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

一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创作的影响

香港是亚洲少数拥有自己漫画传统的地方，其功夫漫画别树一格，在日本及美国漫画外，创造出独特的风格而深受各地华人青年的爱戴。较鲜为人知的是，香港漫画从战后至今的发展，一直受到日本漫画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首先回顾香港漫画家如何受日本的影响3。战后第一批香港漫画家是在1960年代才正式出现，他们主要受中国大陆漫画的影响。当时本地漫画家接触日本漫画的渠道有限，只有少量翻译日本漫画作参考，因此日本漫画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比较间接。1960年代香港受欢迎漫画中较有日本成份的是许强的《神笔》及李慧珍的《十三点》（1966年始）。《神笔》是科幻侦探作品，超人（Ultraman，俗称「日本咸蛋超人）为书中主要角色，这是因为1960年代末香港兴起超人热。香港电视台播放超人电视剧，一些戏院也定期放影超人电影，超人成为小孩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因此，当时不少本地漫画都加上超人一角以增加销路。另一作品《十三点》可说是最早期的香港少女漫画，其画法多少受日本少女漫画的影响，特别是大眼睛与长腿的运用及时装方面。听说李从小就喜欢玩日本少女娃娃（可换衣服的那种）及看日本少女漫画，不少创作灵感大概由此而来。此外，东方庸的科幻作品有抄袭日本人物的倾向，例如其《科学小飞侠》（1966）及《太空神童》（1966）便明显以手冢治虫的《小飞侠》为蓝本4。

1970年代，「香港连环图教父黄玉郎在香港漫画界崛起，为香港漫画开拓新路线，画出与日、美、中不同而富有香港特色的作品。黄的《小流氓》（1971-75）开创香港功夫漫画的先河5，这本漫画内容是关于七个功夫小子替香港社会低下阶层抱打不平的故事。《小流氓》的兴起主要受李小龙功夫热潮的影响。黄玉郎在创作这作品时，在内容及风格上似乎受到日本漫画家望月三起也作品（特别是《七金刚》）的影响。《七金刚》是讲述七个年轻特警除暴安良的故事，它与《小流氓》的最大不同在于书中主角是以现代武器而非传统武术取胜。望月三起也的写实风格，特别是处理暴力画面的手法，对《小流氓》似乎有一定的启发，奇怪的是连主角的样貌也有几分相似6。此外，黄玉郎同期的一些作品有盗用日本卡通人物的情况，其中以《小魔神》（1969）及《超人之子》（1969）最为明显。前者受《铁人28》等日本机械人卡通及电视片集的影响；后者上承1960年代末本地漫画盗用超人的潮流。在没有法律保障知识产权的60、70年代，这种盗用角色的情况十分普遍，连西方（如蝙蝠侠）及本地（如老夫子）的卡通人物也成为盗用的对象。1975年因香港政府立法打击不良刊物，《小流氓》摇身一变成为《龙虎门》（1975年至现在）。除了减低暴力成份外，更有意思的发展是背景国际化，英雄们打击的对象从香港各区的坏人变为日本黑帮。这也为香港功夫漫画奠定了一条方程式，就是代表正义的中国功夫英雄与代表邪恶的日本武士决战。《龙虎门》一直是70年代后半及80年代初香港最受欢迎的本地漫画，直至马荣成在1983年出版《中华英雄》，情况才开始改变。

马荣成是继黄玉郎以来最受欢迎及影响力最大的香港漫画家，他所画的《中华英雄》曾创下一期售出二十万册的记录。马荣成很热爱日本漫画，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向日本漫画学习，更在每期《中华英雄》的最后花上一两页介绍他喜欢的日本漫画家的技巧及特色。他最崇拜的是池上辽一。池上画功细致写实，尤擅长画东方人面孔及功夫打斗场面。池上的《泪眼煞星》及《男组》等作品对《中华英雄》的创作有很大启发。马也承认池上对他影响最深，其早期作品在构图及阴影的处理方面都学自池上。马在自传中多处表达对池上的敬慕，他回忆道：「在我早期入漫画行的时候，我曾很崇拜一位日本漫画家池上辽一，我的创作有许多亦是受他的影响。我自小的心愿是希望能与他握一次手，大家来一起畅谈漫画！于是乎我把每一期自己创作的连环图寄到日本送给他。7此外，另一个对他有较深影响的是松森正。松森最擅长画功夫格斗漫画，其打斗场面十分迫真。马荣成在处理徒手搏击及武器格斗时都曾借镜松森的作品（如《拳神》）8。在故事结构及人物性格的描写上，马受日本漫画剧本家小池一夫的影响最深，而小池正是长期为池上辽一及松森正提供故事的剧本家。受日本漫画处理剧本的手法影响，马荣成（及其编剧刘定坚）在绘画《中华英雄》时，早就将整个故事发展及细节想好，而不像其他香港漫画家边画边写故事。在控制故事进度、在武打加上细致感情与丰富人情味及每集结尾制造高潮上，似乎也参考了小池的做法。在本地漫画家里，黄玉郎的功夫漫画对马荣成很有启蒙作用。因此他上承黄的方程式，故事的主线也是讲中国武术师傅与日本帮派的对抗。

黄玉郎与马荣成后来都开创自己的漫画出版公司，成为香港两大漫画阵营，本地大部分漫画家都在黄的「玉皇朝及马的「天下两大公司出版其作品（主要还是功夫漫画）。黄及马近年在漫画创作上已退居二线，而旗下漫画家主要受他们的影响，没有甚么大突破。

近年最值得注意的香港漫画家反而是来自两大集团以外的非主流派。曾在不同中小型漫画社出版作品的司徒剑侨及利志达是新进漫画家的代表。司徒的作品最有日本味道，擅长画有科幻特色的格斗漫画。他最崇拜日本科幻动画大师士郎正宗及安彦良和，并一直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们，而他们也多次给予意见，所以司徒当自己是他们的「俗家弟子。受日本科幻作品的影响，司徒设计的人物性格较冷酷及人际关系较疏离。司徒表示：「我写的是科幻作品，所以不会偏重爱情。另外，或许我受了日本动画《机动战士》的深远影响，爱情部分自然表达得较为含蓄。9司徒的早期作品《赌圣传奇》（1991）在人物造型及意念上有《龙珠》及《超人》的影子。例如出现类似超级撒亚人及超人变身的「必杀技。其代表作《超神Z》（1993）及《拳皇Z》（2000，获SNK授权）的灵感分别来自电玩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10。此外，其《六道天书》（1998，刘定坚合着）及《八仙道》（2001）则有安彦良和的《机动战士高达》及《阿里安》的影子，可见采用著名日本卡通或电玩的风格及人物角色的做法至今仍未消失。其实近年单是抄袭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的香港漫画便有十多套。

利志达是近年最有创意的漫画家，其画风独特，多少受大友克洋、望月峰太郎及丸尾末广的影响。他的题材及表达形式比较多元化，其中有作品竟取材自村上春树的小说11。在故事构思上喜欢打破惯例及常识，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方面很像望月峰太郎。

二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消费文化的影响

以香港出版情况而言，日本漫画与本地漫画可谓平分春色。自1992年文化传信向日本购买版权，出版香港中文版日本漫画以来，已有近十家本地出版社出版港版日本漫画。其中以文化传信、天下及玉皇朝这「三大为主力，合共出版数百种日本漫画。现在受欢迎的日本漫画单行本可卖五万册左右（昔日的《龙珠》及《灌篮高手》每期有逾十万册的销路），而销路最好的本地版日本漫画杂志EX-am（文化传信）每期售出约四万册（全盛期逾十万册）12。

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的消费文化有颇大影响。首先是对香港漫画出版形式的冲击。香港漫画的形式一直较接近于美国，一般用A4纸彩色印刷，薄薄一本约三四十页，以周刊形式出版；而日本漫画的本地中文版却沿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用B5纸黑白印成约二百页的书，平均一两个月才出版一次。近年有些本地漫画采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尤以珍藏版及重刻版为多。这是因为日式漫画体积较少、篇幅较多及易于携带与保存13。

香港漫画出租书店的普及也是由日本漫画热潮带动的。香港出租漫画的历史可追溯至1950年代，但真正的普及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1980年代后期起，随着日本漫画的流行，出租日本漫画为主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在市面上有近两百家这类书店，其中一部分是漫画茶馆。光顾者以二三十岁的男性为主。随着漫画上网及网吧的流行，最近一些漫画网吧也在香港出现，以配合e世代的新消费品味。

同人志（业余漫画创作）及cosplay（全名为costumeplay，意即扮演卡通人物的活动）是从日本传入的两种漫画文化。同人志早于1980年代已在香港出现，其中以1985开始出版的同人志漫画杂志《漫画同盟》尤为重要，该志每期出版十多个实验性短篇。1990年代由次文化堂出版的漫画也多少带有同人志的性质。近年每年都有几个定期的同人志活动，其中以ComicWorld（由日本的SE株式会社及香港的TG坊等组织合办）规模较大及活动最频密（一年四次；2002年后改为一年两次）。2002年2月举办的已是第13届。此外，每年一度的「漫人墟（由香港漫画协会主办）也是同人志的盛事。整体而言，香港的日本漫画及动画组织日多，参与同人志活动的业余漫画家亦不断增加，但作品多在网页刊登，本地贩卖及收藏同人志作品的活动仍未算十分活跃。近年亦出现同人志出身的新进职业漫画家，例如孙军威就因其同人志作品被文化传信看中而获聘用，而且还曾被派往日本受训。

Cosplay最初出现于1993年的一个文化展览会中。有一个香港同人志团体租用档摊贩卖其团员的漫画，团员则打扮成《银河英雄传说》的人物以引人注意。自1997年香港漫画协会主办「漫人墟后，香港的同人志及cosplay爱好者便每年多了一个活动的机会，参与「漫人墟的人数每年上升。自1999年后cosplay越来越受欢迎及受传媒的注意，开始与同人志分开，呈现独立发展的倾向。香港各大学纷纷举办cosplay的活动，现在每年cosplay的大型活动有四五个之多，而cosplay爱好者则多达数百。香港的cosplay呈现一些本地化现象，除了日本的漫画人物、偶像歌星、电影及电视剧的角色外，本地漫画角色也成为cosplay的对象14。

