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论文全文(5篇)

一、职业教育包装与印刷专业毕业生自主创业案例综述

（1）跑市场市场作为一种商品流通的场所，不会随着人的意志而发生转移，只会紧随着正常的经济规律产生波动，王小帅在03年毕业之后，加入了一家印刷企业成为基层员工。在职期间，他积极探索市场发展方向，为2007年创办公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创办博远包装有限公司初期，依靠引进的少量先进的印刷设备致力于商业印刷工作，短短两年时间，博远包装有限公司就紧随市场发展趋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礼品包装领域并相应地引进大量先进设备。调整的结果很快见效，企业产品稳定，积累增加，实现良性运转。2012年，还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博远又新上马了酒类包装，同样斩获颇丰，这两块业务现已成为博远的立足之本。

（2）做品牌每一种产品都有其相应的生命周期，但是一旦该类产品成了品牌，那么就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其寿命。包装作为产品形成品牌的重要途径，得到了王小帅的充分重视。做品牌就要做精做实，名副其实。具体体现到包装环节，即要使包装物既精致又牢固，具有高质量。为达到此目的，博远在生产中进行质量教育、实施质量监管、坚持质量跟踪，使出厂产品百分之百处于优良和可控状态，杜绝了质量事故的发生。

（3）用骨干博远现有员工一百一十人，核心骨干20人。骨干们默默地各司其职、忠于职守、打理企业，日常运转有条不紊，王小帅外出非常放心。骨干靠的是王小帅的挖掘、培养，包括从其他企业引进人才。单枪匹马的年代早已过去，精诚合作才是治企之道。王小帅按此认知身体力行，使用骨干放手不疑，关心骨干细微周到，最近又在考虑建立内部股权激励机制，进一步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团队凝聚力。

二、职业教育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分析

1.课堂教学与实践脱节

创业是一个很难具象表达的词汇，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但是，就目前职业教育大学生创业教育情况看，存在明显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主要表现在目前职业教育创业教育主要以理论知识教学为主，没有充分认识到能力实践的重要性，进而导致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除此之外，由于创业教育属于新兴学科，缺乏成熟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较空泛，教学手段十分单一，一般以案例分析结合课堂讨论为主体，辅之以简单的情景化教学。随着社会对于专业化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落后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需求。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我校经过各方面努力，开展了“挑战杯”、“诚莲杯”创业大赛及“黄牛庄”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创业积极性，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场地紧缺等因素，这些活动仍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无法充分将课堂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

一、教育债券相关研究概述

（一）国外教育债券融资的情况

发行债券为教育筹资在发达国家已屡见不鲜，其中又以美国最早以及大规模地利用债券为教育融资。《教育大词典》解释“:学校债券，加拿大和美国的某些地区的学校向学生的父母和其他人士筹集贷款来资助学校基本建设费用的债券。在美国此项债券由校务委员会或地方选举人核准发行。”（孟钟剑，2008），主要有：

（1）地方政府发行的市政债券通常涵盖教育项目，其一般责任债券（GeneralObligationBonds，GOs）可为其管辖的学区筹资。

（2）地方政府收入债券为政府拥有的公用事业和准公用事业如专科学校与大学等融资，其收益通常包括宿舍费、学费等，有时也包含了大学院校里一般性资产的筹措，此类债券通常被称为大学债券(CollegeandUniversityRevenueBonds)。

（3）如加州教育设施管理局这样的机构为当地的高校发行债券（PooledCollege，UniversityBonds），此类债券评级视乎资产业务的收入有高有低(Webster，Keeley，2014)。

