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社会化的语用能力

第一语言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

早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更具人类学意义的第一语言习得和儿童发展等方面，下面主要从情感态度和社会身份两方面阐述语言社会化在语用能力发展中的作用。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对方，然而各个社会团体所认同的能够体现社会身份的言语行为和方式却不尽相同。［8］“为了成为某个社会团体中具有社会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成员，儿童必须学会如何恰当的表达自己的感情，以及如何领会别人所表现出来的感情。”［2］178许多研究者通过观察儿童学习说话的过程和看护者对他们的指导来考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是如何传递人们的感情态度。Miller［9］发现，在南巴尔的摩地区的白人工人家庭里，开玩笑是孩子语言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它不仅有助于调节气氛，更重要的是一种被社会认同的交际技巧和个人自信的体现。Ochs［6］发现在萨摩亚村﹙SamoanVillage﹚，儿童通过观察长辈和兄长表达感情的言语行为，学会了如何表达爱、恐惧、同情和羞耻等。比如儿童最先习得的人称代词是用于表达请求或乞求的特殊的第一人称代词，因为使用这种请求方式是萨摩亚文化所认同的。Clan-cy［10］发现在日本母亲通过与孩子的语言交流，帮助他们变得更委婉，更善解人意和富有同情心。她观察了一位日本母亲和她2岁孩子之间的交流，母亲通常倾向于对孩子发出间接指令，如果孩子没有理解，她转而用直接的指令代替。通过这种方式，孩子明白了如何用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语言社会化研究的另一方面是通过语言构建社会身份﹙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

Ochs［11］通过对比美国中产阶级，卡路里地区和萨摩亚地区孩子的语言发展历程，揭示出语言和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孩子从出生时就被当成社会和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在与父母交流时是独立的一方。父母经常使用简化的语言同婴儿交流，即使是婴儿的牙牙学语声也被父母认为是有意义的，并会得到积极的回应。这种交流模式将孩子摆在了中心地位，父母通常会创造条件适应孩子的需要，这是一种以孩子为中心的﹙child-cen-tered﹚社会文化倾向。在巴布新几内亚的卡路里地区﹙kaluli﹚，孩子从出生就被认为是无助的、脆弱的、一无所知的。母亲虽然也会呼唤婴儿的名字，但很少和他们有一对一的交流，而且母亲也不使用简化语言来适应婴儿的语言水平，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阻挡婴儿自然的语言发展过程。在婴儿和大孩子的交流中，母亲通常充当会话的控制者，替代婴儿回答。也就是说孩子从小就处于三方或多方的交流中，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应付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孩子必须要提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要求，这是以情境为中心的﹙situ-ation-centered﹚社会文化结构。在萨摩亚地区，严格的社会等级反映到孩子所处的语言环境中。当孩子需要帮助时，地位高的看护者会将指令传给地位低的看护者，继而被传给地位更低的看护者。通过日常的这种交流，孩子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结构的等级性。父母同样也不使用简化语言，因为他们认为婴儿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地位高的人不会去适应地位低的人，学会尊重和服从年长者是孩子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方面。

二语和多语社团的语言社会化研究

Ochs［12］曾提出了关于文化的开放性定义，她认为文化和语言都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个人在一生中可以不断改变自身的语言和社会文化知识。由此可见语用社会化并不仅限于童年时期，而是一个伴随个人成长的过程，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和人们的社会角色会经常发生变化，语用社会化过程自然也就不会停止。［13］