三日本漫画对香港娱乐事业的影响

日本漫画对香港的消费文化及娱乐事业都有钜大影响。在消费文化方面，Sanrio（如吉蒂猫）、San-X（如趴地熊）、任天堂（如宠物小精灵）及Bandai（如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等日本卡通人物商品在香港十分流行，除了日本版外，还有大量本地版及盗版。本地版是指一些香港公司向日本取得版权，可以在产品上使用其卡通人物。以月饼为例，几家本地月饼生产商近年推出吉蒂猫、美少女战士、樱桃小丸子、数码暴龙及宠物小精灵的月饼，使中秋节加添了日本的气氛。日本卡通人物商品的成功，刺激一些香港公司加入卡通人物商品的市场，「可爱天国及"Codebar"为两大本地卡通人物公司，它们的设计及商业手法都十分日本化。以「可爱天国为例，其卡通人物都以日文命名，像Hanako及Nanako等，其中一个造型竟是日本神话的怪物「河童。

日本漫画及动画对香港电影、电视剧及音乐有一定冲击。在电影方面，最明显的是1990年代以来很多日本漫画名作被改拍成真人版的香港电影。已上画的包括《城市猎人》、《男儿当入樽》、《孔雀王》、《流氓医生》、《青春火花》、《泪眼煞星》、GTO、《怪医秦博士》、《铁拳》、StreetFighters、《金田一少年的事件簿》及《杀手亚一》的香港电影版；正在拍摄中的则有《头文字D》及《铁人28》等。其中如《城市猎人》、《孔雀王》、《杀手亚一》、《头文字D》及《铁人28》是正式向日方购买版权，它们不但有日本演员、技术人员或资金的参与，而且也在港日两地上画。可是不少以本地市场为目标的制作却没有获得日方的版权，一些使用的片名从广东话译名变化而来（例如GTO的中译为《麻辣教师》，港产片《麻辣教室》便是模仿GTO的作品），而且香港导演与编剧会将故事加以修改，人物也换上本地的名字，藉此逃避法律责任。此外也有很多香港电影的名字盗用或影射日本漫画中文版的名字，虽然内容与原著毫无关系。好象Touch、《废柴同盟》、《爱与诚》、《超时空要塞》及《去吧！稻中桌球社》等便被改为香港电影的名称（如《超时空要塞》变成《超时空要爱》，而Touch改作《初恋无限Touch》；《废柴同盟》及《爱与诚》甚至不加修改便被应用）。日本漫画也影响香港电影的内容及表达方式，好象周星驰的喜剧便十分漫画化（如受惊时大字型倒在地上；兴奋时流鼻血等）15。此外，香港近年出现很多以厨艺比赛为题材的电影，明显是受《伙头智多星》、《将太的寿司》及《中华小厨师》等日本漫画的影响。

日本ACG也刺激香港动画制作及CG（computergraphic，意即电脑构图）在电影的运用，徐克执导的动画片《小倩》（1997）便是港人借日人力量尝试创作本地动画的例子。此片虽然以可与迪士尼及宫崎骏媲美的香港动画片为宣传，但严格来说是港日合作的产品。香港负责出资、执导、配音、剧本及意念，具体的制作如原画、上色、分镜及3D数码特技等则主要委托日本公司处理。香港电影虽发达，但动画片则仍在起步阶段，要借助日人之处甚多。听说在2002年港日动漫界与电视台正商量共同制作以金庸武侠小说为题材的电视卡通系列，假如成事，便开港日合制电视卡通的先河16。2002年初香港女星翁虹也表示会与日人合作拍摄以亚洲为市场的动画片。似乎无论专家或门外汉都对港日动画合作的前景抱乐观态度。

一些日本漫画如《爱与诚》及《消防员的故事》等曾被改编为香港电视剧，剧名虽然不同（如《爱与诚》变成了《香城浪子》〔1982，无线〕；《消防员的故事》被改编为《烈火雄心》〔1999，无线〕），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们是日本漫画的香港电视剧版。此外，《楼下伊人》（1990，亚视）一剧也有《相聚一刻》的影子。2001年台湾华视将日本少女漫画《花样男子》改拍成极受欢迎的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2002年香港无线电视台亦向日方取得版权，准备开拍港版《流星花园》，而且还会去日本取景。似乎最近香港无论将日本动画作品改拍本地电影或电视剧时，都是循着正式购买版权的方向发展。

日本动漫亦丰富了香港流行音乐。香港艺人喜欢将日本卡通的主题曲配上广东话，好象《叮当》、《IQ博士》、《千年女王》、《飘零燕》、《鬼太郎》、《忍者小灵精》、《面包超人》、《机灵小和尚》、《樱桃小丸子》、《百变小樱Magic咭》、《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的广东话版主题曲都曾流行一时。近年，就连日本的动画片如《叮当》、《宠物小精灵》及《数码暴龙》等在港上映时也请本地著名歌手唱广东话版主题曲。

四结语

日本漫画对香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漫画丰富了香港漫画及流行文化，但香港漫画家及艺人大多不是盲目抄袭，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改造及运用。其实香港的漫画、电影、电视剧及音乐都有其独特之处，也许一些还可以给日本的同行参考。李小龙及成龙的功夫电影及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日本大受欢迎，2002年上半年度日本富士卫星台播放中日合制的金庸《神雕侠侣》的卡通系列（全26集）。香港动画科技公司MenfondElectronicArt曾参与制作Square第八代《太空战士》（FinalFantasy8）的动画影像。香港漫画也开始引起日本人注意，例如李志清带有中国水彩画风格的漫画（如《射雕英雄传》及《三国志》〔与日本漫画剧作家寺岛优合作〕等）及利志达变化莫测的特殊画风（如《刺秦》〔1993〕及《飞人九》〔1996〕等）便很受日人赏识，他们的作品更获邀在日本出版17。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港日漫画界及流行文化会有更多合作与互相刺激的机会。这不但能够刺激彼此的创作意念及方法，还会制造商机，为近年市场及创意均走下坡的港日漫画界带来更新的动力。

注释

1有关日本漫画对港、台、中、韩及东南亚的影响，参NgWai-ming,"TheImpactofJapaneseComicsandAnimationinAsia",JournalofJapaneseTradeandIndustry，第21期4号（东京：2002年7月），页30-33。

2有关日本漫画在香港的历史简介，参夏目房之介：《マンが世界战略》（《漫画的世界战略》）（东京：小学馆，2001），第四章，页93-114。此外，也参看赵永佳：〈日本漫画旋风袭港：记60至80年代的发展历程〉，《新晚报》（香港），1988年6月5日。

3有关香港在战后之初、1950及60年代的漫画发展，参郑家镇：《香港漫画春秋》（香港：三联书店，1992）。

4黄少仪、杨维邦编着：《香港漫画图鉴》（香港：乐文书店，1999），页103。

5有关香港功夫漫画的形成及特色，参JohnLent,"LocalComicBooksandtheCurseofMangainHongKong,SouthKoreaandTaiwan",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第9期1号（新加坡，1999），页108-14。

6黄少仪及杨维邦指出望月的《秘密侦探JA》对黄玉郎的人物造型也有影响。参注4书，页21。

7参马荣成：《马荣成自传：画出彩虹》（香港：友禾制作事务所，1990），页39、95。

8马荣成早期作品的题材、背景构图及对人物动作的绘画等方面，不少是受松森正的启发。同注7书，页45。

9谢联达：〈徘徊现实与科幻之间：司徒剑侨自强信念：「尽人事听天命〉，Action，创刊号（香港，2002年4月），页56。

10；11大アジア虚荣同盟编：《亚细亚通俗文化大全》（东京：スリーエーネシトワーク，1996），页253-54；254-55。

12有关新加坡与香港在出版日本漫画的比较，参吴伟明：〈新加坡的日本漫画文化〉，《亚洲文化》，第24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0年6月），页108-21。

13「三大以外，以自由人（已倒闭）为首的中小型漫画出版社发行不少日式单行本及杂志，对本地漫画业带来冲击。参刘定坚：《连环图大决战》（香港：自由人出版集团，1993），页193-95。

14有关香港cosplay的简介，参EddieChan：《J-Point别册：CosplayCollection秋の号》（香港：J-FanLtd，2001）。

15欧阳傲雪：〈再谈香港电影〉，《西湖评论》，第67期（1999年12月10日）。

第2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一、从解放到迷茫—

   流行 音乐 是伴随 现代 工业 发展 而兴起的一种都市音乐，作为工业化社会文化现象之一的流行音乐 自然 摆脱不了现代工业文明打上的深刻烙印。流行音乐从创作、制作到生产、消费，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人，制作商、音乐人和歌手之间从一开始就发生了 经济 关系，这一点它同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具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包括歌手的包装、宣传等等一系列的环节，无不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可以说，流行音乐在市场的带动下已经形成了一个蕴涵巨大商业利润的文化产业。既然流行音乐是一种文化商品，就以获取最大商业利润为目的，因此，流行音乐的商品属性就决定了它的消费特点，它以适应人们的消遣、娱乐的感性需要而发展，并不以思想性、现实性和社会性为主旨，这样，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快餐性特征就显露无疑了。

    在工业社会，流行音乐和其他商品一样，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当一首歌曲取得成功之后便会成为其他歌曲争相效仿的对象，创作技巧、类型、音乐元素等都成了被模仿的对象，直到最后具化为一种标准，所以模仿也是流行音乐的一个特点，并且是造成音乐结构标准化的一个根本原因。[3]<p225，另外，流行音乐的娱乐性与其商品性是密不可分的。在消费型的社会中，只要娱乐性 艺术 拥有大量的受众群，就有可能成为获利极高的商品。由于在当代社会音乐生活中，流行音乐的娱乐性功能是其它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无法相比的，它拥有最为庞大的受众群，这也就意味着流行音乐具有其他任何一种音乐形式所不可相比的市场。流行音乐一旦进人消费市场，以商品的面貌出现时，就具备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使流行音乐的商品属性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较，显得更突出。

