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外来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外来语，日本文化，兼容性

 

一、引言

所谓外来语就是从外国吸收而来的语言。日语的外来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日语当中的汉语词汇也属于外来语。狭义上讲，日语外来语主要指来自于欧美语言，并且由片假名来书写的词。所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日语学习者当中，提到外来语，首先想到的就是片假名形式的外来语，而忽略了汉字外来语。前者当然是现代日语中最具代表性的外来语，但后者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笔者将主要从汉字外来语，欧美语系外来语两方面分析日本对汉文化及欧美文化的吸收。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展示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兼容性。金田一京助曾说：“每一个词语都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的外来语就是吸收外国文化的种子，外来语是研究如何吸收外国文化的重要资料。”[1]让我们看看洒落于日本各个领域的种子是如何一点点一步步地把各国的先进文化吸收囊括到本国文化中的。

二、日本文化中的唐风汉韵

（一）日语中的汉字

公元四世纪人文历史论文，大和朝廷建立统一的国家，与邻国朝鲜，中国等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在频繁的交流中大陆文化源源不断的传入到日本，汉字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到扶桑之邦的。自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进入了文字时代龙源期刊。到了平安时期，日本才创造出片假名和平假名，慢慢有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日语中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由汉字这个“真名”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作假名。平假名是借汉字的草书字体而成的。据说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的文人墨客推崇晋朝文化，于是临摹草书而来的。而片假名则主要借汉字楷书的偏旁而形成的。据说是汉唐佛教文化传入日本时，僧侣们抄习经文创制而成的。 [3]日本人经过不断努力，不断探索终于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由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组成的文字体系。日本民族在短短的时间内从无文字时代到了拥有表音，表意文字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无仅有的，让人感叹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之包容。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以汉字为载体的汉文化，已然随着中日两国的交流，交往，漂洋过海，抵达扶桑之国，并发展，繁衍开来。可以说汉字为日本民族送去了文明开化之灯人文历史论文，照亮了其漫长的文化发展之路。

（二）日本对汉文化的吸收

日本最早吸收的外国文化应该就是汉文化。主要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日本民族又是一个擅于吸收学习先进国文化的民族。而事实上先进的汉文化确实对当时相对落后的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正如一位日本汉学家所说：日本文化与汉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汉文化就像碱水，日本文化一与汉文化融合就成了豆腐。道出了汉文化在日本文化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角色。

隋唐时期，日本对大陆文化的吸收达到了鼎盛。彼时的先进汉文化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政治体制方面，仿照中国实行年号制。根据遣唐归来的高向玄理等改新国博士制定的新政策，设置了二官，八省的中央官制和国，郡，里三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这种焕然一新的政体制可以说几乎是把隋唐封建集权制的核心移植到了日本。

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也仿照唐朝，设置了大学僚，以中国儒家经典《孝经》《论语》《礼记》《左传》等为教材。文学方面，可以说唐诗的影响是最大的，在当时从天皇到贵族几乎人人都会作唐诗，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编纂而成的有名的汉诗集《怀风藻》《凌云集》等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是当时日本人最喜欢吟诵，模仿的了。比如，成书于十一世纪，日本文学中伟大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该书之中就引用了大量的白居易的诗。[4]文化艺术方面，我们所熟知的日本的茶道，也是由唐朝传入的。作为宗主国的我们对其不甚重视，而日本人却把这种文化发扬到了极致。再次，书法，唐朝时候书法艺术可谓百花齐放人文历史论文，登峰造极，日本人最推崇的是王羲之父子的作品龙源期刊。以至于现在日本还有几百家专门的书道学院。最后，日本的绘画也深受唐朝影响，具有明显的唐风。以至于学者称这个时代的日本文化为唐风文化。可见，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远，之广泛。[5]

行文至此，不得不感叹于日本对汉文化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已经随着汉字这个文化之种扎根于邻国日本，并与异邦本土文化交织融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中可以说是处处可见汉文化的影子，上至政经制度，下至文娱生活无不充盈着汉文化的映象。

三、日本文化中西方色彩

（一）日语中的欧美外来语

在现代日本，使用片假名表示的外来语俨然成为了一种时髦，时尚的行为。有时候明明有些日语固有词完全可以表达，却非要用一些蹩脚的外来语。而对于听者，就算对说话人讲的有些外来语的意思不明所以，也不好意思直说，以免让人笑话。由此可见，外来语在日本社会的应用已然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外来语的输入与日本的历史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吸收某国外来语的多寡，则反映出当时日本与该国交往，交流的深浅与长短。让我们随着日本历史进程的长河，看一下日本民族是如何一步步一点点地编织起这规模庞大，种类繁多的西洋文字体系的。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与英美两国交往的频繁，输入日语的英美词语大量增加。经过大正，昭和到近现代的继承人文历史论文，发展，现在英语已经占日语现代外来语的百分之八十，成为欧美语系中最大的外来语。当然，大规模的美式英语输入日本是在二战之后。当时，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对美国的“一边倒”，加上作为占领军的美军在日本驻扎多年，使得美语对日语和日本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随着日本锁国政策的结束，除了英美外，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长期闭关自守造成的文化匮乏与社会落后局面，使得整个日本民族对滚滚而来的西方文化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欧美文化很快覆盖了整个日本社会。相应的日语中的各国外来语也猛增起来。代表这些国家特点或某方面文化优势的语言随着国家间的交流进入日本。来自法语的主要是服装，文艺，料理等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バレエ（芭蕾）、ルージュ（口红）；来自德语的主要是医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ウイルス（病毒）、イデオルギー（意识形态）、ザイン（存在）；来自俄语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ソビエト（苏维埃）。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近现代文化是借助于吸收人文历史论文，融合发达的西方文明才得以取得迅速发展的。日本政府借助这些发达的西方文明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改革。

（二）日本文化中的欧美风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实行欧化政策，全面吸收西洋文化。日本是一个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所以首要的就是把西方发达的近代教育制度移植到日本，使得全民教育急速发展，二十世纪初日本成为世界上教育水平最发达的国家，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即使是在二战失败后，也以“国破教育在”的精神重建教育龙源期刊。福泽谕吉等把天赋人权论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带到了日本。又大批聘请外国教师前来讲授和派遣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文明开化”政策。跟当时学习汉文化一样，主要表现在衣食住。服装从天皇皇后的礼服到学生的校服全部采用西服的样式。吃的方面，以吃素为主的日本人为了学习西方增强国民体质天皇带头喝牛奶，吃牛肉，甚至僧侣也可以吃肉食，并娶妻生子。ワイン、ビール、ウイスキー等也开始进入日本社会。建筑方面，西式建筑多了起来，著名的国际社交场—鹿鸣馆就是由英国人设计的。

二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的吸收美国文化。这时，除了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受占领军的控制进行了各项改革外，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在战后通过报纸，电影等展示在了日本人的眼前，对日本人的衣食住带去了巨大的影响。衣着方面，战前日本女性穿和服的居多人文历史论文，战后基本上都穿西服，到了现代，和服也只是在特别的日子才穿；吃的方面，战前，早饭是传统的米饭和味增汤，而战后面包，奶酪，咖啡，牛奶等西式早餐普及开来；住的方面，被称作“老鼠小屋”狭小的日本人的房屋在战后开始引入美式的住宅建筑方式，布局使用2dk，3dk这样的西式结构。在榻榻米上吃饭的传统的吃住一体的生活方式渐渐淡出了日本人的生活。可以说生活方式的美国化是战后日本人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如果说日本的古代文明是传承于中国，那么日本的现代文明就归功于西方，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西融合的产物。正是因为日本文化的这种混杂性，兼并性，日本文化也被称作混血文化，杂种文化等。也正是因为日本文化对外国文化的这种兼容性才使得日本文化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文化的一朵奇葩，总是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参考文献:

[1]王曰和.外来语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68.

