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概论全文(5篇)

第1篇：文化经济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供给侧经济学；供给侧经济改革

经济问题总是供给侧问题与需求侧问题的有机统一，分析供给侧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需求侧问题，同样，分析需求侧问题，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供给侧问题。但我们可以根据经济理论分析的起点或关注点不同来对二者进行区分。起点或关注点主要在供给方面的，可以认为是供给侧经济理论；起点或关注点主要在需求侧方面的，可以认为是需求侧经济理论。另外，面对经济新常态，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经济战略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学重大创新。

一、中国古代经济学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

管仲（约公元前730年至前645年）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早对经济学有系统思考的思想家。在现存《管子》76篇中，约有三分之二涉及经济问题，约有三分之一专谈经济问题，这在先秦各学派的著作中是极其特殊的情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角度看，管仲的经济理论，总体应属于供给侧经济学。

第一，《管子》认为，土地是财富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第二，提倡分工。管仲主张将被统治的广大群众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同时主张四大集团不能混合杂处，必须各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1](P21,P127,P129)第三，提倡减税。管仲在对齐国的治理实践中，采取了大规模减税措施。据《管子'大匡》记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在位19年中，将关税税率和商业税率降至2%，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且改为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时农业税率为30%，收成中等时农业税率为20%，收成差时农业税率为10%；有饥荒就免征，或缓征。总之，管仲的供给侧管理政策，有力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为齐国崛起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好的经济基础。[2](P11)我国古代先秦法家李悝（约公元前450至约前390年）的经济思想也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李悝是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记》）。同时，李悝重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治田则勤，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汉书'食货记》）但为了稳定粮食价格，李悝又提出了平籴政策[1](P107)，这属于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结合的一种政策。所以，李悝的经济思想，也有一些需求侧的因素。

另外，我国古代荀子（约公元前331至约前238年）的经济思想也属于供给侧经济学。一是荀子主张分工，认为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由于各业专一，才能把技艺提高到精妙的程度。[1](P95)二是荀子认为农业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财富生产的主要来源，而工商业是不生产的，必须予以抑制。他说：“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1](P98-99)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属于供给侧经济学。高度重视农业，限制非农业生产活动。大力增加农业人口。实行有利于农业的租税政策，对非农业活动实行重税政策。“不农之征比多，市利之租比重。”（《商君书'外内》）实行土地自由买卖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秦国最终实现了强国目的。西汉盐铁会议上儒家反对派的经济思想，也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

盐铁会议以检查武帝以来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为名，于汉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及一些政府官员为现实政策辩护，而儒家则全面予以反对。儒家提出的主要经济政策措施是：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生产财富，否定工商业能致富，轻视工商业；反对经济干涉；反兼并；坚持井田制度；反对对外贸易；提倡物物交换，货币铸造权回归民间；消费提倡节俭；在租税上坚持什一之税的农业税，反对重税。[1](P225-229)儒家提出的上述政策措施，重点大都在供给侧方面，而不在需求侧。当然，我国古代也有一些经济思想属于需求侧经济学。如范蠡的经济循环论和贸易思想，还有桑弘羊的重商思想等。但总体看，由于我国古代社会总体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所以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学，应总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范畴。

二、西方经济学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经济学呈交错结合演进趋势

重商主义是需求侧经济学,由于把金银看成是财富的最佳形式，重商主义必然是需求导向的。西方的重农学派是最早相对成熟的供给侧经济学派。重农学派核心是重视农业的供给，其主要思想具体包括：将自然秩序的概念引入到经济思想中，认为人类的经济规律应同自然规律相协调；提出自由放任，反对政府管制；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的；认为应该只对土地所有者征税；从供给侧角度对经济流程进行了分析，如魁奈的经济表。古典经济学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有些学者在著作或论文中认为古典经济学属于需求侧，这是不准确的。

从古典经济学的总体特征看：首先，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分工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基础，这是供给侧，不是需求侧。其次，在政策取向上，古典经济学坚持自由放任，但目的主要落脚于促进供给侧的效率，并通过供给侧效率的提高，最终实现社会效率的提高。如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认为，通过自由竞争，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每一个生产者和商人不得不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不得不尽可能降低销售价格，最终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最后，在价值论层面，古典经济学大体坚持劳动价值论，这也是供给侧，不是需求侧。

萨伊虽然提出萨伊定理，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但萨伊理论分析的落脚点是在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在《政治经济学概论》[3]这本书中，萨伊第一篇论述财富的生产问题，第二篇论述财富的分配问题，第三篇论述财富的消费问题，其中第三篇构成了全书分析的落脚点。另外，萨伊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所以，总体看，萨伊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相比，其需求侧分析所占的成分应更大，而不是更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应属于供给侧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另外，马克思关于生产所有制的理论，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理论分析，都是立足于供给侧方面，而不是需求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而不在需求侧。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有学者认为是属于需求侧经济理论，这种观点也是不准确的。古典经济学应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一个有机综合。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既有消费者均衡理论，也有生产者均衡理论。而生产者均衡理论，应属于供给侧。另外，一些学者将凯恩斯经济理论完全归结为需求侧经济学，此观点也值得商榷。

凯恩斯经济学虽然强调需求导向，但也有供给侧分析的因素。如投资需求，本质就属于供给侧。从整体的理论分析看，凯恩斯理论应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有机结合，是在供给与需求的结合中，寻求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均衡水平。另外，关于供给学派，大家普遍认为是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此观点也是一值得商榷的观点。因为供给学派在实践上具体落实为里根经济学，而里根经济学的减税主张，既包括减供给方面的税负，如企业税，将原来最高46%的五级税率改为最高34%的三级税率；也包括减需求方面的税负，如个人所得税，将最高税率为50%、最低税率为11%的15级累进税制改为15%、28%和33%的三级税率。[2](P126)最终供给学派的政策效果是既体现在供给侧方面，也体现在需求侧方面，是两方面效果的综合。

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演进是供给侧经济学与需求侧经济学有互相交错演进的趋势，但越往后，供给侧与需求侧又有一种互相结合演进的趋势。目前，面对经济形势新常态，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经济战略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学重大创新。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构建思考古典经济学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提供了巨大红利。

凯恩斯经济学为战后资本主义提供了黄金红利。但从2007年开始，世界经济总体又陷入长期增长乏力的境况，而原有经济理论又提不出有效解决办法，或实际成效不大，这种情况表明原有经济理论红利已经基本丧失，经济学客观需要有重大创新。经济学如何创新，积极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条正确战略。下面笔者就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谈一些不成熟看法，请大家指正。

