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
论文关键词：总部-基地；办学模式；解构；适用性；对接
2011年6月，建国后首次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研究职业教育改革的10个重大问题，而职业教育办学机制研究被列入其中。正基于此，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探究——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的解构、适用性和对接机制问题研究，就被提了出来。
一、总部经济研究简要回顾和总部经济机理运用于高职教育研究的简要梳理
（一）从总部经济笼统研究到总部基地研究和实践：总部经济研究发展的第一阶段
总部经济的有关研究最早见于蔡来兴于1995年撰写的《上海：创建新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但首次提出了“总部经济”概念、出版了总部经济第一部专著《总部经济》的赵弘，通常被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权威，其主持的《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成为我国主要地区（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状况的风向标。“总部经济”一说虽然是我国学者首次提出，但其理论源头还是西方的理论体系，包括比较优势论、区域经济论、信息经济论、组织结构论等。
国外其实并无冠以“总部经济”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一是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究，如基于集群论的战略观点、基于功能及运行机制的演化论假设、基于组织结构完善论的相关成果；二是公司区位问题研究，其中美国公司总部区位问题研究、第四产业概念研究、地区总部生命周期理论、全球500强总部区位问题研究，具有代表性。
北京丰台总部基地董事长许为平于2003年最早提出“总部基地”的概念，由此实现了从总部经济笼统研究到总部基地实践和研究的转变，这可以被认为是总部经济研究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基地”相对于“总部”的一个概念，被更明确地提了出来。
（二）从总部基地研究和实践到“总部—基地”布局：总部经济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
总部经济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其鲜明的标志是总部基地不再“捆”在一起，而是分开了，这不是字面上的变化，是总部与基地之间发展格局的变化，它形成了总部与基地的空间布局，并且以“总部—基地”明确标示。
总部经济机理、“总部—基地”研究的应用，目前还只是见于教育领域中的职业教育领域特别是高职教育领域。不过，最早并没有明确提出高职教育的“总部—基地”模式；而其相关研究，最早见于《职教论坛》2007年第3期的《总部经济的“基地+基地”模式研究——以先进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培养为例》，在此的前后两“基地”分别指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职院校产学研基地。通过该文就已经实现了“一个对接”、“一个转换”——“经济—高职教育”的研究对接、“总部经济总部基地基地+基地”的研究转换。随后研究的主要进展，一是通过《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2期的《高职院校“三段一站式”工学结合的新体系研究》，将“基地+基地”模式，转换为高职教育“总部—基地”模式，并细化为“三段”(“学校总部—工学结合基地”、“工学结合基地—生产制造基地”、“学校总部—生产制造基地”)又“一站式”（“学校总部—工学结合基地—生产制造基地”）的工学结合整合机制，但此时还没有明确这一模式是什么类型或性质的模式；二是通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创新研究》，将高职教育“总部—基地”模式定位为一种办学模式，而不是一种人才培养等模式或其他模式。
二、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研究存在的问题
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局限于局部区域，目前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践；局限于局部区域的局部城市，目前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或中心城市实践；进行的还是个案研究；基于高职教育运行特色特点的机理转换（应用）研究薄弱；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机制研究不够。
（二）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探究顺应了国际发展大势
研究暴露的这些问题表明，这与国际发展趋势不符。事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相关研究正趋于深化并日渐成熟，正在“逆大（中心）城市”的背景下而视野“朝小看”。本文正是要顺应“抓大也重小”（“抓大/中心城市也重小城镇”）的国际趋势，试图改变在研究和实践中专注大（中心）城市、淡看中等城市、忽视小城（镇）的明显倾向，通过对“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的解构，探讨这一模式全国推行的适用性，并由此构建和巩固这一模式对接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提升“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研究在高职教育整个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对“高职教育—经济社会”联动发展的贡献力，为形成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成果）并将之广泛应用做出努力。
三、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探究的三大基本内容
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探究，是要以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总目标为总指引，以各高职院校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具体指引，构建适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同样具有特色的“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探寻这一模式从个案研究到全样本研究、从局部地区（东部、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研究扩（展）升（级）到全部地区（包括中部欠发达地区、甚至西部和西南部落后地区）研究的必要性特别是可行性，由此进一步探讨这一模式的具体实施思路、操作路径；其中，解构研究、适用性研究和对接机制研究构成三大基本内容——要以解构研究为基础、着力破解适用性研究这一难点问题、集中解决对接机制研究这一重点问题。
（一）解构研究是基础
解构研究是将高职教育“总部—基地”这一模式作为母模式，然后将它分解为两个子模式——“位于大（中心）城市的学校总部—位于中（小）城市的学校总部的基地”模式和“位于中等城市的学校总部—位于小城市（乡镇）的学校总部的基地”模式。“母子”模式的解构为总部经济机理应用于高职（职业）教育，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
从母模式到子模式的解构，这是一项拓展性研究。从基于总部经济的“基地+基地”模式的首次提出，到这一模式被细化为高职院校的“学校总部—工学结合基地—生产制造基地”的“三段一站式”的工学结合新体系模式；从“总部—基地”这一母模式（笼统模式）到其被细化为上述的两个子模式，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研究正在深化。其具体表现：一是通过这种办学模式培养的技能型人才的类别增加了，从而使高职教育服务的面更宽了。“三段一站式”体系模式培养的主要是服务于总部发展需要的现代服务业人才和服务于基地发展需要的先进制造业人才，这两类人才主要是面向大、中城市的，而细化的这两个子模式不仅培养这两类人才，还培养主要是服务于广大乡镇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和服务于“三农”发展需要的各种实用新型人才。二是这种办学模式的立足之处，实现了“点—线—面”的延伸和扩散。模式解构的背后，其表象是高职院校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更宽、范围更广——从东（南）部经济发达区域扩展到中部欠发达地区甚至西（南）部经济落后地区、从个别学校实验这一模式到全国大面积地铺开；而其实质是高职院校的办学能力的进一步提高、高职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二）适用性研究是难点
适用性研究，其关键是要试图找到这样一种奠基于各地、各高职院校自身特色的具有普适性的办学模式——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换句话说，适用性研究是要探讨缘起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总部—基地”模式推广到全国的必要性特别是可能性，其核心在于探究这一模式作为一种普适性模式的必要性特别是可行性——其所具有的普适性价值是否可以或如何被借鉴、应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落后地区及其高职院校。这一观点的立足点在于：高职教育的“总部—基地”办学模式，虽然内生于总部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自身运行的特点和独立性，高职教育办学可以相对超脱于区域经济的总部经济发展布局；这就是说，即使某区域（地区）总部经济发展滞后甚至落后，也能够借鉴或模拟或采用“总部—基地”这种管理架构。
通过模式解构研究表明，内生于总部经济发展的“总部—生产制造基地”模式扩展到“总部—基地”模式再扩展到高职教育的“总部—基地”模式，已经实现了从经济型模式到一般模式再到教育型模式的扩展；而高职教育的“总部—基地”模式从母模式又分解为两个子模式，又实现了在高职教育运行内部从典型模式或集中型模式到分散型模式的延伸和扩展。由此，这种母子模式演化所彰显的普适性表现在：从个案研究到了全样本研究；从个别学校到了众多学校；从特殊地区地域（如东部、东南部）到了全区域；并且“基地”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再局限为产学研基地或先进制造业基地，还包括高职学校（本部，即总部）的分校（部）、教育培训中心（站）、实践实训中心（站）等，“基地”的触角到了广大乡镇、农村。这就是说，即使是设在中等城市的高职院校（目前相当部分的高职院校虽然仍设在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但向“下”即向中小城市甚至乡镇发展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趋向）应该也能够借鉴或模拟或采用“总部—基地”办学模式，并形成各自的特色。因而，在学习、借鉴、应用“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的过程中，特别要挖掘、体现出这样的思想：揭示普适性不是抹杀或淡化个性，而是更加彰显、张扬个性。
当然，还是要正视适用性研究的难处。其“难”处主要在于：由于本研究的不可替代性（目前尚未见有同研究），因而这一相对“陌生”的东西，要被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及其高职院校接受或受到肯定，必会历经理念的宣传、理论体系的构建、工具的推介、个案试点、小范围推行、大面积推广的渐进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具有不确定性。正视难处，正可以积极、稳妥地推进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的建设。
（三）对接机制研究是落脚点和重点
第2篇：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份额转移；分享增长；区位优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部崛起战略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影响——基于份额转移分析法
收录日期：2013年5月27日
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主要包含总量与结构两方面，而总量的增长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的状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变化的过程。一定条件下，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之一，而经济的增长将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因此，充分认识中部六省产业结构与其经济增长现状，对促进中部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运用份额转移分析方法，从产业结构角度考察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竞争力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部地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为中部地区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更加有效振兴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二、理论简介
