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语言；文化；文化意识；翻译

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并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对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有正确的理解，以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歧义，落入翻译陷阱。

一、语言、文化与翻译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总和。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具备文化内涵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习俗，每种语言都反映着产生它的一种文化，因而任何形式的语言都具有某种文化的内涵。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往往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干扰。因为语言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十分敏感，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不清楚，便不能透彻理解反映它的语言。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往往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地联系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反映，又是掌握一种文化的直接有效的工具。如果对一特定的文化系统没有相应的认识和了解，将会影响对其语言的深入理解和恰当运用。

人类自有文化就有文化交流。交流又促进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是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长期处于孤立、闭塞的状态之中，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交流中得到好处。现代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更是以空前的规模、内容、形式和手段，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着。因此，可以说，在现代国家中，绝对不受外来影响的固有文化是不存在的。

跨文化的交流又必须通过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跨文化交流。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既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也丰富了世界文化，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见，语言、文化、翻译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二、文化差异——翻译的障碍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移植过程。译者，作为这个过程的主体，不仅应该精通原语和译人语这两种语言，而且应该通晓这两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任何两个社会都有文化重叠现象。但是除了相似点以外，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面对不同于他们母语的一种异族语言和文化，常常碰到一些用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无法理解或者无法解释的事、物或者观念，这种跨文化的困惑在翻译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如：英文电视台新剧集《高校风云》(Bos—tonPublic)中有句对白“No，youdidn’tdisturbUS．Wewerejustchewingthefat．”Chewtheaft不指嚼肥肉，真正的意思是“闲聊”。所以，此句应译为“不，你没有打扰我们。我们只是在闲扯。”又如：刚刚才发薪水，有人提议周末大家一起上馆子打牙祭。一位中国女士想要减肥，好穿新近买的一条短裙，推辞说：“No，Idon’tthinkIcanmakeit．1wanttotightenmybeh．”后来，朋友悄悄地问她：“如果你最近手头不方便的话，我能帮你什么忙么?”该女士被问得一头雾水，解释半天才弄明白。原来，“tightenmybelt”是经济拮据，必须节衣缩食度日。例如：“Theharvestwasbadlastyear，weallhadtotightenourbelts．”(去年收成很差，我们必须节衣缩食度日。)

看来文化差异引起的麻烦还真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

1．文化差异影响听话人获得信息的原因，往往是说话人越过了话语字面意义，传递一种带有文化因素的暗含意图。例如：Thatguy’SgotaMidastouch．作为听话人，我们首先要懂得Midastouch是什么。

尽管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希腊故事，Midastouch指的是希腊国王Midas的点金术(theGoldenTouch)，但仍不足以完全领会这句话的文化内涵，无法获得说话人要传达的信息。我们还需要结合社交语境(如商务活动)，最终推断出这句话的意图是说那人很会做生意，他无需花费太多气力，就会像点石成金那样轻松赚钱。

2．汉英两个民族在各自文化熏陶下衍生出不同的思辨方式和推理模式，这种差异会导致他们在语言中产生不同的联想。交际双方如不注意这种文化差异，就会使交际发生障碍，造成相互间的信息传递不畅。例如：英语中的adultbooks一词语，从字面上看，这个是“成年人”，一个是“书”，放在一起自然就意为“成年人用书”了。然而这样推理出来的答案只是它的字面意义。从文化内涵上讲，它实际上是“色情书籍(刊)”的代名词。原来在西方社会，淫秽书刊充斥市场，为了遮人耳目，这个委婉词便应运而生。再比如seniorcitizens一词，许多学生不假思索地说它所指的是“有社会地位的公民”。而实际上，这里的senior与社会地位并无任何直接联系。中国人有尊老的传统，人们也常常倚老卖老。而西方人谁也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更不想变老，老年意味着孤独，所以，就在“公民”前面冠以senior这一听起来堂而皇之的字眼。

对诸如此类的词汇，我们如果只注意字面意义，忽视其内涵或社会文化意义，就很难真正理解、正确运用。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不了解语言所负载的这种“文化信息”，有效交际势必受阻。如有人将字面意义对等和文化对等之间随意划等号，把“milkyway”理解为“牛奶路”，那更是不懂天文学而贻笑大方。

3．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了词语的文化内涵不对应，形成了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

例句：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这座昔日被誉为远东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城市正在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发展起着龙头作用。

译文：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hiscity，formallycrownedasthefinancial，economicandrade 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dragonhead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该句中把“龙头作用”译为“dragonheadrole”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英文中，dragon一词的意思是：amvthicalmonster(thatresemblesalargefire—breezinglizard”柯林斯最新英语)，中国人把“龙”视为吉祥的神物，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因而成为至尊无上的帝王的象征，甚至把它看做是光明的未来，而望子成龙”。可是英美却把“龙”视为喷烟吐火的凶残怪物。而这里所谓的“龙头作用”意指“引导、领头、先锋作用”。不了解这种文化差异就会造成误译。

应改译为：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thiscity，formerlycrownedastheifnancial，economIc and trade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leading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可见，文化差异会给理解和翻译带来诸多障碍和困难。有些东西在一种文化里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是很难理解的；同一个词或成语在不同国家人民中含义往往不同。如不了解其文化内涵，很难正确理解、正确翻译。因此，翻译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应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含义。译者必须深谙所要交流的民族语言与文化。至于文化差异的可译性多高，则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素养和语言的功底，取决于译者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

三、提高文化意识，跨越文化鸿沟

文化意识即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译者在进行语言文字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而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或者用母语传授的文化经验去曲解信息。这就会导致误译。所以，我们说，翻译不仅仅是个语言活动，它更是一种文化活动。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思内特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因此，语言的翻译不仅是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

翻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必须牢牢记住两点：一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原作的意思；二是如何让译文的读者在其自身的文化框架中去正确地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多地吸收原语的文化养分。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应尽力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尽量缩短两种语言文化问的距离，清除由于缺乏理解甚至误解而造成的障碍。有了这种态度，译者才能让翻译真正成为传播文化的媒介。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还要善于发现语言的共通性。如：Speakofthedevil，andheappears．(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不难发现，中英文在这一成语上有着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处。汉文化中，曹操素有“奸雄”的称号，而英语中就使用了“devil”这个词。中英文用法上有惊人相似之处的还有：He that has been bitten by a serpent is afraid of a rope．(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To wam a snake in one’S bosom讲述的正是我们汉文化中的“农夫和蛇的故事”。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种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等特征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

由于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间存在着众多差异，文化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文化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反应不可能相同。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有着独特的敏感性。读者的这一独特的文化敏感性正是作者在创作语言作品时的语用前提。因此，用某一种语言创作的作品只有生活在这种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人才能做出作者所期待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也只能是大致相同。俗话说得好，读《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第2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佛教于西汉末年从古印度传至中国，作为外来的唯心主义神学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偏爱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拍即合，因此传人伊始便与当时流行的道术、玄学互相补充，彼此交融。为了加快与中国文化的同化，佛经的中文译本就应运而生。佛经的翻译形式也经历了从最初的个人僧侣翻译发展到寺庙集体翻译再到官方译场翻译的过程，翻译人员主体也从汉语不熟练的外来僧侣转变到通晓梵文经典的中国人为主。两汉三国初期：东汉年问汉明帝求法，为两位从古印度而来的高僧建造了一座寺庙一即今天的白马寺，自此他们就在白马寺开始了译经活动。这便是关于佛教初传的最普遍的传说。今天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相传是迦叶摩腾于白马寺译的《四十二章经》佛教传人中土初期，翻译者多为从西方来到中土的高僧或是胡裔(今新疆地区)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最初的佛经翻译往往全屏口授，即由外僧背诵佛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渡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饰。因此翻译时往往不只一两人完成，而是由中外僧侣集体完成，这便是“译场”的雏形。在早期翻译过程中，负责传言的人既要熟悉梵文佛经又要汉语功底深厚，而在当时这种人才基本上是凤毛麟角。从翻译方法来说，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的佛经译作可能会出现汉语句法扭曲(梵文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差异大)，还有大量按发音直译过来的内容，从而使得译文晦涩难懂，不易于没有宗教基础的人理解。两晋南北朝发展期：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异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又极端残酷。南北两方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两方都得到发展。佛教的流行与佛经的翻译事业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统治者的日益重视，对佛经翻译的支持力度也得到加强。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从民间个体走向官方支持，“译场”的规模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译场的人员分工也更加明确，除了口授梵文加以传译为汉语之外，还添加了记录原梵文人员、证义汉语的人员以及最后校对的人员。另一方面。此阶段的翻译文本也不再像以前单纯依靠胡裔僧侣的文本，而是直接有从天竺求经而传回的梵文原本。这样多个版本互相补充，相互校勘，使译文更为正确。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由于佛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兼通汉语和梵文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分工明细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人员加以辅助，因此译文基本上通过意译，对文法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字进行适当润色，译文质量比前一阶段有了提高。隋唐鼎盛期：隋唐时代，佛教终于摆脱对中国原有文化(如儒学、道术、玄学等)的依附，成为独立自主的宗教，对佛经的翻译也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一时期隋唐统治者与佛教相互拉拢，统治者企图借由佛教控制人民，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极力巴结统治者。因此由官方主导的译场制度，到此时期发展更为完备。

