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融合精选(九篇)

第1篇：文化经济融合范文

1.1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需要

在经济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是教师在讲，学生在听，并且是满堂的数学定义、定理及证明，在学生的意识中，数学课就是讲授某个数学概念，某数学知识有关的定理，证明过程，然后就是举例求解，至于数学的应用、数学的思想等都未提及，这样的程序似乎已经成为数学课的模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这样的教学程序已经感到枯燥无味，甚至是厌倦。所以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数学教学改革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寻求创新型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其学习主动性，而在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是一个有效的兴趣点。

1.2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品质的需要

数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思维训练能力，在理性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很多学生认为，学习高等数学，除了应付考试，比如考研，此外并无多少实际用处。虽然数学公式以及定理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很少涉及到，但事实上，受益于终身的这种无形的数学思维和数学素养，会让他们更加适应于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从数学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数学思维，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1.3经济类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创新型及应用型人才，是当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迫切需要。于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应用能力，便成为了高等院校的主要培养目标。在经济数学教学过程中，数学教师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适当地融入数学文化，让学生了解数学在各个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感受数学史中数学发展的魅力，领悟数学的思想，来激发他们对于数学的好奇心，提高他们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达到高校培养创新型及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从而能够促进学院自身的发展。

2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实践

2.1融入数学文化的备课阶段

在授课准备阶段，参考有关数学史及数学思想方法的教材，充分挖掘所讲授内容的文化内涵，潜心研究本授课内容所适合融入的数学文化，以及合理安排融入数学文化的时机。

2.2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过程

对于数学概念及数学定理，学生在理解时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很难产生兴趣，而如果在讲授这些数学的概念及定理时能够增添些新的元素，来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1数学史的引入

根据所授内容，适时地引入有关的数学史，介绍数学家的故事轶闻等史料。数学家获得发现的思想记录，使学生理解数学发展的渊源，了解这些概念定理背后的数学家们探索成果的那份执着。比如在讲授函数的微分时，学生应掌握函数微分的形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微分符号，可以适当地介绍微分符号的不同的使用形式。对于微分符号的使用历史上有两派，一派是牛顿及英国的一些数学家，他们所使用的微分符号是x，y，另一派是莱布尼兹及德国数学家，使用的是dx，dy，两派针对微分符号的使用问题各不相让，因为考虑到dx，dy表示更高阶的导数和微分时比较适合，后来数学界使用了dx，dy，即是我们今天所给出的微分符号。在讲授微分中值定理时，可以引入罗尔、拉格朗日、柯西三大数学家的简介及定理产生的背景，比如罗尔定理产生的有趣之处是：该定理是罗尔无意中发现的一个结论，没有经过证明，这个结论却出现在微积分教材上，而罗尔却是微积分的强烈攻击者。由此使得学生对定理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加深了对定理的记忆及理解。

2.2.2数学与现代生活结合，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在日常生活和各个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是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另一新途径。在教学中，应向学生呈现出数学与现代生活零距离感，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娄亚敏编著的《数学与现代生活》一书中，从娱乐、文化、日常生活、理财、政治、数学与混沌世界六大方面阐述了数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这种应用价值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使学生学以致用。

2.2.3第二课堂的开设

为了给学生营造一个充满数学文化的氛围，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比如举办数学文化讲座，或是开设数学文化课，也可以是数学文化课程的在线实践教学。第二课堂可以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学习转化成轻松自然的主动学习行为，也很好地解决了学习与工作、生活之间的矛盾。数学文化课中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数学思想、数学史典故等，都能给学生呈现出数学的魅力，在教学中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对于学生来讲，在扩大学生的视野的同时，还能激发学生热爱数学及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从而可以提高其数学素养。

3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经济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过程，势必存在着一些问题。

3.1课时偏少方面

由于目前经济数学的课时一再压缩，课时偏少，数学教师为了完成教学目标，针对数学知识无法展开来讲，所以有时不得不放弃有关数学文化的渗透，以至于出现满堂的数学概念定理，数学的魅力完全被抹杀，学生自然就觉得枯燥无味，学习数学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就无从谈起。

3.2教师的科研压力比较大，教研时间少

数学教师一般承担着全院校的数学课，所以教学任务比较重，再加上教师的科研压力比较大，为了评职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论文上，所以很多数学教师纯粹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在教学方面的研究，比如教学效果如何，教学方法是什么，怎样让学生对自己的数学课产生兴趣等等的研究上花费的时间很少，势必导致了劣性循环，学生对数学的学习没有热情。

3.3数学文化融入的时机方面

教师在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时，只是单纯地举几个有关数学史的例子，而没有深入地挖掘其数学文化内涵，对于怎样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融合在一起，都没有进行课前设计，这对学生来讲有时是比较唐突的，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由此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与实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针对课时少的问题，需要数学教师针对学校及学生情况，制定适合本校的教学进度，比如经济类院校的经济数学课，一些定理证明可以舍弃，适当地渗透数学文化，给学生呈现出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范例等，以此来制定教学大纲及教学进度，从而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

针对数学教师的教研时间少的情况，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学校特色来制定政策，比如应用型大学，就应以教研为主，鼓励教师多做教学方面的研究，把科研放在其次，这样数学教师就会把做研究的时间放在教学上，从而会在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上多下工夫，拓展数学的广度，挖掘数学的思想，让学生去领悟数学文化，感受数学的魅力无穷。为了能使数学文化有机地、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这就需要数学教师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数学知识水平及数学文化素养的同时，要明确数学史只是传播数学文化的一个载体，应选取合适的渗透数学文化的材料，在教学过程设计上多做思考，在课后认真反思，总结每节课的不足，充分让学生体会到数学文化的美妙。

4结语

第2篇：文化经济融合范文

古人如是形容常熟：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虞山高峻、尚湖清亮、土地富饶、民生乐道，故有“世上湖山，天下常熟”的美誉。

（一）青山绿水，诗“琴画”意虞山位于常熟市内西北处。因商周之际江南先祖虞仲（即仲雍）卒葬于此而得名。虞山，山独峙于平原之间，主峰高300米，绵延6.5公里，由西向东，状如卧牛，南临尚湖，东伸入城，古有“十里青山半入城，山南尚湖如映带”诗句咏之。西南险峻，东北平缓，满山苍松翠柏，名花珍禽、幽洞深涧、寺宇园林、名人墓葬分布于山麓之间。时人有“虞山十八景”之称。虞山与古城、山南尚湖融为一体，构成独特的景观特色，自然山水秀雅，人文景观丰富，历为江南旅游胜地。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深厚的历史底蕴孕育着这一方水土，也沉淀下名垂千古的“虞山琴派”和“虞山画派”。虞山琴派自古以来，古琴是常熟的象征。常熟别称“琴川”。而虞山琴派是明末以常熟虞山命名的中国古琴的重要流派，由明朝宰相严讷之子严天池所创建。严澄精古琴，曾任邵武府知府，辞官后，与善琴者共同探讨琴艺，自此琴风大振。后主持编写了《松弦馆琴谱》，被琴界奉为正宗，虞山琴派由此名扬海内。此派崇尚“音必当正律，重音而轻辞”，其特点可概括为清、微、淡、远四字，琴曲风格为“清微淡远，博大和平”，历来为琴史所推重。虞山画派虞山画派简称“虞山派”，是中国画主要流派之一，“云间画派”两大支流之一，奠基之祖为黄公望。画名盛于康熙年间，明清两代山水画的各家各派，均或多或少地从中吸取了有益营养。其派山水画以笔墨繁缛、工整秀丽取胜，崇古摹以拟风尚，影响颇大。

（二）古有姜尚，水灵湖光尚湖，临山孕湖，与古城浑然一体，含山川之秀，汇城乡之交，得天独厚，自然美色与人文景观相融合，气象开阔，内涵丰实。度假休闲，游览观光，娱乐商贸，美食健身，四季宜人。尚湖因商末姜太公在此隐居垂钓而得名，现已成为集休闲、观光、游览于一体的国家AAAA级旅游区、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江南著名休闲度假基地。如何依托优越的自然山水禀赋，挖掘和利用丰厚的历史遗存，寻求姜尚文化与尚湖旅游的嫁接方式和展示途径，变资源优势为产品优势、品牌优势，这是摆在常熟旅游特别是尚湖旅游面前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虞山尚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学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挖掘展示姜尚文化，促进尚湖旅游产业发展”的想法。历史纽带传承姜尚文化姜太公姓姜，名望、尚，字子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是我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在我国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被尊为“兵家鼻祖”、“百家宗师”。 笔者广泛查阅与姜尚有关的各类书籍后发现，大量的历史资料都能证明姜太公与尚湖有着很深的渊源。据《孟子•离娄》记载：“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唐吴地记》载：“虞山东二里有石室，太公吕望避纣之处”；《宋吴郡志》载：“石室在常熟海隅山。石室凡十所，相传太公避纣居之”；龚明之在《中吴纪闻》中记载“太公避纣，隐虞山作石屋居之”；《孟子》曰：“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常熟离海近，或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姜尚的军事思想、治国理念对后世无疑产生过巨大影响。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姜尚在民间产生的影响更大。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慧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孜孜追求的坚持；对理想、对信念的坚忍不拔。他在民间所留下的“智慧”、“平安”、“长寿”等理念，更是他一生文化思想中的精髓。

