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方法论；逻辑起点；理论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2-0193-03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1][美]布鲁巴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社，1987：序2，4，10，4，8，12，10，11，27.

[2]张斌贤，刘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3]杨杏芳.“读经30年，自醒才3年”――论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畸形的学术发展道路[J].江苏高教，2009，（7）：7-10.

第2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等特殊教育;审美教育;统计分析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美育对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素质教育切入点的美育对特殊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提高残疾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他们的审美和实践能力，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的最重要的教育之一。本篇论文将就高等特殊教育中的审美教育进行现象考察、理性分析和策略研究，研究特殊审美教育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以促进特殊审美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一、教育研究机构和地域调查

自1987年我国成立第一所专门招收残疾大学生的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高等特殊教育已经基本成型，步入正轨。到目前为止，有近20所高校开设残疾人本科和大专专业，主要针对“三类基本残疾”，即视障、听障、肢障学生(近年来，还包括越来越多的轻微智障者)，每年招生名额达到千人。高等特殊教育的办学形式目前大多是依附在普通高校下设的特殊教育学院，或是合作开设特殊中等职业学院和成人高等教育。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特殊教育学院目前只有一所，即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于2015年升为本科院校，现改名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集残疾人高等教育、特教师资培养、特教专业人才培养于一身。作为影响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至关因素之一，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无疑是直接影响高等特殊院校专业教育和审美教育的重要因素。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于1986年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专业以来，我国已有40余所高校设置了特殊教育培养的相关专业。而且，从办学层次来看，特殊教育拥有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各个学历层次的教育。但整体而言，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水平还不尽如人意，不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极大的提高空间。截至目前，特殊教育研究的主要机构数量有30余个，研究地域呈现出分布广，相对集中的特点。不过，从数据来看，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北京、江苏、浙江、辽宁等地是特殊教育研究较集中的地区。而且，除了国家项目外，这些省份和城市都为特殊教育研究设立了基金，这也反映出这些地区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

二、专业和课程设置调查

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的专业设置是按国家教育部颁发的专业目录执行的，主要根据残疾人学习和就业的双重适应性，以不同障碍类别的特点来设置不同专业。比如，肢体障碍的学生以医学、计算机、会计类的专业为主(近年来随着政策调整，专业限制已经放宽)，视障学生的专业主要有针灸推拿、英语、音乐表演、社会工作、特殊教育学等。相对而言，招收听障学生的学院在专业设置的数量和范围上是最广的，包括了艺术设计和计算机应用两大类，可细分出美术学、服装工艺、摄影、动漫、园林、编辑等30多个专业方向。通过表格可以看到，在为残疾大学生设立的所有专业学科中，艺术类专业拥有中流砥柱的地位。由于视障和听障学生主要依靠听觉和视觉来接受外界信息，因此听知觉和视知觉的意义就变得尤为重要，以音乐为主的听觉艺术审美教育和图像为主的视觉艺术审美教育正好契合这种特征。高等特殊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也是参照和依据普通高等教育，一般围绕专业知识技能教育、文化基础知识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三大领域展开，其中专业知识技能教育处于核心位置。尤其是对于艺术专业的视障和听障学生来说，艺术教育不仅仅是实施美育的主要手段，同时更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与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与艺术教育息息相关的审美教育理所应当应该成为这类高等特殊教育的重心之一。美育不能停滞在以往死记硬背、晦涩难懂的传统美学教学上，应该与知识技能课程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还要考虑到学生日后所从事的工作，让美育更加深入生活，更加具有实用性，这也是当前高等特殊教育中审美教育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活动中所要面临的艰巨挑战。

三、理论研究现状调查情况

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的办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所以，对近30年公开发表的相关高等特殊教育研究论文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不仅能总结出理论研究的情况和特点，还可以在宏观层面上了解该领域学术的最新发展状况，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显示，我国特殊教育研究所涉及前十位的学科包括了高等教育，其载文数量所占比重约为3．3%，排在第四位。检索从1989年到2016年间的所有来源期刊的论文时，剔出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论文后，以“高等特殊教育”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可以精确检索到352条，其中，期刊论文296篇，硕士论文16篇，博士论文两篇，会议论文四篇。从来源数据库来看，占比重最大的是期刊论文，约为总量的84．1%。公开发表高等特殊教育主题论文的相关期刊有146种，《中国特殊教育》作为特殊教育领域的唯一核心期刊，收录了35篇相关论文，占总量的11．8%。对的作者身份进行统计后，可以发现高校专业的研究人员占总量的88%，占据了绝对地位，其他作者主要是来自中国残联、特殊教育中心等残疾人服务机构。在文献类型中，理论研究的数量最多，实践类型的研究比重略次，调查研究排列第三。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有关高等特殊审美教育的研究都相当单薄。笔者在搜索结果中精确检索“审美教育”，结果只找到两篇论文，而且皆为十年前发表的研究。也就是说，随着近年来我国对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大，特殊教育快速发展，不仅基础教育体系日渐成熟，而且也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范围分布广泛，渐成体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从变化趋势来看，期刊和硕士论文等高端成果逐年递增，而且还设立了不少部级和省部级的课题项目，甚至某些研究近年来成为是中国教育的热点。但是，目前，针对高等特殊教育中审美教育问题的研究，不管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教学实践活动层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空白和不足之处。笔者也希望通过这些现状的调查，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个尚困难、单薄的研究领域，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猛，潘剑芳，关文军．融合教育背景下我国高等院校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思考［J］．现代特殊教育，2015(6)．