1、份额转移分析方法。1942年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克雷默提出，其后经E·S·邓恩和埃德加·胡佛等人进一步发展的份额转移分析方法，是一种产业区位或结构的分析方法，主要用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方法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可以分解为分享增长量与转移增长量之和，其中，分享增长是指目标区域（本文为中部六省）在某一时期以背景区域（本文为全国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增长所获得的增长量，该部分反映了目标区域经济增长在标准区域中所占的份额，是测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偏差的标准参数。该法在揭示区域与部门结构变化原因，确定区域经济未来发展主导方向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2、主要分析指标。以Ej0和Ejt分别表示j区域在0时和t时的总产值，E0和Et分别表示背景区域对应时段的总产值，Eij0和Eijt分别表示j区域i产业在0时和t时的总产值，Ei0和Eit分别表示背景区域对应时段的总产值，则有：
（1）分享性增长量Nj=Ej0×（Et/E0）-Ej0；
（2）结构性增长量Pj=∑[（Eit/Ei0）-（Et/E0）]×Eij0，若区域专业化部门是背景区域经济中的高速增长部门，则Pj>0，否则Pj
（3）区位性增长量Dj=[Eijt-（Eit/Ei0）]×Eij0，一个具有区位优势的区域，其Dj>0，否则Dj
（4）转移性增长量Sj=Pj+Dj，如果区域实际增长率高于背景区域的平均水平，那么区域总转移增长量为正，否则为负；
（5）区域总产值增长量Gj=Ejt-Ej0=Nj+Sj
由此得出：分享增长贡献率Hn=Nj/Gj×100%；结构性增长贡献率Hp=Pj/Gj×100%；区位性增长贡献率Hd=Dj/Gj×100%。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文章选取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的l998～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后的2004～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为样本，以l998年、2004年为基期，2003年、2010年为报告期，分别对样本进行份额转移分析，并进行对比，找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变动状况，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出表1、表2、表3、表4。（表1～表4）
1、中部六省的分享增长量呈现递增趋势。由表1和表3可以看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后，六省的分享增长量都较大，表l中除了山西的分享增长量低于1，000之外，其他五省的分享增长量均超过了l，000；表3中六省的分享增长量均超出l，000，特别是湖北和安徽均超过2，000。充分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获得了较大增长。同时，中部六省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其结构增长量和体现竞争优势的区位增长量均为正值，分别为481.82和1.75，总转移增长量为483.56。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后，六省结构增长量减至-254.74，区位增长量上升至427.72，总转移增长量为172.98，低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的水平，这是由于结构增长量较之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致。
竞争力方面，中部地区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后，整体区位增长量由1.75跃升至427.72，表明区位因素对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较大影响，第二产业竞争力因素影响尤为显著，说明中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工业化基础和工业原料基础。第一产业的区位增长量由之前的-399.46上升至61.44，表明中部地区正在逐步发挥其耕地广阔、生态环境良好、水资源丰富、气候条件适宜的区位优势，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相对应，第三产业的区位增长量由之前的360.29下降至-57.59，说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第三产业在实施后相对全国而言衰落了，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相对全国而言有所增强。
2、具体来看，各省的情况大相径庭。首先，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湖北、河南、山西三省的总转移增长量为正，说明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增长快于全国比例增长量，其他三省则相反。正转移增长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多的省份是河南，达到695.52，是中部总转移增长量的143.83%，表明l998～2003年河南省经济增长高于全国和中部比例增长量，增长优势较志其余五省比较明显。负转移增长量最多的是安徽，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分量的负推动效应（-215.14）和竞争力因素不足（-116.90）的双重影响，说明安徽省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建设方面的不足和不力，因而有必要得到加强，要采取措施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优化升级，充分利用其长三角辐射地的有利区位优势，创造竞争力以取得中部崛起的有利地位。
3、对比4表可以看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后，六省分享增长贡献率都较大，说明都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了全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尤其是江西和安徽两省前后的分享增长率均超过100%，说明两省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全国经济推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后，按贡献率大小依次为河南55.04%，山西31.42%，湖南1.48%，江西-21.62%，湖北-57.18%，安徽-88.51%。六省中，河南省占据东西与南北交通要道，与山西并列属于黄河中游经济区，具有丰富的煤炭、水能资源；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属于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是我国水稻、棉花等农作物重要的生产基地和深加工基地。表明中部六省有其自身区位优势，但安徽、江西两省并未表现出来，这也是今后两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和重点。
主要参考文献：
[1]于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M].党建出版社，2004.
[2]吴风庆.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偏离分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4.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4]高新才.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吴殿延.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第3篇：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
关键词：交通廊道 区域经济 SPSS 相关性
交通缩小了资源流通的时空距离，扩大了社会经济活动的范围，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廊道的建设和发展影响到了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变了沿线地区的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改善了区域投资环境。基于以上优点，我们要弄清楚廊交通廊道是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的，定量的研究廊道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廊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便于政府部门科学的规划区域发展，合理有效的区域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公共产品，以提高区域竞争力。
1、国内外研究现状
廊道作为地理空间的组成部分，如空间资源一样在经济学中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既定的无差别的公里存在，忽视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应用经济学理论考察，第一个把空间引入经济学领域的是德国学者[4]。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的发展为廊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交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相关性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当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主张发展交通运输来带动经济繁荣发展；现代西方生产区位和工业布局的理论先驱――法国学者杜能将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销售价格作为确定生产布局的决定因素。我国经济学界在关于交通与经济相关性研究中，有代表的观点有“交替推位关系论”、“相互作用论”和“外部效果论”。
E.J.Taafe，Shaul Krakover and Howard L.Gauthier以美国俄州为例对大都市存在的扩展进行了分析，以充分证据表明，城市化区域的集散主要沿交通干线进行，造成区扩展市中心沿交通干线程触角式增长，将此成为城市廊道效应。廊道效应的强度随廊道等级的高低变化，廊道决定城市景观结构和人口空间分布，这就为廊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证据[5]。
2、研究区概括：
武汉，楚文化重要城市，有江城、九省通衢、 黄鹤故乡的美名。武汉市内已基本形成以城区快速路、主干道、内环、中环、外环为主骨架的“环状放射型”骨干路网，武汉市主城区内已建成城市主干道56条、次干道199条、支路804条，道路立交12座、人行天桥30座。道路总长达到1310公里，总面积达到2548万平方米。武汉拥有冶金、纺织、造船、制造、光电、信息、医药、食品、化工、汽车等产业。20世纪90年代，武汉建立了位于汉阳沌口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武昌的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位于汉口东西湖的台商投资区，以及位于新洲阳逻的阳逻开发区。随着“中部崛起”和“1+8城市圈”战略的实施，武汉城市交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3、研究方法和资料
研究方法 运用SPSS软件中相关分析功能模块，计算中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指数，根据得出的数据分析廊道与区域经济之间有无相关性。
1 廊道指标
（1）网络连接度的r指数为该网络的连接线数与最大可能连接线数之比。即
R=L/Lmax=L/3（V-2）（V≥3，V∈N） （1）
式中：L为连接线数；Lmax为最大可能连接线的数目；V为结点个数；r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从0（各结点之间互不连接）到1.0（每个结点都与其他各点相连接）[6]。
（2）廊道环度指标
网络连接度的a指数又称环度，即连接网络中现有结点的环路存在程度。环路是指能为物流提供可选择性路线的环线。环度指数a可以用网络中实际环路数与最大可能出现环路数的比值来表示：
a=实际环路数/大可能环路数=（L-V+1）/（2V-5） （V≥3， V∈N） （2）
式中：L为连接线数，V为结点个数。该指数可在0（网络无环路）和1.0（网络具有最大环路数）之间变化[7，8]。
武汉共有13个城区，取7个城区为调查样本，江岸区、洪山区、汉阳区、口区、武昌区、青山区、江汉区的连通度分别为：0.407、0.441、0.452、0.474、 0.532、、0.541、0.544；环度分别为0.153、0.154、0.164、0.2、0.292、0.301、0.305。
2 武汉经济指标
能够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很多，在此结合武汉市实际发展情况，选取了城市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镇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工业总产值、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
根据武汉年鉴的数据计算出各个指标与连通度和环度的相关度。城市化与连通度、环度的相关性分别为0.48、0.574；生产总值与连通度、环度的相关性分别为0.482、0.529；人均消费支出与连通度、环度的相关性分别为0.825、0.701；地方财政收入、工业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连通度、环度的相关性分别为0.05、0.169；0，258、0.223；0.04、0.051.