    (二)流行音乐的亚文化特征

第3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

RFID技术有助于改善企业物流及供应链管理能力，因此成功的RFID技术和其它移动服务能够显著地影响企业向消费者提品和服务的能力。同时，RFID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大的应用潜力，例如，制造、售后服务支持和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等。RFID系统可以用来识别各种类型的对象，例如制成品、动物以及人等。同时，RFID技术支持广泛的应用，包括：资产管理和跟踪，产品制造，客户服务，访问控制和自动支付等。每个RFID系统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和定制化特征，以便支持企业特定业务流程。依据其应用的行业和企业，RFID系统可能非常复杂，具体实现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别。从概念上来说，RFID系统有三个子系统组成：(1)射频(RadioFre—quency，RF)子系统。应用无线通讯技术进行识别和相关的处理，采集数据。(2)中间件(Middleware)。提供自动识别技术和应用系统软件之间的通讯接口，将RF子系统采集的数据转换成应用系统软件可以识别和利用的信息。(3)企业子系统。包括各种应用系统软件和网络基础没施，可以存储和分析采集的数据，将数据转换成为支持业务流程的有用信息。

1．1RF子系统。

RF子系统由标签和读写器组成。RFID电子标签中植有IC芯片，保存有约定格式的电子数据。在实际应用中，标签一般附着在待识别物体的表面，或者嵌入物体内部。每个标签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符，并可能具有其他功能，如存储更多数据的内存、环境传感器和安全机制等。读写器是RFID系统中核心部件，在规定的技术条件和标准下，读写器和标签之间通过天线进行无线通信。在有效读写区域内，识别各个物体上的标签，读出标签的信息和时间。RF系统能够识别高速运动物体，同时具有抗恶劣环境、可同时识别多个对象、保密性强和标签具有可读写能力等突出特点。

1．2中间件。

RFID系统的中间件负责为企业子系统整理从RF子系统中收集的数据。从而直接支持业务流程，实现RFID硬件及应用系统之间信息的交互和管理。中间件在RFID系统中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它屏蔽RF子系统的复杂性和实施细节，这可以让企业应用系统的开发者将精力集中在RFID数据的业务意义上，而不是复杂的无线通信。中间件的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系统管理者用中间件监控和管理读写器。操纵和控制读写器按预定的方式工作，保证不同读写设备之间的协调配合。(2)数据过滤。中间件筛选过滤来自读写器的重复、不完整和错误数据，将真正有效数据传送给应用系统。中间件的过滤功能在大量标签非常接近、具有条件性射频环境中非常重要。RFID系统中的中间件能为企业带来如下几方面的益处：(1)实施RFID的企业，不需要进行重复代码开发便可完成RFID数据导入能够极大缩短企业实施RFID项目的周期。(2)当企业数据库或应用系统发生更改时，对于RFID项目而言，只需改变中间件的相关设置即可将RFID数据导入新的企业应用系统。(3)当RFID项目的规模扩大时，例如增加读写器的数量，或其他类型的读写器，或者新增企业仓库，只需对中间件进行相应的设置，便可完成RFID数据导入，而不必进行程序代码开发。

1．3企业子系统。

企业子系统可以存储和分析采集的数据，将数据转换成为支持业务流程的有用信息。企业子系统包括企业分析应用和网络基础设施，业分析应用由数据库、数据处理软件和Web服务组成，基于业务需求和用户指导处理中问件输出的数据，包括所支持的每个业务流程的业务逻辑。例如，RFID系统中的分析应用对物流的支持可能包括自动化库存管理、采购、运输、接受和账单等。网路基础设施使得RF子系统、中间件和企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通信成为可能，重要的网络基础设施包括网络的物理和逻辑拓扑和数据通信协议等。

2.RFID现代物流系统中的应用

在供应链运转时，企业必须实时掌握链上的商流、物流、信息和资金的流向，才能使企业实现最大的效率和效力。在物体跨组织流动过程中，采购、仓储、生产、包装、装卸、流通加工、配送、销售到服务的各个环节处于松散的状况，商流、物流、信息和资金随时间和位置的变化而变化。RFID技术可以有效解决供应链上各项业务运作资料的输入与输出、业务过程的控制与跟踪，同时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RFID技术区别于传统条形码各项技术特征，将物料的精细化管理触角深入到物流管理每个环节，无论是质量控制、自动化管理、产品的生命周期管理，或是装箱销售、出口验证、到港分发、零售上架等各个物流环节都将带来难以置信的便利和高效。RFID技术在现代物流管理过程的应用类型包括：

(1)资产管理(AssetManagement)。

基于RFID的资产管理是指管理库存的任何可标签的物品，相比条形码技术有显著的优势。RFID系统能够几乎同时非接触识别多个物体，增加一般资产管理的速度，从而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例如RFID可以用于智能货架和智能机柜，通过跟踪物品的进出，自动保持持续的库存物品，当库存水平低时实现自动订货。自动货架还可用于防盗，当许多高价值货物在同一时间被取走时，可以提醒工作人员或者启动摄像设备记录这一事件。

(2)跟踪(Tracking)。

跟踪用来确定一个物品的位置，更准确的说是最后一个探测到存在标签的读写器的位置。多数的跟踪应用是资产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跟踪系统需要多个读写器，中央系统可以集合和关联来自各个读写器的信息。

(3)真实性验证(AuthenticityVerification)。

在真实性验证应用中，标签提供被标签物品来源的证据，真实性验证经常和跟踪应用结合。原始来源在标签中创建一个初始交易记录，无论是在标签中还是在企业子系统的数据库中。当读写器随后通过标签查询时，就可以确定它是否来自正确的来源。对于验证系统，为了提供适当水平保险系数，通常结合加密技术和机制以防止克隆。

(4)匹配(Matching)。

在匹配应用中，两个标签物品相互比较，当一个物体之后搭配了错误的标签物品时就会触发信号。例如可以讲航空乘客和托运行李匹配，从而防止盗窃和无意的错误。

(5)流程控制(ProcessContro1)。

流程控制是指利用与标签相关的信息使得业务流程采取定制行为，通常流程控制在制造流程中可以为产品设计的变化提供便利。例如在制造工厂中，装配线上的产品框架可以贴上标签，标签带有最终产品的设计特征。在装配流程的每个位置，读写器读出标签信息并采取适当的行为，例如装配特殊的部件或者喷涂特殊颜色。在另一典型应用中，和标签相连的传感器可以测量一些环境因素，例如温度、湿度或者震动等。传感器信息可以用来做出和标签物品有关的决定，例如，易腐烂产品如果暴露在室温环境超过极限时间可能要丢弃。和上述其它应用不同，标签之外的额外信息通常与每个标签相关，从而增加了系统的复杂程度。实施组织在设计中需要考虑更多问题，例如要准确决定什么信息需要记录，如何保存这些信息，同时如何保护客户的隐私。

(6)访问控制(AccessContro1)。

访问控制系统可以自动检查个人是否授权访问某一设施或者访问某一信息系统。通常访问控制系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线系统。在线系统中读写器和中央计算机相连，每个识别卡属于特定个人，读写器通过中央计算机提供个人可以访问相应区域的支持。因为这一系统是联网的，中央计算机可以为每个读写器提供最新的访问控制列表。另一类是离线系统，离线系统是不联网的。

(7)自动支付(AutomatedContro1)。

RFID技术可以自动化各种财务活动，例如收费的公共交通系统、信用卡的零售支付、燃油费等。和其他支付方式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速度和便利，当然也不需要支付者交换现金或信用卡。物流管理通常需要同时使用多种上述RFID应用类型，例如资产管理、跟踪、流程控制、真实性检验和支付系统等。物流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跨越多个组织，每个组织使用的RFID技术能和其他组织互操作。理想情况下，产品在制造流程某一阶段附上标签，因而产品在供应链每个阶段的信息都能被记录。当产品在供应链中运输到最终用户，直至售后服务．每个供应链参与者都将标签指向特定物品。另外，供应链系统还可以使用主动式标签跟踪大型对象，例如集装箱，这些集装箱上的标签能存储每个集装箱的载货单，当集装箱货物变化时载货单可以自动更新。物流RFID系统的信息收集能带来许多收益，更准确的说，跟踪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整个供应链的参与者能够实现订单速度和准确改善、自动发票和支付、减少供应短缺和库存水平、减少货物损失。此外，基于RFID物流管理能够给供应链提供更好的透明度，从而确定流程瓶颈，有针对性的召回，以及准确的市场调研等。

3.RFID、3G与现代的物流管理相结合

现代物流，是以物流企业为主体、以第三方物流配送服务为主要形式、由物流和信息流相结合的、涉及供应链全过程的体系。在信息时代，随着网络技术、电子商务、交通运输和管理的现代化，现代物流配送也将在运输网络合理化和销售网络系统化的基础上，实现整个物流系统管理的电子化及信息化，配送各环节作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进入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物流配送的新时期。最为重要的是现代物流表现为企业生产与运输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与服务，其中物流运输所需的成本、时间、安全及货物在途的状态控制是整个供应链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将RFID、3G与现代的物流管理相结合，将会极大地提升各个环节的智能化水平和服务水平，势必成为21世纪现代物流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物流配送过程是指计划、执行与控制原材料或最终产品从产地到使用地点的实际流程。显然，货物运输路径的选择、位置的显示、仓库地址的选择等，都涉及如何处理大量的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而缩短物流时间、降低成本的问题。而GIS不仅具有对空间和属性数据采集、输入、编辑、存储、管理、空间分析、查询、输出和显示功能，而且可为系统用户进行预测、监测、规划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可见，将其和物流配送系统进行集成，可大大加强对物流过程的全面控制和管理，实现高效、高质的物流配送服务，这其中GPS和GPRS是GIS的数据源和数据链路，RFID是系统中数据载体。这个系统实现关键技术是，RFID数据和GPS数据如何通过GPRS进入GIS，以及物流OA系统和以GIS为平台物流配送监控系统多数据源通过GPRS和网络传输和多系统无缝集成，并将多源数据的无缝集成到GIS系统中是本研究的一个关键技术。另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移动定位技术。建议应采用混合定位技术作为物流移动定位的主要候选技术。LDMGIS系统的设计和研究实现为现代物流管理提供了一个科学、高效的管理和分析工具。同时LDMGIS是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为其他的子系统提供基础的地理数据，其分析结果可以直接作为决策依据。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3S(GIS、RS、GPS)技术和GPRS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利用网络和GIS开发辅助决策系统在物流管理领域的应用已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系统的设计思想、体系结构和关键技术对于3G和RFID技术在物流管理系统中进一步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系统在精确定位和数据综合集成方法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数据维护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建立。