[2]王勇.日本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3-25.

[3]唐磊.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0.

[4]李光泽,卜庆霞.日本文学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20-25.

[5]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33.

第2篇：外来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外来务工者；文化建设；重要性

外来务工者一般指的是外地来本地城市打工的人员。一般泛指建筑行业、搬运行业等等技术含量低、体力劳动为主的从业人员。他们是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外来务工者大多来自内地农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流动性又大，生活和工作没有稳定的保障，使得外来务工者的管理工作存在很多问题。而在社会发展快速的今天，新事物、新科技的不断涌现，造成了新时期的外来务工者思想活跃，对未来充满幻想，他们在维护自身经济权益、社会权益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生活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和期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外来务工者的基本文化需求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强外来务工者的管理，做好外来务工者的文化建设工作，对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外来务工者文化建设相对落后的原因

1、工作环境压力大

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者来说，特别是农民工，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比较长，工作强度很大，他们的工作时间大部分超过8小时，甚至是12小时。外来务工者在这种时间长强度大的工作环境中没有多余时间来建设自己的文化生活，工作之后他们最需要的是休息，恢复体力。

2、收入水平较低

外来务工者之所以加入到城市化建设的浪潮中，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在城市生活中外来务工者收入水平比较低，大部分人的收入仅一两千元。在城市消费水平普遍较高的背景下，低收入的状况难以满足外来务工者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3、对文化生活需求低

收入水平和工作强度的压力使得外来务工者的生活环境较差，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等基本生活需求都存在很大的不完善。他们对于生存问题都是需要面临的，更不要说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了。

4、精神文化极度匮乏

外来务工者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是弱势群体，他们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低，一部分人法制观念差，道德水准不高，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没有太多娱乐性的东西，长期如此，造成其精神文化空虚，文化生活极度匮乏。

5、政府重视不够

目前，我国的经济建设仍然处在飞速发展时期，虽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已经作为一项基本发展战略，但是其具体实施力度仍然不够。近年来政府的有关部门对外来务工者的工资拖欠等问题给予了很大程度的解决，尤其是农民工工资问题，但是对外来务工者文化生活的重视程度及投入仍然不够。

6、社会关注不够

大部分外来务工者文化素质差、缺少技术，再加上身份限制，使得他们很少能进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公司工作，绝大多数只是为个体或私营小企业所雇用，这些个体或小企业的管理者都是以盈利为目的，并不愿意在外来务工者文化生活上投入过多的时间和资金。所以，社会上对于外来务工者的文化服务建设并不积极，城市居民更是对这方面缺少关注。

二、外来务工者文化建设的对策

1、转变观念，把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建设纳入总体规划

转变思想观念，在城市化建设中，加强对外来务工者的文化建设，让他们能够享受到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的成果，使他们在城市有荣誉感、自豪感和归属感；在转变观念中有效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真正融入到城市中来，更加全身心地投身到城市建设管理各项工作中。

2、开展活动，寓思想道德教育于各类活动之中

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他们与常住市民共同构成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主体。在广大外来务工者中，开展各种娱乐性活动，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开展各类节目表演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促成城市精神文化的和谐发展。

3、改善环境，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良好的文化生活环境

在目前的城市建设中，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有部分文化设施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有些限制；在建设文化设施前并未考虑到外来务工者的文化需求；面对适合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消费水平的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则重视不够。所以，一定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收入水平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有机会享受低价、健康、丰富的文化服务。

4、提高管理，健全外来务工者的管理体系

政府是外来务工者管理和权益保护的主体。政府应逐步把外来务工者的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等需求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范围，设立相应的外来务工者管理与服务机构。

5、加强教育，提高外来务工者的思想素质与技能

由于外来务工者普遍受教育水平低，再加上各级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对外来务工者的思想文化等工作不完善，使外来务工者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权利长期有意或无意的被忽视，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所以外来务工者思想文化教育也是需要同步进行的。

三、结语

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社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文化建设成为了日益关注的话题。外来务工者的文化建设更是文化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作为城市建设中的一员，加强外来务工者的文化建设，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有利于他们在建设现代城市生活的同时，更好的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当中，能更好的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完善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张莉.构建和谐社会应关注农民工文化建设[J].现代经济信息，2008，(05)：147.

第3篇：外来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从译者的译材选取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采取，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

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与国家主权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的趋势。虽然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尤其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和社会系统、社会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甚至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等。信息与文化全球化趋势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成。而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各自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

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j次翻译高潮并举的“新的翻译高潮”，“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不译则亡，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同翻译所处的形势值得关注。作为一种介绍媒体，它面临着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涌人，该如何翻译外来文化和理论成果，该采用何种翻译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翻译其本身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面临着翻译理论的全球化，面临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选择处理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沟通作用，而且面对翻译形势的变化，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实施上，都要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民族性，重视民族性特征；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积极参与理论交流，力争为世界翻译理论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极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翻泽理论，推进译论民族性的发展。

l从翻译策略的采取上看

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经验丰富的译家和译学研究者对译者的作用、地位、职能以及译者应该采取的策略等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奈达认为，一个理想的译者不仅必须熟悉原语和精通译语．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必须充分了解所译题材．还必须具备“移情”本领，能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尽力模仿原作者而不要试图超越原作者(谭载喜。1999：237)。程永生(2001)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交际的参与者是交际的主体，交际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译者作为翻译交际的中心人物，不仅涉及到与读者或是作者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译法，还涉及到是否与作者共专业，以及为什么样的读者服务的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的渗透性和干扰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反映在译者的翻译策略上，是音译还是意译，是归化还是异化，是保留外语说法还是译成汉语说法等等，就都是译者面临的难题。而外国文化也可能形成对本国文化的干扰而对译者造成双语转换的障碍。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混杂语”(pidgin)，“洋泾浜”英语就是混杂语的一种。另外，在意识流影响下的“朦胧诗”也往往很难翻译。而在今天，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它对语言和语言使用及演化的影响越米越受到关注。会不会有一种语言成为全球语?如果有，又会是哪一种语言?如果有这样一个全球的语言发展趋势，那翻译的前景如何?在MarySnel1．Hornby的著作《翻泽研究：综合方法》fTranslationStudies：AnIntegratedApproach)中，她提出了将翻泽活动置于多语和多文化交际的语境下研究的方法，还分析了近期的潮流，特别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给国际交流和翻译的影响，也讨论了对翻泽者作的影响及结果。她说明到，所有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流及文化与语言角色发展都深刻的影响到翻译及职业译者的工作。MarySnell—Hornby还阐述了在四种虽各不相同但现时真实存在的翻泽任务基础上，译者所面临及所受到困扰的多项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翻泽南“闽际英语”(InternationalEnglish)’~成的原文．翻译“文化混杂性文本”(1iteraryhybridtext)，以及说明和对待不同类别的特别文化材料(说明手册，广告传单)。就象Snell—Hornby所指的那样，由“同际英语”写作成的原文文本首先会给翻译者带来理解的问题，还可能会需要译者对其进行编辑加：。而另一·方面，文化混杂性文本带给译者的又是不同的问题。GunillaAnderman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在翻泽此类文本时，翻译者必须清楚明确的认识到，英语的多样性实际上传达了与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身份有关的信息。最近，《光明日报》从构建中西方文明通道的高度对翻泽问题进行讨论，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对待外闭文化，如何吸收与借鉴外国文化的先进成分，应该成为目前翻译研究界关注的问题。翻译研究者应该对选择怎样的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文化、场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埘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盲目引进文本”，“误译错误严重”等问题出现的深层原进行探究、分析，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面对这样的全球发展趋势，我们更要认清翻译者的核心作用，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采用上尽可能的传达民族文化特色。在具体的两种语言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得非常明。对现在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文化来说，当然不利。文化交流中泽入的数量多于泽出的数量，势造成围外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则总是无法扩大影响。由此导致我们文化的民族特性鲜为世界所知，或被模糊及误解。要克服这种危险，在英汉翻译选材上，对强势文化不能盲目崇拜，什么流行就译什么，而要有选择的加以翻泽，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更要积极照顾到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译者个人对翻译策略的主观操纵作用，在翻译、引进优秀的西方文化的同时，应选优秀译者，选取典型作品而译，以高水平的作品展示中图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巾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汉英翻译策略上，在保证史对于凄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用归化的译法，使译文能多保留一点中国民族风味，多传达一些汉的语文化特色。在英汉翻译策略上，我们既不能避自己的义化现状，瞧不起其他文化，一味的为了使自己的洋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泽法，更不能忽视甚至蔑视中国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不加区别地都原样照搬进来。这样不仅会给凄者造成理解困难，也会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忡和特性。适度的归化结合遁度的异化就等于翻译的优化。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在翻泽上，这种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并不鲜见梁实秋力主泽文语言的归化性和纯洁性，极力维护传统的语言价值观，提倡用汉语四字格之类的现成。还有不少泽者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与纯洁性，也同样在翻详中充分发挥j-自己对翻泽过程和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