隋代在上林园设置翻经馆，那就成为常设机构了。就译场而言，论翻译组织之发达完备，翻译人才之精粹汇集，分工之细密精巧，还当以唐代为最。所有经费由国家供给，而且还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严密而完善的译经组织。能够进人译场的人都经过严格筛选。大多是具备能力的僧侣或是朝廷官员才能参与翻译。唐朝国力鼎盛时期，对外交流甚多，各国高僧纷至沓来传道授业，同时更有不少中国僧侣远赴西方取经。他们跋山涉水，走遍圣迹，将各种佛经带回大唐进行翻译。此时对佛经的主译者已经转变为以中土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择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纵横千古的伟大翻译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组织译场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佛经翻译活动。译出经论达1335卷之多。在翻译技巧上，他巧妙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秉承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使得他的译文严谨而不失文采，成为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后衰落期：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国南方的禅宗在唐朝勃然兴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禅、不读经，但求顿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由于不重读经，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国社会动乱，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经；佛教经典大都已经介绍过来了，僧徒把精力转向探索佛理，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来改造佛教，对译经的兴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统治阶级无力提倡和支持翻译，北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虽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还是设立有译经院，从事翻译事业，翻译主体多为外来僧侣。最终由于缺乏新的梵文经文，译事时断时续，其对佛教的贡献无法与唐代相比。此后，我国佛经翻译活动开始迅速衰落，自此译场时代也走向尾声。

二、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历时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中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不仅极大063地推动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为后来形成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还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以及魏晋之后的文学创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佛教典籍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佛经翻译出现以前，中国古代的翻译大都还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语言间的转化，文言文的表达也大都更好地为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用。佛经翻译的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同时对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也产生了影响。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单词出自佛经翻译(日本《佛教大辞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词汇也多达35000余条)，除直接与佛教相关，如“佛”、“塔”、“和尚”、“菩萨保佑”、“佛法”、“佛经”、“禅师”、“僧人”、“涅”、“般若”、“参禅”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如“回忆”、“世界”、“现在”、“因果”、“执著”、“虚空”、“迷惑”、“真实”、“圆满”、“心田”、“刹那”等等。拿“魔”一字来说，它本身佛经中一个恶神的名字，后来被汉译成“魔”，进而发展出“着魔‘色魔‘人魔”等等新的汉语表达。佛教中过去世、现在世、未来式的引人，也使得汉语中出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另外现代汉语中存留下来的很多四字成语或是习语，很多都有佛经汉译的色彩。因此魏晋之后，大量的四字习语纷纷出现，它们至今还为现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乱坠”(《心地观经•序分》)、“作茧自缚”(《妙法圣念处经》)、“随机应变”(《金光明最胜王经》1，还有习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第二，佛经翻译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前文中说道，佛经的汉译偏于口语化、白话化，这与当时两汉魏晋时流行的文笔华丽的骈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坛出现了“变文”的形式。变文即晋宋以来僧徒的转读经文发展到讲唱佛经故事的新文体(以散文，韵文混和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载体)。到了宋代，宋人“说话”用的说话本子，就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而小说的发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说的出现，使得小说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分庭抗礼。在文学素材上，古印度文学丰富的想象力和瑰丽的文学表达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灵感。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乐府诗集中的《孔雀东南飞》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轮回观”、“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说，使古代文学获得了解放。可见佛经的汉译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乐土。极大了促进了古典文学的发展。第三，佛经翻译使得佛教思想深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终与儒家、道家一起汇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佛经汉译以前，中国统治阶级惯以儒家思想统治人民，并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汉、晋时期佛教初人，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来崇拜。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佛教逐渐中国化。宋明以后，佛教才真正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传人以前，中国士大夫阶级崇尚儒家思想，积极“人世”。他们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教的传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们保持心灵明静，鼓励“出世”，要看破红尘修炼成佛，最后涅桀重生。这些观念最终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相互融合构成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世无争、以和为贵，并建构了中国人特有的那种集体“无意识”。佛教经典中推崇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观”都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并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积善德，以期望来世有好的宿命。同时社会风气也鼓励恶人回头是岸，劝诱坏人苦海无边，悬崖勒马。可以说经由佛经的汉译，佛教思想传人中国，它成为最具有民众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念，历经千年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之中。

三、结语

第3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关联性 语言理解 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思维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一个相当大的概念,它几乎涵盖了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思维主要指人对所接受信息的选择、处理、理解、储存和反应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人的思维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受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过程。

然而在人的思维过程中,还存在一种本能,那就是:人总是能对与自己最相关的信息产生一种自然的倾向性,也就是说,人总是从自己最熟悉的信息开始思维的。这种认知倾向性被称为“关联性”(Relevance)。人的积极思维来源于对文化关联性的发掘,只有通过文化关联性,才能刺激思维的主动性,才能对各种信息进行准确的判断、选择、吸收和表达。语言是文化和思维的具体表现形态和中介,语言交流过程是一种思维对文化关联性的选择过程,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只有当文化关联性到达最佳状态时,语言理解才能实现最佳效应。

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分析

交际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是语言存在的价值所在。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语用学的兴起,人们发现语言传递的不仅仅是其语义的信息,还包括一些不能从语言结构中获取的隐含信息。由于人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的角度就不同,导致了个人的思维能力的不同。那么人们是依赖什么来实现成功交流的呢?

1986年斯珀波(Sperber )和威尔逊(Wilson)在他们合著的专著《关联:交际与认知》中,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语言交际的实质,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认为,在语言交际中,人的认知过程是一个自然选择、利用所有经验进行推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语言的字面意义与可能隐含的认知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再结合语境假设,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选择其中最具关联性的解释去构建对话语理解的心理表征,实现用最少的努力去获得最完美、准确的理解。①也就是说,人们成功的交流依赖于语言信息中的关联性。在关联理论中,他们对成功交际作了细致地剖析,他们把话语理解看成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认为人们对每个话语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只有通过寻找到话语中的最大语言关联性,才可能对话语做出合理的预测和推理,才可能对话语做出正确的判断,实现正确理解,否则,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是不会成功的。

如果语言交际中的信息与语境的关联越小,交际对象在理解语言时,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反之,如果交际对象付出的努力越小,说明话语和语境的关联越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甲:你喜欢吃饺子吗?乙:我是南方人。这一问一答看起来是问非所答,但这对中国人而言在理解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中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是有差异的。北方人喜好面食,而南方人则以米饭为主食。所以,“我是南方人”的回答,比较委婉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样的问答方式是没有理解障碍的。但如果是用英语翻译来问答,或者此问话中有一方是英国人,或这一问一答出现在异国街头的话,那么这样的回答是难以让人理解的。可见文化关联性对语言理解成功具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语言交际的实质就是一个隐含和推理过程,语言理解的推理依据就是关联性,语言理解过程就是寻找文化关联性的过程。②语言理解与文化关联性存在相当紧密的关系,离开了文化理解的背景,任何语言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

文化关联性的内涵及分析

任何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文化范畴内的差异往往会给语言理解带来障碍,最终导致文化误读的可能性和语言的不可理解性的产生。语言理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认知过程,是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③由于文化的关联性、语言自身的模糊性和语境的不确定性,干扰和影响着语言理解判断的准确性。

