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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法律教育全文(5篇)

儿童法律教育

第1篇:儿童法律教育范文

关键词残疾儿童学前教育融合教育

一、我国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本项目组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同时结合查找的相关论文数据资料,总结出当下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实际状况及问题。

(一)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投入低,教育机构及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

在经费投入方面,学前教育作为残疾儿童教育的起点和关键阶段,在我国,却没有建立足够的学前教育机构来满足残疾儿童的基本教育需求。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投入不足,学前教育机构依旧少之又少,而且分布极不均衡。据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3-6岁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率仅43.92%,其中城市为61.48%,农村为26.41%。同时,投入资金的不足导致了教育资源及配套设施的短缺,我国接受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机构主要有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的学前班以及普通幼儿园三种。其中的私立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国家对其支持不足,资金来源短缺,私立机构无力保证就学的残疾儿童享有充分的学习资源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而且即使是公立学校,部分的教学资源也不达标,且存在着教学活动场所狭小,康复训练设备落后,环保性能不达标,适合残疾儿童的针对性特色课程少等诸多问题,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二)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机构教师资源稀缺,教师专业水平低

就上文所述,我国接受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机构主要有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的学前班以及普通幼儿园三种。在教师资源方面,学前教育机构中的康复教育机构的教师招聘门槛低,对专业性要求不高,但因为特殊教育老师资源稀缺,招聘仍十分困难。而且学前教育机构教师流动性大,十分缺乏有经验的教师,加之学前教育阶段的教师没有职称评定等奖惩方式,教师的教学动力不足,仅凭朴素的社会责任心不足以支撑他们积极工作。而在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幼儿园中,其中的很多教师都是从普通学校的老师中调任入职,由于他们之前并没有接触过残疾儿童的教育工作,只是在简单培训之后就上岗工作,缺乏相应的专业技能,难以保障教育质量。

(三)教学单一模式落后,缺乏系统性规划

我国目前的残疾儿童学前教育主要关注的是障碍的矫正与康复,比如说视听能力的恢复、语言训练、缺陷行为的矫正等等。但是学前教育阶段作为残障儿童认知、语言、智力飞速发展的时期,如果不充分进行相应年龄知识的学习,以后会很难达到应有的水平。不过普通的讲授学习也并非可取之道,残疾儿童毕竟和普通儿童存在差异性,需要根据其个人能力制定个别学习计划,进行针对性的知识学习,同时,残疾儿童的个别化训练也不能以牺牲残疾儿童的交往时间为代价,否则会对残疾儿童的交往能力产生障碍。因此,康复训练的正常进行,个别化学习计划的开展和残疾儿童交往能力的培养三方面之间的平衡性问题也成为了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一大困境。

(四)残疾儿童学前教育以隔离式为主,不利于残疾儿童融入社会

目前我国残疾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仍以接受隔离式的特殊教育为主,且存在较多问题,例如在特殊学前教育机构的花费较高,导致入学率较低;在残疾儿童社会交往上,“隔离式”的教育模式无法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不利于残障儿童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融合教育被视为残疾儿童实现平等受教育权的最佳途径,是最终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实现社会融合的基础。虽然我国已经出台的多部立法涉及建立融合教育制度的内容,但我国学前融合教育发展仍较为缓慢,仅有少量残疾儿童接受了融合学前教育。

二、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法律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0至6岁的残疾儿童大约有167万人,同时每年新增残疾儿童约20万左右。由此可见,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为了实现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应当把教育的第一个阶段即学前教育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一)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法律制度的现状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我国宪法也规定,学前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修订实施的《残疾人保障法》作为专门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基础性法律,其第21条明确规定了残疾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并且规定要采取普通教育方式和特殊教育方式相结合的模式积极开展学前教育。该法第26条对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再次予以强调2017年修订实施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是一部专门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的行政法规。该《条例》确立了与保育、康复相结合的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制度,确立了相关配套保障制度,如残疾儿童入学登记制度、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制度、入学争议解决制度、个别化针对性的教育制度、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制度等。相较于旧《残疾人教育条例》,新《条例》中体现了原条例所不具有的新的理念,它确立了融合教育原则,强调平等保障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利,推行入学零拒绝,实现残疾人教育的全覆盖,构建多方共同负责体系。2017年7月,教育部等7部门了《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此计划强调大力发展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除此之外,《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和《教师法》中关于学前教育教师资格的要求和从事教育行业的补贴都能体现出我国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由此可见,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法律制度,但是在受教育的法律救济以及公众参与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二)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司法救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第八章法律责任中第五十七条规定,针对“(一)拒绝招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残疾学生入学的;(二)歧视、侮辱、体罚残疾学生,或者放任对残疾学生的歧视言行,对残疾学生造成身心伤害的;(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减免学费或者其他费用的”,以承担行政责任为主,对于给残疾儿童的身心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该条款虽从残疾儿童入学难,其身心健康遭受言行危害及费用负担重这三个残疾儿童教育主要面临的问题出发,进行规定,但是此法条为列举式规定,无法穷尽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情况问题,且《条例》的法律责任无兜底性规定,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其他问题,例如:教学效果不达标,形式上的接纳实质上的疏远等,没有提供明确的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2.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行政救济缺乏可操作性“无救济则无权利”,根据我国《残疾人教育条例》和《残疾人保障法》的具体规定,当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当事人以寻求行政救济为主要手段,对政府部门及学校等义务主体主要采取由其上级机关对其进行限期改正、批评、处分的处罚方式。但因为在以上法律中均缺少对机关部门,教育机构及其上级部门的监督性规定,上级机关及其下属的共同不作为很容易使得行政救济成为空头支票,因此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残疾儿童的监护人在实际寻求行政救济时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3.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公众参与”制度不完善结合我国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和国外特殊教育法律保障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条例》中虽规定了残疾人的监护人、所在社区、相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残疾人教育提供帮助,但是未建立普遍的奖励机制,使以上组织和个人缺乏行动的积极性。其次,在残疾儿童的家校信息共享机制和公众监督机制的建设方面并不完善,该《条例》没有为家长及社会公众提供对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运行及费用投入等方面进行监督的权利,也没有规定政府及学校等教育机构之间与残疾儿童的监护人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这使得家长不能及时获取残疾儿童的成长信息,也使得公众无法切实参与到保护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的行动中来。

