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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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力市场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体位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 契约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2篇：劳动力市场范文

为什么招工难来得如此迅速

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折，来认识何以从就业难到招工难的转变如此迅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的存在，抑制了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以民工荒现象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双重特征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进而，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其次，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要更加关注经常性发生的周期性失业现象。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活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对应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春节提前返乡，就是这种周期性失业的表现。

从一般经验和中国特殊性看，应对这种类型的失业有两条途径。第一，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熨平经济周期。为此，宏观经济政策要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以就业状况为依据确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业风险。第二，通过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周期性失业的放大效应。为此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按属地原则均等供给的进程，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就业扶助等公共服务范围，降低他们面对就业冲击的脆弱性。

第3篇：劳动力市场范文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职业介绍机构

第三章 择业求职和招用人员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通过劳动力市场招用人员、择业求职以及从事有关职业介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力市场，是指在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管理与监督下，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实行劳动力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劳动中介服务场所。

第四条 劳动力市场运行应当遵循公开、平等、竞争、公正服务的原则，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双向选择和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

第二章 职业介绍机构

第五条 劳动行政部门和具备条件的行业管理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经过批准，可以开办职业介绍机构。

第六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业务范围和章程；

（二）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和相应的办公设施；

（三）有相应的开办资金；

（四）有一定数量的熟悉劳动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的专职工作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设立综合性的职业介绍机构，由本级人民政府审批。

企业事业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的，须持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有关资料和书面报告，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申请，经审查批准，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并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职业介绍许可证》由省劳动行政部门统一印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借、转让、涂改、倒卖和伪造。

第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提供下列服务：

（一）对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进行求职、用工登记；

（二）为求职者提供用人信息、求职咨询和介绍工作单位；

（三）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资源信息和咨询服务；

（四）组织劳动力供求双方洽谈；

（五）向社会公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

（六）指导建立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介绍工作。

第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向劳动者介绍职业状况和求职方法；帮助用人单位正确选择招聘方法和执行国家规定的招聘标准。

第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求职提供帮助，保障其合法就业权利。

第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劳动政策，不得随意扩大业务范围；并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标准，收取中介服务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胁迫、欺骗等手段进行非法劳务中介活动。

第三章 择业求职和招用人员

第十二条 凡年满十六周岁、有劳动能力和求职要求的城乡劳动者，均可进入劳动力市场择业求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劳动者择业求职，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和的不同而受歧视。

第十三条 择业求职的劳动者到职业介绍机构办理登记手续，应当持本人身份证件，并按照要求提供其他有效证件。

从事特殊工种的求职者，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四条 农村劳动者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择业，劳动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服务，方便其就业。

第十五条 国外、境外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外，还必须到省劳动行政部门申领就业许可证。

第十六条 招用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必须面向社会、公开招收、择优录用。用人单位可以自主确定招用人员数量、方式和条件。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凭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到职业介绍机构进行登记。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招用简章必须如实介绍本单位的性质、地址，公布招用人员的工种、用工形式、工作期限、工作条件、工资和劳保福利待遇等基本情况。

用人单位不得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在特殊工种岗位就业；不得以招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与被录用人员依法确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 合同。

第二十条 择业求职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力市场各项规定，共同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力市场的主管部门，对劳动力市场和各类职业介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冠以省名的职业介绍机构，由省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管理，并到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其他单位和个人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管理，并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第二十三条 公安、工商行政、财政、物价、税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劳动行政部门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变更、停办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提前一个月向原申请批准的劳动行政部门申报，由劳动行政部门批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还应当按照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劳动行政部门对职业介绍机构实行年度审验制度。

第二十五条 刊播招用人员广告，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秉公执法。

第二十七条 劳动力市场的职业介绍活动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职业介绍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未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而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由劳动行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非法印制、倒卖或者伪造《职业介绍许可证》以及其他有关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予以没收，并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超出职业介绍许可范围从事职业介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其非法所得，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直至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超出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的，除由财政、物价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外，劳动行政部门可根据情节轻重，责令其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以胁迫、欺骗等方式进行非法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由劳动行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在职业介绍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擅自介绍和招用国外、境外人员就业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不如实介绍用人单位情况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每招收一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对未按规定刊播招工、招聘广告的单位和个人，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广告法》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三条 劳动行政部门和职业介绍机构工作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人才市场的管理，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4篇：劳动力市场范文

“尽管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放缓的争议，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北京接受《财经》专访时，坦言他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度。