具有怎样的文化关联性才能使语言的理解判断更准确呢?人的思维潜在原则是只对那些具有足够关联性的现象给以关注、表达和处理。④在语言交流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在同源文化中,有时交际双方无须太多、详细的语言表述,就能被对方所理解。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多语言理解就变成了不可理喻的误解。例如:“She is a fox.”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以得出以下三种理解:一、她是个狐狸精;二、她是只狐狸;三、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虽然,在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在汉语背景下,当女性与“狐狸”联系在一起时,往往被认为是指“狐狸精”,但“fox”本身并没有“狐狸精”的意思。第二个理解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只有第三个理解是正确的,因为这句话在英语中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由于在跨文化交流中存在文学典故、、社会生活等文化差异,如果交流者的文化关联性差,就会导致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语言理解的偏差和失误。然而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通过学习认知目标语的文化,平衡认知差异,就能突破文化因素的制约,实现文化移植,达到最佳的语言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是用最小的努力选择他认定的新信息与语境的文化关联度,并使两方面达到平衡,产生最大的语境效益。如果对文化关联性理解得当,就会获得相应的语境效果;有了语境效果,就能取得成功理解⑤。

文化关联性的认知是语言理解的基石

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反映文化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决定了文化因素是理解语言的重要前提,文化知识是开启语言理解之门的钥匙。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语言交流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如果交流双方具有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那么就会形成不同的认知环境,对同一信息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

举例来说,对“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这句话可以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二、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丑事家家有。第一种理解仅仅是在字面意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是难以让人接受的;第二种理解则既结合了字面意义,又结合了文化背景,属于正确理解。从习惯上来说,“骷髅”与“丑事”扯不上关系,但两者都具有不能公开的共同特点,在文化理解层面上,将两者结合起来,这就达到了这句话的最佳理解效果。所以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形成语言理解障碍的因素很多,涉及语言之外的各个领域,是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和文化在各个层面的信息表达和理解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动态的选择⑥。比如:英国和中国地理位置的差异也能在语言文化中得到反映。“东风”、“西风”在两国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和情感是不同的:英国地处西半球,西靠大西洋,其地理环境决定了西风为暖风、东风为冷风,所以“东风”带给人们的是摧残万物的厌恶感,“西风”却能引起人们对万物复苏、春回大地的共鸣;而在中国,其含义恰恰相反,“东风”多指春风,总给人以温暖欲醉的感觉,“西风”则会令人产生寒冷的感觉。这就是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同语言感知。由此可见,如果不了解交流对象的文化禁忌,谈及对方禁忌的内容必然引起尴尬或不快。

结 语

语言以文化为灵魂,文化以语言为依托。语言和文化的这种不可分割性,是一个民族交际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有效的语言理解不仅依赖于对所有语言成份的精确辨认,更在于能否利用语言输入信息提供的线索,构建新的语言文化关联语境,并通过对新的语境认知,实现对语言准确的理解和判断⑦。也只有在具备源文化背景知识的充分认知的基础上,通过挖掘文化内涵,填补跨文化交流中的认知空白,才能达到对语言的准确理解。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这个民族的语言。所以在外语学习中不仅要学习语言的形式和内部结构,更应该把这种学习与训练放到文化教学的大背景中进行,使学生具有语用能力和文化适应性,真正实现成功的语言理解和交流。(作者为四川警察学院英语教研部副教授)

注释

①Spenber.D and Wilson.D ,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otion,Oxford: Blackwell.

②江晓红:“论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肇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③Ellis G,“How culturally appropriate is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ELT Journal Vol.5 No.3.

④张亚菲:“关联原则及其话语解释作用”,《现代外语》,1992年第4期。

⑤刘家荣:“话语相关与认知语境”,《外国语》,1997年第3期。

第4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语言、文化、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史，语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该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都可以从语言中找出痕迹。它是历史的体现者。语言教学必须结合文化。该论点早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就由西方语言学界提出，到了八十年代，我国语言学家对这个问题也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笔者认为，就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而言，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化因素，二是文化知识。前者为语言教学的内容，后者为文化教学的内容。所谓文化因素，是从共时的角度出发，指出那些跟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在传授语言知识和训练语言技能时，只有把语言的文化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生成与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其中，是否应该有专门的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课程，文化与语言教学的比重应该是怎么样，以及第二语言教学如何才能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和目的，这些都是始终非常热门的话题。但总体而言，第二语言教学离不开跨文化交际，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这是达成的一个核心主旨。如何来认识这两者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进行认识：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何谓语言，何谓文化，这似乎是学习语言的人都应该能够了解和意识到的问题，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相应的文化作为其存在的依托和条件。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史，语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该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都可以从语言中找出痕迹。它是历史的体现者。

我们的母语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互为衬托的，他们的关系以及习得第一语言时，文化的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在学习第二语言之前，语言学习者所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其母语习得的影响，是难以被主体所察觉的。我们常常都知道语言与文化是有联系的，但它们的联系的特点体现在哪里，也是很难意识到的。直到我们在尝试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不自觉的便受到了文化的冲突，在每一次的错误与究其原因之后，学习者以及教学者也都会意识到文化与语言的微妙而重要的关系，同样也是在这样的时候，才让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所意识到的，只有在充分了解语言背景后的文化，我们才能真正的运用好第二语言。也只有了解文化，才能在目的语的环境下，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二、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信息的编码、译码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当一种文化信息必须被另一种文化加以解释时，跨文化交际就发生了。

第二语言教师除了要教给学生完整的第二语言发音、词汇、语法等，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良好的运用第二语言进行沟通的能力。第二语言教师实际上也是扮演着沟通中外交际的“桥梁”这样的角色，他们在教学工作中应该不断的进行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化工作。教师需要在教第二语言本身的同时，要融汇该语言的背景文化知识，以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有效地灌输，给学生以正确的途径培养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在使用第二语言时必须注意语言规则，从语音、词汇，语法等诸方面都要尽量符合第二语言，否则只能是“洋泾兵”似的第二语言。这是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语用正确与否，别的人一听就可以做出判断；另一方面，交际规则的转化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交际规则的正确而又得体的转化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第二语言说的不好，该语言为母语的人们还容易接受，因为他知道，对你来说做到语音词汇语法完全正确又地道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说的第二语言既正确又流利，却违背了该语言文化的交际规则，该语言为母语的人们就会产生本能的方案，这就产生了文化误解或者也叫做文化冲突。

由于在不够了解第二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使用语言的习惯，那么即使在第二语言语言本身水平较高的基础上，造成各种各样的沟通障碍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笔者所遇到的一位美国大学生，已学习汉语三年，基本的语法学习已经差不多，并且词汇量也算可以，但当来到中国后，每天与笔者白天见面，晚上也会联系，但到第二天清早，他就会问“你今天怎么样？”这样的问题，前两次笔者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不知道该学生是想问什么，以为是有口误或者有别的想了解的。直到后面才知道，学生只是认为这是一种打招呼、表示关心的方式。无疑，这在中国人看来，其实是非常奇怪的问法。笔者后来有了解到，有很多别的美国人也会有同样的用法。他们有一部分人是觉得也许这跟“How do you do”所表达的是相同的。那么这也是跨文化交际的问题。因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并不了解中国人在一些场合正常的对朋友表示关心或者打招呼的用法，他们则会以英语的思维方式创造性的，或者通过非专业官方途径的模仿，来进行试探性对话。这是跨文化沟通失败的表现之一。而笔者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是由于教师的教学没有涉及这一块，让学习者有一部分的语言空白区。

三、跨文化交际教育进入第二语言课堂教学

笔者认为，在第二语言教学的时候，文化的介绍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第二语言文化的介绍或者教育职能是为辅的，我们教授第二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目的并不在于让学生真正实在的掌握文化内容，而在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将其所学的文化知识感知在语言交流与表达上，内化于其对第二语言的更深层理解，以助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能熟练地并且不产生文化冲突的进行顺畅交流。

首先，何谓“跨文化意识”，这是Hanvey提出的概念，值得是理解和成人人类具有各自创造其独特文化的基本能力，社会不同，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各异。他认为，获取跨文化意识并非易事，关键在于能否做到尊重第二语言者的文化和乐于深入该文化。能否做到尊重、参与、移情饼愿意做出必要的自我改变，是获取跨文化意识成败的关键。不了解第二语言文化，不愿意提高跨文化意识，要想学好第二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帮助学生不断提高跨文化意识，是语言教师的重要任务。