总体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应是对以往经济学的总体改革和创新。具体而言，应包括如下若干方面内容。从构建理念看，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应是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的总指导理念。五大发展理念之间互相嵌套，互相支撑，是一个总的有机框架。比如，创新，离不开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而协调又离不开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等。所以，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必须要坚持五个方面的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从价值论基础看，劳动价值论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应坚持的基本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真正科学的价值论。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要坚持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劳动价值论是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在经济学上的具体实现。从发展动力看，面对一些久治不愈的顽固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需要构建综合动力体系，应实现三重动力的有机耦合。

第一重动力是经济层面动力，包括要素动力和结构动力。要素动力主要是要进一步提高要素生产率。目前，我国由于要素生产率不高，也制约了劳动就业率进一步提高。结构动力主要是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如何优化产业结构，一是需要坚持新重农主义，新重农主义核心是要着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二是第二产业发展要坚持循环经济总方向；三是大力提升第三产业质量。如何优化区域经济结构，需要对落后地区进行重点投入和建设。另外，城市化布局要与经济布局协调推进，不同规模城市应体现不同产业特征。最终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结构整体素质。第二重动力是制度层面的动力。制度动力主要是要进一步推进制度的公平建设。包括微观制度和宏观制度建设，都需要更多体现公平原则。在短期内，公平与效率可能有冲突，但从长远和全局看，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第三重动力是精神层面的动力。精神动力是深层持久动力。越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或地区，精神的元素在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越大，越要重视精神建设的力量。建设精神动力主要是要进一步建设精神文明，核心是要进一步培育社会的利他精神。利他是推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而利己只有通过特定的市场制度约束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建设利他精神，最关键是要培育奉献意识、诚信意识、敬业意识等。另外，三重动力之间应实现良性互动和有机耦合关系，并最终通过良性互动和有机耦合形成强大新合力，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大推进力量。

从资源配置目的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水平，包括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多个方面。这是最广义最高层次一般均衡，不是经济层面一般水平局部均衡。

从学科建设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多学科知识的支撑，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将体现多学科综合特点，包括哲学、历史学、数学、心理学、生理学、环境学、文化学等，都应纳入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分析理论框架中。从分析问题的切入点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将立足于供给侧，从供给侧方面寻求解决关键问题的主要方法和主要途径。

从解决经济问题的着眼点看，重点是结构性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最终对原有经济结构实现一种总体性新建构，并最终实现将数量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质量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时间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将是长期经济学，将立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尤其对于凯恩斯的短期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将对其进行彻底扬弃。

从空间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将是大视野宏观经济学范畴，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问题综合到一体的总体考虑和通盘配置。

从政府职能看，供给侧经济学需要政府守住三大核心职能。因为自由市场竞争是按照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私人边际成本原则来进行决策，这会导致市场出现三大困境：一是公共精神困境；二是公平社会困境；三是公共产品困境。如何解决好三大困境，政府应按照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原则界定自身行为边界，以此弥补自由市场竞争之不足。具体而言，政府核心职能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要着力加强公共精神建设；二要着力加强社会公平建设；三要着力加强公共产品建设。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2］苏剑.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商务印书馆，2010.

［4］.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法］托马斯'皮凯蒂.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第2篇：文化经济学概论范文

一、中外关于中国艺术市场

运行机制的研究现状中外学界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研究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相关的研究主要存在于4个领域：一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二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三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的研究，四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宏观治理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尚停留在观察阶段，主要是在研究全球艺术市场时将中国艺术市场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观察，也有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上的专项市场如艺术品拍卖市场给予了关注，但是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二十年》（赵榆2013）、《拍卖报1995—2005十年珍藏版》（郑鑫尧2010）、《中国拍卖制度研究》（刘双舟2009）、《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报告》（赵力2011）、《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等，学术文章也不少，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研究体系。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些内容涉及对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分析。在西方，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主要属于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范畴。西方艺术经济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Baumol和Bowen于1966年合著的PerformingArts:TheEconomicDilemma。国内翻译出版的艺术经济学文献主要有瑞士布鲁诺著的《艺术与经济学：分析与文化政策》、马奇和古德温主编的《两难之境：艺术与经济的利害关系》等。研究大致分两种情况：一是研究决定艺术的经济力量及其经济后果；二是经济分析方法在艺术研究中的应用。国内对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艺术经济学和艺术市场学领域，研究者大多来自艺术学界而非经济学界。艺术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艺术经济史》（李向民，1995）、《作为商品的艺术》（张来民，2002）、《艺术经济学原理》（顾兆贵，2006）、《艺术经济通论》（庞彦强，2008）、《艺术经济学》（林日葵，2009）等。艺术市场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艺术市场研究》（吴明娣，2010）、《艺术市场学论纲》（成乔明，2011）、《艺术市场学》（李万康，2012）等。与西方艺术经济学研究偏重于理论建构的风格不同，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应用问题上，论题主要涉及艺术市场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交易机制、竞争机制等。国外学者惊诧于中国艺术市场的快速崛起，但对推动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具体动力机制几乎没有研究。国内学者对推动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动力机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普遍认可的发展动力主要有金融化、科技化、产业化、平台化、数字化和国际化等，并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关于艺术金融的代表性成果有《艺术品金融：从微观到宏观》（黄隽，2015）《中国艺术金融概论》（西沐，2016）、《艺术品金融与投资》（刘双舟等，2016）、《当金融遇上艺术》（史跃峰，2017）等。黄隽教授《科技发展给艺术市场带来什么》（2017）一文探讨了科技对艺术市场的影响。《中国艺术科技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分析了世界艺术科技发展的大背景和中国艺术科技发展的现状。艺术产业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非遗及其产业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和《中国艺术衍生品市场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中。西沐教授发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未来在平台化》和《基于平台化艺术品交易模式产业生态的建构研究》两篇文章，探讨了平台化对艺术市场深刻的影响。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化是业界和学界关注较早的一个话题，但是目前并未产生代表性成果。中国艺术市场宏观治理机制的研究对象是政府、行业组织与艺术市场的关系，具体包括政府关于艺术市场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政策保障、法律规制，以及行业自律等多个方面。《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一书最早呼吁要“重视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顶层设计”。关于艺术市场政策保障的研究成果不多，对中国艺术市场法律规制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艺术市场法律制度》（刘双舟，2021）和《艺术法》（郭玉军，2019）、《艺术品投资法律风险防范》（云大慧，2019）等。

