停靠位置在距离加油站不到30米的范围之内，属于停车位置违章。交警部门同时认定，其他所有的乘车人不承担责任。

环环相扣的法理关系

事故发生后，王静和家人及其他死者和伤者家属曾多次向肇事司机李伟、大货车司机赵林、郑州某科技中专以及此次组织招生的张山索赔损失，可他们均认为应当公断而不愿私了。在双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下，王静和家人及其他死者和伤者家属，经过认真咨询律师，最终决定通过法院来解决这一问题。由此，这起重大事故也就演变成一起刑事诉讼案件和五起民事诉讼案件。

先说刑事案件情况。经过一系列司法程序，登封市法院最终认定，普通客车司机李伟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没有办理营运证的情况下，使用过期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致四死八伤，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故从重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次事故责任错综复杂，所以王静和家人及其他死者和伤者家属，没有在李伟的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相继将肇事司机李伟、大货车司机赵林及其雇主周建和车主某销售公司、郑州某科技中专以及此次组织招生的张山、涉案车辆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等人和单位，一并列为被告，共同告到登封市法院，请求依法公断。

为了叙述方便，记者选择本次事故最隆重受害人王静的案件，进行详细说明。

登封市法院经审理查明，王静一家的损失为37万余元，本次事故三起民事案件损失总共为1220016.58元。法院还查明，普通客车实际车主为李伟，其车在阳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医疗费用及死亡伤残赔偿的限额为120000元。大货车在中华保险公司入有交强险和第三责任险，交强险的医疗费用和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20000元，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为500000元，该车的登记车主为某销售公司，实际车主为周建，周建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销售公司的车辆，赵林是周建雇佣的司机。

有鉴于此，2012年7月，登封市法院对这起非常复杂的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受害人受到人身伤害从而造成损伤或者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赔偿相关的费用及损失。由于在同一事故中，受害人王静的公公是退休工人，依据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中王静公公赔偿标准，赔偿义务人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依据交警部门认定，肇事者李伟应当对此事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但张山和郑州某科技中专也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是因为，张山持有学校的招生简章，并加盖有该校的公章，且有该校为张山颁发的委培基地登封招生处的招生牌，张山的行为可视为郑州某科技中专的行为。张山代表郑州某科技中专租用车辆组织学生家长及学生到学校参观报到，张山与郑州某科技中专应对乘车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张山在租用李伟的车辆时，未注意到李伟驾驶的车辆没有办理营运证，也未注意到李伟本人的驾驶证已经过期，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对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故郑州某科技中专和张山应对李伟的赔偿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赵林是周建的雇员，雇员在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赵林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有雇主周建承担。周建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销售公司的车辆，销售公司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周建所投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的赔偿款已超过周建所负担的份额，故销售公司和阳光保险公司均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原告请求销售公司和阳光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王静家的损失，法院判决中华保险公司赔偿王静家损失18万余元；判决李伟赔偿王静家损失19余万元；判决郑州某科技中专对李伟的赔偿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判决张山对李伟的赔偿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驳回王静及其家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与此同时，法院还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另外四名死者和伤者家属提起的四起民事案件，先后做出了相应的判决，死者家属分别获赔10万余元至20万余元赔偿金。

一审判决书送达后，郑州某科技中专和张山均不服判决，及时提出上诉。张山在上诉中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应由交通事故的肇事方和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我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且属于受害人，一审判决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我不是本案赔偿责任的主体。

张山还称，我在租车时也查验了李伟的驾驶证和行车证，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尽管李伟的驾驶证已经过期，该车也没有营运证，但这与交通事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况且，经公安机关认定我在交通事故中没有责任，我的行为不符合过错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郑州某科技中专则上诉称，我校没有委托张山在登封地区招生，张山的行为不能代表学校，我校在交通事故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经过仔细审理和认真研究，2012年11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令人深思的两个问题

本案宣判后，主审法官特意对本案提出以下两个问题，希望大家注意：

一是租车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本案是个交通事故案件，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应当是受害方和事故的肇事方，可在本案中，法院除了对相关责任人责任做出判决以外，还判决了既不是受害方又不是肇事方当事人即租车方承当相应的责任。如果仅从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角度来衡量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既不合情理又不合法理，但仔细考虑一下，法院这样判决，刚好吻合了法律精神。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张山租车组织人员去学校参观报到，他就有义务把这些人员安全地送到运回。但张山在租车过程中，根本没有审查所租车辆是否符合营运条件，就租用了李伟的车辆，故张山的粗心大意和本次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性，并由此埋下了事故隐患。而正是这种潜在的危险，在偶然中变成了现实，故张山在本案中存在过错，所以法院才判决张山对李伟的赔偿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理，因张山的行为应视为郑州某科技中专的行为，故该校亦应担责。

法官同时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租车使用虽然看起来非常平常，但这起案件就提醒大家，在租车时一定要看看出租车是否符合营运的条件，驾驶员是否符合驾驶的条件，车辆是否有行驶证，否则就有可能承担风险。

二是停车时应当注意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驾驶车辆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懂得停车规矩的人并不多。大家只知道在高速路上停车不合适，但在普通等级公路上停车也是有讲究的。本案中，事故发生时，大货车是停在路旁，是李伟驾驶的车辆撞在了大货车上，按理说这次事故应当与大货车没有什么联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不能停靠在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内的路段”。而驾驶员赵林在路旁停大货车时，却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所以被公安机关认定对该次事故承担次要责任。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雇员在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赵林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有雇主周建承担。

法官最后说，从这起事故中，驾驶车辆的人们应当学会如何停车，因为在道路上行驶不是想停就停，否则就有可能承担责任。

第4篇：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吴伟业；戏曲创作；“诗史”观

中图分类号：J809文献标识码：A

吴伟业是清初文人剧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尤用力于“诗史”创作，以独具一格的“梅村体”诗史享誉文坛。其戏曲创作与“梅村体”诗史创作之间的关系，已为历来论者所注意，但现有研究往往只强调戏曲对“梅村体”的影响。而笔者认为，吴氏此两种文体创作间最根本的内在联系，恰恰在于“诗史”观向戏曲创作的渗透。

一

吴伟业戏曲创作之所以会受到“诗史”观的影响，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其三种剧作均作于顺治元年至顺治十年这段时期内，[注：关于三剧作期，目前唯一可考的材料是李宜之于顺治十年所作的《秣陵春序》，其中曾提到：“别有杂剧几种”，据此可以确定三剧作于顺治十年以前；又三剧皆以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与兴亡盛衰之感为主题，故必为明亡后所作。]而这十年，也正是“梅村体”诗史创作的高潮期，深深植根于诗人内心的“诗史”观自然会渗透到其他文体的创作中。譬如此时期的词作，便带有明显的“诗史”特征。对此，前人已多有评述。[注：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37，564页。]那么，戏曲创作也不例外，同样会受到“诗史”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吴伟业对戏曲文体的认识。他强调戏曲与诗歌同源同质：

汉、魏以降，四言变为五七言，其长者乃至百韵。五七言又变为诗余，其长者乃至三四阙。其言益长，其旨益畅。唐诗、宋词，可谓美且备矣，而文人犹未已也，诗余又变而为曲。……传奇、杂剧，体虽不同，要于纵发欲言而止。

他认为由四言诗到五七言诗，再到诗余，到戏曲，其间只是篇幅越来越长。而“其言益长”的目的只是为了“其旨益畅”，即表情达意更加酣畅淋漓、“纵发欲言”，本质功能与诗歌并无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思意旨，让吴伟业觉得以其动辄几百言的长诗犹不能“纵发欲言”而要诉诸戏曲呢？其《北词广正谱序》给出了答案：“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概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P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即对于世道和时事的“无聊不平之概”与“抑郁牢骚”。由于诗歌受篇幅的限制，以及作者个人对清初文网的顾虑，这种牢骚之气、不平之鸣，自然不能畅所欲言，太过显露。故而需要通过戏曲创作，借人物之口，一吐为快。以角色代作者立言，显然与戏曲“代言体”的内在规范――作者代角色立言：作者情感必须对象化为剧中人物的行动与思想感情――背道而驰，而与诗歌表现自我的抒情本质相同。正是基于这种诗、曲同源同质的文体观念，吴伟业在“诗史”创作之余，以“诗史”创作的思维方式进行戏曲创作，不仅进一步发抒其在“诗史”中尚且不能畅所欲言的“抑郁牢骚”，而且进一步探讨“诗史”所关注的“史”之兴亡过程与兴亡原因。戏曲创作的“诗史”化倾向，从题材的选择、结构的编织及思想倾向等层面来看，均有着明晰而深刻的体现。