勇于实践塑造姜尚文化尚湖有良好的生态景观体系，但人文景观体系还不成规模，特别是姜尚文化的挖掘尤为匮乏。目前在尚湖，除了有一个太公的雕像，以及在山水人文馆有一些简单的介绍之外，基本感受不到姜尚文化。姜尚文化博大精深，“智慧”、“尚贤”、“平安”、“长寿”等是姜尚文化的精髓。以此为主题，在尚湖建设完整的人文景观体系完全有可能。目前，度假区正准备在尚湖核心景区，精心规划建设“太公岛”。这是一个集中展示姜尚文化的景观区。规划中的太公岛分四个区域：一区设“太公阁”，用以展示姜尚与尚湖相关的典籍史料；二区选取“太公家训”中的相关格言，镌刻成碑，以示游人；三区建设“钓鱼台”、“子牙亭”和“八卦阵”，全面展现太公当年的生活场景；四区为观景游览活动和休憩区。通过这种人文与生态交融、历史与时代荟萃、视听与参与性结合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充分展示姜尚文化的丰富内涵。办节造势历来是塑造品牌、提升知名度的重要手段。今年度假区首次举办了“尚湖太公美食节”，以尚湖深厚的文化遗存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为依托，以姜尚答谢乡亲而设“太公宴”的美丽传说为主题，结合姜太公在虞山尚湖的民间养生、长寿等相关故事，精心推出“太公宴”十二道湖鲜美食菜肴。活动效果非常明显，既挖掘弘扬了常熟本土美食文化，增强了景区吸引力，又提升了姜尚文化和景区的品牌内涵。今后度假区将依托园内的姜尚岛，精心打造江南姜尚文化节、钓鱼节、美食节等一系列节庆活动，开展姜尚文化论坛、姜尚民俗文化展等文化主题活动，充实丰富姜尚文化的内涵。文化与旅游从来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只要姜尚文化与旅游产业真正实现并脉融合，就会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从而为提升尚湖旅游的文化品位，推动尚湖乃至常熟的旅游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三）红色经典，现代演绎常熟沙家浜地处阳澄湖畔，近年来景区日趋完善，水面芦苇荡从最初的150亩增加到现在的2200亩，湖荡中菱荷相间，芦苇密布，古色古香的画舫载着游客穿行在芦苇迷宫中，寻觅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芦苇荡的故事；岸上有按抗日战争时期建造的江南小村庄、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新四军活动旧址等，依稀让游人瞥见阿庆嫂、郭建光的身影。沙家浜景区北扩之后，占地4000余亩以水面为主的土地，建成湿地生态保护区，与芦苇荡风景区连成一片，使之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湿地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胜地之一。湖光山色、芦苇低雁，更有菊黄蟹肥……国庆、中秋期间，沙家浜以它特有的革命历史传奇、江南水乡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磁石般吸引着各地游客。沙家浜景区追求大自然生态和野趣，营造水乡“森林公园”，各个不同的地块，形成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以及万竹岛，同时追求“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的意境，绿化与芦苇构成一个协调、和谐的大自然生态景观，春是桃红柳绿，夏是荷藕飘香，秋是杏林尽染，冬是雪融芦花，四季如诗如画。碧波之上，橹声咿呀、渔歌阵阵；万绿丛中，鸟儿婉啼、苇香扑鼻，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水乡特色。此外，独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民俗风情展、风筝表演、江南吴歌会等活动，也体现了沙家浜深厚的文化内涵。景区推出的探访《沙家浜》故事，追寻阿庆嫂、郭建光踪迹，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之“红色教育游”；忘却都市喧嚣，呼吸新鲜绿色空气之“绿色生态游”；品尝阳澄湖大闸蟹，享受“持螯赏菊、对酒当歌”意境之“金色美食游”；漫步沙家浜古镇，品味浪漫与怀旧的“影视文化游”，以独特的魅力享誉旅游市场。如今的沙家浜既体现了红色经典的历史意义，又表达了现代人对于革命年代的新认识、新发现。

第3篇：文化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合；本土融合；迁移融合；家庭式迁移

作者简介：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周思伽，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距离不断缩小的过程，也是其从文化、收入、身份等方面不断向城市居民趋同的过程。然而，随着大批农民工的不断涌入，他们逐渐形成了新的一套文化和准则。不同于一味地学习和接受城市的规则，农民工形成了一种介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融合。只有将内部与外部的融合相结合，农民工才能既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又获得较强的归属感。其社会融合具有与身份相对应的二重性。

二、文献综述

西方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主要分为“同化论”、“多元论”和“区隔融合论”三种。“同化论”的代表人物有克雷夫科尔、特纳、帕克以及戈登（黄匡时，2010；Park，1924；马戎，2004）。{1}它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针对特定对象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族群内部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外部主流文化不断侵入的过程（Simons，1901；Leonard & Kitsuse，1955；Spiro，1955）。{2}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同化始终没有出现。“多元论”是相对于“同化论”提出的。它主张各群体内部应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认同，保存原有的种族和族群文化（Berbrier，2004）。{3}经验研究中，多元融合原本以种族移民为研究对象，之后扩展到妇女、同性恋、残疾人等弱势群体（Berbrier，2002）。{4}其最初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对抗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同化论。它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Portes，1980）。{5}“区隔融合论”主要是针对移民二代的融合而提出。它认为，移民的人力资本（教育、技术、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受的待遇与社会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Portes，1995）。{6}

国内对于社会融合维度的研究并没有统一的观点。王桂新和罗恩立（2007）将其分为经济、政治、公共权益以及社会关系四个维度的融合。{7}张文宏和雷开春（2008）将其分为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和身份融合。{8}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相对稳定的职业、可观的经济收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田凯，1996）。{9}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社会维度的标准存在差异，由此测量出的社会融合情况也不同。同时，学术界对于影响社会融合的因素从户籍制度、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层面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李强，2002；李培林，1996；赵延东，2002）。{10}其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普遍偏低且具有明显内部差异性（钱文荣，2009）。{11}

根据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学术界关于农民工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尚有不足。首先，西方理论均从文化和结构讨论社会融合，以主流文化为参照系，忽略阶层群体差异。其次，社会融合维度不一，其维度和影响因素之间的界限模糊，致使测量结果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1. 研究框架

由于本文需要对社会融合进行探索性分析，所以这里并未提出明确的假设。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人口特征（性别、户籍、教育、政治面貌、拥有证件类型）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迁移融合、本土融合）的重要因素（任远，2006）。{12}同时，家庭（配偶情况、迁移家庭规模、共住共居模式、居住地方）作为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费正清，1987）{13}纳入回归方程。另外，工作状况（工种、企业性质）作为农民工生活的重要部分也将纳入回归方程。

2. 资料来源和抽样设计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10外来务工人员调查”，调查地点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宁波、上海、苏州、深圳、佛山、东莞六个城市。本调查最终成功访问了2 680位外来务工人员，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 主要指标及操作化测量

本文将社会融合分为了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两个概念。具体的指标操作化测量如下：

待遇情况：企业提供待遇情况，包括病假工资、带薪休假、产假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其编码：1为有，0为没有。月平均收入：被访者的月平均工资。本地人成为邻居情况：被访者的邻居中是否有本地人。其编码：1为是，0为否。本地人到家做客情况：被访者是否邀请过本地人到家做客。其编码：1为从来没有，2为偶尔，3为经常。听懂本地话程度：被访者能否听懂本地话。其编码：1为听不懂，2为听懂一些，3为全能听懂。讲本地话程度：被访者能否讲本地话。其编码：1为能讲，0为不能。工作评价：被访者对目前工作状况的评价，包括收入、工作安全性、工作环境、工作时间、晋升机会和整体满意度。其编码：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企业评价：被访者对目前所在企业评价，包括工资水平、最低工资保障、工资按时发放、加班时间和报酬、社会保障、企业福利、劳动保护、工作环境、文化娱乐情况、上下级关系、工友关系、员工参与工资协商、职业技能培训、本外地人同工同酬、男女同工同酬。其编码为：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城市评价：被访者对打工地所在城市评分，包括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社会治安、交通条件、子女教育质量、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公正、生态环境。其编码为：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被访者目前工作场所最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其编码：1为是，2为否。工作场所中老乡比例：工友中与被访者同一个乡镇、县、省的人群比例。其编码：1为很少（50%）。社会交往中老家方言使用情况：被访者在社会交往中使用较多的语言。其编码：1为本地话，2为普通话，3为老家方言。工作老家方言使用情况：被访者在工作中使用较多的语言。其编码：1为本地话，2为普通话，3为老家方言。家庭总收入：被访者家庭年总收入。打工总收入：被访者家庭外出打工收入。是否回老家买房：被访者5年内准备置办房产的地方。其编码：1为打工地城市，2为老家县城或乡镇，3为老家农村。是否认同外地人身份：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哪种人。其编码：1为本地人，2为新本地人，3为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4为既不是本地人，也不是外地人，5为外地人。