4.RFID实施的战略价值和挑战

企业在开发、采纳和实施RFID系统时，RFID技术的有效使用面对诸多挑战．诸如标准不统一、抗干扰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成本问题以及应用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在许多文献中有详细的论述。HauL．Lee认为wal—Mart、DELL和Amazon获得竞争优势不是由于供应链更有效率，只有当供应链具有敏捷性、适应性和协作性时，才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RFID技术支持的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战略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对下述应用挑战的应对：

(1)实现RFID系统价值一个重要因素是与企业内外系统的集成。RFID系统和其他系统的集成面临两个问题：跨应用集成和跨平台的中间件连接。跨应用集成的程度意味着今天的系统处理RFID系统产生的庞大数据流的新的实时能力，新的信息中介基础上的系统集成和分析软件带来的四溢数据洪水成为关注的焦点。RFID影响的许多系统的遗留系统方面也需要同时解决，但没有第三方RFID中间件帮助减少基础设施转型困难，以及使新旧系统协同工作，过大的变革和更新成本将使企业难以承受。

(2)围绕RFID技术新兴能力重新设计组织流程。RFID技术的采纳和使用．对组织首要的积极影响是组织拥有丰富的与业务流程控制和完善相关信息，因此，企业如果希望充分利用RFID投资，需要提供使这些数据有意义的新的系统能力。

(3)使用以流程为中心的分析软件，将数据转化为管理上有用的信息。RFID系统产生的大量信息，信息过载又成为数据分析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表明，一些新的技术例如数据挖掘技术和管理大规模数据的数据仓库技术，能够帮助组织利用巨大的数据收集能力。决策科学帮助管理者了解如何做出实时决策，客户导向的RFID应用收集的数据分析产生的商业智慧可以更好的服务客户。

第4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化产业和音乐产业理论的重要贡献是无可争议的，政治经济框架对于分析流行音乐业务的逻辑和动态及其复制的全球所有权和控制模式是不可或缺的。资本驱动的逻辑首先显示在巩固民族音乐市场上，通过战后美国的横向和纵向一体化战略，到了70年代中期已经国际化。2000年以后各大公司已经将生产和消费与流行音乐进行对接。但这远远不够。文化商品消费的波动和不可预知性，如音乐CD或专辑下载，必须采用各种生产策略，试图塑造和控制消费环境。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试图表明生产制度如何产生消费并塑造它。这意味着他们还将消费者的账户作为该控制系统的支持。但音乐消费者的文化中介，人们实际购买的品位的选择和变化在文化生产方面已经非常大的转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为，生产完全控制了音乐类型、消费者的品味以及产品被聆听的方式。因此，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已经完全商品化了。这个过程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将文化商品化的战略的一部分，从而通过将文化生产与制度的要求结合起来，进一步整合休闲与工作。结果是，流行音乐变得越来越标准化，一个产品和下一个产品之间只有微小的变化。阿多诺在这里强调非常可预测的音乐类型的微小变化可以确保核心标准化，同时满足在音乐消费者中寻求新奇的欲望。

阿多诺甚至认为流行音乐的形式是预先消化的，他们对消费者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就是产品生产的消费者的可预测性。他们也会对消费者进行不注意的倾听，这样的结果是一个可预测的核心的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变化。因此，阿多诺认为听众被婴儿化，即品位降低到儿童的水平。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严肃的音乐几乎没有机会。这种观点认为，音乐不仅完全商品化，而且还成为社会控制、舒缓和安抚普通听众的人。所有这些都表明生产能够控制消费，品位的模式将由音乐事业决定。但是，数据也表明青少年流行市场非常不稳定，远远超过了命中率。这表明，流行音乐的制作与消费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而音乐商品化却使得广泛定义的音乐消费类型的发展不可能将消费完全整合到首选的生产设计中。

二、文化生产：从过滤到文化中介

虽然将音乐作为主导结构的重点放在生产上是非常有道理的，但音乐业界对于唱片公司等组织的分析显示，这些组织允许对可变、复杂的文化制作进行描述，在消费时甚至可以有争议。這种模式的文化生产集中于了解音乐中的象征性物品如何在特定的商业和制度环境中产生，这些环境会影响到受欢迎度和可销售的趋势，文化组织（如唱片公司）将根据消费趋势和风格来解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 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它演示了音乐及其商业交换的象征价值往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结果发生在组织中，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够控制业务的程度并将音乐作为商品而不是消费者的口味。实际上，音乐风格的模式和趋势不仅仅是消费者需求的结果，更多的是生产者决策的结果，有时候能够成功地与观众和其他因素连接。这种观点表明，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生产者在面对不可预测性的情况下，通过开发其控制音乐市场（水平和垂直整合，过度生产，差异选择和推广）的实践来面对音乐消费者的不可预测性。产品输出的边界是媒体，它可以选择性地覆盖新的风格和标题。由于唱片公司依靠广播电视引进新艺人和创造新纪录，所以宣传活动的目标受众是媒体守门人或消费者，例如DJ，唱片评论家和作品编辑。媒体构成了文化产业的制度性子系统，因为这个战略检查点阻止或促进了时尚潮流。这是因为消费者的意识的存在和可用性取决于报纸和杂志的特色故事、评论栏和广播电台的播放。唱片公司对这些媒体看门人的反馈非常敏感。

第5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青年； 青年流行文化； 特征； 发展趋势； 引导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4-0032-04

青年流行文化是青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青年文化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张同道在《当代流行文化与电视的合谋》中对流行文化评价道，流行文化宛如任性的小姑娘，荒唐而美丽。流行文化的精灵在于跟风——没有思考，没有判断，没有抉择，仅仅是失去抵抗的接受，以一种物质性标志昭示意识形态方向，从而升入一个精神范畴，抽离原来从属的文化领地，仿佛灵魂洗了个澡。虽然青年流行文化形式多样，丰富了青年生活，但也有诸多的消极因素。因此需要把握青年文化特征以及发展趋势，加强正确引导。

一、青年流行文化内涵及其特征

青年流行文化是指在青年这一特定群体中按一定节奏、以一定周期，在一定地区或全球范围内普遍流行的时装、产品、话语、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的总和。就青年流行文化的生成过程而言，呈现如下一般特征：

1.同辈性与封闭性

青年流行文化是由年龄、地位、兴趣爱好大体相同的青年构成的文化消费现象，理应属于青年群体同辈文化。2005年《北京大学青年流行文化调查报告》分析了“同辈文化”对青年成长的意义：“青年要逐步地走出家庭，疏远父母的权威，寻求较大的社会独立性。同伴群体可以为这种努力提供一种温暖的支持。同伴之间的交往更为自由，更能为青年个体提供发展角色技能的机会，而青年流行文化恰恰为同伴性的青年群体提供了这种行为方式和价值典范。青年们由此获得共同的话题、话语，分享共同的情感与趣味，并借此获得一定的身份认同。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德也说，青年期独特的“同伴文化”特点，决定“向同伴学习”或“同辈之间互相模仿”成为青年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正是“同伴文化”的模仿性特点，使流行文化往往发端于青年。

同时，青年流行文化也具有相对群体内的封闭性。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青年同伴群体是一个封闭的公司”，所有这些群体共同组成的同伴文化，有着自己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于其他年龄群体则相对陌生。例如跳街舞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而在青年群体内部也因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的不同形成样式多样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在西方青年文化理论中有些学者也认为青年文化是作为遮掩与自主的统一体的文化现象，很多内容对成人社会来说是保密的或是不被理解或看透的。从而使青年流行文化相对仅局限在能够理解它的小范围的青年群体中，从而使其具有相对的封闭性。

2.易变性与不确定性

“求新求变”是流行文化基本特征，对待同样的一类事物，青年的口味偏好更是极易变化的。从青年流行文化发展的整体看，青年流行文化总是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呈现短命的周期性。曾经流行一时的崔健的摇滚，罗大佑的歌等现在已经不为年轻人所喜爱，曾经流行的男长发、喇叭裤、贴着商标的墨镜等时尚，也只在表现那一时代的影视作品中偶尔出现；至于“盖了帽儿”等流行语，恐怕现在的青少年已经不明所以。在偶像崇拜中也发生了变化，据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课题组2002年6-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对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710位大、中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已经更换。从“某某英雄”到“某某新偶像”、从“某某家”到“某某星”甚至到“某某姐”……而青年们使用的流行用语就更是如此。因而“青年流行文化似乎没有质的规定性，透过这样的文化现象，也难以找到一种统一的方向和目标。”①曾经流行一时的都市抱抱团、都市快闪客，带给人们除了惊讶就是无厘头。这种不确定性特征也给青年流行文化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不可预测。