4、结果分析
从实验结果来看，环度、连通度与城市化、生产总值、人均消费均显著相关，与工业生产总值也是低度相关，地方财政收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廊道指标是无相关。交通廊道作为城市实体空间中最活跃的因素，与区域经济有一定相关性，而且还是正相关，它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廊道对区域的城市化，生产总值的提高，产业结构调整都有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邬建国.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吕海燕，李政海，李建东，宋国宝.廊道研究进展与主要研究方法[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15）：4480-4482
[3]高洪深，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4]马国霞，甘国辉.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5，24（2）：90-99
[5]E.J.Taafe，Shaul Krakover，Howard L.Gauthier.Interactions Between Spread―and―backwash，Population turnaround and Corridor Effects in the inter-metroplitan Periphery ：A Case Study，Urban Geography，1992：503-533
[6]肖笃宁，高俊，常禹，李团胜，景观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
第4篇：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
关键词： 试卷分析 难度 区分度
对试卷是否科学做出正确的评价，是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环节。而难度和区分度是试卷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二者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还可以对试卷中存在的问题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及时反馈，从而不断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1.对象及方法
1.1资料来源
选取四门主干课程，分别是中医诊断学、方剂学、生理学及生物化学某一学期的学生试卷（不包括重修生）。
1.2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
四门课程都采用机读形式判卷，试卷数据由判卷系统统一导入基于foxpro研发的试卷分析系统。
1.2.1难度分析
试题的难度是衡量试题难易程度的指标。对于客观性试题，难度P=选中某题正确答案的人数/参加考试的总人数；对于非客观性试题， 是考生总体在该题的平均得分与题满分之比。一般认为P值为0.3―0.9较为适中， P＜0.3的为难题，P≥0.9的为容易题。 试卷整体的难度指数可由各题的难度指数加权平均求出，整套试题的难度以0.65―0.70为好，试题难、中、易的比例大致为20%、60%、20%。不过，对于目标教学的学业合格性考试，不应完全以难度指数作为选择试题和判断试题质量的主要依据，主要应看其是否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
1.2.2区分度分析
试题的区分度，反映试题对考生水平差异的鉴别能力。区分度高的试题能够将不同水平的考生成绩区别开来。D值范围在-1―1之间。
D=2（∑Hi-∑Li）/nWi
∑Hi为高分组i题得分总和，∑Li为低分组i题得分总和，n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学生人数总和，Wi为i题的满分值。D值在0.15―0.3之间区别良好，D>0.30时属于区别极好的试题；D＜0.15表示试题区分度差。试卷整体区别指数可由各题区分度加权平均求出。D>0.4时，为优秀试题，一般可作为选拔性考试；0.3＜D＜0.4，为良好试题，多作为课程合格性考试；0.15＜D＜0.3，说明这类试题区别被试者优劣的能力相当弱；0＜D＜0.15，说明这类试题区别被试者优劣的能力很差；D＜0，说明这类试题高水平的学生得分比低水平的学生得分还低，即毫无区分度，这种题目应删掉。
2.结果与分析
2.1课程成绩分布情况
通过绘制直方图可见四门课程皆呈负偏态分布，多数学生成绩分布在低分段。方剂学成绩分布较均匀，区分度好，而中医诊断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这三门课程呈尖峭峰，成绩集中分布在平均数周围，差异较小，说明中等难度题目所占比例较大，离散性不如方剂学好。
2.2难度、区分度分析
2.2.1总体情况见表2
四门课程整套试题的难度良好，区分度中医诊断学良好，生理学及生物化学较好，方剂学极好。
2.3.2难度分析
试题难度分布情况见表3，中医诊断学难、中、易试题分布良好，其他三门课程难题较少，中等难度题目所占比例较大，此结果与成绩分布分析结果一致。方剂学容易试题超过20%。
对各题型试题难度的分析（见表5）可看出，多选题，简答及论述题普遍是难题。
2.3.3区分度分析结果见表4
从四门课程试题区分度低于0.15的试题占一定比例，这部分试题需重新审核，但绝大部分试题的区分度大于0.15，区分度良好。方剂学有1道试题区分度小于0，应删除。
对各题型试题区分度的分析（见表5）可看出各课程各题型区分度良好，多选题、简答题和论述题区分度普遍较好甚至极好。
2.3.4难度区分度综合分析见表5、表6。
2.3.4.1题型分析
难度和区分度综合分析时， 有认为课程考试的试题难度在0.4―0.9之间， 同时区分度在0.2以上的试题可视为品质优良的试题［1］。根据表5可知，除中医诊断学判断题区分度小于0.2外，其他课程各题型皆属于品质优良的试题。
还有认为，P>0.5，D>0.15，表示难易度适中，区别度良好，属好题。P＜0.5，D>0.15，则表示试题虽然偏难，但仍有较好的区别度，属适用题。P>0.5，D＜0.15，表示试题难易度适中，但区别度差，属淘汰题。从表5分析看除中医诊断学和生物化学的多选题（P＜0.5，D>0.15）属于试题偏难的适用题，其他各课程各题型（P>0.5，D>0.15）属于难易度适中，区别度良好的好题。
2.3.4.2难题和容易题的分析
2.3.4.2.1中医诊断学
从表6可以看出，试卷中，P＜0.3的7道试题中有6道D＜0.15，区分度较差，核对原考题发现，其中3题答案错误，25题心脉痹阻的临床表现及31题缓脉主病均属于大纲要求掌握内容，但学生掌握较差，说明学生对部分重点内容记忆不扎实， 建议教师在教学中对此部分内容予以加强。还有1题，题目选项干扰大，应酌情予以修改。
对于P≥0.9的容易试题统计表明，有5道题目D＜0.15，核对原考题发现5道题全部为教学大纲要求掌握内容。这一结果说明对于重点问题学生掌握得较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良好的教学效果。
2.3.4.2.2生理学
试卷中，P＜0.3的2道试题中有1道试题（42题）D＜0.15，区分度较差，核对原考题发现，该题系影响肺泡气体交换的因素，属于大纲要求掌握内容，但学生掌握较差，说明学生对该部分内容记忆不扎实，建议教师在教学中对此部分内容予以加强。对于P≥0.9的容易试题统计表明，有5道题目D＜0.15，核对原考题发现其中2道题（43、46题），因该试卷是引用外校试卷，题目有问题，在阅卷时全部计满分处理。第4、23、32题全部为教学大纲要求掌握内容。第7题为教学大纲要求熟悉内容。这一结果说明对于重点问题学生掌握程度高，反映出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也不排除个别试题内容过于简单，应予以修正。
2.3.4.2.3生物化学
P＜0.3的2道试题d≥0.15，区分度较好，为合格试题。对于P≥0.9的容易试题统计表明，有5道题目r＜0.15，核对原考题发现这5题全部为教学大纲要求掌握内容。这一结果说明对于重点问题学生掌握程度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良好的教学效果。
2.3.4.2.4方剂学
从表7可以看出，试卷中，P＜0.3的1道试题（33题）D＜0.15，区分度较差，核对原考题发现，该题答案错误。对于P≥0.9的容易试题统计表明，有4道题目D＜0.15，核对原考题发现第2、7、15、43题均属于教学大纲要求掌握内容。说明对于重点问题学生掌握程度高，反映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第45题D＜0，说明高水平的学生得分比低水平的学生得分还低，毫无区分度，此题应删掉。
以上分析结果及时反馈后，各学科教研室对课程题库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提高了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卢凤娟.课程考试质量分析和评价的探讨［J］.高教论坛，2006，（6）：175-177.