二、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与国外艺术市场相比，中国艺术市场属于“后发型”，国外学者在学术上仍将中国艺术市场视为国际艺术市场的“边缘地带”，并未形成系统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近30年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有助于理清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脉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但研究成果在三个方面存在局限性：一是习惯性地按历史顺序简单地将中国艺术市场发展阶段划分为传统和当代两大时期，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国家发展迈入“新时代”之前的当代艺术市场更多的还是传统艺术市场的延续；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对拍卖市场的研究上，对中国艺术市场多元化发展趋势关注不够；三是研究中存在着表面化和形式化倾向，对中国传统制度智慧的挖掘不多，影响了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就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般原理层面和研究方法层面对我国艺术市场微观机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内学者对价格机制的研究则偏重艺术品定价机制的讨论，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研究与艺术创作的研究时常混在一起，相比较而言，研究艺术市场消费端的学术成果针对性更强一些，对艺术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拍卖领域。总体上看，对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研究存的不足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研究更多地限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艺术市场的特殊性考虑不足，研究结论指导性不强；二是在艺术市场价格机制的研究中，尚未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学术理论，受劳动价值论和一般资产评估理论的影响较深；三是对艺术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偏重拍卖交易模式，对画廊、博览会、博物馆、电商平台等市场交易模式的研究不足，尤其是对私下交易模式缺乏关注和深入研究，不利于对艺术市场的全面认识；四是缺乏对艺术市场信用机制的研究；五是对艺术市场竞争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就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研究艺术金融的学术成果对于厘清金融与艺术关系、揭示金融对艺术市场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艺术市场多元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目前艺术金融研究主要是为满足“艺术品投资”的需要，导致了将“艺术品”工具化的倾向，且存在着理论“空转”并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关于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应用对艺术市场推动作用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实践远远走在了理论研究之前；艺术产业化不仅能满足艺术消费端的大众化需求，对艺术生产端和供应端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但是关于艺术产业化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影响，目前还未见有相应的研究成果；艺术市场平台化关涉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电商只是平台经济的初级阶段，目前对平台化的研究还停留在对电商的研究层面，有关艺术市场平台化的研究亟待深入；数字经济已经不限于互联网经济，还包含了更多数字技术衍生出的经济形式，目前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艺术市场国际化虽是业界和学界关注比较早的主题，但大多研究成果仅是对国际化现象的观察和描述，缺乏战略指导性的研究成果，对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战略定位、地位和作用缺乏研究。从政府、行业组织与艺术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艺术市场，将艺术市场放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与文化强国战略大背景中，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才显得更加清晰。如何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中来，并转化为指导艺术市场实践的理论，目前国内外尚无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艺术市场政策是艺术市场活动的基本手段和赖以建立的基础，政策主要通过引导、协调和控制来起作用。《中国艺术品市场政策概论》（西沐，2011）一书中提出的中国艺术市场政策的基本研究思路、架构与研究方法仍然是适用的，但是没有学者继续跟进研究，且与中国艺术市场密切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等专项保障政策的研究成果几乎空缺。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中的制度创新离不开法律确认和保障，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法律规制，但是中国艺术市场的立法进程明显落后。艺术市场法律领域目前的研究成果，有些是针对拍卖市场的研究，有些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研究，有些只关注艺术品投资领域的法律问题，从艺术市场立法角度讨论中国艺术市场法律体系建构问题的成果非常缺乏。

三、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学术研究亟待突破的空间

近30年来，我国艺术市场的学术研究氛围愈加浓厚，国内外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显著。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对艺术市场及其运行机制的创新与重构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急需学术理论的支撑和指导。下列研究主题亟待深入探讨与突破：

（一）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研究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空间

1.中国艺术市场的历史演变与内在发展规律研究。历史角度的研究旨在为现实和未来服务。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不应局限在对市场表象的观察和解释层面，更应该通过研究揭示艺术市场内在的发展规律，并将研究成果用于指导中国艺术市场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实现的伟大实践。

2.中国艺术市场发展中制度创新的得失总结与回顾研究。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原动力，艺术市场的演变本质上是制度不断创新的产物。梳理和总结艺术市场发展史中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创新，尤其是从中发现“中国制度智慧”，是研究当下艺术市场制度创新的前提。

3.信息时代中国艺术市场主要发展态势研究。中外艺术市场的发展是文明变迁的产物。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审视，人类社会已先后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在快速步入信息文明时代。中国艺术市场体系急遽转型的时代背景正在于此。将艺术市场简单地划分古代、近代与现代，这种分期的局限性很大。只有站在信息时代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才真正有助于理解中国艺术市场正在发生的巨变。

4.后疫情时代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机遇与挑战研究。历史上欧洲的疫情曾多次影响了西方艺术市场。这次“新冠”疫情给艺术市场的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和深远的。后疫情时代中国艺术市场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这是一个紧迫的新课题。

（二）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研究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空间

1.中西方艺术市场运行机制与制度创新比较研究。比较和借鉴是自我认识和提高的有效途径。开展中西方艺术市场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更有利于中国艺术市场尽快融入并争取引领国际艺术市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

2.中国艺术市场供给侧改革与制度创新研究。供需机制是艺术市场的核心运行机制。目前中国艺术市场存的供需困境是：在数量上存在供大于求的困境，大量的艺术品资源找不到出路，但是在质量上人民群众巨大的艺术消费需求又得不到满足。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助推艺术市场供给侧改革，丰富供给模式和提升供给端的质量，值得深入研究。

3.中国艺术市场新消费需求趋势与制度创新研究。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和文化自信度的提升，激发了大众化的艺术消费需求；文物活化、非遗传承与文创开发等推动了艺术市场产业化的发展；新兴社会阶层的形成与消费观念更新促使新的艺术消费需求不断涌现。这一切都使得中国艺术市场“消费驱动”的特色更加显现。如何准确把握大众化消费趋势，并通过制度创新来正确引导和满足人民群众的艺术消费需求，这是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4.中国艺术市场价格机制创新中的社会学视域研究。价格机制是市场的信号机制，是供需机制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具体表现。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清晰的行为模式虽有助于了解艺术市场的供求关系，但是艺术市场中价格的确定取决于多种市场因素，文化认同与政治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价格。艺术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其运作也并不只关乎经济学意义上的艺术品流通，而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渗透着特定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因此，开展对中国艺术市场价格机制的社会学研究，对于正确认识艺术市场上价格形成、艺术消费与审美品位的意涵、艺术家职业声望的建立、艺术市场组织与制度变迁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中国艺术市场底层结构与竞争格局优化研究。研究和分析中国艺术市场底层结构是准确把握市场态势与内在规律的基础。艺术市场中存在的供求面过于市场化而需求面市场化发育不足、一级与二级市场倒挂、市场定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都与底层结构的现状有关。市场底层主体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制假、售假、不诚信等市场失范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应在摸清中国艺术市场底层结构的基础上尽快通过制度创新来优化竞争格局，保障艺术市场长久健康地发展。