2从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看

翻译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历发腿或历史变革，价值标准也会发牛变更，所以翻洋也直遁历时性，具有可变性。十九世纪末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出的所谓“雅”，指的是桐城派的先秦笔韵，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时至今日，“雅”的内涵已经发展成为“最佳可读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不同而演变进化。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变化不定的权宜之计，又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看成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发展观，要求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用科学的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崭新知识和观点去加以审视、整理及阐发翻译的理论问题。

2．1翻谭理论研究

全球化在文化理论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多元化，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它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结合而成，需要按照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面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构想和主张。

面对全球化对译学与义化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一些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必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巾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泽批评，翻译评价体系，使中国翻泽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泽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张柏然(2002)中国译学理论思维相对于西方洋学理论思维而言，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而要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泽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凄”，发掘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他由此提要把握学理论自身的身份标志，利用自身的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洋哲学”，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智慧的“文化一生命翻泽诗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坚持翻译理论研究的中特色会使其放弃对普遍翻泽理论的追求．从对纯理论的研究上偏离，从而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还有学者认为，在具体的删译理论建设疗法上，应该“把外国理论请进来，然后走去，与际接轨，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构建世界翻译学”(张南峰2000)。在中同翻译理论和纯翻译理论的分歧问题上，也有主张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的I琦个方面，即是全球化背景下泽论研究对差异性和普遍性的求。具有中同特色的删泽理沦与具自‘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这阿者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偏向哪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泽论的特色，并：意味蕾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孙会军、张柏然2002)．

丽全球化，中翻泽理论研究首_宽要确的足一·个盘JJ何看待的态度问题。树立证确的态度是关键。全球化怕，翻泽欢迎全球化，而日．应该抓住伞球化带米的大好发展机会促进身实践和理沦建设与发展。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抵抗全球化：所谓民旌特征鼠会阻碍了翻泽理论建设的发展。在“把理论请进来”的同时，还应该积极主动的走l去学习、研究和探讨外理论；存学习外国先进的理沦经验成果的同时，还爱“走去”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参与同际交流，积极力『J入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枉中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闰翻译理论建设的情况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观。就像王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走出国门，自觉介入到际翻译研究的讨论叶I去．他们用英文或法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阐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已经开始影响到两方的学者了，从而使得际翻译理论界对中国学者的脱点越来越予以重视”(杭菊2002)。

在翻洋理论研究方面，学术发展水平的商低造成的差距，虚心向西先进理论学习，义不能过分依赖西方的翻译理论，而要注意足干，-t传统义化，认真的整理干¨总结学习传统理论．吸取适合门的理论成分，确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1984：588．604)，以推动和发展我们的翻译理沧，最终形成自己理论上的民族特色和优势，以立足界翻译理沦研究，而不能被强势翻潭理论同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F，东西方文化之问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吸收融合外来新文化、新理论来促进本国文化包括翻译事业的发展。但是，东西方两种文化迥然不同、各具特色，所以我国的翻泽理论既要走向世界，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特点为代价。我们既不能轻易的反对和打击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不能动用某个国外学者的“论断”来试图完全抛弃和定译沦民族性，更不能埘坚持民族文化，试图建立巾自己特色翻译学的学者和在英翻译时采用归化翻湃的泽者打上逆世界历史潮流或观念陈旧等的印记。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际上才能维护民族丈化特征，在国内才能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巾国翻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2．2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

在译论建设方嘶，我们要克服两译论的卡H臣排斥倾向及翮泽研究的片面倾向，我们必须以我的翻译实践为基点，以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为借鉴进行译论研究。我们应该学习国外译学界善于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找准切人点深入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我们应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翻译理论，下功夫加强汉语修养，研究汉语语言规律。在翻译实践中把前者化人后者，拿出我们自己足以与外国翻译理论相抗衡的著作来。我们还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重视及研究，对国外翻译理论分流派或分不同时期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分析学习工作。最后力争能让一部部优秀译学著作形成卓越文化代表，从而展示中国翻译界的理论建树。

第4篇：外来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文化差异维度理论 国际商务 基本设想和价值观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别，如语言文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差异。它既会给对外贸易和跨国经营带来矛盾和冲突，也会给跨国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因此，只有有效地探析文化差异，才能针对性地化解跨文化冲突，利用跨文化优势，实现对外贸易目的及促进跨国经营的发展。

一、文化的定义与层次分析

文化有许多定义,著名的管理学者爱德华・霍尔、吉尔特・郝夫斯泰德等都对文化下过定义，并认为文化的层次关系就像是洋葱一样由多层次组成，每一层都影响着更高层次。斯宾塞（Spencer Oatey）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人民所共有的一系列模糊的态度、信仰、行为习惯、基本设想和价值观, 而这些态度、信仰、行为习惯、基本设想和价值观会影响每个成员的行为和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行为的解释”。他对文化层次的横向剖面分析如图一。其中“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早已在人们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假设、价值、信仰等，具有行为规范性维度，是社会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它们解释并直接影响人们的信仰、思想、观念、行动，以及社会行为，告诉了我们某个群体“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么做的内在原因。一旦了解了人们的“基本设想和价值观”，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测出对方在特定的情况下很可能做出的反应，也就会解释其行为方式了。

二、国内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模型总结

为了了解和分析文化差异，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分析文化差异的方法。其中“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把文化分解成易于辨识的要素特质,为人们提供了观察不同文化差异性的“坐标系”,使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文化维度来认识不同国家文化差异,处理文化冲突。

1.国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模型回顾与局限性分析

表1按时间顺序总结了国外比较有影响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从该表我们可以看出国外跨文化管理研究从20世纪50年展至今, 已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层次关联、多维度重叠和多视角整合这样一种网络化、立体化、系统化的发展格局。

虽然这些理论对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特定群体的文化行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足。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借助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建立在空想与假定基础上的，如Edward.T. Hall（1959，1969），Kluckhohn and Strodtbeck （1961）和Condon and Yousef（1975）的理论模型。Eysenck and Eysenck（1969），Inkeles and Levinson（1969）和Peabody （1985）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其维度主要反映了人性性格心理特征，但缺乏实践检验，维度体系较为单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采用实证调研，这种研究导向已成为今天的文化差异研究的主要方向，代表人物有Hofstede(1980, 1991)、Trompenaars & Hampden-Turner（1993，1998）、Schwartz(1997)等。虽然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理论中至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但也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抽样的局限性、文化维度缺少动态和发展性、实证分析缺少充分性和文化差异维度的不足性。Schwartz(1997)则要求调查对象对57种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并将“价值观类型”和“价值观维度”区分开来。该调查减少了情境变量对调查对象的影响，但在进行价值观而非行为结果调查时，调查对象可能会选择更理想化的回答，而非文化现实中反映的真正行为。

