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探索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艺术探索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视电影艺术特征题材

一、引言

电视机的普及和电视业的发展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方式，而且为许多行业带来了丰厚的效益。然而传统的院线电影也是不会被电视和其他新型媒体所取代的，它拥有其一些特殊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是其他发展起来的媒体所不能取代的。超大的屏幕、特定的播放场所、完美的音响效果等。基于国内外电视行业的迅猛发展，电视与电影在这股影视艺术行业发展的潮涌中产生了交集，由此而生的一种新型的电影模式诞生了，也就是电视电影。

电视电影(MoviemadeforTV)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由电视人投资的低成本电影，适合在电视上播出。电视电影风格的多样化和题材接近现实，主要关注于热点新闻、人们关心的话题，使得受众对于电视电影的偏爱，使它拥有了相对稳定的一部分收视群体，保证了电视台的收视率。电视电影也借鉴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从而大大提升了自身的艺术品位和表现技能。所以，电视、电影以及电视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特征是影响观众喜好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二、电视电影的艺术特征

1.交集式

电视电影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决定了它要遵循电_钡和电影两种媒介的特点，不仅在表现方式上而且在艺术审美特征上和电视、电影有区别之处也有共通的地方。在电视电影的时间长度上，电视电影与电影也比较相似，大多数电影是90分钟长度的，而电视电影一般也是90分钟，要在9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尽量把一个故事讲述的精彩，因此要相对简练、紧凑，电视电影在叙事强度上和电影也比较接近。高度凝练、压缩的故事可以带给观众兴奋点的频率更高，有张有弛的紧张感和刺激更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目前，电视电影的兴起，似乎正从另一方向弥补了电视短剧创作极其匮乏的缺憾，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正在替代电视短剧尤其是单本剧的功能，但每一种表现形式又都存在着它们自身所独有的一些艺术特征和优势。当然，电视电影也有它自身的艺术特征，因为这些艺术特征也逐渐受到了一批观众的喜爱。

2.叙事的节奏感强

通过对电视电影和电视剧的比较、电视电影和电影的比较得出，电视电影和电影一样具有叙事的节奏感比较强，因为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表现出完整的叙事结构和制造气氛，所以要求电视电影必须具备很强的节奏感，在电视电影的时间长度上，电视电影与电影也比较相似，大多数电影是90分钟长度的，而电视电影一般也是90分钟，要在9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尽量把一个故事讲述的精彩，因此要相对简练、紧凑，电视电影在叙事强度上和电影也比较接近。高度凝练、压缩的故事可以带给观众兴奋点的频率更高，有张有弛的紧张感和刺激更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是美国经典战争片之一，它描述了在诺曼底登陆之后，瑞恩家的四名于前线参战的儿子中，除了，隶属101空降师二等兵的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仍下落不明外，其他三个儿子皆已于两周内陆续战死。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得知此事后出于对人道的考虑，特令前线组织一支八人的小队，只是为了在人海茫茫、枪林弹雨中找出生死未h的二等兵詹姆斯?瑞恩，并将其平安送回后方。电影开头的诺曼底登陆抢滩场面，相当程度重现了当年的残酷与惨烈。在《拯救大兵瑞恩》170分钟的片长中，导演在电影开场就让电影进入了一个高潮，斯皮尔伯格用近乎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来拍摄片头25分钟的登陆场面。随着营救的开始，影片在节奏的控制上与战争这个主题紧密结合，因为在战场上随时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一方面通过表现营救的困难，另一方面影片表达了战争中的人性。而另一部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视电影《兄弟连》描写了美国101陆军空降师部队E连的真实故事，他们参与了盟军进攻首日的任务，以及其后整个欧洲的战事。这部电影寄予了艺术家对战争底层的士兵们的同情、敬慕与赞赏，也把观众的思想感情赋予了角色，从而随同角色一起去体味逐层展开的战场画卷中的种种兄弟情谊，一方面使观众被吸引着与角色一同回归到历史的深处，另一方面，也让观众在观看中获得一份感动。导演在拍摄战争场面时使用的是手持摄影方式更真实的展现当时的战争场面，在叙事的节奏上依然保持着紧张的气氛，因为这部电影的投资巨大，所以在这部电视电影在艺术表现形式和特征上都和电影没有多大的差异，只不过《兄弟连》是在电视这个传播媒介上播放的。所以不难看出电视电影和电影一样仍然保持着叙事节奏感强这一个艺术特征。

3.视听语言的强调

电视剧由于它播出的时间比较长，节目后期制作的工作量比较大，加上电视剧追求的是商业化运作，所以为了节省拍摄时间。电视剧在拍摄时对于画面的构图、光线气氛的营造、布景的道具、场景的布置等不会像电影那样费很多的时间和金钱。而在后期制作上。画面之间的剪辑、音乐音响的编辑也不会像电影那样精致。而电视电影对于视昕语言方面的强调远远高于电视剧的视听语言。因为电视电影和电影长度相似，所以要在长度短的情况下让观众熟悉和认同。同时。电视电影受播放条件的限制，不能发挥出在影院中观看影片的效果，没有在影院的氛围中体现影片表现的声音立体感的冲击力，所以在电视电影中一般不会花大的代价着重对大场面的刻画，在局部特写中也不能发挥有效的视觉冲击力，所以电视电影想要吸引观众对影片的关注必须在视听语言的组织上下功夫，需要依靠每一个画面、镜头和场面的精心策划和营造来吸引观众的眼球。据我了解，在国外，大多数的电视电影都采用胶片来进行拍摄，他们是想让拍摄出来的电视电影的画质效果和电视剧的画质区别开，特别是在画面的构图、镜头的运动、音乐音响等方面能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形成一种电视电影所特有的一种风格。视听语言对于电影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要在影院这个特定空间观看，而且在影院中会配备比较好的音响和巨型的屏幕。所以，电影在前期拍摄中的画面组织、画面构图和画面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后期的音乐音响和剪辑、调色也是在影院播放时一览无余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大片，比如，《英雄》和《花样年华》。在《英雄》这部电影中，导演利用色彩很好的主导了影片，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在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中，不同的服装、特有香港电影的色彩搭配张叔平的美术指导，在画面上征服了观众。而且这部电影的配乐和旗袍一样成为了经典。

当然。电视电影的投入远不及拍摄一部电影的投入，但是，如果能使电视电影的画面更加有活力，那就能弥补资金、人力等方面的缺失，从而吸引观众的目光。为了拍摄出比较好的电视电影，则需要追求故事、人物和情节的精致、新鲜，要把有创意的思想加入其中。对于电视电影而言，虽然没有拍摄电影的条件，没有院线电影那种观影氛围，所以更应该着重的注意电视电影的主题和剧情，在技术上，重视视听语言的运用，用有创意的画面构图、角度，来诠释想要表现出来的意思。表达一定要清晰、明朗。电视电影的内容和文化品味也要存在在影片中，让观众看完能了解一些文化。当然在主题方面，可以运用一些热点题材、新闻题材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提高收视率。

电视电影如果将视听语言运用的很成功，那这部电视电影必然会给人带来很深的回忆，最典型的就是希区柯克的电视电影《精神病患者》。这部电视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上班女郎对自己的生活已经感到厌倦，她未婚夫的钱几乎都要用来支付前妻的赡养费，他们的结婚也就成了一个漫长的计划，一天她的老板要她将四万元现金存到银行去，在极度想改变自己生活的冲动下，她携款逃离了小镇，她要过一种新生活。情节发生到这里，观众的紧张情绪开始被影片调动起来，而之后。这个上班女郎因为长途的劳累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她几乎崩溃，她决定在一家汽车旅馆住上一晚，就在她吃完饭想要洗澡进去浴室的时候，一场离奇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导演运用视听语言很好的突出了影片的气氛，制造了紧张感。而影片的叙事有张有弛，伸张有力，完美的烘托除了影片的气氛，让观众陷入了影片营造出的恐怖气氛中。这部电视电影拍摄于1960年，这部电视电影可以说是电影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影片是希区柯克带领他的制作班底拍摄的一部成本极低的恐怖影片，因为影片中有许多血腥场面，所以就选择了黑白片，既可以降低成本。还不至于太刺眼，这部影片游刃有余的操纵着观众的情绪。从而完成了一次纯电影的表达，完全通过视听语言的表达刺激观众，得到了空前的成功也为希区柯克带来了无数的荣誉。