第5篇：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
关键词：大别山区；服务业；人力资源
大别山区横跨安徽、湖北、河南三省，共有46个县市区。曾是中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胜利付出巨大牺牲，作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大别山区经济飞速发展，但由于各方面原因，目前大别山区仍然是一个集老区、山区、贫困地区和传统农业地区于一体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于当前大别山区这样欠发达大区来讲，经济发展无疑是首要任务。如何促进大别山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区域差异，探索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大的条件下，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服务业由于其天然的环境亲和性、低资源依赖性、高需求收入弹性以及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发展潜力大等特点成为地方乃至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和战略产业。而在推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人才是关键，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第一资源。基于此，本项调研以河南信阳旅游业为例，对大别山区服务业人力资源的状况做了全面调查，分析问题、查找原因、提出对策，对于培养和建设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实现大别山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信阳旅游人力资源现状
1、总体规模。目前，信阳旅游从业单位200个，从业人员4084人。旅游从业单位包括旅游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单位12家、旅游饭店32家、旅游景区25家、旅行社33家、旅游教育单位3家、其它旅游企业95家。从业人员中旅游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单位旅游从业人员177人、旅游饭店从业人员976人、旅游景区从业人员731人、旅行社从业人员289人、旅游教育单位从业人员18人、其它旅游企业从业人员1893人。总体来看，信阳旅游从业人员队伍规模小且分布不均衡。
2、爱教育与学历状况。在信阳旅游人力资源队伍中，以中学为主要受教育层次的从业人员最多，占总人数的71.6％。其次是大专，占总人数的18.4％。高层次的本科、研究生人才仅占总人数的8％。
3、性别、年龄结构。信阳旅游人力资源队伍中，女性占绝大部分比例，而在年龄结构中，青年人居多。具体情况如下图：
4、职业岗位结构。信阳旅游人力资源队伍中，从事基础服务工作的人员是主体。其中国家公务员、行政管理人员和行业组织人员360人，占总人数的8.81％；经营管理及办事人员794人，占总人数的19，44％；教学科研人员21人，占总人数的0.51％；工程技术、规划设计、经济业务等专业技术人员279人，占总人数的6.83％；旅行社、景区、餐饮等旅游企业基础服务人员2630人，占总人数的64.4％。
5、职称、职级结构。信阳旅游从业人员中，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为781人，占总人数的19.12％。其中具备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107人，占具有技术职称人员总人数的13.7％，中级244人，占31.2％，初级430人，占55，1％。具有专业技能等级的人员899人，占总人数的22％。其中初级工209人，占具有专业技能等级人员的23.2％；中级工304人，占33.8％；高级工353人，占39.3％；技师29人，占3.2％；高级技师4人，占0.4％。
6、外语水平和专业特长。信阳擅长一门外国语的旅游专业人员相对缺乏，在行业4084名从业人员中，有3694人不具备旅游行业所要求的外语能力，占总人数的90％。而在从业人员掌握的外语结构中，英语为主体，共374人。此外，朝鲜语9人。日语6人，俄语1人，其它诸如法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小语种从业人员缺乏。从旅游人力资源的专业结构来看，来源于旅游管理和经济专业方向的人员为主体，分别为427人和150人。其次是中文专业56人；导游专业53人；计算机专业42人；外语专业30人；工商管理专业12人；历史专业11人；地理、公共关系、会展、电子商务等专业共19人。
二、信阳旅游人力资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主要问题
1、整体素质不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受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和旅游业发展现状的制约，信阳旅游人力资源队伍整体学历不高，低学历层次所占比例大，高学历人才匮乏，知识老化。近年来信阳的旅游专业人员虽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看，旅游专业人员所占比例小，缺乏中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2、结构性短缺。人员结构与功能息息相关，合理的人员结构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在促进旅游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目前，信阳旅游从业人员绝大部分集中在饭店、旅行社、旅游餐饮企业和旅游景区，其中，饭店和旅行社又主要集中在一线的导游员和服务人员，而一些行业所急需的人才，如旅游资源调查评估人才、旅游产品设计人才等非常缺乏。
3、地域分布不合理。由于信阳旅游业发展相对落后，旅游企业规模小，相关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信阳籍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到信阳以外的地区就业，使信阳旅游人力资源的地域流失率相当高，这进一步加剧了人力资源的供需矛盾。另外，高学历、高素质的管理人员还仅集中于信阳市区的旅游企业之中，缺乏专业人才是影响和制约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4、有效供给不足。信阳地区目前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大专以上院校有3所，加上县级的职业旅游中专学校10所。但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招不到所需要的毕业生，另一方面许多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单位。主要原因是有的旅游院校的专业设置过于传统，培养目标都定位在“全才”，缺乏针对性。而在受企业欢迎的紧缺专业的培养上，信阳没有一所院校培养旅游企业急需的旅游电子商务、会展策划、度假管理、宣传促销等专业技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5、职业忠诚度不高。据统计，一般行业正常的人员流失在5％－10％左右，而信阳旅游企业员工的平均流失率高达20％以上。造成人员流失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旅游业自身的特点造成的。旅游业是以服务为主的产业，劳动强度大、工作压力大、社会地位不高等原因致使一部分旅游人力资源流向其他行业：另一方面是企业的原因。一些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观念滞后，对人才重引进、轻培养，缺少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环境。
(二)原因分析
1、观念滞后。目前在信阳旅游行业内，尚未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力资源新理念，对“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还没有足够认识，人才开发滞后于旅游经济形势的发展，没有通过适度超前的人才开发带动信阳地区整体旅游业的发展。“大旅游教育”和“人才市场”的观念不够深入。
2、行业待遇偏低。在人们多层次的需求中，物质需要始终是
最重要的需要之一。目前，信阳很多旅游企业薪酬福利较低，使得有能力的人难以实现其较高收入和较高待遇的愿望。难以体现其自身价值。特别是有些旅行社、旅游饭店未能建立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缺乏合理的薪酬结构，不能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造成了薪酬内部、外部的不公平，挫伤了员工的工作热情。
3、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很多旅游企业对人才规划缺乏长远观念也没有明确的组织职业计划表。员工希望通过工作实现自身的价值。发挥潜力，实现自我发展和职业理想，而许多旅游企业往往只关注员工的使用和员工创造的利润，忽略了员工个人事业的发展，不能提供其施展才能的环境和空间，也少有升迁机会，使员工感到事业发展受到阻碍，自己的职业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
4、对人员培训重视不够。对旅游企业而言，培训可以发掘人的潜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服务；就员工个体而言，培训可以使员工适应新环境，掌握新技术，了解不断更新的组织任务，应付要求更高的挑战性工作，从而变“一次性教育”为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目前，信阳旅游企业继续教育和培训力度不大，思想观念落后，竞争意识、机遇意识不强，没有及时为旅游人力资源队伍输入新鲜血液，束缚了人力资源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5、主管部门的管理服务不足
长期以来，许多旅游行政部门的领导并没有把对旅游人力资源的开发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开发的意识不强，缺乏开发的积极性。没有把旅游人才的引进、培养作为事关旅游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对旅游人才资源是旅游发展的关键认识不足，在工作的部署、政策的配套、人才的引进、培养、资金的投入等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得旅游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受到了制约，影响了信阳旅游业的整体发展。
三、信阳旅游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1、改善行业环境。改善行业环境。提高旅游从业人员薪酬待遇是一个重要因素。旅游企业需要改变传统的单一化薪酬管理模式，丰富薪酬激励的表现形式，平衡满足员工需要与控制企业成本之间的关系。同时，管理层要注重开展薪酬认知教育，引导员工从重视物质收入转向职业素养的提升和理想价值的实现。
2、积极引进专业人才。一是招聘时要向专业技术人员倾斜，定期对相关人员专业技能进行调查，进行专业技能考核。按照工作性质的不同，发放专业补助。二是定期到重点院校、人才市场召开旅游人才洽谈会，发放相关优惠条件和政策的宣传资料。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可与国际旅游人才公司开展合作，为信阳旅游业的发展引进全新的国际理念和模式。三是尽快建立起一整套稳定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3、优化职业生涯发展空间。要不断规范和完善旅游职业任职资格体系和旅游职业资格管理制度，实现旅游人才教育、培训与各类旅游资格考试制度的合理衔接和良性互动。针对旅游业传统职称评审运作模式的缺陷可以考虑组建旅游局、企业、学校、科研机构与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的职业资格认证委员会来具体操作改革职称评审方式，确保公正公平。同时，加强对职称的重视程度，使职称与薪酬、升职直接挂钩，提升人员职称升级的动力。
