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入变动经济增长论文

1我国FDI、FPI、外债与GDP概述

我国FPI、FDI和外债流入的数量显然具有非线性。FDI已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催化剂。我国FPI的波动则大得多，从起初的量小，到中期的波动大，直至2003年后快速上升。我国FPI的波动与我国股市的波动有相似性，随着我国股票证券市场的逐步开放，FPI的规模迅速扩大。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及对证券资本流入的谨慎态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吸纳能力。然而近几年受全球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浪潮的影响，我国也逐渐对证券资本流动有所放开，尤其是2003年QFII制度的施行，意味着对证券资本内流的进一步开放，极大地鼓舞了国外投资者，但根据QFII制度实施的滞后效应，可以预见我国证券资本流入在将来不久即会恢复增长态势。我国外债的规模一直不大，但近年来迅速上升，尤其是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日益高涨，特别是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导致海外套利资金通过外债形式大规模涌入。除FDI较为稳定外，FPI和外债的变动幅度大且非线性强，以外债为例：1985年的外债余额约为160亿美元；1995年外债余额达到1066亿美元，是10年前的10倍；2008年12月，我国外债余额达到4000亿左右，是1985年的24倍；2012年6月我国外债余额达到7852亿美元，增长迅速。FDI、FPI和外债与经济增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FDI、FPI和外债三者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充满着正负反馈回路，甚至FDI、FPI和外债之间的联系也是多而繁杂，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结构。具体表现在FDI、FPI、外债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反馈机制，自我增长，自我扩大；另一方面，FDI、FPI、外债与经济增长系统之间可能存在互助机制，GDP增长吸引更多的FDI、FPI、外债，FDI、FPI、外债的进入规模也有助于GDP增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关系。此外，FDI、FPI、外债与GDP的耦合效应，也可能抑制FDI、FPI、外债与GDP增长。为此，笔者决定以VAR模型进行四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辨析。

2我国国际资本流入变动与经济风险关系的VAR模型构建

国外直接投资、国外证券投资和外债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的，这四个要素之间不仅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要素自身通过反馈影响其自身，使其整个作用过程极为复杂。VAR模型是以数据统计性质为基础，把某一经济系统中的每一变量作为所有变量的滞后变量的函数来构造模型的。它是一种处理具有相关关系的多变量的分析和预测、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的最方便的方法。为了描述GDP、FDI、FPI和外债四变量中的互相联系和自我反馈，笔者根据经济增长的索罗模型构建四变量的VAR模型。

2.1变量选取

（1）FDI累积量（FDIS）

FDI从投资到产生经济效益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而经济效益的全面展现根据行业的不同则需要4～10年。因此，当期的FDI流入并不对当年GDP的增长产生影响，当年的GDP应该是之前FDI等要素积累的结果。

（2）FPI累积量（FPIS）

在FPI的经济增长的分析中，FPI自从进入市场到产生效益的时间虽然要短（略去了FDI审批环节），但FPI产生经济效益的时间同样存在延迟，因此采用FPI累积量。

（3）外债当年值（DI）

国家有目的的增加外债，其经济效益见效更快一些，但是累积效应同样不可忽视。另外，由于外债分长期外债和短期外债，短期外债变化快，使用外债当年累计值已是最优选择。（4）GDP增量（GDPZ）：GDP增量是指GDP比上一年度的增加值，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合理的度量标准，同时为了抛除经济增长的惯性，GDP增量的选择要更加合理。

2.2数据预处理

笔者考虑到1993年前我国两次大幅调整汇率导致的数据波动，采用1993～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笔者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

（1）凡以人民币为单位的数据全部按当年的平均汇率折算为美元；

（2）所有数据均按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波动因素影响并获取实际值；

（3）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所有数据取其自然对数值，以增强数据线性化趋势、消除异方差，同时便于考察各变量对GDP的敏感性。