二

从题材的选择来看，吴伟业三种剧作均取材于历史。以历史上与明清易代类似的朝代更迭为背景，以此历史过程中人物的命运遭际为主题。无论是《通天台》杂剧中南朝梁灭亡的历史背景，《临春阁》杂剧中南朝陈灭亡的历史背景，还是《秣陵春》传奇中宋灭南唐的历史背景，均与当下明清易代的背景极其相似，皆是南方小朝廷被北方国家所灭。而剧中主人公的身世遭遇，无论是《通天台》中满怀亡国之痛、沦落之悲的梁尚书左丞沈炯，《临春阁》中文采风流、亡国之际被逼自杀的贵妃张丽华与受贵妃知遇之恩、亡国后入山归隐的冼夫人，还是《秣陵春》中因“家国飘零，市朝迁改”而“栖迟不仕”的江南才子徐适，皆与吴伟业或其同时代人的身世遭遇极为相似。这样的题材选择及处理方式，与长篇“梅村体”诗史如《永和宫词》、《圆圆曲》、《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等，可谓如出一辙。

通过这样的题材选择及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剧作以历史折射现实，借古人身世遭遇抒写个人兴亡感慨的鲜明思想倾向，恰与“梅村体”诗史相同。当然，我们不应该像有些论者那样，将剧中“历史”一一坐实为“现实”，如以《临春阁》之冼夫人为明末女将秦良玉，陈后主为弘光帝；以《通天台》之梁武帝为明崇祯帝；以《通天台》之沈炯、《秣陵春》之徐适为吴伟业本人等等，但作者借历史折射现实的用意确是十分明显。其《秣陵春序》曰：“余端居无聊，中心烦懑，有所彷徨感慕，仿佛庶几而将遇之，而足将从之，若真有其事者，一唱三叹，于是乎作焉。”明确指出《秣陵春》的创作，旨在抒写个人之“中心烦懑”。若以“幽婚冥媾”、“非形非影”为荒诞不经，则是“夏虫不可语冰”，不理解作者苦心。故事虽以荒诞，但其中所反映的兴亡变迁、身世感受，却是“真有其事”，足以宣泄作者个人之“无聊”、“烦懑”。其《杂剧三集序》则从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论道：“余以为曲亦有道也：世路悠悠，人生如梦，终身颠倒，何假何真？若其当场演剧，谓假似真，谓真实假，真假之间，禅家三昧，惟晓人可与言之。”世道反覆，人生如梦，今昔颠倒，谁能说清昔者真而今者假，还是今者真而昔者假？恰如当场演剧，真假之间亦有“道”：故事虽是虚构，其中反映的世道、人生却是真实的。因此，吴伟业以这样的题材进行戏曲创作，只是“诗史”创作之外，反映易代历史、抒发兴亡感慨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创作宗旨及思想倾向与“梅村体”诗史完全一致。

从结构的编织来看，三种剧作均采用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结构模式，与“梅村体”诗史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以“一时之性情”抒写“万古之性情”的结构模式惊人地相似，实质即其记史与抒情并重之“诗史”观的体现。下面以《秣陵春》传奇与《通天台》杂剧为例，予以详细论析：

《秣陵春》写南唐学士徐铉之子徐适与临淮将军黄济之女黄展娘，在已成仙的后主李煜与妃子黄保仪撮合下的爱情故事。全剧虽以爱情故事为构架，但叙述重心却不在二人相悦相恋的过程，而是通过徐适的个人遭际及促使爱情产生、发展的外部因素，极力凸显鼎革变迁的历史背景，抒写徐适及其他先朝遗民的故宫禾黍之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首先，从情节的安排来看，剧中有许多情节或无益于故事本身的展开，或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譬如剧中仅李后主等人暗中安排徐、黄二人爱情婚姻的情节，就占了全剧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使整个故事显得繁冗、甚至杂乱。这样的情节结构，显然并非为了叙述爱情故事本身，而是为了插叙南唐的兴亡史，借以反映明朝的兴亡。再如《恨嘲》、《谄献》等折中关于真琦倚财仗势胡作非为、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横行霸道的一些情节，《狱傲》、《县聋》等折中关于狱吏、官员凶狠残忍、欺下媚上的许多情节，与故事本身显然并无多少内在联系，实际上是为了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其次，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如对主人公徐适的塑造，作为爱情角色的形象不够丰满，但作为亡国遗民的形象却十分鲜明。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让他面对观众直接抒发亡国之痛、身世之悲，如其开场引子［瑞鹊仙］：

燕子东风里。笑青青杨柳，欲眠还起。春光竟谁主？正空梁断影，落花无语。凭高漫倚，又是一番桃李。春去愁来矣，欲留春住，避愁何处？

“欲眠还起”、“一番桃李”、“春光谁主”，正同于“梅村体”诗史“花落回头往事非” 的迷惘感伤。第十一折［泣颜回］：

藓壁画南朝，泪尽湘川遗庙。江山余恨，长空黯淡芳草。临风悲悼，识兴亡断碣先臣表。过夷门梁孝台空，入西洛陆机年少。

亡国之恨与身世之感融合在一起，幽怨凄婉，亦同于作者诗史所谓“风流顿尽溪山改”、“极目萧条泪满襟” 的亡国之痛，“恩深故国频回首”、“回首神州漫流涕”的故国之思，“富贵何常萧管哀” 、“斜晖有恨家何在”的身世之悲。又如第二折咏玉杯之［宜春令］、赋法帖之［三学士］、第二十一折叹沦落之［傍妆台］等，无不感伤时事，悲悼一身，沉郁感叹，催人泣下。即便是次要的正面人物，作者也不惜篇幅安排其直接抒发遗民情思。如第三折“末”角黄济出场引子［满庭芳］：

恩泽通侯，勋资名将，江东门第金张。歌钟零落，花没旧昭阳。老去悲看故剑，记当年、笳吹横江。伤心处，夕阳乳燕，相对说兴亡。

追念往昔之荣显，悲悼今日之零落，沉痛的家国与身世感伤，与作者诗歌“旧事已非还入梦，画图金粉碧阑干。”的感叹如出一辙。在另一“末”角曹善才那里，作者以之代言的用意则尤为明显。曹善才是南唐仙音院服侍李后主的琵琶乐工，在剧中并无重要活动，其存在与否对剧情发展几乎无任何影响，但作者却单独为他安排了两出戏：第六折《赏音》和末折《仙祠》，纯粹抒写兴亡之感。第六折写曹善才弹唱亡国悲痛，［北骂玉郎带上小楼］(“小殿笙歌春日闲”、“山远天高烟水寒”)隐括李后主词成歌，优美典雅、凄婉哀怨，诉说无限凄凉的故国情怀，恰是作者诗歌所谓“劫灰重作江南梦，一曲开元泪万行。”。末折《仙祠》则写他在李后主庙中弹唱往事，如［集宾贤］：

走来到寺门前，记得起初仍臁V患赭黄罗帕御床高。那壁厢官员舆皂，这壁厢法鼓钟铙。半空中一片彤云，簇捧着香烟缥缈。新朝改换了旧朝，把御牌额尽除年号。只留得江声围古寺，塔影挂寒潮。