三、美、英两国的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法律制度

笔者选取学前教育较为发达的美国和英国,分析两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立法现状,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美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立法现状

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美国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非常发达,入学率已达到近100%,而且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这不仅是保障残疾儿童教育权的有效措施,也是减轻社会负担的长远投资。为了改善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率偏低的社会现状,美国早在1975年就通过了《全体残疾儿童教育法》。该法要求各州为3-21岁的残疾儿童和残疾青少年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其他服务,并且确立了零拒绝,非歧视性评估、适当教育、最小限制环境、适当核查程序和家长参与六项原则。其中,针对3-5岁的残疾儿童的法律条款称为学前资金计划,不过该计划只是鼓励性的,对各州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直到1986年国会对该法案进行修正通过了99-457公法,学前资金计划才变为各州均需要执行的强制性规定。99-457公法在1990年修订变为《残疾个体教育法》,目前最近一次修订是2004年通过的《残疾个体教育法2004年修正案》,所有修正案在保留学前资金计划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完善。该计划的拨款主要由州政府和学区承担,联邦拨款只占一小部分,但联邦拨款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且数额也在逐步增加。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律救济方面,如果残疾儿童无法得到免费且充分的学前教育,那家长们可以依据该法案提起诉讼。

(二)英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立法现状

英国学前特殊教育立法发展的特色首先就是特殊教育的对象经历了由少到多再到简的演变过程。英国的特殊教育的萌芽首先是17世纪宗教对残疾儿童的收留与教育,但仅限于极少数残疾程度较重的残疾儿童,1870年《英国初等教育法》则是规定了5类残疾儿童,《1944年教育法》的成就则是对残疾儿童做了更为详细的划分,对缺陷儿童做了10种分类,1978年的《沃诺克报告》建议特殊儿童10种类应该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这扩大了残疾儿童受教育的范围;其次,1944年英国的《教育法》首次确定了对年满两周岁的儿童进行医学检查,确定他们是否存在残疾,并确定残疾的类型与程度,并为以后特殊儿童进行教育做准备;另外,1994年《特殊教育需要鉴定与评估实施章程》要求学校从教职工中任命特殊教育需要协调员,负责专门统筹、协调和安置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最后,英国特殊教育更加重视家长的参与,赋予家长更多的权利义务,1981年《教育法》首次赋予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有咨询上诉的权利。

四、完善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学前特殊教育成功的关键,建立专门的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立法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残疾儿童是否能够享受平等教育权的基本尺度,也是与国际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接轨的必要手段。

(一)完善残疾儿童学前教育资金投入制度

保障和增加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投入,实现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全免费。提高政府对学前融合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大对公立普通幼儿园的财政支持,提高公立幼儿园在教学设备、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包容性,为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打好基础,提高学前融合教育水平和质量。

(二)建立特殊教育教师的资格准入制度

加强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力度,提高其专业化水平,我国应首先制定专门针对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在证书的获得过程中加入特殊教育的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同时,应注重特殊教育人才资源向不同学校的输送,在普通学前教育机构中加大特殊教育知识与技能的普及力度,在有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学前教育机构中设置有专门负责特殊教育的教师,为残疾儿童提供专门服务。

(三)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治疗、知识学习和个别化训练相结合的培养机制

《残疾人教育条例》强调了残疾儿童学前教育与康复的结合。笔者认为,早期的康复治疗十分重要,不仅有利于改善残疾儿童的缺陷,而且从长远来看也节约了成本。但在教学方式上,还应注重学前残疾儿童的专项训练与全面发展相结合,合理进行教学活动设计,注重潜能开发与缺陷补偿相结合,重视残疾儿童社会性发展,培养残疾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增加残疾儿童家长的参与性,实现家校互动,从而使障碍的矫正、知识的学习与个别化训练三者达到有机的平衡,建立起促进残疾儿童最大限度发展的康复治疗、知识学习和个别化训练相结合的培养机制。

(四)立足本土实践,发展学前融合教育制度

实行融合教育是残疾儿童切实实现平等受教育权的必然途径。针对残疾儿童学前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应立足本土资源,加强实践研究。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前融合教育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区上,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应的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速度与质量也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及宗教、民族风俗等多种因素影响,要想促进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地把理论付诸于实践,应更加关注地方特色及不同地域学前融合教育的现存问题,以解决现实之需。此外,国家要加强融合教育宣传工作,让融合教育从理论层面真正走向大众,提高人民群众对融合教育的接受程度,更好地推进融合教育的发展。