第3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一、选题缘由

1984年，厦门大学获得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点，截止到2014年恰好走过了30年的历程。学位论文是传播学科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普及学科知识的重要资料，统计分析一个学科以往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勾勒出该学科发展的历程，明确该学科未来的研究方向，促进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该学科的研究重点。而且，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氛围浓厚、科研水平高，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培养的较高水平，其涉及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对高等教育学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二、选题概况

以高等教育学实力最强的14所高校为研究对象，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2所(厦门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师范类院校8所(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综合类院校4所(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这14所高校均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较高水平。

选取“CNKI—《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网络检索，学科专业名称为“高等教育学”，检索时间段为“2010-2014年”，学位为“硕士学位论文”，以这14所高校为学位授予单位，经过两个论文库的比对和筛选，去除重复的论文篇数，检索出共1056篇硕士学位论文，其收录情况如表1所示。

在所选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中，作者最后入学时间是2011年，该年全国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16个。其中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近5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数量为0，因而本研究未对这两所高校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

三、选题领域分析

将所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研究领域分析，所借鉴和参考的理论或分类标准如下。一是李秉德先生的教学七要素说，即学生、目的、课程、方法、环境、反馈、教师等七个要素。如，高校教师和学生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高校课程教学和科研是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二是参照《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关于高等教育学杂志的分类标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体制与结构、教育经济与财政、院校研究、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课程理论与教学改革、学生工作与学生事务、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史、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等基本栏目。三是受陈学飞分类方法的启发，并借鉴赵苁蓉有关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划分法，对1056篇高等教育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主题分析，得到如下分类结果及主题释义表。

原则上每篇论文只统计到一个主题中，如果研究内容涉及两个主题，则以比重较大的主题为准。

按照本研究的统计标准，对近10年刊载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进行数量统计，并按照数量多少进行排列，刊载论文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见下表。

第一类是大于10%的主题，有高校课程、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研究，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和高校管理研究，总计比例为51%，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在100篇以上;

第二类是大于5%而小于10%的主题，有高校学生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高校德育工作研究和高等教育评价研究，总计比例为38%;

第三类主题的研究比例低于5%，分别是高校教师研究、高等教育史研究及其他方面研究，总计比例为11%。

通过对CNKI和万方论文库数据库中有关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分析，可以明晰当今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重点所在，为今后硕士研究生选题提供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1]李秉德.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第4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高等教育国际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并归纳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4．034

伴随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世界呈现出全方位的密切沟通和相互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这种沟通和影响下的必然产物，高校肩负起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1 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并没有“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192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简称IAIE）在英国伦敦成立，其后协会着手创办了《Intercultural Education》杂志，专门探讨“跨文化教育”的问题。国外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跨文化教育必要性的论证。德国的克里斯托弗·乌尔夫（2010）教授曾指出：“对未来的人类而言，有必要在教育体系中引入以和平与社会公正为导向、旨在可持续性的跨文化教育视角”。

（2）对指导跨文化教育实践理论流派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有：①“文化变迁论”，指出“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具有双向性”；②“文化同化论”，以1964年高顿的“ 同化七阶段说”、7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葛瑞利的“同化六阶段说”最为著名；③“文化融合论”（20世纪初），主张“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④“跨文化适应论”，即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⑤“跨文化交流论”，提出了文化交流的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第二种是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中，第三种是平等看待民族文化异同并能相互理解；⑥“多元文化论”（1915），主张尊重各阶层、各民族的文化，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

（3）对跨文化教育在各国的实践现状研究。Slgrid Luchtenberg，Philip Hermans，Nektaria Paleologou， Mikael Luciak和Gabriele Khan-Svik，Rosa Maria Rodríguez Izquierdo、Abdeljalil Akkari分别研究了跨文化教育在德国、荷兰、希腊、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跨文化教育的建议。

1.2 国内研究现状

田雨、张荣华在论文中明确出现了“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提法。国内对“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大部分都融入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跨文化境遇”研究。这部分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将视野集中在多元文化背景给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带来的巨大影响。较具代表性的有：方国才；马进甫；许国彬等；马艳妮；李辽宁；邹磊磊等。第二类是对跨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研究。如：付用兰；林青；张荣华等。第三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对策研究。如：李炳元提出，要“通过跨文化选择、协调、化解冲突和融合，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第四类是对国外跨文化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与借鉴研究。如：黄志成；陈正、钱春春；赵萱；彭静敏；徐斌艳等。

总的来说，“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研究相对不足。一是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分析跨文化教育的意义、目标、原则的论文较多，而系统地从实践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二是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尤其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多聚焦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层面，对于如何解决好大学生在文化碰撞、选择、融合中的思想深层问题少有涉及。三是研究的时代性不突出。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去研究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的很少。

2 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2.1 主动性与互动性统一

与“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经常相提并论的一个概念是“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两者的本质区别。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非主流文化能被主流文化被动接纳，而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的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是主动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促进各种文化在社会中平等交融的一种动态过程，即在教育中主动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研究不同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理解、共同学习；是通过教育活动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发展一种能够平等共处的生存方式。

2.2 民族性与融合性并存

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引导大学生主动接受并理解文化差异，这要求教育过程既要强调民族性，又要兼顾融合性，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保留中华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教育环境，发展新的教育途径来培养大学生的个性和品质。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人才流动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我国很多优秀学生留学海外，给他国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同时，国外优秀人才也不断涌入中国，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2.3 主导性与自构性结合