这与作者《杂感》：“故京原庙倚诸峰，走马惊闻享殿钟。岂谓尽驱昭应鹿，到来还问灞陵松。”《观象台》：“候日观云倚碧空，一朝零落黍离同。昔闻石鼓移天上，今见铜壶没地中……千尺荒台等废宫。”等诗意蕴相同，感今伤昔，抒发了“万事今尽非，东逝如长江”的无限兴亡感慨。在全剧结尾，作者自题一诗云：“词客哀吟石子冈，鹧鸪清怨月如霜。西宫旧事余残梦，南内新词总断肠。漫湿清衫陪白傅，好吹玉笛问宁王。重翻天宝梨园曲，减字偷声柳七郎。”即写其度曲之心境：悲故国之颠覆，叹一身之沦落，发兴亡之感慨。所以清末学者吴梅云：“余最爱《秣陵春》，为其故宫禾黍之悲，无顷刻忘也。”总之，就创作方法而言，让人物面对观众直接抒情，此正是借人物之口，“陶写我之抑郁牢骚”，与长篇“梅村体”诗史如《琵琶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吴门遇刘雪舫》等以角色抒情的方式完全相同；通过对历史兴亡盛衰的反复致意，而形成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亦复与“梅村体”诗史的行文策略完全一致。就整体结构而言，如此大篇幅地抒写兴亡之感，渲染朝代鼎革的历史背景，将人物刻画成亡国遗民的形象，必然使一个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脱离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成为作者抒写个人“心史”、表现历史兴亡的载体，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与“梅村体”诗史以个体命运反映国家命运、以个体一时沦落之悲抒写万古兴亡之感的结构模式完全一致，体现了鲜明的“诗史”化倾向。

《通天台》杂剧仅两折，写沈炯国破家亡、流落穷边，在通天台梦中被汉武帝召用，并与汉武帝宫女丽娟相遇，后来力辞出关的故事。全剧以沈炯的个人倾诉为叙述重心，结构随意，情节简单，明显缺少戏曲应有的情节冲突，以人物代言的用意较之《秣陵春》更加显豁。借沈炯之“歌呼笑骂”尽情抒写兴亡之感的同时，还进一步探讨朝代更迭的原因。如首折写沈炯因“国覆荆、湘，身羁关、陇”而沉痛哀怨、愁肠万斛，在通天台上对着汉武帝塑像哭诉亡国之痛与沦落之悲，追问梁亡原因，如［天下乐］：

好教我把酒掀髯仰面嗟，你差也不差？怎的呀，做天公这等装聋哑。文书房停签押，帝王科没堪查，难道是尽意儿糊涂罢？

在怀疑天公“糊涂”之余，又苦苦思索“为甚的，姓萧骨肉没缘法？”认为兴亡大事虽说“理数昭然”，但亦关“人事”：梁武帝佞佛，可是“到饥死台城的时节”，佛也没有来救他；朝廷不仅无汉武帝手下那样的将相，就是“自家儿子见父亲饿得这样田地”，也“偏不肯把兵来救搭，各自己称孤道寡”，将“锦片样江山做一会儿耍”。君主的昏庸及子孙们的各自“称孤道寡”、自相残杀，又何尝不是南明迅速灭亡的原因！“梅村体”诗史总结明亡教训即尝云：“王气矜天堑，边书弃御床”、“子孙容易失神州”。因此，就这种思想倾向而言，剧作也不过是“梅村体”诗史之外，总结亡国教训、反思兴亡原因的另一种表述。剧中沈炯“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的沦落，又何尝不是作者个人“畴昔文章倾万乘，道旁争欲识名姓。……憔悴而今困于此。”的命运写照！借其痛快淋漓地哭诉，宣泄的同样是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同样体现出鲜明的“诗史”化倾向。另外，从体制形式上讲，《通天台》并不严格遵守北曲杂剧的惯例，比如：北杂剧一般四折，而此剧只两折；北杂剧男主人公称“末”，而此剧称“生”；北杂剧每套联曲只能由一人主唱，而此剧第二出则安排“生”、“旦”、“末”三人自由演唱。突破北杂剧的程式，固然与南曲传奇的影响有关，但也更有利于自由地表现历史兴亡。另一杂剧《临春阁》则通过贵妃张丽华与冼夫人君臣遇合的故事，来反映一代兴亡，同样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综上所述，吴伟业戏曲创作的真正用意并不在结撰故事本身，而是借历史折射现实、以古人古事传今事今情。无论是抒写个人情感以传“心史”，还是总结兴亡原因以明“史”之兴衰根由，皆“诗史”观之体现。吴伟业好友尤侗，曾这样描述其诗、词、曲作品：“今读其七言古、律诸体，流连光景，哀乐缠绵，使人一唱三叹，有不堪为怀者。诸曲亦于兴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盖先生之遇为之也。词在季孟之间，虽所作无多，要皆合于国风好色、小雅怨诽之致。故予尝谓先生之诗可为词，词可为曲，然而诗之格不坠，词、曲之格不抗者，则下笔之妙，古人所不及也。”不仅指出了其诗与曲两种文体创作抒发兴亡盛衰之感的共同思想倾向与一唱三叹的相同艺术效果，还看到了其诗、词、曲一致的艺境与风貌：情景交融，含蓄蕴藉，凄婉缠绵，而又佚丽典雅。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究其根源即在于“诗史”观向词、曲两种文体创作的渗透。

三

当然，吴伟业戏曲创作的上述某些特征，如其诗化倾向，也不能排除明代文人传奇长期以来的主观抒情化趋势的影响；其对明清易代史实的关注，也不能排除明清之际盛行的“时事剧”的影响，吴伟业本人就曾称赞过李玉的《清忠谱》“事俱按实”，但就题材、结构的具体处理方式及思想倾向而言，则主要源于其“诗史”思维。

正是由于“诗史”观的影响，就戏曲这一特殊文体而言，吴伟业剧作并不成功。无论是《通天台》、《临春阁》杂剧，还是《秣陵春》传奇，都没有处理好戏剧故事与其力图表现的历史兴亡之间的关系：为了抒发个人兴亡之感或探讨历史兴亡原因，作品往往忽略故事发展的自身逻辑，有些情节甚至游离于故事之外，致使结构松散，人物形象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语言也过于典雅，故不太适合舞台演出，是典型的“案头之曲”；反过来，由于故事框架的限制，作品对历史兴亡的表现也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作品中的“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总给人以“两张皮”的感觉。说明吴伟业以“诗史”创作观念进行戏曲创作，并未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方式将诗歌之“抒情”、“叙事”与戏曲之“叙事”(编织故事)完美地结合起来。

这种缺陷，拿《秣陵春》与稍后康熙年间同样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传奇相比，可一目了然。无论是对历史过程的把握，对兴亡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戏剧结构的编织，前者都比不上后者。孔尚任《桃花扇》，男、女主角本身就是历史兴亡过程的实际承担者。侯方域是东林子弟、复社名士，亲身参加了反阉党斗争和史可法幕府，以他的活动为线索可以集中反映南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而李香君是秦淮名妓，以她的遭遇为线索则可以集中反映南明苟且偷安、腐化堕落的另一面。因此，他们的悲欢离合，始终与南明的社会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爱情故事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南明兴亡变迁的过程。通过侯、李爱情故事本身，可以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南明王朝从草创到灭亡的整个过程。全剧结构严谨周密：以男、女主人公的活动为贯穿始终的两条线索，以“桃花扇”为关合两线的枢纽，情节设置前后照应，人物形象鲜明丰满，“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既是精致的美文，又适合场上搬演。而吴伟业《秣陵春》，男、女主角均非历史兴亡过程的实际承担者。徐适、展娘只是南唐学士之子、外戚之女，他们本人与南唐兴亡并无直接联系，爱情故事本身与南唐兴亡过程无关。所以，通过他们的爱情故事不可能像《桃花扇》那样成功地展现一代兴亡的历史过程；也不可能像《桃花扇》那样全面、深入地揭示一代兴亡的原因。但为了表现历史兴亡，吴伟业用荒诞手法为南唐虚设了一个幽冥世界，让已成仙的李后主为二人安排爱情婚姻，于是爱情故事的发生发展便完全靠“仙机播弄”，男、女主角均非推动剧情发展的决定因素，明显破坏了故事发展的客观逻辑；为了表现历史兴亡，不时插入的一些情节，如前文所述关于曹善才的情节以及反映明末清初丑恶社会现实的许多情节，则明显影响了故事结构的周密与严谨；为了抒写兴亡之感，人物缺少戏剧性动作而长时间地面对观众抒情，显然无视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背离了戏剧“代言”的内在规范。所有这些，最终使全剧故事情节荒诞离奇，头绪纷繁，结构松散，“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说明吴伟业尽管用“诗史”思维来创作戏曲，但并未在两种文体创作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方式，许多时候只是将两种创作思维生硬地揉和在一起，致使作品时常脱离“戏曲”的范畴，而带有鲜明的“诗史”化倾向。