五、结语

第2篇:儿童法律教育范文

《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明确规定了幼儿园的教育工作,必须“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孩子对他已知世界的认识是通过抽象完成的,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告诉我们,孩子是通过游戏来了解世界、了解自己、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通过游戏来学习的。但是,目前幼儿教育超前倾向严重,即幼儿园教学内容小学化,不能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思路不够宽阔,教师自我突破及创新不够,运用不灵活,仍存在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传授、技能训练为主。孩子被动、消极地服从,机械重复的训练和模仿成为主导。在幼儿园的教室中游戏在减少着,使用笔和作业纸的现象在快速增长着,幼儿的游戏空间变成了学习知识,使幼儿教育在发展中走了形、变了样,成为了对幼儿进行超前教育。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由于家长对幼儿教育的期望过高,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他可以学习的时候就接受到超过别人孩子的教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要赢在起点。他们认为,多会一点算术题、多背诗歌、多认识一些字就是学习,就会让孩子在提前对知识积蓄情况下超越其他孩子。以为这样就是将来有出息的征兆,而有些幼儿园为了迎合家长这种心理,便置幼儿教育规律于不顾,置孩子的快乐于不顾,一味搞超前教育,把小学的学习内容下放到幼儿园教育中。懂得幼儿教育规律的人都知道,学写字、背古诗对开发幼儿智力只是一方面。开发智力要遵循幼儿教育规律,以发展幼儿的创造能力、认识自我与他人交往的能力为主;以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为主。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对幼儿进行的行为教育,如简朴习惯,爱劳动教育等等,现在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知识教育,而且是超前的知识教育,以至于使一部分儿童升到小学一年级后,感觉可学的内容太少了,结果不良的习惯产生了,影响孩子的学习和以后的成长过程,这种教育倾向如果不能得到改观就会造成幼儿教育的移位。我们也知道,幼儿智力的开发固然重要,但对幼儿进行习惯的培养更重要,对幼儿的知识传授固然重要,但对幼儿进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更重要。

二、幼儿教师老龄化阻碍幼儿教育发展

双阳区幼儿教师198人,30~35岁占10%,35~40岁的占50%,40岁以上的占40%,30岁以内的几乎没有。近10年没有分配年轻教师,幼儿教师群体应该是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群体,应该是智慧与靓丽并存的群体。但由于目前各地存在着用人机制的限制,年轻的受过专业培训的幼儿教师进不来,不能给幼儿教育注入新鲜的活力。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幼儿教师由阿姨变成“阿婆”这些“阿婆们”用他们已有的知识经验,教授着今天活泼与智慧并存的孩子,略显力不从心不说,而且还培养孩子的老气、娇气,一个个像小大人似的,这种老龄化的教师结构,不是严重束缚幼儿的成长吗?面对这样一种让人焦虑的用人机制,我们作何感想?是听之任之,还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提高现有幼儿教师专业水平和实施幼儿教育的能力?

三、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影响幼儿教育

第3篇:儿童法律教育范文

关键词:学前教育;学前教育立法;体系化建构;立法活动

我国学前教育立法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学前教育事业客观发展的需要,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立法进入快速期,在现行有效的六十多部学前教育法律法规规章中,六成以上是2010年以后制定或者修改的①。法律制度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办好学前教育原则精神的有力手段和有效措施。目前,学前教育领域立法实际上仍然处于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布局的初期发展阶段。因此,应积极完善学前教育立法领域的顶层设计,确立全局性的立法宗旨,贯彻体系化的立法构思,突破关键性的立法难题,追求基础性的立法价值,以充分保障学龄前儿童的受教育权,积极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国家学前教育的发展目标。

一、确立一个全局立法宗旨:以儿童为本位

学前教育立法不仅是某一地域或部门的立法,还涉及整体性、全局性、专门性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或者修改。这需要树立贯穿学前教育立法全程的思想理念,以促进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同级别法律之间整体精神与基本原则的协调与一致。

1.以儿童为本位是学前教育立法的根本宗旨

以儿童为本位是指成人社会承认儿童作为独立自在的理性主体,其享有充分自主发展的权利,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一切事务时应首先考虑儿童的权益,这就意味着成人在处理儿童事务时,应站在儿童思维的角度,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本着儿童利益优先与最大的考虑做出决策,对儿童实施优先保护、特别保护乃至全面保护,而不能想当然地依据成人思维和立场去处理涉及儿童的事务。现念的学前教育同样需要贯彻“尊重儿童的天性,以儿童为教育的中心”的根本教育宗旨[1]。申言之,“儿童本位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教育,表现出的是崇尚进步的开放性、追求个性独立的自由气质和孕育公民品质的民主精神”[2]。学前教育立法只有以儿童为本位,把儿童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相关教育主体及其学前教育制度和观念、学前教育方式方法才不会以任何非理性的方式排斥甚至歧视儿童利益,才能真正体现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理念和价值追求。“要解放儿童,并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目的,就必须以儿童为中心,儿童必须成为开展教育工作的唯一确定的立足点”[3],这也是“走出目前儿童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的瓶颈状态之现实需要”[4]。如果学前教育立法缺乏对儿童本位理念的正确认识和有效保障,就会导致成人社会对儿童权益的漠视乃至侵害,其主要表现在儿童受教育权无法真正实现和教育忽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两个方面。这不仅会给儿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带来毁灭性后果,还会阻碍整个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儿童本位已经被现代国际社会公认为处理有关儿童事务的最优先考虑因素,也是我国学前教育立法应当明确的根本宗旨。

2.应制定符合基本国情和地方实际的学前教育法律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定了以儿童为本位的规则,具体规定为“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3]。通过法律创制,将儿童本位的立法宗旨融入学前教育立法全过程,为保护儿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科学现代的理念支撑和制度保障,这是合理且必要的。良法的创制不仅需要先进的思想宗旨和价值理念的指引,还应当符合基本国情和地方实际以及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与可行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通常发达地区依法保护儿童权益的意识更高,实力也更强,法律制度更完备,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对儿童权益的保障依然更多屈从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因此,儿童本位并不是要求成人社会脱离基本国情和现实能力而不顾一切地满足儿童的任何需要,成人社会提供的各类资源至少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为全面贯彻儿童本位宗旨而制定的学前教育法律,也应在确保法律总体精神和基本思想和谐统一的基础上,通盘考虑、因地制宜,以切实适应地方学前教育发展的现状。

二、平衡两个基本立法思路: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结合

自古以来,权利与义务就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发展到现代民主法治社会,若非某些特殊情况,法律条文中一般不存在无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无义务的权利,权利主体享受权利依赖于相应义务主体依法履行义务。

