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精选(九篇)
第1篇：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范文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第2篇：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范文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近年来,实践哲学在我国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提倡。其实,实践哲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践哲学，而在古希腊哲学家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其实际性质也是实践哲学。随着近代哲学的兴起,实践哲学的传统一度衰落,但终于在上个世纪开始首先在西方复兴。实践哲学的现代复兴,是在哲学普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暗示了,实践哲学可能是哲学的出路之所在。二，作者介绍
奥特弗里德・赫费，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法理学家，现为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其研究领域涵盖亚里士多德哲学、康德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应用伦理学及认识论，被誉为“欧洲最多产的哲学家之一”。由于赫费在法哲学及法伦理学领域的突出成就，他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界获得了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著名哲学家的高度评价。其哲学思想代表了德国实践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被认为是当代德语世界“最先使法学、国家理论和哲学三者重新结盟的哲学家，也是一位最富有成果的开拓者”。三，理论背景作为学科的实践哲学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和知识分为理论、实践与制作。近代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将传统分类简化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并为康德所沿用。近代英、法的知识分类系统中也有类似实践哲学的领域。
最初的哲学,自然而然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就拿西方实践哲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来说,亚里士多德固然把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但这个第一哲学不但不是与伦理学毫不相干,而且是伦理学的对象。因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哲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现象,是最高形式的自由活动,因此理论就是最高的实践。因此,第一哲学不是伦理学在其上建立为第二哲学的基本学科;伦理学也不是为第一哲学做准备的引论,而是善的哲学,是实践意义上的基础科学,或实践的基础哲学。[ 汪子嵩, 希腊哲学史:第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因此，从实践哲学产生的源头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主要是人际交往的道德活动，它直接指向最高的善，不包含我们今天通常理解的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技艺活动和生产活动。作为最高善的实现活动，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终极的道德关怀，是一种基于终极关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实践哲学就是实现该原则的伦理学和，在人类学实践论的基础上，实践哲学才可能开拓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范式”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库恩阐述科学历史主义思想时使用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库恩的理论中，范式概念有多种规定，但一般来说，有三个层面：首先，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设定和一种信念；其次，它是一种科学习惯和学术传统；再次，它是由基本定律、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系统。从范式的内涵可以看出，严格意义上，范式主要是在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形成并在科学中使用的。把范式概念用于哲学只能是非严格意义上的一种类比，主要是指一种基本的哲学设定，一种研究的基本背景、习惯和传统。[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 ]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四，实践哲学的构成
由于实践概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实践哲学存在着不同的思想传统。要确立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首先要明确界定“实践”的定义。实际上作为哲学的概念的“实践”虽然并不完全与日常语言使用中的“实践”无关,但还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不顾“实践”概念的严格规定,不明确界定它的哲学意义,那么实践哲学也会失去它自己的特殊意义。因此,在谈论实践哲学时,首先必须界定作为哲学概念的“实践”的意义。 [ [英]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善”既具有形而上的含义，又具有形而下的含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在特定立场上可以分为具体的、作为手段的善和善自身，前者是所有的具体的科学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实践追求的目标。在这两类善中，“善自身”作为实践的目标，是所有的具体的善中最后、最完满的善，因而，它是由于自身而被选择的，是自足的。他又把善分为“外在的善”与“灵魂的和身体的善”，认为，“外在的善”是作为手段的善，是次要的；“灵魂的和身体的善”是主要的、最高的善。所谓“灵魂的和身体的善”即是善自身。他强调善应当被看作灵魂的行为和活动――“认为最高善在于具有德性还是认为在于实现活动，认为善在于拥有它的状态还是认为在于行动”，这是一条分界线。所谓“实现活动”必然要有所行为，这种行为就是实践。[ 苗力田.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8卷) [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亚里士多德首先把这个“实践”变成一个哲学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把人的行为分为理论、生产和实践三种。与“生产”不同的是,“实践”趋向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而就在其自身,其自身就是目的;而“生产”的目的却在它产生的结果,而自身不构成目的。与“理论”不同的是,实践活动总是在人际展开,不像理论的沉思是人独对真理。但在自身即是目的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是最高的实践。[ 苗力田.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9 卷) [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赫费从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及作为概貌性科学的实践哲学两个方面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模式作了全面剖析，揭示了亚里士多德思维中的实践维度。在赫费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模式的核心内容便是过一种合乎道德的、幸福论意义上的美好生活，使自己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赫费同时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具有显明的概貌性特征，概貌性科学的理念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一种方法论原则及其动态的思维逻辑。[ 徐长福.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
作者简介：
马蕾：（1988-），女，祖籍陕西省榆林，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
]
五，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
首先，实践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缺陷，确立了主体性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实践哲学的兴起超越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的理解范式，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确立了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原则。实践哲学所确立的主体性的原则和主客体统一的原则，奠定了过去20年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的基础。
其次，如果忽视了实践作为人类总体性存在方式的根本现实，从本体论或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出发，就会使实践的生存论内涵受到消解和遮蔽，就会影响实践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实践哲学的真实意义。只有超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恢复实践的总体性地位，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实践哲学给哲学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革，从而为实践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
最后，实践哲学为发现和解决问题提供生长点。实践哲学真实地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实践哲学的论争，使我们在检视和反思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时寻到了纠偏和发展的根据和契机。传统解释模式由于对物质本体论的片面性倚重，在理论上强化了客观性原则、规律性原则和决定论原则，这无疑造成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缺度，使主体性丧。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
参 考 文 献
汪子嵩, 希腊哲学史:第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 ]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英]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
苗力田.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8卷) [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苗力田.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9 卷) [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徐长福.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
第3篇：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范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哲学批判 理论与实践二维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中诞生和发展的，其批判精神从根本上说源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而这种批判要真正发挥其现实的作用，也必须回归实践，去实际地指导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推动实践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批判的这种社会实践性决定了它明确的实践指向。但是，哲学批判本身毕竟是一种理论活动，因此，它又必定有自己的理论意旨。
一、哲学批判精神的实践指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确立的理论批判的目标，即通过哲学的理论批判活动来推动改造或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是哲学批判的变革使命和正确目标。偏离这一指向的哲学批判就没有实践指导意义，因而也就没有长久生命力。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哲学理论不过是人对自身及外部世界认识的一种世界观层次上的理论表达，它的形成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因而哲学批判的现实性必然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关系之中。任何完全独立或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关系的哲学批判，都是不存在的。一切立足于实践的哲学批判，都要在社会实践中寻求和实现自身的价值：一方面它要体现时代精神，从现实性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根据；另一方面，它又要努力超越实践，使现实趋向于自己，使自身的批判成果成为实践的指南或推动实践的发展。