一方面，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实施者应是学校。学校教育对推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贡献巨大，学校通过教学与实践，不仅教会学生了解自身文化，还教会他们了解他人以及世界的文化与历史，增强对社会的包容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依然应该成为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另一方面，“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开展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正是大学生自我价值的构建，其核心是发挥学生对自身文化系统的调适功能，建立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自觉性。

综上所述，充分了解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视角把握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应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交融，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托弗·乌尔夫．作为跨文化教育的教育：一场全球变革［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4）

2 王军．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综述［J］．民族教育研究，1999（3）

3 李炳元．论跨文化教育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运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1）

4 简·奈特．刘东风，陈巧云译．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黄志成，魏晓明．跨文化教育——国际教育新思潮［J］．全球教育展望，2007（11）

第5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

Abstract:Mr.PanMaoyuanhasputupaseriesofviewpointsonmasshighereducation,whichformasystematictheory.Theseviewpointsinvolvethesignificance,implication,transitionperoid,enforcementapproach,quality,classificationandorientationofmasshighereducation.Mr.Pan''''sthoughtonmasshighereducationisaChineseeditionoftheWesterntheories.Theyinherit,developandenrichtraditionaltheories.TheyarebasedonChinesereformpracticeandserveit.

Keywords:PanMaoyuan；masshigher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

（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

［2］潘懋元.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6．

［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398．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3．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6］潘懋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国高教研究［J］．2001，（12）：16．

［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8］张洪亚.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2.19．

第6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冲击着教育观念，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即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的形成。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是当今全球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源于多元文化教育观，认为各国的音乐教育体系既不是全球普世性的，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应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多样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不仅批判强势文化国家音乐教育政策、结构和理论的中心性、霸权性和宰制性，强调各民族国家特别是文化弱势国家音乐教育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且还积极倡导“文化间主义”和“跨文化主义”的音乐教育，主张在不同文化的音乐教育观念之间建立起理解和宽容的精神，尊重并欣赏不同民族的音乐哲学、音乐语言、音乐文化和音乐思维方式。认为“音乐本来就以多元的方式存在于不同文化中，音乐教育理应使学生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音乐，在世界音乐的学习中，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通过对‘他人的理解’增强自我概念和自我理解。”①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21世纪全球音乐教育发展的趋势，它首先出现在美、德等发达国家并逐步影响到世界各国。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观念也开始影响到中国。在与美、德等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交流学习过程中，中国音乐教育的学科发展亦注入了新的活力，2002年颁布的国家艺术课程标准中已开始提到多元文化音乐。高师音乐教育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母机”，而音乐理论课则是高师音乐教育课程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中国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由于受计划经济和苏联教育体系的影响，在课程设置上分类过细、各自为战，过分强调学科的独立性；在教学内容方面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常生活缺乏联系；在教学方法上过分注重机械记忆和被动模仿，缺乏正确的教学思想的引导。这样的教学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音乐教育改革的要求。观念的解决是建立理论认识的基础，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的影响下，笔者以为，应本着“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的原则，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方面对高师音乐理论教学改革进行思考与探索。 一、课程设置的整合与重构 关于“课程”的定义，教育学家早已给予了诸多不同阐释，而人类学家则认为“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音乐理论课程作为人类几千年音乐文化的精华，担负着人类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责任，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课程设置是不同思维模式的体现，它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接受效果的优劣。格式塔完形心理学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每一部分之所以有其特性，是因为它与其他部分有某种联系。③音乐理论课程体系与其中各部分课程的关系，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目前中国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仍各自强调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而忽略了其整体性。如何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下进行音乐理论课程设置的整合与重构，是目前中国高师音乐教育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我们应“把整个音乐理论课程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使之通过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和互相联系趋向统一，使总体在各部分相互协调中求得发展。”④ 1．强化课程，淡化学科，重构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的分科。课程设置作为中国高师音乐理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目前仍比较缺乏弹性，具体表现在有些课程划分过细、重叠过多。我们应本着音乐教育多元化的原则，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的结构体系，根据课程内容之间的关联与体系，将原有的趋于分散、科目繁多的课程结构加以整合。强化课程，淡化学科，同时对特别需要扶持的传统音乐理论仍需留有一定的空间，以供其不断付诸于教学实践，逐步建立并完善高师音乐理论教育体系。具体来说，为利于学生对整体音乐理论知识的掌握，在各学科相互协调中求得总体效果，笔者以为，应将目前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中一些较分散的学科进行重构，以板块的形式囊括可以相互融合的课程，如在“音乐基础理论”板块中可包括《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等学科，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板块中可包括《民族民间音乐》《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作品欣赏》等学科，在“外国音乐概论”板块中可包括《外国民族音乐》《外国音乐史》《外国音乐作品欣赏》等学科，在“作曲技术理论”板块中可包括《歌曲作法》《配器》《复调》《曲式与作品分析》等学科。需要注意的是，音乐理论课程的多元化需要各板块内部课程之间、各理论板块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渗透，而不是简单地将各个理论课程叠加在一起。只有强化板块式课程体系，淡化分散式学科课程，才能在整体习得的理论中达到课程改革的目的。 2．重视音乐与非音乐学科的关联与整合，将其融入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体系中。从全球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看，对基础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基础音乐教育工作者除了必须精通音乐教育领域的学科内容外，还要具备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要随时随地解决与音乐学科领域有关或无关的问题。⑤因此，重视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与非音乐学科的关联与整合，将文化科学知识融入高师音乐理论课程体系中，是目前高师音乐理论课程改革值得关注的重要环节。 二、教学内容的交叉与融合 现存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体系是传统高师音乐教育模式下的产物，教材的理论体系较陈旧，已不能适应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如目前高师的和声教学仍局限在给学生灌输传统和声的狭小范围内，“对近现代和声了解很少，对创作中出现之新的和声现象困惑不解，对和声学的历史沿革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⑥对于音乐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现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单轨制，即是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加以增删取舍，教学体系基本不变；其二是双轨并行，即主张欧洲音乐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两种教学体系并用，实行“双轨教学”；其三是多元化道路，即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背景下，将东西方的音乐理论融会贯通，在各文化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的网络。笔者以为，以基础音乐教育为培养目标的高师音乐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求学生掌握广博的音乐知识，才能够适应未来的中小学音乐教学，才能够符合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观念下，在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体现多元化的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体系。#p#分页标题#e# 1．纵横交叉的网状结构 自20世纪初西方的音乐教育体系传入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教学内容都侧重于对西方古典时期音乐文化的阐释，而忽视了当代音乐的发展及其未来的指向，其结果必然造成教学内容无法把握时代的脉搏，无法跟上时代的需要。⑦高师音乐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应突出师范教育的特色，不是往“专”、“精”方向发展，而应朝“博”、“大”方向努力，它既应体现世界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又应兼具时代性、知识性与艺术性。因此，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应组建一个纵横交叉的网状结构体系：纵向方面是西洋音乐理论的延伸，其中应包括20世纪的现代音乐理论等内容；横向方面是世界音乐理论的综合，包括各国音乐理论体系，如印度、阿拉伯等。 2．双层融合的深厚底蕴 （1）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内部融合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潮流中，保持本国的音乐文化个性是立足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的唯一出路。因此，构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也是进行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内容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笔者以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构建，应依据“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⑧，特别要注重民族音乐理论的内部融合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多种语言、多种文字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各有特色，并且“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⑨“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的内涵应用于音乐理论教学，就不仅要传授中国汉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同时也应传授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传统。因此，在构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用“汉族音乐形态的理论”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分析，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传统及其音乐文化要尊重，不能用汉族音乐取代中国音乐，应着重解决以往教学内容中少数民族音乐所占比重较小的问题，⑩体现多元一体、相互融合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特色。 （2）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多维度融合 当今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从进化论发展到相对论的进步，如何处理好人类音乐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并将其综合运用于音乐理论的教学当中，是当前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内容改革的主要任务。因此，在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中更应注意多维度教学内容的综合与整体教学内容的分配。 总之，高师音乐理论教学应适应多元音乐文化发展的步伐，根据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教学需要，科学、合理地拓展教学内容，形成相对系统、完整的音乐理论结构，同时增进学生对于各个音乐文化形态的理解，建立多元化的审美取向，从而达到教学目的和要求。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出新 教学内容是实现教育目标的载体，而教学方法则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更没有适用于一切教学环境的最优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开放的、并且不断发展的领域，教师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能够取得最佳教学效果的方法和手段。中国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在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改革与出新，导致教学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无论教学内容如何改革，如果仍采用旧教法，忽视相关观念的转变，也无法达到教学改革的目的。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决定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要求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与之相匹配，因此，要达到高师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就必须构建多层次、多侧面的多元化教学方法，并主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编撰供教师使用的教学策略与方案。同时，应多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教学方法，将其与高师音乐理论教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教学法。 结语 人类社会愈来愈趋向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势态，任何民族国家放弃全球观察的视野，孤立地谈自己的发展，或脱离自身文化传统去谈发展都难以面向未来。中国高师音乐教育也首先需要考虑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势态背景，考虑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的发展及其对中国高师音乐教育的影响。作为高师音乐教育重要环节的音乐理论课程亦要顺应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课程设置的整合与重构、教学内容的交叉与融合、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的深入探索，提高高师音乐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的音乐教育人才。