1.儿童与成人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

儿童作为独立个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但是儿童天生柔弱,儿童权利的实现有赖于成人社会给予提供和保障。相对于成人社会而言,儿童是纯粹的权利享有者,而成人社会则是相应的义务承担者。这时,权利与义务就产生了分离,这种分离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为了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而必须承担的天然义务。当然,在法治社会,这种责任承担的设定和实现是有界限的,是以法律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为准的。个体孕育后代,个体就有义务为子女提供良好的生活教育条件至法定年龄阶段。“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单靠父母个人力量不可能完全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也无法履行现代教育承载的国家兴旺、民族复兴等社会功能。因此,家长教育权需要部分让渡于国家教育权”[5]。个体让渡相应权利组成国家权利,国家就有义务为“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提供适宜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各项保障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学前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制度”;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制定学前教育标准,加快普及学前教育,构建覆盖城乡,特别是农村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为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条件和支持”[6]。在现代民主社会,个体和国家的这类儿童权益保障义务,不仅是基于人类自然朴素的道德观念,还是宪法以及法律明确规定的基本责任要求。

2.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有机结合

简单来说,学前教育立法是为平衡学前教育领域利益和规范相关主体行为而创制法律的活动。在学前教育相关法律中,为保障儿童充分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教育权和受尊重权等各项基本权利,需要明确各个相关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具体而言,学前教育领域立法所涉及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包括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幼儿教育机构或者学校、幼教机构教师及其工作人员、儿童家长或者监护人。第一,政府。权责一致是学前教育立法规定政府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内容,它要求政府既不能权大责小,也不能权小责大,享有的权力应当与其履行的职责和义务相匹配,从法律源头明确和规范行政权力的依法运行。学前教育立法属于教育类行政立法,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享有法律赋予的管理权、监督权和执法权等行政权力,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建立权责明晰的政府监管督导体制、廉洁高效的财政保障制度、完善健全的教师发展制度、严格明确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制定公平合理的弱势儿童群体倾斜支持政策等。这种教育行政权以法创设,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因其特定身份而不能拒绝或者消极放弃,更不应违背法定职责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因此,立法应当明确政府未依法履行权力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第二,学校。学校作为实施教育保育工作的学前教育机构,依法享有向儿童父母或者监护人收取相关费用、请求政府和家长积极配合幼儿园工作、要求水电气热土地以及税收按照教育类标准收费等权利。同时,学校还应当承担提供优质保育教育的义务。例如,开设学前教育机构,依法提供规定材料并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条件;维持安全有序整洁舒适的校舍场地;教育原则和内容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职工及幼儿管理制度;执行安全可行的儿童接送制度;自觉接受相关行政部门以及儿童监护人的指导监督;等等。第三,教师。教师是与幼儿直接接触、为其提供保育教育服务的专业人员,儿童权益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教师的保教工作。因此,学前教育立法应当明确教师的社会属性和法律地位,明晰教师享有的物质保障权、职业发展权、教学自由权和受尊重权等权利,提升学前教师的发展空间,尽量依法给予教师物质生活保障。同时,教师也应当具有相应的资格资质和履行法定义务,尤其是对天性活泼好动、语言表达不畅、自制力较差的儿童实施保教工作,更加需要极大的耐心、细心和爱心,教师不仅需要弹拉说唱样样精通以及系统掌握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和生理健康学等知识,还应当特别注重加强自身心理健康锻炼,培育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养成良好的个人修养。儿童在园期间,教师应做到保障儿童的人身健康与安全,实施符合教育原则和教育规律的保育工作,充分尊重儿童的人格尊严,促使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以及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第四,家长。家长是儿童的天然监护人,具有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环境与氛围的天然义务和法定责任,家长把子女送至学校,确保儿童享有受教育权。因此,有义务给付相应的教育费用以及配合学校和教师的保教工作。应明确家长享有的相应权利,如教育选择权,即家长有权选择儿童接受教育的内容和学校;查阅权,即家长有权查阅幼儿园监控视频,幼儿园应当主动配合和有效提供;知悉权,即家长有权知晓幼儿园收费金额和项目的依据及标准,有权知晓幼儿的在园情况,幼儿园应当积极答疑解惑;监督权,即家长有权对幼儿园工作进行监督,有权成立家委会;获得帮助权,即家长有权从幼儿园获得科学育儿知识和方法、有权从政府获得帮助等。

三、着力从三个方面突破立法难题:理念、技术、程序

突破当前创制学前教育法律过程中的难题,需要从更新学前教育发展理念、改进学前教育立法技术、完善学前教育立法程序等三个方面入手,这既是解决当前学前教育发展根本性、关键性问题的当务之急,也是突破学前教育立法领域深层次难题的必由之路,更是提升现有学前教育立法质量的长久之策。

1.积极更新学前教育发展理念,正确认识法律的重要作用

首先,充分认识学前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的起始阶段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普惠教育,对于保障广大儿童充分享有受教育权,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均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其次,树立科学现代的学前教育发展理念。应明确学前教育的法律地位和公益普惠属性,尤其要“明确政府职责、管理体制、投入体制、办园体制、教师队伍建设及建立督导评估与问责制度等”[7],彻底解决学前教育长期发展积累的深层次难题,消除关键性体制机制障碍。最后,把握依法治教、依法兴教的精神实质。学前教育法律法规规章是学前教育领域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指引,是学前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制度保障,是真正抓住主要问题、更好解决关键矛盾、有效地破解当前学前教育发展难题的必然选择。通过抓学前教育法治建设,确立一系列重要的原则、宗旨、精神、制度和规范,促使学前教育工作逐步走上法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立法主体应当把现代学前教育理念与基本国情和实际需求统一起来,将科学精神和教育规律贯穿于学前教育立法的始终。