今年68岁的赫克曼，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由于对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发展和贡献，他与丹尼尔?麦克法登分享了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赫克曼也将关注的目光更多投向中国，并在特定领域进行专题研究。

早在2003年，赫克曼就提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偏低”的观点。之后，他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改革领域，他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人力资本也是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

通过研究他发现，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政策引发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组合扭曲，更多的资金投向了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今天，没有人否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但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高投入、高积累、高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近极限。

在赫克曼看来，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但中国需要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同时中国应放开劳动力市场，让私人激励发挥作用。

“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让他们掌握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实现。”赫克曼说。

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须适当

《财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物质投资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你看来，这种增长方式是否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接近极限？

赫克曼：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原因很多，不仅仅是靠投资，还有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科技发展。

我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接近极限。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比如面临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

但是，我认为中国教育结构需要做一些调整，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以使劳动者的技能与科技发展相适应。因为在中国在发展更复杂精密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必然需要更多的专业技能，而中国所需的这些技能的概念还有待扩展。

《财经》：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也就意味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发达国家有哪些差距？

赫克曼：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政策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组合扭曲，更多资金投向了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比例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各级政府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3％，而在实物上的投资却大约占到GDP的30％。在美国这些指标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分别是3.7％和30％。到2002年，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3％，但实物投资占GDP的比重则上升到45％。

十年过去了，情况逐渐好转，某些方面的差距已经得到改善。比如中国削减了中小学学费，大幅扩大教育产业，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绝对量在上升，教育领域大量投资的回报也是巨大的。

《财经》：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宣布要将教育支出提高到占GDP的比重4％，这是否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应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教育投资是否充足？

赫克曼：我会用投资回报率作为判断标准。公司或教育投资的收益计算方式就是投资回报率。在中国很少有人这么做。

不过如果有人计算过，就能看到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这应该是衡量任何政府支出的指导标准。你如果想衡量对于一个活动的投资是否高于另一个，你应该总是考虑到社会效率，以使投资回报最大化。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有适当的比例，正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员配比一样，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优化经济生产。

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需要平衡，过分强调其中的一方都会损失效率。如果过分强调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将使得中国不但不能最优化生产，也不能享受经济增长中高增值的部分。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重视人的发展问题，这样才能给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受到教育。

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很低，只是靠这些技术水平很低的人不停地生产，肯定会有问题。

《财经》：中国在人力资本领域还存在哪些问题？

赫克曼：在我看来，中国还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可以考虑改进中等教育，培训具有中等技能的学生，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发展侧重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促进学生就业。同时，中国也应该对以智商测验为主的考试体系等方面做出改进。

中国对技能的定义可以扩展一点，可以思考一下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要重视早期童年的角色，童年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农村地区的贫困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中国应增加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投入，社会不平等在中国是一个严重问题，通过提高弱势群体的劳动技能，则能够改变这一状况。

改革教育市场

第5篇：劳动力市场范文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职业介绍

第三章  择业求职

第四章  招用人员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供求双方相互选择、自动配置的劳动就业和人才交流市场。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择业求职、招用人员以及从事有关职业介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在服从国家需要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转业、退伍军人，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择业求职。

第五条  劳动力市场必须遵循自主用人、自由择业、平等竞争、公正服务的原则，促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双向选择和人才的合理流动。

第六条  市、县（区）劳动人事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力市场的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范围，负责制订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力市场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监督检查有关劳动力市场法律、法规的施行，批准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和人才交流机构（以下统称职业介绍机构），管理协调职业介绍机构的工作，指导职业介绍机构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用人单位、劳动者依法活动，查处违法行为。

第七条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财政、物价、税务等部门和工会组织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职业介绍

第八条  人民政府应当发展职业介绍事业，为劳动者择业求职和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提供服务。

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可以设立综合性或专项性的职业介绍机构。

企业事业单位和行业管理部门可以设立以调剂本系统内部劳动力为主的行业性职业介绍机构。

社会团体可以设立与自已工作职能有关的职业介绍机构。

第九条  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工作章程、业务范围、财务制度和机构名称；

（二）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和所必需的设施；

（三）有三名以上具有职业介绍业务知识和经验的专职人员；

（四）有五万元以上注册资金。

第十条  凡要求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的部门、团体、单位，须持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有关资料和书面报告，向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申请，经批准并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或《人才交流服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方可从事职业介绍活动。《许可证》不得转借、转让、涂改、倒卖、伪造。

企业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团体设立职业介绍机构，还应当持《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第十一条  凡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的，由当地县级以上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按职责范围负责审批、发证并年检。