3.娱乐性与生活性

当代美国学者与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流行文化是—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它不再和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相关，而只关心享乐和消费。他借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②缺乏娱乐性、远离青年生活，是不会引起青年兴趣更别说受到追捧。“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艳照门”等网络名人和众多明星都成了青年尤其是大中学生群体茶余饭后调侃的谈资。且相对于社会主流文化追求整体功能与稳定秩序，青年流行文化则借助市场力量将其流行策略、流行价值和精神指向渗透到了青年的日常生活中。

青年流行文化的娱乐性与生活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到当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当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对青年流行文化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般地把生活世界转向看成是当代哲学的主题转变，即从传统的抽象理念世界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变，从传统的本体论的追问向认识论转变，从宏大的哲学叙事向丰富的生活叙事转变。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变革的主旋律，作为一种极具生命力且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潮，是对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忽视人的价值的重新发觉，现已触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生产、制作和消费也是如此。流行文化的日常生活性，是指青年流行文化紧紧地同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流行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一种生活方式。……青年流行文化不仅是青年在社会生活和交换中的一种普通消费行为，而且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风格。

二、青年流行文化发展趋势

1.生成方式呈自发性与建构性趋势

青年流行文化的自发性与建构性是从青年文化的生成方式描述的，青年流行文化的生成离不开具有独立人格的青年自发的参与创造。青年流行文化是群体识别的主要标志，是青年特殊年龄群体结成的青年同辈文化。只要稍微留意下现代青年的生活，便不难发现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如常见于网络论坛或微博中的征友启示：寻志同道合的“驴友”、“车友”、“影友”、“歌友”……但是青年非正式群体的结合往往呈现出一定的自发性和随意性，青年流行文化对于创造主体青年来说，没有固定的场所，也没有固定人员策略，某种意义可以称之为随意发挥。这些主要指涉青年非正式群体的文化制造。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现在流行的快闪族，一群互不相识的人，通过因特网相约在指定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一起做出一些无意义的动作，例如拍手掌、叫口号等。在中国很多城市，都可以见到快闪族的身影，以及他们类似于行为艺术的表演或娱乐。

青年流行文化也是社会建构结果。青年文化不仅仅是由青年自发创造的，某种意义上说更是生意人的发明。青年文化的建构性主要是放置市场经济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文化市场悄然形成。文化成了大众可以消费的产品，文化的生产商们通过专门的技术和部门以及渠道打造出迎合青年偏好的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当文化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点和国际竞争的朝阳产业的时候，各级政府、青年组织、青年个体、文化企业都在参与制造青年文化，青年文化某种意义已经不再是青年自发的无厘头的狂欢，而成了商家必争之地。青年文化生成方式的建构性转向在青年流行文化中表露无遗。

2.传播范围呈全球化与国际化趋势

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大众传媒的发展，文化传播也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在经济全球化今天，文化俨然成了国际竞争的软实力。而流行文化因其商业化、产业化，而附带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更是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内容，也是商家必争之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推出有本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流行文化的生产贸易消费都呈现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就拿西方的情人节和圣诞节来说，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鲜的事情，而成为全球青年共享的文化盛典。当然这一主导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主要还是以外来文化为主。2011年2月18日，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显示，我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不足4%。③

3.生产消费呈商业化与产业化趋势

按照传播社会学观点，流行文化并不一定与商业运作绑定在一起，但是受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流行文化的生产者不会无视青年流行文化。精于成本核算和收益获取的生产商们，用各种可能使用的手段，尽可能地满足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并以此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现代化传播媒介和科技手段更使得流行在短期内迅速蔓延和扩张。因此，青年流行文化已经“商味”十足，呈现出产业化的发展趋势。青年流行文化、科技手段和文化产业形成了联盟，使青年流行文化具有了市场价值和产业价值。比如互联网、手机及手机短信等增值业务，从青年消费群体角度，获取了不菲的利润。许多网络公司、电视台和赞助商，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加入青年流行文化的阵营中来，其真正的目的不是发展文化事业而是获取经济收入，但他们在获得收入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推动了青年流行文化的发展。在这个“同盟”过程中，文化产业对青年流行文化发挥了导向和推动作用，同时，青年流行文化的商业化性状凸现出来。从时尚消费物品到流行行为方式再到青年群体认同的价值方式，处处都能看到商家的影子。青年流行文化更多是商业化和产业化运作的结果，是商家、媒体一起打造的。有钱赚就努力推，如情人节、圣诞节超级女声……商家制作、媒体推广，瞄准了青年的消费喜好和心理需求，创造出大量青年喜闻乐见的新奇事物。

三、青年流行文化引导的主体方略

1.提升青年主体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辨别力

青年流行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是青年，我国青年群体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14～35周岁。对于18周岁以上的青年要提升其文化品位，对于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的文化鉴别力相对较弱。引导提升文化的品位要靠青年的自觉修炼，也更需要教育引导。

文化的品位关乎雅俗之分，提升青年主体的文化品位要求青年主体在创作和消费青年流行文化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于感官的刺激与享受，而更应该追求和挖掘文化的深厚底蕴了，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流行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批量生产流行文化未加过滤地流入消费领域，商业利润下所操纵和诱导的一些青年流行文化有些并不是其所需求的，甚至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意识和虚假需求。马尔库塞认为，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对个人是不错的，但要警惕这种幸福和满足被用来扼杀我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因此要适度引导青年流行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使其真正成为青年生活的有益补充，避免恶俗、低俗侵蚀青少年的头脑。

文化的辨别力关乎正与邪、美与丑。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特殊的成长时期，生理、心理的不成熟，凭一时激情，感情用事，缺乏辨别力。加之涉世不深，社会经验不足，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在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价值观的碰撞中诞生的一代，对于社会上和网络中一些流行文化产品的选择和消费以及流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缺乏理性的分析和鉴别，容易湮没在凡俗的诱惑中。比如对时下青年们流行的网络游戏、网络偷菜行为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经常玩网络游戏的人，变得越来越懒散，越来越失去自我，越来越不关心集体，一款偷菜的游戏甚至让部分大学生道德水平直接受到影响。因此，提升青年主体的文化辨别力和品位，积极引导青年尽可能多贴近先进流行文化。

2.重点引导青年流行文化产业良性发展

文化产业是21世纪最朝阳的产业之一，代表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已经构成未来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且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和文化竞争力的龙头产业。青年流行文化产业是青年流行文化最大的生产主体。引导青年流行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其一，在青年流行文化产品制作上，注重形式多样与精神涵养统一。对于政府和生产商来说，只有抓住青年的喜好和需求创造出更多青年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取利润。市场经济使青年流行文化日益商业化和产业化，为获取巨额利润，一味迎合青年口味，文化产品的生产、制作、加工不免会偏离主流的价值观，流于低俗性甚至恶俗，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青年流行文化制作上要提高产品的精神涵养，只有隐含精神涵养的流行文化尤其反应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经典文化产品，才可以深刻影响青年的成长。

其二，在青年流行文化产品效益上，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如今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文化产业尤其是青年流行文化产业则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各个国家都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为本国创收，带动经济快速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其经济效应。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文化产业规模还较小，经济效益也不十分理想。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文化和相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10%左右。因此，加快发展我国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实现理想的经济效益，是实现科学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客观需要，但与此同时不应忽视青年流行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现代汉语词典》对社会效益的解释是：“各种经济活动及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等在社会上产生的非经济性效果和利益。”“非经济性效果和利益，是指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所带来的非经济性效果和利益。”④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总之，发展青年流行文化产业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这也是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

其三，在青年流行文化产品创意上，兼顾民族经典和时代特色统一。青年流行文化产业的发展，产品创意决定其市场和国际竞争力。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开拓国际文化市场”。“目前我们‘走出去’的文化产品还偏重于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和流行文化方面的传播力度不够，特别是缺少能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具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优秀图书、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导致国外民众对当代中国情况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⑤因此，发展青年流行文化产业需要兼顾民族经典的同时体现当下时代特色，即把传统的、民族的、地域的特殊性和现代的、科技的、全球的一般性结合起来，打造具有民族风格、传统意蕴、地域特征的青年流行文化产业。这是增强文化产品感染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最后，在青年流行文化产品传播上，弘扬主旋律和正确的价值引导统一。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社长刘俊彦说：“流行文化是大众文化最表层的东西，是一种时尚文化，变化快，缺乏时间的检验，虽然不排除今天的流行变成明天的经典的可能，但是刚出现的时尚文化，没有经过社会系统的过滤，容易对青少年造成误导和伤害，而经典的文化作品可以缩小选择的成本和风险。”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加入世贸组织后，域外文化源源不断地冲刺进来，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虽然拓宽了青年的视野，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有学者就指出，当下的青年流行文化消费表现出一定的媚洋性。“这种媚洋性认为‘洋’就是新与时髦的表现，洋节、洋衣、洋酒、洋狗等都会使其得意，而国内的东西无论多美多新，都属于‘余孽’，不能放出新奇的光芒。”⑦但是正如一位华裔留学生说，“西方文化的精华存在于那些真正能帮助人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学、历史、艺术类书籍和影视作品，而现在很多西方影视、书籍、动漫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商品进入中国，是一种流行文化，是典型的国际化产物”，“通过在外求学的经历，我学会了一种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负责任的生活态度，但是，绝大多数不是通过那些流行文化获得的。那些流行文化产品更注重娱乐价值。”⑧因此，对于域外流行文化传播需要保持一颗批判的头脑，而不是一味的崇洋。域内的青年流行文化也是，良莠不齐。青年流行文化传播过程中，弘扬主旋律和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很重要。

注 释

①⑧汪 慧.青年文化学[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31，227.

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北京：三联书店，1989：91.

③人民网[EB/OL].[2009-06-20]..

④新华网[EB/OL].[2008-01-30].http：///politics/2008-01/30/content_7527032.htm

⑤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2011年7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讲话[EB/OL].[2011-07-06].http：///gn/2011/07-19/3192039.shtml

⑥新华网[EB/OL].[2005-07-06].http：///newmedia/2005-07/06/content_3180464.htm.

⑦南方网[EB/OL].[2005-07-06].http：///news/community/shzt/children/education/200507060296.htm.