第7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 概论课 教育教学实效性 对策选择

[作者简介]郭红艳（1974- ），女，河南开封人，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河南 开封 475004）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虚拟环境下的大学生网络德育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12-GH-187）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2-0143-02

高职院校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课程开设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定大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人文素质；使大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信仰等方面得到全方位提升，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因此，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其实效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的特性分析

1.教育类型的实践性要求。高等职业院校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素质、职业涵养为核心的教育类型，其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围绕教育目的，高职院校应注重根据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来进行专业设置，注重实践教育模式，注重校企合作，重视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等。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必须根据高职教育目的来设计教学方案，选取教育教学内容和教育教学途径。在“概论”课教育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要兼顾国家的培养要求和高职生个体成长的要求。在“概论”课教育教学途径选择方面要兼顾实际的教学内容和学生专业。高职院校“概论”课的实践性要求很明确，这是由高等职业院校的实践性特征和“概论”课教学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性要求决定的。

2.教育过程的主体性要求。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的对象是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整个教育过程的主体性要求强调高职生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包括性格、素质、能力、成长经历、思想实际等方面。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造就或者说是塑造高职生的主体性，使学生的主体性实然层面达到国家、社会应然层面的要求。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我国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等不断增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差异性凸显，独立性增强，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高等职业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只有适应这一教育过程的主体性要求，贴近学生思想实际、贴近学生日常生活、贴近社会市场实际，才能提高“概论”课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