4、协调旅游教育培训的区域分布。一是注重旅游教育培训投入的均衡；二是通过整合区域旅游教育资源以实现一定区域内的资源共享；三是在旅游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建设上实现均衡，可以建立培训教师定期轮岗制度，促进培训学校师资均衡；四是通过教育信息化促进旅游教育培训均衡发展；五是创新旅游教育培训督导机制，充分发挥教育培训督导对均衡发展的导向作用。
第6篇：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
关键词：长株潭地区；农用地分等；农用地定级；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19—4242—05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内部结构紧凑、区位条件优越，是湖南经济发展优先区域以及核心增长极[1，2]，已经成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力量，其一体化发展不仅受到湖南省的高度关注，而且受到国务院和世界银行的高度重视[3]。长株潭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资源质量不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长期存在，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的增长，城镇规模不断向外扩张，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逐年增多，耕地面积从2000年的63.76万hm2减少到2008年的62.21万hm2，净减少1.55万hm2，年均减少1 421.81 hm2[4，5]，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此外，土地管理主要以数量管理为主，质量管理不到位，引发了诸多问题，如征地补偿存在“同类同质不同价”的现象，补偿标准不合理；耕地占用补偿存在“占优补劣”的现象，导致耕地质量下降等。因此，本研究以长株潭城市规划区范围为研究区域，对其农用地等别级别进行一体化研究，全面分析农用地等别级别的分布特征，为科学量化长株潭地区农用地数量、质量分布以及实施区域耕地占补平衡和基本农田保护提供参考，为科学核算耕地生产力，确定土地整理中的耕地质量标准等方面服务。
1 农用地分等定级概述
农用地分等定级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和公益性的工作[6]。农用地分等定级已受到政府及诸多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评价工作也已由定性描述到定量解析，达到逐步科学深入[7]。农用地分等是根据农用地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综合评定农用地土地质量的优劣，并划分成不同的等别的工作。农用地定级是指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依据构成土地质量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根据地方土地管理和实际情况需要，遵照与委托方要求相一致的原则（即主要考虑定级目的），按照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的农用地质量综合评定，划分出的农用地级别。它是土地评价学的重要分支，是对农用地质量优劣和收益能力高低进行评价，并使评价结果级别化、具体化的工作[8]。
从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层面分析，从土地生产力构成来说，肥力和位置是稳定的重要因素，作为级差地租Ⅰ形态影响土地生产力；追加投入作为级差地租Ⅱ形态对土地生产能力作贡献。因而对土地进行评价需从土地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两方面进行[9]。农用地等别反映了不同质量的农用地在不同利用水平和经济水平下的收益差异。农用地分等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和区位差异，对等量资本投在相同面积不同地块上产生的超额利润进行评价。农用地定级是对级差地租Ⅱ的评定，土地级别反映的是在土地质量相同的条件下，由于投入不同而获得收益差异。农用地具有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双重性，其中要通过自然属性获取经济属性。因此，自然属性是农用地经济属性的重要基础[10，11]。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一部署，2005年湖南省全面开展了农用地分等工作，但定级工作仅在部分地区开展。以长株潭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狭义的农用地（耕地）为研究对象，对农用地分等定级一体化进行研究。
2.2 研究方法
2.2.1 农用地分等 农用地分等的方法：在全国标准耕作制度分区的指导下，综合考虑长株潭地区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及农业生产区划等因素，采用因素法对农用地进行分等评价。具体技术路线为：①结合湖南省三级分区情况，确定长株潭地区所属的指标区；②确定各级区内的基准作物、指定作物及各级区内基准作物的最大产量、最大产量—成本等参数；③编制“指定作物—分等因素—质量分”关系表，并对各单元进行自然质量分数的计算；④根据《农用地分等规程》推荐的光温生产潜力指数计算长株潭的农用地分等光温生产潜力指数；⑤根据调查收集的长株潭农用地利用情况、投入—产出状况等方面的资料，计算标准耕作制度各级区指定作物的产量比系数；⑥对农用地进行土地自然质量等指数、指定作物的土地利用系数及土地经济系数进行计算；⑦按指定作物的土地利用系数、土地经济系数划分土地利用系数等值区和土地经济系数等值区，依此计算农用地分等指数、并根据确定的农用地分等等别间距，按分等指数初步划分农用地等别；⑧将此初步结果进行检验校正；⑨最后根据校验结果确定农用地等别。
2.2.2 农用地定级 农用地定级的方法：在分等的基础上，采用修正法对长株潭城市规划区进行定级。修正法是在农用地分等指数的基础上，根据定级目的，选择区位条件、耕作便利条件等因素，计算其修正系数，对分等指数进行系数修正，以修正的定级指数评定出农用地级别。具体技术路线为：①确定定级单元；②确定定级因素、因子及权重；③计算因素因子作用分数；④计算因素修正系数；⑤计算定级指数；⑥级别的初步划定；⑦级别检验与调整；⑧根据校验结果最终确定农用地级别。
3 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分析
3.1 农用地分等结果
农用地等别是在综合了农用地的自然属性、投入、产出3方面的情况划分出来的等别。比较全面地考虑了农用地的各种影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农用地的生产能力。本次农用地共分为6个等别，结果见表2。
3.1.1 农用地等别面积分布特征 农用地等别真实地反映长株潭农用地的生产能力，从各等别面积分布情况来看，土地等别呈现以下特点：①从等别的分布情况来看，长株潭农用地等处于较优水平。通过与湖南省农用地分等成果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湖南省农用地共分为10等，总农用地面积为3 833 737.98 hm2，5～10等面积及比例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长株潭市区5～9等农用地面积比例明显高于湖南省5～9等地的面积比例，且长株潭市区无1～4等地。②高等别农用地比例不高。5～8等农用地面积比例占总面积比例近90%，其中7等地面积最大，为8 049.74 hm2，占总面积的30.53%；等别最高的10等地为758.91 hm2，仅占总面积的2.87%。高等别农用地面积比例不高的主要原因是：①长株潭农用地自然属性没有达到最优，从全省10等地分布情况上看，10等地几乎全部分布在洞庭湖地区河湖冲积平原的沿江滨湖平地区，与之相比，长株潭市区农用地自然条件相对较差；②受市区农用地分布特点（零星分布）、城市环境（水、大气、土壤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用地产能潜力的发挥。
3.1.2 农用地等别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将各分等单元属性导入GIS软件，得到长株潭农用地经济等分布情况。由图1可知，长株潭农用地各等级空间分布呈以下特点：①长沙农用地等级总体上优于株洲、湘潭农用地等级。长沙8～10等农用地占长沙总面积的56.21%，株洲、湘潭8～10等农用地仅占各自总面积的24.10%、31.58%（图2、表4）。由高等别自然质量、土地利用及土地经济对比分析可知，长沙市区内农用地土地自然属性方面、土地产出情况方面及经济效益方面均要优于株洲、湘潭市区的农用地。②长沙市高等别的农用地主要分布在二环线以内，湘潭主要分布在跨主城区的湘江两岸；低等别的农用地，长沙主要分布在三环线以外，且最低等主要分布在开福区的北侧、岳麓区的西侧；株洲和湘潭主要分布在市区的东北区位，且离主城区越远，等别越低。长沙市区农用地等别大致呈放射状形态分布。城市中部等别高，等别低，岳麓区的东侧，芙蓉区、雨花区西侧，开福区南侧以及天心区北侧农用地等别均在8等以上，农用地等别随农用地离城区距离递增而递减。城市中部农用地多以菜地为主，如开福区的综合农场朝阳分场、陈家渡分场等蔬菜生产基地作为城市的“菜篮子”，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在科技、财政、政策等方面都予以支持，重视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提倡科技兴农，这为当地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农用地充分发挥了其生产潜力。此外，湘江纵贯长沙市区，途径开福区西南角、岳麓区东部以及天心区西侧，这些区域由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农用地等别都较高。株洲湘潭市区农用地等别呈明显的“带状分布”，即高等别的农用地集中分布在湘江两岸，这与自然质量等、土地利用等的分布规律相似。株洲、湘潭地区农用地以灌溉水田为主，湘江为其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及养分，保证了水稻等水田作物的正常生长。③从长株潭分区情况来看，由于经济、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农用地利用水平、土地潜力开发都不一样，作业的方式方法不一样，投入不一样，产生的结果也就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农用地经济等具有很大差异。长沙的芙蓉区、雨花区、天心区，株洲的芦淞区及湘潭的雨湖区农用地等别较高，8～10等农用地占相应区域农用地面积比例较大，这些区域经济较为发达，农用地自然条件较优，土地潜力开发程度较高；株洲的石峰区以及湘潭的岳塘区农用地等别较低，一方面由于其农用地天然条件相对较差，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状况总体较差、投入较低等原因，导致土地潜力开发不足。
3.2 农用地定级结果分析
3.2.1 农用地级别面积分布特征 ①从各级别的面积统计情况来看，长株潭第四等级农用地的面积最大，为9 517.39 hm2，占总农用地面积的36%（图3），1级和2级的农用地仅占到了总面积的14%。②从各级地在长沙、株洲、湘潭的分布情况来看（图4），1级和2级农用地主要分布在长沙，1级地占67%；3～5级农用地主要分布在株洲；湘潭市区由于农用地面积较小，1～4级土地面积均较小。③从长沙、株洲、湘潭各区各级别面积统计情况来看（图5），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1级和2级农用地所占的比重较大，其中芙蓉区占到了总面积的62.19%，开福区、岳麓区、雨湖区、芦淞区、石峰区农用地主要为2～4级的水平；荷塘区、岳塘区5级农用地所占的面积比重较大，其分别占到了区内农用地面积的40.06%、39.33%。