GLOBE文化测量模型则试图发现各国家文化之间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各地组织的领导行为，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但分析文化的不同维度，而且考虑了文化的两个层面:“文化现实”(as is)和“文化价值观”(should be)。此外，Triandis(1995), Terry Clark(1999), Grondona (2000), Weaver(2000), Gesteland (2003)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都在跨文化领域比较有影响，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如许多学者的某些文化差异维度只是对外在文化即行为表象的解释，只反映深层次价值观的某一方面，如Edward Hall的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单向性与多向性时间观，Trompenaars and Hampden-Turner的“中性-情绪化”，Weaver（2000）的“强调语言-强调非语言”维度，Gannon（2001）的“情感表现”，Gesteland的“正式-非正式文化”、“恪守时间-灵活时间”、“情感外向-情感保守”维度等。

2.国外主要文化差异维度理论重叠性比较

国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虽各有特点，但在文化差异维度上有许多重叠。表1比较了各主要理论文化差异维度的重复性。例如，GLOBE项目将Hofstede的五大维度扩展到了九个，它保持了“权利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将Hofstede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为“群体集体主义、公共集体主义”，“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分为“性别平等、决断性”，将“长短期导向”改为了“未来取向”。此外“人本取向”与Kluckhohn的“对人性的看法”维度一致。

再如Trompenaars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与Kluckhohn的“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看法”一致；“人与时间的关系”与Hall的“单向性时间观与多向性时间观”非常相似；“个人主义-共产主义”与Hofstede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一致”，“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描述了是偏向规则还是信任关系，与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在某些方面类似。“注重个人成就-注重社会等级”与Hofstede的“权力距离”有关，至少在人们是否接受地位是天生就有的还是根据自己的成就来获得的这方面。“中性-情绪化”描述了人际交往中情绪外露的程度，是其他内在价值观所导致的行为结果，而非价值观本身。

3.国内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研究现状

Snell等西方学者对我国文化的研究认为，儒家文化、马列主义、相关的正规理性、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关系4个方面的相互交织，是中国人的主要行为准则。我国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文化崇尚伦理中心主义，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构架。宝贡敏（2000）提出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的7维理论框架，即“竞争导向”，“合作倾向”，“风险态度”，“自然力、社会力与精神力的强调取向”，“理性逻辑倾向与情感倾向”，“机械化与军事化倾向”，“时间倾向”。黎伟（2003）等人基于实地调研也提出了新的分维方法，含“管理导向”、“风险偏好”、“责任主体导向”等六个维度。这些方法虽有创新，但在全面剖析文化深层次方面存在不足。

4.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对中国国际商务研究的意义

文化差异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方方面面，如国际商务磋商和谈判、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纠纷和救济、国际直接投资、进出口商品结构等。因此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对研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1)帮助中国国际商务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文化差异，以便对不同的贸易伙伴采取相应的国际商务磋商方式，国际贸易进入方式，针对不同文化的目标市场采取有效的国际营销活动如产品价格制定策略。如利用Hall的语境理论可以分析谈判对象的思维模式、交际习惯和价值取向等。

（2）将文化类似的贸易国家归类并实施一系列区域性的对外贸易营销及管理策略。如在Hofstede理论下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同属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文化，所以市场营销活动应突出缩小风险的特征，如为消费者提供更长的产品保质期及优先退货权。

（3）使跨国经营管理者认识到在一个国家积累起来的管理经验不一定对不同文化的国家适用，有利于中国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及建立海外子公司时，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东道国采取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如在Hofsted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下，应对美子公司应采取“个人利益”至上的激励机制，扁平式的组织结构及员工高度参与的决策方式。再如Kluckhohn理论可以用来研究管理组织的文化结构特点,定位管理模式和风格，采用“性善论”或“性恶论”管理风格等。

三、结论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正是基于各大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的局限性和重复性的背景，有必要在继承和弥补已有文化差异理论的思想下，结合中国文化特点，构造一个综合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从而使中国跨国企业更有效地了解文化差异及提高跨文化优势。这不仅对中国国际商务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中国进行“跨文化管理”和“跨文化商务沟通”等新兴学科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理论探讨价值。采用特质论实证方法将是今后维度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其目的是找到最完善的分维方法。此外在研究和应用维度理论中也应注意几点。

1.以“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核心文化为重点，注意文化动态发展

“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解释并直接影响人们的信仰、思想、观念、行动，以及社会行为，因此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研究应以“基本设想和价值观”为重点，在核心文化层次进行分维和完善。此外，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动态性”, 与不断更新变化的大众文化和外在文化相比，虽然“基本设想和价值观”等内在文化变化很慢，一些文化定势仍然发生了改变。因此在利用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时，要注意文化动态发展，配合科学严紧的实证分析方法。

2.根据文化不同纵向层次，灵活调整和应用维度

鉴于文化差异的复杂性，有必要从多维度、多视角对文化差异进行全面检视与归纳，不应拘泥于一种理论工具或流派，综合性地选择合适的理论维度，采用整合性的文化视角。由高到低，可将各维度应用到纵向层次的文化差异中，不仅可以分析国家与民族文化，还可应用于分析超民族文化、商业文化、行业文化、组织文化、群体文化各层次差异中。根据不同层面的文化特点，选择适合分析该文化纵向层面的理论维度。

参考文献:

[1]Spencer-Oatey, H..Culturally Speaking: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 [M]. London: Continuum, 2000.

[2]Schwartz, S. H..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P. Zanna,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92:165

[3]Geert Hofstede. What did GLOBE really measure? Researchers’ minds versus respondents’ mind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 882-896

第5篇：外来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跨文化交际教学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话题近年来倍受外语界专家的关注。然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它由哪些要素构成?又该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是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都要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技能和文化敏感性。

一、建构主义理论定义

建构主义也被称为结构主义，最早可追溯到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他的理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他坚持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个体的认知发展。他认为个体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在众多的教学理论如行为主义理论、认知主义理论、客观主义理论中，唯有建构主义理论成为当代信息化教育过程中检验信息化教育活动的一个标准。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出发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含义以及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跨文化交际能力实际上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技能和跨文化意识能力。这种建构不是简单地将外部世界知识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周围环境“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这两个基本过程来建构新的理解。建构主义理论有四要素: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准确性，既涉及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又包括文化知识。因此，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把外语教学与跨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交际环境中亲身体验。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突破我国传统外语教学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中国当代大学生具备国际思维、世界眼光的必然要求。多年来，我国各高校在这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已取得较大的成绩，值得好好总结。