3.教育效果的整体性要求。教育效果是检验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高等职业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效果的整体性要求强调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我们经常说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合格和可靠就是对学生的整体性要求，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等不可能只有某一方面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如果是这样，这是片面发展，而不是全面发展，合格和可靠是针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要把传授知识和提高学生能力和素质结合起来，坚持教书育人相结合。

二、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的理念思考

为了适应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实践性、主体性、整体性的要求，提高“概论”课教学效果，笔者提出“概论”课教学体系的构建思路。该体系从教学目标的设计、教学内容的选取和教学的组织安排三个方面着手，将高等职业院校“概论”课教材的十五章内容整合为四个项目化教学模块，同时将四个模块分解为九个具体教学专题，进行积极探索和尝试。

1.教学目标的设计。为了实现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为社会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须从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层次设定教学目标。首先是知识目标。通过对四个项目化教学模块的学习，使学生理解“概论”课的性质、作用和地位，学习的方法和原则；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及精髓；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过程；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其次是能力目标。能够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运用正确的思想理论分析判断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指导自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能力。最后是素质目标。高职院校“概论”课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指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科学文化素质是指学生通过对科学理论的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正确处理个人、社会、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人文素质是指学生要有“国”、有“家”的观念，爱国守法、诚实守信等。只有将以上三个方面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使学生经得起社会和市场的检验和考验。

2.教学内容的选取。“概论”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是根据教学目标来设计的。为了实现高等职业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目的，我们采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模式。

理论教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重点，共分为四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即第一次课，主要讲述课程的性质、地位、任务、主要内容、意义和方法。第二个模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和理论精髓，整合了书上第一、二章的内容，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个模块是思想，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理论，整合了书上第三、四章内容，中心是思想。第四个模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项目五――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任务与改革开放 ；项目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发展战略；项目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项目八――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和外交政策；项目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

为了保证理论教学的效果，必须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环节根据理论教学内容来设计。例如讲第一次课即绪论专题时，为了使学生明确学习“概论”课的目的、意义，组织学生进行专题讨论。围绕为什么学习“概论”课这一主题，以3～5人为一个小组进行讨论，然后由小组发言人将本组的讨论意见进行反馈、梳理、总结。整个过程一方面引起学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使学生的价值观得以凸显；另一方面锻炼了学生交流、协作和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实践教学环节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比如在校内校外的德育实训基地实习，在校企合作单位进行顶岗实习，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做德育讲座，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等。

“理论+实践”这种教学内容的选取使单纯的理论教学走向学生生活、走向社会实际，在实现知识目标的同时，更注重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3.教学的组织安排。教学内容的有效实施有赖于教学的组织安排。在教学组织安排上我们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课堂讲授互动交流实践体验”五步来进行。在“任务驱动”环节，要求教师在课前准备详尽的课时授课计划和学期授课计划。课时授课计划明确规定每节课的基本内容、课时安排、重点难点等，学期授课计划是针对每一学期授课内容的详细规划。“项目导向”环节是针对不同教学模块认真领会教材内容、明确教学目标。根据学生专业的不同、理论周数的不同，合理调整讲授内容的详略。“课堂讲授”环节是教学具体实施的过程。根据讲授内容不同可以采用不同教学法，比如案例教学法、演讲法、讨论法等。“互动交流”环节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和学生的交流，采取尽可能多的方式进行课堂互动、师生座谈等，教师总结提升。我们不仅注重课堂上和学生的交流，课下从周一到周六系部会安排专门教师、固定时间和固定场所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辅导，答疑解惑。“实践体验”环节是指在理论教学的同时，注重实践教学，开展多种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达到知行统一。

三、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的方法论选择

方法问题对于增强高职院校“概论”课教学实效性至关重要。同样的教学内容，采取的方法不同，直接导致教学效果的不同。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的方法论选择上，应注重“两个结合”“三个贴近”。

1.“两个结合”。“两个结合”首先是指先进性标准和广泛性标准的结合。高职院校“概论”课教学坚持先进性标准和广泛性标准的结合是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统一的要求，即要求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达到统治阶级所要求的目标，这就是先进性的标准。但实际情况是，不可能每一个受教育者思想都达到先进性标准的要求，毕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生活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人有其自身的身心发展规律，具有差异性、独立性和多变性，这就是广泛性标准。因此，“概论”课在制定具体的教育教学目标时要坚持先进性标准和广泛性标准相结合，要考虑到学生的共性和个性。不能因为坚持先进性标准而忽视学生的个性，也不能因为坚持广泛性标准而忽视学生的共性。

“两个结合”其次是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相结合。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涵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到家庭、学校、社会和职业等多方面的影响。家庭、学校、社会和职业对于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涵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有其各自的局限性。

家庭教育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涵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所受的教育、性格、能力等都是对孩子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涵养等产生重要作用的核心素材。如果父母的这些素材不具备优势或者处在劣势，就会对孩子产生消极影响。学校教育是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涵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学校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机构，采用有组织、有纪律的育方式，保证了教育目的的实现。但是这种模式容易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如果主体性作用没有很好体现，反而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涵养形成和发展的核心。人生活的环境和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跟人的素质形成要求相符合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积极的，跟人的素质形成要求相背离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消极的。我们要积极创造具备正能量的社会环境，进而促进人的各方面素质的发展。职业教育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涵养形成和发展的灵魂。职业教育以培养大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技能为核心，职业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涵养水平的提高。

