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构成及属性

一、对新文化建设的认识及文化革命的早期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从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角度来总结回顾中国的文化革命，他认为从1919年至1940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1］(P699)说:第一个时期是以为主要的标志，“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1］(P699)“，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也指出了这个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1］(P700)第二个时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了并发展了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其原因“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1］(P701)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

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1］(P703)第四个时期就是已经开始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又实现了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范围也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在武汉失陷以后，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在文化方面，“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1］(P703)以上四个时期的划分大致勾勒出了1919－1940年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和文化革命演进的过程。鉴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紧密相联，作为政治领袖理所当然地要关注文化革命与革命文化的建设。这种关注与他个人的经历和思想素养分不开。自青年时代起就关注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发展，他少年时期接受了7年旧学(读五经四书)教育，继而接受了6年新学教育，初步学习掌握了近代文化知识如数学、物理、生物以及历史、地理等知识。生活的时代，中国正处于外患内忧之中，一些启蒙救亡的书刊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893年)、康有为主张变法的书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促使他忧虑中国的兴亡，反思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1917年8月，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重点讨论了社会改造和文化改造诸事。他认为: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还引证杨怀中先生的话说:“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2］(P85－86)

可见，青年此时就放眼全球，有同时改造东西方文化的远大志向。改造旧文化的重心当然放在中国。1919年开始以后，他即积极投身其中。1920年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部分译文)以及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便致力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典型的事例是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在1920年11月《大公报》刊登的“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书目中，就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以及《罗素政治理想》、《达尔文物种原始》、《新青年》等出版物212种。［2］(P541)在《发起文化书社》中，这样指出:“澈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所以，“我们一种责任”是“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2］(P498)因此，文化书社的同人便设立文化书社以传播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新文化。传播新文化不仅注重面向知识阶层，更注重面向基层大众。1917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期，就积极从事工人夜学的教学工作，让工人掌握知识文化。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1925年回故乡韶山养病时，曾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公立学校、祠堂创办起农民夜校。1926年，身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在国民党设在广州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民运动等课，并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学员讲课。1927年三四月间，作为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武昌参与开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出席农讲所开学典礼。当时这些讲习所在宣讲革命理论的同时，亦为学员补习文化知识。在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既注重对革命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亦注重对苏区广大革命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

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中，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3］(P86)中央苏区形成后，文化建设更是得到重视。中央苏区各政府机关、苏维埃政府所辖的广大乡村都设立了俱乐部或列宁室，并推行普及小学教育。1934年1月，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4］(P331)与此同时，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专门颁布了《苏维埃教育法规》。此外，一大批政治宣传刊物如《青年实话》、《红色中华》等也创办起来。自青年时代开始的新文化建设实践，特别是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新文化建设实践，为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提供了厚实基础。应当指出的是，在国民革命时期投身国共合作，有宣传新三民主义的丰富经验。

他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除出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外，还于1925年10月起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尽管这时他已坚定“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然而在现实中他拥护并“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5］(P18，19)对国民革命加以热烈宣传。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的熟悉，使得在抗日战争期间对背叛、歪曲利用三民主义，实行文化专制能够坚决抵制，并在较为系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超越，在于他的思想立场无比坚定。1936年，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6］(P131)正因为有坚定的思想立场，又长期投身并领导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建设，当中国的抗日战争遭遇危机，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泛滥，尤其是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泛滥时，他就需要并且能够清楚说明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主张和文化主张。正如他指出的:“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1］(P703)