第5篇：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

缅怀先烈 重温历史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观许光达故居

近日，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生价处党支部开展了学习许光达精神主题党日活动，以听红色故事、讲专题学习研讨的方式，一起重温红色革命历史，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廉洁齐家的优良品德。

在走进许光达故居时，首先看到一架坦克，许光达将军曾任装甲兵司令员，在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装甲兵的建设上。他领导组建了装甲兵的机关、部队、院校、基地和科研机构。这是新中国成立来自己组建的第一支装甲兵。在装甲兵建设中，许光达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要求政治工作与军事技术工作相结合、军事训练与实战需要相结合，注意研究外国先进军事科学技术，重视干部的培养和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曾先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

许光达将军在建设装甲兵时说“我们要树立终生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正是因为许光达将军的不懈努力，无私奉献，我国的装甲兵才迅速建立，逐渐强大，这为当时的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现在的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许光达将军把一生无私的奉献给了国家、人民，和新中国的军事建设。为纪念许光达戎马一生的丰功伟绩，弘扬其谦虚宽厚的革命情怀，200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考察长沙县时提出修复许光达故居为革命纪念地

除恢复了故居原有建筑物、整治周边环境及新建有许光达事迹陈列馆外，在故居前还新增添一处“让衔碑”，这是为了纪念许光达将军的让衔的事迹，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之前，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心感不安，遂提笔写了一份《降衔申请》，呈送毛泽东主席。在这份《降衔申请》中，许光达十分谦逊地从德、才、资、功方面指出自己与大将军衔的不相称之处，言辞恳切地请求将自己改授为上将，把大将军衔另授予其他功勋卓著者。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许光达将军这种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品格应该成为我们的模范、榜样。

参观许光达故居纪念馆，给人以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净化，这里不仅是我们学习历史、了解中国实际的课堂，更是我们砥砺精神、坚定意志的教育基地，为我们曾经有这样伟大的民族伟人而感到高兴，为我们的国家曾经那样的凋敝而感到气愤，更为我们在许光达将军的遗训下，励精图治发展军事力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现代化，坚定地屹立在东方而感到骄傲，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是团结和睦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也一定是强盛的国家。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我们血液中流淌的必然。

在故居中，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张张保留着历史痕迹的照片和实物，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那个民不聊生的社会，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黑暗，而对于许老来说，更多的则是一种坚持，一种突破。看过一幅幅照片，看过一段段文字的说明，让人不免沉思良久，这就是伟大人格的感召，这就是一代英雄豪杰的奋斗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着理性，用行动带领着人民，这些有识之士开创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进步与文明，更是世界文明之窗的曙光。

第6篇：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

当地时间2013年6月1日上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送给了到访的主席两件礼物，其中一件是英文版的童话书《皇帝、新娘与龙袍》，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桑丽莎。桑丽莎的丈夫朱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河南人，目前，两口子已定居郑州13年。

“梁祝”为媒，

洋媳妇和中国丈夫的奇妙情缘

朱伟是河南郑州人，在北京读书上学，毕业后先是在北京工作。说起十多年前与桑丽莎的那场“风花雪月的事”，朱伟记忆犹新。当时，朱伟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常接待一些国外的客户，为了让洋客户了解中国文化，公司会安排他们去长安大戏院看京剧。朱伟英语口语棒，几乎每次都是他当翻译。朱伟和桑丽莎的缘分，就从这里开始了……

1996年，桑丽莎从她的祖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以下简称特多）来到北京就读。此前，桑丽莎是特多一家部级报社的记者。特多作为共和国到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桑丽莎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这所大学为了让留学生熟悉中国文化，也会经常安排他们到长安大戏院看京剧。留学生们看完戏，总要和现场懂英文的中国观众交流一下以便理解。因此，朱伟和这所大学的许多留学生都很熟。

也就在1997年，朱伟认识了桑丽莎。这年夏天的一天，学校又组织留学生到长安大戏院观看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中就有桑丽莎。朱伟的公司就在演出场地附近，当时朱伟下班没事，也来到大剧院看演出。看完戏，朱伟又被留学生们缠住讲解。朱伟和桑丽莎两个人离得很近，两个人在一起聊天。这也是朱伟和桑丽莎第一次见面，他们互留了电话号码。

桑丽莎说，那时候我就感觉找到了未来的先生，就是中国说的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吧。

原来，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带她到当地唐人街的一个小店买东西，当她排队付款的时候，就见到两个中国少女在收银台说汉语，这个小小的细节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桑丽莎说：我当时很伤感，我与她们站得这么近，但感觉却又那么远。我多么想听懂她们的话，和她们交流，消除相互间的障碍，缩短相互间的距离……

多年后，桑丽莎突然莫名其妙想来中国，仿佛冥冥中的一种安排，也许那时就埋下了种子。两人不期相遇，一见钟情，朱伟和桑丽莎确定了恋爱关系。2001年，这对异国情侣水到渠成结了婚。当时，朱伟虽在北京上班，但户口还在郑州，结婚证是在郑州领的。结婚当年，朱伟年迈的姥姥生病需要照顾，朱伟便带着洋媳妇“荣归故里”。再后来，桑丽莎跟着丈夫回到郑州，开始了在河南的生活。

接下来，小两口有了两个孩子。如今，大儿子12岁，小儿子10岁，都在郑州上小学。在这个家中，日常交流用的是英语、中文“两掺儿”。谈及两个孩子，朱伟打算等孩子到了18岁时，把他们送到特多，让他们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贡献。

桑丽莎特别迷恋中国古典文化，她甚至成了京剧票友，还上央视的《老外唱京剧》栏目，不间断刻苦学习了28个小时的京剧，登台一亮嗓，就把评委观众都hold住了，还拿了“银龙奖”。桑丽莎特别喜欢中国龙，2000年，她的毕业论文就是《龙年说龙》。

桑丽莎在中国有很多朋友，了解很多的中国风俗，春节经常跟朱伟走亲戚。

她到过河南的很多地方，喜欢少林功夫，会唱豫剧《花木兰》。

酷爱中国龙孕育“国礼”童话书

其实，桑丽莎的家乡也非常美。

桑丽莎说，旅游业是当地最大的特色，大海、蓝天、白云，以及椰树、草编和古船，更有那多彩多姿的服装、热情奔放的舞蹈。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是一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紧邻于委内瑞拉外海的岛国。全国由两个主要大岛——特立尼达岛与多巴哥岛，以及另外21个较小岛屿组成，其中全国大部分的人口均集中在特立尼达岛之上。

朱伟去过特多很多次。他说，特多还没有郑州大，但四季如春，富饶美丽，资源丰富，盛产天然气和沥青。中国人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抵达特多，许多特多人身上多少都流有中国人的血液。当地人口一百多万，华人有六七千，大都是广东籍。中餐馆也很受欢迎，在首都西班牙港，有一条街聚拢了二十多家中餐馆，中国菜被当地人称为最好吃和最贵的佳肴。

两个国度，成就了一个美好的家庭。

婚后的桑丽莎和朱伟一直从事外贸生意，桑丽莎将自己国家和中国的一些产品互销。朱伟在国内有不少朋友，再加上桑丽莎在特多的人脉，两口子做起了两国间机电贸易。另外，桑丽莎还为河南的招商引资做着工作。

