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影响研究

【内容摘要】运用1999—2018年中国市际面板数据，构建合理的计量模型，选取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值三个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并用HP滤波法测算经济波动，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后，又运用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产业结构变化会导致经济波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都会抑制经济波动，而它们与影响经济波动的其他影响因素相互作用都会加强经济波动，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较低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小。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波动

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周期波动都是结构性变化，两者总是同时发生，目前研究普遍认为，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产业结构变化主要由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动所体现，而经济波动主要指的是经济状况偏离长期趋势的程度。产业结构变化会导致结构效果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会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继而产生经济波动，所以产业结构变化是分析经济波动时必须要考虑的一点[1]。改革开放后，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我国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0.7%、47.0%、20.3%，到2018年变为7.0%、39.7%、53.3%。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第一产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变化较小，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持续增加，我国三次产业的占比也逐渐趋于合理。而这段时期正是我国经济腾飞的时期，也经历了很多的经济波动。2019年提出经济发展在追求“量”的基础上，更要追求“质”，从而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中国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摆脱仅仅依赖资本、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经济目前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仍然存在产业结构低级化、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产业结构低级化问题会导致资源生产效率低下，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进一步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注意的是，在注重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性[3]，经济波动会对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就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研究。SchumPeter在1928年指出某些产业出现技术创新后会向其他产业扩散，从而产生新的产业并淘汰旧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改变，而这个过程会造成经济的长期波动[4]。Lewis在1954年最早提出了“两部门剩余劳动”模型，指出经济社会中存在着农业与工业两个部门，在经济发展初期大量劳动力在农业部门，这导致农业部门边际产量降低，而边际产量较高的工业部门会吸引劳动力进入。这个两部门的经济结构会不断调整，而两部门结构上的变化会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产生变化，从而造成经济波动[5]。产业结构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变化在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会引发问题，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会影响经济原本的均衡状态，对某些生产部门造成冲击，导致经济波动[6]。EggersandIoannides将GDP分为10个产业，运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美国10个大类产业的结构重化与GDP波动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可以解释一半以上的经济波动，并且平稳性比较高的产业如金融业、服务业的比例提高，平稳性较低的产业如制造业的比例降低，可以很大程度上抑制经济波动[7]。Kuznets在1971年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波动之中存在的重要事实[8]，而后在1989年又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9]。袁阡右在创新理论、长波理论的基础上，从产业发展与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出发研究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他认为产业发展就是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重要性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导产业发生变化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10]。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也会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加坡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波动，而造成波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新加坡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11]。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徐敬君等对中国1952—2003年之间三次产业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三次产业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总的来说，1953年以后第二产业的变化是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第一产业影响力较弱，但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仍然不容忽视；第三产业的变化对国民经济波动的作用正在加强[12]。赵旭杰等也同样发现我国三次产业对经济波动影响不同，第一产业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为微弱，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经济过热时对经济波动影响较大，而在经济萧条时对经济波动影响较小[13]。王宇等也通过对中国1992—2010年之间三次产业与GDP的结构突变造成中国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第一产业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小，主要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14]。董馄等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构造了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波动的指标，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产业结构变化会导致经济波动，中国经济波动的强弱主要是由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导致的[15]，并且经过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分化同时发生，当经济波动增大时经济结构分化就会加剧，当经济波动减弱时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也会减小[16]。李猛证实了短期内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而从长期看，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或减慢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的波峰与波谷，从而导致经济波动的发生[17]。徐舒等通过对1989—2008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技术扩散是中国相对技术波动的重要解释变量的结论[18]。随后的很多研究又将产业结构变化细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李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都会对经济波动有抑制作用，但是高级化的作用要大于合理化的作用[19]。中国省会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越高，经济波动就会越小，但这些效应会因城市的不同而发生改变[20]。王筱欣等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抑制经济波动，并且其抑制作用在不同时间段内存在差异[21]。然而，张明等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并不总是抑制经济波动，当经济过热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就会促进经济波动[22]。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目前研究中使用的衡量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经济波动的指标差异较大，在做实证分析时选用的控制变量也各不相同，对于如何选取指标与控制变量还未达成共识。同时，产业结构一般都是年度数据，很多研究中的观测值只有几十个，会使结果有较大的误差。并且现有文献中对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较少，一些研究因果关系的文献也因为观测值较少而使得结果准确性较低。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对产业结构变化用合理化、高级化以及结构变化值三个指标进行衡量，运用HP滤波法得出经济波动，并使用一个简洁的模型避免了因控制变量选取不当而造成的误差。本文使用中国284个城市1999—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有效地增加了观测值，使得结论更为准确。还使用了面板数据的Granger因果检验，在大量观测值的基础上研究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使结果可信度更高。