（4）高等学校或高校系统自行发行债券，如NevadaUniversityandCommunityCollegeSystemleaserevenuesbonds，此类债券有资产抵押，保险保障，租赁收入来自于联邦政府在高校内设立研究机构而租用校内建筑与设施，通常信用评级较高（BusinessWire，2013）。美国的教育债券有普通债券与免税债券之分，高等教育债券资金主要用于资金周转、偿还当前的其他债务或用于学校大型项目的建设，债券期限通常较长，有20～30年的中长期债券与长期债券，甚至有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耶鲁大学于1996年发行的为期100年的跨世纪债券（石钧，2009）。发达而完善的金融市场是美国的教育机构得以利用债券融资的基础，其债券评级机构如FitchRating已有多年的国内及国际公共财政金融的服务经验，能够对政府、教育机构乃至于非营利性机构发行免税债券进行有效的信用评级以及跟踪评级。英国高校也有举债融资的举措，兰卡斯特大学曾在1995年为建设体育中心发行了债券，而著名的公立大学剑桥大学在2012年才开始发行债券，发行了价值3.5亿英镑的40年期债券，为新成立的干细胞研究实验室和研究生宿舍提供资金，剑桥债券一发行立刻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国际评级公司穆迪也给出了3A评级。

一、联邦政府干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晚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联邦政府直接干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成立了一些国家级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建立联邦国家之时，澳大利亚宪法就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教育，教育被视为州的职责。直到20世纪20年代，联邦政府才开始涉足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内的教育。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成立了行业培训委员会和国家培训委员会，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另外，澳大利亚宪法规定由澳大利亚技术教育理事会、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分别管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用等级模式，借助调查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干预职业教育。20世纪70年代成立“行业培训理事会”（IndustryTrainingCouncil）、“全国培训理事会”（NationalTrainingCouncil）等管理机构负责培训管理。1974年，技术与继续教育咨询委员会出台了《坎甘报告》（Kanganreport）。《坎甘报告》不仅再次提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介入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的投入，而且提出成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20世纪70年代，由于澳大利亚经济进入低谷期，不仅传统的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开始衰落，教育也受到冲击。这一时期，15~19岁寻找全职工作的青年的失业率已由1976年的10%，上升到1983年的23%。但是，职业教育的地位却得到提升，社会各界都非常肯定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参加学徒培训的人数从1976年的12.3万人，上升到1982年的最高值14.7万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资，缓解了职业教育资金短缺的压力。为了提高青年的就业机会，为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澳大利亚成立了高级技术学院，并将其纳入高等教育学院（CollegesofAdvancedEducation）。高等教育学院只授予应用类学位，而不授予高级研究类学位。在就业环境比较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着手建立新一轮的国家认证系统。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对教育质量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修订了初中高年级的课程结构，增加了很多学术科目，删除掉了大多数职业类课程。但是这一时期政府为了发展新兴技术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制定了行业奖励机制，鼓励行业运用灵活的培训方法。行业技能培训成为这个时期职业教育结构改革和政府制定培训政策的主题。1986年，澳大利亚学者科比（Kirby）提出受训制概念。这种培训是一种时间比较短、形式比较灵活的契约培训，是一种比传统学徒制培训范围广的形式，这为未来基于学校的新学徒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化改革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到90年代初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和管理模式连续调整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的设计和认证完全是在国家和州层面上，虽然有些项目是不同州之间的合作或互认，但是职业教育的实施几乎都由州政府拨款和管理的公共职业技术和继续教育（TAFE）学院负责。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公众不满经济衰退。80年代中期，青年失业率高达15.1%。8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参加学徒制和受训制的人数下降。1989年和1992年，学徒和受培训者分别下降6%和25%，青年失业率增加了11%。此时，联邦政府决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进行结构化改革，把为青年就业做好准备纳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90年代，多数TAFE学院开展培训失业者的工作，还为青年人特别是那些辍学者提供职业教育课程。劳动力市场的恶化以及经济的基础地位，导致了澳大利亚部分经济转型，致使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更加注重海外市场和国内竞争。这一时期，TAFE学院与行业联系并不紧密，青年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转换缺少结构化学习路径。因此，1987年的《澳大利亚重建》（CommonwealthReconstructionTrainingScheme）报告提出关注职业教育与企业技能形成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州政府都致力于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资金提供，培训政策没有与行业企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整合起来。1987年，联邦政府出台的报告《澳大利亚技能》（SkillsforAustralia）提升了职业培训的地位，该报告提出职业培训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心地位，并建议设置整合就业、教育和培训的项目。［8］1987-1989年，职业主义共同体政策开启了政策重大变化的窗口。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就业技能形成委员会等新的咨询机构引进政府、行业、学校伙伴关系的政策，实现跨部门合作发展职业教育。1992年以后，通过澳大利亚培训署制定的相关协议，使联邦、州、地方政府达成一致，创建了在澳大利亚培训署管理下、行业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由此也建立起了联邦、州、地方政府共同决议职业教育优先权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大，澳大利亚服务业发展迅速，传统的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不断萎缩，无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不断减少，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在这个时期，私人培训机构不断出现，为服务业提供培训。同时，能力本位的教育与培训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伙伴关系的建立，也促使企业代表在州或领地层面上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很多行业制定了本行业的国家能力标准，参与开发州层面的、能力本位的课程和模块。同时，州教育局也开发了一系列职业教育课程满足学生需要。经过80年代的发展和调整，TAFE学院遍布澳大利亚各地，毕业生受到雇主的青睐。