4. 分析方法和统计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类：第一，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探索社会融合的相关因子，统计模型为：

Xi=Ai1F1+Ai2F2+...+AimFm+Ui； （i=1，2，...，k）。

第二，当因变量为定距及以上变量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个人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家庭环境、工作状况与社会融合各因子间的相关关系，统计模型为：

Y=B0+B1X1+B2X2+...+BkXk+ε。

四、研究结果及发现

1. 农民工社会融合因子结构

（1）本土融合的因子结构

本土融合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融合概念相似，是农民工基于本地关系与本地居民进行的一种外部融合。这部分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本土融合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其中，有4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4个因子累积的方差贡献率达到70.8%（>70%）。因此，这些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1可知，因子F1主要由“工作评价”、“企业评价”和“城市评价”3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70、0.885和0.756。这3项较好地代表了F1，反映的都是农民工对移入地的评价，是农民工的主观感受，表现的是其对移入城市的认同。因此，F1为“认同融合”。

因子F2主要由“听懂本地话程度”和“讲本地话程度” 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88、0.901。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2，反映的是农民工对当地语言的情况。与文化的其它方面相比，语言是外来人口对移入地文化掌握的最突出表现。因此，F2为“文化融合”。

因子F3主要由“本地人成为邻居情况”和“本地人到家做客情况”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61、0.724。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3。与本地人做邻居反映了农民工在地缘上与本地人接近的程度，本地人到家做客的情况则反映了农民工是否与本地人有较为亲密的联系。这两者都较好地反映了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因此，F3为“网络融合”。

因子F4主要由“待遇情况”和“月平均收入”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740、0.769。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4，反映了农民工个人在移入地的经济水平。月平均收入、待遇情况与其职业直接相关，是体现个人经济水平的最重要部分。经济水平越高，其在当地的经济地位越高，融合程度也越高。因此，F4为“经济融合”。

（2）迁移融合的因子结构

迁移融合是农民工基于乡土关系与当地同乡进行的一种内部融合。这部分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迁移融合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其中，有4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4个因子累积的方差贡献率达到70.9%（>70%）。因此，这些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2可知，“是否回老家买房”和“是否认同外地人身份”2项指标对F1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58和0.756，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1，都表现的是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虽然此种类型的认同并不一定能使农民工长期定居移入地，但是作为精神上的依托，为农民工在本地的生活提供了动机和支撑。因此，F1为认同融合。

“社会交往老家方言使用情况”和“工作老家方言使用情况”2项指标对F2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70和0.862，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2。与国外对种族文化差异的研究不同的是，在中国，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因此，老家方言在公共场所的使用情况，则代表了农民工在移入地对家乡文化的传承。因此，F2为文化融合。

“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和“工作场所中老乡比例”2项指标对F3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02和0.813，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3。以往研究显示，工作从时间和空间上占据了农民工大部分生活。除去邻居，农民工社会关系大多来自于工作。因此，F3为网络融合。

“家庭总收入”和“打工总收入”2项指标对F4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912和0.916，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4。家庭及家庭打工总收入在当地越高，其家庭的内部融合越高。家庭的总收入尤其是家庭打工的总收入代表了农民工亲属群体在移入地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迁移融合中亲属的经济水平。因此，F4为经济融合。

（3）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现状

通过对农民工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的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可知，仅有两者的经济融合呈现正相关，而认同融合、文化融合、网络融合均成负相关。但是从其它角度来看，本地认同融合促进了迁移融合除认同融合的其它方面。本地文化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迁移融合的网络与经济融合。反而本地网络融合在更大程度上阻碍了迁移融合，本地经济融合也与迁移融合除经济外的其他方面呈相反趋势。由此可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的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之间的融入趋势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进的（见表3）。

2.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回归分析

（1）农民工本土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由表4可知，自变量对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认同融合、文化融合、网络融合和经济融合的解释力，分别为3.2%、7.2%、7.4%和19.7%。其中，自变量对经济融合的解释力最大，而对认同融合的解释力最小。

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人口特征分析，性别仅对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经济融合产生显著的影响。女性比男性的经济融合程度低0.420分（B=-0.420，P

从家庭环境的角度看，配偶所在地对农民工认同融合、文化融合有显著影响。与配偶待在同一企业的农民工相比，与配偶在同一省市的农民工认同融合低0.237分（B=-0.237，P

根据农民工的职业状况，工种对农民工的认同融合和网络融合有显著影响。与生产工相比，技术人员的认同融合程度低0.178分（B=-0.178，P

（2）农民工人员迁移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由表5可知，自变量对农民工迁移融合的认同融合、网络融合、经济融合的解释力，分别为13.7%、6.4%和12.9%，而对文化融合的解释力为负。因此，自变量对认同融合和经济融合的解释力最强，对文化融合的解释力不足。

针对农民工社会人口特征而言，性别对网络融合的影响显著。女性比男性网络融合程度低0.168分（B=-0.168，P

从家庭环境的方面来说，配偶所在地对网络融合和经济融合影响显著。与配偶住在同一城区的农民工比在同一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网络融合程度低0.341分（B=-0.341，P

根据农民工的职业状况分析，其工种对农民工认同融合和经济融合影响显著。作为中低层管理人员的农民工比生产工认同融合程度低0.400分（B=-0.400，P

六、 结论与讨论

1. 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情况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并非是以与本地人靠近为结果，而是以更好地在城市生存为目的，其社会融合是根据自身情况而做出的策略选择。因此，其社会融合包括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两种情况。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进。其中，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认同融合、文化融合和网络融合的程度越高，迁移融合的相关融合程度就越低。但其本土融合中的经济融合程度越高，迁移融合的相关融合程度也越高。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的其它方面则呈不同的方向和趋势相互影响。总体而言，农民工的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是相互交叉着发展。

第4篇：文化经济融合范文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是朝阳产业，其发展需要金融产业的支持。在提供金融资金投资机会的同时，文化产业也促进金融产业进行机构改革和产品创新，二者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催生出文化金融产业。文化金融产业是当今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文化金融产业，可以提高两个行业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本文就两区合并对原宣武区的文化金融产业发展带来的优势、威胁和机遇展开讨论，并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 城市规划；文化金融业

一、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优势

1.增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首先，新西城的构建有利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和专项规划，核心区与旧城保护区基本重合。两区合并后可以使新西城历史文脉更加完整，文化资源更加充裕，文化特色更加鲜明。区划调整后，新的西城区将会继续在已有的基础上，按照“低碳、宜居、科技、文化”的标准修缮一批会馆，使之成为承载和弘扬宣南文化的重要文化阵地。新西城计划用10年的时间，到2020年，打造会馆和名人故居产业集群，形成一个文化地标。宣南文化则将会以区划调整为契机，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实现传承与超越。

2.加强行政，均衡发展，推动文化经济发展的步伐

之前由于行政区划分过细，宣武区和西城区的发展受到空间因素的制约，宣武区发展受空间因素制约更为明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通过核心区行政区划的合并调整，既有利于对现有的空间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推进核心区南北均衡发展。又有利于提高核心区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同时可以大幅度提高合并后的两个区的综合实力，并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同时可以解决之前管理薄弱的状况。通过行政区域的合并更有利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可以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力度。

3.整合商业资源，加强文化金融产业发展

原西城区是经济繁荣、金融活跃的商贸金融区。全区55%地域在二环路以内，交通便利，通讯发达。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既有传统优势，又具备现代化发展优势，规模较大、行业齐全、设施先进。宣武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大量的老字号品牌资源，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西城区。而两区合并后，在金融产业方面，新西城的优势十分显著。新西城将以金融街的建设发展带动全区资源的整体优化配置和高端服务业的大发展，不断壮大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的优质化。北京金融主中心区 金融资产规模近40万亿。雄厚的金融资产可以为文化金融产业的发展更好的铺路，提供资金方面的帮助，更好的宣传推广文化金融产业。

二、文化金融产业遇到的威胁

1.经济结构有待调整

原宣武区经济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体，占全区的GDP90%左右，商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原西城区是党和国家机关的首脑办公区，政治文化以及对外交流活动频繁，是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载体。总部经济是原西城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家经济指挥中心、部级银行、金融机构总部大多设在区内，金融业是主导产业，其经济总量占全区GDP40%以上。从原宣武区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来看，第三产业都主要以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可以看出，虽然原西城区和原宣武区在合并前后，在金融业都有很大的投入与发展；但反之，在文化创意产业所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很小，发展就较为落后与薄弱。