工作之余，桑丽莎经常参加一些文化交流工作，她对中国龙很感兴趣，不忘潜心研究中国的龙文化。2003年，桑丽莎还专门跑到了河南濮阳看“龙”。濮阳1987年出土的蚌壳摆塑龙，距今差不多有6500年。

桑丽莎认为，中国龙和外国龙不一样，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在很多外国孩子的印象里，中国的龙一直是凶恶的象征，是邪恶和恐怖的化身。桑丽莎来中国后，对龙的寓意和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桑丽莎觉得，中国龙是吉祥勇敢的象征，自己有责任让其他国家的人民，重新认识龙和中国文化，而这项工作，应该从孩子阶段开始。

桑丽莎觉得，虽然现在中国强大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东方的神秘国度。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就算像她这样在中国住了很多年的人都无法彻底的了解，所以希望用她对中国的理解，写一本给孩子看的书，用浅显轻松的方式让读者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

桑丽莎说，孩子小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缠着她讲故事，由于她对中国的故事了解不多，就自己编故事给孩子们讲。几年下来，孩子们认为妈妈编的故事最好听，大受欢迎，而丈夫朱伟也觉得故事很棒。2010年初，桑丽莎用了三个月时间，将自己编的中国龙故事改编结集，创作了童话书《皇帝、新娘与龙袍》，讲述了古代中国一个新皇帝和两个想嫁给他的女孩之间发生的魔幻故事，并分别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了这本书。

2010年5月上海世博会期间，桑丽莎曾担任加勒比共同体联合馆的馆长。在世博会的平台上，桑丽莎温柔、美丽、大方，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甚至随意冒出的都是地道的汉语口语，她以此展示家乡的文化、经济。当年7月17日，上海世博会加勒比共同体联合馆迎来她的荣誉日，桑丽莎的新书《皇帝、新娘与龙袍》在那天首发。当时的加勒比共同体秘书长兼加勒比共同体联合馆总代表埃德温·卡林顿出席了新书会。他说，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扩大和加勒比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合作项目，而桑丽莎的新书，缩短了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距离，将成为中加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

对此，桑丽莎说：“我有一种成就感，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拉近了同中国人的距离，穿越了相互间的障碍。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古老、悠久的灿烂文化使我能写出《皇帝、新娘与龙袍》这本书，我希望它能激发国外青少年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和热爱……”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本书还被作为“国礼”送给了中国国家主席。当地时间2013年6月1日上午，特多总理送给到访的主席两件礼物，其中一件是桑丽莎英文版的童话书《皇帝、新娘与龙袍》。

朱伟说：桑丽莎的作品，这次有幸成为特多的国礼送给主席，这让我和丽莎都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和丽莎特别有成就感。在特多谈到经济交流合作时，还特意说到了文化创意产业，这对我和桑丽莎的事业绝对是个好消息……

动漫作品将在加勒比地区上映

其实，早在2013年5月下旬，桑丽莎就离开河南郑州回国。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听说主席要出访特多的消息，桑丽莎要回国肩负起“文化交流特使”的职责，她想利用自己“中国通”的优势，看能不能为双方做些沟通工作。而另一个原因是，桑丽莎要和目前加勒比地区最大的英文电视台洽谈《魄力熊猫》在当地的播出事宜。丈夫朱伟说，自从动画片《功夫熊猫》上映后，熊猫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很快红遍全球，有心致力中国和特多文化交流的桑丽莎，也十分喜爱熊猫。随着日常贸易工作的稳定，朱伟和桑丽莎的“业务”开始逐渐向文化产业领域倾斜。

2011年底，两口子在郑州创建了金蘑菇（郑州）动漫有限公司，选址在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桑丽莎出任CEO，这是特多共和国公民在中国投资的四个公司之一，也是目前河南唯一的“特多人公司”。《魄力熊猫》是金蘑菇公司的第一部系列作品，计划拍摄26集。

2013年6月3日，朱伟告诉桑丽莎，央视财经频道播出了采访自己的新闻。朱伟身后的墙上，贴着手绘的卡通大熊猫的头像。朱伟开玩笑说，《魄力熊猫》是他和桑丽莎在文化产业“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他们选择了《皇帝、新娘与龙袍》，公司有意将这本书打造成一部3D动画片，现在已经开始着手筹备。

第7篇：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概论”　“理论故事化”授课方式　特点　教学技能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6－0044－05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下文简称“概论”）是根据“05方案”设置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必修课程，一般设置为4学分，旨在引导当代大学生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作用，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实际教学效果却差强人意，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课堂气氛不活跃等现象大量存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教

学内容上看，“概论”课理论性较强且较枯燥，对多数本科生来说是非专业课程；从教学方法上看，“概论”课堂一般人数较多，多数教师仍以讲授为主，“满堂灌”色彩较重；从教师队伍上看，存在教师的言传与身教不一致现象；从学生群体上看，当前学生接受信息与知识的途径增多，个人价值选择趋向多元化；从社会大环境看，后现代主义推崇非线性思维方式，倡导通过“解构”的方式认识和理解世界。对此，众多一线教师开始对“概论”课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进行不断改革与完善，“专题教学法”、“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等陆续充实到课堂教学中。本文以“概论”课的特点为基础，结合实际授课经验，对“理论故事化”教学法在“概论”课中的运用进行探讨，并求教于方家。

一、“理论故事化”教学的合理性

理论故事化，即以故事的形式来阐释理论、讲授理论，核心是深入挖掘理论背后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故事。探究理论故事化的合理性问题，首先需要阐明人类的“故事情结”，即人类为什么需要“故事”。第一，生命历程及其意义构成了人类故事情结的前提。人是故事性动物，个人总在历史的空间中生存与发展，故事本身就是人类生存境遇的浓缩。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能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主人公的悲喜经历让听众体验到同情共感的乐趣。加之故事阐释空间巨大，更能给人的心灵以自由的、移情性的释放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个人的历史，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使我们能够解释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被引向何方。”第二，故事有助于“自我”更好地融入社会。每个人都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中，都与周边世界相互建构。通过对故事的感悟，个体能吸收信息、更新观念、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摹本和借鉴的经验。“我们对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类对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层需要。”第三，故事是以实践智慧的方式保存民族文化的有效方式。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故事内含的各种事件与人物展现着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积淀着民族文化的特有心理情结，充盈在民族记忆的细胞中，构成了传承和理解传统文化的基因。

既然人类需要故事，那么理论与故事的契合度大吗？从理论的内涵来看，理论是人类基于社会实践活动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知识的系统结论。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人类的实践空间和历史境遇构成了理论与故事相契合的基点。理论一方面折射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体现了现实世界现象的图景，但另一方面，理论更是研究者对现象予以建构、赋予其意义的话语产物，是主体对现实世界的观念性筛选结果，而非简单的直观“镜像”。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文史哲”不分家、“六经皆史”等论断都证明了历史故事与文化理论的密不可分，在实际传承过程中，评书、快板、小说、相声等“故事”体也成为理论、经义的有效载体。

从认识论上看，故事和理论分属不同的思维表达方式，理论侧重于逻辑思维，故事偏向于叙事思维，“命题思维存在于逻辑论证，目的在于让人信服一些抽象的、不依赖于背景的真理；它是逻辑——科学的和范式的思维……相反，叙事思维呈现了具体的人物和人际背景，以展示他的特殊有效性，是一种目的在于使其显得真实的理解方式”。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一种逻辑推论的话语体系，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不利于形成脑际具象、不利于引感体验和审美愉悦。而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承的方式之一，讲故事能够使缄默知识显性化，能够通过捕获形象来感动听众心灵。“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描述世界的模式。不管是传记性的或虚构的，故事都提供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和归属。它们把我们同他人联系起来，同历史联系起来。通过提供一种具有丰富的时间、空间、人物甚至对生活的建议的丰富多彩的画面，故事的结构为我们提供了想象、陈述和隐喻，使我们在道德上产生共鸣，促进我们对他人、世界和自己的认识。”