二、数据与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1999—2018年中国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所用数据为GDP、各市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占GDP的比重及三次产业劳动力数量分别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运用面板数据可以有效地增加样本容量，使估计的结果更为准确，并且可以解决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的无法观测到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的统计年鉴。由于一些市（主要为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四省区的市）的统计数据严重缺失，在数据处理前对这些市进行剔除，最终保留了284个城市。由于利用HP滤波分析经济波动时需要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在分析时对个别缺失的数据，利用移动平均法补全。

（二）产业结构变化衡量指标

1.产业结构合理化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同时也反映本国资源利用水平、生产要素组合优化程度。很多研究运用结构偏离度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结构偏离度表示如下：其中，yi表示的是第i个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li表示的是第i个产业劳动力数量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n是产业数量，E是结构偏离度。E值越大，则各产业产值比重与各产业劳动力比重相差越大，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低。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产业结构不合理持续存在，所以E值不会取0。由于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四省区绝大部分城市以及个别其他省区的城市统计数据缺失，所以在计算E值及以下各指标时对这些数据缺失的城市进行了剔除。选取2016年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2016年的数据较为完整。从全国范围来看，京津冀、江浙沪、东南沿海、成渝经济圈等我国目前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E值均比较高，这主要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造成的。2016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都处在E值较高的区域[23]，并且这些区域的人才资本发展水平也高于其他区域[24]。所以，这些区域的很多高新技术产业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就可以创造出较高的产值。比如一些发达地区采用高新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只需要非常少的劳动力就可以产出产值较高的农业产品，从而导致这些地区E值升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降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才资本较欠缺、高新技术产业较少，所以各产业单位劳动力的产值相差较小，E值较低。需要注意的是，E值没有考虑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程度，绝对值也会在研究中产生不便，所以干春晖等认为用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更为合理[25]。泰尔指数表示如下：其中，yi、li、n与E值公式中含义相同，TL表示泰尔指数。与E值相同，泰尔指数也不可能取0，并且泰尔指数越偏离0时，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低。可以看到，泰尔指数将产业的重要程度也包含在内，避免了绝对值的计算。所以，泰尔指数可以更好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从全国范围来看，泰尔指数的分布情况基本与E值相同，只是取值范围远小于E值。2.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技术进步引起的，在技术不发达的时候产业活动都是人与自然直接发生关系，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产业高级化就是产业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26]。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要远高于其他两个产业，同时服务业也是最依赖高新技术的。所以，干春晖等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就是经济向服务化的转变，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比较合理（指标为TU）[25]。当TU升高时，说明经济正在向服务化转变，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提升。本文也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从全国范围来看，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等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以及京津冀、江浙沪、东南沿海等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均较高。这主要是因为，在发达地区，更依赖高新技术的第三产业占比较大，而在欠发达地区，旅游业、餐饮业等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第二产业产值很小，所以这两部分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都较高。3.产业结构变化值衡量本文采用Moore结构变化值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值。Moore结构变化值将向量空间夹角作为基础，运用不同时期的夹角度数代表这个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化的程度。用公式表示如下：（3）其中，Mt就是Moore结构变化值，Pi,t代表第i产业在第t时期所占GDP的比重，Pi,t+1则代表第i产业在t+1时期所占GDP的比重。令θt=arccosMt，则θt就代表各个时期产业结构变化的夹角。从式（3）中可以看到，当Pi,t与Pi,t+1相等时，θt的值为0。则当Pi,t与Pi,t+1相差越大时，θt的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变化的程度越大。