所以，只有理论的阐述是不够，它必须回归实践，以实践为根本指向的哲学批判要把对世界的“解释”转化为对世界的“改变”，必须诉诸实践。哲学改变世界，不仅仅是把哲学思想投射于现实，而且还必须与物质性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并借助于实践活动来完成。实践活动改变了对任何思维和结果具有终极性质的看法，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看法。因此，任何理论都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与发展自己，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和修正而克服谬误，使理论不断地接近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具有批判性的实践观点引入自己的哲学，是他们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克服直观唯物主义，实现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的革命性标志可归结为：它从能动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同时，它确认了实践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因而，自然界对于人来说，就成了实践行动的对象；而被费尔巴哈抽象化了的“人”，也就被重新当作在历史实践中行动的具体的人来研究，人在改造自然对象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正是对自然界和人的双重改造，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创造性质必然地、内在地包含着对旧事物、旧秩序的否定与批判。这种批判既要否定旧事物、旧秩序中不合理东西，又要肯定旧事物、旧秩序中可资利用的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的这一辩证品格，不仅使革命性与现实性内在地统一起来，而且使革命性与建设性具有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表现为批判的否定与肯定、解构与建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绝不是在书斋里为了纯粹抽象的目的而进行哲学批判的，他们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是密切相关的。这种不可分割的相关性，正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定的实践指向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最反对理论与实践脱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特别强调自己哲学“实践性”，就是为了与一切“书斋里哲学”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关注的是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主张应当用自己哲学来改变世界，使实践哲学化和哲学实践化。因而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P9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才把自己哲学与现实结合起来，同时也把“批判武器”和“武器批判”结合起来，从而使其哲学通过现实革命实践达到了实现其自身目标，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成了没有国界而具有世界性和革命性的伟大理论。
正是由于确立了哲学批判的实践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才断然宣布他们要与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的旧哲学告别，并且要开创“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就是：“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P48。
二、哲学批判的理论意旨
哲学批判的实践指向决定了它的最终目标只能是以物质性的“武器批判”来实际地改造现实世界的活动，而所谓物质性的“武器批判”，主要就是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然而，必须明白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哲学批判作为一种理论性的活动永远不可能直接“触及”它的最终目标。理论性的批判不可能直接形成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实际改造，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一种以改变世界为目标的哲学批判当然不会满足于在哲学家的书斋里谈天说地，它必须使自己的批判结果走出书斋来体现它的实践性，但这种“走出”的方式却是以理论的方式，而不可能直接以物质的方式来体现。实际地改变世界对于哲学或哲学批判来说，首先是一种理论的向往和追求。要将这种理论的向往和追求变成现实，哲学依然要在理论的功能上下工夫，而这正是哲学批判的理论意旨。
1.哲学批判是“掌握群众”的思维方式。
依照马克思的说法，理论要能够掌握群众，就必须“彻底”，而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显然，哲学作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并不能直接为人们提供反映具体事物之具体本质和规律的具体原理以及认识事物的具体方法，而只能提供正确认识世界或事物的宏观的方法论，或者说提供认识世界或事物的根本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提供得越正确、越有效、越全面，就表明哲学对事物的“根本”把握得越准确、越到位，也就表明哲学理论越彻底。哲学对思维方式的运用和提供都是在哲学批判中实现的。因此，哲学批判要使自身或哲学能够“掌握群众”，就要为人们提供正确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思维方式具有多种层次和类型。具体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反映在各自基本原理当中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在不同认识领域中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思维方式的意义。但这种意义上的思维方式与哲学中所反映的思维方式不同。各种具体科学中所反映出的思维方式通常只适用于不同的具体认识领域或认识活动，属于具体的理论思维方式。我们通常又将其称为思维方法以便与哲学的思维方式相区别。任何一种哲学思维方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关，是时代精神在哲学思维中的集中反映。从一定意义说，人们只有改变了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才能彻底变革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哲学思维方式之所以能够引领时代的前进，就是因为它能够“掌握群众”，进而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2.哲学批判如何使自身“掌握群众”。
“批判武器”和“武器批判”的实践哲学之思维方式无疑是一种“彻底”的、能够“掌握群众”的思维方式，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为群众所掌握，并使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群众去实际地改变事物的现状。相对于旧哲学来说，这自然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哲学家们都没有接触和探讨过实践概念，也没有关注过社会现实，而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含义的理解和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以往的哲学家们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哲学家们对实践确实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但是，这些研究和探讨要么将实践理解为纯粹理论或理性的活动，要么将其理解为生物意义上的活动。即使像费尔巴哈这样反对抽象、崇尚感性的哲学家，也仅仅是从“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实践，完全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把感性实践活动看作“真正人的活动”，而且把创造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感性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形式。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历史也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人的第一个或首要的历史活动，就是要为维持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既是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又是主体的思想观念借助于物质力量能动性地对象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实践的理解中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能够真正“掌握群众”。由对实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正确地批判了旧的哲学思维方式，找到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而且更重要的是找到或发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主体――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一种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并主动为其“锻造”精神武器的哲学同那些视野中根本没有群众的哲学，究竟哪一种更容易“掌握群众”，在此就一目了然、显而易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只有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努力“掌握群众”的哲学或哲学批判，才能真正为群众所掌握，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批判的理论意旨。
第4篇：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变革；范式；批判
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意图的“把脉”，似乎已经可以清晰地触及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主导“精神”。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理论样态是：一、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他终结了“全部哲学”形态，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迈进了实证科学的门槛；二、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只关注“属人世界”的实践“本体论”或“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哲学，它的本质就在于从“人”的视角观世界。三、马克思哲学变革启动了形形色色“哲学范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生存论范式”、“实践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当我们面对学界自教科书时代进入“后教科书时代”所呈现出来的理论反思成果的“哲学景观”时，冷静地对反思所带来的成果进行再反思，便成为了当下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个迫切的课题。
一、
马克思哲学不是书斋中“哲学—哲学”推导的纯粹思辨的“独立哲学”。然因马克思没有留下“纯粹”的专门哲学著作，这曾引发学界关于有没有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是不是哲学家的论争。①今天这样的观点很有市场，其实这是一种严重误读。
那么，马克思到底是“终结”思辨哲学还是否定了“全部哲学”呢？这显然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存在论争的疑难问题之一。面对诸多的学界探讨，马克思对哲学的“终结”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但是其中隐含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困惑，那就是认为哲学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后，便无一席之地。“哲学”与马克思之间的纠缠，在我看来，马克思一生中没有在转向“科学研究”之后，彻底抛弃了“全部哲学”，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向度、价值向度决定了马克思仍然承接了哲学的世界观功能。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哲学的表述中来体认“哲学终结”的真实意蕴。在1842年5月的关于《集权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说道：“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并且“问题是时代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同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就像关于“祈祷的鬣狗”这一虚构同自然格格不入一样。”[1]（p203-205）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对“现实的问题”的关切与厌恶思辨的“悬想”。
接着在同年6月的《科隆日报》第 179 号的“社论”中，马克思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哲学也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吗?”接着他指认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 ，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 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 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 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他认为的哲学应该是“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 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 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p219-220）