2.着力改进现有立法技术,有效地提升学前教育立法能力

学前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补充和解释,应当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因地制宜,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在明确学前教育社会属性和法律地位的基础上,着力改进现有立法技术,通过对法律文件的内部结构、外部形式、概念、术语、语言、文体以及立法预测、立法规划、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理解和把握[8],使内容与精神相契合,使内在逻辑与表现形式臻至完美,以便实现法律的价值和目的。因此,在学前教育立法的过程中,既要让立法名称表述规范,又要使结构设计科学合理,更要确保条文清晰严谨,用语规范统一。首先,关于立法名称。作为学前教育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法规规章,其具体名称表达应当规范,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文件,因为其法律效力等级高低各异应当用不同名称来体现。如法律的名称为“某某法”;行政法规名称为“条例”“规定”或者“办法”,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国务院行政法规称“暂行条例”“暂行规定”[9];在有上位法前提下,地方性法规名称原则上称作“实施办法”或者“条例”[10];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不得称“条例”[9]。其次,关于立法结构。立法结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相关知识和内容结构应当完整齐全,这需要立法中全面包含学前教育的性质和地位、制度和政策、基本原则和精神、体制和机制等重要内容;二是法律文本的框架体例应当规范统一。学前教育立法是一项极具专业性、技术性的系统工程,应当按照体系化的思维方式、科学化的体例设计安排各项制度与内容,制定结构严谨、逻辑规范、体例科学,能体现学前教育精神原则,具有学前教育立法特色的学前教育法律法规规章。最后,关于立法规范的表达。严谨、准确和简明的立法语言是一个学前教育法律条文完整、明确、概括地表达出条文真实内涵的基本要求,它是对学前教育立法质量和法律文本生命力评价的重要标准。为此,应当“让法律专家和教育专家共同讨论、研究、参与教育立法,突出法律技术上的要素,注意法律的逻辑结构和使用文字、术语的科学性”[11]。相关立法主体也应当认真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制定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全面提升立法技术与能力。

3.完善立法程序,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程序具体指立法机关行使制定、解释、修改、认可和废止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法权而应当遵守的法定程序,其具有公开性、参与性、合理性和及时性的特征[12]。“立法程序是依法立法的必要前提,是立法行为合法的内在要求”[13]。成熟的体系化学前教育立法,不仅需要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和高水平的立法技术,还需要完备的立法程序予以具体落实,以保障立法工作更具规范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完善学前教育立法程序,应从以下方面着力。首先,应当设置合理程序,有效地回应民众关切。从当前学前教育实际需求出发,深入各地和群众中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真正了解社会需求和人民期盼,准确把握学前教育发展现状,认真做好立法预案评估工作,就学前教育相关事项是否需要立法、何时立法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充分进行论证,使学前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能在法律中得到准确反映和妥善解决。其次,积极完善社会各界参与立法的方式途径。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和报纸等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开当前学前教育立法重难点和立法预案,采取立法项目听证会、讨论会、座谈会和专家咨询会等多种方式,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并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分析和整理反馈,发挥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在学前教育立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健全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和专家学者顾问制度,确保公众参与立法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14]。最后,建立健全学前教育立法后评估机制。就学前教育立法后评估的主体、客体、内容、标准和时间等提供切实可行的规定,有效地检测学前教育立法的实施情况,及时调整和修正法律问题,提高学前教育立法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四、追求四种基本立法价值:各立法价值的和谐统一

从价值属性来看,学前教育是追求“自由、公平、效率、秩序”价值的教育。因而,学前教育立法活动也应当蕴含自由、公平、效率和秩序等基本价值,其反映了法律规范对学前教育发展的内在追求,相互间具有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彼此间实现了各种基本价值的平衡与协调,构建统一和谐的学前教育法律价值评价体系。

1.核心价值:保障教育自由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核心价值追求。这种价值也集中体现在法律创制的过程中。“自由作为法的一种价值,不仅是现代法所具有的根本性价值,而且在未来法的发展过程中,也将是法的基本性精神内核。体现自由、保障自由和发展自由应当是所有法的精髓,任何压制自由甚至扼杀自由的法,都是对自由的反动,是对时代的否定,是对潮流的逆挡,都是应当被强烈反对和改变的”[15]。追求自由是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之一,过度的限制和干涉不利于人类教育活动的创造。当然,这种教育自由是在法律框架下相对的自由[16]。只有保障自由的学前教育法律,才能充分保障相关法律主体的合法权利。法律应当成为学前教育自由发展的有力保障,法律条文的内在价值不是为了束缚和压制政府、学校、教师和儿童,而是为了促成这些主体自由权利的实现和发展,为了保障学前教育真正成为可以“自由呼吸的学前教育”。学前教育自由具体包括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学校办学自主权和自由发展权、教师教学自由权和职业晋升发展权、儿童受教育的自由选择权和学习自由权以及个性化发展的权利。法律保障学前教育相关主体的自由,意味着在明晰教育行政部门权责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域的差异性,应当依照法定原则和范围,为行政机关设置必要的行政裁量自由权,既保证法律的原则性,又保持一定限度的灵活性,以便于行政机关合法合理、公正善意地行使学前教育发展主导权;意味着法律保护学校尤其是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主权和发展权,从鼓励建设现代学校管理制度、完善幼儿园法人制度、健全民办学校董事会和监事制度等方面给予支持,充分释放学前教育办学活力;意味着教师在提供符合学前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的教育课程的同时,对于幼儿课程的安排、游戏活动的设置、教学教法的运用、思想教育内容的选择、幼儿生活习惯的培养等一系列保教内容,具有追求教学理性与自主安排的自由;意味着法律不能以任何遥远的目的、某种宏大的理论或者自认为是从学生的立场出发,牺牲儿童的身心利益[17]。应当明确学前教育的原则与内容,以培养和尊重儿童个性自由自主的发展为目标,以游戏活动、寓教于乐为教育方式,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儿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根本价值:维护教育公平