2.相关经验缺乏

从先今新西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来看，在某些行业还在出现亏损的状况下。2010年1月8日，北京首家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产业专营机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金融服务中心”在原宣武区成立；而且这也是原宣武区首次尝试发展文化金融产业。尽管，原宣武区政府联合北京银行为无担保或为曾得到过贷款的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在与原西城区合并后，宣武区也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在金融业方面，也会以依托原西城区的发展优势，得到更大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经验会使从事文化金融业的企业无法有效地利用充足的资金支持帮助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而且，也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

3.创新性人才的流失

从薪酬体系来看，多数企业的薪酬设计还没有充分考虑创意人员及创意工作的特点，现有薪酬体系不能充分调动创意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有些单位还以学历、资历为主要评价指标。而目前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收入差距也很大，一般的创意设计、创意文案等职位一般月薪在3000~5000元，创意总监的年薪则可达二三十万元。薪酬分配的差距过大，会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些从业人员转入到其他行业中，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前景。两区合并后，将会给新的西城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促进各个行业的发展，提高人均收入，也会给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机遇，从而造成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流失风险。

4.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有待加强

通过核心区行政区划的合并调整，可以有效整合现有空间资源，提高合并后的两区综合实力，也有利于旧四区城乡结合部等薄弱环节的管理。同时减少两个行政机构，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这样符合北京历史名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发展定位。但是，四个城区的政府构架是长期形成的，非常完整，合并之后，在区域整合中也面临着难题，譬如人员处理、机构管理过度等问题。

三、文化金融产业的发展机遇

2010年1月8日，北京首家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产业专营机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金融服务中心”在宣武区成立，该中心将为包括宣武区在内的全市文化创意企业提供创新模式的金融服务，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快速的审批渠道和优质的金融产品服务方案。

1.政府政策支持

宣武区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文艺院团聚集，拥有充满京味儿文化的特色项目，如前门、大栅栏、琉璃厂，北京会馆，天桥演艺园区等。目前，区域合并后，原宣武区可依托西城区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资源以及金融街对宣武区金融业发展的促进，西城区的金融街为北京金融行业重点区域，宣武区可以借助金融街的优势及专业知识和人才使自己的文化金融产业得到更好的资金支持及金融产品服务。同时，加强政府政策引导，支持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完善文化企业融资担保机制，形成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

2.人才资源保障

对于区域文化金融产业的长远发展，人才是关键因素。宣武区的特色是京味儿文化，所以应注重传统民间技艺、习俗、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使京味儿文化形式更多样，内容更精彩，对于一些老字号应更加多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使之能够有长远发展的空间和能力。同时，也应培养引进大批文化领域创新型、复合型、外向型等高端人才，为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的人才资源保障，为传统文化开辟出新的道路注入新的活力，加强对外合作。

3.特色品牌培养

促进特色文化金融产业发展，展现特色文化魅力。按照集聚发展、特色发展的原则，应仔细选择适合宣武区发展的特色文化产业形象，积极吸引有优势的文化创意企业，鼓励扶持有潜力的中小型文化企业，形成以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为主体，各类中小型企业为支撑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格局，打造出特有的文化品牌形象。依托宣武区特有的文化资源优势，应鼓励各个企业实现专业化、特色化和精品化经营，不能一个模式发展。

4.竞争力加强

政府应鼓励文化金融产业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立足宣武区自有的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优化发展环境。为了防止资金、技术和人才浪费，政府应提高审查扶持企业的资质与发展潜力的力度，对有发展空间的企业大力支持，对缺乏特色和创意企业可适当减少支持。引导优势企业扩大交易规模，提升交易质量，鼓励科技、工业、建筑、规划等领域的设计产业与关联产业间的沟通合作，加速设计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将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四、建议

1.培育文化金融产业的企业主体，打造优势品牌

每个城市的创意产业由于受文化、经济、科技等条件的制约，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台湾建筑设计师登琨艳先生曾强调：法无定法，创意是不能复制的，每个城市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发展创意产业。因此，每个城或地区的文化金融产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实际情况，适应所在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特点。如在2010年，新西城区在文博会亮相的西长安街现代演艺街区、天桥演艺区等七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就是新西城区发挥的经济基础优势、文化资源优势和独特区位优势，打造优势品牌的代表。

2.积极开发文化消费信贷产品

各金融机构应积极培育文化产业消费信贷市场，通过消费信贷产品创新，不断满足文化产业多层次的消费信贷需求。可通过开发分期付款等消费信贷品种，扩大对演艺娱乐、会展旅游、艺术品和工艺品、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报刊、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数字出版等出版产品与服务、印刷、复制、发行、付费广播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电影产品等综合消费信贷投放。加强网上银行业务推广，提高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设计服务和休闲娱乐等行业的网络支付应用水平。

3.加强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新和创造力，具有研发设计投入高、复制成本低的特点，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设计创作人员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便难以收回。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我们必须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和尊重创新及其成果的氛围，为创新和创意成果的传播及推广应用创造有利的环境。北京市版权局则通过数字版权保护服务平台的开发和使用等手段，加大了对创意产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4.完善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尽快出台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配套措施，出台相应的企业、产品标准，把文化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扩大文化体制改革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同时，考虑到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建议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产业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倾斜政策。

经过区域整合后，合并成新西城，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面对发展新形势，充分发挥金融优势，加强金融产品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服务。重点培养相关人才，保证人力资源的知识、技术支撑。努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文化金融产业发展，加快文化创意产业的升级。创新发展思路，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为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多方面、多层次合作提供优良发展环境。增强服务能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西城区七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亮相文博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网站[ J/OL].

[2]促进金融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 J/OL].

[3]陈新湖，杜一宪，温建平，梁峰.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对成都市创意产业发展的几点思[N].天府新论，2007(05).

[4]北京四区合二崇文宣武成历史，金羊网—新快报，2007年7月2日[J/OL].

第5篇：文化经济融合范文

一、文献综述

Goldsmith(1969)从金融相关率出发，研究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平行的正相关关系，McKinnon和Shaw(1973)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系统阐述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机制。李强、徐康宁（2012）以2000-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效果，认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实体经济发展。孙爱军等（2011）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分析了省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认为各省金融效率差异显著，应充分考虑金融效率水平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能。蒋智陶（2014）以实体经济融资额和实体经济增加值为投入产出指数，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实证分析了2003-2012年各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赵伟光、敬莉（2015）运用Malmquist指数结合改造后的C-D生产函数，建立面板数据对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是影响西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效率改进因素并不显著。综合以上研究文献可以发现，Malmquist指数法已成为研究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常用方法，而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往往取决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融资结构、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升级程度等方面构建投入产出指标，全面分析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

二、实证分析

（一）DEA-Malmquist指数简介DEA方法又称数据包络分析法，其原理主要是借助数学规划方法确定决策单元的最优投入产出生产前沿面，并由决策单元偏离最优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DEA方法能够理想地评价复杂系统的多投入产出效果，其特点有三：一是不直接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因此无需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二是不必确定输入输出变量之间关系的函数表达式，只需确定输入输出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三是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所以无需假设权重，具有很强的客观性。Malmquist指数是目前最常用于计算分析不同时期生产效率的DEA方法，Malmquist指数的计算要求数据为面板数据，本文把每个省份作为一个决策单元，用DEA-Malmquist指数计算西北五省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即分解为技术进步（TECHCH）和技术效率变化（EFFCH）的乘积，Malmquist指数是第t期到t+1期产生效率的几何平均值，用TFPCH表示，反映生产效率的变化，技术进步指数TECHCH描述了t+1期相对于t期生产结构（技术水平）的变化，若TECHCH的值大于1（小于1），则表明决策单元的技术水平比上一期提高（降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CH反映相对效率变化，描述的是t+1期与t期的技术效率的变化，若EFFCH的值大于（小于1），则表明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比上一期提高（降低），技术效率又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