马克思在这里集中批判了这种“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 德国“思辨哲学”。他展望的是“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 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p220）所以，马克思面对“思辨哲学”更重要的是批判它的“孤寂”与落后于时代的特征。“当代的真正哲学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命运而与过去的真正哲学有所不同。相反，这种命运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理性的证据”。[1]（p221）
写于1843年10月-12月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首先指出：“谬误在天国为神祗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2]（p1）“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2]（p2），他批判德国哲学“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 [2]（p8）所以马克思警示性告诫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2]（p9）
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转而批判“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2]（p55）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鲜明地综述了自己批判的旧的“思辨哲学”，标示了自己的“新哲学”。“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3]（p17）
由此，我们从马克思对“哲学”、特别是对 “德国哲学”的批判中，可以驳斥学界的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终结”了“全部哲学”。在研究中我们同样发现的是马克思对另外一种哲学的样态的期待，那就是马克思在通过实践的确立而开辟的哲学转向即“人类解放学说”的世界观承诺。故而在我看来，把马克思否定的“思辨哲学”哲学等同于“全部哲学”是有失偏颇的。
二、
自80年代末以降，学术界一直以来对于“实践本体论”持有较大的纷争，但是随着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界处于西方哲学话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背景下反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在“主流哲学界”看来，“实践本体论”的称谓过于“敏感”，但其真实内涵被学术界接受了下来，其主要体现在哲学范式转向的诸形态中。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哲学实现哲学革命的意图在于从“与人无关的抽象的自然界”中走出来，进入到“属人世界的历史视域”去。故而“物质本体论”在他们眼中成为了从“物”来观世界，只有把世界纳入到人的实践的视野才是真实的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真。其实焦点在于是否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问题。
那么“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是否具有“优先性”呢？“实践本体论”论者在此用以证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的“根据”，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的一句话：“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 ，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的这句话实际上只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只是对于黑格尔的抽象的“自然界”的否定。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然界”，是由所谓离开现实人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绝对理念”“异化”而来的实为“思想物”的因而同样是抽象的“自然界”。就在上引马克思的这句话之后，马克思紧接着说：“正像自然界[ 先前 ]被思维者 (指黑格尔 ———引者)禁锢在他的绝对理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显然，这种抽象的实为思想物的“自然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当然对于现实的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用一个“也”字，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由黑格尔虚构的抽象的“绝对理念”是无，那么由“绝对理念”“释放出来”的抽象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显然易见，马克思并不是说“感性世界”或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实践本体论”论者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的理解，是不合实意的曲解。任何想引用马克思“这句话”的人，只要认真阅读这句话的上下文，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但令人费解的是，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在中国哲学界的论争中，至今仍然被“实践本体论”者加以歪曲，以此把“非人化自然界”说成是对人没有意义的，甚至否定“非人化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只能说明“曲解”者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轻率地说“‘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唯物辩证法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恩格斯指出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4]（p359）正是无限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力量和以人化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了世界之局部领域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个由感性世界 (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 和天然自然界有机联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实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个部分对于其他部分的作用和意义，既不能否认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改变天然自然界面貌的作用和意义，也不能否认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企图人为地阻隔或否认无限的天然自然界 (非人化自然界) 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幻想。
我们要说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讲是有意义的。其一 ，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发生有利的或有害的影响 ，对人类具有正价值或反价值。天然自然界即自在自然界的“盲目必然性”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灾难。例如印尼海啸的发生、人类对绝症的素手无策。其二 ，无限的天然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和不竭的自然资源。如果人类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实践开辟的这样一个世界，试问你从何处开辟？如果只在这样一个“实践的世界”那如何拓展？人类还要不要发展？
学界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世界观的转变属于思维方式的转变”，[5]（p11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不同的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首先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我们绝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用来回答认识的基础、来源和真理的标准等认识论问题的一个原理，而必须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用以理解和说明全部世界观问题、区别于已往一切哲学观点的新的思维方式。”[5]（p114）对此有学者进一步阐述道：“所谓‘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它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 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就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6]，这里是《提纲》第八条中“ 对实践的理解”所引申出的马克思哲学的变革，仍然具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其次，认为实践观点的思维范式摆脱了旧哲学的“主客体”的实体性哲学。特别一提的是，这里提出实践观点的思维范式的学者在改革“教科书”确实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教科书中的问题随着把马克思哲学拉到现代哲学范式下（西方哲学主导的哲学范式），许多问题得到了新的认识，这也恰说明了马克思哲学不是“绝对真理”，但“与时俱进”不是任意解读的理由。最后，认为“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中“实践”，“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人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既然这里的“ 实践”不是“ 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又如何能构成“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呢？正因为实践是“关系”范畴，才构成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方式。在谈到思维方式时，马克思从未提及什么“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曾明确指出：“我的阐述方法”、“ 我的方法”[7]（p578）是辩证法。在别处还用过“ 我的辩证方法”，[8]（p111）这表明马克思肯定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方法是辩证思维方式方法。
三、
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作说明的理解，直接关切到如何理解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在当下，一片哲学转向的“呼号”浪潮席卷了整个哲学界。其理论资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即西方哲学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化、西方马克思学化。现在如果有人拒绝采用哲学范式“新转向”②去理解、研究与书写哲学的话，一定被认为是传统旧哲学的“过时货”。那么“时尚品”主要在国内如何表现的呢？
首先，在国内影响较大、并且已经成为了大部分青年学者的是“生存论范式”。一些国内有影响的学者也直接汲取与认同了这一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提出这一思想，但“这一构想是我们结合整个当代哲学的本体论转换问题，从马克思哲学中解读出来的并且也属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的理论结构”，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哲学变革的最根本的方面，正在于启动并引导了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生存论者所要解决问题可以从有些学者的文本中指认出来，“在摒弃了对于所谓死亡世界的追问之后，人们发现，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依然是一项难题。而且，在一个无神论的语言与思想氛围内，这项难题的难度空前地加剧了。” [9]
其次，“实践哲学范式”，这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哲学范式。它主要是在以实践为新旧哲学的“理论质点”上进行马克思哲学的新解读。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类世界。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他对哲学主题进行了根本转换，把哲学的关注焦点集中到人类世界，注目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据此，为了探寻人类世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马克思首先要寻找理解、解释和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本依据，这个根本依据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因为实践是人类存在、发展的根本基础，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动态的、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本体。所以，马克思哲学是以人类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实践本体论。另外南开大学王南湜阐释了另外一种实践哲学路向，而着力于实践辩证法的研究。