二、“理论故事化”教学的特点

（一）有利于展现伟人的真实魅力

围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诞生了两大理论体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者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而“概论”课正是对这四大理论成果的集中阐释。在讲授“概论”课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四代中央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予以讲授，对一位位历史伟人的高瞻远瞩与丰功伟绩予以讴歌。时势造英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他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以往的“概论”课上，伟人的生平与成长经历很少被涉及。而在“理论故事化”的授课过程中，需要捕捉伟人的生活细节，通过故事性描述来展现一位位有血有肉的领导人，使历史变得熠熠生辉，理论变得妙趣横生。如讲到建国后的“过渡时期”时，笔者讲述了牺牲的故事。1950年11月25日，在朝鲜战场牺牲。此时，在北京万寿路六所的闻听噩耗，“手中拿着的香烟一下子掉在地上，……继而，转脸望向窗外的天空，两只眼睛陡然泛红，从眼眶里滚淌下了大滴大滴的眼泪。”同时，继续向学生讲述，一生有10个儿女，但由于时局艰难，建国前先后有6个孩子在革命岁月中丧生，至此仅有毛岸青、李敏、李讷在世。忍受着老年丧子的悲痛，作为一名父亲，动情地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实践证明，从伟人的情感世界中，更能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伟人、令人值得效仿的伟人，激发学生“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情感认同。

（二）有利于呈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

中国近现代史，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畏艰难险阻、不断追求真理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被学习、运用、转换、创新的过程。正所谓论从史出，“理论故事化”教学旨在还原理论背后的中国发展脉络，因为批判历史与指引未来正是“概论”课的重要特点与学科任务。情节是故事的生命，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史诗，而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创建、改革开放正是中国民族复兴史诗的最大情节。这就需要着重加强对政治理论所处时代背景的分析与挖掘，不但要解释理论“是什么”，还要讲授理论的背景与前景，即“为什么”和“怎么样”。“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忽视对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的详细阐释，就不能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在“概论”课的教学中，需要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瞻前顾后的“情节”分析、与时俱进的逻辑演绎。例如，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978年后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可谓是大刀阔斧，殊不知政治体制改革亦在大踏步推进。1982年在的力推下，取消了几十年一贯的主席制，实行体现集体领导的总书记制度。讲到此，就需要着重把建国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书记处书记、总书记以及国家主席的演变过程及内在逻辑向学生介绍清楚，引导学生认识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

（三）有利于揭示理论的历史使命

任何理论的旨趣都是为解决问题而诞生的，而问题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身内在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从认知方式上看，“理论故事化”蕴含着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转换到生成的、实践的思维方式，“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的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概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分析人手，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及其精髓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政治与社会建设理论、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外交战略和祖国完全统一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等内容。例如，在讲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节时，笔者从党的二次会议制订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讲起，中间详细阐明从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党的十二大经济建设分“两步走”战略、到党的十三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到党的十六大“一条新道路”和“一个统筹”的发展理念、再到党的十七大“又好又快”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向学生阐明，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并要主动接受实践的检验，办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知识体系上看，“概论”全书由总论到基本问题再到具体问题，从整体到局部，从总论到分论，层层深入，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累累硕果。在“理论故事化”的授课过程中，需要分析每一理论所依附的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更要用生成的或历史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把理论看作一个不断创造、发展的过程，把世界发展视为不断拓展和超越的过程。

（四）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奋斗激情

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自主意识、思考判断能力快速成长的时期，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到正确的认识，达到教学目的。“理论故事化”教学方式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以其生动的描述、丰满的形象、细腻的感受等特征，激起大学生的共鸣，进而对其所承载的理论意义予以深刻领悟。故事能够扩大学生的思想视界，让学生从感知具体历史背景人手，帮助学生体验伟人的生活，唤起大学生的热情，激发大学生的道德情操，使学生与伟人的奋斗历程相协调。例如，在讲到“反对本本主义”时，一方面要向学生指出教条主义的危害，同时还要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向学生讲述历代领导人读书的故事。如去世前7小时仍在读书；把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至少通读过两遍等等。实践证明，当一个人的积极性情感体验得到不断积累之后，就会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和认同，进而在行为上产生某种偏爱的立场、习惯、思维定势和行动惯性。

三、“理论故事化”教学的技能养成

（一）坚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采用“理论故事化”教学，绝不意味着对“概论”课意识形态性质的消解，需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统治阶级总是将德育看作服务于本阶级统治的工具，德育功能必然被注入极强的政治和阶级意识，因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统治意识的一部分。这就是德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德育活动便只是认同并内化为统治阶级的功能期待和选择，而是社会各个阶层或阶级都有自己的德育功能期待；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尚有许多人类共同的、非阶级性的东西，同样影响德育功能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德育功能的非意识形态性”。“理论故事化”教学既要坚持以意识形态性因素为主导内容，又要对非意识形态性因素予以穿插。在一定意义上讲，“概论”课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正是授课过程中理论性与故事性的有机融合之所在。因此，在故事选取时，应按照具体的教学目标，克服“去意识形态化”倾向，突出思想政治性，唱响主旋律。“理论故事化”教学要凸显以政治理论为基点的教学取向，既不能蜻蜓点水、轻描淡写地在故事之外捎带讲解理论，也不能不着边际地脱节理论漫谈故事。如果脱离理论一味地讲述故事，忽视理论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就会陷于盲目和肤浅。当然，在此过程中坚决反对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味迎合其猎奇心理而八卦起来，甚至堆砌一些与理论无关的低级庸俗的材料、野史、趣闻等。以讹传讹、纯粹为了故事而故事，不加分析地罗列社会现象、问题，忽视基本理论的传授，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这就背离了理论课教学的目标。

（二）科学选择理论故事

理论故事的选择是一个收集、整理、分析、编辑、加工的综合过程。要把理论故事和历史故事两个概念区分开来，理论是系统的知识体系，其真实性和可信度都比较高，理论故事着重介绍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辐射意义，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就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故事的艺术加工成分、作者感情成分较重，因此，对于历史故事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应以欣赏为主，而对于历史事实、事件、人物则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在选择理论故事时，要弄清教学目的，结合讲解的具体篇章找到合适的理论故事。比如在讲“一国两制”一节时，笔者讲述了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摔跤”的故事。1982年9月24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面对英方的附件条件，邓小平义正言辞地说：“问题不可讨论。”邓小平充满自信与魄力的形象令人折服，香港回归问题顺利签约；而走出人民大会堂的撒切尔夫人却踉跄一跤，个中对比，回味无穷。当然，选择理论故事时可供参考的资料非常多，专著有《走下神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传》、《他改变了中国：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案例分析》等，杂志有《炎黄春秋》、《党史博览》、《百年潮》、《文史精华》等。

同时要看到，“概论”是对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四大理论成果的集合和凝练，内容多时间紧，“故事”选材要贯彻“精、管用”的原则。如在讲解政治协商制度时，给学生讲述和黄炎培“窑洞对”的故事效果会更好。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与傅斯年、左舜生等六位民主人士为恢复停顿的国共和谈，飞赴延安。7月4日，邀请黄炎培到杨家岭窑洞叙谈。期间，黄炎培谈到了历史发展周期率的问题，即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提高“讲故事”的叙述技巧

众所周知，故事一般有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要善于事前对故事要素进行剪辑。而在“理论故事化”教学的讲述过程中，故事是服务于理论的，大可不必刻板教条。从认识的本质上看，讲故事是一种思维体操，需要注重思维的推演过程。因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思维方式主要有演绎的方式和归纳的方式；从辩证逻辑的角度分，思维方式主要有由具体到抽象与由抽象到具体、综合与分析等形式。对“理论故事化”教学来讲，其思维形式侧重于归纳的方式或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方式。同时，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来分析，每个人在接受与理解事物时都有一个“成见”般的前结构，只有采用一种“视界融合”的立场，才能形成“效果历史”。“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表现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具体到故事的讲述形式上，除了教师课堂上的现场讲述外，还可在课上播放多媒体视频资料片段，课下让学生拷贝观看历史影片。这方面的资料有热播影片《辛亥革命》、《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纪录片《辉煌六十年》、《》、《》、《刘少奇》、《》等等。

第8篇：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 关锦鹏；空间；香港；身份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C760131）。