笔者认为，跨文化交际教育应该是贯穿在整个教学的，而并非独立出来的一块。比如，我们在教授英美国家学生词汇的时候，应该在有文化差异的词汇之处进行比较和阐释，如果教师不在课堂说清楚，学生则会在课后进行自己的错误试探练习，笔者认为这一类的错误是可以规避的。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龙”在中华语境中是一种图腾形象。在我国古代传说中，龙是能行云降雨的神奇动物。在封建时代，龙作为皇帝的象征。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在汉语中，“龙”总是机箱的意思，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等。而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是一直巨大的蜥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麟，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通常代表罪恶、邪恶，令人感到恐怖，所以很早就被用来作为战争的旗帜。实际上，词汇与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不同民族由于生存境遇的不同对词汇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就语言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不密切，语法次之，而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在从事跨文化交际中不仅要注意词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需要随时随地注意词的内涵意义。这一部分是教师可以在普通的课上讲解的一部分文化内容，我们可以简单提到文化的这个特点，让学生知道它们明晰的区别就可以，点到即止。

笔者有去旁听过独立出来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课，主要是讲一些简单的古代名句，然后穿插着介绍一些中国文化知识，教学对象为中文学习四年左右水平的美国大学生和研究生。老师的备课和讲解都是可圈可点的，这也是一类选修课，但其实两周之后，学生人数锐减，他们最开始听课大部分是由于好奇，但两周之后都认为对他们学习中文没有太大帮助，并且古代文化以及古文的这一部分内容他们也觉得非常乏味和难记，即使在课堂上当堂记住了，课后也不会再用到，很快就忘记了。笔者认为这类课堂只能是针对对中国文化非常有兴趣的学生，以及专业学生，对于大部分学习汉语的学习者来说，这类课堂是不需要的，而且讲授这类知识容易造成学生的混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而在当代，很多惯用语或者俗语或者古文，当用的时候，会让普通的中国青年觉得非常奇怪。此外，这本来就是作为很多中国人都不能用得很好的一部分文化知识。因此，笔者认为，专门的文化课是不需要的，作为对外汉语教师，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将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语言教学联系起来，进行深刻而不刻板的教学。这主要是需要教师的专业语文知识素养以及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跨文化交际因素是内嵌于对外汉语教学之中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着对外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句子的内在结构与构成原则。因此，既作为语言文化知识外部体现的、又作为掌握这些知识前提的跨文化能力，就是他们所应具备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能力。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培养学生树立起文化习惯的意识，站在目的语国家人们文化背景的角度去进行语言学习和交际，积极利用母语文化的正迁移作用，克服其负迁移作用。对外汉语应该自始至终把文化知识的教育贯穿于整个语言教学的过程之中。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密切相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必须重视跨文化的语言交流，将文化因素渗透到语言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去。

参考文献

[1]刘，《对外汉语教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2]周小兵，《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中山大学学报

[3]杜道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文化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第5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略论第二语言教与学中的文化因素

摘要：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语言学者的瞩目，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一书从学习者、教师、教材三方面，探讨了文化在外语习得和外语教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展现西方文化教学的前沿动态，为我国文化教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关键词：第二语言 教学 文化因素

作者简介：姓名：王蕾，女，1980.8，江苏连云港人，广西民族大学06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

第6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材；语言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5）04-0035-02[作者简介]郝彦桦（1982―），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教育学院公共外语教研部讲师。

一、引言

目前，对大学英语文化教学重要性的认识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但在研究方面还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方法等细节的处理上，从教师、教材等环节进行深入研究的还不多。近年来，虽然不少教材在编排上融进了新的教学指导思想，也关注通过教学提高学生交际能力的意图，但是在“外语教学本身就是跨文化交际”和“必须以跨文化意识组织外语教学”这两个问题上，教材编写者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编写者全然不顾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对外国语言中所包含的异民族性、世界观等深层文化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出发研究大学英语教材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教材编排对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意义

范印哲认为，“教材的根本职能是集聚人类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将其精华详尽表述，合理评判，传至后世以培养后继人才。大学教材更具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承担着积累、传播和促进科学文化发展与积极创新的责任。所以，大学教材编排与教材体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体系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着眼于世界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前沿。教育者应当积极探索教材设计的创新模式，切实丰富教材内容，提高教材质量，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大学英语教学主要是教学双方围绕教学内容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因此，教材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在教学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材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发挥其外语学习的资源作用，体现大纲，呈现知识，提供方法策略，充当教学的媒介，为学习者服务。2007年颁布的新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2]。

三、处理大学英语教材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原则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语言，文化就无法传播，离开了文化，也不可能正确地学习与习得语言。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语言，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社会交往、、思维方式、民风民俗决定其语言表达的内容和方式；不同的语言要素反映不同的文化属性，寓示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世界；一种语言的言语结构、交际模式、篇章修辞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语言上层文化观念的影响甚至制约。

（二）处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原则

根据Byram和Morganetal[3]的研究，文化学习变量可分为如下六个方面：环境变量（setting variables）、教师变量（teacher variables）、学习者变量（learner variables）、教学法变量（method variables）、教材变量（curriculum variables）、测试变量（assessment variables）等。胡建伟[4]提到，教材是大学英语课程设计的重要环节，教材编写要满足学生的兴趣，真正贴近学生，适合他们的语言基础和专业，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据此，笔者提出处理大学英语教材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几个原则。

1.内容承载的最大化

一定要让精读课文与辅助阅读材料最大限度地包含文化知识点，甚至课文本身就是对某项重要文化的介绍。教师用书和阅读、听力等配套教材的分册内容也应围绕精读课文的文化话题展开，教学资料库或者网络课堂提供大量相关材料以便师生自主选择。

2.内容覆盖的全面化

只有在保证文化知识点总量的情况下，兼顾文化的各个方面，才能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完善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满足学习需求。

3.选材的本土化

无论是对目的语文化的引入还是对本国文化的介绍，一定要选择本土的文章，这样才能把文化点介绍得细致明了，让学生在阅读中既习得知识又增强语感。

4.文化对比鲜明化

教材编排时一定要结合多种科研成果，提炼出最容易引起文化震惊的不同点，选择或改编对其进行透彻阐述的文章作为课文或阅读材料，让学生建立起国际视野和求同存异的胸怀。

5.练习设置的交际化

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记忆和描述文化点，并将其转化成交际能力，教材一定要设置文化交际性强的练习模块，可以是对关键词的考查，可以是视频欣赏与分析，也可以是角色表演，等等。

6.学习资源的综合化

教师一定要给学生提供各种可能的学习资料，除了发掘教材本身这一学习资源，还应该扩展参考书目及网络等丰富学习资源，这样才能满足处在不同主客观条件下的学生进行文化学习的需要。

四、使用新型教材的建议

（一）教师的教

1.实用性

文化教学方法与过程必须和语言交际实践相结合，通过增加感性认识，让学生对于语言和文化形成具体而真实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动力和参悟文化的兴趣。

2.阶段性

在文化导入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学习动力、学习需求等情况，注意内容选择的循序渐进、由表及里，也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深入浅出，在保持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让学生逐渐理解文化内容的本质。

3.合适性

教师要选择适合教学的文化内容，在教学中说明其语用及文化内涵。对于教材中的内容要恰当把握，使之遵循教学大纲的要求。

4.灵活性

教师一定要根据不同的教学要求、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千方百计地调动学生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如组织课堂演讲、进行角色扮演、创设英语兴趣小组、开设英语文化专题讲座、学习英文歌曲、欣赏英文诗歌、观看原声电影、创造机会让学生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不断积累目的语文化知识，提高语言知识水平与文化洞察力，以达到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目的。

（二）学生的学

1.明确学习目标

大学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是使学生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对英语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中，获得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视野，建立以民族自信心为基础的大国情怀。

2.端正学习态度

学习英语不能仅仅为了应付针对语言知识本身的考试，而在为了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交际。因此，学生在学习中应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以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3.更新学习策略

要拓展知识来源，打破教材的局限，在生活中学习、通过网络学习，将本土文化与目标文化对比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五、结论

总而言之，现有大学英语教材中文化内容的编排过于随意，没有统一的大纲要求；教材内容选择杂乱，缺乏对学生学习需求的整体把握；文化背景介绍服从于课文语言讲解，不能自成体系；在教材编写中，文化导入的经验和水平与语言知识的讲解和练习比较，相差甚远。结果，大学英语教材在客观上不能使学生获得足够的文化知识供给，学生主观上的需求和兴趣也得不到满足，久而久之，学生的文化水平和英语能力裹足不前成为必然。如果说成功的语言学习是语言知识提升和文化积累“两条腿走路”，那么在新一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我们就要实现“两条腿走路”的目标，恰当地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冰冰.高校英语文化教学及其变量研究[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33-36.