第十二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提供以下服务：

（一）收集、整理和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

（二）进行劳动就业、人才交流方面的法律、政策咨询和指导；

（三）办理择业求职和招用人员登记，介绍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

（四）采取多种形式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接洽场所和条件；

（五）开展劳务承包、劳务输出与引进活动；

（六）指导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或聘用合同、进行合同鉴证、办理社会保险手续。

第十三条  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开展下列活动：

（一）对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力供求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和预测；

（二）建立本行政区域内职业介绍信息网络；

（三）接受用人单位或劳动者的委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管人事档案；

（四）办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交流手续；

（五）审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招用简章。

第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根据职业介绍的需要，可以查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有关证件及其有关基本情况的资料。对不提供情况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拒绝介绍。

第十五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如实地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介绍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从事涉外职业介绍活动，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经批准方可进行。

第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介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二）介绍女性劳动者和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法律、法规禁止其从事的职业；

（三）以暴力、胁迫或欺骗等方式进行职业介绍；

（四）其他侵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介绍活动。

第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开展职业介绍活动，可以按照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收取服务费。

第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更名、变动地址的，应当向原审批部门报批。原审批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后十五日内答复。

职业介绍机构需停办的，应当向原审批部门备案，并刊登停办公告，交回《许可证》。

第三章  择业求职

第二十条  凡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均可进入劳动力市场择业求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劳动者择业求职，不因民族、种族、性别、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居住期限不同而受歧视。

第二十二条  择业求职的劳动者，应当接受必要的职业技能或专业技术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

选择国家实行职业资格标准的工作岗位的，必须接受相应的职业技能或专业技术培训，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

第二十三条  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择业求职，应当出示本人居民身份证，并如实地向职业介绍机构和用人单位提供本人的健康、年龄、学历、资历、职称、特长、职业资格、计划生育等基本情况和相应的证明资料。

第二十四条  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择业求职，须持人事行政部门制发的人才流动证。

第二十五条  本市农村劳动力跨乡（镇）和外地劳动力进入本行政区域务工求职的，应当事先取得公安机关制发的暂住证和劳动行政部门制发的务工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境外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须按国家有关规定申办就业证，并在经批准可以从事涉外职业介绍的职业介绍机构登记。

第四章  招用人员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招工、招聘或聘用、录用人员（以下简称招用人员），必须遵循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

第二十八条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自行招用人员。招用简章须经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职业介绍机构审查，并张榜公布。招用人员工作结束后，应在十五日内到相应的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职业介绍机构办理有关录（聘）用手续。

用人单位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招用人员或办理录（聘）用手续，应当出具单位介绍信或有关证件。

外地用人单位在本市招用人员的，应当出具当地县级以上劳动人事行政部门的证明，并通过职业介绍机构进行。

境外机构和组织在本市招用人员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必须如实介绍本单位的性质、地点，公布招聘岗位的工种、用工形式、工作期限、待遇等基本情况。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到外地招用人员，应当按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管理权限，取得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的证明。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招用境外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不得以招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刊播招用人员广告，应当按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管理权限，事先征得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同意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与录用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聘用合同以及社会保险合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未取得《许可证》，擅自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的，由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取缔，没收其非法所得。

转借、转让、涂改、倒卖、伪造《许可证》的，由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收缴其《许可证》，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一至二倍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从事涉外职业介绍的，由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吊销其《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除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外，可并处吊销其《许可证》：

（一）对介绍未成年人或为童工出具假证的，按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处罚。

（二）对介绍女性劳动者或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职业的，由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清退或调换工种，并对职业介绍机构处以五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三）对以暴力、胁迫、欺骗等方式进行职业介绍或从事其他非法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责令其纠正，并处以二千元至五千元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未办理录（聘）用手续的，由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责令其补办手续，并按每招用一人处以一百元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擅自招用境外人员的，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应予以制止，责令其清退已录用的人员，并按每招用一人每月处以五百元至一千元罚款（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以招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由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一至三倍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使求职人员或用人单位遭受经济损失的，应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劳动力市场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按本条例作出的处罚，应当向当事人开具《处罚决定书》。罚没款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凭证，并全额上缴同级财政。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用人单位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第四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6篇：劳动力市场范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规范职业介绍行为，保护劳动力供需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就业，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劳动力市场进行的择业求职、招聘用人、职业介绍活动，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应当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坚持统筹规划、规范管理、有利于平等竞争和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的原则。

第四条  市劳动行政部门主管本市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工作；区、县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市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择业求职、招聘用人、职业介绍和行政管理活动进行监督，对违法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择业求职