再次，“历史哲学范式”。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变革的实质、途径和契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变革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总体性质是历史唯物主义。最近有学者也同样把历史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表明他所创建的新哲学是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唯物主义”，也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辩证法”。显然来讲，这一点对于历史哲学转向的认识是受着海德格尔把本真性的存在看作是历史性的存在的深刻影响。认为“不仅需要从物质本体论走向实践唯物主义，而且需要进一步从实践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10]
最后是“文化哲学范式”，在国内以“团队”研究的主要群体是以衣俊卿为代表的黑龙江大学的文化哲学，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与一般把文化哲学当成部门哲学的研究方式不同，他们把文化作为哲学解释范式，从而使图阐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文化哲学走向，以及分别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悟展开文化哲学研究。他们认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主题上和命题上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完成自觉的哲学范式的重新选择，即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范式，”“马克思学说最本质的内容是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文化精神”。[11]
我们看到的是，这四种哲学范式是相互关联的，即均不是国内哲学研究者“自觉”的理论体认，而是在“西化”的理论资源挖掘中对马克思哲学的“时尚彩绘”。四种范式总体来讲，就是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定在“属人的世界”，马克思哲学变成理解人的意义的一种思潮。他领先开启了现代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强调的历史解释原则在生存论中是一个必然的推导，但反思一下，这能比文本现有的辩证法的“过程论”又添加多少实质性的内涵呢？文化哲学本身如果不注意边界限度的话，必然在与唯物史观的碰撞中跌落到抽象而浪漫的文化思潮中去。实践哲学范式同样与生存论勾连着，“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即生存论的本体论，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12]
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沧桑的批判史，在现今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批判少于相互吹捧，在哲学界竟然有学者搞起了“名人”风范。马克思在贫困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但为了人类劳苦大众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解放事业，不断批判有害于这些事业的理论思潮。而如今，在中国有着“哲学教授”称谓的学者恐怕都解决了马克思没有解决的生存困境。但是，却在现实的理论研究中，没有了“中国问题”、失却了“马克思立场”、面对种种社会理论思潮出现了严重的“失语症”，阐扬的却是与马克思哲学异质的、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极力批判的理论范式。其主要表现形式是，首先是“以西解马”，即用西方哲学家的概念或理论范式来嫁接或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国内“生存论哲学范式”就是典型的“以海解马”，即以海德格尔的哲学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其次是“以西判马”，即依据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现今我们从各类杂志的哲学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作者需要赞誉马克思时总是拉几句国外学者的“美誉”，或者在写作文章时干脆直接从“西”语中直接取出思路，加上自己的一些简单的“学理论证”。据说这是一种国际接轨的 “学术化”研究通道，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不是为了创立什么学而从事艰苦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创造工作的。他只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自由和幸福而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和现实（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得出了一些独特的结论，这些东西都成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为自己的解放、自由和幸福而奋斗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大的思想武器”。③这种现象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值得深长思之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 孙正聿.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邹诗鹏.从生存论看哲学的对话.[J].《江海学刊 》2004（1）
[10]刘福森.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J].《理论探讨》2001（6）
第5篇：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变革；范式；批判
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意图的“把脉”，似乎已经可以清晰地触及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主导“精神”。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理论样态是：一、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他终结了“全部哲学”形态，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迈进了实证科学的门槛；二、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只关注“属人世界”的实践“本体论”或“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哲学，它的本质就在于从“人”的视角观世界。三、马克思哲学变革启动了形形“哲学范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生存论范式”、“实践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当我们面对学界自教科书时代进入“后教科书时代”所呈现出来的理论反思成果的“哲学景观”时，冷静地对反思所带来的成果进行再反思，便成为了当下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个迫切的课题。
一、
马克思哲学不是书斋中“哲学—哲学”推导的纯粹思辨的“独立哲学”。然因马克思没有留下“纯粹”的专门哲学著作，这曾引发学界关于有没有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是不是哲学家的论争。①今天这样的观点很有市场，其实这是一种严重误读。
那么，马克思到底是“终结”思辨哲学还是否定了“全部哲学”呢？这显然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存在论争的疑难问题之一。面对诸多的学界探讨，马克思对哲学的“终结”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但是其中隐含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困惑，那就是认为哲学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后，便无一席之地。“哲学”与马克思之间的纠缠，在我看来，马克思一生中没有在转向“科学研究”之后，彻底抛弃了“全部哲学”，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向度、价值向度决定了马克思仍然承接了哲学的世界观功能。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哲学的表述中来体认“哲学终结”的真实意蕴。在1842年5月的关于《集权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说道：“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并且“问题是时代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同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就像关于“祈祷的鬣狗”这一虚构同自然格格不入一样。”[1]（p203-205）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对“现实的问题”的关切与厌恶思辨的“悬想”。
接着在同年6月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哲学也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吗?”接着他指认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他认为的哲学应该是“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p219-220）
马克思在这里集中批判了这种“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德国“思辨哲学”。他展望的是“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p220）所以，马克思面对“思辨哲学”更重要的是批判它的“孤寂”与落后于时代的特征。“当代的真正哲学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命运而与过去的真正哲学有所不同。相反，这种命运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理性的证据”。[1]（p221）
写于1843年10月-12月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首先指出：“谬误在天国为神祗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2]（p1）“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p2），他批判德国哲学“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2]（p8）所以马克思警示性告诫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p9）
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转而批判“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2]（p55）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鲜明地综述了自己批判的旧的“思辨哲学”，标示了自己的“新哲学”。“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3]（p17）
由此，我们从马克思对“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中，可以驳斥学界的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终结”了“全部哲学”。在研究中我们同样发现的是马克思对另外一种哲学的样态的期待，那就是马克思在通过实践的确立而开辟的哲学转向即“人类解放学说”的世界观承诺。故而在我看来，把马克思否定的“思辨哲学”哲学等同于“全部哲学”是有失偏颇的。
二、
自80年代末以降，学术界一直以来对于“实践本体论”持有较大的纷争，但是随着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界处于西方哲学话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背景下反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在“主流哲学界”看来，“实践本体论”的称谓过于“敏感”，但其真实内涵被学术界接受了下来，其主要体现在哲学范式转向的诸形态中。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哲学实现哲学革命的意图在于从“与人无关的抽象的自然界”中走出来，进入到“属人世界的历史视域”去。故而“物质本体论”在他们眼中成为了从“物”来观世界，只有把世界纳入到人的实践的视野才是真实的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真。其实焦点在于是否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问题。
那么“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是否具有“优先性”呢？“实践本体论”论者在此用以证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的“根据”，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句话：“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的这句话实际上只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只是对于黑格尔的抽象的“自然界”的否定。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然界”，是由所谓离开现实人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绝对理念”“异化”而来的实为“思想物”的因而同样是抽象的“自然界”。就在上引马克思的这句话之后，马克思紧接着说：“正像自然界[先前]被思维者(指黑格尔———引者)禁锢在他的绝对理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显然，这种抽象的实为思想物的“自然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当然对于现实的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用一个“也”字，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由黑格尔虚构的抽象的“绝对理念”是无，那么由“绝对理念”“释放出来”的抽象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显然易见，马克思并不是说“感性世界”或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实践本体论”论者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的理解，是不合实意的曲解。任何想引用马克思“这句话”的人，只要认真阅读这句话的上下文，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但令人费解的是，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在中国哲学界的论争中，至今仍然被“实践本体论”者加以歪曲，以此把“非人化自然界”说成是对人没有意义的，甚至否定“非人化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只能说明“曲解”者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轻率地说“‘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唯物辩证法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4]（p359）正是无限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力量和以人化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了世界之局部领域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个由感性世界(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和天然自然界有机联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实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个部分对于其他部分的作用和意义，既不能否认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改变天然自然界面貌的作用和意义，也不能否认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企图人为地阻隔或否认无限的天然自然界(非人化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幻想。