现念的公益普惠性学前教育是以维护教育公平为基本需求,以面向全体儿童、尊重个体差异、注重弱势扶持为基本内容的国民教育。公平具有法律价值追求的根本属性,它是用正义标准对学前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和配置结果的价值评价,公平本质上就是资源配置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均衡性。维护和实现学前教育资源分配公平,应当有效贯彻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18]以及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等三个方面内容。就儿童而言,权利公平即受教育权公平是学前教育法律正义理念的内在价值。儿童不论性别、年龄、地区、民族、籍贯、肤色、家庭条件、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等,只要是我国公民均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不承认任何法外教育特权。建立在权利公平基础上的机会公平则是指法律保证儿童能够享有平等的就学机会,国家和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对于每个儿童始终都是均等的。当然,由于现实生活中儿童个体自身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如有的天赋异禀、有的智力超群、有的身体残缺、有的智力障碍等,立法维护教育公平应当正视个体差异,力避学前教育同质化,为社会提供适合不同儿童身心发展的学前教育。对于我国“老少边穷山”地区的儿童、农村地区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随父母流动儿童以及城市低保家庭儿童等弱势群体,其因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而无法有效实现受教育权利,法律通过制定一系列帮扶制度来保障这类儿童享受到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以实现教育的起点公平。就学校而言,法律应当明确所有符合法定办学条件的公民个人和机构组织都平等地享有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办理学前教育机构的资格,教育等行政部门依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和学前教育总体规划,并根据法定程序和申请人申请时间的先后,统筹兼顾,综合考虑,依法审批,确保规则公平,法律保护所有符合办学条件并经过依法申请获得行政许可审批的学前教育机构。虽然公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的兴办主体不同,政府的关注度和支持度不一,但是二者同为平等的教育主体和市场主体,拥有相同的办学资格与发展权利,享有法定的公平发展机会,适用同一的教育规则和制度。就教师而言,法律应当明确民办教师、非在编教师与公办教师和在编教师具有同等的教师身份和法律地位,具有同等的教师发展权利和职业晋升渠道,同样享有法定的工资待遇和社会福利等保障。民办教师和非在编教师依据考试考核和法定程序享有成为公办教师和在编教师的公平机会,公办教师和在编教师亦有辞去公职进入民办教育机构的权利。法律制定教育规则不能因为教师有无编制、是否属于公办园或者民办园人员等因素而区别对待,法律规则公平适用于全体教师。

3.经济价值:提高教育效率

效率是指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学前教育资源面临总量不足与分配不均的严峻现实,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原本紧张的学前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由于学前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和短缺,使得提高教育效率愈加成为学前教育立法迫切追求的价值方向。从法律经济价值方面考虑,提高学前教育效率最终是为了充分保障广大儿童的受教育权,是为实现儿童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目标服务的。因此,立法中需要重点提升学前教育的资源分配总量和优化使用效率,鼓励社会资源参与办学。第一,科学估算一定时期内全国和各行政区域的学前教育资源需求量,充分保证学前教育资源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提高学前教育资源在整个教育资源投入中的比例。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明确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教育方针,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国家对教育的财政资源投入自2012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全国GDP总量的4%以上,但学前教育阶段资源投入量远少于其他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投入数额[19]。因而,学前教育资源投入不足问题,仍然是学前教育立法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第二,改善学前教育资源内部分配结构,优化学前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面对既定投入的学前教育资源,如何在不同区域、学校和群体之间进行有效配置,需要立法者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统筹谋划、因地制宜、兼顾效率。如农村合村并校留有的小学空余校舍,应当优先保障本村幼儿园使用;城镇小区建设应当合理布局幼儿园并与小区项目同步设计、建设和交付使用等。同时,应依法完善学前教育经费预算、使用、审计和监督制度,理顺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明确相关主体的权限和责任,做到专事专岗、专款专用、专人专责。第三,在国家学前教育资源投入总量既定的前提下,鼓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和扶持社会力量有序办学兴校,提高民办幼儿园的办园质量,尽量缓解学前教育资源供需矛盾。对于面向大众、办园规范、收费合理的普惠性幼儿园,应给予贷款补助、以奖代补、税费减免、办学用地优先提供、水电气暖按照教育类标准收费等优惠政策[20]。对于资质合格、质量较好、收费较高的特色民办幼儿园,政府应当采取督促完善制度规范、适度合理引导、加强动态管理等措施,予以支持和帮助。在普及公益性幼儿园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各类幼儿机构的引导和监管,以满足不同群体对各类学前教育的需求,提高社会资源投入学前教育事业的利用效率。

4.固有价值:稳定教育秩序

稳定学前教育秩序是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内在要求,是对相关教育主体行为的自发性、无序性和任意性的反对和否定,具体包括政府的管理秩序、学校的工作秩序、教师的教育教学秩序等。尽管教育秩序不是学前教育立法的最核心价值,却是学前教育立法的基础价值与固有价值。因此,要形成稳定良好的教育秩序,需要学前教育立法做好如下三点。第一,有法可依是稳定学前教育发展秩序的首要前提,应当“以填补立法空白为重点,促进教育法律体系逻辑结构的完善”[21]。作为基础性、全局性和专门性的《学前教育法》尚未出台,导致学前教育法律体系基础不牢,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当前学前教育无序发展的状况。因此,应当以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现状为基础,以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为指引,以高水平的立法技术为手段,以域外学前教育立法与实施经验为参考,积极出台《学前教育法》,理顺学前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内部逻辑结构和层级关系,促使法律内容分工明确、衔接得当,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结构严谨,从而形成整体完备的学前教育法网,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法律化、规范化和有序化。第二,依法明确违反学前教育法律规范的法定责任,维护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正常秩序。即便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相应的制度规范,若没有具体严格的法律责任追究,学前教育法律仍会缺乏必要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故而,对于相关主体学前教育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依法严格规范。第三,依法规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程序和范围,制定权力运行与监督制度,明晰不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与职责边界[22],有效地处理政府主导学前教育发展模式下“不作为”和“乱作为”的问题。某些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本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既缺乏长期规划,也没有明确可行的短期目标,随意发号施令,违反学前教育发展规律,侵害相关教育主体的合法权益。通过学前教育立法确定法律程序,要求行政机关的学前教育行政行为要合法、合理、公开、透明,其在做出行政决策之前应采取召开如公民听证会、专家讨论会等方式,听取广大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力避权力任性对学前教育秩序造成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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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儿童法律教育范文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