第六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第七条  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或者其他合法的渠道求职就业。

第八条  求职者职业技能未达到职业需求的，应当接受职业指导，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

第九条  求职者应当如实介绍本人的有关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和材料，其中与原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妥善处理有关事宜。

第十条  失业人员和下岗人员应当按照劳动行政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分别领取《北京市城镇失业人员求职证》（以下简称《求职证》）和《北京市企业职工下岗证》（以下简称《下岗证》）。

凭《求职证》或者《下岗证》求职的，可以享受有关待遇。

第三章  招聘用人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招聘用人自主权。

新建单位在筹备建立期间招聘人员，必须经市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招聘人员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一）委托职业介绍机构；

（二）参加招聘洽谈会；

（三）通过新闻媒体刊登、播放启事；

（四）查询职业介绍信息网络；

（五）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应当公布招聘简章。招聘简章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基本情况、招聘岗位类别、用人条件和数量、工资和福利待遇等内容。

用人单位应当与被聘用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招聘国家规定必须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特种作业工种的人员，应当从具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聘用。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招聘失业人员和初次就业人员，应当自与聘用人员确立劳动关系之日起30日内，到市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所在区、县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六条  禁止用人单位的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用人信息；

（二）向求职者收取费用；

（三）以招聘为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职业介绍

第十七条  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可以依法开办职业介绍机构。

第十八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职业介绍业务范围；

（二）有与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经费和专职工作人员；

（三）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劳动政策，取得劳动行政部门核发的岗位资格证书的从事职业介绍的业务人员；

（四）有规范的职业介绍管理制度；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必须向市劳动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市劳动行政部门自接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予以批准，发给《北京市职业介绍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许可证》由市劳动行政部门统一制作。

第二十条  市劳动行政部门对《许可证》实行年审制度。

职业介绍业务终止或者《许可证》变更，应当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求职、用人登记，用人推荐；

（二）职业指导、咨询服务；

（三）职业供求、职业培训信息的收集和发布；

（四）组织职业招聘洽谈会；

（五）介绍地区之间、单位之间的劳务输出与输入；

（六）介绍家政服务人员；

（七）与职业介绍有关的其他业务。

职业介绍机构从事的业务范围，必须与劳动行政部门批准的业务范围相一致。

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县劳动行政部门指定的职业介绍机构，可以从事人事档案管理及相关业务。

第二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组织各类职业招聘洽谈会，应当向市劳动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市劳动行政部门自接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发给《招聘洽谈会批准书》；不予批准的，说明理由。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持《招聘洽谈会批准书》向市公安部门报送安全保卫方案，市公安部门自接到安全保卫方案之日起10日内，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

未经劳动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批准，职业介绍机构不得举办职业招聘洽谈会，也不得通过新闻媒体刊登、播放职业招聘洽谈会启事。

第二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的明显位置悬挂《许可证》，公开服务内容、程序和管理制度，公布收费项目和标准。

第二十五条  禁止职业介绍机构的下列行为：

（一）超许可范围经营；

（二）提供虚假信息；

（三）作虚假承诺；

（四）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五）出租、出借、转让、涂改《许可证》。

第五章  调控市场与促进就业

第二十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制定政策，鼓励用人单位聘用下岗、失业人员，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

第二十七条  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实行劳动力供需报告制度，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的建设和管理，组织开展职业供需预测，发布职业供需信息，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第二十八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服务。

劳动行政部门指定的职业介绍机构对持有《求职证》、《下岗证》的人员，免费提供职业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第二十九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鼓励社会各方面依法开办职业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高就业能力服务。

劳动行政部门指定的职业培训机构对持有《求职证》、《下岗证》的人员，免费提供一次职业培训；对培训结业的人员，由劳动行政部门指定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免费为其进行职业技能鉴定。

第三十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鼓励有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机构，以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组织下岗职工进行职业培训，提供就业指导，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第三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形势的需要，制定促进就业的政策。对在就业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新建单位在筹备建立期间未经批准擅自招聘人员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招聘失业人员和初次就业人员未按期办理备案手续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禁止行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取得《许可证》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职业介绍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许可证》变更未办理手续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经劳动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批准举办各类职业招聘洽谈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公安部门责令停办，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吊销《许可证》。

未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通过新闻媒体刊登、播放招聘洽谈会启事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禁止行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条  从事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求职者、用人单位、职业介绍机构之间发生争议，可以协商解决，或者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港、澳、台人员和外籍人员的就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未成年人、残疾人就业和本市用人单位招用外埠人员，除适用本条例外，还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对人才市场的管理，按照《北京市人才市场管理条例》执行。