我们要说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讲是有意义的。其一,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发生有利的或有害的影响,对人类具有正价值或反价值。天然自然界即自在自然界的“盲目必然性”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灾难。例如印尼海啸的发生、人类对绝症的素手无策。其二,无限的天然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和不竭的自然资源。如果人类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实践开辟的这样一个世界，试问你从何处开辟？如果只在这样一个“实践的世界”那如何拓展？人类还要不要发展？
界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世界观的转变属于思维方式的转变”，[5]（p11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不同的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首先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我们绝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用来回答认识的基础、来源和真理的标准等认识论问题的一个原理，而必须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用以理解和说明全部世界观问题、区别于已往一切哲学观点的新的思维方式。”[5]（p114）对此有学者进一步阐述道：“所谓‘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它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就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6]，这里是《提纲》第八条中“对实践的理解”所引申出的马克思哲学的变革，仍然具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其次，认为实践观点的思维范式摆脱了旧哲学的“主客体”的实体性哲学。特别一提的是，这里提出实践观点的思维范式的学者在改革“教科书”确实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教科书中的问题随着把马克思哲学拉到现代哲学范式下（西方哲学主导的哲学范式），许多问题得到了新的认识，这也恰说明了马克思哲学不是“绝对真理”，但“与时俱进”不是任意解读的理由。最后，认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中“实践”，“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人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既然这里的“实践”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又如何能构成“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呢？正因为实践是“关系”范畴，才构成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方式。在谈到思维方式时，马克思从未提及什么“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曾明确指出：“我的阐述方法”、“我的方法”[7]（p578）是辩证法。在别处还用过“我的辩证方法”，[8]（p111）这表明马克思肯定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方法是辩证思维方式方法。
三、
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作说明的理解，直接关切到如何理解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在当下，一片哲学转向的“呼号”浪潮席卷了整个哲学界。其理论资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即西方哲学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化、西方马克思学化。现在如果有人拒绝采用哲学范式“新转向”②去理解、研究与书写哲学的话，一定被认为是传统旧哲学的“过时货”。那么“时尚品”主要在国内如何表现的呢？
首先，在国内影响较大、并且已经成为了大部分青年学者的是“生存论范式”。一些国内有影响的学者也直接汲取与认同了这一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提出这一思想，但“这一构想是我们结合整个当代哲学的本体论转换问题，从马克思哲学中解读出来的并且也属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的理论结构”，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哲学变革的最根本的方面，正在于启动并引导了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生存论者所要解决问题可以从有些学者的文本中指认出来，“在摒弃了对于所谓死亡世界的追问之后，人们发现，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依然是一项难题。而且，在一个无神论的语言与思想氛围内，这项难题的难度空前地加剧了。”[9]
其次，“实践哲学范式”，这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哲学范式。它主要是在以实践为新旧哲学的“理论质点”上进行马克思哲学的新解读。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类世界。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他对哲学主题进行了根本转换，把哲学的关注焦点集中到人类世界，注目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据此，为了探寻人类世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马克思首先要寻找理解、解释和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本依据，这个根本依据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因为实践是人类存在、发展的根本基础，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动态的、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本体。所以，马克思哲学是以人类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实践本体论。另外南开大学王南湜阐释了另外一种实践哲学路向，而着力于实践辩证法的研究。
再次，“历史哲学范式”。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变革的实质、途径和契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变革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总体性质是历史唯物主义。最近有学者也同样把历史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表明他所创建的新哲学是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唯物主义”,也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辩证法”。显然来讲，这一点对于历史哲学转向的认识是受着海德格尔把本真性的存在看作是历史性的存在的深刻影响。认为“不仅需要从物质本体论走向实践唯物主义，而且需要进一步从实践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10]
最后是“文化哲学范式”，在国内以“团队”研究的主要群体是以衣俊卿为代表的黑龙江大学的文化哲学，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与一般把文化哲学当成部门哲学的研究方式不同，他们把文化作为哲学解释范式，从而使图阐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文化哲学走向，以及分别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悟展开文化哲学研究。他们认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主题上和命题上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完成自觉的哲学范式的重新选择，即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范式，”“马克思学说最本质的内容是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文化精神”。[11]
我们看到的是，这四种哲学范式是相互关联的，即均不是国内哲学研究者“自觉”的理论体认，而是在“西化”的理论资源挖掘中对马克思哲学的“时尚彩绘”。四种范式总体来讲，就是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定在“属人的世界”，马克思哲学变成理解人的意义的一种思潮。他领先开启了现代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强调的历史解释原则在生存论中是一个必然的推导，但反思一下，这能比文本现有的辩证法的“过程论”又添加多少实质性的内涵呢？文化哲学本身如果不注意边界限度的话，必然在与唯物史观的碰撞中跌落到抽象而浪漫的文化思潮中去。实践哲学范式同样与生存论勾连着，“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即生存论的本体论，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12]
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沧桑的批判史，在现今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批判少于相互吹捧，在哲学界竟然有学者搞起了“名人”风范。马克思在贫困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但为了人类劳苦大众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解放事业，不断批判有害于这些事业的理论思潮。而如今，在中国有着“哲学教授”称谓的学者恐怕都解决了马克思没有解决的生存困境。但是，却在现实的理论研究中，没有了“中国问题”、失却了“马克思立场”、面对种种社会理论思潮出现了严重的“失语症”，阐扬的却是与马克思哲学异质的、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极力批判的理论范式。其主要表现形式是，首先是“以西解马”，即用西方哲学家的概念或理论范式来嫁接或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国内“生存论哲学范式”就是典型的“以海解马”，即以海德格尔的哲学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其次是“以西判马”，即依据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现今我们从各类杂志的哲学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作者需要赞誉马克思时总是拉几句国外学者的“美誉”，或者在写作文章时干脆直接从“西”语中直接取出思路，加上自己的一些简单的“学理论证”。据说这是一种国际接轨的“学术化”研究通道，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不是为了创立什么学而从事艰苦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创造工作的。他只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自由和幸福而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和现实（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得出了一些独特的结论，这些东西都成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为自己的解放、自由和幸福而奋斗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大的思想武器”。③这种现象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值得深长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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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福森.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J].《理论探讨》2001（6）
第6篇：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范文