4.风格多样化

自从电视电影产生以来，很多导演都期望能通过电视电影来展现他们自己的才华，变现他们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追求。从我国电视电影诞生以来，不少导演都在不断增强类型化意识和艺术探索精神，在通过拍摄电视电影中锻炼了自己的技能，发挥了自己的才智。不同的导演都有着他们不同的想法，而不同的想法又会造就来自不同导演不同的影片风格。世界著名的导演斯皮尔伯格，他的风格是侧重以科幻题材的电影。而我国著名的导演冯小刚，他最擅长拍得就是商业片，在中国也一直保持着每部贺岁片都赚钱的记录。另外一个新兴导演贾樟柯，他的风格就是带着纪录片意味的电影，而本人最喜欢的导演王家卫，他的风格是文艺片。把自己独特的思想通过构图、音乐音响、服装甚至演员每一句的台词都蕴含了他自己的风格。当然，电视电影也需要导演把自己独特的想法，自己内心想表达的思想通过电视电影表达出来。电视电影《十八个手印》，导演高峰倾力采用纪实化风格，充分发挥写意镜头的有效手段，使影片达到较高艺术观赏效果。影片讲述了主人公陈开元1978年任凤阳县县委书记后，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顶住种种压力，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故事。影片以极其质朴、写实的影像风格“复活”了那段历史。那荒凉的土地、那凋敝的村野、那些低矮破败的茅屋、那些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男女老少们，还有陈书记端着自己尿血的痰盂到公共厕所倒尿的情景营造出了一种带给观众精神折磨的画面。而导演的个人思想通过电视电影《十八个手印》再一次警示我应该学会在和平富足的年代里去体察苦难的滋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珍惜”的含义，永远远离苦难。而另外一部由管虎导演拍摄的电视电影《谁动了我的幸福》，导演以一个戏剧化的故事展开了对于金钱和幸福的讨论，虽然故事简单，但最后表现出来的对于金钱和幸福的结论却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反省。电视电影其实和院线电影是一样的，也有文艺题材的电视电影、恐怖惊悚类的电视电影、武侠古装类的电视电影等其他类型的电视电影，这些主要取决于题材的选择、导演的风格，当然，随着中国乃至世界电视电影的发展，电视电影的数量会不断的扩大，质量也会逐步的上升。

5.题材和表现方式更贴近生活

虽然说电视电影还是以电影为基础不断发展的，但是电影往往追求的思想内容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们才说电影是梦。而电视是一种通俗的大众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又是倚靠着电视传播的，所以也应该更接近生活，也应该具有通俗性。电视电影通过电视进行传播，受众是由不同层次的观众组成的，所以在选择题材、叙事方式、思想和主旨时需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在选择题材上要选择一些具有亲和性强的内容，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可以选一些围绕在百姓身边的热点新闻进行改编拍摄。电视电影没有制作拷贝、发行等过程，剧本通过审查后，一般50天就可完成拍摄、制作。因此，电视电影可以关注社会热点，拍摄大众关心的内容，可以更快更准确地反映流行的生活方式、行为力。式、社会焦点问题，在观众中尽快引起反响，这是电视电影优越于电影和电视剧的地方。又因为电视电影所要表现的故事往往是贴近现实的。这要求我们在结构影片时不能脱离实际的生活面貌，但在镜头语言的描绘中也要重视电视电影艺术性的挖掘，注重艺术上的锤炼，避免造成艺术上的缺失。充分发挥电视作为媒介的特点，利用多样的题材和表现方式和手段去增强电视电影的艺术性，也要考虑到电视电影自身的特点，避免完全按照电影的表现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在表现力‘式上，电影中经常会使用一些隐喻的手法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让观众慢慢品味和揣摩其中的意义。而电视电影是在电视这个媒介上通过电视台播放的，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大多都是借着电视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和娱乐，而且在观看电视的时候不会像在影院里观看电影一下聚精会神的观看，所以电视电影选择了大多数观众能很好理解很好接受的方式来表现影片内容。

电视电影《从心开始》算是题材和表现方式都很贴近生活，这本电视电影是根据200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一一云南缉毒警察的妻子罗映珍的故事改编而成。故事大概讲述了一位忠于职守的云南缉毒民警罗小勇，在和新婚妻子的蜜月旅行中，她意外的发现了三个准备进行交易的毒贩，面对歹徒，危机关头这位云南缉毒警察没有过多的考虑，挺身而出，在执法过程中，终因寡不敌众不幸受伤成为植物人。他妻子不舍不弃、日夜守护、精心服侍着身受重伤的丈夫，她坚信，终有一天罗小勇会苏醒过来。小果是这个云南缉毒警察警校时的同学，她果敢、直率，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缉毒警，她在工作上倾注了过多的心血，却忽视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婚娴的不幸加上罗小勇的受伤使她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振动。面对着昏迷不醒的战友，小果伤心、悲愤。三年过去了，在仁爱、正义、勇敢、爱情与忠贞的巨大力量下，在社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同事与亲人的倾心帮助下，罗小勇的病情不断好转，爱的呼唤最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部电视电影在选择题材的时候选择了一个亲和力强的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和亲情的题材，很好的表现了缉毒警察和他亲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方式，在危害国家的贩毒分子出现的时候缉毒警察们的行为和缉毒警察负伤后亲人对他的行为，对于他们的行为影片的表现形式很出色，很好的营造了这部电视电影的气氛。

第2篇：艺术探索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俗/影视/整合/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如此看来，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

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影视艺术的叙述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本质上是偏重于再现的时间艺术。影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运用影视特有的声画系统叙述一个生动、直观、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罗门说：“只有按电影的特殊表现方式来塑造一个叙事观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创作冲动。”[6](P2)伊芙特?皮涪也强调：“影片永远是一个故事。”[7](P11)可见，叙述性一直被认为是影视的主要特性。点缀式民俗事象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叙述对象，并与人物、故事情节构合为有机统一而和谐完满的叙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承袭了中国最为传统的叙事精神，结构完整清晰，发展脉络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点缀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体，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机制，也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叙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艺术时空都是既定的，各种艺术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总体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点缀式意味着民俗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明显处于劣势。与点缀式不同，点化式中民俗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民俗与非民俗因素在艺术时空上形成争夺态势，结果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俗因素压倒非民俗因素。《黄土地》中的迎亲仪式、婚礼、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叙事时间上处于优势，又由于这些民俗因素大都属于非情节因素，也就决定了整部作品叙事性削弱，叙事节奏迟缓，而其在空间上的优势则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民俗因素与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大致属于这种情况。民俗在时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时间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间上的拓展性。事实上，张艺谋正是这样处理民俗的，他所谓的“好看”也就是情节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结合。其中“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红灯笼”等民俗所拓展的艺术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像性，给影视带来了空前的艺术景观。

民俗本身具有娱乐功能，像节日、游戏、体育等民俗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影视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观众获得娱乐。鲁迅先生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这样，娱乐就成为民俗与影视的契合点，也成为二者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娱乐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娱乐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娱乐性又是和人类的理性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民俗的影视整合而言，点缀式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点化式则更具有娱乐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过分地渲染了某些仪式。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人类的生存需要仪式，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仪式为人类提供了情感释放的契机，如婚礼上的“闹洞房”，葬礼中的哭丧等。另一方面，某些仪式(如婚丧嫁娶)对于非当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活动，其非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好看”(张艺谋语)，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强化其作品的审美机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这里的奇异民俗总是交织着民间狂欢节气氛(如《黄土地》里的婚嫁喜庆和祈雨仪式，《红高粱》里的送亲仪式、颠轿，野合、酒誓等)，所以对于厌倦了第三代虚幻大叙事而寻求个体解放的当代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能产生瞬间性的狂欢享受。”对于影视创作而言，理性和娱乐似乎构成了审美价值的两端，任何一种顾此失彼都是艺术的大忌。审美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审美也离不开理性，只有理性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创作乐趣，是在不断地追寻新的平衡中获得游戏的快慰。

总的说来，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终则成为一种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样，民俗的生成和发展，也要以艺术为契机和指向，当代的影视无疑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1]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8.