第7篇：劳动力市场范文

    第一条  为加快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促进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力市场管理。

    有关人才流动管理，按照《哈尔滨市人才流动管理条例》执行，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力市场管理，是指对劳动者择业求职、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介绍机构及其职业介绍行为的管理。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多渠道吸纳劳动者就业，引导和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第五条  劳动力市场应当遵循自由择业、自主用人、平等竞争、公开服务的原则。

    第六条  市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全市劳动力市场管理工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区、县（市）劳动行政部门依据职责权限，负责本地区劳动力市场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财政、物价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劳动行政部门做好劳动力市场管理工作。

    第七条  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为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搞好服务，不准利用职权徇私舞弊。

    第二章  择业求职

    第八条  劳动者择业求职，可以通过职业介绍机构进行，也可以直接到用人单位应招、应聘。

    第九条  非本市劳动者来本市择业求职或者本市农村劳动者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区、县（市）择业求职的，应当持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核发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择业求职地的公安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分别办理《暂住证》和《外来人员就业证》。

    第十条  劳动者到职业介绍机构办理择业求职登记手续或到用人单位应招、应聘，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材料；非本市劳动者和本市农村劳动者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区、县（市）择业求职的，还应当出示《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暂住证》、《外来人员就业证》等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  劳动者择业求职，应当接受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从事特殊工种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二条  本市在职劳动者离开所在工作单位重新选择职业，应当向所在工作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所在工作单位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办理手续，不得借故刁难或处分劳动者，不得向劳动者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第十三条  本市下列在职劳动者离开所在工作单位重新选择职业，应当事先征得所在工作单位同意：

    （一）与所在工作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未满，或者由所在工作单位出资培训，培训合同规定的工作期限未满的；

    （二）在特殊行业、特殊岗位工作，流动后会给原工作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

    （三）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第十四条  劳动者重新选择职业后，不得泄露原工作单位的商业秘密。

    第三章  招用人员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保护、安全、卫生条件；

    （二）具有支付劳动报酬和提供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的能力。

    第十六条  本市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应当向招用地区的劳动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经审核同意后，方可招用：

    （一）用人单位制订的包括用工性质、地点、岗位、形式、期限、待遇等基本情况的招用简章；

    （二）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和本单位的证明；

    （三）个体经济组织持营业执照副本和业主身份证明。

    省内非本市用人单位来本市招用劳动者，除应当提供本条前款材料外，还须持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出具的招用证明，报市、县（市）劳动行政部门审核。

    第十七条  省内非本市用人单位来本市招用劳动者的，应当向市或县（市）劳动行政部门交纳相当于每人单程火车费用120％的招用保证金。招用保证金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自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3个月内返还本息。

    第十八条  本市用人单位在省内招用劳动者，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可以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招用。

    省内非本市用人单位来本市招用劳动者，应当通过市、县（市）劳动行政部门管理的劳动服务机构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招用；也可通过劳动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职业介绍机构招用。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张贴、刊播招用广告的，应当经市、县（市）劳动行政部门同意后，方可在公共揭示板、广告栏内张贴或者到广告发布单位办理刊播广告手续。

    广告发布单位不得发布未经劳动行政部门同意的招用广告。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招用劳动者工作结束之日起15日内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用工、社会保险、劳动合同鉴证等有关手续。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招用劳动者或未成年工从事法律、法规禁止其从事的职业；

    （三）以招用劳动者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招用无规定证件的非本市劳动者或本市农村劳动者；

    （五）招用未经职业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的劳动者；

    （六）招用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从事特种作业；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职业介绍

    第二十三条  市、区、县（市）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开办职业介绍机构。

    行业管理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可以开办职业介绍机构。

    第二十四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场所和设施；

    （二）有3万元（含3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三）有两名以上经劳动专业培训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有与职业介绍能力相适应的业务范围；

    （五）有相应的机构章程和健全的管理制度；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五条  申请开办职业介绍机构，持单位证明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等有关材料，按下列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一）市劳动行政部门开办的，报省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二）区、县（市）劳动行政部门和市属行业管理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开办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三）区、县（市）属行业管理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开办的，由区、县（市）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区、县（市）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的职业介绍机构，应当自审批之日起15日内报市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批后，核发《职业介绍许可证》，并按市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工本费。

    开办盈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持《职业介绍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职业介绍许可证》不得转借、转让、涂改。