[2]Edward Burnett Taylor.Primitive culture[M].London：Modern English Publications，1871：148-152.

第7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英汉翻译是英汉两种语言的交流，也是英汉两种文化的信息传递。要想在英汉翻译中准确地传递文化信息，翻译者必须对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及其文化差异有深刻的了解。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对文化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深受文化的影响。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也必须了解语言，二者密不可分。在英汉翻译中，要准确地进行英汉互译，并准确地进行文化信息传递，翻译者应具有良好的中英语言功底和翻译技巧，尤为重要的是，还必须对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及其文化差异有深刻的了解。

一、英汉文化伯息传递与英汉语言差异

为了提高英汉翻译水平，有必要开展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这种研究的作用，从微观上来说，有利于在进行双语转换时，判断哪些是对应信息和非对应信息，并选择适当的转换模式;从宏观上说.可以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英汉语言之间的相同是相对的，而相异则是绝对的，以免造成翻译中文化信息传递的误差。

汉语和英语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可以想象，英语和汉语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不了解两种语言的特点和区别，准确的翻译则无从谈起，自然也就无法进行英汉文化信息传递。下面就从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的特点和区别来说说英汉翻译要注意哪些方面。

在词汇方面，英汉翻译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一)在一种语言里的有些词在另一种语言里并没有对应词。如:汉语中的“饺子”、“功夫”、“气功”、“三伏”等，在英语中就没有这些概念;而英语中的‘`coffee" ,"radar","bingo”等，以前在中国也没有这些对应的词汇。怎样在翻译中处理这些词呢?我们可以采取音译和意译的办法。如把汉语中的“饺子”、“功夫”、“气功”等分别音译成“jiaozi" } "kungfu" , "chigong"，把“coffee" ,"radar”音译成汉语“咖啡”、“雷达”;而汉语中的“三伏”则可意译为“the hottest days in summer"，英语中的"bingo”可意译为汉语“一种类似玩的游戏’，。

(二)在两种语言里，某些词语表面l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其实指的是另一回事。如英语中rest room休息室，busboy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汉语中“农民”尹farmer ,“爱人”并lover等。在翻译中，我们不能随意“对号人座”，而要根据其词汇的实际意思进行翻译。如:英语中的rest mom指的是大建筑中的一间房子，里面设有厕所，洗漱设备等，我们可根据语言环境翻译成“厕所”或“洗浴间”等;busboy在英语中指是餐馆中收拾碗蝶、擦桌子的杂工，我们可根据语言环境翻译成“店小二”、“餐馆服务员”等;汉语中的“农民”最好译成“peas-ant"，因为英语中的‘`farmer”指的是“农场主”，与汉语中的“农民”大有区别;汉语中的“爱人”最好译成“wife”或"husband"，因为“lover”在英语中是“情人”的意思，与汉语中“爱人”的意思大相径庭。

在语法方面.英汉翻译中要注意两种语言在语法上有以下不同:

(一)汉语里很少用被动语态，而英语则常用被动语态。如汉语中的“家庭作业已经完成”，翻译成英语则是"the homework has been finished".而不能译成:"thehomework has finished

(二)汉语中常省略句子中的动词，而英语中动词则一般不省略(口语除外)，如汉语中的“这公园很漂亮”没有谓语动词，翻译成英语则是:"the park is very beau-tiful" ,谓语动词“is”一般不能省略。

(三)汉语中只有时间状语的区别，没有谓语动词时态的变化，而英语中时间状语不同，句中谓语动词时态也必定不同。如汉语中的“学生昨天植树”和“学生明天植树”，虽然时间状语“昨天”和“明天”不同，但谓语都是“植树”。但翻译成英语谓语就不同了，“学生昨天植树”译成“the students planted trees yesterday.",“学生明天植树，，则译为“the students will plant trees tomorrow.",谓语分别是“planted”和“will plant" 。

(四)汉语的句式结构是“叠加式”，句子结构像“糖葫芦串”，一个单词一个单词或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叠加。而英语的句式结构是“树权式”，主、谓、宾和主句是主干，定、状、补和分句等是树权，并有一定的顺序。如汉语中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两个单句，翻译成英语则译为“even the dog swaggers when its master win fa-vor" ,“一人得道”变成了从句，而“鸡犬升天”则是主句。 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还有其它很多方面的区别，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们在进行英汉翻译时，要符合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英译汉则要把英语译成地道的汉语，而不是“英式汉语”;汉译英则要把汉语译成地道的英语，而不是“中式英语”(chingliah) 。

二、英汉文化信息传递与英汉文化差异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不同语言的差异实际上来源于其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差异，因而加深对英汉文化差异的了解，是在英汉翻译中准确地传递文化信息的关键。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包括语言交际、生活方式、衣着打扮、举止行为、饮食习惯等。但在英汉翻译中，主要涉及的是英汉语言交际上的差异，因此本篇只围绕英汉语言交际方面进行探讨。英汉文化差异在语言交际中的表现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日常谈话中的文化差异

英汉日常谈话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打招呼、告别、称呼、祝贺和赞扬等方面。如果你是一名口译者，就要特别注意这些差异。例如，在打招呼方面，中国人都喜欢用“你吃了吗?”和“你到哪儿去?”这类的问句。如果把这两句说成“have you eaten yet?”和“whereare you going?”，很容易引起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的误解。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问句，而且是询问他们隐私的问句，这样会使他们感到不愉快，而且即使回答的话，也会与中国人所期待的大相径庭。也许回答是"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不关你的事!)，那就会使谈话双方都处于尴尬的境地。所以，如果你了解这点文化差异的话，你最好按英语文化打招呼的习惯说成"hello”或“glad to see you!”就行了。再如在称呼方面，英语国家的人一般都直呼其名，再客气一点也除非在名字或姓名前加上mr或mis、等，如mr smith , misssmith等。但中国人都喜欢在姓名或姓前加上职务、辈份等以示尊敬，如“黄局长”、“林老师”、“李大伯”等。我们翻译的时候，就要注意这方面的差异，把“黄局长”、“林老师”、“李大伯”通通按英语习惯翻译成‘`mr/misshuang" , "mr/miss lin" , "mr 1i"。再如:中国人和说英语国家的人在对祝贺和赞扬方面的反应也大不相同，前者则一般用“哪里哪里!”、“过奖了!”之类的话表示受之有愧，而后者一般用“thank you”之类表示感谢的话表示接受赞扬、祝贺。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这类句子不能直译，而应根据双方的文化习惯稍加调整。

(二)成语、谚语和格言方面的差异

成语、谚语和格言的英汉互译一直是英汉翻译中的一个难点.难的原因在于它们非常集中地体现了英汉文化差异。在英语和汉语中，完全对应的成语、谚语和格言是很少的，绝大部分不同。因而我们在翻译这类内容时，不能直译，我们可以把这些句子翻译成与对方语言相似意思的成语、谚语和格言。如英语中的”live and learn"要译成”活到老学到老”，而不是直译成”生活和学”。但如果找不到对方语言中对应的成语、谚语和格言时，我们最好先按原文的语言风格直译，然后再加画龙点睛的解释语，如把汉语中的”挂羊头，卖狗肉”译成”hang upa sheep’s head and sell dog’s meat-try to palm off sthinferior to what it purports to be"，前部分直译保持了原文风格，后部分解释语用了地道的英语说法，效果就很好了。