[2]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张艺谋.我拍《黄土地》[J].当代电影，1987，(1).

[6][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7][匈]伊芙特.世俗神话[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第3篇：艺术探索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艺术创新受到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等社会条件的制约。对危害社会又阻碍艺术健康发展的极端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错误的。宽容对待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展开正常的艺术批评，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要求。

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艺术要发展，就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然而，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探索和创新，探索和创新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不顾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的制约，热衷于展现黄色的、的主题和出格行为等等所谓的探索和创新，既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制约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艺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艺术虽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等特点，但它必定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只能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进行。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复合体，经济政治文化又具有内在的联系。一方的变化受到其它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的变动必然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制约而单刀直入，也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制约而畸形发展。文化是由科技、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等因素构成的精神力量。组成文化的各因素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因此，作为文化因素之一的艺术的探索和创新，不能不考虑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交往越来越密切，相互碰幢越来越激烈。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艺思潮对我国文艺的影响，是摆在我们面前而又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同志早就指出，对待外来文化应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在艺术探索、艺术创新中，一些人分不清香花和毒草，对外来文化全盘照搬，机械模仿。近几年，对我国艺术影响较大的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消解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的界限、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把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艺术与生活等同起来，取消艺术的审美、认识、教育等功能，是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负面影响下，艺术领域出现了以消解民族文化、道德，甚至法律为时尚，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浮躁、刺激、自我抚摩、回避是非、消解道义、逃避责任、告别崇高、低俗化、庸俗化等有所抬头。前几年,行为艺术极端化比较突出，吃死孩子、烙印、植皮、把人脑制成脑浆到超市去卖、男女摞在一起等行为被赋予了艺术的意义。近几年，也出现了《@41》及把自己的女性外阴特写照公开展出的事情。搞笑要有一定的限度，超出一定度的搞笑就会走向变态。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能看到一些搞笑走向变态的“艺术作品”。如可口可乐广告竟是在卫生巾上用可口可乐的颜色涂上可乐瓶的图案；红艳艳的双唇张着大嘴的男性小便池；男青年戴着镶有丰满“”的围巾，女青年穿着织有逼真“男性生殖器”的裤子……。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一旦超出了它的“度”，就会走向反面。任何民族的艺术都有其文化积淀。脱离文化的艺术是悬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有其丰富的文化基础，有重伦理道德、重人格修养、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而极少数行为艺术家搞的所谓“行为艺术”与我国的道德、法律相悖，实属“垃圾文化”，丑恶行为。当某行为艺术家食死婴、喝男性生殖器泡的酒的行为公布与世时，连外国记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前卫艺术的大胆堪称世界之最。康德告诫人们应该从艺术中看到道德的责任。如果艺术没有道德的责任，就会变成社会的毒素。

离开民族文化民族道德，以艺术的名义，进行所谓的创新，实际上是为了名和利。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的‘生效’。艺术的背后是金钱。金钱是酵母，是，是动力，是手段，更是目的。金钱的魔力人人皆知。金钱不仅可以使艺术家变得艳俗，同样可以使批评变得浮夸。……美元、市场才是衡量艺术家成功的标准。艺术家成功了肯定有钱，最有钱的艺术家肯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家。于是，按照这种’现钞主义’价值原则，吕澎的‘90年代艺术史’在一些人眼里，自然也就成了变相的财富论坛或者类似财富排行榜的化名册”。“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政治波谱、玩世现实主义等品牌化艺术以及至今仍在’倒卖’中国古董的艺术家的的一些作品已成为西方艺术大餐不可缺少的中国‘春卷’。……它部分地满足了中国艺术家渴望与西方交流、对话的欲望，并使一些艺术家一夜暴富或步入小康”。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某艺术批评家“面对当时正轰轰烈烈的中国前卫艺术用最不招人喜欢的腔调说：中国前卫艺术家都是倒爷”。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优秀的艺术作品以美的感染力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号召人民，动员人民。落后的腐朽的黄色的的艺术作品是污染社会，败坏道德的毒源，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离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所谓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毒瘤，其危害性不可低估。如不坚决抵制，就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艺术探索、艺术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不能因为存在一些背离民族文化民族道德甚至法律的“艺术”行为，就全盘否定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总书记在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文艺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大力推进文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才能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增强文艺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担当起重大的社会责任，肩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是党和人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积极反映人民心声，反映时展的步伐和趋势，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体现，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头和生命力所在。

二、对危害社会又阻碍艺术健康发展的极端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错误的

后现代主义宣扬“当代艺术可以乱搞”、鼓吹“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否定基础主义、本质主

义。后现代主义鼓吹艺术创作无须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艺术作品也无须反映事物的本质，只要反映生活的瞬间就行。离开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和法律相悖的极端的“艺术”行为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在于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所致。在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负面影响下，有些艺术家没有崇拜对象，没有权威，主张艺术创作无，无规则。他们敢于向优秀文化、道德、法律挑战，自认为吃死孩子、植皮、放血、烙印等是在艺术探索，是在艺术创新。对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中存在的不良现象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极端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的蔓延。

担心对极端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的批评会影响艺术发展，主张不要对艺术创作进行批评，让社会和观众去判断、取舍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艺术发展就象“大浪淘沙”，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作品终会保留下来，不好的作品终会淘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淘“沙”？是通过争鸣，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淘汰落后的腐朽的因素，还是让极端的“前卫艺术”随心所欲的蔓延。认为艺术创作只对艺术家的内心负责，不必背负沉重的社会责任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艺术只是表现，只对自己负责的观点与发展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担心对极端的前卫艺术的批评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认为“批评就是宣传”，因而放弃批评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认为在极端的前卫艺术作品未公开之前，民众在未知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报道它，批评它。如果报道它，批评它，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作用。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封锁消息是不可能的。

认为本来清楚的概念和问题，经讨论后反而变得五花八门，越来越不清晰，因而主张对流行的某些艺术思潮不去讨论，不去争鸣的观点，实质上是逃避的表现。对文艺思潮展开讨论，势必引起各种观点相互争鸣。通过争鸣，才能统一认识，才能防止和克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才能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认为讨论使问题越来越糊涂的观点，在于只看到讨论的某一阶段，而没有看到讨论的全过程所致。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艺术探索中出现的有悖文化、道德、法律的行为应展开争鸣

和批评，引导艺术探索、艺术创新走上正确的道路，是正直的艺术批评家、艺术评论家的责任和使命。

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艺术探索、艺术创新

对待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不是，反人类，反道德的艺术探索，都不应该横加干涉，但正常的艺术批评，还是应该具有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只有通过争论，通过说理斗争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对待艺术探索要以冷静的态度，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平静地面对，切不可凭着一时的激情和冲动，横加指责，粗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区别。道德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道德。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各行各业又有自己的道德。艺术领域自然也有自己遵守的道德规范。社会道德与行业道德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社会道德是对行业道德的抽象和概括。由于各行各业的特殊性，其道德又有独特之处。一般来说，行业道德不能违背国家民族的道德。艺术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道德规范。从艺术发展角度上来看，对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应持宽容的态度。但宽容不是无原则的，无限度的，宽容应有自己的底线。

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由于艺术的特殊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艺术探索及艺术创新不同的标准。