（二）指标与数据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对效率结果的影响较大，在产出指标方面，本文用GDP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量”，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衡量地区产业升级程度的指标，用STR表示，反映经济发展结构。在投入指标方面，用金融相关比率FIR衡量区域金融资产总量的发展，用融资结构FS衡量金融结构的变化，用地区贷存比SLR反映地区金融系统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用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在充分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投入产出指标的计算公式为：STR=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FIR=（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直接融资额+保费收入）/GDPFS=直接融资总额/地区全部融资总额SLR=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以上各指标基础数据均来源于2010-2014年西北五省区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三）实证分析1、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1可以看到，西北五省区生产总值均出现大幅上涨，增长幅度均在65%-77%之间，其中陕西省增速最快，相比2010年，2014年陕西GDP增长76.52%。近5年西北五省的GDP标准差逐年增大，说明西北五省的经济增长差异在逐渐扩大。纵观近五年西北各省的产业结构升级度STR，甘肃、青海、新疆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增长，且甘肃2014的产业结构升级度大于1，第三产业的增长超过第二产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变局初显。分析金融投入指标，各省金融相关比率FIR整体呈增长态势，说明各省经济体系中金融资产总量增长，金融资产呈扩张状态，经济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融资结构FS各省均值不到0.2，直接融资占比小，重心放在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上，区域经济能够容纳的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总量较少，金融技术水平较低。2、金融支持经济发展BCC模型效率结果分析本文运用DEAP2.1软件，以GDP、STR为产出，金融相关比率FIR、融资结构FS、地区贷存比SLR作为投入，分析西北五省区2010-2014年金融支持经济发展DEA-BCC模型下效率评价结果。从表2看，近五年西北五省中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个省份的CRSTE值均为1，说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是有效的。而宁夏的综合效率值是0.83，说明宁夏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处于非有效状态，分解CRSTE综合效率，宁夏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纯技术效率VRSTE有效，规模效率SACLE处于非有效状态，即金融投入规模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没有充分发挥。3、金融支持经济发展Malnquist指数效率结果分析本文运用DEAP2.1软件计算西北五省2010-2014年金融支持经济发展Malnquist指数。首先计算经济发展的金融生产效率指数，然后分别计算三大产业的金融生产效率指数，并做比较分析。（1）以GDP、STR为产出的金融生产效率以GDP、STR为产出，金融相关比率FIR、融资结构FS、地区贷存比SLR作为投入要素，计算五省Mal－nquist金融生产效率指数，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2010-2014年西北五省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指数中，陕西、甘肃、新疆3个省的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TFP指数大于1，即金融生产效率是增长的，分别增长1.2%、3.1%、2.6%，青海、宁夏的TFP金融生产效率是下降的，分别下降0.33%、0.62%。对各省近五年TFPCH进行分解可知（表4），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EFFCH指数值均为1，说明金融技术效率已达到稳定有效状态，近五年都没有变化，金融生产率的变化主要由金融技术水平的变化决定，而青海、新疆两省的金融生产率由金融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综合决定。综合表2、表3、表4，陕西、甘肃、新疆近年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综合效率处于有效状态，且金融生产率仍在提高，其中陕西、甘肃金融生产率的提高已完全依赖于金融技术水平的发展。青海近年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综合效率虽然处于有效状态，但效率开始下降，原因在于其金融技术水平效率与规模投入效率同时处于下降状态，说明片面金融规模扩张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宁夏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综合效率处于非有效状态，且效率依然在下降，主要原因是金融技术水平效率TECHCH的下降。（2）以三大产业产值为产出的效率以金融相关比率FIR、融资结构FS、地区贷存比SLR作为投入要素，分别以第一、二、三产业产值为产出，计算五省金融支持三大产业Malnquist生产率指数效率。从表5看到，西北五省中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个省份三次产业的金融生产率是增长的，结合表4，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个省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金融生产率均高于以GDP、STR为产出的金融生产率，说明这些省域金融支持三大产业是有成效的，且呈现出效率进步的态势。其中青海省金融支持第一产业效率指数高达5.927，即近5年青海金融支持第一产业发展效率增长了近500%，充分说明青海省金融支农效果显著，从效率分解结果看，TECHCH值为4.017，金融技术水平发展是金融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反，宁夏省的金融生产率是下降的，金融支持第一产业生产率下降9.2%，支持第二产业生产率下降5.1%，支持第二产业生产率下降39.2%，且三次产业的金融生产率值均低于GDP的金融生产率值。分解宁夏金融支持三次产业的生产率指数TFPCH发现，金融规模效率是金融生产率下降的最大因素，金融规模效率变化与金融生产率指数的相关系数在三次产业中分别是0.229、0.962、0.62，说明宁夏金融支持三次产业的规模效率没有发挥积极作用，科学配置金融资源成为金融支持宁夏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1、西北地区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总体综合效率是有效的，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生产效率呈下降趋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规模效率下降。2、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甘肃省金融生产效率增长最快，甘肃经济对金融资源的运用效率提高最快，宁夏金融生产效率下降最快，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金融生产效率下降幅度巨大，主要是金融资源投入规模不匹配造成。3、西北五省金融技术水平效率指数THCHCH与金融生产率指数TFPCH的相关系数最高，说明金融环境对西北五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片面追求金融规模扩张并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三大产业亦是如此，金融技术水平效率才是影响西北五省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6篇：文化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沟域经济；文化创意产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035-02

一、背景

沟域经济是近些年北京市提出的一种发展山区经济新模式。它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以山区沟域为地理单元，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在有效整合沟域内各种资源的基础上，形成内容多样、产业融合、特色鲜明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山区产业带[1]。

加快沟域经济建设步伐是北京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从北京开展山区建设和沟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现在北京沟域经济建设已进入不同产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时期[2]。大部分沟域在发展中将第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是将休闲旅游作为沟域经济发展的重点[3]，然而由于目前存在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因此将文化创意产业与沟域经济融合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创意产业有别于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其核心在于创新，它不同于传统三大产业，是具有很强渗透力的新兴产业，同时还具有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特点，将文化创意产业与沟域经济融合发展，可以优化沟域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产业附加值，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沟域经济发展原则

1.生态优先，持续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创新沟域经济发展模式，以文化创意产业为视角，在发展的理念上坚持生态优先，寻求一条生态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生态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突出特色，因地制宜。目前北京市各地沟域经济开发项目存在明显的趋同效应，主要集中在观光、采摘、农家乐等项目。就沟域的长期发展来看，会使沟域内良好的资源得不到深度的挖掘，造成资源闲置的现象，逐渐削弱竞争力，造成沟域经济发展的缓滞。因此，最大程度发挥当地特色，因地制宜，明确定位，是现在沟域经济发展需要突破的关键。

3.规划先行，产业聚集。发展沟域经济首先对每条沟域进行总体规划。总体规划的重点核心内容是各类标准的制定，同时利用资源优势，统筹安排，合理布局，精心打造。并且依靠北京郊区先期所形成的沟域经济产业聚集带，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合力，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形成各区域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导品牌。同时，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扩大沟域经济发展的规模与影响力，形成三次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的新发展格局。

4.文化融入，创意创新。沟域经济建设不但要完善硬件设施，还需深入挖掘当地传统文化底蕴，提升经济发展“软实力”。就目前沟域经济发展现状而言，山区农业生产仍主要依靠传统生产模式，农产品的深加工和旅游商品转化率不高，农业生产和产品销售的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形成品牌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因此，运用文化生产力提高农业附加值十分必要。在沟域经济发展中融入文化创意，有助于增强吸引力，形成品牌特色，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三、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沟域经济发展模式创新

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发展沟域经济，就是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寻求沟域经济的新增长点。通过笔者的分析整理，总结出主导产业文化创意提升模式、文化创意带动模式两种沟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

1.主导产业文化创意提升模式。主导产业文化创意提升模式是将传统沟域经济发展模式下依托的自然资源分别与文化创意进一步融合，将沟域经济下主导产业依托的各种资源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进一步开发，从而将发展模式创新，带动沟域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

将自然风光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创造性的挖掘景点的创意项目，例如现在已有的位于房山区十渡景区内的仙龙岛露营地，将仙龙岛优美的山水环境与露营结合起来，游客可以进行烧烤、骑马、射箭等活动，增加了游客的娱乐体验；将民俗文化、遗迹游览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加入更多的创意参与环节，可以增加游览乐趣。还可以在旅游纪念产品的制造销售中加入个性化元素，吸引更多游客，扩大民俗传统和历史文化遗迹的影响范围；将特色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将农业产品加入创意元素，可以扩大农产品销量。

2.文化创意带动模式。产业融合推动农业发展是沟域经济的核心，但是产业融合不仅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融合，还可以与文化创意产业这种渗透力强的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文化创意带动模式就是整合沟域内各方资源，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通过创意创新，形成新的沟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丰富的自然、社会、资金、人力资源是发展的基础。比如举办大型文化创意活动，加入合理的文化创意，紧密联系周边产业，可带动景区旅游业、特色农业等产业的发展，一举多得。依托各种资源开发的项目以文化创意为纽带，合理规划，关注沟域整体的大发展，促进沟域内资源的活化与开发，实现产业集聚提升，从而加快沟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史亚军，唐衡，黄映晖，王有年.基于山区产业发展的北京沟域经济模式研究[J].中国农学报，2009，（18）：500-503.