1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意义

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30日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在留守儿童群体中,54.5%为男孩,45.5%为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但也有0.5%的儿童残疾、0.1%的儿童患病。与2016年数据相比,0至5岁入学前留守儿童占比从33.1%下降至25.5%,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65.3%上升至71.4%[1]。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儿童中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比例高、数量庞大。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年纪小、分辩是非的能力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一阶段的儿童在成长中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容易出现世界观偏差、被犯罪分子教唆、受到侵害,甚至是成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不能给予其良好的教育和保护,造成儿童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健康。缺乏情感关怀的儿童在成长中心理脆弱、偏激、敏感。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环境,本应当承担起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家庭调查、成长档案管理等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聚集的主要地区都处于经济条件较落后的地区。作为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大多没有能力为留守望儿童提供心理建设、法律援助的能力。全社会虽然对农村留守儿童给予关注,但毕竟鞭长莫及。城市里的爱心志愿者距离他们太遥远,不能给予及时的帮助。而边远地区的志愿者队伍发展缓慢,也不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刑事诉讼问题时,就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如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刑事法律援助就有着重要意义。

2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中的主要问题

2.1缺乏专业机构与人员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特殊弱势群体,应该有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对他们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大多聚集在偏远地区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专业法律援助机构,以及专门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案件经历和经验的法律援助律师。而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项资金的支持[2]。

2.2刑事法律援助大多不能覆盖诉讼全过程

农村留守儿童无论作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还是被害者因其年纪小等因素在诉讼的全过程当中都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保护其正当合法权益,以及身心免受二次伤害。但是,当前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不了解申请法律授助的流程,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案件的侦查与起诉阶段通常没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通常是在审判阶段由法院指定律师进行辩护[2]。而在调查取证等环节,涉事儿童没有受到应有的心理保护。

2.3缺乏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当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没有质量评价体制。律师工作繁忙,在面对法院指定的辩护工作时,有时精力投入有限,只做表面工夫,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法律援助。

3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策略

3.1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组建专业援助团队

当前我国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一部分社会援助。解决资金问题是构建团队的前提问题。司法部门应该关注到问题的重要性,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同时向全社会发起号召成立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专项资金,吸纳更多社会捐助。基于此,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立专业的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机构并组建专业援助团队,针对涉及留守儿童刑事犯罪的主要问题、儿童身心特点,研究法律援助的具体方案[3]。

3.2简化法律援助手续,建立保护机制

简化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对于涉案的农村留守儿童,应给予覆盖全过程的法律援助。同时建立对涉案留守儿童的保护机制,免其在案例审理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4]。

3.3健全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构建一套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覆盖司法全过程,包括服务态度、专业水平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律师奖金、等级等利益挂勾。

参考文献:

[1]林晖,罗争光.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下降[N].中国教育报,2018-10-31(1).

[2]谢晖,石炜.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治保障研究:以刑事法律援助司法保护为视角[J].法制博览,2018(3):45-47.

第5篇:儿童法律教育范文

关键词家庭教育儿童权利协调机制

一、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表现

(一)父母教育权与儿童人格权的冲突

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不完善,思想尚不成熟,由父母决定自己子女的生活以及学习等诸多方面的事宜,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然而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自己的人格权,父母在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或者教育权之时,很多时候会无形中与儿童的人格权产生冲突。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尊严产生冲突,另一种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自由产生冲突。首先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尊严产生冲突。父母在行使对儿童的教育权之时,有时候会采取打骂等过激的行为,比如当子女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时,或者当子女犯某种错时,有的父母会使用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指责自己的子女,这就极易对儿童的人格尊严带来伤害,甚至是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其次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自由之间的冲突。望子成龙是每一位家长的心愿,因此在孩子小时候很多家长会给自己的孩子报各种各样的特长班,而很多家长在给子女报特长班时却并不听取子女的意见,不在乎孩子是不是真的感兴趣,这就干预了儿童的人格自由,甚至是让孩子厌学、产生逆反心理。

(二)父母教育权与儿童隐私权的冲突

父母作为儿童的监护人,有照顾儿童生活起居、保护儿童生命健康、管理儿童私有财产以及儿童进行相应的民事活动等职责,这既是父母的义务,也是父母的权利。因此,当父母行使以上权利时,就必然会从某种程度上与儿童的隐私权发生冲突。对于学龄前儿童,家庭生活几乎是他们的全部,家长也大多代替儿童做出涉及到儿童利益的所有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家长不会听取儿童的意愿,就极易造成对儿童隐私权的冲突。比如家长在“抖音”等短视频社交软件上随意自己子女的裸照,就属于侵犯了儿童隐私权。而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父母在行使监护权或教育权的时候也会侵犯到儿童的隐私权。比如有些家长以担心儿童早恋影响学习的名义,翻看儿童的日记、聊天记录,甚至是通过在儿童的房间里安装摄像头的方式来密切关注他们的一切,这些行为都属于严重侵犯了儿童的隐私权。

(三)父母教育权与儿童生命健康权的冲突

父母的教育权里边包含着父母对儿童一定程度的处罚权,父母对儿童的处罚权在我国是法律默认合法的,而且从教育儿童的角度也是有一定必要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之中,部分父母却滥用自己对儿童的教育权,体罚甚至是虐待儿童从而导致儿童生命健康权受到威胁。传统观念认为,通过一定程度的体罚可以有效控制或者是纠正儿童的行为,而且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属于一种强化方式,也是合理的。然而体罚需要掌握一个度,如果过分体罚就极易对儿童造成心理上或者是身体上的伤害。2018年12月22日晚,深圳市一个八岁女童被殴打的视频在网上并传播,视频中一个成人女性拽着女童的头发殴打女童,很恐怖的把女童甩在地上。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立即核实并展开调查,经调查发现视频中殴打女童者为女童的亲生父母,而且其父母对殴打女童的事实供认不讳。现实生活中不断有这种父母体罚、虐待儿童的新闻曝光出来,不论父母体罚的目的到底是不是真心为了自己的子女,但这种体罚的方式给子女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