参考文献

[1]朱清孟，杨德东.新中国青年文化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第6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茶理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运用思路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1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2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3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4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5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1]胡雪梅.基于学术交流理论的体育科技社团历史演变及当代趋势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3(4):151-153.

[2]刘明生.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16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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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国娇.儒家人文精神与我国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15(11):66-68.

第7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

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的阶段特征

与实践相伴而行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同实践发展一样,呈现出阶段性的面貌特征。

第一阶段质疑与争议阶段(1979年―1985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虽然大陆的流行音乐还处于萌芽阶段,但音乐评论界却开始积极介入,他们以《人民音乐》、《音乐研究》、《北京音乐报》(1989年改为《音乐周报》)、《黄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等音乐核心期刊、报纸为平台,就当时音乐文化界的思想意识和音乐实践的新动态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其间争议的焦点有:

1.对新时期流行音乐所持有的观念态度以及流行音乐性质问题展开探讨

这个时代多数人对“流行音乐”过敏,甚至“谈流色变”,人们宁可用国际上已有的称谓“通俗音乐”来替代“流行音乐”的叫法,以便回避与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时代曲”及当时潜入大陆的所谓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产生连带关系或联想作用。这恰恰引发了一系列有关“流行音乐”概念性的争议。

当时有大量的文章对流行音乐、通俗音乐、轻音乐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对流行音乐概念的清晰度,将左右到人们所持有的观念态度,更进一步影响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实践和整个社会风尚。

文章普遍认为“流行音乐”是一种消极、庸俗的音乐,“是三十年代的靡靡之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二者一脉相承,是音乐生活的一种污染,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爱国主义思想及社会风尚背道而驰。”但宋扬的《群众歌曲?流行歌曲?》一文则认为流行歌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看成群众歌曲,时乐髟凇段叶酝ㄋ赘枨的理解》中也认为通俗歌曲是人民大众音乐生活的主体,它的社会价值关键在于它的质量而不在于它的称谓。

这些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以严谨的治学作风对几个概念内涵进行疏理,并就流行音乐的历史发展渊源、性质内涵、艺术特征、社会影响等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以期引导人们对流行音乐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其中一些观点难免武断和偏激,也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新生社会音乐现象认识的局限性。

2.对流行音乐作品和表演实践问题的争议

首先,是对港台流行音乐的争议,并聚焦于邓丽君演唱的流行歌曲,尤其是一些30年代旧上海流行的“时代曲”――《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夜上海》等作品,当时被认为是“靡靡之音”。1981年以《北京晚报》、《北京音乐周报》为平台对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展开了一番争论。周荫昌撰写的《因人立废,不可复次――从〈何日君再来〉谈起》一文引发了丛木、梁茂春、犁力等人的积极回应,畅言他们对《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的优劣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其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其次,是对大陆抒情歌曲创作实践的探讨。改革开放后近十年,大陆“抒情歌曲”的创作如火如荼,1986年,文化部、广电部主持的“全国青年喜爱的歌”这一活动,不仅对抒情歌曲的创作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而且也是这一音乐文化景观的生动记录。理论界对大陆流行音乐的先驱――抒情歌曲做出了相应的反映,1986年至1987年发表于《北京音乐周报》上的众多文章纷纷就这些具有通俗化倾向的抒情歌曲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音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再次,是对大陆初露端倪的流行歌曲的评议。具有探索意味的大陆早期流行歌曲――《幸福不是毛毛雨》、《军港之夜》,它们的艺术形象、艺术格调、音调及演奏风格、歌词的立意等问题也成为音乐评论的热门议题。

最后,是对表演实践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李谷一、朱逢博、程琳和谢莉斯等人的演唱风格以及演唱歌曲的争论上。

1979年底,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乡恋》的探戈舞曲节奏及演唱者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引发了从专业音乐工作者到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争议大波。以严伟《听李谷一唱〈乡恋〉有感》为代表的系列文章,普遍认为“这是对港台流行音乐在风格上的低级模仿”;然而《动人的佳作》、《博采众长自成一格》、《亲切感人的抒情歌曲》则道出了欣赏这种唱法,并认为它是一种创新的呼声。之后,歌唱家朱逢博、谢莉斯及刚刚崭露头角的小歌星程琳都因“演唱风格”成为音乐评论界关注的人物。

这些音乐评论各抒己见,褒贬不一,既反映出人们对大陆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高、尖、硬、响”的演唱风格向港台流行歌曲“轻、柔、低、绵”唱风的转变而持有的开明观点,也反映了部分不适应这种变迁而持有的相对保守思想。

总的来说,这个阶段中国流行音乐的实践在模仿式的探索中萌芽成长,理论批评则在质疑与争议中初步成型。以音乐专业人士为主展开的质疑与争议此起彼伏,打压与扶持各不相让。从表面上看,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大都仿佛在就事论事,广泛地探讨通俗音乐、流行音乐、轻音乐等概念内涵,争论关于表演风格、演唱风格、歌曲创作风格等实践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在探讨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流行音乐这种新兴的音乐艺术的本质性以及它是否应该在中国大陆存在、扎根、发展,它对国家、人民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有多大,也就是说,它触及到音乐界一个思想是否解放的根本性问题。这些争议从现在来看有失偏颇,有些言论甚至危言耸听,让人觉得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命运的不可预测,但恰恰也是这些评论,这些激扬的文字,给了流行音乐一个引人注目的机会,使当时还处于蹒跚前行的流行音乐扩大了其影响力,无形中为流行音乐的发展铺陈着道路,推动了流行歌曲这一新生事物在大陆的前行。

第二阶段认可与探究阶段(1986年―1996年)

1986年至1990年,诸多核心音乐期刊上依然陆续刊登有关流行音乐概念辨析,批判与思考性的文章。说明在这个破冰前行的情势下,流行音乐要得到社会认可绝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它以新的方式不断地警示着人们对流行音乐性质进行再思考。但是有些态势却令人欣慰:

1.流行音乐研讨会对理论的推动

这个时期,文化部门开始更加重视流行音乐这一新兴音乐文化现象。1986年,全国各地召开的大大小小的流行音乐研讨会不下几十个,随后这种研讨会依然陆续地举办。①

1988年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最具深远意义。会议不仅聚集了全国各地通俗音乐创作、表演、评论方面的专家,而且牵动了各地文化部门和广播电视媒体的神经。“关于它(流行音乐)存在的合理性、产生的必然性,已经不再是这次会议关注和争论的中心,会议自始至终围绕通俗音乐的现状和它面临的使命这个主题展开了理论研究。”②除此之外,还探讨古今中外通俗音乐的历史源流,介绍和分析国外流行音乐的理论,讨论通俗音乐的名称、它的民族性和艺术性和商品属性等问题,并对通俗音乐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这些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理论批评从第一阶段――民间自发性的探讨,上升到了有组织的集思广益的研讨阶段,它们广泛地探讨流行音乐过去的成败得失,流行音乐面临的局势,并提出建议,为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对流行歌坛现象跟踪

首当其冲的歌坛现象是“西北风”的兴起。1986年由《信天游》唱响的“西北风”歌曲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并且由此乘兴而掀起的“东北风”、“东南风”真可谓风卷东西南北方。“西北风”歌曲的异军突起引起了音乐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发表于《音乐天地》1988年8期的几篇文章很具有代表性。比如杨瑞庆的《面对西北风歌潮的思考》,孙焕英的《西北风――中国通俗歌曲的回归》以及彭根发的《有感于“黄土地旋律”的拱起》,对“西北风”歌曲兴盛的文化根源、社会心理做了比较充分的探讨,对其艺术特征也做了一定的分析,论证了“西北风”歌曲兴盛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随后是摇滚乐。崔健的《一无所有》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出了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在音乐批评理论界同样一石激起千层浪。金兆钧的《崔健与中国摇滚乐》一文,剖析了崔健的摇滚乐在中国的地位及价值,是正面评价崔健摇滚乐的佐证。随后近十年,中国新兴摇滚乐的发展状况及前景,摇滚乐的沉浮起落及其社会文化动因都不同程度受到理论批评的关注。韩钟恩的《当代知识分子与摇滚乐及其文化转型》代表了理论界从另一层面对摇滚乐的研究。

再次是“新民谣”、“校园民谣”。秦杰的《民谣与民歌》与金兆钧的《民谣运动,请刹车慢行》这两篇文章对1994年兴盛的“新民谣”以及后来被冠以“纯真年代游吟诗”美誉的“校园民谣”做了真实的报道与评论。

3.流行音乐的创作技术理论、演唱理论,音乐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角度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在逐步展开

创作技术理论是我们认识和掌握音乐必不可少的途径,这个时期理论界在流行歌曲的和声、曲式、旋律形态、民族风格等问题的分析上较早迈出了尝试的步伐③。

从1986年第二届青歌赛设置了通俗唱法奖项以后,通俗唱法的理论研究不再停留在评价与责难上,而是更加切入实际地探讨方法。陆续发表于《人民音乐》、《黄钟》、《中国音乐》等核心期刊上的文章④为后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音乐史学的研究梳理了我国近代史上流行音乐的几次潮头,清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渊源。曾遂今、金兆钧、杨晓鲁等人在流行音乐社会价值论、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而《流行音乐问题与音乐美学问题研究》(修海林)与《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金兆钧)都让人看到了从美学角度切入流行音乐研究的星星之火。

这个时期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纷繁复杂、歌坛潮起潮落,恰似一个经历着光荣与梦想的时代。理论界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对流行音乐认可的前提下,展开了一系列的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可喜的是,这些研究已经逐步摆脱就事论事的层面,并从表层逐步深入到里层,从现象到形态技术理论、从演唱方法拓展到音乐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其特点可以概括成跟踪与探究、认可与引导、推动与拓展的理论研究态势。

第三阶段深化与超越阶段(1997年迄今)

之所以将这个阶段称为深化与超越的阶段,是因为从音乐史学、实践技术理论、普及欣赏、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具备体系特征的流行音乐专题研究开始浮出水面。