随着语言社会化理论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其研究领域已经拓展到二语和多语社团中语言的发展和维护，以及公共机构﹙如学校、工作场所﹚的语言社会化研究，关注这种小环境与更大社群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家庭晚餐谈话成为跨文化语用社会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家庭晚餐是“父母与孩子共同拥有的交流活动”，［5］9这种两代人之间的交流是语言社会化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2］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晚餐交流不尽相同，孩子从中所得到的社会文化信息也不相同，尤其对于移民家庭的孩子而言，二语国家的文化和交谈方式将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比如Blum-Kulka［5］发现美国犹太家庭的孩子在餐桌上的谈话时间相对较长，涉及的话题较多，他们在交流中被看做独立的一方，有机会充当交流中的任何角色，因而获得了更多习得交际技巧的机会。这种谈话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式的人人平等和尊重个人权利的理念。谈话方式的不同将影响孩子对日常交际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自己充当的社会角色的理解。晚餐谈话中影响语用社会化的另一因素是元语用评论，比如交谈中的“话题选择，话轮转换原则，故事讲述模式，和礼貌原则”［5］12等。通过元语用评论，父母教导孩子如何进行得体的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交谈，同时父母的评论也传递出某种社会文化信息。比如在美国犹太家庭中，父母经常使用间接句式来向孩子提出请求，而犹太本土家庭父母的请求方式则更为直接，这反映了两国文化对个人空间和权利的价值取向不同。

其次，在二语习得领域，日语中的助词和敬语作为表达感情态度的指示语被广泛研究。Ishida［14］研究发现母语为英语的日语学习者在使用敬语方面有困难。日语中存在着特殊的敬语形式﹙deferentialhonorifics﹚，使用听话人敬语﹙addresseehonorifics﹚表示对听话人的尊重，是一种礼貌的表现。然而英语是缺少敬语词缀的语言，这种差异导致了学习者的语用失误。Yoshimi［15］和Ohta［16］的研究也证明了二语学习者使用日语助词的频率和种类均少于母语者。由此可见指示语的使用受到文化背景的制约，而二语者与母语者语用的差别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

再次，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二语学习体现出来。在二语或外语学习课堂上，教师通过课堂指令可以淡化或强调与学生之间的地位差异。Poole［17］发现在英语课堂上，教师通过使用内包人称代词﹙比如we﹚，一些动词结构﹙比如Let’s﹚或提出建议等较为委婉的方式向学生发出指令，尽量避免强调师生不平等的语言。而Falsgraf&Majors［18］发现在日语强化班上，教师的语言则直接得多，这体现了教师在课堂上的绝对权威性。由此可以看出，课堂语言和互动方式能够体现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不同，教师的言语行为受到了目标语的文化和语用规范的影响，学生也从课堂互动中学到了语用知识。这同时证明了Watson-Gegeo&Nielsen［19］关于二语课堂的观点。虽然第二语言课堂提供的语域不如外在的社会环境丰富，但从本质上讲，课堂环境仍然具有相应的社会属性。第二语言课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研究者还把目光投到了国外留学的二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从而证明了社会文化环境对语用社会化的积极影响。Matsumura［20］运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对日本交换生﹙留学加拿大﹚和日本本土学生的语用能力进行了8个月的对比研究。研究从考察学生面对地位高的人和同等地位的人提出建议的方式入手，结果表明交换生的语用能力提高大于本土学生，最终超过本土学生，而且交换生也更多了解了西方国家对社会地位的基本认识。

工作场所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场景，外来移民通过语言交流融入到新的社会文化体系和工作环境中。Li［21］考察了中国的移民女性在美国的职业培训中心以及工作场所中学习语言并融入社会的过程。她以请求方式为切入点，发现中国女性最初在求职和面试时习惯间接委婉的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使美国人产生了误解和疑惑，也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最终她们学会了以直接大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要求。这展示了二语学习者在工作场所语用能力发展的过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不再受地域的限制，网络的虚拟空间成为人类交流，语言学习的新地区，网络语言成为网上构建共同身份和行为准则的主要手段。Cassell&Tversky［22］对麻省理工学院一个网络论坛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跟踪研究，发现论坛参与者使用的语言形式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例如大家大多使用复数人称代词“We”而不是单数形式的“I”，说明他们的集体意识通过论坛的交流得到增强。网络空间大大拓展了人们交流的范围，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学习目的语语言和语用知识的机会。