三、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阶段

1992年至今，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澳大利亚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快速发展的时期。此时，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大，产业部门中经济服务业、咨询和人力服务业占了很高比例，无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不断减少，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澳大利亚逐步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这一阶段，合作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在澳大利亚得到各界的重视，伴随着权力下放政策的实施，职业院校与政府、行业/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组织建立起社会伙伴关系。同时，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体现出新职业主义倾向，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应该满足区域青年的需要，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尤其是1992年，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AustralianNationalTrainingAuthority）成立，这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事件。国家培训署在制定国家战略、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促进行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建立有效的培训市场，促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联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组织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十年，联邦政府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国家培训署制定了三个非常有影响的国家战略。第一个国家战略《迈向技能型的澳大利亚》（TowardsaSkilledAustralia）提出优先扩展培训市场，通过竞争筹资试图开放培训市场，特别是通过竞争方式分配资金。该战略试图开放竞争市场，提高培训学校的质量。第二个国家战略《通向未来的桥梁》（ABridgetotheFuture）提出加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鼓励组织学习文化的发展，强调培养澳大利亚劳动力技能基础。该政策强调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实现职业教育公平，提高培训投入，最大程度提供公立职业教育费用。第三个国家战略《塑造我们的未来》（ShapingourFuture）倡导广泛合作与协商，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未来发展的愿景和战略。它试图反映劳动力的结构、就业形式与工作组织构成的变化，满足学习者多种形式学习的需求。这个政策揭示了未来职业教育政策将以个体和雇主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了一系列国家框架，澳大利亚联邦、州政府与企业、雇员和培训机构代表共同开发国家培训系统，为澳大利亚适龄工作者提供国家认证培训。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了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简称AQF），该框架为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资格证书提供了详细的和不同等级的国家路径。1996年，了国家培训框架（NationalTrainingFramework，简称NTF），该框架包括培训包概念，提供了确定能力标准、传授和评价的方法，采用先前学习认证原则加快课程学习。1997年，了澳大利亚国家培训认证框架（AustralianRecognitionFramework，简称ARF），该框架提供了全国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其标准得到各州、领地的认可。1998-2003年制定的国家战略体现了职业教育“灵活性”、“问责制”、“可获得性”等规则目标。