有些艺术家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出发，片面强调艺术探索、艺术创新。这些人认为艺术具有相对独立性，超出一般人的审美能力和道德要求。艺术探索要排除一般人的干扰，不要过多地考虑社会道德的制约。至于社会的稳定和道德的文明，那是政府的事情，不是艺术家考虑的问题。这种观点割裂了艺术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错误的。艺术是社会的艺术，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艺术作品只有与社会进步社会道德相一致，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保障和动力，才具有生命力。那些与社会进步社会道德相悖，污染社会环境，消磨人们意志，腐蚀人们心灵的艺术，肯定会遭到人们的反对，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前途的。艺术家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艺术家创作也不是纯个人的事情。如果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成为陶冶人们情操，激励人们奋发前进的精神力量，就会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如果创作的作品是危害社会的毒素，自然遭到社会的反对。

大多数艺术家从社会稳定与艺术繁荣相统一的角度出发强调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伐。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正确处理社会道德和艺术道德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创作出鼓舞人们斗志，激励人们奋发前进的不朽作品是时代赋予艺术家的神圣使命。

第4篇：艺术探索论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创新;社会制约性;艺术批评  

    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艺术要发展,就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然而,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探索和创新,探索和创新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不顾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的制约,热衷于展现黄色的、淫秽的主题和出格行为等等所谓的探索和创新,既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制约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艺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艺术虽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等特点,但它必定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只能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进行。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复合体,经济政治文化又具有内在的联系。一方的变化受到其它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的变动必然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制约而单刀直入,也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制约而畸形发展。文化是由科技、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等因素构成的精神力量。组成文化的各因素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因此,作为文化因素之一的艺术的探索和创新,不能不考虑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交往越来越密切,相互碰幢越来越激烈。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艺思潮对我国文艺的影响,是摆在我们面前而又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对待外来文化应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在艺术探索、艺术创新中,一些人分不清香花和毒草,对外来文化全盘照搬,机械模仿。近几年,对我国艺术影响较大的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消解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的界限、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把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艺术与生活等同起来,取消艺术的审美、认识、教育等功能,是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负面影响下,艺术领域出现了以消解民族文化、道德,甚至法律为时尚,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浮躁、刺激、自我抚摩、回避是非、消解道义、逃避责任、告别崇高、低俗化、庸俗化等有所抬头。前几年,行为艺术极端化比较突出,吃死孩子、烙印、植皮、把人脑制成脑浆到超市去卖、男女裸体摞在一起等行为被赋予了艺术的意义。近几年,也出现了《@41》及把自己的女性外阴特写照公开展出的事情。搞笑要有一定的限度,超出一定度的搞笑就会走向变态。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能看到一些搞笑走向变态的“艺术作品”。如可口可乐广告竟是在卫生巾上用可口可乐的颜色涂上可乐瓶的图案;红艳艳的双唇张着大嘴的男性小便池;男青年戴着镶有丰满“乳房”的围巾,女青年穿着织有逼真“男性生殖器”的裤子……。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一旦超出了它的“度”,就会走向反面。任何民族的艺术都有其文化积淀。脱离文化的艺术是悬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有其丰富的文化基础,有重伦理道德、重人格修养、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而极少数行为艺术家搞的所谓“行为艺术”与我国的道德、法律相悖,实属“垃圾文化”,丑恶行为。当某行为艺术家食死婴、喝男性生殖器泡的酒的行为公布与世时,连外国记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前卫艺术的大胆堪称世界之最。康德告诫人们应该从艺术中看到道德的责任。如果艺术没有道德的责任,就会变成社会的毒素。 

    离开民族文化民族道德,以艺术的名义,进行所谓的创新,实际上是为了名和利。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的‘生效’。艺术的背后是金钱。金钱是酵母,是春药,是动力,是手段,更是目的。金钱的魔力人人皆知。金钱不仅可以使艺术家变得艳俗,同样可以使批评变得浮夸。……美元、市场才是衡量艺术家成功的标准。艺术家成功了肯定有钱,最有钱的艺术家肯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家。于是,按照这种’现钞主义’价值原则,吕澎的‘90年代艺术史’在一些人眼里,自然也就成了变相的财富论坛或者类似财富排行榜的化名册”。“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政治波谱、玩世现实主义等品牌化艺术以及至今仍在’倒卖’中国古董的艺术家的的一些作品已成为西方艺术大餐不可缺少的中国‘春卷’。……它部分地满足了中国艺术家渴望与西方交流、对话的欲望,

[1] [2] [3] 

并使一些艺术家一夜暴富或步入小康”。上个世纪年代后期,国内某艺术批评家“面对当时正轰轰烈烈的中国前卫艺术用最不招人喜欢的腔调说:中国前卫艺术家都是倒爷”。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优秀的艺术作品以美的感染力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号召人民,动员人民。落后的腐朽的黄色的淫秽的艺术作品是污染社会,败坏道德的毒源,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离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所谓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毒瘤,其危害性不可低估。如不坚决抵制,就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艺术探索、艺术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不能因为存在一些背离民族文化民族道德甚至法律的“艺术”行为,就全盘否定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文艺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大力推进文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才能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增强文艺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担当起重大的社会责任,肩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是党和人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积极反映人民心声,反映时展的步伐和趋势,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体现,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头和生命力所在。

    二、对危害社会又阻碍艺术健康发展的极端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错误的 

    后现代主义宣扬“当代艺术可以乱搞”、鼓吹“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否定基础主义、本质主 

    义。后现代主义鼓吹艺术创作无须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艺术作品也无须反映事物的本质,只要反映生活的瞬间就行。离开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和法律相悖的极端的“艺术”行为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在于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所致。在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负面影响下,有些艺术家没有崇拜对象,没有权威,主张艺术创作无禁区,无规则。他们敢于向优秀文化、道德、法律挑战,自认为吃死孩子、植皮、放血、烙印等是在艺术探索,是在艺术创新。对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中存在的不良现象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极端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的蔓延。 

    担心对极端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的批评会影响艺术发展,主张不要对艺术创作进行批评,让社会和观众去判断、取舍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艺术发展就象“大浪淘沙”,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作品终会保留下来,不好的作品终会淘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淘“沙”?是通过争鸣,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淘汰落后的腐朽的因素,还是让极端的“前卫艺术”随心所欲的蔓延。认为艺术创作只对艺术家的内心负责,不必背负沉重的社会责任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艺术只是表现,只对自己负责的观点与发展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担心对极端的前卫艺术的批评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认为“批评就是宣传”,因而放弃批评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认为在极端的前卫艺术作品未公开之前,民众在未知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报道它,批评它。如果报道它,批评它,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作用。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封锁消息是不可能的。

  认为本来清楚的概念和问题,经讨论后反而变得五花八门,越来越不清晰,因而主张对流行的某些艺术思潮不去讨论,不去争鸣的观点,实质上是逃避的表现。对文艺思潮展开讨论,势必引起各种观点相互争鸣。通过争鸣,才能统一认识,才能防止和克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才能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认为讨论使问题越来越糊涂的观点,在于只看到讨论的某一阶段,而没有看到讨论的全过程所致。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艺术探索中出现的有悖文化、道德、法律的行为应展开争鸣 

    和批评,引导艺术探索、艺术创新走上正确的道路,是正直的艺术批评家、艺术评论家的责任和使命。 

    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艺术探索、艺术创新 

第5篇：艺术探索论文范文

不过该书的出版，其重要性绝非仅限于此，它在艺术学学科建设方面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凌继尧的《中国艺术批评史》是国内首部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且它并不只是一本只注重基本知识点讲授的普通教材，它不仅首次全面梳理了中国艺术批评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在艺术学的理论研究，以及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探索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新进展，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艺术批评史》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首次系统地梳理出了自先秦至“五四”时期，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艺术批评思想的传承流变的过程，即“以中国朝代更迭的通常分期为经，以特定朝代里的艺术批评现象和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为纬，对艺术批评‘史’进行梳理和研究”，［1］成为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全面的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之所以如此定位，是因为以往的一些关于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往往是各种门类的艺术批评史，如绘画批评、音乐批评、舞蹈批评、书法批评、戏剧批评、设计批评等的大拼盘，而本书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编著者从数千年的中国艺术批评思想中抽取出一些普适性的命题、范畴、观念等，并描述出这些命题、范畴、观念在几千年中国艺术的发展中演化嬗变的历程，力图寻找出中国艺术批评观念的共同规律。应该说，这正是艺术学学科研究的基本理念，正如作为学科创始人的张道一先生在十几年前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艺术学的目标并非仅限于归纳各门类艺术的特质，而是要总结出整体艺术的规律，［2］凌继尧的《中国艺术批评史》正是遵循着这一理念，灌注了东南大学艺术学学科长期的理论探索与研究积累，最终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成为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