2.“三个贴近”。“三个贴近”强调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要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增强教学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实效性。“ 三个贴近”首先要求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要围绕高职大学生的特点进行。高职院校“概论”课的教材内容应该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设计，高职院校在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职业素养，因此教材设计也应该突出高职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 三个贴近”其次要求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要和学生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避免空讲理论。比如，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问题时，一方面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中国化、实事求是的内涵等；另一方面将这一问题和学生的生活相联系，在日常生活中要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原则，注重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教育学生生活中要注重个人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理论，首先要对自身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自我认识，不能盲目、盲从。“概论”课教学在讲授基本理论的同时，更要注重在学生关心的问题上提供原则性的指导。“三个贴近”最后要求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要和国家、社会、民族的发展联系起来，和国家重大问题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相联系，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比如，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社会核心价值观问题，以及中国梦等问题在“概论”课教育教学中都不容回避，为学生的基本价值判断提供保障。

目前，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在“两个结合”“三个贴近”的要求上做得很不够，并且家庭、学校和社会并没有实现有机联系，因此，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的实效性不尽如人意。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的实效性问题涉及个人、国家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因此研究高职院校“概论”课教育教学的实效性问题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贲国栋.科学认识网络媒体在新世纪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J].思想教育研究，2011（12）.

[2]黄发友.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的教学模式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10）.

第8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程体系比较

［作者简介］刘万英（1964-），女，辽宁沈阳人，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广西南宁530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8年度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基金项目“高职院校思政课‘05’方案教学改革体系整体性构建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8B53）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2-0140-02

一、课程体系比较：“85”“98”“05”三个版本的历史分析

1.“85”母本：基于根本要求的本专一统。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发［1985］18号），通知针对所有高等学校提出“三课两辅”的基本要求。“三课”一是“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二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三是“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政策和实际知识的教育”。“两辅”是“在进行上述各项教育中，要适时地穿插各种切合学生需要的时事教育、文学艺术教育和课外活动”，“还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文件，1986年3月，原国家教委下文，将政治理论课调整为“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三门课程。“85”版思政课程要求对各类高校都是统一的原则要求，虽然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文件，但尚未形成严格规范的课程体系，各地各高校按照上述要求，在实施中以教材编写等方式，对本专科作了有所区别的具体安排。85版思政课程的总要求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成为后来1998年“98”方案和2005年“05”方案的重要母本。

2.“98”方案：基于学制不同的本专有别。1995年10月24日，原国家教委发出《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社科［1995］10号），对本专科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时数安排作了明确的区别对待。在课程体系上，本科的课程为“5+1”，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历史”“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而“二年制和三年制大专，应分别各开设2~3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和思想品德教育课程”。1998年6月10日，、教育部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教社科［1998］6号），以学制区别来明确课程体系区别：二年制专科设4门课，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邓小平理论概论”“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三年制专科设5门课，即比二年制专科增设“思想概论”。本科设7门课，即比三年制专科增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98”方案的出台，第一次以、教育部联合发文的形式制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表明了党和政府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的重视，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课程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3.“05”方案：基于与时俱进的理论强化。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5］16号），为“05”方案定了基调。2004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以学制来制定学分区别：“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专科期间的学习，计1个学分。”2005年2月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意见》对本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作了新的规定。本科设4门必修课，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同时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另外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意见》同时指出，、教育部要在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确定专科层次和硕士生、博士生层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2005年3月9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印发《〈、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教社政［2005］9号）。《通知》重申了5号文件对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规定，同时明确专科设置2门与本科相同的必修课，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同时强调本专科都要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开设“形势与政策”课。2008年8月6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出教社科厅函［2008］15号文件，将高校“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名称调整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二、课程设置比较：本专科学制、学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上的差异

1.本专科学制不同，学时可以有别。1995年原国家教委教社科［1995］10号文件规定，在教学时数上，“四年制本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时数，文科类不少于250学时，理工农医类不少于200学时；三年制大专文理科均不少于150学时，二年制不少于100学时。四年制本科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时数为教学计划内不少于85学时；专科不少于68学时”。1998年、教育部教社科［1998］6号文件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二年制专科为36学时，三年制专科为50学时，本科为54学时；“邓小平理论概论”二年制专科为64学时，三年制专科为60学时，本科为70学时；“思想概论”三年制专科为40学时，本科为理工类36学时、文科类54学时；“思想道德修养”二年和三年制专科为40学时，本科为51学时；“法律基础”二年和三年制专科为28学时，本科为34学时。2005年、教育部教社政［2005］9号文件规定：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4门必修课，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3学分，48学时；“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简称“概论”）6学分，96学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2学分，32学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3学分，48学时。另外，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专科课程设置2门必修课，即“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4学分，64学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学分，48学时。同时，本专科学生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本科2学分，32学时；专科1学分，16学时。

2.文理学科不同，内容可以取舍。1995年原国家教委教社科［1995］10号文件规定，对“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按学科有不同要求：文科类专业应开设，有条件的理工农医院校和专业可列入选修课。同时，还提出“应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财经政法、民族类院校的课程设置，可与本专业基础课程统筹考虑，作必要的调整”。1998年、教育部教社科［1998］6号文件规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理工类40学时，文科类36学时；“思想概论”理工类36学时，文科类54学时；“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类开设36学时，理工类不开设。文件同时规定，“职业道德课，除师范、医学等一些特殊专业要作为专业基础课纳入教学计划外，其他专业可作为选修课或作为思想道德修养课的一部分安排教学”。