二、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培养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跨越文化交流障碍进行交流的技巧和能力，而交际能力的核心是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建构就是认知个体(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认知图式即知识结构(schema)。但首先要给个体提供一个“情境”，然后，认知个体通过“协作”与“会话”，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谈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即充分发挥“情境”的交互作用与周围教师、同伴各种有效的学习工具“合作”，最后达到“意义”建构，所谓“意义”，就是在教学上一定要使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发生量的或质的变化，只有使学习者的schema(认知图式)发生了变化，教学才会发生“意义”，否则，就是“无意义”教学。交际能力的指导意义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教学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话题近年来倍受外语界专家们的关注。学习者在直接传授获得了有关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客观知识后，当他面临具体的、客观的跨文化交际情境时，那些固定的、概念化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特征、行为规范等往往会使他感到不知所措，导致交际失败。因为学习者所面临的跨文化交际情境要复杂得多，他不仅仅是刻板地知晓、记忆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而且还要去感知和应对现实的文化情境，这就是跨文化潜藏的、隐现的、主观的、个人的一面，即思维能力、意识能力的一面，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跨文化意识。然而，到底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它包括哪些要素?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国内专家们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似乎主要有这样的看法:外语学习者应具有目的语文化的知识，因此，外语教学应加强对这些知识的传授或导入。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即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却是主观的，知识不可能仅仅由外部传授而获得，人们应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去建构现实和理解现实，从而形成知识，学习者的这种建构不仅涉及结构性的知识(即客观的成分)，也涉及大量非结构性的知识(即主观的成分)。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综合的、多向度的概念，除知识向度以外，还有思维向度、行为向度、乃至情感和个性向度。具体来讲，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人们常指的行为能力，一种人与人交往的能力以外，还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意识。首先，在外语学习中，由于跨越了文化和语种，使得本族语人与目标语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形成了障碍，这就要求学习者有外语语言能力，这是文化交际能力的前提，因为只有当语言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跨越文化障碍，缩小本族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达到交际文化、升华本族文化的目的。

三、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看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方法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在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转贴于

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教学的中心，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可选择已有的教学材料，如《走遍美国》、《洪恩英语》等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人物对话，还可创设一些活泼自然，充满生趣的文化情景，然后组织讨论、角色扮演、模仿表演等课堂活动，让学生亲历文化境况、遭遇文化尴尬和文化冲击，与文化发生互动，以培养学生自己进行文化探究的能力，使他们在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境遇中获得具体的交际技能。学习情景只是促进学习者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外部条件，是一种“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设计理想的文化学习情景是为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最终完成意义建构服务。除了培养学生的交际技能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一种主观的、无形的、隐藏的跨文化的特质和文化敏感性，即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所学的语言材料中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及其现实文化意义的理解、感悟能力，在学生理解了表层信息之后，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理解深层的含义，去感受推知、判断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课文内容与自己的本族文化环境有何相关的实际意义等。在此过程中，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的创造对于学习个体的意义建构也很重要，因此，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教师还应该创造一些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异国语言和文化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举办外语文化节、英文歌曲比赛、英语辩论赛、英美文化知识比赛、英文诗歌朗诵和英文电影欣赏等。同时，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真实的文化问题背景，以此为支撑物启动教学，使学生产生学习的需要，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即合作学习，驱动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从而达到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目的。Breen&Candlin曾指出:跨文化交际不仅关系到遵从某种规范，而且也关系到主观解释这些规范本身，它既是遵守规范的活动，又是创造规范的过程。因此，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教师应摈弃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重新调整教材、教师、学生和各种教学手段之间的关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应围绕学生这个中心来进行。那么，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根据建构主义教学理论，首先应该创设一种文化学习情景以培养学生具体的、客观的、显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了解和掌握那些约定俗成的文化事实、文化知识或某些跨文化交际的规约的能力，这是与语言学习相关的较为系统的文化学习，如目的语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制度、一般习俗、价值观念、礼仪、禁忌等。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除教师在外语语言课上注重跨文化教学进行文化导入以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如“英美概况”、“英/美国文化”、“跨文化交际学”、“异国风情介绍”、“英语学习背景知识”等。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外籍教师资源优势，为学生开设一系列讲座等，这些知识都是跨文化交际能力重要的一部分，它们为学生以后自己进行文化探索提供了基本的知识框架，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二，将已掌握的文化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即交际个体的行为能力，即一种与目的语人交往的技能。比如善于识别交际对方身份和交际意图的能力、与对方沟通的能力、善于消除交际障碍、解除交际尴尬的协商能力等。由于建构主义特别强调“情境创设”和“协作学习”，因此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该利用各种教学因素，创设一种文化学习环境以支持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诱发学习者的问题并利用它们刺激学习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培养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对目的语文化具有领悟能力和思考能力，如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吸收、取舍、宽容以及尊重差异等，以适应不同文化的冲击，减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苦恼和挫败感。

参考文献

[1]杜瑾.论跨文化交际中信息编解码冲撞的不同类别[A].重庆工程图学学会第十四届图学研讨会交流暨第二届CAD应用、CAI软件演示交流大会论文集[C]， 2004 .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 1999.

[3]Gopaul-McNico，l Sharon -Ann Gopaul-McNico， JanetBrice-

Baker. Cross-Cultural Practice: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training. JohnW iley and Sons. 1998.

第6篇：外来文化论文范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175-02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跨文化交际学是美国的Edward Hall 1959年出版《无声的语言》最早提出的，随后许多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作应运而生。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胡文仲，1999）。然而，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的历史不是很长，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文化教学”逐步渗透到大学英语教材中，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教师认识到了语言和文化的密不可分的关系。2007年最新修订版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外语教学中文化与语言教学的关系是学术界重点讨论的。近些年来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研究有了更好的发展，很多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也不断关注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过去几十年的英语教学中，教学目标已经从“语言能力”扩展到“交际能力”，又扩展到“跨文化交际能力”（Hymes，1972）。国内许多学者纷纷著书或撰写文章探讨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目前国内发表的主要著作有《外语教学与文化》（胡文仲、高一虹1997）、《以跨文化交往为目的的外语教学》（王振亚，2005）、《跨文化外语教学》（张红玲，2007）、《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毕继万，2009）。与著作相比，有关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多，大多是有关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人文教育或大范围的西方文化课的研究，“外语教学中文化测试的理论探索”（张卫东，2007）、“从课程设置浅谈如何讲授西方文化课”（孙安欣，2008）、“大学英语阅读测试中文化因素的导入研究”（黄更新，2007）等。因此，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对于改进我国大学英语的跨文化教学和提高学生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二、跨文化交际学的定义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多学科渗透的学科，其中，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哲学、民族交际学等对其影响较大。跨文化交际学的产生与当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迫切需要在思想和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交流等诸多因素有关。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核心是普通交际学的交际论，它主要研究交际和文化的关系，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理论概念，如社会、文化、跨文化交际、交际过程概念；哲学思想，如研究方向、交际过程及其制约因素，文化、知觉及交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影响跨文化交际过程及交际行为的诸因素；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文化异同；探究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等方面。在外语教学中，词汇的文化内涵、有文化内涵的人名和地名、语篇结构、文体特点、文学典故、语用规则和非语言交际等具体的内容都是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内容。

Gudykunst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当与陌生人交际时，彼此都有不确定性和焦虑，尤其是当文化变数高时，如果能很好地处理彼此的焦虑，减少相互的不确定因素，那么有效的交际就成为可能。这个理论是在Berger等人提出的减少不确定理论，并融合了Stephan对焦虑感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Young Yun Kim提出了交际与跨文化适应整合理论，认为人都有与生俱来需要适应和发展的需求，人是通过交际来适应自己的社会环境，而适应是个复杂的动态过程。Burgoon提出的是预期违反理论，此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一个人所属的具体社会群体来预期其特征，如果出现与预期相违背的特征，人们会有与预期相反的评价。Gallois提出的交际调适理论，通过研究交际双方的语言、副语言及非语言行为，来确定交际者的言语策略。

三、大学英语的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法

文化内容包罗万象，讲解目的语文化的内容也不能仅限于课堂上。课堂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研究文化问题的能力，增强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培养他们的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目前，跨文化交际法主要包括以下方法：教师讲授，小组讨论，个案研究及学生报告，外教专业演讲，电影视频，角色扮演，实地调查，录像，小组报告，其中每种方法又能相结合而用。课题研究者在实施课题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方法：