(三)比喻和联想的差异

所有的语言中都有比喻和联想，同样，英语和汉语中的比喻和联想也很丰富。虽有少数比喻和联想在两种语言中都有对等的表达，如’’as sly as fox"像狐狸一样狡猾)"you ass”(你这头笨驴!)。但大部分比喻和联想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是大不相同的，如:英语中的”aswise as an owl"(非常聪明)，不能直译成”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因为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猫头鹰并不是”聪明”的象征，而是”厄运”的象征。同样”you，a lucky dog(你是幸运儿)”，也不能直译成”你是一只幸运的狗”，因为中国人一般不会把”狗”与”幸运”联系到一起，倒是常常会想到令人厌恶的东西，如”狗腿子”、”狗东西”等。这种在英汉文化中对同一种动物产生不同比喻和联想的情况是很多的，因此我们在英汉翻译要注意英汉文化在比喻和联想方面的差异，切不可死搬硬套，望文生义。

第8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苏珊娜·穆迪是早期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其重要作品《丛林中的艰苦岁月》记录了她早期移民加拿大时的生活状况。作者对于语言字词的选择修饰以及对于英国和加拿大的评论，其中暗含着她在文化身份上的边缘性。进入当代，苏珊娜·穆迪与她的作品又作为写作素材被新一代加拿大作家加以吸收与利用，成为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象征。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考察，可以看出文化身份是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重要问题，以及早期移民文学对于加拿大当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 ：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移民；文化身份；语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3-0108-05

收稿日期：2014-10-21 修回日期：2014-11-13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0220：22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Y278）。

作者简介：李娟（1979—），女，云南文山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602.2022.018.html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59(3)：108-112http：//xb.ynau.edu.cn

ISSN1004-390X；CN53-1044/SE-mail：ynndxbsk@qq.com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21

苏珊娜·穆迪(SusannaMoodie，1803?1885)是早期加拿大移民女作家，代表作品有《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ItintheBush1852)等。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穆迪不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她和她的作品后来还成为当代作家吸取灵感的源泉。本文将借助于穆迪在写作中微妙呈现的对语言的选择与风格的塑造来分析其文学创作中反映的文化身份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又如何在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得以重新理解和诠释。

一、从这里到那里：苏珊娜·穆迪的移民生活

苏珊娜·穆迪出生在英国，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浸淫在英国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英国淑女。父亲托马斯·斯特里克兰学识渊博，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文学素养。1832年，穆迪夫妇移民加拿大。同年，姐姐凯瑟琳一家以及哥哥一家都移民加拿大。穆迪夫妇到加拿大后，在彼得伯勒以北的丛林中度过了七年时光。1840年，苏珊娜·穆迪的丈夫被委任为维多利亚地区的治安长官，遂迁往贝尔维尔镇，从此结束了拓荒生活。1839年到1951年间，她是蒙特利尔《文学花环》杂志(LiteraryGarland)的主要撰稿人，写下了大量诗文。《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就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这本杂志上。1847年到1848年间她还和丈夫一起共同主编了当地的《维多利亚杂志》（VictoriaMagazine），刊物的宗旨是向当地读者灌输英国的礼仪风尚，提高他们的素质。拓荒生活成了苏珊娜·穆迪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1852年到1854年间，她的三部以在加拿大的经历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即《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拓荒生活》(Lifeintheclearyngs1853)和《弗洛拉·林赛》(FloraLyndsay1854)问世。［1］需要强调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最初出版于英国伦敦，却直到1871年才在加拿大出版，1962年又经过重新删改后再版，这与当时加拿大文化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苏珊娜·穆迪的作品在加拿大文学史上一般被归入移民记事作品，是对加拿大移民生活的生动记述。“一八六七年之前，并不存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而是仅有一些边远哨所和几块殖民地。这些地方相去甚远，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帝国各大都会前来落户，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印记。……这个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文学形式大致都可归入报道类，包括日志、信件、编年纪事、文献记录，凡此种种都是身处文明边缘的人们向本国权威人士汇报的印象和感想。”［2］早期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大多是由于环境所迫，出于经济、政治或者个人心理上的原因来到这里。他们更多地将这看做一种文化上的流亡，因此很难对于这片新的土地产生认同感，对于故国有着明显的依恋之情。苏珊娜·穆迪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第一版作者序中表示：“在多数情况下，移民是环境所迫，而非自愿选择。尤其对有相当社会背景的人来说，或者对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来说，移居他国更是不得已之事。对习惯了欧洲社会高雅和优裕生活的人来说，除非迫于当务之急，是很少有人会自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远走他乡，置身在故国悠久传统的呵护之外。”［1］移民之初，在穆迪笔下这种“迫不得已”的情绪不时有所显露。一方面，她在生活上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她在心理上也需要克服种种难题，过去在英国受到的良好教育与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这片荒蛮之地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她念念不忘故国的“文明”，同时又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应对既成事实的环境变化。她的生活从大英帝国的“这里”转移到了加拿大的“那里”，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文化空间的变化。

二、乡土与文雅：语言风格的选择

苏珊娜·穆迪力图以一种她自认为客观的态度来讲述丛林生活，因此她在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才会表示：“读者们，我无意于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来烦扰你们。我为你们讲述了加拿大丛林生活的真实画面，任你自己从中得到结论。”［1］然而，如果认真考察，我们会发觉作品中隐藏着不易觉察的文化立场，下文将从苏珊娜·穆迪写作出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时对语言风格的调整和言辞的删改来加以论述。

苏珊娜·穆迪的姐姐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arineParrTraill）也是加拿大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写有《加拿大的丛林地区》（TheBackwoodsofCanada）等作品。但凯瑟琳写作风格比她显得质朴，善于记录当地的方言，相比之下，她“更醉心于高雅的文学，力图运用修饰语使作品更有说服力”［2］。在贯穿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写作风格都偏于典雅浪漫。开始创作之初，苏珊娜·穆迪的写作无论从题材还是风格上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类似特征。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已经是一名相对成熟的写作者，早在1822年她20岁之前就出版了第一本书《斯巴达克斯：一则浪漫故事》（Spartacus：ARomanticStory）［3］。在后来的写作中，她在艺术风格上的追求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开头，她对加拿大景色的描写不可谓不壮丽：“当那些云雾从灰色的光秃秃的山顶悬崖上袅袅卷起，在围绕着山岭周围宽阔的林带上投下浓密的阴影时，山岭便像巨人一样隐隐地呈现出来——它们是大地上的泰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粗狂与威严的美——一阵惊奇与喜悦充满了我的心头。”［1］其中使用的词汇、典故如“袅袅卷起”（rolledaway）、“隐隐呈现”（loomedout）、“大地上的提坦”（Titansoftheearth）［3］等十分优美文雅，显示出她善于使用“一套套的词汇”［2］。在这些看似生动优美的描绘中，她所感受到的是自然的震慑力与美，是还未受到“文明”（civilisation）影响的原始世界的震慑力与美。在不经意间，原始荒蛮与文明开化成为她审视眼前景色的一个参照系，“在更为遥远的地方，那儿的森林从未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也从未留下文明的印记，初次接近这样的地方唤起一种令人沉思的敬畏，其强烈程度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1］在这些描写中，“从未回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hasneverechoedtothewoodman′saxe）“令人沉思的敬畏”（amelancholyawe）［3］等措辞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期淑女写作的痕迹，借助于优美的语言对自然进行的描摹与由此激发的感悟不是来自于置身其间劳作期间的生活，而是来自文明世界的人对于原始自然的“文化凝视”。

如上文所述，《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是在《文学花环》杂志上片断连载的，最后才在伦敦结集出版。成书出版之前，苏珊娜·穆迪重新进行了文字加工。学者迈克尔·彼得曼把最初的连载与修订出版的文本比较，发现修订后的文稿中更换了不少原先的题材、颇具地方风味的词语，“用一些法语、拉丁语词源的词去取代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词，从而使文体变得正式而优雅”，并且删去了外科手术、婚姻生活等生活细节的描述，还增添了一系列委婉语、《圣经》典故，等等。具体的细节对照可参见表1。［2］