3.对应专业不同，课程可以整合。1998年、教育部教社科［1998］6号文件规定：“有关院校政治理论专业和财经类、政法类专业，可根据‘本意见’的规定，与专业基础课统筹考虑，在覆盖‘两课’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确定本校此类专业的课程设置。教育部将推荐若干指导性课程方案，供参照执行。”2005年、教育部教社政［2005］5号文件规定：“有关高等学校政治理论和财经类、政法类专业，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课程时，在覆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可根据‘本意见’的规定，与专业基础课统筹考虑。”从上述的国家文件规定中可以看出，高校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门数、学分设置、教学时数、内容取舍，甚至于课程融合等，都根据学制、学科、专业的不同而不同。

三、目标模式比较：本专科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的差异

1.培养目标不同：本专科“创新型”与“创业型”人才在目标定位上的差异。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划》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的发展目标定位不同。《规划》对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的定位是：“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规划》对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定位是：“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规划》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可以看得更清楚。《规划》对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表述是：“高等教育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规划》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表述是：“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同样是培养人才，但本科教育更偏向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作为既是高等教育层次又是职业教育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则偏向于“创业型”人才的培养。

2.培养模式不同：本专科强化科研能力与强化工作能力在模式选择上的差异。培养目标的差异，必然产生差异化的培养模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本科教育培养模式的提法是：“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规划》对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提法则是：“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可以看出，本科教育以强化学生的科研能力来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专科教育是以强化工作能力来促进“创业型”人才的培养。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不同的目标定位，以及采用的不同的培养模式，必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和考核评价方式产生影响。

四、教学对象比较：本专科学生在知识基础、学习能力上的差异

1.本专科学生外部来源不同，知识基础有差异。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高考制度恢复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但以高考分数划分本科和专科的录取线，在客观上打上了专科学生是高考“低能儿”的烙印。以2011年广西高考为例，该年广西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是：本科第三批文科为396分，理科为334分，专科文理统一为210分。广西高考满分为750分，以得分率计算，本科第三批文科396分、理科334的得分率分别为52.8%、44.5%。也就是说，本科教育中最差的独立学院，其生源的高考得分率基本在44.5%以上，而专科生的高考得分率却在28%~44.5%，处在高等教育体系的底层。本专科学生在知识基础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本专科学生内部成绩落差不同，学习能力有差异。高考本专科录取政策上的差异，也导致本专科学生内部成绩落差较大。同样以2011年广西高考为例，本专科在录取政策上出现两方面的不同：第一，录取分数线不同。文科一本519分，二本456分，三本396分；理科一本506分，二本424分，三本334分；专科文理统一为210分。第二，专科可以补录，本科一律不实行补录，补录时各院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录取分数线，部分专科院校补录分数线降到了170分。因此，我们看到本科院校内部学生高考分的差异在50分左右，即学生的高考分上下落差不到10%；而专科院校内部学生高考分的差异达到了200分以上，即学生的高考分上下落差是30%左右。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是本科院校内部学生知识基础差异不大，而专科院校内部学生知识基础差异较大，学生对知识探求的广度和深度、理解问题的兴趣和能力都有着较大的差异。高考定本专科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的问题，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甚高。因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年）》提出：“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

从实际情况来看，本科生的研究型、创新型发展倾向明显，考研成为一种追求，对理论知识有强烈的求知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文化基础较好。而专科生对理论知识兴趣不大，也缺乏探究的能力，他们更关注与个人职业发展有直接联系的问题，更关注具有实用性的问题，比如，怎样提高个人素质，国家在某个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和采取的政策等。

从以上比较中不难看出，同样是高等教育，不同的教育类型和不同的教育层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教学对象上均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对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核评价方式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标准。如何针对本专科不同的特点，整合差异化的教学内容，采用差异化的教学方法手段，运用差异化的考核评价方式，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将是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面临的严峻课题。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发［1985］18号）［Z］.1985-08-01.

［2］国家教委.《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社科［1995］10号）［Z］.1995-10-24.

［3］，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教社科［1998］6号）［Z］.2006-07-07.

［4］，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Z］.2005-02-07.

第9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比较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126-03

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完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对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方式、办法和手段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调节评估方法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体系。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各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德两国尽管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客观、全面地比较中德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异同，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相同之处

(一)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对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以及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运用，并在实践中积累了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慎独内省等实施方法。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法等等。德国虽无“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却有其实，历届德国政府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并根据外部环境及教育对象的变化不断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相继实施了理论教育法、宗教教育法、心理咨询法、实践教育法等等。在德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臣民教育”、“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国家至上”、“民主政治教育”等方式来实施。

(二)　重视发挥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功能

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肩负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大学生，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职责，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党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总书记亲自审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编写提纲，并就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要求。德国也非常重视发挥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功能。自1950年教育部长常设会议做出决议以来，“政治教育”在德国所有的联邦州都列为必修课。在德国，政治教育主要通过《历史》和《政治》两门课开展，也注重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和利用校园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三)　重视实施方法的综合运用

中德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都重视实施方法的综合运用，即同时选用两种以上的实施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我国高校在实践中常采用理论教育法、典型教育法、对比教育法、感染教育法、管理教育法等多种方式。德国高校则综合采用理论教育法、心理咨询法、活动教育法等方式。