    《职业介绍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

    第二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变更或停办，应当提前30日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变更或停办手续。盈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变更或停办，经审批部门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办理变更或停办手续。

    第二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诚实、信用、公开、公平的原则，开展职业介绍活动。

    第二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以提供下列服务：

    （一）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办理登记手续；

    （二）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供求信息；

    （三）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组织洽谈活动；

    （四）指导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等有关手续；

    （五）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就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服务；

    （六）向各类职业培训实体提供职业需求信息，推荐需要培训的人员；

    （七）经批准的其他服务项目。

    第三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可按省物价部门批准的公益性或盈利性的职业介绍收费标准收取中介服务费。职业介绍机构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由求职人员和用人单位缴纳。

    第三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介绍未满16周岁的未成人就业（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介绍劳动者或未成年工从事法律、法规禁止其从事的职业；

    （三）以暴力、胁迫或欺骗等方式进行职业介绍；

    （四）超出有关规定项目和标准收取中介服务费；

    （五）超出批准的服务范围进行职业介绍；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求职者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求职或者用人单位招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求职者以及向国外或港、澳、台地区输送劳动者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职业介绍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职业介绍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在职劳动者未征得所在工作单位同意重新选择职业，或者重新选择职业后泄露原工作单位商业秘密给原工作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不具备规定的条件弄虚作假招用劳动者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罚；

    （二）未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招用劳动者的，责令其改正，并按每招用1人处以100元的罚款；

    （三）招用劳动者未办理有关手续的，责令其补办手续，并按每招用1人处以100元的罚款；

    （四）违法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和招用劳动者或未成年工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工作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罚；

    （五）以招用劳动者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按每招用1人处以500元的罚款；

    （六）招用无规定证件的非本市劳动者或本市农村劳动者的，责令其改正，并按每招用1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七）招用劳动者未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或者招用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特种作业的，责令其改正，并按每招用1人处以100元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给劳动者或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办理《职业介绍许可证》开展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其停业，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二）转借、转让、涂改《职业介绍许可证》的，收回《职业介绍许可证》，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三）介绍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的，责令其改正，并按每介绍1人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介绍劳动者或未成年工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的，责令其终止介绍活动，并按每介绍1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以暴力、胁迫或欺骗手段进行职业介绍活动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六）超出规定介绍服务范围进行职业介绍的，责令其终止超范围介绍，没收其违法所得，并按每介绍1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对未经批准擅自发布招用人员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对超过规定的标准收取中介服务费的，由物价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三条  罚没票据和罚没款的处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8篇：劳动力市场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市场；供需弹性；新《劳动法》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2-0048-06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据估计，1983年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数量只有200万，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高达1.37亿①。一方面，对于农村来说，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提高收入，向城市转移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和城市就业体制的制约，只能在城市从事那些工资低、条件差的工作，合法权益也往往得不到保障。由于长期以来城乡行政分割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原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来看[1]，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的转移；第二个阶段是从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个阶段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劳动力被严格限制在农村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末，从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2]，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便开始了重新配置的过程。随着劳动力流动条件的放松，城市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扩张，这种配置最终引起了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并最终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

对城市而言，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正成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城市农民工数量与城镇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乎为0，增加到2000年的36.9%，并继续增加到2007年的46.7%。一般来说，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上升，这将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甚至最终消失[3]，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扩大。这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即农村劳动力空前流动起来的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拉大，这说明劳动力流动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条件的[4]。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相同条件下，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被区别对待[5]。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城市劳动力市场[6][7][8]，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从而构成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二元社会”。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由Doeringer和Piore提出[9]，后经Jeremy I Bulow和Lawrence H Summers等人发展[10]，指的是把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有较多的职业晋升机会，就业的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动者；而第二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在这两个市场之间流动是比较困难的，一般说来，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不愿进入第二市场，第二市场的劳动者羡慕第一市场的就业，但第二市场的劳动者无法进入第一市场。如果第一市场的劳动者愿意进入第二市场，他们是能够比较容易地在那里找到工作的，因此如果出现周期性失业时，第一市场的失业率要低于第二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更多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如工会力量、劳动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法等；而第二市场则很少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其劳动力供需可以较迅速地由工资变化来调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还表现在两个市场招聘新职员方式的区别上，第一市场的空缺职位通常不是到市场招聘而是由内部提升来完成；而第二市场则完全是市场招聘。