关锦鹏影片在文化空间思考和追求上具有独特性，采取一种跨越空间的处理方式。《愈快乐愈堕落》将“香港—台湾”两地空间与异性、同性不同的情感取向交错；《有时跳舞》的叙事空间是一个被封锁的“蜉蝣岛”，但岛上人性格、身份、地域背景却各不相同：本地酒吧老板，旅美日籍摄影师，儿时偷渡该岛、成年定居美国的女银行家，香港脱星，久居岛上养病的日本作家……身份极为庞杂。复杂的故事场景，交错的电影空间，关锦鹏恰以此探讨香港城市身份的建构。

一、影像香港

身为港人的关锦鹏无时无刻不对“我城”身份进行反思。自处女作《女人心》对焦香港都市男女开始，《地下情》《胭脂扣》《愈快乐愈堕落》《有时跳舞》都发生在香港这个都市空间。《胭脂扣》指涉了两个时代：西塘旧时声色繁华的香港和现代都市乏味躁动的香港。他的感性体认呈现了都市香港的粗糙和落寞。

（一）边缘化的题材

处女作《女人心》表现婚外恋，随后《地下情》的三角关系、离婚、堕胎，《愈快乐愈堕落》的同性恋、婚外性、双性恋倾向到《有时跳舞》偷渡、疫情、三级男星……关锦鹏选择了边缘化的题材，以边缘的角度进入当代香港社会。作为现代病症候，港人内心焦虑不安，再加上特殊的政治历史身份因素，孤独、漂泊、困顿、无助的不安全感尤重。“边缘”恰适合表达这种境况。

相对于主流婚姻观念，作者看到了普通夫妻在心理上惧怕责任、行为上背离婚姻、灵魂上无法沟通，婚外恋、婚外性，又依赖婚姻的复杂状况。《越快乐越堕落》中，电脑工程师冯伟与妻子月纹的隔膜与日俱增，从不曾察觉到彼此心知，然而两个人却都没有办法解决。冯伟对着电脑，月纹发展了一段并非出自爱情的身体关系；月纹遇难去世之后，冯伟更为孤独。

“同性恋”这类典型的“边缘人”在关锦鹏的大部分电影中存在。《愈快乐愈堕落》中唐先生、小哲、冯伟、澡堂中的男人、游泳馆里的男孩等。唐先生丢失了爱人，在怀念、孤独与等待中不敢期待新的感情，只能静静观望和守候；小哲漂在香港，感情和身体都不断徘徊，以与月纹的关系实现对冯伟的感情；混沌的冯伟甚至对自己毫无了解，一味迷茫。这些人的性别身份是边缘的，但困惑、迷茫、焦虑的边缘心态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却并非他们独有。

不同的是，关锦鹏的边缘人物与香港“边缘人电影”大不相同。他并不表现香港电影中典型的“黑社会人物”“问题少年”“新新人类”“杀手”“同性恋”也和“猎奇”港片不同。“边缘”不是“奇观”，他以平等立场、常态眼光看待，这与其自身的同性恋身份有密切关系。

（二）闭塞的叙事空间

香港弹丸之地，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 300人。纪录片《念你如昔》中，长镜头不断扫过密密实实的高楼和拥挤的人群，高楼之后还是高楼，人群之外还有人群，这就是香港。关锦鹏要让观众看到一个不同于小马哥侠肝义胆的英雄香港、不同于曼妙韵致苏丽珍们的香港，不同于蛊惑仔陈浩南们刀光剑影谈浪漫爱情的香港，他要让那个活生生的拥挤的川流不息的香港呈现出来。

《愈快乐愈堕落》的自然空间、人物互动空间、镜头剪辑空间均极为封闭。冯伟和月纹的旧家新居、地铁、游泳馆、电梯、餐厅等促狭的故事空间承载了像冯伟这般不愿与人交流的主角。即便海滩这样开放的空间，镜头上却试图做封闭表达：小哲和月纹的纵情在特写和中景间交错切换，将两人之间爆发的欲望封闭在镜头之中。

《有时跳舞》的故事发生在偏安的小岛，呼应了港岛的地理文化位置；致人死命的恶性传染症使孤岛被封锁，强化了空间的封闭；人物众多，更增加了空间的促狭。另外一层封闭性体现在空间上的彼此无关联，阿宝的旅店、老板娘的酒吧、春树的小屋、海滩、码头……如此小的一个岛屿，如此多的人物、仅仅一天的短暂时间，故事和每个空间都发生关系，但位置上却彼此无法联系，好像每一个都各自独立，各自封闭。

（三）苍白、破碎的影像风格

不同于《阮玲玉》在画面空间上的精致留白、《红玫瑰白玫瑰》对光影和色彩的极致追求，《愈快乐愈堕落》《有时跳舞》影调平实得略显苍白，镜头晃动不安，影像支离破碎。

《愈快乐愈堕落》开场是手持摄影机拍摄的机场候机厅的镜头，大部分是偷拍。一群即将回国的日本游客在导游的安排下拍照留念，导游的镜头有些曝光过度，Rosa 和月纹，两个长相一样的女子分别出现在机场，穿过嘈杂混乱的人群。月纹出现的第一个镜头倾斜并晃动，手持摄影、不规则取景、变换机位的倾斜拍摄……从一开始便增加了影片在情绪上的不安定感，结果飞机失事，月纹遇难。

唐先生、冯伟和小哲在地铁站的一段戏比较典型。两组：冯伟—唐先生、冯伟—小哲。13个镜头，均为手持拍摄，倾斜取景，简洁清晰地交代和铺陈了两组人物关系。唐先生对冯伟是较明的一条感情线，7个镜头，以冯伟等地铁开始，地铁到站，唐先生无意看到窗外等车的冯伟，镜头5唐先生转着头，处于前景虚焦，冯伟实焦，处在画面的中心位置；镜头6反打唐先生神情专注地看着冯伟，镜头从左倾变为右倾，暗示因遇到冯伟，唐先生的内心世界、生活重心发生倾斜。小哲对冯伟的感情在暗，隐隐约约似有似无，6个镜头中两个是小哲主观镜头在背后偷偷看着冯伟的背影，不稳定地推进，晃动；两个是连续向小哲推进的摇晃镜头，小哲略显不安和惊恐；两个是冯伟与小哲在同一画面，冯伟处于前景、实焦，面无表情，小哲在远景、虚焦，两个镜头之间的细微差别是第二个镜头中两人的空间关系更近，小哲更为清晰。而冯伟则一直是其中最木讷不察觉的一个。这段镜头铺衬了人物关系以发展变化，表达了人物内心，处理得非常精彩。

二、香港意识

瓦尔特·本雅明说凡是变成影像的总是一些将要消失的东西。以阿巴斯的观点，当我们蓦然预见香港即将“消失”，我们方才对香港的“存在”有了切身珍惜，但这怀旧忆往的努力注定是尚未开始，已然错失。

香港是一个归属感最强同时也是一个安全感最差的地方，港人强烈地认同自己“香港人”身份。这和近代以来香港经历有关：原本中国南海的小渔村，并不处于文化的中心地带，签割给英国之后，又对英国殖民统治有一种天然的排斥，这样在夹缝中的香港人，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身份是“香港人”。虽然“香港人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华人”，但“香港本是个政治感冷漠的地方，在城市身份上任由英国与中国的国族叙事加以构造。但自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现有的殖民地身份的即将消失，忽然唤醒了香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识，于是有了大量的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有了大量的对于香港文化身份的讨论。香港历史上本土意识发展的高峰，出现在香港即将失掉的时刻……”

周蕾在《写在家国之外》一书中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地交错，使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代如我，一直生活在‘祖国’和‘大英帝国’的政治矛盾之间。……对香港人来说，语言，特别是‘中文’，包含着意味深长的文化身份意义和价值意义。但是对于在香港生长的人，‘本’究竟是什么？是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文化吗？是黄土高坡的中原文化吗？……一言以蔽之，香港人的历史，未被了解便遭抹拭，未被承认便遭否决。”