3FDI、FPI和外债对GDP增量影响的重要性分析

笔者利用EVIEWS软件对所构建的VAR模型进行了要素的关联分析。中国经济增长FDI存量的依赖巨大，中国经济增长量的60%来源于FDI存量的带动，重要性依然有上升趋势，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吻合；FPI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5%左右，近年来略有小幅降低；外债的影响力在5%左右，近年来也略有降低；GDP自己的资本惯性维持在20%左右，并有下降趋势。FPI流入对我国资本形成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已成为稳定的GDP增长的源泉之一，但远没有FDI的明显。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FDI，利用FPI和外债的规模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是重要性与FDI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FPI大，外债对经济的影响比FPI还小，说明当前利用FDI仍是我国主要的利用外资形式，这主要是由我国的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决定的，也与1979年我国自对外开放以后的政策有关。首先，在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条件下，我国引入国际资本最主要的方式是FDI，FPI和外债在国际资本流入中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故而未起到明显作用；其次，由于FPI的特点决定了其流入虽然为我国增加了国内资本，但其渠道主要集中于证券二级市场，而非流向国内实体经济，由于FPI的短期图利性，且流动性强，故FPI的流入或流出都会导致我国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这种经常性的波动并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我国国内自有资本市场的不断壮大，资金缺口在逐步缩减，再加之我国工业、农业等方面技术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国内流动资金的充沛，从而外债和FPI的范围、投资额和投资空间都在逐步缩小，外债和FPI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呈现持续降低。

4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与GDP增长的风险分析

系统的稳定性是系统的重要特征。如果一个系统具有动态稳定性，系统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须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被笔者用来解释国际资本三种方式与GDP之间的互相影响。

（1）我国FDI变动对FPI、外债和GDP的影响分析

FDI存量的变化不仅能引起FPI存量、外债和GDP增量的变化，而且能引起自身的变化，体现了FDI流入的资本惯性。由于我国FDI存量基数大，其影响力不容小视。FDI存量的变动对自身有着放大效应，这种表现为正反馈的放大效应在6到10年内达到峰值。FDI存量与FPI存量的变化呈现正相关性，FDI存量的增加变化会引起FPI存量的增长，FDI存量变化的吸引力在4年后经济增长效应显现后对FPI存量的吸引会达到最大值，后期平缓下降。FDI存量变化在一年内对外债几乎无影响，从第二年到第三年会呈现负相关性，FDI存量的增加会导致外债的短期降低；但是随着FDI经济效应的显现，从第4年开始呈现正相关性，这是由于国内资金缺口的扩大，依然需要外债的流入来弥补国内资金建设的不足。FDI存量的增加会对GDP增长产生正效应，这个正效应在4到8年期间的效应会达到顶峰，之后会平稳下降；反之，FDI减少对GDP的影响也是长远且深刻的。

（2）我国FPI变动对FDI、外债和GDP的影响分析

我国FPI变动对FDI变动呈现正相关性，FPI存量的增加变化会在短期内引起FDI存量的增长，此反应极为灵敏；但是5年后开始下降，之后平缓下降使FDI存量趋于稳态。FPI存量对外债短期内具有负效应，由于FPI的投机性，在两年后外债的需求同样增加并快速升高，用以弥补FPI短期投资性带来的资金缺口；长期来看，FPI的偶然变动对外债影响不大，但是波幅很大，带来的金融扰动应注意警惕。FPI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样明显。FPI存量的突然增加对GDP增量有正效应，这种正效应显现周期为4～6年，以我国数据来看，FPI的小幅变动对GDP影响不大。FPI存量的变化也会给FPI自身带来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为正相关性，类似与股市的跟风效应，但是衰减较快。

（3）我国外债变动对FDI、GDP和FPI的影响分析

我国外债的变动和FDI存量的变动具有正相关性，外债对FDI的吸引会在第2年达到顶峰。在第六年的时候会有第2个峰值的出现，之后稳态下降，趋于平缓。外债变动短期内与FPI存量显示负相关性，外债流入缓解了短期资金不足，FPI需求量必然下降，但是随着还款期的临界，会引起FPI存量的增加，并在第3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稳态下降，趋于平缓。外债的变动与GDP增量呈现正相关性，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在2年后开始显现，在4到6年内达到峰值，这也是外债的作用发挥时间，之后趋于平缓，稳态下降。外债的自身冲击表现的较为复杂，外债变化和外债存量短期内有负相关性，但是在第三个周期又开始有正相关，之后再次回升后回落，归于平稳。