二、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斗争的现实需要

从当时的情况看，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其社会现实机制是国民党主张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并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围剿”。自1927年开始，政权为了配合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政策，既提出文化建设的口号，推行“新生活运动”，同时对革命文化思想进行“围剿”。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围剿”，表现在一方面实行恐怖政策，残暴镇压、迫害共产党人及左翼文化工作者;另一方面指使御用文人对革命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发起进攻。国民党政府最注重的是用三民主义来统一国民的思想。1931年，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拟订的《三民主义民众教育具备的目标》提出:“民众教育的宗旨对于长年失学者施以最低限度的国民教育，使能完成三民主义。”依照三民主义，把教育目标范围固定为“民族主义教育目标”、“民权主义教育目标”、“民生主义教育目标”。该文件还说:深信中华民族应当自求解放，有中国固有的道德，修身治国平天下。［7］(P700，701)抗战爆发后，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商讨抗战大计。会议通过了陈果夫等所提的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认定“我国文化工作之总目标，为三民主义文化之建设，而现阶段之中心设施，则尤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8］(P1)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迅速发展感到担心，因而想加以限制。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宣称坚持用三民主义完成建国一贯之志业，除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外，还通过党务报告决议案，并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同时，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宣称:国民党“革命之理论方略与步骤，均昭示于三民主义之中”［9］(P551)。它强调“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9］(P554)这显然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信仰的共产主义。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注意到态度的变化，他对党内有人对国民党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存在糊涂观念作了提醒。在中央党校等部门演讲时，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10］国民党则把旧的三民主义的宣传作为文化战线的主要任务。1939年3月，国民政府为了支撑中国抗战危局，动员和振作全民抗御外辱的精神，开展了一场国民精神总动员，并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等法令，明确规定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的目的、要求和办法。国民精神总动员主要是想要国民达到三个共同目标: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全国国民“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它“望吾国民对于建国原则之三民主义，必须巩固其信仰”，“打破敌人精神制胜之毒计”，“抗战而胜，则建国必成民族即得永久之乐利。”［11］(P117－118)而所要建立的国家的基本目标是:“外则为独立自由平等;内则为民有、民治、民享，此人人心里之所同，而三民主义即为达此国家建设唯一无二之法门。”［11］(P118－119)针对国民党的宣传，同年4月出席延安党员活动分子会议时作了《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回顾》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积极方面是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方面是对付共产党。［12］5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劳动节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他认为延安各界开会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13］

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前后，不仅国共两党及其军队之间摩擦加剧，国民党及其中间势力向共产党的文化进攻也加剧，“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甚嚣尘上。早在1938年底，国家社会党人张君劢发表《致先生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同讨论“共产党之理论”，谓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14］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由共产党的叛徒转变为国民党的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便召集发起“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他宣称:“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15］对国民党内顽固派和中间党派宣传旧的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延安的共产党理论界即组织反击，提出要宣传真三民主义而不要假三民主义。1939年6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投降提纲》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既强调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更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抗日过程中的区别，认为“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党内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16］(P219)还指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16］(P220)为了揭破假国民党、假三民主义，让在抗战中得到迅速发展并已成为一个全国性大党的共产党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中心，让全国人民真正了解自己，决定正面反击各种势力对共产党的进攻，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于是准备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大造舆论，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即在这一时期形成产生。1939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工作，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

当艾思奇说到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时，即发言指出: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学校也不能只教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忽视当前的实际任务。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17］(P149)这里虽然还没有使用新民主主义文化概念，但已将这种新的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概括为“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等四个方面。与此同时，已在组织或独自撰写相关理论著作，先后在1939年底、1940年初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全面、公开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主张。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原是1940年1月9日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②讲演中，直接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1］(P663)对文化进行了解释:“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P663－664)在论述中国的历史特点时，指出共产党人所要革除的，就是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他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民主主义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其文化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这种历史特点在于它已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为界，“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因为“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P667)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于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已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里的论述，表达了一种政治观、经济观，一种政治构想，总体上是一种革命的文化观。在论述了这些后，接着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他认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化同它们的斗争“是生死斗争”。［1］(P695)进而，说明了新文化产生的社会阶级基础:新文化是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1］(P695)在概述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认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最后这样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P698)“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P698)还明确提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

但他又强调“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1］(P704)故提出要防止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他指出:要把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的宣传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1］(P705－706)的这种区分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犯革命急性病的人来说是一副清醒剂。进而阐明了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首先，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1］(P706)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以及古代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但应吸收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要使“民族的形式”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内容”。［1］(P707)其次，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1］(P707)再次，“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P708)尤其重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他强调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他认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P708)最后，说明了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1］(P709)显然，所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新民主主义。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主张，除了反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理论，更注意争取中间势力，并特别强调“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壮大共产党的整体力量。

他认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同时强调:“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1］(P618，619－620)鉴于革命者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更希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以作好革命工作。在《〈文化课本〉序言》中，说:“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16］(P387)在看来，只有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文化建设，才能壮大革命的整体力量，才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历史进程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文化理论因战争时期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1950年代中期即已到来，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1940年代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它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