在我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一般并不能进入到比较正规的部门就业，而大多数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城市的一些非正规部门。[11]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相对也会较低。[12]平均起来，迁移者的工资仅是非迁移者的80%，而且迁移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得到的待遇，也明显差于非迁移者。[13]显然，农民工市场是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

虽然农民工就业差，工资低，但直到2003年以前，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始终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企业总可以在农民工市场上找到他们需要的劳动力，而农民工也总能以较低的工资找到工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98年，即使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仍在持续增加，未出现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企业也未遇见劳动力短缺问题。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并且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的中国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为此，有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14][15]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②。

为什么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为什么2004年在全国会出现大面积的“民工荒”，反之，又如何解释2008年大量民工失业呢？农民工市场，甚至城镇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

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那么，新《劳动法》③是引起2008年底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原因吗？它是否加剧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本文试图提供这些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二、中国农民工市场均衡模型

影响中国农民工市场的供求因素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系统性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系统性因素对第一、第二劳动力市场均产生影响；另一部分可称为非系统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与政策等。

在决定农民工市场供求的诸变量中，工资水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外生变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经营状况确定合适的工资雇佣员工，农民工则根据工资的高低做出转移决策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当供给和需求相等时，农民工市场达到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和农民工做决策所依据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同一个工资水平。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是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他们对工资水平的了解途径主要是熟人打听、媒体报道等，消息来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农民从做出转移决策到成为农民工市场的一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影响农民工供给的工资水平是前一段时期已有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还受到迁出地农业收入的影响，只有当转移后的工资收入大于转移成本和不转移的农业收入之和时，农民才会做出转移决策。因此，农民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农业收入的差额作出反应，差额越大，转移的农民工越多，从而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也越多。不同的是，企业由于更接近劳动力市场，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状况迅速的调整劳动力的需求，所以，企业决策所依据的是当前工资水平。在t时期，我们可以近似认为企业根据t时期的工资作出需求决策，农民工根据t-1时期的工资作出供给决策。

假设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状况迅速调整需求和工资水平④，在具有线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条件下，

t时期的供给：QSt=γ+δ（Wt-1-R） （γ，δ?酆0）（1）

t时期的需求：QDt=α-β・Wt （α，β?酆0）（2）

其中Wt-1和Wt分别表示t-1期和t期的工资水平，R为迁出地区的农业收入水平，δ、β为t时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弹性，γ和α分别表示t时期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与工资水平无关的其他因素。

当农民工市场均衡时，有：QSt=QDt（3）

由（1）（2）（3）可得⑤，

命题2：若δ?酆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大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水平，若δ=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等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保持单位震荡，若δ?刍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向均衡工资水平收敛。

由命题1可知，初始工资水平与均衡工资水平的差距越小，工资Wt初始状态距均衡工资越近，反之则越远。给定外部环境及供需的工资弹性，（W0-）又受转移当地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⑥，R的大小甚至可以改变工资的初始状态与均衡工资的相对位置。W0和的差反映了t 时期初始状态时的劳动力供求缺口，而其相对位置则表明此时的供求关系，W0?酆，供大于求；W0?刍，供小于求。

命题2表明，是否偏离或收敛于均衡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工资弹性，只有当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时，劳动力市场才会自动的收敛于均衡的工资水平，从而自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否则，工资会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甚至偏离幅度越来越大，引起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大的波动。

以δ?刍β为例，图1给出了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 与需求曲线D。给定初始工资W0（这里假设高于 ），顺着箭头，我们可以在S曲线上读出下一期的供给量（第1期）将为Q1，为使市场出清，第1期的需求量必须也为Q1，而这当且仅当工资水平在W1时，方能做到（向下的箭头）。现在，根据S曲线，工资W1会导致在第2期产生Q2的劳动供给量，且为使市场在第2期出清，按照需求曲线，工资必须定在W2的水平。重复这一推理，工资与均衡工资的偏离不断减小，劳动力市场也自动回复均衡。由于这一过程是在无明确起始点，连续的时间序列中进行的，因此，我们总会观察到相对均衡的劳动力市场。

δ?酆β和δ=β过程与δ?刍β类似，只是δ?酆β时，工资路径虽是震荡的，却是发散的，导致劳动力供需缺口越来越大。

三、中国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

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加之此时改革开放刚进行不久，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不足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且，农业效率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城的积极性。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还很少，城市劳动力市场主要以本地劳动力为主，表现为一元劳动力市场。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底，随着农业改革效果的显现，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⑦。与此同时，区域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和城镇地区转移，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城市开始出现二元劳动力市场，即以城市当地劳动力为主的第一劳动力市场和以农民工为主的第二劳动力市场。但此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大致处于稳定状态，即转移的劳动力基本能在城市找到工作，企业也能够以一定的工资在市场上找到需要的劳动力，政策与宏观环境的变化只影响工资水平，并不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⑧。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以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继续稳定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农民工市场开始出现波动。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