3.2.2 级别的空间分布规律 通过将各定级单元属性导入GIS软件，得到长株潭农用地级别分布情况（图6）。由图6可知，长株潭农用地定级分布呈以下特点：①由定级结果可知，长沙、株洲、湘潭的农用地级别水平为长沙优于株洲，株洲优于湘潭。从长株潭农用地自然质量、利用状况及投入产出情况分析，长沙总体情况要优于株洲和湘潭；从区位条件分析，交通区位方面，长沙是湖南省会，交通设施建设相对更加完善，这为农副产品的输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经济区位方面，长沙市区200多家农贸市场，提质改造的农贸市场144家，在全省以至全国都走在前列，同时，长沙消费人群基数大，需求多，这为农产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市场；此外，长沙经济更为发达，农产品物价水平相对高于株洲、湘潭，农民人均收入也要高于株洲、湘潭，农用地社会经济属性优势更加明显。②以主城区为中心，农用地级别由里向外呈递增趋势。与主城区相邻的农用地有更好的区位以及耕作便利度优势，农业用地的社会经济属性体现得更加明显。如长沙的二环线以内绝大多数农用地为1级和2级，主要用于蔬菜的种植，产生的经济效益要明显优于水田和旱地的经济效益；城区的消费人群要远大于郊区的消费人群，蔬菜类物价受供求关系影响更为突出，导致物价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呈现出离城区越远物价越低的规律。市区的农用地主要以水田为主，级别最低的农用地主要分布在株洲、湘潭的西北侧区域，农用地以旱地为主，经济效益最低。③农用地级别与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呈明显的正相关性。从长株潭农用地级别整体分布情况来看，长沙优于株洲，株洲优于湘潭，这与长株潭的经济发展状况是相吻合的；从各市的级别分布情况看，长沙芙蓉区土地级别分布情况是长株潭所有区片中最优的，1级农用地占了区面积的42.49%，2级农用地占19.70%，无5级农用地。芙蓉区是长沙的中心城区，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的中心，也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密集度最高的地域，人均耕地少，且主要是用于蔬菜的种植，农用地交通区位、经济区位等方面极其优越。株洲的芦淞区和湘潭的雨湖区农用地定级结果要优于该市区内其他区域，与其经济发展情况也是相一致的。
4 小结
农用地分等定级是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壤质量评价的一项内容，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重要基础工作，是农用地估价的基础。长株潭城市群素有湖南的“金三角”之誉，是湘鄂赣三省最具爆发力的城市群，作为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我国较早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区域，对其农用地分等成果一体化研究意义巨大。本研究对长株潭地区农用地分等及其成果进行详细分析，以期为摸清长株潭农用地的资源状况、促进长株潭耕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及为长株潭地区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等方面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陈 娅.浅谈长株潭一体化[J].知识经济，2010（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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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农用地分等定级规程[S].2001.
第7篇：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
数学诊断性测验难度信度效度1引言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传统测验的局限性在新课程改革中犹为凸显。单一的分数不能反映学生使用的认知成分或技能，也不能诊断出学生答错题目的原因，更不能挖掘考试信息的深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发展。”而诊断性测验（diagnostic test）是诊断性评价使用的工具，是运用测量手段，考查学生在学习上的困难而编制的一种测验。一般在学期末或学期前，即实施新的教学计划之前进行，目的是了解、评价、分析学生所具有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情况，以鉴别学生接受教学的能力并为补救教学提供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诊断测验的编制与开发提供了许多理论与方法，从不同角度为诊断测验编制做出了努力，值得参考借鉴。但这些研究提出的理论比较局限，不够精准，实践性欠佳，因此未能被广泛推广应用。
八年级数学是初中数学学习的关键，也是转折点。这一阶段学生知识掌握与否，直接影响他能否顺利进入高中阶段学习。本研究以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为依据，编制八年级数学诊断性测验，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知识水平掌握情况，以鉴别学生能否顺利进入九年级学习提供参考。同时，教师通过数学诊断性测验，全面了解学生数学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基础和发展状况，以把握学生的学习起点，恰当地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策略，并通过诊断报告获得有关学生数学学习情况的评价信息，掌握学生数学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和他们在数学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适应整体和个别需要的教学策略和措施，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改进数学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为其它研究人员进行更广泛的诊断性教育研究提供测量工具和方法。
2研究方法
2.1测验的编制
2.1.1测验内容的确定
本研究的内容为八年级数学诊断性测验，用团体施测的纸笔测验形式。参考国内外诊断性测验的样本，本测验题型分为四选一的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三大部分。以义务教育新课标准为依据，并参照多位从事中学数学教学的一线教师经验选择初步编制题本，一级目标10个，二级子目标63个，题目总数204。学生知识能力掌握情况分为三种水平。尚未掌握：是指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学习新知识的条件；基本掌握：是指已基本具备了学习新知识的条件；完全掌握：是指完全具备了学习新知识的条件。每个子目标的题目设置一般为三个，少部分5个。标准定为：题目设置为3个，3个全对则为完全掌握；2个全对，基本掌握；对1个或0个，则为尚未掌握。题目设置为5个，5个全对则为完全掌握；4个或3个全对，基本掌握；对2个或1个或0个，则为尚未掌握。选择、填空题答对则满分，否则0分，计算题按参考答案酌情给分，完全答对计满分。
2.2测验的实施
2.2.1预测
在赣州市信丰四中随机选取了八年级一个班（60人）样本，进行当堂施测，每次90分钟，分10个时间段完成全部测验。回收有效问卷60份。将难度系数 0.30以下和 0.95以上、区分度 0.19以下的试题删除，并结合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增删。测试题的二级子目标减少至53个，题目总数减至176个。
2.2.2正式施测
选取赣州市信丰四中刚升入九年级的三个班学生。1班60人，2班58人，3班60人。剔除无效问卷176份，回收有效问卷总计1574份。16、17章施测各为45分钟，其它每章施测为90分钟。
2.2.3统计方法
对数据采用SPSS20.0进行统计处理。
3结果
3.1难度分析
主观题的难度用平均分除以满分来表示。选择题计算矫正难度系数CP。本研究把项目的难度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小于0.20、0.20～0.39、0.40～0.59、0.60～0.79、大于0.80，对应的依次是最难、较难、中等、较易、最易。测验难度以百分比或通过率表示，是等级量表，因此转化成等距量表，查出Z分数，Z分数就视为该题的标准难度。各分测验的难度等级分布为：最难项目测验13有2个，测验11、14、15、16、18、19各有1个。最易项目测验11、15、17各有2个，测验13、16、18、19、20各有1个，测验12有3个，测验14有5个。1个分测验试题难度分布在0.2～0.39之间，7个分测验试题难度分布在0.4～0.59之间，分测验12，14试题难度分布在0.6～0.79之间。各分测验样本难度分布在0.640～0.994之间。
3.2测验项目区分度分析
鉴别度指数分为四个等级，小于0.20认为区分度很差，区分度尚可：0.20～0.29，区分度较好：0.30～0.39，区分度很好：大于0.40。各分测验鉴别度指数分布0.47～0.62，即各分测验项目区分度很好。
采用相关法对项目的区分度进行分析，分测验以及总分的相关区分度见表1。
表1表明，十个分测验与总分的相关在0.350～0.799之间，且均在0.01上显著。与鉴别指数法所分析的各分测验的区分度结果一致。
3.3信效度分析
采用克龙巴赫系数方法来估计测验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各分测验的α系数在0.614～0.744之间，各分测验间较同质（表2）。
用测量标准误对信度分析得到各分测验的测量标准误在1.496～2.145分测验的测量标准误均在三个标准差内，说明测验信度较好。
本测验编制按照八年级数学教学大纲，以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为依据，从大量试题集中精选有代表性的题目编制成测验试题，初步编制成题本后，还进行了一次小样本施测，将难度系数0.30以下和0.95以上、区分度0.19以下的试题删除。并请从事中学数学教学且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和数学教研员，结合相关教材、测验目标、教学大纲，参考各教学单元时数的基础就题本呈现的内容、形式进行调整。最后，测验的二级目标减少至53个，题目总数减至176。因此，整个过程保证了此测验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并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测验结构进行了分析（表3）。
经KMO统计量检验，各测验的KMO在0.607～0.860，Bartlett' s球形检验结果在0.001水平显著性。说明各分测验适合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以主成分法进行初始分析，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进行因素分析。测验十一能得到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能解释总变异的75.918%；测验十二能得到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能解释总变异的76.007%；测验十三能得到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能解释总变异的68.626%；测验十四能得到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能解释总变异的80.174%；测验十五能得到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能解释总变异的81.758%；测验十六能得到一个大于1的特征根，能解释总方差的67.006%；测验十七能得到一个大于1的特征根，能解释总方差的63.540%；测验十八能得到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能解释总变异的73.181%；测验十九能得到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能解释总变异的67.206%。；测验二十能得到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能解释总变异的64.008%。结果表明本测验符合构想。
4讨论
4.1测验的内容