二、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原因

(一)父母教育权界定不清

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父母有对子女的教育权,但却并没有详细规定具体应当以何种方式教育,进行何种程度地教育。而纵观我国法律实践,只有父母教育儿童的教育行为达到虐待儿童的程度,法律才会加以干涉,因此在达到虐待程度之前的所有教育行为是否恰当,是否会对儿童造成伤害,仅仅依靠道德去衡量,法律上不会予以否定。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应学习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教育、抚养未成年儿童,正确地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国家相关机关或者是社会组织也应当为未成年儿童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这一规定对父母的教育权进一步做出解释,然而对于如何才能完成自己的教育、抚养义务,怎么样才算“正确地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因此该条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关于国家相关机关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对儿童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指导这一规定更是模糊,现实生活中难以实行。也正是基于我国法律中关于父母“教育权”的模糊性规定,才导致有一部分父母对儿童在行使教育权的时候为所欲为,肆意体罚虐待儿童,给儿童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

(二)儿童权利保护立法不完善

关于儿童权利的法律保护,我国在很多法律中都有所涉及,目前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包括《民法》《刑法》《义务教育法》等在内的儿童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然而这些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够细化,大多是纲领性的内容,可操作性不强,法条的规定比较模糊。理念决定制度建设和制度模式,纵观我国立法传统和一直以来的立法观念,我国更关注公法的制定与发展,而关于家庭方面的立法特别是儿童保护的相关立法,发展相当不成熟。也正基于此,我国儿童保护方面的立法相当不完善,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首先,我国缺少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条款只是零散的规定在《民法》《刑法》等法律之中,而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因此弥补这一缺陷,是当前儿童权利保护至为关键的一步。其次,现存儿童权利保护立法的系统性较差。主要表现在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各部法律之间缺乏关联性,从而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统一的立法原则,也就最终导致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

(三)传统观念中儿童权利保护的弱化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孝道文化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逐渐形成了“父慈子孝”“父为子纲”等孝道传统文化。传统社会观念认为在一个家庭之中父母就是儿童绝对的家长,父母管教孩子甚至是对儿童进行体罚是理所当然的家事。这也就是所谓的父爱主义或者是家长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儿童年龄小,心智不成熟,脆弱无知,不知轻重,而家长成熟明智,做什么事情肯定是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使自己孩子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因此父母干预儿童的一些权利甚至是体罚打骂儿童是不违反道德的,是有助于儿童成长的。这种父爱主义或者说是家长主义和儿童权利的家庭保护形成了严重的冲突。而且,在成人的世界里,儿童就一定是因缺乏社会阅历而不够成熟,从而不能为自己做更好的选择或者是形成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父母的这种质疑儿童能力的观念扼杀了儿童选择自由的权利以及生活当中的自主权。

三、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解决

(一)明确界定父母的教育权

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当前法律中对于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权规定模糊,因此要解决父母与儿童的权利冲突问题,首要环节就是明确界定父母的教育权,将教育与虐待做出一个明确的区分。关于儿童权利保护中教育与虐待的区分问题,美国儿童权利保护领域的研究比较成熟,这也正是由于美国强调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美国不论是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没有将儿童看作是家长的附属品,而将他们看成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父母可以适当的为了保护儿童的利益去教育、惩罚儿童,但在教育方式和教育程度上不能过分,也不得强迫儿童去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儿童的人身健康权受到绝对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包括他们的父母。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我国是一个孝道文化传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家,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也应当适时更新,摒弃儿童是父母的附属品这种陈旧迂腐的思想观念,明确界定父母的教育权,明确界定虐待儿童的标准范围。

(二)完善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

我国对儿童权利法律保护的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时间非常短,因此立法相对不够完善。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的包括《民法》《刑法》等在内的一套法律体系,然而前面已经分析到,这一法律体系并不完善,而且内部的逻辑联系不够。目前来看,除了已经制定出来的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应当进一步出台针对家庭教育中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法律,从而限制父母的教育权,避免并严惩父母虐待儿童事件。关于家庭教育中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实际上我国已经有部分地区进行了立法,而且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比如上海市制定了《上海市学前教育条例》,该条例主要是针对未成年儿童在入学之前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的规范。深圳目前也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家庭教育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制度,形成了一系列的指导家庭教育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而且初步建立起来了一支辅导家庭教育的专家队伍。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值得采用的,应当综合评判各地关于家庭教育中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统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施,以完善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

(三)完善权利冲突后的解决机制

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权和儿童的隐私权、人格权等权利必然会出现冲突,尽管可以通过法律规制来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权利冲突,然而也依然应当考虑到权利冲突后如何有效地解决。解决父母与儿童的权利冲突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构和是社会公益组织。以美国为例,美国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中儿童权利的保护,美国各个行政阶层都有自己的儿童权利保护机构,形成了联邦、州、县相互配合、各司其职的儿童权利保护体系。社会上,美国也有儿童保护委员会、儿童中心等保护儿童权利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的这种完备的儿童权利保护组织模式我们当然不能完全照搬,但对于我们这种模式却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家庭教育中父母和儿童权利产生冲突后如果仅凭政府来解决,很难操作,因此我国也应当成立一系列专门的儿童权利保护机构和保护儿童权利的民间组织,最大程度的保护儿童的相关权利,完善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后的解决。

参考文献:

[1]张杨.西方儿童权利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李静,宋佳.家庭儿童虐待中的权利冲突及其法律控制.广西社会科学.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