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观和建构唯物主义实践观发生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深
刻影响下，马克思开始自觉地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并建构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入手，批判黑格尔学说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主张深入于社会的物质生活，立足于市民社会来理解国家关系。在《德法年鉴》工作期间，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而进行活动，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把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结合起来，并为此而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力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批判与革命实践为他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观的形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尤须关注。第一，对于实践及其与理论和哲学关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人的实践，构成了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也是解决理论难题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而“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139、150、127页）。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他后来明确提出哲学的实践功能提供了前提。
第二，自觉地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否定性辩证法进行批判与改造。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但并没有根本抛弃他，而是同时也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人在自觉地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中，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外化、对象化、实在化，使外部世界发生合目的性变化，而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表现、实现，得到自我发展和确证。而这个过程正是人的劳动实践过程。黑格尔对于劳动在人的自我产生与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的思想，给了马克思以很大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特殊视角来研究和批判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批判性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使马克思后来在实践论的根据上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并将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得到扩展，创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成为可能。
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和恩格斯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特别关注有密切联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一书中他们批判和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唯物主义方式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努力克服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的历史唯心主义局限，开始建立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观，从而为以唯物主义方式彻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并论证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解释历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立足于对实践的科学理解，来理解人及其本质，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来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来阐发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高度强调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强调在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消除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他尤其明确地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奠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坚实基地之上，明确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这就为他后来进一步将自己的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做了准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自己的科学实践观，将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与人道性内在结合起来，阐释自己的社会历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做了全面深入准确科学的唯物主义诠释，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及其辩证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阐发，立足于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对阶级、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论述和阐发过程中，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哲学观内在地契合起来，融为一体，并得到了提升，跃迁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且认为应当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方式实践地改变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并将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认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路历程及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难看出，他们把实践确立为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把实践观提升到哲学观高度，实践论思维方式相应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从根本上说，是哲学观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科学地理解实践和从实践出发来理解——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构架
就其理论指向和方法论构架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具有如下基本点。
1.以唯物主义的能动性方式科学地理解和解释实践——实践论思维方式的首要前提
从实践出发探讨其它一切哲学问题，必须以对实践的科学合理理解作为出发点。我们知道，实践并不是一个新范畴，历史上不少哲学家都对实践有过论述。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一方面密切关注当时的人类实践，另一方面在唯物性与辩证性、社会性与历史性、个体性与人类性、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结合点上加深对于实践的理解，确立了科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观。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和广泛的普遍性。其次，实践又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等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展示，也是人的自觉性和自由精神运动的最现实表现，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具有意识性、目的性和自觉性。再次，实践是借助于一定的工具而展开的中介性活动。实践具有工具性和中介性。又次，实践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活动，是人以一种主体性方式来批判性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参加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过程，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社会历史存在和社会生活，建构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的最根本最现实的途径，因而是人作为主体的创造性本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实现形式和确证形式。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和创造性。
因此，实践是世界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和自觉形式，是同物质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人的自觉活动和创造过程，是一种辩证的社会历史过程，它集中表现和实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人道主义追求，是人与世界关系得以不断展开、进化和发展的最革命和最积极力量。
2.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哲学依托
将实践提升到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地位，使其不仅具有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意义，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也是对于哲学的一种全新理解，表明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实践论思维方式正是对于这种哲学观的一种自觉运用。
哲学是什么？古往今来，哲学家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马克思当然不是说哲学家不应当解释世界，而是说哲学家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还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对于世界的改造。应该说，由仅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到在合理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和在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标指导下自觉能动地认识和解释世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和哲学家及其使命的一种全新理解，是对于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的自觉建构。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有如下基本要点。
就其性质而言，哲学作为人们的一种自觉的思维活动，是人们以哲学方式统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种具有思维形式，是人们对于自身与对象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哲学认识或哲学解释方式，在人类处理同对象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体系中居于一种特殊的总体性地位。
就其对象而言，哲学不应当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应当是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一种理论表现，因此，哲学应当与现实世界保持最为密切的联系。
就其内容而言，真正的哲学应当是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的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一定时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些内容表现在人们的各种活动及其结果中，反映在各种具体的科学理论和观念形态中。作为时代内容的表现和反映，它们一般都具有时代的特征，因而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精神。哲学则是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哲学是一种高度体系化的学问，它是一种以哲学层次上的概念、范畴体系向人们提供的哲学意义上的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世界图景，一种宏观的理想信念，一种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居于一种集精、荟萃的灵魂地位。