第7篇：文化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Malmquist指数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9）-0024-05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被确定为我国全方位开放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因素是金融，西北五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结合点。本文通过研究西北五省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的变化特征，探讨近5年西北五省区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经济对金融资源的运用效率、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在省际之间的差异等问题。

一、文献综述

Goldsmith（1969）从金融相关率出发，研究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平行的正相关关系，McKinnon和Shaw（1973）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系统阐述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机制。李强、徐康宁（2012）以2000-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效果，认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实体经济发展。孙爱军等（2011）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分析了省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认为各省金融效率差异显著，应充分考虑金融效率水平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能。蒋智陶（2014）以实体经济融资额和实体经济增加值为投入产出指数，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实证分析了2003-2012年各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赵伟光、敬莉（2015）运用Malmquist指数结合改造后的C-D生产函数，建立面板数据对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是影响西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效率改进因素并不显著。综合以上研究文献可以发现，Malmquist指数法已成为研究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常用方法，而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往往取决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融资结构、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升级程度等方面构建投入产出指标，全面分析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

二、实证分析

（一）DEA-Malmquist指数简介

DEA方法又称数据包络分析法，其原理主要是借助数学规划方法确定决策单元的最优投入产出生产前沿面，并由决策单元偏离最优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DEA方法能够理想地评价复杂系统的多投入产出效果，其特点有三：一是不直接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因此无需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二是不必确定输入输出变量之间关系的函数表达式，只需确定输入输出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三是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所以无需假设权重，具有很强的客观性。

Malmquist指数是目前最常用于计算分析不同时期生产效率的DEA方法，Malmquist指数的计算要求数据为面板数据，本文把每个省份作为一个决策单元，用DEA-Malmquist指数计算西北五省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从t期到t+1期，Malmquist指数公式为：

式（1）中，（x，y）与（x，y）分别是t+1和t期的投入与产出量; d和d表示的是以t期技术T为参照的t期和t+1期的函数。从产出方面来看，以第t期的技术水平T为参照，Malmquist指数可表示为：

同理，第t+1期技术水平参照下的Malmquist指数为：

那么，可以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

即分解为技术进步（TECHCH）和技术效率变化（EFFCH）的乘积，Malmquist指数是第t期到t+1期产生效率的几何平均值，用TFPCH表示，反映生产效率的变化，技术进步指数TECHCH描述了t+1期相对于t期生产结构（技术水平）的变化，若TECHCH的值大于1（小于1），则表明决策单元的技术水平比上一期提高（降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CH反映相对效率变化，描述的是t+1期与t期的技术效率的变化，若EFFCH的值大于（小于1），则表明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比上一期提高（降低），技术效率又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即

式（5）中角标V表示可变规模报酬，角标C表示固定规模报酬。

（二）指标与数据

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对效率结果的影响较大，在产出指标方面，本文用GDP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量”，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衡量地区产业升级程度的指标，用STR表示，反映经济发展结构。在投入指标方面，用金融相关比率FIR衡量区域金融资产总量的发展，用融资结构FS衡量金融结构的变化，用地区贷存比SLR反映地区金融系统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用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在充分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投入产出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STR=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FIR=（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直接融资额+保费收入）/GDP

FS=直接融资总额/地区全部融资总额

SLR=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以上各指标基础数据均来源于2010-2014年西北五省区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三）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可以看到，西北五省区生产总值均出现大幅上涨，增长幅度均在65%-77%之间，其中陕西省增速最快，相比2010年，2014年陕西GDP增长76.52%。近5年西北五省的GDP标准差逐年增大，说明西北五省的经济增长差异在逐渐扩大。纵观近五年西北各省的产业结构升级度STR，甘肃、青海、新疆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增长，且甘肃2014的产业结构升级度大于1，第三产业的增长超过第二产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变局初显。分析金融投入指标，各省金融相关比率FIR整体呈增长态势，说明各省经济体系中金融资产总量增长，金融资产呈扩张状态，经济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融资结构FS各省均值不到0.2，直接融资占比小，重心放在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上，区域经济能够容纳的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总量较少，金融技术水平较低。

2、金融支持经济发展BCC模型效率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DEAP2.1软件，以GDP、STR为产出，金融相关比率FIR、融资结构FS、地区贷存比SLR作为投入，分析西北五省区2010-2014年金融支持经济发展DEA-BCC模型下效率评价结果。从表2看，近五年西北五省中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个省份的CRSTE值均为1，说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是有效的。而宁夏的综合效率值是0.83，说明宁夏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处于非有效状态，分解CRSTE综合效率，宁夏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纯技术效率VRSTE有效，规模效率SACLE处于非有效状态，即金融投入规模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3、金融支持经济发展Malnquist指数效率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DEAP2.1软件计算西北五省2010-2014年金融支持经济发展Malnquist指数。首先计算经济发展的金融生产效率指数，然后分别计算三大产业的金融生产效率指数，并做比较分析。

（1）以GDP、STR为产出的金融生产效率

以GDP、STR为产出，金融相关比率FIR、融资结构FS、地区贷存比SLR作为投入要素，计算五省Malnquist金融生产效率指数，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2010-2014年西北五省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指数中，陕西、甘肃、新疆3个省的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TFP指数大于1，即金融生产效率是增长的，分别增长1.2%、3.1%、2.6%，青海、宁夏的TFP金融生产效率是下降的，分别下降0.33%、0.62%。

对各省近五年TFPCH进行分解可知（表4），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EFFCH指数值均为1，说明金融技术效率已达到稳定有效状态，近五年都没有变化，金融生产率的变化主要由金融技术水平的变化决定，而青海、新疆两省的金融生产率由金融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综合决定。

综合表2、表3、表4，陕西、甘肃、新疆近年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综合效率处于有效状态，且金融生产率仍在提高，其中陕西、甘肃金融生产率的提高已完全依赖于金融技术水平的发展。青海近年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综合效率虽然处于有效状态，但效率开始下降，原因在于其金融技术水平效率与规模投入效率同时处于下降状态，说明片面金融规模扩张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宁夏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综合效率处于非有效状态，且效率依然在下降，主要原因是金融技术水平效率TECHCH的下降。

（2）以三大产业产值为产出的效率

以金融相关比率FIR、融资结构FS、地区贷存比SLR作为投入要素，分别以第一、二、三产业产值为产出，计算五省金融支持三大产业Malnquist生产率指数效率。

从表5看到，西北五省中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个省份三次产业的金融生产率是增长的，结合表4，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个省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金融生产率均高于以GDP、STR为产出的金融生产率，说明这些省域金融支持三大产业是有成效的，且呈现出效率进步的态势。其中青海省金融支持第一产业效率指数高达5.927，即近5年青海金融支持第一产业发展效率增长了近500%，充分说明青海省金融支农效果显著，从效率分解结果看，TECHCH值为4.017，金融技术水平发展是金融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反，宁夏省的金融生产率是下降的，金融支持第一产业生产率下降9.2%，支持第二产业生产率下降5.1%，支持第二产业生产率下降39.2%，且三次产业的金融生产率值均低于GDP的金融生产率值。分解宁夏金融支持三次产业的生产率指数TFPCH发现，金融规模效率是金融生产率下降的最大因素，金融规模效率变化与金融生产率指数的相关系数在三次产业中分别是0.229、0.962、0.62，说明宁夏金融支持三次产业的规模效率没有发挥积极作用，科学配置金融资源成为金融支持宁夏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1、西北地区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总体综合效率是有效的，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生产效率呈下降趋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规模效率下降。

2、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甘肃省金融生产效率增长最快，甘肃经济对金融资源的运用效率提高最快，宁夏金融生产效率下降最快，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金融生产效率下降幅度巨大，主要是金融资源投入规模不匹配造成。

3、西北五省金融技术水平效率指数THCHCH与金融生产率指数TFPCH的相关系数最高，说明金融环境对西北五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片面追求金融规模扩张并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三大产业亦是如此，金融技术水平效率才是影响西北五省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启示

1、优化金融环境。良好的金融环境不仅是金融业健康运行的内在需求，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构建科学的社会信用体系，改善征信环境，优化投资环境，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加强金融监管，密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创造良好金融环境。

2、加强金融基础建设。多渠道引入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机构主体的多样性。根据经济发展特点优化金融机构区域配置，提高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度和匹配性。适应交易主体的业务需求，进一步提高金融业务的广度和深度。完善支付结算基础设施，提高支付结算的便利性，促进金融资源的高效流动和合理配置。

3、加大金融创新力度。针对西北地区融资结构单一的现状，要加大金融创新，推进融资方式多样化，加大信贷融资力度，积极推进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和境外融资，丰富金融市场工具，让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得到充分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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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雪琴，方先明.金融支持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解析[J].上海金融，2010，（6）：22-25。

[5]蒋智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D].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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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树华，方先明.金融支持与区域金融发展―机遇江苏数据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6，（9）：81-84。

[10]赵伟光，敬莉.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与西北五省经济增长[J].科技和产业，2015，（2）：17-23。

The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Fiv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Located along with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LIU Limin LI Wensheng LV Xiangting