6.中国艺术市场信用机制现状考察与制度创新研究。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基础和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尤其是艺术市场，由于文化艺术产品特有的非标准性和创作的专业性，信息不对称在艺术市场更加明显。艺术市场更依赖市场主体的诚信度，以保证交易的可靠性。但是诚信机制的缺失一直是制约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关键问题。对中国艺术市场信用机制的现状进行全面考察，提出诚信机制建设方案，是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7.中国艺术市场交易模式多元化趋势与结构优化分析。中国艺术市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拍卖市场长期一枝独秀的结构，掩盖了其他交易模式作用的发挥。此外，受传统交易习惯的影响，私下交易额占比较大，且长期得不到公开。健康的艺术市场应该是个多元化交易模式共存共赢的市场，还应该是个公开透明的市场。对中国艺术市场交易模式多元化趋势与结构优化分析研究也非常急迫。

（三）中国艺术市场动力机制研究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空间

1.金融与科技融合叠加效应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影响研究。作为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发展重要动力的金融和科技，不少学者给予了关注，并就艺术金融研究和艺术科技研究产生不少学术成果。但是艺术市场动力因素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对艺术市场叠加发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学界对这一新动向的关注不足，值得深度研究。

2.中国艺术市场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与制度创新问题研究。在当下关于中国艺术市场的研究中，平台化是关注度较高的一个话题。基于艺术品资源特质与交易特性的艺术市场综合服务平台，上游连接着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下游连接着投融资需求或金融服务需求的企业、机构或个人，通过整合社会资本及相应的资源与客户，在产业与市场支撑体系的支持和保障下为艺术市场提供规模性、专业化的资产与金融服务。但是平台化建设一直没有提上日程，相关的学术研究亟待深入。

3.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艺术市场的制度创新研究。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具体产业的技术配套和组织变革状况。数字化对艺术市场的影响并不是自发的，而需要有计划地通过艺术市场各层次改革及各项配套制度创新来积极推进艺术市场的数字化，让数字经济的力量充分体现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要的任务是做好学术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4.后疫情时代全球艺术市场发展中的新动向分析。对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化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对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和外国企业如何走进来的动向关注层面，更应当着眼于对全球艺术市场发展态势的研究。全球化的疫情对艺术市场的影响必然也会是全球性的，后疫情时代全球艺术市场发展中将会有哪些重大的新动向，对此学界应当提前予以关注和解读。

5.中国艺术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定位与作用研究。对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化的研究还应当包括对中国艺术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定位与作用的思考。一个文化强国必须同时是在全球文化艺术市场上起引领作用的国家。应当将中国艺术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定位与作用纳入新时代中国艺术市场战略规划的研究之中。

（四）中国艺术市场宏观治理研究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空间

1.新时代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战略与指导思想研究。新时期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如何转化为指导新时期艺术市场实践的指导思想，并据此确立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战略、目标任务、实现路径、动力和保障。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研究。

2.艺术市场制度创新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党的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推进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艺术市场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艺术市场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实现艺术市场治理现代化的前提。

3.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模式与路径研究。艺术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不存在现成的可以照搬的模式，各国的建设路径也不相同。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模式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规划和实现。在这一个过程中，学术支持和理论指导非常重要。

4.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保障研究。中国艺术市场政策是在一定时期为实现目标而实施的具有权威性、明确性和时效性的行动方案，政策是市场活动的基本手段和赖以建立的基础。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离不开政策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保障。目前相关研究非常薄弱，急需加强。

第3篇：文化经济学概论范文

理论的形成与构建离不开相关出版物的载体传播。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在这一时期的财政类出版物中得以反映。本文从分项数量、框架比例等方面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的出版发行状况进统计分析，以时间序列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回顾，以学科类别的横向差别对其进行区分，不仅是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形成的过程进行再现，也对其结构特征展开了分析，从而清晰地描绘出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轨迹。

关键词：民国时期; 财政理论; 出版物

一、引 言

思想本质上是社会意识的理论化。就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某些特定的历史进程就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平民大众的 “需求”与 “意向” 基础之上激发的能动。正如梅尔茨所说: “潜在的思想”包括 “成千上万的人抱有的朦胧的向往……数不尽的希望，无数次受雄心或需求支配而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1］因此，思想史不仅除不去社会的时代烙印，更是撇不掉平民大众所代表的一般性属性。而长久以来，针对思想史的研究，精英智者和经典文本成为重中之重，在评定影响的过程中，精英智者和经典文本占据了所有的决定性，进而在精英经典与平民大众的选择中失之偏颇。财政思想史学的研究也概莫能外。葛兆光曾针对此提出了一般思想史的看法，他反对思想史仅仅是精英史和经典史，提出精英与经典未必就起决定性作用，认为还有一种 “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2］不容忽视。这并不是否认精英与经典的性，也并非是要挑起精英经典与平民大众之间的抵牾，而是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更强调作为精英与经典的知识源泉———平民大众 “潜在”思想的性。民国时期，财政成为经济领域内一大内容，财政理论在经济学界同样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日益窘迫的财政现实问题面前，从政府官员到学界学者，从业界精英到报刊记者，无不投身激辩、讨论当中。借出版物表达自己言论更是成为常态，或以书籍出版为窗口著书立说，或借有 “短平快” 的期刊为论辩阵地。可以说，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发端于现实财政问题，交织糅合进西式财政学理解中，而催熟于财政类出版物的载体交流中。因此，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以出版物为样本，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的出版发行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不仅是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形成的过程再现，可以对其结构特征进行分析，还能清晰地掌握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轨迹。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数据的选择