1.教师讲授与角色扮演相结合。最初的文化教学方法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发展运用至今的，包括文化包、文化丛、文化短剧等。当遇到交际实例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用角色扮演进行表演，这可使大家对文化误解、冲突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表演之后大家进行讨论这样对文化差异就有一个直观具体的了解。

2.个案研究及小组讨论相结合。教师首先提出文化差异的个案让学生小组讨论。学生在讨论后会发现文化差异。这样就非常有益于学生消除文化差异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

3.外教演讲及小组报告相结合。邀请以目的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参加到课堂，一方面给学生提供学习目的语的良好机会，同时，也是目的语文化信息的来源。事先准备好一些涉及文化的问题。比如，西方人对待“老”、“孝”的态度，“朋友”的定义等。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加上广泛的讨论和思考，学生就可以更加全面理解许多的文化差异现象以及背后的历史原因。

四、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7篇：外来文化论文范文

进化心理学对隔资的研究视角是将隔代关系放置在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之下，把祖辈对孙辈的支持当做一种繁殖策略，来研究人的生物性在隔代关系当中所起的作用。这其中所暗含的进化心理学理论前提是:人类许多的生理乃至心理机制并不是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产生的，而是人类在其进化史中作为一个物种对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繁衍压力适应的结果。隔资作为为了完成繁衍任务而使用的繁殖策略是一种进化的设计，人类所面临的繁衍任务要先于其对文化的建构，因而具有其跨文化的一致性。在此逻辑下，隔资很自然地成为了进化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承担起支持与建构进化心理学理论的重要责任。隔资研究是进化心理学亲资研究领域的延伸和扩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孙辈在时间、物质和养育上投入的行为。该领域关注隔资行为的进化意义以及在不同环境和各种条件因素的作用下隔资策略的变化情况。无论采取何种隔资指标，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研究结果，似乎都一致性地指向这样一个结论:祖辈亲属对孙辈提供的隔资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其投资程度的次序依次是外祖母、外祖父、祖母，最后是祖父。

基于这样的发现，进化心理学给予了如下两种理论假设，分别是“父亲身份不确定性假设”和“择偶机会代价假设”。所谓“父亲身份不确定性假设”，是指人类女性体内受精的繁殖方式，使得女性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生育的后代携带有自己的基因拷贝，而男性却没有这样证明其父亲身份的生理确认机制。这种男性对自己父亲身份的疑虑将导致男性在对后代的投资上相对于女性更加保守。这种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所塑造的繁殖策略在祖辈身上经历了双重的影响而被放大。外祖母因为最能确认自己对孙辈的身份，因而提供的隔资最多，祖父由于经历了对自己儿子以及儿子对孙辈身份的双重不确定性，对孙辈的投资最为保守。有关为什么外祖父会成为比祖母投资更多的人，DeKay认为:年轻一生性背叛的可能性比年老一代更高，所以祖母身份的不确定性比外祖父要高，因为祖母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发生在年轻一代身上。

笔者认为这种年轻一代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更高的原因更可能是相对于祖母和孙辈来讲，外祖父和自己女儿相处的时间更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通过各项遗传指标来确认女儿是否携带自己的基因。正是基于主观性上的确认程度差异而不是客观存在基因遗传概率，塑造了外祖父比祖母投资更多的繁殖策略。所谓“择偶机会代价假设”，是指女性在较长的孕期、分娩期、哺乳期等生育过程中因为承受风险以及在此期间丧失的其他繁殖机会，使得她们只有确保其后代的存活率及提高繁殖的质量，才能保证她们基因的有效延续并获得繁殖成功，正是女性繁殖的高代价决定了其对后代高投资的繁殖策略。由于外祖父母帮助女儿来完成对孩子的投资，因此，他们隔资的策略更接近女儿的繁殖策略，即通过高投入保证孙辈的质量，来提高女儿作为孩子母亲的繁殖成功。祖父母则更接近父亲的繁殖策略，与关心孩子的质量相比，他们更关心拥有孙辈的数量。

基于以上的理论假设，进化心理学家在几种文化背景下展开了实证研究，DeKay在美国的研究，Smith以及Littlefield和Rushton在加拿大的研究，Russell和Wells在英国的研究，Euler和Weitzel在德国的研究以及Steinbach和Henke在法国与德国进行的跨文化研究，都发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所假设的隔资的系统性差异。尽管这些研究都无法在进化史的过程中对进化心理学提出的假设给予历史性的证明，但根据进化心理学“最优性”的方法论前提，只有在相信以上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在当下取得的经验数据给予完美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看，似乎进化心理学理论在隔资领域上由于其发现的跨文化共性和强大的解释力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较近的一些跨文化研究却打破了进化心理学理论对隔资研究的统治性地位，进化心理学对跨文化差异性的解释效力遭到了质疑。

尽管以上研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由于这些国家文化的组间变异性较小，不足以起到足够的代表性作用。同时，由于进化心理学家假设隔资作为一种繁殖策略是人类具有的共性，因此很多研究都忽略了对被试人口学变量的组间分析。2000年Pashos展开的跨文化研究在德国和希腊城市发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所预测的隔资模式，但在希腊乡村地区却只发现了隔资的性别差异，而没有发现隔资的系别差异。其描述统计的研究结果显示，提供最多隔资的是外祖母和祖母，其次才是祖父和外祖父。2012年笔者在中国本土化背景下取得的数据也发现了与希腊乡村类似的模式。这样的数据结果，给进化心理学理论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如果隔资是一种独立于文化的进化设计，那么，这种在希腊发现的城乡差异以及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差异又该如何解释?

二、文化论模型对隔资预测的问题

在进化心理学理论对隔资跨文化差异的解释出现困境之时，文化论的观点很自然地成为诉诸于解释这种差异的思维方式。这使得我们有理由假设隔资模式在群体间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文化差异所致，而并非进化设计的结果。如果对不同群体所在的文化中可能影响隔代关系的因素进行考察，并能发现其对隔资模式具有预测性的话，那么文化论的观点则会取代进化心理学理论成为隔资领域的优势理论。有关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两种取向。文化心理学认为心理是文化的投射，是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被内化为个体心理模型的结果。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则认为，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双向互动，心理与文化是一种彼此建构的关系。但是，无论是把心理视为文化的投射物，还是把心理与文化看作为彼此互动的建构，在文化论者眼里，心理模型应该与文化模型保持一致性的关系。因而，隔资行为中的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心理模型与其文化模型应该是具有一致性的。

基于以上逻辑，哪位祖辈会对孙辈进行更多的隔资，应该与文化观念中的祖孙关系保持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笔者展开了本土文化中隔资观念的实证研究。研究以问卷的方式调查了中国本土412名被试，了解他们有关“中国文化背景下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应该如何”的认知状况，同时收集了这些被试实际上接受的隔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发现，研究对象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孙辈投入最多的应该是祖母，其次是祖父，再次是外祖母，最后是外祖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文化背景下隔资的系别差异与性别差异均显著，被试认为祖父母应该比外祖父母对孩子投入更多，祖母和外祖母应该比祖父和外祖父对孩子投入更多。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412名被试实际上接受的隔资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模式。在性别方面，观念中与实际中的隔资保持了一致性的关系，即女性祖辈提供的隔资大于男性，但是在系别方面，尽管大家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祖父母应该对孩子投入得更多，但实际上祖父母与外祖父母所提供的隔资并不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通过表1所示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实际上的隔资模式与文化观念中的隔资模式并非保持一致性的关系。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人的心理在接受文化的投射或与文化的彼此互动中形成了对隔资理念的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文化观念并没有完全指导文化中个体的隔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论模型也未能很好地预测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因此，也不能单独作为解释隔资跨文化差异的理论取向，取代进化心理学模型成为隔资领域的优势理论。四、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对隔资交互作用的探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进化心理学模型还是文化论模型都无法单独地、很好地解释隔资模式的跨文化差异问题，成为该领域的优势理论。由于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论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对人类的心理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解上都存在着显著分歧，容易让人们把二者放在一起去比较。人们在比较中往往更加关注其观点中相互对立的方面，而对二者如何共同塑造人类行为的交互作用方面，始终缺乏理论性的建构。