（Baoji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Baoji Shaanxi 721000）

第8篇：文化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31日

引言

利率是指一定时间内因持有一定量某种计价单位（人民币、美元甚至购买力）而承诺的回报率。利率可以视为金融产品的另一种价格表现形式，在调节资金供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相关理论和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所产生的利率水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市场效率。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在利率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由供求决定市场出清状态下的均衡利率水平，政府仅在市场出现失灵时进行利率调控，也称为利率自由化。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于1996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市场化，此后，债券市场利率、外币贷款利率、大额外币存款利率、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也先后实现了市场化，同时，逐步放宽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2013年7月20日，人民币贷款利率实现了市场化。目前，我国只有人民币存款利率还处于上限管制状态，其他利率均实现了市场化。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组成部分，伴随着世界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学术界对利率市场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选取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评述，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展望后续研究方向。

一、利率市场化理论基础

利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为MacKinnon（1973）的金融抑制理论和Shaw（1973）的金融自由化理论。MacKinnon（1973）和Shaw（1973）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干预与经济落后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尤其是对利率的管制造成了资本市场的分割，而这种分割造成了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均为实际利率），特权阶层能够轻松获得融资，而无特权阶层难以获得高层次创新所需的资金，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只能维持低层次数量增长，难以出现由创新带来的飞跃式发展。因此，MacKinnon（1973）和Shaw（1973）认为金融抑制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而为了化解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需要放开政府管制，由市场决定金融资源配置，实现金融自由化。

MacKinnon和Shaw开创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提出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世界各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同时，给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种解释，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具有探索和参考价值。

MacKinnon和Shaw对于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开创性论述也存在粗糙和有待改进的地方：没有论述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抑制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具体改革路径和相应的改革时机，同时忽略了金融自由化之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如原有的科技发展基础、劳动者的平均素质、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素质，政府的调控监管能力等，缺乏实践指导意义。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创不久，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等国以该理论为指导，纷纷开展了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期通过金融自由化打破本国经济增速缓慢的困局，但是这些国家的改革均已惨败而告终，有的甚至引发了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原本落后的经济雪上加霜。

二、金融抑制理论的改进和发展

金融抑制理论提出后，世界各国学者对该理论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对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20世纪90年代，MacKinnon通过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其早先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经济自由化的顺序理论，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顺序和可能路径进行了论述。MacKinnon认为政府不能够也不应该同时采取全部的自由化措施，受到各国国情以及自由化进行时国际经济环境差异的影响，各国的金融自由化的最优顺序可以存在差异。MacKinnon的经济自由化的顺序理论承认了自由化改革所需的客观条件，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应当遵循一定的顺序推进，具有了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Gibson、Tsakalotos（1994）对以往论述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某些缺陷阻碍了其自由化的进程，同时认为以往许多文献中所设想的过于简单的金融自由化战略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他们认为自由化的战略应当包含符合经济实际状况的金融机构发展方案。Gibson、Tsakalotos（1994）的观点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状况在自由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使自由化理论有了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1997）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金融抑制理论的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去甚远，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推行金融自由化进而提振经济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存在管制的金融体制具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的金融管制体制被称为金融约束。该理论充分考虑了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实际状况，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如何实施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对金融抑制理论的修正和完善，使得金融抑制理论形成了完整体系，对世界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有助于各国制定合理的金融自由化路径、降低相关风险，最大限度发挥金融自由化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三、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我国学者以完善后的金融抑制理论体系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国情，从金融抑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金融约束的合理性两方面入手，研究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抑制和利率管制是我国经济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周业安（199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金融抑制导致了信贷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提高了企业利息支出以外的融资成本，同时造成非国有经济融资困难的局面。黄桂田、何石军（2011）认为利率和汇率管制催生了超额货币需求，同时扭曲投资和外向经济结构，这些都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损失。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金融制度有其符合客观规律和合理的一面。王晋斌（2000）认为90年代实行的金融政策并不是金融抑制，而是扎根中国实际、权衡利弊得失后的权宜之计，其在促进融资和化解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黄金老（2001）则认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并不具备通过利率市场化提升经济效率的客观条件，即使实行了市场化也无法发挥市场化的预期作用。曾康霖（2004）认为金融抑制论在对欠发达国家实际情况的分析方面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不应当只关注其强调取消金融管制的方面。

综合上述两方面学者的意见，我国确实存在金融抑制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实行利率市场化消除金融抑制，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推行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我国利率市场化应当逐步、审慎推进。

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风险

自金融抑制理论创立至今，对利率市场化理论的研究使得学术界达成了共识：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经济效率，但是改革应当遵循一定的顺序逐步进行，并且改革伴随着较大的风险。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地顺利实施，近年来，学术界对利率市场化的研究集中到利率市场化的风险方面，基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研究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即阶段性风险;另一类主要研究利率市场化后的风险，即利率的恒久性风险。

吴炳辉、何建敏（2014）在我国贷款利率下限取消、存款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的背景下，从理论角度深入研究了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可能产生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为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风险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这篇文献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由商业银行拓展到了企业和居民，从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

李庆水（2013）通过比较研究美国、日本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提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应当重视监管的作用，以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借鉴，提前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以此作为应对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的方法，从监管角度提出了管理利率市场化阶段性风险的策略。

杨梅（2013）运用敏感性压力测试的方法，定量研究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在贷款利率市场化中的阶段性风险，提出当前温和的改革步骤不会造成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难以承受的损失，更不会引发系统系风险、带来经济运行混乱，并提出了相应的阶段性风险应对策略。

巴曙松、严敏、王月香（2013）以我国中小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其所面临的恒久利率风险。周颖辉（2013）论述了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利润水平、经营模式以及监管带来的影响。张慧莲、周晓乔（2014）研究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今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应对利率市场化风险的策略。

五、利率市场化研究展望

总结以往有关利率市场化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率市场化理论体系，并对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有效降低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较为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

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阶段，本文认为后续研究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路径以及阶段性风险;二是全面市场化后的恒久性利率风险研究。研究方法应当是以利率市场化理论为坚实基础的定量研究为主，以期能够较为准确地指导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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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业安.金融抑制对中国企业融资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2.

[6]黄桂田，何石军.结构扭曲与中国货币之谜――基于转型经济金融抑制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1.7.

[7]王晋斌.金融控制、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0.4.

[8]黄金老.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J].经济研究，2001.1.

[9]曾康霖.关于金融抑制论的再审视[J].经济学动态，2004.5.

第9篇：文化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文化；科技；融合；机理

DOI：10.13939/ki.zgsc.2015.31.062

21世纪以来，科技与文化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科技与文化支撑下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科技与文化对产业的支撑力不仅关系到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时也决定了其国际竞争力的水平。因此，在国际化大背景下，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发展，并挖掘文化与科技对产业的支撑引领作用。文化与科技融合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科技角度的促进作用；二是从文化角度的促进作用；三是从二者融合角度的促进作用。在三方面的作用下，文化与科技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双轮驱动作用。

一、科技促进产业发展的机理分析

对于科技促进产业发展的机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已成为共识，但是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历程，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古典增长理论重视劳动力和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忽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末期，索洛、斯旺和米德等人在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的新古典增长理论，首次将科技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方面将科技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科技进步是外生变量而将其排除在劳动、资本、土地等内生变量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突破性地提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可以避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可以保持的观点，开始强调知识、科技、人力资本投资等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其作用的领域已经超越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环境等诸多领域，并且作用越发明显。随着技术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科学与技术之间逐步融合。同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也日益紧密，彼此相互影响。因此，人们对科技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科技的内涵包括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在谈及科技之时，也必须连带考虑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各项因素。20世纪初，在一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20%，现在普遍高达60%～80%，有的产业对科技的依赖甚至达到90%以上。

（二）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科技创新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影响产业的投入产出和资源要素的配置，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从供给来看，科技进步使劳动者素质不断提升，生产工艺和产品不断创新，同时管理水平和产品营销手段不断创新，造成市场供给的产品出现多元化、科技化、个性化、便捷性等特征，从而直接引发产业结构的调整；从需求来看，人们对于产品需求的多元化需求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使得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更新换代加快，产品生产、消费、出口结构不断演变，进而间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

另外，科技进步还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在整个产业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的历史过程；②产业结构中由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的历史过程；③产业结构中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占优势比重演进的历史过程。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主要评价指标是三次产业比例、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贡献率等。

经济发展的连续性使得装备水平、职工素质、管理水平和经营水平都要受到科技水平的限制。传统产业存在的装备落后、职工素质较低、管理水平低的状况只能依靠科技进步，利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以此来提高传统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新创立企业方面，科技进步对于创立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决定性作用。高新技术企业是以高科技为支撑，以知识资本为主要资产，由一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把科研成果转化为高技术产品而组建的现代企业，这样的企业性质已经充分显示了科技在其中的巨大作用。