( 一) 研究方法

在现代电子传媒形式出现以前，纸质出版物是思想最的传播载体之一，同时它也是社会对思想的需求最直接的显现。出版物长久以来都有着主观引导现实需求与客观塑建理论体系的功能。尤其是在思想处于更替嬗变时期，激荡撞击的思潮变革下，出版物所展现出来的洞察力是理论体系形成的推力。恰如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所指出的: “在昔中国研究经济事物者，仅限于少数哲学家政治家手中，普通人士，对此殊少贡献，甚至为在上者所压迫，其思想无由表现; 时至今日，民意大昌，且确能操纵有极大之影响，职是之故，研究今年估计思想史者，对于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如新闻纸杂志宣传品一切，亦应予以相当之注意。”［3］可见，报刊媒介在当时之于传播思想的影响力度有多大了。民国时期，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大力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能够接触到的知识、观念的渠道日益丰富，借助于这些愈加广泛的渠道，平民大众的话语权也得到释放。他们不再满足分散的表达，而是以群体性的形式，开始在报刊、普及读物等载体上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他们逐渐与精英著作共同阐释对社会的看法与见地。有鉴于此，财政思想史的研究应综合宏观与微观的考量，宏观层面考察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轨迹，同时微观层面具体把握专家学者对财政现象的具体运用和理论体现，方能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有充分的认识。就研究方法而论，在经济学中使用统计方法，可以达到简单直观的效果。同样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可以为向来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经济史学研究提供数据依据。本文所研究的财政理论本质上主观性极强，使用系统规范的指数、等式、模型等计量方法显得较为困难，若以财政学出版物为中间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亦可窥探财政理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流变，进而追寻财政理论体系的整体演变趋势和内在结构变迁。  

( 二) 研究数据

以出版物为切入点对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轨迹进行多方面的定量分析，目前研究较少。最早如胡寄窗［4］曾经针对应用经济学著作出版物进行过大致统计尽管数据稍显简单，但却是十分新颖的尝试。张亚光［5］在对民国时期金融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北京图书馆 1993 年出版的 《民国时期总书目 1911—1949 经济》［6］为统计数据源，对民国时期金融出版物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多层次统计分析。该研究以思想的时期为纵轴，思想类型为横轴，对民国时期金融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回顾，视角新颖，内容详实，是迄今为止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最为全面的研究，极具开创性和启发性。稍显遗憾的是，既以出版物 为 研 究 对 象，该 研 究 并 未 对 期 刊 进 行整理。本文所采用的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出版物的数据，源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的 《民国时期总书目 1911—1949 经济》［6］。该书汇总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图书馆对 1911—1949 年出版的经济学出版物。在有书即录、不设标准的原则下，是目前为止收录民国时期经济学出版物最为全面的数据库，包含了经济 9 大类别。其中，财政类出版物共 2 181 种，涉及财政十几类具体问题。此外，得益于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民国时期浩如烟海的期刊得以通过电子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也为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加以利用的民国时期期刊资源主要有四种: 

( 1) 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隶属于上海图书馆，收录民国时期期刊两万余种，是目前收录最广、种类最多、检索功能最为成熟的民国期刊数据库。 

( 2) 国家图书馆民国数据库，现有四千余种民国时期期刊资源，颇具特色的是可以提供电子影像的全文阅览。

( 3) CADAL 民国期刊库，属于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的子数据库，收录有六千五百余种期刊资源。

( 4)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晚清民国七千余种期刊资源。需申明的一点是，尽管这几类期刊数据库收录范围不一，但出于期刊本身固定性的发行特点，以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为主要来源，并辅以其他数据库的查漏补缺，可以较为全面地统计民国时期财政类期刊。在对出版物统计数据运用的过程中，由于数据源收录范围相当之广，而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民国财政理论体系，数据中不可避免存在如民国时期政府各类政策法规、会议纪要、统计数据、政府报告等与不属于本文研究内容的数据，如《民国时期总书目 1911—1949 经济》［6］一书中财政类出版物有 2 181 种，而财政类著作出版物为1 090 种。故而对财政类著作和期刊的一一筛选和排查能为本文的概述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同时，这一时期财政学出版物的原始数据都无明确的归类标准，既不以时间为序，也不以学科加以归类，故而本文借用一般的统计分类法整理数据，从时间顺序上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回顾，从学科类别的横向差别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区分。

三、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统计分析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呈现出前 30 年飞速增长，并在 30 年代达到最高值，后十年内相对滑落的发展态势 。财政类著作及期刊的出版代表了整个社会对 “财政”这一议题的关注度。上述发展态势无疑表明整个民国时期，无论是财政理论还是财政时事问题都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其效果也正如当时财政学者朱通九所说: “我国财政学方面之著作，既如货币金融书籍之众多，则其对于我国财政方面改进之影响必甚巨，曰，事实俱在，岂容否认。”［7］从出版物数量来看，在最初的 20 年间出版了财政类著作 176 种，财政类期刊 23 种，而到了 30 年代，财政类著作出版种类高达 480 种，期刊也有 50 种，换言之，20 世纪 30 年代财政类出版物数量大约是民国前 20 年的 2. 7 倍。随后的 40 年代虽然数量上有所回落，所减少的数量却不多，这都与当时各项财政改革实践紧密相关。财政思想犹如财政发展的一面镜子，既随之变迁而交织泛起，又驱之前进而绵延向前。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通过重新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关、盐税主权得以自主，裁厘改统并建立近代税制体系等一系列举措，促使民国时期财政制度得以完善并向近代化迈进。这些出版物数量的增长恰恰是发端于晚清的近代财政体制变革的体现，可以说，直接为我们展现了民国时期财政制度发展和财政思想异彩纷呈的局面。

    从出版物类别来看，在财政这个整体概念之下，财政概论、预决算、公债出版物与之前所分析的财政类出版物保持着一致的发展态势，即同样是前 30 年间飞速增长，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最高值，后 10 年内有相对滑落的发展态势，体现了财政体系内各个子集理论的一般性趋同。同时，租税、自治财政、财政监督与管理类别的出版物则保持了各个年代均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与当时这些实务领域所发生的变革紧密相关: 直接税于 1934 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开始议办;裁厘改统始于 1931 年; 1928—1949 年国地财政的划分经由两级至三级，再由三级降为两级，而后又改回三级财政。诸如此类重大改革政策和方针一方面吸引了实业界和学界的关注，同时在这些具体领域内的高度关注也从反方向说明了出版界对财政一般性理论出版物关注度的相对回落。此外，20 世纪 30 年代还有一个类别的出版物相对比较特殊，由于战事的集中爆发，特殊时期的财政如何运行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因而战时财政理论的出版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同样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