从这些修改可以看出，除了避讳个人隐私的细节删改，最重要的改动是言辞上的替换，原文中那些平实甚至稍显粗陋的词语都被苏珊娜·穆迪替换成了更文雅的词语。例如，“脸”（face）、“肚皮”（belly）等词语显得直接质朴，换成“面容”（countenance）、“腹部”（stomach）无疑就得体正式多了，如说这是“为了保护阅读该书的英国女读者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敏感性”［4］，那么将“印第安人”（Indian）置换为“野人”（thewildman），更是拉开了自己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距离，是以英国文明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加拿大土著，显现出作者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无可否认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里仍然保留了一些“乡野”言辞，但这类措辞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异域色彩”，有利于显示作者在异乡环境中所承受的种种不便。也就是说，这些少量的“乡野”言辞只是苏珊娜·穆迪的写作策略，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凸显了她英国淑女的文明身份。

从本质上看，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是构成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语言不仅是信息交流的载体，同时也是体现文化身份的特征之一，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字词会影响到创作风格，也体现出作者的写作理念与文化选择。穆迪与丈夫一起主编《维多利亚杂志》就是为了传播英国的礼仪风尚，希望这份刊物起到文明教化的作用。在写作中，由于她“更严格地遵循她所赞赏的文艺形式，因而也就更背离殖民地的乡土话，于是她的描写就显示出她与她引为乡土的地区之间的疏远”［2］。因此，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题材上表现拓荒生活的“域外性”与叙述语言上的文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也显露了她固守的文化身份——大英帝国的淑女身份，虽然在加拿大生活的后期她越来越适应粗糙的生活，身上具有了加拿大人特有的荒野气质。

对苏珊娜·穆迪而言，一边是“可爱的英伦，为什么我非要弃你而去？我崇拜你，但我究竟干了什么可耻的错事，使我必须离开你神圣的心胸，落落寡欢独处异国他乡”，而另一边是“加拿大，你是伟大、自由、蒸蒸日上的国家，——是文明世界弃儿的再生父母。你脱胎于不列颠，你定会伟大，我将依恋着你，你是收养我的国家，是我世代生息的国度，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更加珍贵的是你是我子孙长眠的国度”［1］。两者之间的角力一直是隐含在她作品中的主题，虽然她力图客观地记录移民生活，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却显现出内心的波动与复杂。在她看来，“这片殖民地”的生活“平凡而乏味”［1］，莽莽丛林与恶劣的气候更容易让人怀念英国的“文明社会”，她也始终强调自己与英国的精神联系，将英国文化作为精神的根基。她远离文化母体在此地安家，移民加拿大是一个离开“家园”的过程，通过写作她与母国保持了文化上的关系。她书写的是“这里”的故事，面对的却是在“那里”的英国读者，固守的是高雅的“那里”的文化身份。

严格说来，《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体裁杂糅，类似于各种人物描写、奇闻异事、诗歌小说的大拼盘，在艺术上不能说精湛，但“还是成功地展现了一幅极其引人的描绘紧张心理的图画，这种紧张心理必定是她那个时期的许多移民身上的一大特征”［5］。作品描写的是作者本人的移民经验，其中透露出她在移民之初的不舍与憧憬，移民之后因文化隔膜感受到的痛苦以及既此又彼的身份，其中包含了“她明确表达的信息和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之间的差距”，也包含了“穆迪夫人认为她应该具有的思想情感和她实际的思想情感之间的冲突”［6］。从文化层面上来看，这部作品的意义与其说为读者提供了丰富有趣的阅读素材，倒不如说她呈现了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的紧张结构。存在这种文化夹缝经历的不止苏珊娜·穆迪一人，但她移民作家的身份让她有机会将其诉诸笔端，一方面成为加拿大边疆地区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为后来者理解和阐释她的文化境遇提供了更直接而丰富的素材。

三、从“你们”到“咱们”：文化身份的变化

通过《丛林的艰苦岁月》等作品，苏珊娜·穆迪记录了自己的移民生活，同时也寄托了她对于自我归属的思考。一开始，移民行为产生的流亡感让她将英国文化视为“我”的一方，将移民的新环境视为“他”的一方，称其为“你们”。这在上文中已有详尽论述。然而，从文本中也不难看出，穆迪在积累本地生活经验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与归属”，也开始有信心对读者说“你们将会渐渐爱上加拿大，正如我现在这样”。［1］她既对英国文化充满了怀恋，同时也越来越对加拿大的生活产生认同感，由此逐渐弥合了“自我”与“他者”文化界线。继在英国结集出版之后，1871年《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首次在加拿大出版，这时距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土国成立已有四年。在为这一版新写的序言中，她已经表现出一个定居加拿大的人对“这里”强烈的认同感。这是穆迪个人生活中的情感与认知变化，但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虽然仍旧受到英国的影响，但加拿大人已经有了独立身份与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同样也反映在文学领域。当时的加拿大人亟需在文化上在文学上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历史，彰显独立的民族身份。正如弗莱指出的，“加拿大可以依凭的创造本土文化特色的唯一东西就是加拿大的写作和加拿大的想象。针对加拿大人的后殖民环境，加拿大人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尤其是在文学写作上（这个代表着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加拿大人力图创造出自己的神话与文学”［7］。在追溯文学源流、重塑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时隔几年之后这本书在加拿大出版时其中那些“英国特质”被不知不觉淡化了，强调的是她移民加拿大之后，作为加拿大人的生活与心理体验。苏珊娜·穆迪本人无疑也在配合这种文化背景的变化，她对加拿大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再次进行了删改，去掉了那些“会引起不快的段落”，以免“激怒”加拿大人［3］。总之，是那个时代对于民族独立性以及民族文学独立传统的塑造让苏珊娜·穆迪被吸纳进了加拿大民族作家的队列之中，并成为其中十分典型的代表。她的形象在历史文化与文学史中出现文化身份的转变是内力与外力合作的结果。加拿大文学史家威廉·赫伯特·纽（WilliamH.New）发现：“尤其富于戏剧性的变化是到了一八七一年时，‘咱们’这个代名词已经把苏珊娜吸收进加拿大人的行列中了。因此，我们不仅应将《丛林的艰苦岁月》看作那个时代的记录，还应视为不断变化的时代的不断更新的记录；尽管从语言角度来说它属于过去，但是它还力争改变形式去迎接未来。”［2］他敏锐地指出了苏珊娜·穆迪和她的作品在文学史维度上呼应时代变革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在后来的一批加拿大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

进入20世纪，苏珊娜·穆迪的经历成为不少加拿大作家的写作素材。比如加拿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Davies)在五十年代时就将苏珊娜·穆迪的事迹写入剧本《我心深处》(AtMyHeart′Core1950)。剧本描写了凯萨林·帕尔·特雷尔、苏珊娜·穆迪和弗兰西斯·斯图尔特这三位加拿大早期女拓荒者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她们内心的争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和选择。作家让“魔鬼”与她们每个人谈话，借以呈现出当时加拿大移民生活对这些移民者的影响。

如果说戴维斯的剧本再现了苏珊娜·穆迪作为早期移民女性的生活场景与情感矛盾，那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诗作《苏珊娜·穆迪日记》（TheJournalsofSusannaMoodie，1970）则特别强调了这位移民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构问题。对于《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阿特伍德曾入木三分地指出“书中最复杂、最暧昧的人物是穆迪夫人自己”［6］。阿特伍德所说的复杂与暧昧，指的就是苏珊娜·穆迪在英国文化与加拿大文化之间的双重处境与身份困境。阿特伍德本人尤为关注的正是这种复杂与暧昧所体现的文化张力。《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隐约透露或者暧昧表达的文化身份处境，成为阿特伍德重新创作与诠释的灵感来源。只不过不同于原作的是，阿特伍德在表现了穆迪文化选择的困境之后，将这一人物牢牢地确定在“加拿大人”的谱系之中。诗歌中基本没有描写苏珊娜·穆迪在丛林里拓荒的生活，而这本来是苏珊娜·穆迪本人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重点叙述的内容。《苏珊娜·穆迪日记》从第一部分开始到第三部分结束，苏珊娜·穆迪的形象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断塑造和变形的过程中，生发出多维层面的文化意义，“明显体现出阿特伍德认为的加拿大人生存状态中那种强烈的双重性”［8］。这一形象想要展现的实则是加拿大女性与加拿大文化所处的困境。对于当代读者而言，从阿特伍德的《苏珊娜·穆迪日记》中能瞥见的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就是说，阿特伍德对于苏珊娜·穆迪这一素材的吸收，并非局限于再现加拿大移民历史，而试图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她以充满想象力和隐喻性的文字重新塑造了穆迪的形象，诗歌结尾处的穆迪不再是诗歌第一部分那个与丛林格格不入、需要重新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英国淑女和加拿大移民的混合体形象，而成为加拿大人民以“纪念碑”标注的人物，一个“象征性的徽章”，一个代表了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文化符码。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当代作家的吸收与再诠释，那位在加拿大荒蛮丛林中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努力生存、在优雅的英国文字中寻求归属感的历史中的苏珊娜·穆迪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形，从“一位深受欧洲文明熏陶的文化女性转变为充满原始与野性的加拿大旷野的精灵”［9］，由一位具有他者身份的移民作家转化成为代表加拿大本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四、结束语