（三）科技创新促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

从全球来看，科学技术发展的跨学科特征越来越明显，创新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研发成本不断增加，技术生命周期缩短，使原来的封闭式创新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没有一个创新企业或组织能在资源和相关技术领域取得完全优势，它们必须把识别、获取和利用外部知识及资源作为其创新的核心过程。这就促使科技创新从传统的封闭模式转化为开放模式，而开放模式的本质就是内外部创新资源的整合。与此同时，创新组织间的合作越来越平常，通常会结成一种共享和交换资源、共同开发创新的网络关系，合作性网络则成为创新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

实践表明，创新组织和创新活动具有本地化特征，易于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形成空间聚集，并经常会在某些技术或产业领域形成专业化特点。由于特定区域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如相关技能、技术和基础设施，吸引那些追求成功的企业等创新组织在区域集群中进行合作。这种区域集群合作能够导致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降低创新组织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因此，便形成了不同的区域创新系统，系统内含有创新主体间进行知识交换、相互合作的网络以及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区域创新系统也成为科技合作和竞争的主体。特别是21世纪以来，科技创新活动不再受技术因素、组织因素以及地域因素等的限制，以创新体系为主体参与各种科技竞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区域则成为参与国际分工、资源配置以及竞争的重要主体和经济单元，区域创新能力、潜力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已成为区域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国际上的主要创新型国家，如德国和日本，也开始注重区域科技的发展，促进区域间科技资源整合和产业空间布局调整。

二、文化促进产业发展的机理分析

文化促进产业发展的机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是经济增长的内原动力

国外对于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的“经济人”思想。他指出任何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都必须建立在共享的道德观，即履行支付承诺、信守契约、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把人本身固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作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的重要条件。穆勒（MillJ.s，1848）认为各国的经济状况依赖于人类的本性，即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可以说，早期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条件时，更倾向于关注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社会。

之后，开始有学者从特定视角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日本学者森岛通夫（1973）从特定文化形式宗教的视角分析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德龙（Delong B）通过定量分析试图进一步证实韦伯和森岛通夫的观点，他将新教定义为虚拟变量，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进行回归方程检验，结果显示这个虚拟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国外学者还通过文化因素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特别是个体偏好态度以及文化、制度与经济相互共生发展等视角探讨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如刘易斯（LewisA，1983）在全面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认为，人均产出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还取决于人的行为，也就是经济主体的态度。还有学者提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观点。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西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文化研究的趋向，经济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开始思考并重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经济活动及经济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化中的作用，并强调在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来认识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空间特征，突出社会文化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如斯托泊（1997）着重论述了地方的社会文化传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文化创意产业是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因素和成果已经成为现代生产力的重要构成或促进因素，而文化资源稀缺性、重复利用性的特性，使得文化资源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即文化引领经济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文化需求的角度而言，其对扩大内需有拉动作用。物质财富越是丰富，文化需求越是巨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历了温饱―小康―富裕的演化过程，在人们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消费日益非物质化，即从注重使用价值到注重观念价值，从追求品质到追求品位，从认同同质化到认同异质化，实现了由物到心再到灵的转变；另一方面，从文化供给的角度而言，文化供给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提升作用。

文化创意产业体现了科技与文化的有机融合，代表了新经济的发展潮流。所谓新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其实质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同产业在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和数字虚拟技术应用基础上形成的产业融合趋势。而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正是对这一产业融合趋势进一步拓展的概括，科技对创意产业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出现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可以大幅度提升传统制造业产品的文化和知识含量，进而提升产品附加值，提升传统产业的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促进城市功能的转变，朝向现代服务业方向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集团总是将高端创意（核心技术、思想发明、品牌设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将由创意延伸出的制造业、加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研究创意产业形成的规律对于研究技术创新理论、区域创新理论和国家创新理论都有重要意义。例如北京市明确提出将力争在“十二五”末期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15%，2020年力争达到18%。为此，北京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和文化融合，大力实施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战略，打造北京文化与科技之都。

（三）文化是生产力重要源泉

文化要素已经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源泉，通过促进产业及经济发展来创造物质财富。一是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体现经济贡献；二是文化对其他产业的改造提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方面，农业的转型朝着现代化发展，如观光农业。工业的转型，包括高技术制造业的占比增加和工业遗址的升级再利用，如北京798由工业区改造成艺术聚集区以及旅游文化区。第三产业的转型，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服务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

文化体系所包含的文化创意群体以及城市创新主体在文化资源的创生刺激下，在创意产业经济的推动下，主体认知结构、行为结构等发生变化，进而带动城市区域的科技创新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文化和制度体系。文化融合发展，新兴文化与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入互动，能够在区域中营造开放、包容、创新、时尚等文化氛围。多元文化互动融合、创新创意文化的活跃，使得文化创新力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力的提升。

三、文化与科技融合促进产业发展的机理分析 文化与科技融合促进产业发展的机理分析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科技协同发展机理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赫尔曼・哈肯（Haken）从物理学和化学等生命物质领域的研究出发，将协同学的基本理论扩展到自然界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科学界。如同许多科学术语一样，“协同学”（Synergetics）源于希腊文，意为“协调合作之学”。协同学的理论核心是自组织理论，是指在一定外部条件下，系统内部自发组织起来，进而形成新的有序。

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科技创新的初始设计和发展过程离不开社会文化提供和创造的环境。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与发展，为科技进步提供了发展土壤与运用空间。文化作为发展的内在因素，形成了一股“文化力”已直接“植入”经济和科技，并直接影响着包括科技发展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和模式的选择。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为科技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也影响着科技选择及其发展路径，从而推动科技进一步发展。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使得文化发展带有科技创新特征，科技发展带有文化导向特征。当今时代，文化与科技的互动越发频繁与明显，二者融合的领域和程度也越发广泛和深刻，文化软实力与科技硬实力的有机融合，越来越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体现国家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方面。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为促进产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为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二）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成为促进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驱动力。知识经济并非指仅仅知识成为产业，也并非仅仅知识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是知识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后，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知识、科技、信息开始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知识创新、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导向性作用突出表现在整合现存生产能力，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使经济发展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同时，科技进步还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资源配置合理化，资源使用共享化，增长动力持续化，资产投入无形化。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物质的外部化、社会化则更多的是需要打破组织间、区域间的各种壁垒，建立有利于各个区域的资源共享模式。一方面，需要建立跨区域创新系统的整体观念，把自身的创新活动融入整个系统，以获取创新增值；另一方面，要采用开放式创新方式，结成创新和资源网络，进而实现资源间、组织间和子系统间的协同。

文化对产业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的直接贡献，还包括文化产业在建立有利于其他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服务民生、通过提升传统产业文化附加值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社会稳定繁荣发展方面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科技与文化融合促进产业发展的机理不是简单重复科技、文化各自的作用，而是从二者融合以及“双轮驱动”带来的产业裂变和跨界融合、产业转型和升级等方面，通过复杂的系统组织，实现科技与文化融合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

（三）文化与科技融合下产业发展与变迁

文化与科技融合，共同促进企业发展的模式是一种多层次、多领域、多种方式的融合。科技与文化融合对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双轮驱动的局面。在这种新的驱动力下，逐步出现新的产业发展趋势。

1.文化科技融合下的业态创新

“新兴文化业态”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是在2007年，同年10月就被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自此后国家文化产业分类进行了动态的调整（如2012年的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产业形态。可见，业态创新以及新兴文化业态层出不穷，并且已经引起政府和产业界的重视。业态创新具有四个方面特点：一是以技术为支撑，依托于新媒体、（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等；二是内容的原创性、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文化产业的内容是新兴文化产业的财富源泉和生命力所在；三是多元载体，强调信息互动与共享。主要体现为多种媒体形式之间的共享；四是边界突破性。跨越地域界限、行业及产业界限、传统、国界等。

2.文化科技融合下的业态融合

由于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强渗透性，使得企业的经营边界模糊并导致产业原有的界限被打破，不同产业间相互渗透、交叉和重组。企业本身不断衍生成为综合性文化科技型企业，如腾讯、百度等，创意农业、工业旅游等一批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业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随着文化产业不断细分，行业间竞争加剧，使得汇聚优势资源、整合创新要素、开展深度合作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途径，进而加强了产业间交叉跨界的现象。而互联网融合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更是加速了空间、地域、产业间的边界打破的速度，为更多企业跨界合作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3.文化科技融合下的业态集成

随着新型文化业态和产业交叉跨界融合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格局发生变化。企业的竞争力在于能否掌握核心要素，能否通过平台与消费者和市场有效对接，这就需要企业能力的综合化。与此同时，在应对国际竞争上，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需要企业的全产业链布局能力，这些都促使一些集成性业态的出现。特别是在企业经营链条的延伸、连锁经营以及多品牌并购的模式下，一些综合化的融合了高科技和文化内涵的企业和产业业态层出不穷，成为跨区域、跨行业的发展新趋势，一方面增加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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