   从出版物各类别占比统计中可以看到，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出版物主要集中在财政概论及租税。这两类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当中分别占比 27%、43% 。除此之外，财政监督与管理和公债出版物占比相对较高，剩余自治财政、战时财政、市县财政类别占比相对较低。从表 5 的期刊占比可以看出，期刊本身具有较强包容性，各类问题集中于财政概论与租税两个类别中加以探讨。前期财政概论类的期刊较为集中，后期随着对各类税种的关注增加，创刊热点集中于专门讨论租税的期刊出版物。这一特点同样反映在著作出版物发行状况中，占比最高的是租税类出版物，其次是财政监督与管理和公债类出版物，相比自治财政、战时财政、市县财政类别占比则相对较低。这种情况既是受租税理论在财政学理论体系当中地位影响，也是民国时期正处于旧式税制结构向现代税制框架转变的关键时期，新旧租税种交织演变。北洋政府时期关税、盐税、货物税、田赋成为四大最税种，较之以往以田赋为核心的封建税制，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大致构建了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的国税体系及以田赋、营业税为主的地税体系，基本上已是现代化税制的雏形。可以说，围绕税制结构的变革引领了民国时期财政体制的变迁，本文的数据也恰恰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财政概论类出版物在民国时期占比较大，这既是财政本身的属性决定，也与当时财政实践相关。从最初的单纯借鉴西式财政理论到后期逐渐针对中国财政问题而进行的思想，财政概论类出版物经历了由完全的舶来品转化为结合中国国情的特色财政学理论，贯穿其中的是实业界、学界始终探寻适合中国财政路径的实践，由此才有如数据显示在出版物方面的关注度持续不减。此外，结合类别与时间阶段来看，在 20 世纪前 20 年，由于尚处在西方财政理论被引进的探索阶段，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成为关注的重点，同时受当时财政窘迫现实的影响，租税理论也是倍受关注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从数据上来看，前 20 年内，无论是实业界还是学界对除财政、租税以外的其他理论的涉猎都显得较为单一，除公债、财政监督与管理外，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是浅尝辄止。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出版物统计数据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财政思想以及实践的封闭和狭隘。进入到20 世纪 30 年代后，随着财政实践的拓展，学术界整体研究开始趋于多元化转变。恰如表中数据所示，财政概论与租税部分依旧占主要地位，其他理论领域则愈加趋于丰富。除占比最高的两大部分以外，公债部分占比有所下降，而财政监督与管理部分占比相对有较大幅度提升，到 40 年代甚至达到 16%。此外，预决算、自治财政部分基本都呈等比例的发展态势，而战时财政由于其特殊性在 30 年代有集中增长以外，到 40 年代则稍有减少。表中数据也表明民国时期财政理论既基于财政实践活动不断修正、提升并逐渐丰富，又为具体的财政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特点总结

( 一) 思想启蒙推动实践探究

不管是出于急功近利，还是对理性实用的追求，思想启蒙所带来的精神财富是丰厚的。发轫于晚清时期的财政现代化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新时期的时代表征。进入民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崛起，通过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财政探究，又将其经济表达进一步集中提升，并由此继续带来了极大的启蒙意义。在整个民国时期，新式财政思想取代传统财政观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普及，同时历史舞台上也涌现了大批实业界、学界的精英，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财政专业人才。这些财政思想的启蒙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财政实践探究就是集中体现。以预算思想为例，当时不少国人尤其是以维新派梁启超、郑观应等人为代表，就财政制度方面向国内传播西方先进理念，提倡以西方先进制度为榜样建立中国的预算制度。这些思想的传播也促成了光绪帝1898 年宣布改革财政制度，编制预算决算等决议。后期在试图效仿西方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清政府引入了预算制度，并设立由国会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清政府于 1910 年成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等机构实行预算审查权，并于次年推出了中国历史上首份全国预算案。开始了立法机构对财政权力监督的进程。尽管首份全国预算案只是对当时各省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汇总，显得预算实践形式远大于内容，但就试办预算案的意义而言，其诞生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足以约束统治阶级财权的工具，激发了民众反抗专制并保障民权的意识，突破了统治阶级长久以来以民本思想为饰辞设置的思想圈囿，带有深远的开创意义。抛开具体的实施成效来看，这些财政改革措施尽管还有颇多问题，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却完全突破了旧的财政观，这其中离不开大量财政类出版物对西方预算思想的普及与对中国预算制度的探索。

( 二) 思想延展紧随财政实践

现实环境造就了思想，也是思想延展的场域。从思想的内在价值追求而言，总会极力去呈现现实。究竟思想能否恰当地与现实内在需求达成契合，取决于思想能否不断进行自身的创新与纠正。民国时期财政思想与财政实践亦是如此。财政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财政改革的背景之下的，以现代化趋势为导向的财政理论在民国时期建立起了基本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它的发展也势必会影响财政改革。通过对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在财政理论领域的探究深植于同一时期由简单至广泛的财政实践之中。无论是著作还是期刊的出版，最终目的都是想研究如何利用财政的手段化解当时较为窘迫的财政状况。既为现实目的出发，那必然要依托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刻上鲜明的时代烙印。财政类出版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迎来了出版高峰，这正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稳固社会环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实践在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从讨论税制体系的税种创设的必要性、可能性，再到创新联综组织、超然主计等财政监督管理体制，以及探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划分办法，诸多方面无一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 三) 理论移植与本土消化

思想文化的国别传递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内部需求和宏观价值判断。自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严复、林纾等人为代表，引译了大量的外国财政学著作到国内。在此等情况下，传统财政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也凸显出现代财政思想从被移植到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轨迹，并促使财政实践因之丕变，启蒙意义可谓深远。进入民国时期，仅就中国财政问题进行理论探究著作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就占据财政类著作的 50%。直接从国外引译过来的财政类出版物数量到后期已然较少，尽管 20 世纪30 年代一度又兴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等新式思想的借鉴，但更多的是国人在业已成熟的财政学理论框架内，结合中国特殊的财政问题进行理论移植的再消化。这说明过往对西式财政理论莫衷一是的照搬已经逐渐向本土化脱胎换骨地转变。虽然由于思维格局、运用方式、思想驳杂等方面的局限约束，财政理论本土化的转变进程中显得还不够彻底，但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拿来主义，而是企图达到在不断借鉴中进行重构以及在重构中不断解构的水准。

( 四) 趋于完善但研究不均

在对西式财政理论进行借鉴和吸收的过程中，民国时期财政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通过大量财政类出版物的普及和财政实践的发展得以构建并不断完善。在对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内部各个分支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如本文所统计的数据显示，不同类别的理论受关注程度差异较大，财政基础理论及租税理论长期成为研究重点，其他类别理论则相比显得较少，各个类别之间的研究存在严重不均的状况。一方面，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造成，西式财政理论最初被引入到国内必然存在一个判断、认定、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在不断加强对财政理论的深入了解后，研究的视点也逐渐开始分散到财政理论的各个支论当中。另一方面，财政理论也受到财政实践的巨大影响，在关于时局紧迫的税制改革、国债、财政体制等问题的冲击下，国人开始自发倾向于研究热点问题的理论探究。

参考文献:

［1］ 梅尔茨 . 19 世纪欧洲思想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9.