（三）经济波动衡量指标

目前较为常见的衡量经济波动的方法是HP滤波法，该方法适用于各类数据，所以运用范围较广。HP滤波法主要将GDP分为周期部分和趋势部分，趋势部分是潜在GDP，周期部分就是实际GDP与潜在GDP的差。HP滤波是要从一个时间序列求出平滑的趋势部分，也就是以下公式最小化的解：其中，lnYt是将每一期的实际GDP取对数，lnY*t是潜在GDP，也就是趋势部分，（lnYt-lnY*t）则是周期部分。λ是平滑参数，决定了不同的平滑程度，λ越大表示越平滑。一般来说，年度数据都采用BackusandKehoe（1992）给出的λ=100，这也是一些统计软件默认的λ值。表1为本文中用到的变量汇总。

三、模型选择与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选择

本文的目标是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设定以下模型进行分析：gdpfit=αi+β1lnTLit+β2lnTUit+uit（5）其中，gdpf代表的是经济波动，TL与TU是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变量，α代表无法观察的遗漏变量，u是随机误差项，下角标i、t分别表示各个城市与时期。考虑到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在影响经济波动，想要更好地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需要引入一些控制变量。但是，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非常多，只依据研究需要或数据可得与否来选取控制变量随意性太强，为避免这一问题，本文放弃使用新的控制变量，将经济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化的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并且对各变量进行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差分会导致随机扰动项具有相关性，因此模型应该运用稳健标准差[25]。因此模型进一步优化为：Δgdpfit=β1ΔlnTLit+β2ΔlnTUit+β3（ΔlnTLit*Δgdpfit）+β4（ΔlnTUit*Δgdpfit）+Δuit（6）

（二）实证分析

1.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回归都做了Hausman检验后得出P值均接近0，拒绝了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系数相等的原假设，所以回归都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按照式（6）构造的模型，运用stata15软件进行分析，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从表2中可以看到，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波动进行回归时，系数为负值，与现有研究不符。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波动进行回归时，系数不显著且F值较小。加入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变为正值，并且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变得显著，这说明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从结果来看，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十分显著，并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系数符号相反，说明这两个变量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系数为正且与经济波动交互项系数也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升高会导致经济波动下降，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其他影响经济波动的变量相互作用会促进经济波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系数为负，与经济波动交互项系数为正，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升高会导致经济波动下降，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其他影响经济波动的变量相互作用同样会促进经济波动。并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与它们的交互项系数之比绝对值小于1，说明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时，这二者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2.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前文中得出的关于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影响结论的正确性，还需要对这些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稳健性检验将主要从参数、变量与计量方法三个方面进行。首先，在进行HP滤波处理时，选用RavnandUhlig（2002）提出的年度数据应该采用λ=6.25进行测算。其次，让λ仍然为100，将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换为前文中的E值。最后，由于引入交互项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对前文中的模型和数据进行差分GMM回归。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见表3。将表3与表2进行对比可以看到，三种形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表2中的完全相同，显著性水基本相同，只是数字大小存在一定差异，但变化不是非常大。基本可以判定本文中关于产业结构变化对于经济波动影响的结论稳健性较强。3.因果关系检验本文运用Luciano和Sylvain在2018年提出的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27]。Granger（1969）指出要想判断x与y的因果关系，就要验证过去的x值是否对现在的y值有显著的作用。李子成等认为在研究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时，应该选用Moore结构变化值算出的θ角来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值[28]。最终得出的面板Granger检验结果见表4。Luciano和Sylvain指出当N和T都很大时，应选用Z-bar值，当T相对于N较小时，选用Z-bartilde值[27]。本文中T为20，而N为284，T相对于N较小，应观察Z-bartilde值。从表4可以看到，在1%的显著水平下，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证实了产业结构变化会导致经济波动。

四、结论

本文旨在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对经济波动有抑制作用，二者与影响经济波动的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会促进经济波动。当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较低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产业结构变化会导致经济波动。目前我国经济处在由调整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减少经济波动来稳定经济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减少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第一，由于目前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差别较大，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产业发展仍然很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较高，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应结合这些地区的特点，实施相应政策推动这些地区的产业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第二，应该认识到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波动的抑制作用。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信息服务、智能服务、文化服务、健康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因此保持第三产业增长，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第三，应该注重我国要素市场的发展。在党的五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升级缓慢的本质原因就是要素资源配置不合理，使很多生产要素都聚集在欠发达产业，而新兴产业无法实现发展，造成产业结构停留在低端。因此，应当保证要素充分流动，促进要素资源流向发展迅速的产业，使产业因变量向高级化发展。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应该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抑制经济波动，使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董康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