3.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时代特点——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野中，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中心。这是从实践论思维方式来看待哲学对象，看待人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必然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不是某种非人的存在，而是指向人、为了人、服务于人的高层次精神活动，是人通过对世界的关照而展开的自我意识，其目的和价值正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哲学应当以人和人与世界关系为对象，成为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自觉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关注人和人与世界关系，而且强调要从实践的高度关注人和人与世界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特殊视角和思路。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把人看作实践的存在。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强调从实践方面来理解人的内在本性和人的价值，认为对现存世界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对未来理想世界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建构，是人的最本质的功能特征，也是人的社会价值之所在。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求从实践的高度来看待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演变发展。人的实践性决定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实践性。人正是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实践，参加到并影响着现存感性世界及其发展方向，促成了它向着人的世界的生成运动。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外部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性和基础地位，承认“天择”对于人的活动的前提意义，同时强调人在实践中的选择、创造对于感性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在“人择”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和人的特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承认社会对于人的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积极的和促进的作用，也承认其同时必然具有的消极的和制约的方面，主张通过实践而达成人与社会的良性健康互动。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人在实践中和通过实践而达成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改造，认为正是通过这种真正的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改造，人才能自觉地进行选择与创造，才能理论地和实践地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才能现实地和实际地依赖和掌握外部世界，促成人属世界向属人世界的持续转换。
三、会通古今中外进行新的创造——实践论思维方式对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根本任务，简而言之，可以说就是“返本开新”。返中国和世界的哲学与文化精华之本，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之本，开时代性哲学之新，开当代哲学形态之新。为此，深入发掘、全面阐发、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对于我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与建构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1.有助于以实践性为基点来综合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将是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主导方面。全面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和基本规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中凸现出来并得到说明的。就其与各种形态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性或基本规定：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参见陶德麟、欧阳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在这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最根本之点。只有立足于实践论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自己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从而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根本动力。
2.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批判性地审视当代哲学的实践基础
一方面，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新世纪的哲学发展切实奠基于新世纪的人类实践，从当代人类实践中发现哲学问题，吸取哲学营养，发展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必须自觉地对当代人类实践进行合理性反思与批判，发挥哲学功能。在各种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都是完全有效的和合理的，其中包含着各种无效的或负效应的实践（如法西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歧视与压迫、封建迷信等）。这种实践及其结果不是有助于人类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和强化，而是对其起着消极、背反，甚至阻碍的作用，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反主体效应的不合理实践。而以此类不合理实践为基础来建构的哲学思想、观点和流派，也势必成为真正时代哲学的对立和反动的方面。因此，合理的实践才能产生真正科学的哲学，而不合理的实践必然产生不合时代精神的哲学。要使一定的哲学始终行进和发展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就必须保持对人类的各种非合理化实践的严肃的反省和科学的批判，使人们的实践和社会历史运动自觉地趋向和逼近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和升华的基本方向。这正是哲学的实践性。当前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中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不论是全球问题还是个性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和平问题还是战争问题，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民族问题还是信仰问题，一体化问题还是多极化问题，等等，都从正面或反面向我们提出了坚持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3.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科学及其哲学意义
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典型形式，是人类实践最为重要的推进因素和制导力量，也是哲学的最重要基础。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反映着并引导着实践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要求并必然推动哲学的发展。一百多年来，随着人类实践在广度和深度、内容和形式上的迅猛发展变化，人类科学以几何级数加速度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当代大科学技术体系。当代科学之为大科学，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是包含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具体分支学科在内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体系，并且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以计算机为中枢的当代大技术体系。只有从实践的高度正确认识并合理说明科学的范围和限度，才能为当代大科学的发展找到拓展其适用范围和提高其功能限度的有效途径。当代大科学和相应大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大科学技术观念，从而要求并促进哲学的科学技术观的变革与发展，另一方面改变了当代哲学的科学基础，从而要求并必然促进当代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更新。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大科学技术的关注具有双重的目的和任务：一方面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来更新和充实自己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和解释，建立、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大科学技术观，另一方面提升和概括当代科学技术的哲学意蕴，并以此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哲学内容，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哲学形态。
4.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西方哲学及其走向
我国哲学的当展离不开当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这已成为共识。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当代西方哲学及其对于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应当借助于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的宏大背景来考察当代世界各种具体的哲学流派。应该看到，随着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各自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必然要求也将实际地促进当代西方哲学的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一方面是哲学内部和哲学与非哲学之间以越来越具体的方式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的分支哲学，使当代西方哲学表现出主题分化和个性强化的发展趋向。一方面是随着当代人类实践的全球化和科学的一体化发展，各种哲学流派之间的交织与互渗日益增强，哲学规范的通约和转换渠道增加，哲学方法的互鉴互通增强，人类哲学思维在分化的基础上向着整体化方向发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正在形成一种哲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甚至产生出各种类型的“非哲学”或“后哲学文化”。在我们看来，“非哲学”或“后哲学”实质上也是一种哲学，尽管严格说来它们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哲学态度、哲学思潮，一种对于哲学现状的非难、对于哲学传统的嘲弄和对哲学意义的贬损。他们的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拒斥作为阿基米德点的哲学，并常以宣布哲学的终结、死亡、毁灭而惊俗骇世。从历史上看，哲学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哲学和非哲学思潮进行对话与辩争，因此，出现对任何哲学的个别非难本不足为奇。然而，当今西方的“非哲学”思潮之所以不容忽视，首先在于，“非哲学家”们对历史上和现有哲学的诘难，往往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答案，而是从“什么是哲学”这个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上提出问题，并要求哲学观、哲学研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抓住了哲学思考的特点和根本。而对于这类问题，一旦提出，则是任何严肃的哲学家所无法回避，也是不能够置若罔闻的。在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的非难态度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哲学家们”对哲学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特别关注和深层思考。从根本上说，非哲学家们不是要取消任何哲学的生存权，而是要取消传统哲学的生存权；他们不是完全不要哲学，而是要求哲学更加符合新的时代，从而要求哲学观和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所做出的种种结论，但却不能忽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正是以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为向导，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地透视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局限和弊端，从而更加自觉地对其加以批判、克服和扬弃；另一方面则更加有利于我们自觉地去反思“哲学是什么”这样一类根本性问题及其现代意义，从而更为积极主动地从事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创造，以推进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
5.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