1.史料研究拓展了时空隧道。代表性的专著或编著有《十年――1986―1996中国流行音乐纪事》,它集中展示了1986―1996年的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状况和音乐批评与研讨的热点。金兆钧的《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是第一部把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作为整体来论述的专著;此外付林的《中国流行音乐20年》、李皖的《倾听就是歌唱》、于今的《狂欢季节――流行音乐世纪飓风》、李皖的《李皖的耳朵――触摸流行音乐的隐秘脉络》几部专著都具有史料和评论相结合的性质特征。

2.实践技术理论走向专业而系统。例如,翟继峰、张桐柱合著的《通俗歌曲理论与运用》对当代流行歌曲作曲法、演唱法、配器法也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付林的《流行歌曲写作新概念》则更为集中地研究流行歌曲音乐部分的创作理论。《流行音乐和爵士乐和声学》(任达敏著)部分内容涉及到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和声分析。

《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文学阐释》(马树春著)和《当代流行歌曲修辞学研究》(王彬著)这两部专著分别从文学与修辞学角度对当代流行歌词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付林、王雪宁著)则更多地传授创作流行歌词的理论方法。

《通俗歌曲演唱技巧》(李艳梅主编)、《流行歌曲演唱新概念》(付林著)等著作对流行歌曲演唱进行了专题研究。

3.流行音乐欣赏与普及性手册遍地开花。上海音乐学院陶辛主编的《流行音乐手册》;陈国权的《请跟我来――通俗音乐欣赏》;郭静舒的《中外通俗歌曲欣赏》著述把古今中外的流行音乐揽括在研究中,是很好的普及性欣赏丛书。

4.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亦不容忽视。王思琦的博士论文《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开拓了从文化学角度对流行音乐进行专题研究的领域。雷美琴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审美品评》,在音乐美学领域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另外,肖鹰的《〈阿姐鼓〉与90年代文化》,李传华的《通俗音乐美学探析――兼谈通俗音乐发展趋势》,赵勇的《从精神涣散到听觉退化――试析阿多诺的流行音乐接受理论》,周海宏的《有关“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价值问题的分析》等文章立足于美学的角度,分别对新时期流行音乐进行审美探讨,对发展进程进行鸟瞰,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阐释,均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

当流行音乐实践已进入被誉为“怀旧与回顾”的季节时,音乐批评理论研究也开始沉淀,进入反思、归纳、深化的阶段。这个时期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不再只是现象的附属或是回应,而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理性,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拓展,开始出现能自成体系的,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专题研究。研究队伍在不断充实,有不少学院派人士的参与。特别是研究者们对“如何进行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如何借鉴国外流行音乐研究前沿的方法论,目前国内流行音乐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等流行音乐研究方法的反思给后来

者带来极大的启示。

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焦点及方法论探讨

1.流行音乐的定义

流行音乐的概念内涵是研究者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民众对当代流行音乐的概念内涵产生过较多偏颇的理解,诸如“流行音乐就是流行的音乐”、“流行音乐就是黄色歌曲”等,更因为概念内涵的定位直接影响到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及时间历史范畴,从而关系到研究语境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当代研究者大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pop)加以解释,并对当代流行音乐的文化内涵进行考察,认为当代流行音乐是具有城市性(包含商品性、时尚性、娱乐性)、非主流意识(亚文化特征)、科技性等丰富文化内涵的多细胞体,力求澄清社会上

对流行音乐概念混淆、误解的现象。

2.与流行音乐相关的社会学问题

研究流行歌曲的社会学问题主要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产生、发展、流变的社会动因,流行音乐的社会价值,流行音乐的传播理论,流行音乐的商业性,青少年追星现象的心理探究,卡拉OK、排行榜、MTV效应等方面入手。但从流行文化的角度,宏观地把握有关流行音乐的本质属性、流行音乐的内在矛盾冲突、流行音乐

发展变迁的社会心理则有待于深入系统的探讨。

3.流行音乐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流行歌曲能不能进大、中、小学课堂是争论已久的话题。从一开始的明令禁止,到后来的默许,再到善意的引导,这是一个艰难的蜕变过程。如今流行歌曲能不能进课堂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科学地利用这一拥有大量听众的音乐资源,为学生树立理性的审美观念、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同时开发合理适用的配套教材,建立系统、完善的教学体系,寻求个性化的教学方法,逐步将流行音乐从民间的,大众化的层面提升到专业

教育的水平,还是摆在流行音乐理论界和教育界面前

的艰巨任务,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4.流行歌曲的词、曲、唱

歌词的研究大都从传统的文化学、修辞学以及流行歌词的创作特点及方法等角度涉猎⑤,它的音韵学研究理论还鲜为人触。旋律形态学的研究也有待于系统

深入化。

“通俗唱法”与“流行音乐”是当代音乐生活的中一对孪生议题,就“三分法”(即美声、民族、通俗)的合理性多数人持有“‘三种唱法’的藩篱是可以打破的,它们存在互相交融的发展趋势”的观点,并脚踏实地地探索“通俗唱法”的发声方法特点以及它存在的弊端和改进的措施。但对流行歌手们各自的音质、个性与特色、“唱”及“演”的技法、风格等方面的审美研

究却较少涉足。

5.流行歌曲的民族化问题

流行歌曲从传统的民族音乐中汲取营养成分,给流行乐坛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是大陆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从80年代的“西北风”到90年代的“新民谣运动”,都反映了流行歌曲从民族音乐中寻求发展的趋势。流行歌曲融合民族音乐元素,浸染民族气质,创作出大气的、原创性的作品是理论研究要探寻的方向。此外,“翻唱民歌”是将民歌流行化,但怎样的“翻唱”才是成功的演绎,给人带来美感、重新体现民

歌在新时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6.流行歌曲的雅俗问题

对于流行歌曲的雅俗定位及雅俗品评,人们或就“通俗本质”而谈,或持“大俗必大雅”的观点,或认为当代的流行歌曲就是过去的民歌,不妨称之为“新民歌”,争议虽然沸沸扬扬,然大都浅尝辄止,针对具体

作品的雅俗的层次、品味、格调以及它的形态表现的研究均缺乏力度。

三、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前景展望

1.理论研究队伍问题

当21世纪来临,给流行音乐发展研究带来了新的前景,有些专业学院开设了流行音乐课程,不少流行歌曲被选编进了基础教育中小学的教材里面,社会各界对流行音乐的重视为流行音乐的研究者们带来了信心,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专业人士在不断介入流行音乐的理论研究领域,许多音乐院校的硕士、博士生也都将流行音乐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是特别值得欣慰的新动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不足,比如,目前理论研究队伍与实践者缺少沟通,形成理论与实践各行其道的局面;乐评人与专业人士各自为阵,没有联手意识;大陆与港台研究缺少互动交流,没有形成强强联手的系统研究氛围,这些因素都将制约理论

研究的发展步伐。

2.理论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是哲学美学研究方法论。目前,从哲学美学角度切入的真正有分量的理论研究还是很单薄。如何合理地借鉴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如何在哲学美学领域寻找支撑流行音乐研究的理论基石;流行音乐的哪些方面亟待纳入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以至于在实践中已经和“艺术音乐、民族音乐”成鼎足之势的流行音乐

不要徘徊在哲学美学视野之外而被理论研究边缘化,是研究者应该思索的问题。

其次是风格研究及微观研究。国外的流行音乐早已有成熟的风格归类,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却避而不谈风格,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流行歌曲作品的形态分析、歌手演唱的个案研究等微观研究也相当薄弱,这些

都是理论应当加强关照的方面。

3.学科建设问题

目前的史料过多汇编的痕迹,或带有个人写作的感彩,跨越的年代不够。教材的编写、音乐作品的资料库这类系统化的史料建设还相当零乱。将流行音

乐作为专业来开课的音乐院校也是凤毛麟角,学科建设的问题极其艰巨。

总之,我们期待一个理性而强大的理论研究队伍,呼唤崭新的研究方法,并建立健全合理的与实践配套

的理论研究体系呈现于世人面前。

①1986年第三届“国际通俗音乐研究大会”和首届“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通俗音乐理论讨论会”;1988年1月《音乐研究》和中央音乐学院共同召开的关于流行音乐座谈会;1988年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1993年3月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平台围绕流行音乐话题展开的讨

论以及1994年7月首次广州流行音乐研讨会等等。

②《突破与超越:通俗音乐面临的紧迫课题――“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述评》,《中国音乐学》,白帆,1988年2期。

③代表文章有《谈通俗音乐的和声运用》(孙川)和《浅析通俗歌曲的曲式特点》(刘馨声,《人民音乐》)《通俗歌曲及其传播的民间音乐本质》(伍国栋);《通俗歌曲的民族性》(宋

扬)等。

④《通俗歌曲中的喊唱》(田丁,《人民音乐》,1988.3);《通俗歌曲唱法初探》(姚峰,《黄钟》,1989.2);《关于通俗唱法的音色》(郑向群,《黄钟》,1989.3);《谈通俗歌曲的演唱》(陈婷,

《中国音乐》,1992.3)。

⑤《关于流行歌曲的“文学之美”》(李新潮、李大新);《流行歌词的语言陌生化》(徐凯、叶娇);《流行歌词辞格的含蓄美及其文化解析》;《略论流行歌曲的文学之美》(马树春);付

第8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文化合流；阐释学；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着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当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语言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语言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一切人文学科的问题都要到语言里去寻求答案，反过来，人文学科又为研究语言提供方法。阐释学就是一门与语言联系紧密的学科。很多人认为阐释学与语言的联系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然而阐释学从来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释学的演变尽管历史久远并数易其貌，但始终与语言相伴而行。施莱尔马赫曾指出，在阐释学中所预设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第二语言获得与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研究它当然离不开阐释学。阐释学为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强的元理论支撑。