二、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不同之处

(一)　对显性教育方法与隐性教育方法的不同侧重

我国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侧重于显性教育方法，不仅设置专门的课程，而且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根据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精神，高校普遍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课部，系统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等课程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同时，国家通过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途径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而德国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则侧重隐性教育方法。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依据隐性课程理论，开发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隐蔽的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比如说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和利用校园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1.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1995年，德国教育制度委员会在《关于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报告》中提出：“每一门学科……在不放弃本身特点的情况下，都能对政治教育做出自己较高水平的贡献。明确了一门学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我们就能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结构中加以传播。”因而，在德国，在坚持“政治”、“历史”课作为政治教育基础课程的同时，学校也充分发挥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的教育功能。在学校里，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比如“数学专业把经济学、经济法、保险学列为专业必修课，土木工程专业必修建筑经济学、建筑法等课程，机械工程专业也把法学和经济学列为必修课。另外，理科教学中也渗透德育内容，主要方法是要求学生对任何一门主修专业，都要从历史、社会和伦理学的角度去学习研究。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门专业课程，学生都要回答三个问题：这个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它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教师也注重从这些角度讲解。”

2.通过校园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德国高校非常重视发挥校园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使学生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的内容，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学校不仅投入大量经费建设校史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物质文化设施，也十分注重发挥规章制度、校风学风等精神层面的作用。

(二)　对“灌输”教育方法的不同运用

“灌输论”是列宁针对俄国的机会主义者鼓吹工人运动“自发论”而提出的，他认为工人运动不能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也不会主动地接受社会主义，具备共产主义的觉悟，应该由工人阶级政党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长期以来，人们以为“灌输”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比较，我们了解到像德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十分重视“灌输”方法的运用。但中德两国在运用“灌输”的方法上存在很大差异。我国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理论教育法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理论灌输，单向灌输，强制性灌输，它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不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德国对“灌 输”的运用主要采用间接灌输法，讲究“灌输”的艺术，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德国教育家洪堡曾说过：“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不是培养人去适应传统世界，不是首先要去传播知识和技能，而是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这种间接灌输法的优点在于，充分考虑到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把教育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使教育对象在自我实践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三)　对宗教教育方法的不同态度

中德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对待宗教的态度也不同，因而宗教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程度上也不同。与当代各国的宗教和“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不同，我国一贯主张宗教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分离。我国政府明确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教，而且必须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所以，高校在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意识不到宗教的作用，也没有发挥宗教的功能。而德国对待宗教的态度与我国恰好相反，宗教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融合，相互补充。德国的《基本法》及各州的法律对宗教教育的合法性予以立法保障。如黑森州文化部(主管教育事务)制订了关于宗教课程的法制细则，明确指出：“宗教课程作为正式课程之一，不得排于边缘时间或较其他课程受到不平等。”所以，宗教课程在德国高校不仅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在培养学生世界观、道德观以及职业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德国在开展宗教教育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教学内容和课程系统化和科学化水平较高。例如“在课程设计方面，十分重视教与学的互动，让学生加深对信仰的体认。通常课程会根据学生在家庭中即已接触到父母辈宗教取向这一特点，增添相关的宗教经典性知识，从而使学生熟悉己身所属的宗教传统以巩固其信仰。与此同时，宗教课程也注重及时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立场及对策，先入为主，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灌输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思想。”

三、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比较对我们的启示

(一)　转变观念，巧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德国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采取“显隐结合，以隐为主”的方法，隐性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我国高校在不放弃显性教育即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同时，要特别重视隐性教育方法，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发挥专业课、基础课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育功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贯穿于上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二是以活动为载体，寓教育于活动之中。有意识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社会服务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访问活动，要精心设计活动，把学生吸引到活动中来，通过生动的活动形式，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三是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情感激励、行为规范育人等功能。首先，培育良好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主要指校园内的有形建筑物、图书馆、校训牌等，努力体现出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把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浓郁人文氛围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给学生一种高尚的文化审美享受，获得奋发向上的动力。其次，培育富有特色、奋发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主要指校训、校旗、校歌等形式。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要营造成一种文明、健康、高品位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氛围，把教育意向深藏在相关的内容与形式中。最后，要培育科学规范的校园制度文化，促成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引导学生良好道德行为的形成。

(二)　正确理解和运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灌输”教育

当前有些人认为“灌输”理论已经过时，应该淡化并代之疏导的实施方法。总结德国的经验，笔者认为，“灌输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应予以重新认识。笔者认为：“灌输”既是一种原则，更是一种方法。说它是原则，即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守的规则、法则，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奥勒姆所言：“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说它是方法，即涉及怎样“灌输”的问题，有启发式的灌输，有循序渐进式的灌输，有疏导式的灌输，也有寓理于例和寓教于乐的灌输等等。同时，“灌输”的内容要能够回答学生的实际问题。如上所述，德国在利用宗教教育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即宗教课程注重及时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立场及对策，先人为主，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灌输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思想。所以，我们的教育内容，也必须是有效的，是能够解决学生的现实问题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再者，要尊重、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性。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实现“灌输”与发挥受教育者积极性的统一，即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合理安排教育环境，合理选择教育内容，恰当运用教育方法，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朝预设的方向发展并产生正向结果。

(三)　发挥不同民族的优势，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

德国宗教教育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德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和优势。与此不同，自古以来宗教在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居主导地位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它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道德教育的理论，而且通过各种途径把这些理论付诸于政治统治、思想控制之中，使得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道德品性的养成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倡导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而且重视对别人的教化，重视身教的作用，强调环境的熏陶，主张通过社会教育的方法化为民俗。因而，总结德国的经验，笔者认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应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吸取经验，总结教训，最终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7.

[2]汪宗田，傅安洲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述评[J].思想理论教育，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