“显性”和”隐性”语言社会化

Ochs认为语言社会化有两种方式：“显性”和“隐性”。显性语言社会化指父母或看护者在某些具体语境中直接教授孩子礼貌规范，也就是如何“在社会化中使用语言”﹙socializationtouselan-guage﹚。［12］291比如在孩子年幼时，父母通常会让孩子模仿或重复一些礼貌用语﹙比如：快说“谢谢”！﹚或是教授他们话轮转换原则。在萨摩亚村，卡路里地区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研究中都有提到。这些元语用语言使孩子较快地掌握了礼貌规范和交流原则，从元语用语言中孩子也学到了社会关系和准则。虽然显性语言社会化更显而易见，但大部分的语言社会化过程是无形的。隐性语言社会化是指在日常交往中无形地习得社会规范，是如何在社会化中使用语言﹙socializationthroughtheuseoflan-guage﹚。［5］比如Nakamura［23］对日本两性语言作了研究，发现日本男孩子大部分通过和同伴的游戏玩耍学会了粗犷的男性语言，因为很显然母亲通常不会用这种口吻对孩子说话。因而同性伙伴的语言风格无形中影响了孩子语言的发展。另外Cook［24］对日本小学课堂上的互动模式作了研究，发现教师要求学生对同伴的表现作出及时的回应和评论。他认为这种课堂交流方式无形中教会学生成为忠实的倾听者，这是日本文化所认同和珍视的。

语言社会化研究的优点和不足

语言社会化理论采用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的状态下通过长期细微的观察获取研究所需要的语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的分析和研究。其优势首先在于收集的语料都是在自然环境中发生的交际活动，真实可靠；其次长期历时的研究有利于研究者发现学习者的语言和交际能力的变化；最后研究者可以对学习者进行深度的个人访谈，了解他们的对交际活动的理解和对社会文化的体验。纵观过去20多年的研究成果，我们仍能找出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大部分研究着重考察了社会文化对于儿童语言学习和交际能力发展的影响，而忽略了儿童或初学者在社会文化构建中的作用。Ochs［2］165曾指出：“个体﹙包括儿童﹚不是自动地内化别人的观点，而是积极地有选择地参与到构建社会的过程中。”由此可以看到语言社会化的过程是双向的，学习者对社会文化的构建作用同样应得到重视。第二，在大部分研究中，文化和社会结构被当做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参数，语言和文化间的互动关系被忽略了。人种志的研究方法一般持续数年，那么在此期间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在不断发生变化，二语学习者所要习得的社会文化知识和行为规范也不可避免地变化，因而一成不变地看待文化必然会对学习者的语言习得产生误导。第三，大部分研究中的受试数量有限，其信度受到质疑。现在全球处于多元化时代，相对于总体文化，国家还存在着次文化群体所属的亚文化，其成员具有独特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这些文化一般不被研究者重视，因而很难说为数不多的受试能代表国家主流文化的观点，研究结果的推广性也被减弱。第四，一些研究中对于场景的认识较为单一。比如一些研究发现移民通过在目的语国家的课堂学发展了其语用能力，然而除了课堂这一特殊场景外，其他场景也不可避免地对学习者的语用学习产生影响。因此，如何将微观的语言学习场景和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难题。第五，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考察英语学习者，对其他语言的研究较少。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对今后语言社会化研究的几点建议：第一，针对单项研究代表性不强，多项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状况，研究者可考虑采用研究整合﹙re-searchsynthesis﹚的方法，［25］以系统的方法综合大量以往的相关研究，以期有新的发现。第二，研究者可考虑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加以补充。定量的方法能收集到更多受试者的信息，并加以数据分析，而且也能避免研究者的在场对受试对象产生的一些影响。第三，研究者应多展开其他语言，尤其是非欧洲语言的研究，应该有新的收获。（本文作者：周 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