除了成功地实现艺术学研究的基本理念，撰写出一部反映整体艺术规律的艺术批评通史外，凌继尧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在中国艺术批评史研究领域还表现出十分显著的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新的理论模式、理论范式的创造性的运用。首先，《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写作，与传统的偏重文献史料考证的批评史论著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它更重视对历史现象、古代文献的新的阐释，而这一特点的实现，是通过理论模式、理论范式的创新来完成的。作为国内著名的艺术学家与西方美学研究专家，凌继尧教授对于西方美学理论、艺术批评史都有着精深的研究，因此能够站在世界艺术整体发展的高度，从比较的视野来深刻把握世界艺术现象的规律，并力图借此建构出新的研究模式与理论范式，以之归纳中国数千年艺术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并做出全新的诠释，这在《中国艺术批评史》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如在第四章《＜周易＞的艺术批评思想》中，编著者在谈到《周易》中的“观物取象”和“观象制器”命题时，将其与亚里斯多德对事物的分类及看法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的造物原则使形而下的器荷载形而上的光辉”。［1］

在第十二章《主体的关切:唐前期艺术批评思想中“人”的向度(上)》中，编著者则从“主体的关切”的视角来审视李世民、李嗣真、王维等的艺术批评思想，认为唐代的艺术批评思想是从“人的向度”出发，因此“唐前期的艺术批评充盈着尼采酒神式的生命沉醉”的特征，［1］其中在分析李世民创作的《秦王破阵乐》时，编著者完全采用主体、客体、接受美学等理论来分析李世民的“悲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的艺术观念等。［1］这一研究理路与方法的探索，成为《中国艺术批评史》写作的一大特色。其次，本书着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视角来考察中国的艺术批评，如在第三编《唐宋艺术批评思想》中，编著者充分吸收了来自于日本汉学的“唐宋变革”的历史研究命题的核心理念，并以此角度来分析阐释中国艺术批评思想史的唐宋变革。编著者明确说明:“本书所论述的‘唐宋变革’侧重点不在于宋代‘近世说’还是‘中世说’的历史分期问题，而侧重于转折内容及原因方面的探讨。即着重对‘安史之乱’前后，艺术批评思想史在内容上出现的大的转折变化予以论述、阐释，并综合现有的各‘唐宋转型’论的有关知识作为背景，融合到艺术批评思想史的研究中去。”［1］应该说，这为唐宋的艺术批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而使研究视域宏阔，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诸多唐宋艺术批评研究中的难点、盲点，对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做出了突破。

实际上，凌继尧教授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对理论模式、理论范式的创新背后，蕴含着构筑新的中国艺术批评史体系，对中国艺术批评做出全新阐释的宏伟的理论设想。应该说，寻找中国的艺术批评规律，与寻找中国化的理论话语、理论范式，对于中国艺术史家们来说，是其一贯的理论追求，尤其在寻找适合中国现象的民族化的理论话语方面，花费了几代人的心力。以张道一、凌继尧等先生为代表的东南大学艺术学学科团队，正是在前辈学者工作的基础上，把自己的至高目标定位为创立纯正中国本位的艺术批评话语，并在这一方面做出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与尝试，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化的理论诉求。他们的研究，在理论术语、范畴等的制定上努力贴合中国现象自身的特点，始终竭力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观念，尽量化用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范畴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此外，在述学风格上，他们也在竭力避免食洋不化的八股习气，不是构造出一些晦涩难解的理论术语、观念系统，让人震慑于其理论话语的玄奥，观之头晕目眩，读后不知所云，而是有意识地追求以浅近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理论洞察，以之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系统与观念范畴，应该说这一特点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彰显，编者在前言中坦言，本书在写作上追求“有深度的通俗”，“‘有深度的通俗’完全不同于肤浅的通俗，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耐读，值得反复玩赏，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滋味，通俗的文字中蕴含着大量的知识点和信息量”。［1］

当然本书现有的探索，与东南大学艺术学的学科团队追求的至高目标相比，仍有着一定的距离，尚有很大提升空间，这较为明显地表现为，这部《中国艺术批评史》尚不能完全避免搬用西方的理论范畴、观念架构等分析观照中国古代艺术批评现象、归纳艺术批评发展规律，如书中提到唐前期的艺术批评思想时，认为“在感性的昂扬中，唐前期的艺术批评充盈着尼采酒神式的生命沉醉。舞蹈的身姿、书法的骨力、绘画的情性，都彰显着对大写的‘人’的华丽赞美”，［1］其实唐前期的艺术特征，深受佛教及西域文化深刻影响，因此过度套用西方理论来阐释，并不一定能真正揭示其特征及价值。应该说，不能摆脱使用西方的理论范畴、观念架构等来分析观照中国的历史文化及艺术现象，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类中国史写作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的问题，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中对中国学界善意的提醒，是需要我们不断警醒、时时注意的，陈寅恪以中国哲学史写作为例，实际是有普泛的针对性，“近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3］

第6篇：艺术探索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方卫平；儿童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艺术化

批评和艺术，是两个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的词。前者指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对作家作品及相关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它容易引起读者深奥，甚至艰涩的感觉，是偏于理性的词语；而艺术则往往为欣赏者带来形象感，相较于批评，是一个带有感性色彩的词。不过，在读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后，我不由得将这两个词联系到了一起，原来，批评也可以很艺术。

其实，方卫平教授对批评方式的艺术化的倾心可以从他对“艺术”一词的钟爱中见出，在《文集》中，艺术一词所用的频率非常高，诸如艺术状态…、艺术内容、艺术思维、艺术对象、艺术敏感、艺术召唤、艺术踪迹、艺术秩序、艺术偏态、艺术回归等词语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频繁地使用了艺术一词，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我看来，《文集》所达到的儿童文学批评的艺术化效果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儿童文学理论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汇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别是作者的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和《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卷二是作者的单篇评论性文章和专著《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对中外儿童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的阐述，也是单篇评论性文章的结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论、评三部分，我以为，作者的批评的艺术化这一风格在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批评的艺术化，通常是指批评主体批评思维的艺术化和批评呈现形式(批评文本)的艺术化。于《文集》，作者无论是对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学发展史的探究，对文学现象的思考，还是对作家作品的体味和阐发，总是能以自己的学术激情和智慧对当时的文化语境进行独到的研读和体悟，进而以自己个性化的学术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既具理论深度又不失批评活力的学术文本。

文学史的书写，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化处理显得极为重要，这就需要书写者对历史的独特悟性和对历史尺度的准确把握，这种悟性和把握主要见诸书写者以个人的史观对史料进行筛选，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文学史的文本叙事形态。

阅读《文集》第一卷《批评史》和第四卷《导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观而辨证的史观。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者，作者往往能对具体的文学批评作出客观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指出不足，他都不会以现今的标准去苛责前人。如在谈到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时，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说，“虽然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在今天看来带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历史局限，但它曾经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起到过促进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从中，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态度可窥一斑。此外，“历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论所能决定得了的”、“理论的自信与理论的宽容同样重要”、“当然，现代早期儿童文学研究中存在这些不足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评述在书中也时而出现。不仅是文学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渗透着作者的这一史观，如“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历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客观现实，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学史观决定着文学史书写者亲近历史的方式，方卫平先生以自己对文学史持有的激情体悟着文学史。“作者一反传统的史论述著中多见的述著者冷静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场，以及隐蔽的‘幕后论理者’的角色惯例，频频在史论阐述的前台‘亮相”，这既是作者对文学史怀有激情的一个注脚，也是作者亲近文学史的具体方法——述评，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贯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评史》和《导论》都是对历史的描述和对史实的理论阐发的结合，历史描述显得客观而冷静，理论阐发则透出作者的激情。两者的结合可以为文本带来活力和跳动感，而不见了文学史叙事中易于出现的沉闷之感。