农民工市场，甚至城市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我们尝试用农民工市场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第一阶段，农民工市场尚未形成，城市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双方分别是企业和本地劳动力。双方均根据现期工资做出供需决策⑨，工资水平能够迅速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从而达到均衡。

在第二阶段，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改变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形成中国独有的农民工市场。在此阶段，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并且农村尚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致使我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即劳动力供给的工资弹性δ 小，而作为农民工的需求方，城市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对工资较为敏感，即劳动力的需求弹性β大，由模型可知，当δ?刍β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会自动趋向于均衡工资，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即使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只要不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劳动力市场仍会自动趋向于均衡。随着企业技术推进，对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需求弹性变小，由于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是整个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对他们的需求弹性变小意味着整个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β变小。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加之2002年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使得从事农业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对农民工来说，务农和进城务工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农业收入的提高使农民对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更加敏感。并且，随着多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可供继续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大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条件和待遇都有更高的要求⑩，这些都改变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使供给弹性δ变大。

供需弹性的变化最终改变了δ和β的相对大小，到第三阶段，当δ?酆β时，Wt随时间推移偏离均衡工资水平，引起劳动力供需的失衡，导致了始于2004年的“民工荒”，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工失业。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术工荒”和“熟练工荒”，而2008年的大范围农民工失业主要是无技术和非熟练的农民工失业呢？首先，对“熟练工”和“技术工”来说，供给更加富有弹性，而需求则更加缺乏弹性，也就是说，其δ比普通农民工大，β比普通农民工小，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从而引起供需的失衡，所以“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工荒”和“熟练工荒”；其次，对“技工”和“熟练工”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进入城市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只能属于农民工市场的一部分，和其他农民工一起竞争工作岗位，即使“熟练工”和“技工”更容易引起供需的缺口，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挤占”普通农民工工作岗位的方式继续工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从事简单劳动加工的企业，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幸存，对城市农民工市场而言，这表明普通农民工的需求大幅减少，而“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需求的变化则较小，其结果是使大量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失业。

四、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的影响

2008年1月1日开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新《劳动法》旨在“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与1995年的《劳动法》相比，新《劳动法》更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其中引起热议的主要有四方面[16]：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

从企业的角度看，新《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的增加使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增加，将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使企业不得不减少用工数量以降低成本。与此相对应，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用工成本占所生产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比较低，所受影响要小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一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则主要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关，新《劳动法》主要影响农民工市场而非第一劳动力市场。由于用工成本的增加，作为理性决策的主体，企业的最优反应是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将降低农民工市场的劳动力需求量，而新《劳动法》对企业用工的诸多限制则降低了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劳动法》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影响是不同的，技术工人和熟练工由于早已达到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并且对企业来说，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本身就比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更加缺乏弹性，因此，新《劳动法》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与此同时，新《劳动法》看似保护了收入最低的那部分非熟练、无技术农民工的利益，但由于企业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弹性较大，最终结果可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工受到最大的冲击。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新《劳动法》使得农民工在用工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在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低于劳动力市场均衡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时，由于我们尚不能确定新《劳动法》对δ和β的相对大小的影响，因而也就无法确定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均衡的影响。但如果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超过了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导致农民工的失业。

从长期看，为了应对新《劳动法》带来的用工成本的变化，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企业将加强技术改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对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的需求，降低对这部分工人的需求弹性，而长期农民工的供给弹性变化有限，需求弹性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需求弹性β小于供给弹性δ。在供需缺口存在的条件下，需求大于供给的周期中会加剧“技工荒”和“熟练工荒”，供给大于需求的周期中由于“技工”对普通农民工岗位的“挤占”而加剧普通农民工的失业。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我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条件下，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民工的供给受上期而不是当前工资水平的影响，而企业则是根据当前工资状况决定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有可能导致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农民工市场是否可以通过工资的自动调节达到均衡，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是因为与需求弹性相比，供给弹性比较小。随着各种影响弹性因素的变化，从2004年开始，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改变，从而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其表现为先是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与技工荒，接着又是大量的民工失业。

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劳动法》所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可能超过了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从而加剧了农民工的失业。

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出发，探讨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政策含义是：

第9篇：劳动力市场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