在此基础上，笔者在控制各种文化间可能存在差异变量的情况下展开了本土化背景下隔资的实证研究，尝试弥合这种进化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对进化与文化对隔资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在本土化背景下存在明显的“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在所取数据中有33.7%的被试和祖父母一起居住，和外祖父母一起居住的仅占0.5%。这种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很可能通过影响孙辈对隔资的资源可获得性掩盖了本应由进化塑造的系别差异。当排除居住方式的影响后，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展现出了和西方文化背景下同样的母系亲属的隔资大于父系亲属的系别差异，这与进化心理学的预测一致，这也证实了文化因素掩盖了进化作用的假设。Euler和Weitzel在德国的研究，由于没有发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与孩子居住之间的距离存在差异，仅把居住距离当做干扰变量进行讨论，但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至少是在德国不存在与中国相似明显的“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对于我们所得出的中国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与希腊乡村的研究结果呈一致性的现象，可以理解为某种相似的文化因素恰好弥补了本应由进化所造成的母系隔资大于父系的系别差异，即本土化背景下和希腊乡村的隔资模式是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Pashos在对希腊乡村取得数据结果的解释时，也曾谈到希腊乡村存留的父权文化使得祖父母相对于外祖父母与孙辈的居住距离更近，而在希腊城市这种居住距离的差异并不存在。

由于Pashos采用3点评分衡量祖孙居住距离，过分简化了居住对隔资的影响，尤其是没有把“祖孙同居”作为一种衡量指标，而“祖孙同居”对隔资存在一种“情境性的强制力量”，因而，Pashos没有发现文化中的居住方式对隔资的影响作用，而是回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的老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隔资行为是“进化”与“文化”共同塑造的结果，任何一个理论模型都不能单独地、很好地解释跨文化的隔资行为。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对隔资的塑造存在某种程度的交互作用，进化提供了隔资行为作为繁殖策略的先天性倾向，而文化因素通过影响文化内个体的生活方式最终影响人的投资行为。五、文化论模型的作用机制与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效度边界在“进化”与“文化”存在交互作用的假设下，进化心理学理论与文化论在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方面，逐渐由对立趋向了接纳和融合。因此，我们可以把隔资领域作为理解“进化”与“文化”交互作用模型的窗口，去反观进化心理学理论与文化论模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为综合性地考察人类行为提供建构性的视角及思考。

文化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完成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居住方式作为影响隔资行为的跨文化因素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我们寻找文化对人类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即心理模型并不是文化对个体行为影响的中介，而是文化设计了个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某些程度上限定或促进了个体特定行为的表达。在这个新的文化作用机制模型中，文化观念并没有直接参与对行为的影响，而是在意识层面对此过程进行一种把握、解释、建构甚至倡导。这种意识层面的把握、解释、建构与倡导并不能完全与文化中个体的实际行为保持一致性，这也是文化观念与个体实际行为不完全一致的主要原因。以上假设尽管尚需更多的研究来验证，但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可以为解释行为的跨文化变异性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这种文化对人类行为的作用机制下，进化同样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在控制文化可能对人类行为影响的因素后，可以看到在跨文化差异性的背后，人的行为仍然存在着强大的跨文化共性，在这种跨文化共性中，进化机制保持着强大的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观点，在排除“居住方式”的影响后，本土化背景下表现出来的隔资模式与西方取得的研究数据和进化心理学理论的预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尽管进化心理学理论仍然能够在解释跨文化共性的范畴内保持其方法论的“最优性”，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该理论在解释群体间差异性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效度边界。进化心理学家所提出的环境因素起到激活预先存在于基因中指令作用的理论观点，表达出进化心理学在解释人类行为差异性方面的一种努力及愿望。秉持尊重一个学科发展潜力的态度，我们应该支持进化心理学理论向跨文化与群体间行为差异性领域的探索。然而，在目前进化心理学基于不可证伪性而采取的“只有相信历史性的假设，才能对当下的经验资料给予有效解释”的方法论前提下，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效度边界应该维持在对人类行为共性的解释之内。

第8篇：外来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翻译;异化翻译;劳伦斯•韦努蒂

一、引言

异化翻译理论长期存在但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韦努蒂是异化翻译的倡导者。这部作品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隐身”,粗略的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探讨了传统翻译理论及其目前的影响;第二章“标准”,追溯了自十七世纪以来在英语国家中刮起的以“通顺”为标准的翻译理论旋风,探究了阅夏(John Denham)等作家的作品;第三章“国家”,试图重建“异化翻译理论”传统。该理论的奠基人有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弗朗西斯•纽曼(Francis Newma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作者认为该理论能够用来对抗目前正处于主导地位的“本土化”翻译理论;第四章“异化”,举出了一个将异化翻译理论用于实践的人物――意大利作家兼翻译家塔尔凯蒂(Iginio Ugo Tarchetti),异化理论是不同于一般的文化行为,它与边缘化的语言学以及本国的文学价值建立联系,并以此来挑战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理论;第五章“边缘”,展示了反对“本土化”“通顺”“语言透明”的现代主义者,包括庞德(Ezra Pound) 保罗•布莱克本(Paul Blackburn);第六章“相合”,作者通过自己对同时代米兰籍诗人德安吉利斯(Milo De Angelis)作品的翻译为例,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位传统翻译理论的挑战者――作者本人;第七章“采取抵抗”,嘱咐译者应异化其译本,使异化翻译成为“文化抵制”的手段。

二、该书的主要理论

(一)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翻译理论。

“隐身”这个词是用来描述存在于当代的英美文化中译者的角色。隐含在“隐身”背后的意思就是要使译入语读者在阅读翻译作品时感受不到翻译过程和译者的存在。译者依据译入语文化对原作的语言进行细致雕琢,在其内容上进行改梁换柱,使读者读不出“异国情调”,给读者造成一种仿佛是在阅读原作的假象。这种“透明”“通顺”的语言在传统理论中被认为是“好”翻译的标准。“通顺”的翻译完美地掩盖了译者在对原作进行“重写”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数不清的调整和修饰。文章越是流畅自然,译者隐藏的就越深,按此推理,这种译文使原作者及其思想更加一目了然。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大多数人都崇尚这种强调“通顺”的翻译模式,反对与之相反的其他模式。翻译受到主导的意识形态支配并为其服务。事实上,“通顺”和“本土化”翻译理论之所以受到追捧得益于它正好符合了资产阶级道德观和文学价值观。与此同时,想要通过异化翻译作出的抵抗也成了徒劳。

译者“隐身”受到英美意识形态的操控,出版商到国际市场兜售英文作品的翻译权,却只允许少量的国外作品进入本国市场。而那些勉强挤进英美市场的外国作品又得按照“通顺”为标准的“本土化”模式进行翻译。这样的翻译模式通过向别国输入英文原作和译作的方式向别国文化进行入侵,将英美政治经济霸权通过语言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二)异化翻译理论。

鉴于归化翻译是英美翻译作品的主流翻译方法,而译者在这些翻译作品中都是“隐形人”,作者主张 “异化”翻译(foreignization),号召译者表明自己在翻译中的存在,把异化翻译作为是抵抗英美霸权和文化侵袭的手段。异化翻译与施莱艾尔马赫所持的“尽可能保留原作风貌,带领读者向原作靠拢”的翻译方式类似。但Venuti为异化翻译理论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异化”不仅是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而且还