首先，第二语言的获得离不开理解，因为理解的可能性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语言是思想符号，虽然语言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纪，人们认为具有一种普遍的，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精神语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为了反驳怀疑论者皮罗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观点，提出至少“我活着，我存在，我理解”还是不能怀疑的。即使是现今，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人，最为典型的就是着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这些观点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类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论上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篇章进行理解)的理论。阐释学提出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模式，也不是一种行动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实在形式和根本活动，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说它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阐释学的原则对于人类的各个方面普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学原则也适合于研究在第二语言获得中有什么样的理解活动发生以及如何促进这种理解活动。

阐释学认为，人是理解的动物，只要活着，就会拥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缩小间距，即人具有去远、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围化的，从而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谓“间距”，其本质是指理解者与对象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理解就成为不必要――差异产生理解。间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为间距的存在，理解才成为需要。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间距主要表现为心理间距、语言间距、文化间距。从根本上说，这些间距的存在使第二语言的获得成为必要，但是同时也成为第二语言获得的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二语言获得也属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动的一种形式，为此，理解中所发生的一切基本活动，必然也发生在第二语言获得当中。

那么在第二语言的获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理解活动，间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呢?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是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而被抛入到一定的成见之中。无论怎样的理解都总是以成见为立足点，都以成见开始。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一面筹划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过去为现在的媒介，自觉地跨越间距，将过去的“真理要求”适用于现在的修正。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即将过去的视野和现在的视野相融合，结合事件的真理会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视域融合对于经验是开放的，也说明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通过这种视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终能够到达“绝对真理”。根据每一次的历史状况，自我理性的完结性会不断地被打破，这是理解的不尽源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文化合流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相伴相随，即使没有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同样也是可能的。理解作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学习者是否意识到，理解活动确实在发生；而第二语言初学者又必然是带着本国文化“成见”的人，所以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即理解过程中，本族文化是敞开的，第二语言文化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本国文化成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见”，在新一轮的交流学习中充当理解的立脚点。此时的状况又会成为新一轮学习的源泉，即语言的基础。如此这般，视域融合不断发生，理解不断循环，即第二语言学习者以及所在国成员的成见都发生了改变。经过这样的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实现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的合流。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和获得的必然趋势，即使在课堂教学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

可见，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得到深刻的剖析：第二语言学习同时是理解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第一语言文化与第二语言文化不断发生视域融合，文化合流必然发生，为此，即使是非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也是可能的，这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起点也是归宿。

三、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

如前所述，文化合流贯穿了整个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舒曼提出，文化合流程度的大小有赖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自身对第二语言文化归附动机的强弱，更详细地说，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易获得。可见，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决定社会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态度、目的语输入的品质和数量以及总体学习环境的优劣。能带来“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质和量均合乎要求的目的语输入的社会因素应具有以下特征“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互视社会平等，并均希望前者被后者同化；两社团自我封闭性小；学习者社团规模不大且缺乏凝聚性；两社团的文化冲突不大；两社团对彼此有好感；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地区长期居留。若上述各社会变量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当学习者社团自视社会地位优越或低贱时，“劣质的”学习环境便会产生，从而对文化适应和语言获得构成障碍。

同时，舒曼特别提出，在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要强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在社会距离难以确定，即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不构成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时才发挥作用。所以，在外语教育环境下，学习者不能与目的语社团直接接触，反映两社团关系的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的作用变得模糊，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心理感受，即心理距离的作用可能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如何帮助学习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震惊，选择合适的学习动机，跨越语言自我的心理屏障便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自然习得第二语言也好，课堂学习第二语言也好，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是可以缩短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不良的心理因素的关键，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的优越条件，增进了文化合流，对第二语言的获得起着关键作用。

当代西方着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交往是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对话即“话语民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行为。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交往的最终目的归结为“理解”，他所说的“话语民主”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通过交往达成的。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会追求一种平等而真诚的人际关系，对这种道德理想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对话必须是基于对话双方的平等、真诚，参与愿望和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表达清晰的基础上。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构建良好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争辩(对话)双方必须具有沟通的真诚愿望，这是进一步争辩的立足点。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对相互文化的认同，希望互相借鉴交流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参与对话双方必须是平等、自由的，这样的对话才是民主的，才能真正进行下去。参与对话的双方必须能够相互抗衡，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团结一致，统一起来，让所在国成员与之对话成为需要。对话双方的表达必须是清晰的，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的文化相差太远，表达无法清晰顺畅进行，将为平等顺利对话带来障碍。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为如何促进文化合流提供了理论指导：建构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能有效缩短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的不良心理因素，促进文化合流，进而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四、结语

文化合流理论是一种顺应世界文化大合流时代的第二语言学习模式，它提出，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它有着诸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对第二语言获得的动力机制以及获得过程中的洋泾浜化现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为习得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如此，文化合流理论也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9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

（1）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有多种定义。威廉斯认为流行音乐“1）意味着为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2）处在高级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比较之中。3）用于描述一种人们自身自定的文化。4）意味着大众媒介通过商业利益对人们的强力”。《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认为流行音乐的形式在于“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综合以上界定，我们认为流行音乐，专指那些在我们当今生活中广泛流传、内容通俗、贴近生活，主要为青年人所喜欢，且伴有较强商业目的的音乐作品。（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指的是吸收、借鉴和利用了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具有意境美、语言美特点，高雅含蓄的流行音乐歌词。

2新时期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

（1）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产生与发展。古典美歌词是伴随着流行歌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新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较早的有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个人专辑《淡淡幽情》（1983），收录的12首歌曲的歌词全部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唐诗宋词里的名作。此外，还有香港的词作家黄霑的作品《沧海一声笑》和《梁祝》等。20世纪90年代有陈小奇的《涛声依旧》《白云深处》《巴山夜雨》和黄安作的词作《新鸳鸯蝴蝶梦》等。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发展，21世纪的词作家方文山、陶喆、王力宏等新一代音乐人也创作了大量的具有古典美的歌词，如《千里之外》《东风破》《青花瓷》等。最近又出现了霍尊的《卷珠帘》，被刘欢誉为“具备大家闺秀风范的中国风”。（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特点。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汲取了古典文化的长处，语言考究化、意象精致化、意境整体化、人文精神大众化，给人带来独特的美感享受。与很多流行音乐的歌词毫无意义，创作低俗、浮躁、无病呻吟、没有逻辑、无聊烦琐，意义表达模糊、感情表达直白低下，缺乏意境美形成鲜明对比。（3）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形式。在流行音乐歌词的创作中，不少词作者尝试着将古典文学、古典文化运用于歌词的创作中，不仅提高了歌曲的艺术欣赏价值，也从侧面间接地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有以下三种形式：1）直接运用古典文学诗词。这类形式以邓丽君为代表，如《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独上西楼》的歌词出自《相见欢》等。在这之后，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歌曲，如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李清照的《一剪梅》等诗词谱写的歌曲。这些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散发着浓厚的古典文学的清雅意境，最终成为经典歌曲而广为流传。2）化用古典文学诗句。作词家在创作中，将古典文学中的美词妙句穿插其中，使得歌曲意境优美，更符合时代特点。例如，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借用了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化用了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3）采用古典文学的形式或意境。词作家直接采用古典文学的形式意境进行创作，把中国文学含蓄、委婉的特点，巧妙地用于现代的白话文中，增加了歌曲的意境美。例如，由黄霑作词的《沧海一声笑》《上海滩》等，都模仿了古典文学的形式与意境；此外如以方文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歌词，《发如雪》《千里之外》《菊花台》《青花瓷》《东风破》等。这类歌词通过词中的意境或情境，体现了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的关联所在。

3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研究现状

根据掌握的文献，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丽君的歌曲和以方文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歌曲上。由于研究点处于文学和音乐的交叉领域，研究者们有从音乐学角度出发，有从文学角度出发，还有从文化学或社会学角度出发来研究的。而对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研究者们大多从文学角度来加以研究。对从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章分类后，可以得到关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曲的研究现状。对于邓丽君歌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音乐方面的研究，如杨艳丽《从城市民族音乐学视角看“邓丽君现象”——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黄金蝉、揭冰《邓丽君音乐形象的建构与塑造探析——以古典专辑<淡淡幽情>为例》、陈奕虹《邓丽君音乐中的美学研究》、彭英姿的硕士论文《邓丽君音乐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研究》等。二是文学方面的研究，如陈湘辉《淡淡幽情声律兼美——邓丽君与张晓农古典诗词歌曲专辑演唱风格之比较研究》、庄宏道《一缕芬芳，几丝情愁——聆听<邓丽君歌曲精选80首>的随想》等。具有古典美的“中国风”歌曲的研究性论文，有以下几类：（1）音乐学研究。例如，潘存奎《“中国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相遇》和李娜娜《“流行歌坛中国风”歌曲的民族化研究》。（2）文学研究。例如，宋秋敏《试论周杰伦专辑中歌词意象的古典化倾向》、赵澜涛《日月潭洗青瓷——浅析周杰伦歌词对古典诗歌的传承》、罗涵的《从文学与语言的角度分析周杰伦成功的原因》、段丽的《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的艺术质感》等文章从古典诗词出发，阐释中国古典诗词对以“中国风”为代表的现代流行音乐歌词创作的影响，以及“中国风”歌词如何继承古典诗词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3）文化学研究。例如，黄彩萍《返回古典与文化乡愁——方文山歌词的文化阐释》、曹军英《论方文山歌词中的文化意蕴》等论文认为方文山创作“中国风”歌曲是一种文化上的“寻根”。（4）社会学研究。例如，马珺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文化研究》、赵[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 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dylw.net]朴的《从“西北风”到“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等论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和文化环境、传媒、明星影响力、听众的审美趣味、创作者的观念以及音乐方面分析“中国风”产生和流行的原因。

综合以上，从文学角度对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文献还很缺乏，尚存在较多的研究空间。参考文献：

雷蒙·威廉斯.文化社会的词汇山.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35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蔡音颖.略论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中的古典文学元素.艺术评论，2007（7）.

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史.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刘芳智.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研究.湘潭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