文学史观还决定着书写者对史料进行收集、筛选和布局的方式。翔实、准确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这无疑得益于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作者在《批评史》的“后记”中提到，“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更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芜，人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那些理论批评现实”，可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为确定中国现代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还是“周侯于”，而翻阅了大量资料。正是作者治学的严谨，为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放心。虽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诸般努力，但，作者并没有为此将自己收集的史料进行全盘罗列，而是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对史料进行解读、筛选，这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导论》的工作即是“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总体把握和个案研究”的相互体认。《导论》主要是依照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叙述的，这即是“宏观描述”、“总体把握”的一侧。具体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对法国儿童文学进行了整体的把握，阐述了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不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体论述部分述评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沿革。就“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时间为纬对法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期，且他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纪被概括为“法国的自觉”，18世纪被概括为“卢梭的世纪”，19世纪被概括为“黄金时代”，作者将法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的这一时期特征阐明为世纪特征，对此，他在前言中做了这样的阐述：“法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节奏与世纪更迭的自然时序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它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历史发展事实——对于本书来说，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叙述线索和逻辑框架”；不仅仅限于“世纪特征”，“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还体现在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内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准确把握上，如19世纪的塞居尔夫人、乔治·桑、儒勒·凡尔纳、埃克托·马洛等，20世纪的圣·埃克苏佩利、保尔·阿扎尔、马塞尔·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当时一个时代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作家。史料与理论支撑的紧密融合，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层次特色。人类学、文化学、阐释学等中外文艺理论在作者的论评说时有涌现，但作者并不是为了搬用理论而用理论，他通常在这些理论的挪移中，与文学史料贴切结合，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构而用。

如果说史观和亲近文学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观上的努力方向的话，那么对史料进行收藏、筛选和布局的方式则是读者所见到的文本呈现方式，也是读者借以对作者艺术化书写文学史的风格进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观上的内蕴同时也决定着他亲近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论评中呈现出来的又是怎样的艺术化方式呢?

理论探求是对思想深度展开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书名《思想的边界》极富哲理性，但相信读者读后的强烈感觉是思想无边界。“边界”和“无边界”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作者艺术化批评处理的结果。边界是文本触角延伸的限域，无边界则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达到的空旷遨游状态。在有边界的文本格局里，飞翔着的思想却没有边界。从有边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论格局为“理论探索”、“批评纵横”和《儿童文学接受之维》三个版块。虽然，三个版块各有侧重点，“理论探索”是对儿童文学中一个个具体理论点的探究，“批评纵横”主要是对儿童文学现象的考察，包括对一些理论批评者和批评著作的考察，《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是对儿童文学中的“接受”课题进行的阐发，但是，不同的丰富性正突现着作者的批评个性，他总是选取能触动他的理论感动的批评点，这些批评点或者是在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尚且处于模糊状态、有待探讨的，或者是虽引起了诸多的理论关注，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话题，如“理论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理论逻辑起点”话题、“儿童本体观”话题、“经典”话题、“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话题、“儿童文学的深度”话题和“少年读者”话题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储备，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这些话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将童年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等观点都给予了当时的探讨以推动作用。“批评纵横”中“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考察、对“浙江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近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重要评论者的评论等。在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锐的理论眼光，通过对当时复杂的现实的透视，发出了自己的批评声音；《儿童文学接受之维》选取的是儿童文学理论中受到普遍关注、并被加以诸多探讨的“接受”问题展开的思考。作者在对中外文艺理论，如接受美学、解释学、新批评等理论的信手拈来中，在对相邻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生物遗传等学科知识的熟稔运用中，在将“接受”与现实儿童文学发展的联系拷问中，将“接受”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在作者营造的思想空间中，读者体验到的是思想上没有边界的展开和漫游。

作为一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方卫平教授既亲身投入这一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重大探索，也为其中某些固守的观念而焦虑；既有对探索精神的积极肯定，也有对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的思考；既主动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也乐意甚或期盼听到其他批评者不同的理论声音。

对文本的阐释集中体现了阐释者以自身的理论功底对文本进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与阐释》，一则日文本，一则日阐释，此卷正是对文本进行的阐释，包括了“创作寻踪”、“年度论评”、“作品解读”、“域外偶拾”和“梦寻小记”五个模块。文本在这里获得了广义上的涵义，它既是指记载了儿童文学创作者创作足迹的具体作品，如《灰颜色白影子》、《彭懿童话文集》、《六年级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儿童文学整体创作轨迹的文学记事，如1990年少年小说的发展，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儿童文学的发展等。进入作者理论批评视野的往往是当时儿童文学领域中的焦点文本，这显示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如“创作寻踪”中对《中国少年文学书系》、对少年文学、对新的艺术常态及对《儿童文学选刊》等进行的思考，“作品解读”中对常新港、梅子涵、张之路、班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关注，“域外偶拾”中对拉丁美洲的儿童小说、日本的“晴天下猪”等现象给予的注视。

作者在文本阐释的批评角度的切人、批评尺度的拿捏、批评过程的推演、结论的得出及希望的表达等方面都具个性。尽管具体的评论文章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作者的批评擅长由描述切人论题，如《一份刊物和一个文学时代——论<儿童文学选刊>》、《青春的萌动——当代青少年文艺现象的描述和思考》、《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等文都如是；在理论和材料的支撑下，他将批评层层推演、不断深入，这种推演和深入并不急于将结论抛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在阅读的带动下完成自我意识中的推理过程，进而顺应地获得和接受结论的过程，艺术化的批评实现的是艺术化的接受。

第7篇：艺术探索论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与科学；心智游戏；科学信念；精神动力

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是不是毫无关系的两种文化现象、两种对立的人类精神活动？我们认为，“分离”乃至于“对立”说是缺乏根据的.据我们对人类文化史的考察，可以认为，科学与艺术不仅不是分离与对立的，而且还具有高度关联性.

1科学的发生源于艺术灵感

什么是科学？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M•W•瓦托夫斯基在《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一书中这样写道：科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就如它也是一种知识体系一样.它的特性可以描绘为一种探究的过程，一种对真理的探索.［1］17客观地说，瓦托夫斯基的这种科学观还是比较传统、比较朴实的观念，但即便如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理解科学活动的本质特征：科学不仅是对世界奥秘的探索，也是对人类智力能量的探险，或者说是人类更高级的精神游戏.“世界的探索”也好，“智力的探险”也好，它们的意义也许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仅是为了获得真理，或者为了达到什么道德和社会的目的，它们本身就自成目的，即给人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或者说给人一种幸福感.从人类学的视角，也可以把科学理解为人类为了存在的幸福而展开的一种以探索世界奥秘为内容的智力游戏.把科学活动这样一种“神圣”的事业诠释为一种“智力游戏”，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科学的轻薄.相反，倒觉得“游戏”观念恰好揭示了科学活动之所以为科学、之所以为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的本质特征.物理学家狄拉克曾经这样说过：“将它（指物理学，也就是科学）描述成一种游戏，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这种说法是很恰当的.”［2］95化学家卢瑟福在回答别人说他总是处在事业的波峰之上时也这么说：“我自己创造了这个波，难道不是么？”［2］94“自己创造”“有趣的游戏”，即他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他沉迷于其中自由游戏，从中体验到了精神的快意.也正因为如同游戏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忘我地工作，科学家才能取得科学上的伟大创见和发现.所以说，很多心智一般的二流的科学家能够做出一流的工作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无我”的游戏心态.如果从人类认知行为本身而观，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本来就并非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人类这个高级灵长类动物的大脑里，根本不存在属于“科学的”和“艺术的”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识结构.作为在高度复杂的环境中进化适应而获得的大脑，自然法则和宇宙结构的特征以及早期人类与环境交互所形成的认知特性已经在这一种系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烙印.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在人类大脑中是以混沌样态存在的.曾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神经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探讨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分离的原理［3］53.如果按照我们上面的解释，科学研究的目的并非都是为了获得真理或某种道德、经济、社会的等实效性目的，它本身就是生命或人生的乐趣，那么，科学与艺术便结下不解之缘，或者说在科学世界的建构中，艺术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精神动力学作用.