其一，联邦政府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要以为澳大利亚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配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能的人才为己任，鼓励多种途径开展行业企业需要的人才培养项目。这样既可以提高那些失业的早期辍学者的就业机会，又可以为国家储备潜在的拥有新技能的人才。其二，通过注册培训机构为州、领地劳动者提供国家认证资格证培训，促进劳动力洲际流动。需要确定培训结构，去除障碍。其三，政策制定、资金划拨、技能传授都应该以满足受培训者需求为中心，必须保证个体获得公平待遇。其四，提出建立一系列澳大利亚国家技能标准，确保澳大利亚的国际领先地位，提高澳大利亚技能水平，使全社会重视学习能力与职业能力的培养。其五，通过完善问责制，提高州、领地职业教育信息管理，实现职业教育价值最大化。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随着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价值的认识提高，联邦政府、州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逐年提高。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依然是主要投资方，联邦政府占政府投入的1/3，但地方政府的投入要高于联邦政府。以2008-2012年澳大利亚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获得经费为例，各种资金的总额由2008年的61.108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4.285亿美元。2012年，州政府拨款43.334亿美元，联邦政府拨款23.254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将“有限竞争”理念引入培训市场。1994年的《澳大利亚国家竞争政策》（NationalcompetitionpolicyforAustralia）报告指出，政府拥有的实体需要有更大的竞争力，需要去除州际间的障碍，摒弃某些领域的垄断行为。1997年颁布的《用户选择》（Userchoice）政策允许雇主和他们的学徒、实习生自由选择那些由政府资助的正式注册培训组织参与培训项目。为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公平竞争，一些领域专家建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政府应该定期为公立职业院校拨款，同时也应该为私立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拨款资助。这些改革使非TAFE学院可以获得资金开展培训活动，同时也促进了跨州培训活动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职业教育政策和管理发生变化。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试图使职业教育与行业联系更紧密，这些政策希望能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邦政府所倡导的新学徒制被各州、领地所接受，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都将校企合作放在重要位置。1994年成立的澳大利亚学生实习基地，建立了校企合作项目的伙伴关系。这种实践与经验的职业化模式，是一种关注区域利益、整合教育资源、践行做中学、重视工作场所中的学生福利的模式。1998年，《新学徒制》（NewApprenticeship）等国家层面的学徒系统、实习系统项目开始运行。为提高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在1990-1994年，澳大利亚执行了《培训保障法》（TheTrainingGuaranteeAct）。该法旨在提高企业自主教育与培训的水平，提出企业将1.5%的工资总额用于员工培训。然而，这个强制征收比较注重大企业，大企业用于培训的花费多于中小型企业。这一时期，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关注点由学习生活向学习工作转变。此时，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也促使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改变其培养目标，重塑宗旨。2013年，51.9%的企业运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满足它们的培训需要，其中33.3%的企业提供了职业资格证书培训，26.9%的企业提供了学徒或实习，20%的企业采用国家认证培训。47.5%的企业采用了非认证培训，高达77.6%的企业运用非正式培训，有12.4%的企业没有组织培训活动。从2007年到2011年，15岁以上的学习者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成功通过培训的人数比例逐年稳步上升。通过率从2007年的79.4%上升到2011年的82.7%。另外，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学习者的就业也产生影响，经过培训的学习者比没有参与培训的人获得工作机会多。例如，2007年，二者相差7%。2008年，二者相差6.7%。澳大利亚工业部每年都进行雇主满意度调查，通过调查发现雇主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满意度一直很高。以2013年为例，90%以上的雇主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对工作技能的培养有重要作用，雇主对工作需要的职业资格培训的满意度为78.3%，雇主对学徒制和受训制的满意度为78.8%，雇主对国家认定资格的培训满意度为83.1%，雇主对非认定培训的满意度为90.3%。这些指标2005-2013年间呈现逐渐上升趋势。随着行业企业深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工会和雇主委员会在政策决策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工会和雇主委员会参与制定国家行业能力标准，参与开发与行业相关的、符合行业标准的国家课程文件。此外，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各种水平的决策确立行业的领导地位，包括教授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评价。由于行业企业的参与，促使职业教育模式由“供给模式”向“需求模式”转换。

一、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特殊作用

职业教育是培养各类职业技术人才的摇篮，更是科技学习、科技创新、科技传播和科技应用的重要阵地。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促进民族地区科技进步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普及科技知识，培养民族成员的科学精神，破除迷信，使民族地区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二是产学结合，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竟争力、促进民族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三是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民族成员的技术水平，建设一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科技队伍，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二、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使职业教育发展缓慢，社会认可度低