诊断性测验旨在运用测量手段，考查学生基础知识掌握情况，所以测验的编制必须配合学校的课程。本测验编制以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为依据，参照中学数学实验教科书内容编写。对新旧版本教材进行比较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容基本是相同的，主要是代数知识、几何知识，只是内容呈现的先后顺序稍有不一致，这也为编制测验时提供参考的依据。老版本的教材八年级才设置几何知识教学；新版本的几何知识在七年级就以生活中常见的图形向学生加以介绍，这样不仅易于学习，还能和实践相结合。除此之外，新教材把统计和概率的初步知识以及推理知识也纳入到课本中来。
本研究编制测验的目的是诊断学生的基本技能、知识掌握情况。编制的数学诊断性测验包括十个分测验。分式、反比例函数由于在数学课程标准中规定掌握的知识点很少，在测验中题量相对较少。实测时，因条件限制，只在一所中学选取研究对象。就代表性来看，范围应该更广泛些。从测验结果分析，总测验包含10个分测验，每个分测验题目在总测验当中的量不能太大，测验时间又有限制，题目代表性的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尚需完善。
4.2测验的项目分析
测验的项目分析从主要是对项目难度、区分度等进行分析。理论上来说，项目难度值在0.5左右较好，但诊断性测验旨在测查学生基础知识掌握情况，试题难度小，则说明学生掌握良好，大则说明大部分学生没掌握，因此对难度系数要求不高。从各分测验结果来看，除了第20章平均难度系数为0.365，其它各章平均难度系数分布在0.509～0.804之间；从总测验题量分析，最难的题目占总题量的4.5%，较少。大部分题目难度系数落在0.4～0.79之间，总测验的难度系数为0.628。可见测验题目属于中等偏易，试题难度分布符合测验要求。
项目区分度用鉴别指数法和相关法进行了分析。各分测验的平均鉴别指数（D）在0.47～0.62之间，各分测验中项目鉴别指数大于0.4的项目均占最大比重。区分度小于0.2的项目占总题量的10.2%。采用相关法对项目的区分度进行分析，区分度越高，越能将不同水平的被试区分开来。用相关法计算分测验以及总分的相关区分度，十个分测验的区分度都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区分度较好。从测验区分度结果来看，试题总体达标。
4.3测验的信效度分析
内部一致性信度我们采用克龙巴赫系数。各分测验的α系数在0.614～0.744之间，可见所测内容较为一致。各分测验的测量标准误在1.496～2.145之间，总测验的测量标准误为1.267，都在3个标准差以内，说明测验分数与真实分数之间的误差比较小。从这两种信度估计的结果来看，本测验的信度系数比较高，测量标准误比较小，符合测量学的计量标准。
在结构效度考察上，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所得各分测验的因素负荷矩阵，来评量问卷的结构是否符合。经KMO统计量检验，各测验的KMO在0.607～0.860，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在0.001水平达到统计显著性，说明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其中8个测验都得到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2个测验得到一个大于1的特征根，且解释测验的总变异都达到了50%以上。说明本测验符合构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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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瑛如，苏肖好，简吟文.澳门地区小学学生数学诊断测验之建置与发展[J].特教论坛，1997，6（4）：56-68.
[3]杨晓辉，张兰英.诊断性测验在生物学概念教学中的应用[J].生物学通报，1992，（4）.
第8篇：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
关键词：出生监测；生育率；出生性别比；破宫产 中图分类号：R 174 文献标志码：A
出生监测工作是我国综合疾病监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长期、系统、连续地收集人群的出生资料，并进行整理、审核和综合分析，了解人群的生育水平、婴儿健康状况、妇幼卫生资源需求情况。黄浦区从2004年开始进行覆盖全区全人群的出生登记工作，并于2008年建立了出生医学信息网络直报信息系统，实现了出生登记的网络信息化管理。其监测结果可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状况下人群健康状况、妇幼保健工作状况和医疗卫生水平及人口变化趋势和规律，从而为制定妇幼卫生保健策略和人口发展战略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人口资料来源于上海市公安局定期公布的人口数和人口结构。出生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出生登记信息系统，该系统为全人群登记系统，覆盖全市所有法定接产医院，登记每例婴儿出生信息。本数据为2014年黄浦区户籍活产儿信息和黄浦区接产医院出生的非上海市户籍活产儿信息。
1.2指标
生育水平：生育水平采用粗出生率、总生育率、年龄别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衡量
总和生育率=5×各年龄组生育率之和（妇女按每5岁间隔分组）；
出生人口结构：出生人口结构采用出生人口性别比衡量
1.3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Microsoft Office Access进行数据的整理与核查，并采用统计软件SAS 9.2进行统计学分析。
2结果
2.1生育年龄
2014年黄浦区出生人口总数为11 089人，其中沪籍出生人口为7 643（68.92%）人，非沪籍出生人口为3 446（31.08%）人。黄浦区户籍新生儿母亲的平均年龄为29.35岁，年龄最小为16岁，最大为45岁；非沪籍新生儿母亲平均年龄为29.37岁，年龄最小为16岁，最大为48岁。2014年黄浦区新生儿母亲年龄构成情况，沪籍新生儿母亲的年龄分布较非沪籍更为集中。见图1。
2.2生育水平
2014年上海市黄浦区户籍人口的粗出生率为8.87‰，总生育率45.67‰，总和生育率为1.17。2014年黄浦区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可以看出峰值生育年龄为27岁，峰值生育率为104.65‰。见图2。
2.3出生性别比
2014年黄浦区户籍新生儿的出生性别比为105.29，非沪籍新生儿的出生性别比远高于沪籍新生儿，达113.90。
对不同年龄段母亲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析发现，出生性别比随着母亲的年龄升高而略有下降。从学历来看，母亲学历高，新生儿的出生性别比稍低。而出生产次对沪籍和非沪籍新生儿的影响相反，沪籍新生儿第一产性别比略高，为105.94，第二产后出生性别比降至101.36；相反，非沪籍新生儿的出生性别比随产次的增加而升高。见表1。
2.4分娩方式
2014年，黄浦区总的破宫产率为48.32%，其中沪籍为49.54%，高于非沪籍的45.62%水平。双、多胎的破宫产率超过90%，远高于单胎的破宫产率。值得注意的是，早产的破宫产率本市户籍为61.34%，非本市户籍为73.74%，高于非早产的破宫产率。从出生体重看，低体重和超重儿的破宫产率高于正常体重儿，另外非本市户籍早产儿的破宫产率高于沪籍早产儿，沪籍超重儿的破宫产率高于非沪籍超重儿（表2）。
3讨论
2014年黄浦区户籍人口生育水平较2013年略有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总生育率为45.63‰，较2013年上升了7.86‰；总和生育率为1.17，较2013年增加了0.17。这可能与二胎政策放开有关，也不排除沪籍人口对生肖的偏好导致2014年生育率突增，如2007年的突增和2008年的回落及2012年的突增和2013年的回落。黄浦区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多年保持在1的水平，一般经验表明，人口变化趋势往往带有巨大惯性，甚至暗含自强化机制，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水平，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极为困难，所有已经步入这种状态的国家，尚无重新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的先例。因此，黄浦区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第9篇：高中和大学的区别总结范文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面板数据;Hausman检验
［中图分类号］F8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3-0105-03
作者简介：叶晓峥（1986-），女，河南平顶山人，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统计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统计管理。随着新疆经济的高速发展，财政支出机构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尤其是各地州的财政支出在稳步快速地攀升。根据2003—2006年新疆各地州的财政总支出看，16个地州的财政总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为22%，其中以克拉玛依市34.4%为最高，乌鲁木齐市为最低，但也达到了12.4%的平均发展速度。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越来越关注财政支出，特别是财政支出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一般说来，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会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使总量提高的同时使微观经济结构调整更加趋于合理化。然而不同的公共支出以及不同的支出结构，再加上政策调整的幅度大小都可能带来经济不同程度的增长效应，不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制约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的效果，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由此看来，不能只单纯分析各地州的财政总量给经济带来的增长效应，应更深层次地讨论各地州的财政支出结构，以及什么样的结构规划才能更好地影响经济发展，从而快速稳健地促进新疆的经济发展。
一、理论模型
本文将财政支出按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分类，并纳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进行模型分析,并假设生产函数有三个生产要素：私人资本存量k,消费性支出g1,转移性支出g2。
y=f(k,g1,g2)=kαgβ1gγ2
α,β,γ分别是k,g1,g2关于产出量的弹性。若对居民收入征税比率为τ(总税率),总财政支出为g,两类财政支出所占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θ1,θ2(θ1+θ2=1),且假设财政收支平衡,则长期经济增长率:g=［(1-τ)τ(1-τ)/ταθβ/α1θγ/α2-ρ］/σ。当经济增长速度g取最大值时θ1=β/(β+γ),θ2=γ/(β+γ)，它表明各项财政支出要与产出弹性相适应达到最优,只要财政支出结构与各项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相适应,就可以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而不需改变财政支出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要充分利用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就应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该模型也可以扩展到包含多种财政支出的情况。
二、实证分析