苏珊娜·穆迪以文字记录了早期移民的生活与思想状况，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加拿大移民女性作家，其作品在文化层面的意义要大于艺术审美层面上的意义。如上文所述，在她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体现了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边缘性以及遭遇的文化身份危机。进入新的时期，当她本人成为当代加拿大作家再创作的素材来源时也为后者提供了文学演绎的新起点，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重新焕发生机。在这个意义上，穆迪本人以及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的穆迪形象无疑能够成为理解加拿大人文化身份的典型个案，其中既体现出某一时代移民者文化身份的双重性，也反映出以文学手段再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在当下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相信还会出现更多的文学文本，以苏珊娜·穆迪的文学创作为题材继续探索民族文化身份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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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加)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M］.冯建文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2495745，16．

［2］(加)威廉·赫伯特·纽，吴持哲．加拿大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0，71，96，97，73，95．

［3］MOODIESUSANNA.RoughingitintheBushorLifeinCanada［M］.Montreal：CarletonUniversityPress1988：xx1718xlviii.

［4］THURSTONJOHN.TheWorkofWords：theWritingofSusannaStricklandMoodie［M］.Montreal：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1996：133-166.

［5］(加)威·约·基思．加拿大英语文学史［M］.耿力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

［6］(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奇的追寻［M］.牟芳芳，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4，78．

［7］江玉琴．理论的想象——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94．

第9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章炳麟指出,语言文字对文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强调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忽视语言文字的建设,就会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甚至连做文章、读古书这样的事都不能做。总之,语言文字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民族文化的载体,社会生活的工具,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一能离开语言文字而存在。

一、汉字、西方字母文字同源而殊途

汉字源自原始图画,然后一脉相承的发展下来,其历史没有中断过;西方字母文字也是源自原始图画,不过它的历史是反复被打断过的,它在不同的民族间经过了多次的转借。

原始图画有三重属性:美学的、宗教的和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符号属性。就造字机制而言,汉字是取向或取像于物,与事物和现实一致;而英语为代表的字母文字则是取向,或取像于语音,而不是取像于物或现实,所以汉字形象,而字母文字相对而言不如汉字形象和直观。

二、汉语的语法适应形象思维与直观表达事物,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的语法长于抽象、理性思维

(一)汉英词类和词性对比

汉语的词类无形态标记,常有异类同形现象,如动词、名词、形容词同形现象。譬如:汉语的“思想”、“证明”就是动词和名词同形,而英语单词 think和thought,proof和prove是异类异形词;还有就是汉语里面的“美丽”是名词和形容词同形,而在英语里面,beauty和beautiful是异类异形词。

汉语没有英语等印欧语言的系统的曲折手段以表达性、数、格、时、体、态等语法范畴,汉语表达这些语法常用词汇手段较为直接的表达。语言的使用者是知道汉语的词性的,但并不用语言形式标记出来;接受语言信息的人要确定相关词语的词性也无语言形式可依,而必须取决于相关词语所表示的现实事物,表动作则为动词,表事物则为名词。这说明言说者使用汉语词语的时候不用语言形式标记对事物或动作的属性进行分析,只要能反映出有关事物或动作即可;而信息接受者也不依赖词语形式去寻求关于描写对象的属性的判断,而转向言外求之。比如,汉语句子“他不是过的他了。”可以翻译成 He is no longer what he was。最典型的例证是汉语的他、她和它与相对应的英语里面的he, she, it。比如,汉语句子“昨天下午,他去济南。”可以翻译成 Tomorrow afternoon, he is going to Jinan。还有英语用介词词组的情况,汉语中常用动词。比如,

他用筷子吃饭。 He eats with chopsticks.

他骑车去的。 He went by bike.

那个穿红衣服的是他的妹妹。 That girl in red is his sister.

与介词词组比较而言,动词词组是对现实中动作的直接的反应。

(二)汉语的意合与英语的形合

汉语的主要句法手段是词序,其复句不长于用英语那样的句法手段表示出小句间的逻辑关系,甚至词汇手段也常常省略,结果是汉语里有很多流水句。这种句法特点,言之,即:隐而不显;而英语这样的语言则有系统的关系代词与副词,并且有主从句、分词短语、不定式短语几种不同手段把不同动作和小句间的主次与层级关系用准确的语言形式手段表示出来。即汉语属意合语法,而英语所代表的印欧语法属于形合语法,比如:

风大,不能开船。It is too windy, so we cannot set sail.

他来,我就走。If he comes, I will go.

他不给你钱,我给。If he does not give you money, I will give.

(三)汉、英语的文字与语法对语言运用中涉及的逻辑分析处理方式不同

汉语因汉字和汉语的语法、句法的影响形成了长于直接、直观描写的特点,对语言运用过程中对现实事物所作的分析、所采取的态度则是经过逻辑分析,但不反映逻辑分析。

据思维规律,关于事物的本质或事物间关系的认识往往是逻辑分析或理性认识的对象和结果。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汉语不倾向于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的关系较直接地表达出来。换言之,这就是不把逻辑分析的结果展现于语言的表层,而把它当作一个过程和手段,其目的是使对事物的描写更直接、更直观、更接近事物本身。英语与汉语相反,英语不但描写事物,而且还借助一定的语法手段将对事物间关系的分析描写出来。这种分析实际上也是抽象的逻辑分析。这样,在英语句法中,抽象的逻辑分析就不仅是一个过程而是借助于曲折变化、复合句句法结构等语法手段在句法结构上有所表现。因此,英语语法与对事物的逻辑分析有一定的一致性。英语这样语言的文字不长于直观描写现实事物,恰恰相反,字母文字与汉字相比具有较大的抽象性,而其语法长于在描写现实事物的同时也把言说者对现实事物间的关系的分析也用语言手段表达出来。

三、汉字、汉语与字母文字,西方语言与中西文化的关系

(一)中西文字、汉语与中西思维方式的关系

汉字汉语语法长于直观表达事物,长于以形表意,立像以表意。这正适合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而汉语的不重视或不长于传达对事物的逻辑分析的语法特点则对应中国人不长于逻辑分析和理性思维的特点,或者汉语的语法特点与该思维特点具有相适应性。

字母文字与汉字相比具有较大的抽象性,与西方人的抽象思维具有不谋而合的适应性。而西方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言的语法长于对语言运用过程中所涉及的逻辑分析的表征,故有利于养成、促进,并且也适应逻辑分析和理性抽象的思维。所以,可以说汉字、汉语语法应当说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行程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而字母文字与英语所代表的的印欧语法则对西方的重理性和注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应当是产生过影响。

(二)中西文字、语言与中西文学的关系

汉字注重立像以表意,所以中国人注重类比、类推思维,这导致了中国文学对比兴的偏爱。重立像以表意也导致了作为专门的题材的蒙太奇、山水画式的山水诗。而汉语语法的不长于表征逻辑分析而倾向于直观描写的特点也导致了中国文学相对较晚才学习和注意对心理的描写。西方的心理描写出现早,数量多,抒情诗多。

(三)中西文字、语言与中西方哲学的关系

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述而不作”的传统与汉语重直观再现,倾向于立像以表意、重类比思维关系密切。因为这种语言习惯,汉语形成了习惯以形象表达抽象的习惯。中国哲学家的深邃边界之后,哲学家将重新回到激发起哲学思考的原初之物,事物的意象,不外乎天地人阴阳。

而英语的文字与语法正相反,一个是不长于直观再现,另一个是不长于形象思维和以形象表抽象,而长于对逻辑分析和抽象思辨的反应和再现。所以古希腊就提出了intangible的概念,而 且此后的历史上,西方的哲学不断产生新的流派,不断产生全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