甘肃民族地区教育普遍存在重学历轻技能、重普高轻职高的思想，影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家长普遍不愿意让孩子到技校、职高去学一技之长，即是进入了职业学校，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在他们心中只有干部是人才，而读职业学校只能成为“伺候人”的、“低层次”的普通劳动者。因此，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影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甘肃民族地区以回族和藏族为主，回族信奉伊斯兰教、讲求清真，藏族信奉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他们在宗教、语言、文化、心理、风俗、服饰和生活习性等方面与汉族有较大的差异。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教义、饮食习惯、生活习俗和家庭观念，因而不方便或者不愿离家到外地生活与谋生，尤其不愿到东部发达地区寻求就业机会。他们习惯于当地慢节奏的农牧生活，没有接受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强烈愿望。正因为这些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致使当地职业教育发展缓慢，多数仍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此外，甘肃民族地区位于甘肃西南部，地处甘、青、川三省交界处，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也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特别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属高原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西部过度地段，境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平均海拔3000米，平均气温1.7℃，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利于职业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

（二）职业教育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不够

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服务意识不强，办学目标不明、思路不畅、方法不活、形式单一，职业学校市场观念淡薄，专业设置不合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同时，职业学校与社会对接不畅，关门办学的现象非常普遍，职业教育与民族经济结合度低，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不大。调查发现，甘南州职业学校没有针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设置专业，而且专业设置的随意性比较大，缺乏充分的论证和必要的准备，致使一些专业，如计算机、电子商务等从一开始就在低标准上运行，课程改革滞后，教学内容陈旧，实践教学环节和教学时数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学生难以做到学以致用，毕业生就业不畅，对生源缺乏吸引力，招生困难。而临夏州职业学校为了吸引生源又通过“校校联合”的模式办学，完全为发达地区培养和输送人才，也脱离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谓“校校联合”是指通过借助发达地区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学、技能训练与就业渠道，来培养学生并实现人才输出的一种办学模式。[2]“校校联合”办学模式导致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特色丧失，只能做发达地区的附庸品，也导致了人才单边流动，使民族地区人才越来越匮乏。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存在的问题制约了中国梦的实现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梦的一部分、中国梦的一部分，其发展的形势令人鼓舞，发展的态势良好，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诸如社会的观念、自身体系的不完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匹配等问题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制约了中国梦的实现。

(一)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仍然不高，弱化了通过职业教育实现梦想的社会环境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政府、学校、企业、学生等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离社会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社会还没有完全发自内心对高职教育认同。这种认同度不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技”是不登中国社会大雅之堂的，其充其量只不过是“雕虫小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从来就是与“技”绝缘的，与之相对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思想惯性的影响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把接受技术技能等同于将来是“劳力者”而受“治于人”。从现实的角度看，扭曲的高等职业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是当前造成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不高的另一重要原因。高等职业教育评价的标准虽然越来越多元，但是目前最重要、最普遍的标准还是用考试分数来衡量，这无疑把“考试不太成功的群体”的评价标准又纳入了精英群体的评价标准，造成社会上把成功的标准扭曲为高学历，以这种标准衡量高职教育，其社会认可度当然较低。社会认可度的不高，影响人们选择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弱化了高职教育发展环境，势必引起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人才不足，从而制约中国梦的实现。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需要多层次、多类别的人才。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匹配的现象，降低了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实现梦想的期待，从而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使命，是要把已经成熟的科学技术、技艺技能和管理经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教育，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应用型、实用型技术人才，因而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紧密，在推进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打工经济，充当世界经济的加工厂，长期处在经济产业链的下端，也要逐步占据产业链的高端。我们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从“合格制造”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个转变才能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实现了。而这一切需要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然而现实是:一方面对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但是用人单位却招不到人，这种现象在我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中，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是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供给虽然在增长，却找不到工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表面上是学校和用人单位信息的不对称，实际上是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匹配造成的结果，也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滞后性与市场需要的超前性之间的矛盾。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建设中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这种不匹配降低了人们通过高职教育实现梦想的预期，从而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影响。

(三)职业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影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