［2］ 葛兆光 . 中国思想史·导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3－13.

［3］ 唐庆增 . 中国经济思想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40.

［4］ 胡寄窗 .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86－390.

［5］ 张亚光 . 中国近代“发展之学”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以民国金融思想史为例［J］. 福 建 论 坛，2007，( 11) : 100－102.

［6］ 北京图书馆 . 民国时期总书目 1911—1949 经济［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7］ 朱通九 . 近代我国经济学进展之趋势［J］. 财政评论，1941，( 3) : 124.

［8］ 郑大华 . 论国民时期西学东浙的特点［J］. 中州学刊，2002，( 5) : 18－123.

［9］ 夏国祥 . 清末民初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 6) : 35－38.

［10］ 程霖 . 20 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4) :139－148.

［11］ 张利荣 . 近代学科发展: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 3) : 54－59.

第4篇：文化经济学概论范文

一、工程经济学的教学意义

工程经济学也是一门复合型学科，涉及到工程建设概论、现金流量管理、建设项目评价、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项目投资效果评价、建设工程的时间价值与社会价值研究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门学科可以实现一些独特的教学目的。

（一）可以培养土木工程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思维

传统的土木工程类学科的专业教学中，一般院校和教师都重在传授建筑领域与施工环节的相关知识，学生也重在学习规划、设计、画图、预算、造价等方面的知识，可以说，这些学生一旦毕业进入工作领域，都会成为建筑型人才。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人群的审美水准也在不断提升，而且经济领域中投融资体制的不断变革，这就要求我国建筑类人才在进行施工设计、项目建设规划时，不仅仅要评估技术领域的可行性，更要分析每一个项目的经济功能与社会价值，是否能顺利实现盈利并及时收回投资、是否符合人们的审美与欣赏习惯、是否与社会文化观念和周边人文环境相吻合等等经济与社会指标，这就要求我国一些院校重在培养土木类学生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思维。

（二）可以培养学生满足施工企业多人才多样化需求的能力

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深入进行，我国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施工经营单位、规划设计单位和建筑企业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主体，这些单位对毕业生的能力需求，也从单一化的技能需求演变为多样化的复合需求。在这种社会趋势中，我国相关院校在进行建筑类专业的学科教学时，就应及时改革与调整教学安排与教学计划，适当增加工程经济学的教学课时，向学生讲授工程经济学的理论内容，让学生明白这门课程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让学生明白他们不仅仅是在要学习相关施工技艺，更要学习经济学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在建筑施工领域中预算、控制、分析、评估、规划等环节中的具体运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最终满足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建筑施工企业的人才需求，使这些学生具备提升建筑施工类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能力。

（三）帮助学生理解工程建设领域的经济学难关

现代房地产公司或施工类企业在开展施工之间，前期的评估、规划与预算工作，不仅仅只考虑技术因素，更要关注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技术指标，对企业而言，如何照顾并对一些经济指标准备好实施预案，就需要相关技术人员具备一些经济治疗的操作与处理能力，这些能力都需要相关院校在教学中进行重点安排，工程经济学学科就可以学生理解工程建设领域的经济学难关，理解与掌握一些经济指标的主题内容与实施要求。具体教学中，教师通过讲授如何计算折旧、分析资金的时间价值原理、构建工程项目财务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计算、编制财务评价基本报表、投资方案比较、不确定性分析方法、评估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影响等相关经济学的内容，帮助学生具备用经济指标处理与分析建工施工领域相关问题的能力。

二、课外实践在工程经济学教学中的作用

工程经济学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征，这门课程的教学离不开一定的课外实践环节，课外实践在这门课程的教学安排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有助于学生对一些理论知识进行理解与掌握

工程经济学的只是比较深奥，既涉及到建筑领域的知识，还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相关内容，对学生而言，有些内容相当深奥，也难以理解，教师单纯的课堂讲授难以实现预计中的教学效果，学生只有通过大量的课外实践，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对一些理论知识进行深入理解，最终掌握相关内容，为运用能力的培养打下了基础。课堂上一些知识的讲授、一些习题的解答，仅仅是学习的一部分，学生只有在课外实践中，不仅仅到建筑工地上进行实际锻炼，还得通过课外实践进行一些实践操作，尤其是用一些经济方法来分析某个项目的施工周期、时间价值与经济收益和社会受益等，通过具体运用来对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消化吸收。

（二）有助于学生从事一定的实训操作

工科专业的任何一个学科，都离不开一定的教学实训，课外实践就是教学实训的一部分，这个环节对工程经济学教学任务的完成、教学效果的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课堂教学仅仅是教学任务的一部分，学生的课外实践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生只有通过分组或者独立开展一定的实训活动，才能把一些理论知识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操作方式，比如：对于一些固定资产、原有建筑、待建项目的使用价值进行折旧计算、项目资金的时间价值评估、施工进程中不确定因素的评估、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对项目资金和流动资产的影响，等等，这些具体内容只有通过学生在实践中进行运算、造表、列式、分析等活动，才能加深理解并得以熟练运用，课外实践环节就是工程经济学课程中教学实训的有机构成部分。

（三）有助于提升的实践操作能力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土木建筑类的毕业生和而言，积极具备本专业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文字处理能力等等，更需要具备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原理来分析项目施工可行性、社会文化价值等综合分析处理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就要求每所相关院校在开展工程经济学学科的教学中，重视课外实践环节，教师可以率领学生走进施工工地，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出这个项目的未来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结合一些实际情况，让学生走进已建成的标准建筑，尝试开展画图、价值估算、价值折旧等经济分析活动；还可以通过实验活动，引导学生进行设计、制作经济学建筑作品图集之类的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操作能力，通过持续不断的书面写作，提升他们的应用文处理能力，增强他们的职业竞争力。