为了克服不同区域上因其他原因带来的财政结构上的不同，更加合理地说明财政支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清晰地指出各地区微观经济上应该调整的项目，以促进经济的增长，首先应对新疆16个地州进行基本的判别。这里采用R2-11对16个地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判别。判别结果如下：
第一类地区：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勒泰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第二类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哈密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博尔塔拉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
(一）构建模型
本文采用的计量经济的基本模型为上述的C-D生产函数。考虑到投资，劳动力和对外贸易对新疆各地州的影响，建立模型为：
yit=α0+α1Iit+α2Lit+α3Oit+βkGkit+uit（i=1,…,16,t=2003,…，2006，k=1,…,9）
i为各个地州，t为时间，k为财政支出的结构。yit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当年及后3年的滑动平均值，因为考虑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会有个滞后期；Iit投资增长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代替；Lit劳动增长率，用2006年年底在岗人员的增长率；Oit对外开放程度，外贸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按当年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对外贸易总额已换算为人民币；Gkit是财政支出k个结构中地区财政总支出的比重，G1it是指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2it是指企业挖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3it是指农林水气象部门的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4it是指工业交通部门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5it是指科学教育卫生医疗事业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6it是指其他部门事业费用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G7it是指社保福利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8it是指行政管理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9it是指城市维护费用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uit随机误差项；α0为截距项，α1,α2,α3,βk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
(二）数据描述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为《新疆统计年鉴》、《新疆财政年鉴》、《新疆50年》和中经网。因《新疆财政年鉴》中各地州的财政支出结构数据是从2003年详细记录的，因此，本文选取2003—2006年各地州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分析。
从2003年始，新疆各地州财政总支出数据均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各地州的各个结构各项目不尽相同。这里对财政结构的各项目作描述统计分析。
对于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只有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在10%以上，但乌市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6年时下降到9.8%，其他地州都有上升趋势，但只有吐鲁番地区到2006年时上升到10.2%。企业挖潜支出中，每个地州都呈现上升趋势，到2006年乌鲁木齐市占2%，石河子市占1.46%，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占2.1%，伊犁州直属县(市)占4%，其他各地州均在0.5%以下。对于农林水气象支出，2006年乌鲁木齐市占2.6%，呈稍微下降趋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也呈下降趋势，石河子呈上升趋势，占2.4%，其他地州都较稳定。工业交通事业费用支出2006年时，巴音郭楞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阿克苏、哈密地区呈下降趋势，但其他地州呈上升趋势，但总体的都并未超过各自财政支出的1.6个百分点。城市维护费用支出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为最高，占到13.5%，其他地区均有增长趋势。
叶晓峥:新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三）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各地州的经济发展的不同，财政支出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均衡，按先前判别的两大区域分别进行面板模型分析。
对第一类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对表1中8个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均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估计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而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企业挖潜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并且在总的回归中也呈现正相关，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在第一类地区中，企业挖潜能大力促进经济的稳健发展。地区经济增长与农林水气象的支出比重正相关，在统计上显著。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交通支出比重正相关，在统计上很显著，科教文体卫生事业与地区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其他部门事业费用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在统计上尚不显著。但在总的回归中，却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在统计上显著。这与其他部门费用的性质有关系。社保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且在统计上很显著。行政管理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城市维护费用支出比重在回归方程7中显示与经济增长成显著的正相关，在统计上很显著。
在每个回归模型中，发现劳动力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尤其是在对科教文费用支出回归时，有很强的显著性。如果在科学教育卫生医疗机构能增大劳动力，将能很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表2看，根据第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经过Hausman检验后发现只有回归模型8不能拒绝原假设，对回归方程8做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方程，其他均做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方程。得出结果：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总支出所占的比重和工业交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并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且在模型6中,工业交通所占的比重与经济增长也呈现很显著的正相关。企业挖潜所占的比重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很显著，其中企业挖潜所占的比重在模型6中也呈正相关显著；农林水气象支出比重和其他部门事业费用支出比重与经济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科教文体卫生事业支出比重和社保福利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统计上显著。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城市维护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则与经济增长都呈现正相关关系，根据表2的结果看，大部分不显著，但适度地调整社保福利支出，再增加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促进经济的增长有显著效果；如果增大地区的劳动力，也会带来正向的经济增长，这对于模型2、3、5外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对外贸易在GDP中所占比重则与经济增长有负相关效应，除了模型1外，均显著。
三、结论与建议
对新疆16个地州按两类地区划分后再对两类地区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模型分析和经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财政支持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财政支出结构是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要充分发挥地方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就要进行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在这两类地区上，财政支出结构还不平衡，基本建设和企业挖潜改造、工业交通部门支出都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农林水气象的支出在第一类地区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而在第二类地区不显著。而科教文体卫生事业费用的支出在两地区都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在第一类地区各地州现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首先要加大就业，增加劳动力，农林水气象部门费用支出的比重应增加，其他事业部门应结合其他的支出相应地增加或减少，应减少社保福利支出与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社保福利支出在两地区应降低。在第二类地区，首先应加大劳动力的投入，适当降低对外贸易，应保证内需的足够。与国家提倡的“扩内需，调结构，促增长”先协调一致。应降低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基本建设支出费用、企业挖潜支出费用和工业交通支出费用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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