2科学的探索过程蕴含着艺术品质

人与世界打交道，认识这个世界，最朴素地说，有三种目的：一是纯粹智力游戏的乐趣；二是为这个事物所惊异、所吸引；三是认识世界的规律，使其为我所用.就一般的科学活动而言，出于纯粹智力游戏的当然也有，但不普遍.第三种目的者较多，但大体上属于应用科学.还有一部分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属于第二种情况，即被世界的存在现象所惊异，于是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智力投入探索其奥秘.海德格尔曾说：惊异是哲思的开始.其实，不止是哲学，人类所有的形上之思都是源于对所思之物的惊异.惊异是人类一切精神探险活动重要的心理动力学.关于人类形而上学活动产生的这一起因，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作出了朴素的阐释.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辰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4］5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理探索”并非专指哲学活动，而是人类的一切形而上学活动，当然包括纯粹科学活动在内.不过，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并不仅像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是因为其神秘而令人不解，还在于这个世界具有一种艺术或美的特征；或者说，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艺术的世界”.他们为这个世界的艺术特性和美感所惊异、所感动、所诱引，于是形成了对其探索的心理动力.所谓“艺术是令人产生惊异之物”或者说“美是令人惊异的东西”，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特别对于物理宇宙现象，如天文学、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等的宏观研究，科学探索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宇宙的艺术品质和美感所激发起来的.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印度天体物理学家S•钱德拉赛卡在谈到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时所持的艺术游戏或审美游戏心理时曾这样说过：他在解释他所说的“适当”的含义时指出，这就是一种艺术或美的标准.［2］14说得直白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宗旨就是力求使他所认知的客体成为具有艺术或美的事物，也即艺术之美蕴含于科学的探索过程中.也许有人认为S•钱德拉赛卡的观点只是他个人物理学研究的体会，而不具有科学家群体的普遍性.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再看看另几位大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彭加勒这样说道：正因为简单和深远两者都是美的，所以我们特别刻意于寻求简单和深远的事实，我们醉心于探求恒星的巨大轨道；我们热衷于用显微镜寻觅极为细小的东西，我们欢欣于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中寻觅过去的痕迹，都是由于这些活动给我们带来了欢乐.［2］68-69彭加勒表述得十分清楚.科学家之所以沉醉于纯粹的理论思维中，就在于他体验到这种活动是一种艺术游戏，也就是说，他的认知行为类似于一种艺术和美的意象加工，他和它们是在游戏.也正是由于这种“艺术游戏”，使科学家的认知活动超越了“主-客”对峙或者功利主义的框架，而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忘我”恰恰是科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这也正如迈克尔晚年在回答有人问他为什么花这么多年时间去测量光速这个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它太有趣了！”不是“有用”而是“有趣”.“有趣”正是艺术游戏的心态.我们发现，科学史上那些取得重大科学发现的科学家，其科学活动中，“有趣”起了重要作用［2］28.数学家G•N•华生证明印度数学家拉马努扬留下的几百个恒等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当他回忆他当时的研究过程时这样说道：研究拉马努扬的工作和由此提出的问题，不仅使我想起拉梅在读埃尔米特关于模函数的文章时的评述：“令人惊心动魄.”而我无法用一句话说明我的感受，像下面的公式……给我心灵的震撼，恰如我走进美第奇教堂的圣器室，见到米开朗琪罗放在G•美第奇和G•美第奇墓上的名作“昼”“夜”“晨”和“暮”所引起的震撼一样.这两种感受是无法区分的.［2］70正是拉马努扬留下的恒等式的和谐、匀称以及音乐般的节奏等艺术美感吸引了华生，使他沉醉其中而忘记一切，最后终于证明了这些恒等式.确实，正如高长江所说，没有艺术与审美的感受，没有游戏的趣味，科学家不顾一切地思辨某种事物，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的心智与行为！［5］71我们再来看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量子力学时的心理感受：……在短短的几天内，我明白了在原子物理学中，只有用可观测量才能准确取代玻尔-索末菲的量子条件……通过原子现象的外表，我看到了异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当想到大自然如此慷慨地将珍贵的数学结构展示在我眼前时，我几乎陶醉了.我太兴奋了，以致不能入睡.天刚蒙蒙亮，我就来到这个岛的南端，以前我一直向往着在这里爬上一块突出于大海之中的岩石.我现在没有任何困难就攀登上去了，开始等待着太阳的升起.［2］62在这段文字中，海森堡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家科学发现的心灵体验：能量守恒原理的“异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强烈地吸引着他，它被“陶醉”其中.在科学家那里，科学活动的过程不是与枯燥的数学公式或数字打交道，而是像艺术游戏、审美体验一样的激情与想象投入.“是事物的艺术和美让人感到震撼，感到兴奋”，这几乎成为许多大科学家对自己科学活动动力的认同.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表述，也就是研究对象所显像出来的艺术美感，成为科学家科学发现之旅的内驱力［6］172.

3科学的成果彰显艺术美感

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现科学的真理，这几乎是所有科学活动的终极诉求.不过，对于科学家而言，这个“真理”并非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由抽象的命题、冷冰冰的逻辑理论或枯燥的公式构成的，它应当是一件艺术品，具有美的属性，比如凝练、匀称、和谐、简妙等.用科学家经常使用的譬喻来说，它应当像音乐、像诗歌、像绘画一样具有美感.没有艺术特质，没有美感，这个真理就不会为自己所认可，为人们所接受，甚至怀疑它的合理性.正如保罗•狄拉克所说的：“让方程式优美，比让方程式符合实验更重要……因为差异可能是由于未能适当地考虑一些小问题造成的，而这些小问题将会随着理论的发展得到澄清.在我看来，假如一个人在进行研究工作时着眼于让他的方程式优美，假如他真有正常的洞察力，那么他就肯定会获得进步.”［5］241在这段话中，狄拉克向我们表白了一个科学家之所以诉求科学理论审美个性的原因，科学理论如果不具备艺术或美的品性，真理性也会受到怀疑，只有具有艺术或审美洞察力，科学研究事业才能进步.也正因此，科学真理，科学发现的成果，无论是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化学反应式还是宇宙空间模型，都应体现出艺术的意蕴.对于这一点，曾为牛顿和贝多芬等写过优美传记的沙利文给予了肯定.他说：由于科学理论的首要宗旨是发现自然中的和谐，所以我们能够一眼看出这些理论必定具有美学上的价值.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大小，事实就在于它的美学价值.因为，给原本是混乱的东西带来多少和谐，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手段之一.［2］69由于科学家的智力探险活动所要追寻的是一个艺术的世界，因而，他的研究活动就不仅仅是与毫无生气的人工符号打交道，而且也是一种艺术知觉活动，其研究结果也应当是一个艺术或美的作品的创造.也正由于科学发现的这一艺术维度，形成了科学界对于一种科学理论和一个科学真理的评价标尺：艺术和美的尺度.缺乏美感或没有艺术性的理论虽不能说是一种坏理论，但绝不可能是完美的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学术典就是：“单个陈述或者整体理论的表达方式，亦即美感与简单性.”［7］159也正像保罗•狄拉克在谈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以受到科学界的接受与认同时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使物理学家们这样乐于接受这一理论的呢？那就是它伟大的数学美，尽管它违背了简单性的原则.”［2］159甚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形：当科学家面对自己提出的若干科学理论或模型而要做出最终评价标准时，通常选择的是美的而不一定是真的.弗里曼•戴森曾引用魏尔的话总结自己的研究工作说：“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挑选一个时，我通常是选择美.”［2］75戴森在介绍魏尔的引力规范理论的确定时这样描述道：魏尔曾经承认这个理论作为一个引力理论是不真的；但它显示出来的艺术气质和美感又使他不愿放弃它，于是为了美的缘故，魏尔没有抛弃这个理论.多年以后，当规范不变性应用于量子动力学时，魏尔的直觉被证明完全是正确的.这类例子在科学史上很多，如雅可比的《动力学讲义》、玻尔兹曼的《气体理论讲义》、索末菲的《原子结构和光谱》、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等，既可说是科学著作，也可说是艺术作品.对科学研究活动的最终成果即科学真理（定理、模型、理论）选择的艺术或审美标尺，也许还不宜仅仅从美与真的内在关联性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尽管对一些科学家而言确出于此种心智计算.美的现象是否就一定导向真的结果，或者科学的东西只要是美的就可能为真，也许在科学认知上我们永远也言说不清，至少在现在，人类科学史还没有验证这个事实（魏尔的引力规范理论由美而为真具有偶然性）.它也仅仅是一种信念，就像著名天体物理学家A•S•爱丁顿所说的信念一样［8］227.它也许并不为真，但它作为一种信念，却激活了科学家发现精神远游的动力.“美的一定会是真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使得许多科学家在进行最终理论抉择时选择了艺术或美的形式.科学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世界，就是把人类心灵深处最渴望的东西、人类存在的意义最丰富的世界创造出来，以供灵魂的遨游和托命.S•钱德拉赛卡曾这样说过：科学就是通过个人努力，来检验所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天体世界还是生命世界，是数字世界还是量子世界）是否合适、和谐，或者说“形式”“连贯性”，如果它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科学家就通过进一步的探索使它们达到这个境界；或者像戴维•多伊奇所说的那样，通过在虚拟环境中的计算游戏，使得“宇宙的终结”这种“丑恶”的现象消除掉，而创造一个“永恒”的世界、和谐的世界.正是由于科学家对于真、善、美的理想世界的追求，才使得他们所创造的科学世界不仅符合真的标准，也符合美的理念；不仅是一个逻辑世界，也是一个艺术世界.