三、工程经济学中课外实践环节的实施方式

根据国际具名院校相对成熟的实施方案，工程经济学课程中，课外实践的实践至少需要课时总量的30-40%，时间不够的话，达不到实践的效果，故此，我国相关院校应合理安排课外实践的教学时间，采取一些灵活的实施方式，确保课外实践环节的顺利实施。

（一）鼓励学生从事独立课外实践

针对一些院校课程任务重、教学时间紧的客观现状，授课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课余时间中，独立从事一些课外实践活动，弥补课外实践时间的不足。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结合一些实际情况，引导学生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描述、建立或解决一个来他们自身所学学科的工程经济学问题（例如建筑工程或电气工程）；运用软件计算课后习题，并给出答案；阐明每个问题都考查了哪一个知识点;收集可以阐明工程经济学某些方面知识的数据、资料、照片或图表，并在这些数据、资料、照片和图上写上标题等说明性文字；计算分析过程和列示简要评价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等等。学生独立开展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延长课外实践环节的总体时间，每位学生还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重点对自己难以理解的知识要点进行反复实践操作，直到完全理解并掌握为止。

（二）合理安排分组实践活动

课外实践中，最有效的操作方式就是分组实践，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把兴趣爱好相似、学习成绩差距不大的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开展一些实践活动。教师可以布置出模拟投资项目实例，让学生完成财务分析模型和经济分析模型的建立；可以选择一个社会上或校园中的工程项目或问题，引导学生对一个或多个有建议的解决方案应用工程经济分析。分组实践的时间安排上，教师可以允许一部分实验在课堂上作，另一部分实训内容由学生自己在课后独立完成，为了培养学生的文字处理能力，实训作业实行电子版提交，这些内容都有助于课外实践环节的顺利完成。

（三）探索课外实践的新模式

第5篇：文化经济学概论范文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以及复旦公学的“国文部”可以视为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现代意义的中文专业应当是1910年3月21日京师大学堂分设“中国文门”本科教育。因此，我国大学中文专业设置已经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来的中文系往往属于所在大学的“强势”学科，特别是1952年虽经全国院系调整而未撤销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强的办学底蕴。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和老牌的师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些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一段顺畅发展时期。第二类大致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也在逐渐显现。第三类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为了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原先非综合性大学的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院校在原来大学语文教研室或写作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对于前两类中文系，这类中文系的办学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与所在大学其他院系相比，实力明显不足。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后办的中文系在这次跟跑中颇觉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虑；同时，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临着毕业生如何适应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问题。面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文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适应社会需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加强调专业基础，向专门化、高端化发展。一种是走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应变能力。

二

北京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强化专业化的“精英”教学之路。中文系下设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处理）四个专业。他们的教学理念，据北大招生网宣称：在本科层次坚持“精英教育”、“优才优育”的教育理念，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文化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础。以向上一教育层次输送中文及其他门类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高素质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北大的这个表述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坚持精英教育之路的办学理念，着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层次设定本科培养目标是有道理的。首先北大有丰厚的中文底蕴，教学力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师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国家中文方面著名学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强大的优势。其次，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生质量优异，每一个年级都有数名省市级高考的文科“状元”，这个优势，没有第二个学校可以与之争美。再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老大”，百年办学历史形成崇高的声誉，社会认可度极高，这是其他学校难以比肩的。从实际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办学理念符合社会对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业尚未成为“问题”，北大宣称：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可获得免试推荐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的资格，出国深造也是重要选择之一，众多同学去了哈佛、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们的知识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声誉，许多国外大学都乐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愿意就业的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年就业率在100%到98％之间，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应用型热门专业。但是北大中文系的这一种做法不可复制。尤其是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不具备走北大模式的条件。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调处理了他们对中文系办学思路的调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躺在传统优势上吃老本，他们兴办的第四个专业叫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这个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文理科兼收，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前面三个专业的相差很大。我们可以从该专业的课程设置的专业选修课中更清楚地看出来：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语言学课程，包括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理论语言学、汉语发展史、文字学、现代汉语词汇专题、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音学等39门课程，这一类课程依托的是汉语语言学专业优势，显示出北大中文系在汉语基础研究上的强大实力。第二类有逻辑导论、数理逻辑导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几何与代数引论、微积分等六门课程，强调基础数学知识，目的是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打基础。第三类有数据结构、数据库概论、计算语言学导论、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机器翻译导论、计算机辅助语言研究、汉字数字化研究、VB编程与古籍整理、计算机操作系统等14门课程，属于技术类课程。从以上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看，该专业方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突出应用性；第二是强调学科交叉，其课程跨文学、理学和工学三大门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大中文系设置这个专业，就是为了适应语言文学数字化要求，是应对目前正在爆发的全球信息数字化挑战的一个战略选择。我们由此判断，北大中文系已经走在全国中文系改革的前沿。与前面三个专业的实践相比，北大中文系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社会对于汉字数字化处理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相同，需求行业从数字出版到政府机构分布广泛，将来的多媒体阅读将替代现有的纸质载体阅读。

三

其他重点大学中文专业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复旦大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文系之下开设了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科专业，但一直没有在本科层次开设这个专业。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只有两个专业：中国文学与汉语语言学，将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在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层次。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的改革与创新，中央财经大学的做法值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设有中文系，招收本科生，专业方向为财经文秘，培养目标为：本专业方向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理论素养，适应经济领域及传播媒介业发展的需要，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媒体特别是财经类行业、中外企业从事文秘、管理、公共关系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专业课程分公共基础类、专业类和财经类三个类别。专业类主要有语言学概论、应用写作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秘书学、文书档案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大众传媒概论、应用语言学、公关写作；公共基础类主要有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公关策划、社交礼仪、社会调查、广告学、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财经类课程主要有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经济法概论。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与经济、管理类学科相融合之路，以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为主，适当插入经济学、管理学的部分课程。类似于中央财经大学做法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浙江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等。与经济管理类院校相似，一些以理、工、农科为主的院校中文系也在积极探索汉语言文学与所在学校优势学科相结合之路。如安徽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与园林学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法学、商学的融合、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等。这些大学中文系基本上是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创具有特色化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些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专业融合或者专业交叉式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多学科融合不是相关课程放到一起就能起化学反应。从表面上看，融合也有融合的深浅问题；从最终结果看，通才不通、特色不特依然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有：一些学校在注重专业融合的同时弱化了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同时，中文系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期待融合的学科了解甚少，监管难以到位；而优势学科对于辅助中文系创特色不一定有积极性，因而教学与管理效果自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