（4）我国GDP变动对FDI、FPI和外债的影响分析

我国经济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FDI和FPI的流入。我国国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到FDI和FPI资本在我国的存量，其中FPI的反应更为敏感。我国GDP的增速每扩大一个单位，其吸引来的FDI增加0.3个单位，所以经济增速的快慢是吸引FDI资金进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魅力是FDI资金无法拒绝的诱惑。同时可以看出，GDP增速的偶然变动在短时间内会促使FDI的快速增加，而且具有长期效益，虽然后期吸引来的FDI会逐步稳态下降。我国FPI存量对GDP增速也较为敏感，但是与FDI相比波动只是其一半左右。GDP增速突然扩大会在短期内吸引较多的FPI进入东道国，但是一个偶尔的增速并不能吸引FPI的长期投资，脉冲图显示在经济增速回落的第二年起FPI就会逐步撤出；FPI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现后，即4年到6年左右还会吸引FPI资金的到来，但是量要少得多。我国GDP增速对外债的影响最小，但是作用却最为复杂，波动性极大，但恢复却相当迅速。GDP增速突然扩大对外债需求量突然加大，并持续2～3年，但从第4年开始由于经济增长效应的显现使外债会减少，同时外债数量会围绕原来的水平震荡，最后脉冲效应消失。GDP增速突然扩大会对GDP本身产生一定的增长惯性，也就是说上一年的增长的好，下一年如果没有突发问题也会增长的不错，其增长惯性保持的时间较长。

（5）同单位FDI存量，FPI和外债对GDP增量的变动比较

各个变量冲击变量的广义脉冲图谱如图7所示。从响应时间来看，FDI、FPI和外债分别变动一个单位，引起GDP增量变动的时间不同，FDI最慢，FPI与外债较快，这与FPI的市场性和我国发行外债的规划性很强有关系。从响应幅度来看，我国FDI对经济的投资效率已明显低于FPI和外债，FPI的波幅最大，而且影响深远，其对GDP增量的效益值约为3～4倍；外债投资对GDP增量的效益值也是FDI的2倍左右。

5结论

从VAR模型结果看，FDI是我国GDP发展的主动力，其次GDP增量自身的资本惯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FPI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轻微作用，在我国现有体制内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而外债流入较FPI对GDP增量影响效果明显，但也不是特别显著，值得注意其对自身的影响波动很大，是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一个不稳定要素，脉冲响应图也更加进一步的说明了这一点。GDP增长率的提升会在一年内带来总资本流入变动的增长。GDP增量对FDI、FPI和外债的响应最为强烈，我国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能否获取预期收益，充分说明了系统的内因才是事物的主动力。FPI对FDI、外债和GDP增量的响应次之，由于FDI的长周期性和FPI投资的强流动性、强变现性等特点，故而FPI存量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反映程度更加猛烈。需要注意的是外债的波动虽然会在很短的时间稳定下来，这与我国强大的外汇储备和经济繁荣有关，举债不难使其稳定性很高，但是外债的强流动性会给我国经济和金融带来巨大的冲击，其波幅变动之大，变化之快，需要在国家层面予以重视。这和我国外债的构成有很大关系，短期外债超过长期外债占据我国外债份额的大部分。

我国短期外债余额约为外债余额的56%，短期外债余额首次超越长期外债余额。短期外债余额占总外债余额比例达到63.9%。中国短期外债余额所占比例每年都会增加，导致短期外债风险愈加明显，3年期的外债还款效应在脉冲图上体现的很明显。同时从脉冲图可以看出，我国的FDI、FPI和外债与经济增长全部正相关，如果发生国际资本流入的突然中断对我国GDP增长率存在负面影响，并且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时候发生总流入突然中断会对GDP增长率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尤其注意的我国国际资本流动中占比最低的外国证券投资流入的突然中断对GDP增长率负面影响较小是由于其比重低，但是FPI与FDI和外债相比，同单位变动却是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波动最大，这也是政府部门必须在资本项目开放中关注的重点。

作者：李菲菲 崔金栋 单位：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