参考文献：

［1］［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范代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2］［美］S•钱德拉赛卡.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M］.杨建邺，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3］［美］杰拉尔德•埃德尔曼.第二自然［M］.唐璐，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高长江.艺术与人文修养［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

［6］［美］罗伯特•索拉可夫斯基.现象学导论［M］.高秉江，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7］［德］汉斯•波赛尔.科学：什么是科学［M］.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第8篇：艺术探索论文范文

关键词：都市水墨实验水墨异同

讨论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现代水墨艺术”，因为二者都属于现代水墨艺术中的两个不同类型，它们之间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别。

一、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的共通性

1.问题背景相通

“现代水墨艺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水墨艺术类型，它的发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驱动，一是不满于传统水墨艺术的消极退避的保守主义做法，一些水墨艺术家开始从传统规范中走出，希望用古老的“水墨”媒材，对鲜活的现实文化情境作出表达。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将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景观突置于水墨艺术家面前，古老的水墨与“现代性”相遇了。现代艺术家们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文化情境，开始思考“水墨”这种古老的材质或画种有没有进入现代的可能，能否对发生在当下的现实文化情境作出自己的表达，水墨艺术能否进入当代艺术的行列及怎样进入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现代水墨艺术”从一开始除了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外，还以一种现代的面貌呈现于大众面前，这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水墨艺术”的两个特征。

从“现代水墨艺术”的这两个特征来看，在80年代出现的表现性水墨、都市水墨、实验水墨等艺术形式都属于现代水墨艺术的范畴。因为偏离传统水墨规范和强调水墨的现代性表达这两个因素都是这些水墨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它们共同坚持着的基本理念。

2.基本课题相同

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课题，其核心在于：让水墨进入现代，探索水墨艺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实质上，这一课题几乎就是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所有新型现代水墨艺术共同的探索目标。都市水墨的出现也是对水墨如何进入现代这一课题的思考，在这一点上它与实验水墨、表现性水墨等现代水墨艺术形式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

二、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的差异性

1.角度不同

都市水墨在探索“水墨的现代转型”这一基本课题时，是从“水墨与都市”这一角度来切入的，或者说是出于对水墨与现代都市文化生活关系的思考。正如艺术批评家贾方舟所说：“传统水墨在日益都市化的消费主义时代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乡村文化的失落与都市文化的兴起，生存现实与文化环境的转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时间概念和空间观念，传统文化所植根的土壤被抽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坚定地持守传统反而是不自然的，我们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①由此，都市水墨注重反映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焦虑及探索水墨的现代性表达，它体现出都市人文内涵和都市形式趣味，是与都市文化相匹配的一种现代水墨艺术类型。

实验水墨是“85新潮美术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水墨艺术中偏离传统、关注当下、观念前卫，探索水墨与当代艺术的前沿问题，并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是具有实验艺术特质的一种现代水墨艺术形式。实验水墨在探索“水墨的现代转型”这一基本课题时，是从“水墨与当代”这一角度来切入的，或者说是基于对“水墨怎样进入当代艺术”这一问题的思考。实验水墨更强调实验的态度与精神。正如刘子建所说：“实验是一种态度，指对某一种事物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并在信念中坚定它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却要在黑暗中探索实践的行为。实验之于艺术，意义在于它执意要‘勇敢地探索前人从未涉足之处’。”②这种实验艺术态度包含着对传统笔墨言说方式的偏离、对西方标准的否定以及对自身昨天的否定，实验水墨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偏离与否定中体现出了实验艺术的特质。正是这种实验艺术特质使实验水墨在水墨艺术领域中扮演着前卫的角色，它总是冲在最前沿，去探索前人未涉足之处。而都市水墨并不具备实验艺术的特质，在水墨艺术中也不具有前卫性。因为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探索并不是其关注的焦点问题，它更关注于都市状态的研究，或者说更关注内容。

2.探索方式不同

从探索方式上看，都市水墨关注的是都市人文生活，因此，它更多的体现为对现代都市题材和都市文化心理的表现。这样一来，一些表现性水墨、写实水墨艺术，只要是关注都市的状态似乎都可以囊括其中，其实验的指向性、纯粹性不够明确，过于庞杂，没有一个共同的实验精神命题。而实验水墨不太关注题材，他们关心的是“水墨语言形式本身”的实验，表现为水墨材质的当代性实验、抽象语言的当代性实验、图式的当代性实验、综合材料的实验等。可以说，实验水墨更关注形式。另外，实验水墨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命题：即传统的水墨媒介能否进入当代艺术的格局中？能否获得当下的认可？实验水墨艺术家的风格虽然不同，但其精神命题却是相通的。另外，实验水墨艺术的一些探索方式，比如，抽象的言说方式、水墨装置、水墨影像实验及带有行为艺术、观念艺术色彩的水墨实验等，这些探索无疑已将实验水墨艺术推向了探索当代艺术前沿问题的平台。

当然还要看到在实验水墨作品中也有反映都市人困境及焦虑的作品，比如，王天德的《水墨菜单》、邵戈的《城市垃圾》系列、方土的《文明硕果·CD系列》等。但这些作品形式上没有脱离对语言、图式本身的实验，观念上体现出对水墨如何进入当代艺术的思考，表现出对水墨艺术前沿问题的探索，所以其前卫形象仍然十分明显。而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相比并不前卫，因为大多数都市水墨作品在水墨艺术领域并不具有像实验水墨那样激进、鲜明的前卫形象。

综上所述，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别，假如混淆二者的概念，无疑是对双方的艺术风格、个性的相互消耗。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具有共性、交叉的方面，但这两种水墨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够在今天保持多元共存的格局，关键还在于它们各自风格鲜明的个性。

注释：

第9篇：艺术探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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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蒋宗礼.计算思维之我见[J].中国大学教学，2013，（9）：5-10.

[8]张道一.我所希望的《艺术学界》[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9：5.

[9]滕守尧.公司化社会与审美文化[M].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6：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