与学者周蕾的焦虑不同，关锦鹏对香港的思考饱有着自己独特、敏锐而感性的部分。《念你如昔》中，他说“那一阵子，缠绕过关于作为香港人的文化根源问题，但是每次经过繁华流丽的楼房街道，却又蛮骄傲于这个小地方。现在能有这个不大不小的空间，去思考许多不关温饱的问题，总又觉得应该心平气和地去珍惜……身边好多朋友突然间都兴高采烈地在做很多事情，大家其实都希望赶在七月一号以前做出来，觉得再不做，往后的日子不知道会怎么样，连自己都在问，当然没有人会回答你。”

关锦鹏并不刻意追问香港是怎样来的，好像母亲的白头发，“那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中间的时间是怎样过去，自己都不知道”他只是在他的香港故事中不断地追问着香港的城市身份，当下的、未来的香港。

九七的到来，一直以来的身份困惑在“回归”这个语境下更加凸显出来。关于回归、与香港有关的内地的信息，作品中多有隐喻和呼应。《愈快乐愈堕落》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月纹的意外是整部影片展开的动因，她去楼下碟片行的时候刚好是1997年2月，电视新闻里播放的是邓小平去世举国悼念；青马大桥作为回归最直观的意象在片中反复出现，片尾冯伟驾车和唐先生在晨色中驶上青马，唐先生问冯伟1984年9月16日在干什么，时间如此久远哪还记得——1984年9月，中英双方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使香港回归成为现实，香港驶上回归的路途——《暗涌》音乐响起，路途漫长。

《有时跳舞》中，关锦鹏以春树旁白的形式再次反思香港身份，“船只、岛屿、人，相互依赖而存在的三元素，构成牢不可破的三角形”，而英国殖民、中国母体和港岛自身，对于香港意识的形成，也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关系。船只是大英帝国的“船只”，殖民了这个原本属于政治中国的“岛屿”，而这岛上的“人”就是香港人。面对九七回归，“如此这般，人物流连在地球村，漂流进彼此陌生的领域，直至做别的瞬间，他们才赫然察觉一份从未在意的联系，正告瓦解” 。

三、结 语

除故事片外，拍摄于1997年的《念你如昔》，关锦鹏以纪录片方式，从身边体验出发，自己的去留、母亲的选择……思考着香港的城市身份。他反复拍摄自己的母亲：晨练、为妹妹照看小孩、染头发、吃饭、谈话……母亲的同一个动作，以不同影调、色调连续地反复重现。念“你”如昔，念的是香港，也是母亲。关锦鹏不着声色地将香港和母亲对应，对香港不舍的感情，对母亲的依恋与怜惜，这正是关锦鹏“香港意识”所发出的声音。他不是将自己比作香港，母亲比作中国母体，香港不是任由中国和英国国族叙事的“子”的香港，香港是关锦鹏从自我体验出发的“母”的身份。

[参考文献]

[1] 西西.我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谭昙.当代香港电影中的边缘人[J].当代电影，2002（02）.

[3] 阿巴斯.香港城市书写[A].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与文化研究[C].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4] 赵稀方.小说香港[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第9篇：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

20xx年10月15日9：00，中国发射了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5号”，飞船在太空中飞行了21小时，绕地球运行14周后，于16日清晨6：23安全返回地面。宇航员杨利伟成为第一个乘坐中国人自己的飞船进入太空的中国人。

“星星知我心”活动正是针对我国“神舟五号”的成功升天和杨利伟的安全返回，以及学生对神秘的星空无限的向往而开展的一次综合实践活动。活动中学生通过收集有关星空的知识、故事，观察无垠的星空，拍摄星空的照片，对专家进行访问等形式，探索星空的无限秘密,激发学生对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的兴趣。让学生初步了解星空的知识，学会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学习，使学生从小养成热爱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主动探索，自主创新的精神。

活动的目标：

1、通过自主收集星空的知识，使学生对星空有一定的了解，激发对星空的乐趣。

2、通过观察，实践拍摄，以及电话采访等形式，使学生知道我们有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3、在实践观察中，引导学生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学会想象。树立学生自主探索的意识，主动创新的能力。

4、培养学生小组合作的精神，发扬团队精神。学会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团结合作，共同进步，知道小组合作的重要意义。

活动的准备：

组织学生进行观察星空；电话采访专家；学生进行收集资料，汇总资料，编排资料，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整合资料。

活动的方法：

多种途径收集有关星空的知识（图书室、新华书店、网络等）；实践观察，拍摄神秘的星空；电话采访专家，接受专业知识；写观察日记，绘画，作文想象中的星空传奇等等。

活动的过程：

1、“飞天”的梦想

敦煌石窟里的“飞天”壁画美妙绝伦，她是我国古代人民对神奇天空的幻想；牛郎织女的故事家喻户晓，她是千古年来人们美好幻想在天空飞翔的梦，神秘而美丽的天空一直承载着人类的梦想。明代的万户，在人类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上第一个用火箭进行升空飞行试验，第一个为人类探索太空飞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杨利伟“首飞”成功，使中华民族的飞天之梦想变成了现实。从飞天到嫦娥、再从万户到杨利伟，从辉煌到衰落，从衰落到再度辉煌，中华民族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奋斗历程啊！

他们给了我们启示，给了我们勇气，让我们更加想去太空遨游，探索。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儿童心灵深处都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使自己成为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基于这些原因，我在本班开展了探索星空的综合实践活动，以调动学生对神秘星空的好奇心，激发他们探索星空的积极性，培养他们创新的意识。为了贴合学生的心理，我为这次活动起一个好听的名字：星星知我心。

2、“行走”的梦想

每个人都有梦想，而且都是那么甜美而神秘。她是人深藏在心底的追求，是难以遏制的动力。但是实现梦想又充满了坎坷和磨难，我们相信用智慧和血汗浇灌的成功之花一定是更加明艳而芳香。因此为了实现这次实践活动的梦想，我和学生们制订了详实的活动方案，进行了分组分工，明确了各个组员的任务，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

A组九大行星组（成员：薛瞳、田超、王伟、吴正川、吴杰、徐浩、吉天、卞正康、赵鹏程、吉善彬、吴海伟）主要收集有关九大行星的资料，绘制太阳系的模型图，并根据收集到的材料编排一个节目；B组十二星座组（成员：邱月玲、刘卉、翁玲、李琦、王颖、张敏、黎志慧、邱悦、张群、沈悦、戚梦静）主要是收集希腊神话中的有关星座的传说故事，并且绘制十二星座的星图；C组天文发展组（成员：陶智威、徐鹏、唐晨超、车永辉、孙辉、马伟、郑军、王毓敏、徐腾、严斌）主要是收集有关中国和世界探索星空的历程，传奇的人物，感人的故事；D观察实践组（成员：耿丽、刘莉、孙莉、孙琳、李志月、黄妍婷、黄凤阁、张莲、刘佳、陈佳月）实践考察小组，首先了解如何去观察星空，需要哪些工具，然后在实践中总结我们应该如何去观察。

在进行收集，访问，调查以及观察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写下自己的活动日记，并能就自己的活动过程及结果写下自己的感想，谈谈自己的真切体会。

梦想在课堂

经过“行走”的岁月，孩子们积累了一定的知识，有了一定的体验，还有了一定感想。他们将这些知识、体验和感想都带到了课堂，在课堂上放飞自己，展示自己，创造自己。

A组同学在薛瞳的带领下，编了《九大行星闹太阳》，九个人分别扮演九大行星，介绍自己的与众不同，让太阳来判定谁是人类最好的朋友。B组同学以美丽的希腊神话故事讲述了星座的故事。还表演了中国的牛郎和织女的故事。C组概括介绍天文史的发展过程以及其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万户、阿姆斯特朗、加加林、杨利伟）D组介绍自己观察的历程，采访的经过，谈体验和感想，展示创作的作品（以我命名的星球[图、文]）

残缺的梦想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梦想并没有完全实现，特别是观察实践组的采访工作和集体的观察工作都没有完成。有客观有主观。处于乡村，条件的限制，主动性和钻研精神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