包括了要翻译的内容。即译者在挑选翻译作品和翻译方法的时候,选择那些不符合译入语主流文化的外国作品和翻译策略。人们通过阅读译文认识了别国文化,一味的修订原作来满足译

入语国家读者的口味可能导致种族歧视,殖民化,战争等。强行使用译入语读者所能识别的语言和文化来代替源语语言和文化有可能加重翻译的“种族中心暴力”(ethnocentric violence of translation),进而传播英语国家‘暴力’的“本土化”文化价值观。异化翻译又被称作是‘抵抗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使源语文化尽可能不受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地展现在翻译作品中,能够抑制种族中心暴力。在本书中,作者还以自己翻译的意大利作家Tarchetti的作品举例说明他的‘异化’/‘抵抗’/‘少数化’翻译的实质。最后,作者呼吁我们应该挑战传统翻译理论中对“通顺”的一再追捧,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好”的翻译的评判标准,期待译者能够用更积极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文化方面的差异。

三、 对该书的评析

(一)两个显而易见的优点。

首先,Venuti的理论能为我们带来更多外国作品,并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读到那些被人忽视或遗忘了的作品和作家。在英美国家,出售翻译权给别国的比例要远远高于购买翻译权进行翻译的比例。运用Venuti的异化理论能够抵制这种文化入侵,引进更多优秀的外国作品,平衡由英语国家文化为主导的文学翻译。其次,这个方法比其他的理论更加详尽的保留了这些作家,或是更有名的作家的原作,我们有更多机会来接近和分析保有原作痕迹的译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凸显原作和译作的差别,让我们感受文化多元化。

(二)但Venuti的理论同时又到一些西方翻译理论家质疑。

可以说,“异化翻译的对象主要是一小撮世界主义知识分子(cosmopolitan intelligentsia),而异化翻译所存在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文化精英主义”(cultural elitism)。文化精英分子瞧不起普通大众,嘲笑他们要求容易理解、读来省事的翻译。Venuti在强调利用翻译方法来反抗文化霸权的过程中,无疑把自己摆到了文化精英的位置。这也就难怪他所提倡的翻译方法既得不到他所要拯救的译者的响应。”因此异化翻译是否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乃至运用仍有待时间来证明。

四、结论

Venuti对自己译作的分析很好地阐明了他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的实质:(1)选择翻译那些被译入语主流文化排除在外的外国作品;(2)采用多种异化手段来翻译(这些手段能够使读者觉得这是翻译而不是原作)。Venuti认为,通过他对外国文本的选择和异化翻译方法的使用就能够挑战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以达到文化平等交流的目的。“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使人们在讨论翻译方法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考虑到译者的翻译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政治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考虑到翻译方法与主流话语中意识形态的动态关系,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有利于我们从翻译历史的角度来较为客观地考察翻译活动和译者的地位。”

参考文献:

第9篇：外来文化论文范文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思想 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发生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实现民族化的重要环节和方面。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纷纷从文化层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关问题，深刻地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与文化选择。

一、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思想的研究特点

（一）从文化的个性维度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学者大都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切入研究。澳大利亚尼克奈特指出：“像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那样宏大而迥然不同的知识传统本身就可能潜伏着解释的多样性。”[1]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李瑞智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强调，国外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仍然很不够，比如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易经》是被当做东方宗教来学习的。

（二）从文化融合的视角透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韩素音认为：“辩证唯物论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的这一过程，正在改变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2]美国施拉姆指出，始终把一种西方血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想编织的社会和政治织物的经线和纬线。德国皮特·奥皮茨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孔子的儒学出发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过程，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

（三）多学科研究并举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国外研究者广泛借鉴、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该问题。麦克法考尔、奇克、高德曼和史华慈等，就借鉴了文化学、文化哲学等研究方法，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4]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则从邓小平生活的时代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研究邓小平文化思想，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对青少年时期邓小平的影响。[5]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异常迅速地发展成为一门社会伦理学，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个人品德的观念联系在一起”。[6]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还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出发，对的《矛盾论》文本进行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解读。

二、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参考贾斯帕·夫斯米斯、费正清、施拉姆、乔纳森·昂歌等各国学者的文化研究内容，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化思想的内涵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皮特·奥皮茨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背景进行了探索，他把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施拉姆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源于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做出改变，就不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7]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广泛融会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创造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美国戴维·W·张精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所存在的“三种基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土生土长的文化传统、国外民主传统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其中，“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是几千年来发展的结果，国外的价值观，马克思或非马克思的则只是在20世纪才进入中国”。[8]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施拉姆比较了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两者产生的历史条件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没有改变：即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美国罗伯特·库恩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的理解和分析就是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过程和未来需要的角度进行的。[9]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文化思想的探索、阐释和论证的成果，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文化的、精神层面的客观存在，不断地融入发展变化的中国实际之中，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文化渊源的研究

正如美国加州大学魏斐德所说：“思想必须在思想的来龙去脉中才能被确定。”“思想史本身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然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国外学者众说纷纭。

（一）国外学者研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施拉姆在对思想形成的探索中，认为早年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日本竹内浩、法国R·加罗弟、美国窦宗一、英国杰克·格雷也认为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依据为：第一，由于中国语言结构的独特性，中国文化和哲学始终自成一派，的思想在语言结构上正是承袭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传统；第二，中国哲学在传统上无本体论的观念，也不讨论本体论，因此他的哲学是对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的发展；第三，与中国传统强调文化的政治化一致，始终把文化和哲学视作政治的主要部分和重要载体，强调文化和哲学必须为政治服务。

（二）国外学者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美国费正清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民族渊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邓小平在农村中所采取的“合同制”（责任制）完全符合孔夫子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中国治国策的最新阶段。[10]俄罗斯杰柳辛则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以及富国富民的政策完全符合关于统治者的作用的中国传统观念。如“小康”是古代儒家提出的仅次于“大同”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戴维·W·张则认为有必要对邓小平的改革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信仰的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他认为，邓小平采用“中国特色”，它的由来是至少300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11]国外学者从中国历史传统的角度看待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然而，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忽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而只强调它的传统文化因素，就会使邓小平理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2]因此，在研究进程中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四、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及启示

国外学者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也很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国外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可以通过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评判等视角来了解和把握。如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卫·W·尤因提出的有关中国已经倒向资本主义的结论依赖于他们得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体系违反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结论，“就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基层工人社团的需要和能力为中心的体系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转型中的每一步都使得其体系与任何朝向社会主义的有意义的进步相背离”。[13]国外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看法总体上应该批判，但也有借鉴之处：一是强调教育不仅应传递社会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而且要呈现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传递尊重文化差异和价值多元的民主价值观，使公民能够具备跨文化的适应能力；二是强调培养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不鼓励将多元价值观纳入公民教育范围，强调国家对公民教育的责任，提倡社群主义的公民教育观；三是强调国家利益优先理念，提倡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注重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能力的培养。[14]党的十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应着眼于社会主义实践，从战略高度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吸收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的积极因素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核心就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合多样的社会思想。

参考文献：

[1][6]尚庆飞.国外学研究[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31，441

[2]韩素音.早晨的洪流—与中国革命[M].北京出版社，1979：201

[3]周全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述略[J].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4）

[4]参见麦克法考尔.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M].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

[5][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M].出版社1988：97-101

[6][美]施拉姆.的思想[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1-72

[7][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M].法律出版社1991：122-129

[8]宇文利.海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考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5）

[9][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327-328

[10]李方祥.国外汉学界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动态评介[J].理论月刊2002（2）

[11]何海翔.国外关于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述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