传统哲学是现代哲学之根。只有扎根传统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和未来。我国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传统哲学，也不可能没有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十分浩瀚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和复杂的思想系统，它们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所不可逾越且又十分坚实的历史基地，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途径和对现代哲学的传统根源性的双向关注和深层探索，既使中国哲学研究的当展获得了深厚的本土历史文化之根，也使中国哲学真正有可能为世界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独到贡献。
第7篇：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范文
关键词：中国管理哲学；管理实践；整合
中图分类号：C9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31-03
“管理哲学既囊括管理学知识，又涵盖了哲学知识，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新兴边缘学科。”[1]具体而言，管理哲学是以管理学基础理论为主框架，以相关哲学理论为分支的一门学科。我国管理哲学研究起步较晚，一方面基于我国传统哲学理论为蓝本，构建了中国式的管理哲学；另一方面借鉴国外管理哲学内容，结合我国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尽管中国管理哲学是构建在中国企业适宜的土壤之上，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
一、中国管理哲学解构
哲学实质上是研究世界观与方法观的问题，探讨事物本质及其运行的相关法则。中国哲学产生于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是中华民族思想灵魂的基石，早已在人们思想意识里根深蒂固。它制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框架的基础，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而管理作为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必须遵循哲学思想。也就是说，哲学所研究的是管理方法与管理原则问题。“故中国管理是从中国哲学中分离出来的。”[2]中国管理研究必须植根于中国哲学的丰腴土壤。
（一）中国管理哲学的演进
研究管理哲学必须植根于基本国情与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这样具有璀璨历史文明的国家，适宜中国的管理哲学必定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研究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的思想、观点，必先追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起源。
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有的学者也将这一时期命名为我国哲学思想的“轴心时代”[3]。这一时期我国哲学界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对后世影响较深远的儒、道、墨三家哲学思想皆出于这个时代。一是“重伦理、施仁政”的管理哲学思想成为后世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奠定了“人情”在我国社会的特殊作用，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现象；二是大行“中庸”之道的管理哲学理念，成为后世标榜的行为准则，其“致中和”“时中”等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三是“无为”管理哲学为中国式管理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四是“德政”管理哲学衍化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为管理艺术提出了更高境界。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使命
中国管理哲学作为时代玉成的智慧结晶，在推动管理哲学学科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肩负重要使命。
首先，中国管理哲学应作为管理实践工作的思想和灵魂。管理本身应尊重人性和人的尊重，融入哲学理念可使管理更贴近人的思想，突出“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另外，管理关系本身是一对矛盾体，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管理者”作为管理活动的发起人和承载者，具有主动性；而“被管理者”作为管理活动的被承载者，缺乏主动性。运用哲学思想来实施管理，可有效消除矛盾，使“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充满人性化。现代管理已不再是管理技术的革新，更需要管理文化、管理艺术的融入，而这些恰恰是哲学思想的范畴。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管理哲学已承载了管理实践工作的指导职能，是管理实践工作的灵魂。
其次，中国管理哲学促进管理科学建设与发展。纵观历史，管理思想的演进是以管理哲学革新为标志的，凝聚了管理哲学创新的智慧结晶。可以看出，管理哲学不仅仅是管理科学发展的点缀，而是管理科学发展的柱石，管理哲学为管理艺术的发展搭建了桥梁，而管理艺术是提高管理科学与管理实践工作的软实力。所以，中国管理哲学不仅推动了管理学科的建设，更是管理实践方法革新的源动力。
（三）中国管理哲学的内涵
当代中国管理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内核来构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而传统管理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也将作为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积淀。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的管理主体是人民群众。也就是说，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主体是“人”，研究客体是“人”“财”“物”“信息”和“技术”等社会元素。中国管理哲学的理念基础是“人性论”，这一点也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中“性善论”与“性恶论”有一定的继承性。
二、中国管理哲学面临困境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管理的认识越来越强，已从管理科学向管理哲学时代迈进，管理方法中融入哲学思想已成为必然趋势。研究中国管理哲学，一是要解决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冲突问题，二是要解决盲目借鉴、硬性照搬国外先进理论经验的问题，三是解决传统管理哲学的继承与发扬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任何理论都需实践活动的磨砺来检验，而任何实践活动都需要以理论为指导。因此，理论与实践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管理哲学也不例外。从学科内在因素分析，一方面理论知识往往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的，故理论知识多滞后于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哲学是基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理论知识，无太多可借鉴之处，故在学科建设上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出现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在所难免。
从外在环境来看，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传统管理理论受到来自新形势、新环境的挑战。外在大环境正在迫使中国管理哲学发生变化。这是通过实践活动促使理论革新的时代。一些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说明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前面，反过来迫使理论发生变革，进而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二）古为今用的冲突
我国古代璀璨的文化宝库确实值得今人好好继承与发扬。特别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所形成的年代，正是我国哲学史上著名的“轴心时代”，是后世我国社会思想体系构建的核心。继承传统管理哲学理论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怎样继承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前中国式管理中提出了很多传统管理哲学思想，诸多理论被应用于管理实践活动中，但在实践工作中不难发现很多盲目继承、盲目套用的现象。一是“重伦理、施仁政”的管理哲学原则产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与当代市场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差异，企业生存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重义轻利”容易导致企业过度重视社会效益，出现所谓“面子工程”现象。二是“人情”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但在管理实践中过度重视“人情”会弱化管理制度，使管理形成漏洞。三是“中庸”成为中国人行事的行为准则，已渗入骨髓，根深蒂固。但“中庸”思想高深莫测，现代人很难理解琢磨，照猫画虎地有样学样，结果只能是“衍生出很多变味儿的‘中庸’思想、甚至与原著相背离的行为模式”[4]。四是“德政教化”为导向的管理哲学思想，容易滋生执法不严现象。
（三）盲目崇拜国外经验的冲突
在管理哲学学科建设和实践经验方面，我国较国外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存在一定的差距。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模仿借鉴的学习模式。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单纯的模仿与借鉴已无法满足我国社会需求，由此产生的理论与实践错位及冲突越来越多。
一方面，社会体制不同形成的冲突。很明显，我国是社会主义体制，尽管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明显不同。然而，管理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都实行资本主义体制，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剥削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一取一帮，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从我国管理哲学演进过程来看，借鉴国外先进理论与经验是必经之路，但无可避免地出现了盲目崇拜国外经验的现象，由于体制与国情的差距，导致了矛盾冲突的出现。
另一方面，哲学理念不同形成的冲突。哲学是社会思想意识产生之源。每个国家或地区，受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其哲学理念也各不相同。且我国管理哲学理念是以传统管理哲学理论为基础的，这是我国特色，盲目借鉴国外经验，往往会忽视我国自有特色，导致冲突出现。
（四）人本管理未到位
在我国管理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虽然管理者越来越重视人本管理，但其缺失的现象仍然严重。
一是形而上学的人本管理。人本管理具有先进性，但在管理实践中，被很多管理者作为追求政绩的手段，丧失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特性；还有一些管理者片面地将人本管理理解为关心群众或给员工相当大的自由空间，这些做法原本无可厚非，但管理者没有全面理解人本管理的真谛，对员工的要求和管理过于放松，反而使管理形成了一盘散沙，造成懈怠工作等现象。
二是过犹不及的人本管理。有管理失位的现象，也会有管理过度的现象。有些管理者为员工考虑周全，比如密集的培训计划、简单的人本主义、薪酬不等，这些现象已脱离了人本管理的本质，也是一种人本管理不到位现象。
三、中国管理哲学出路探究
中国管理哲学作为新兴学科，面临诸多发展困境是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要探寻当前学科发展困境的出路，先要回归学科建设的初衷，即使之成为提升当代我国管理软实力的指导思想。那么，探寻困境的出路，即要结合我国国情，继承传统管理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坚持马列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以实现“中国梦”作为学科建设的宏观目标，以完善管理方法、提高管理艺术水平为方向，逐一攻破中国管理哲学发展中遭遇的困境。
（一）用哲学观点调节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理论联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首先，运用哲学观点来调节中国管理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其根本目的在于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并尽可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同步，甚至通过实践经验积累和数据分析，提出具有超前意识的新理论。
其次，之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融入中国管理学中，不仅因为我国的国情体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先进性，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可帮助我们甄别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中哪些可以汲取、哪些需要摒弃。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可保障中国管理哲学在社会主义转型期“走对路”，避免中国管理哲学走向歧路，从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的管理哲学体系。
（二）“去粗取精”，甄别继承
对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理论不能一以概之、全面否定，也不能全面继承。一方面将古代优秀的管理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德主刑辅”等思想，与当代社会现状和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采取“去粗取精”的方式，有甄别、有批判、有总结地继承和发扬。
另一方面，应当以科学发展观的观念继承古代优秀的管理哲学理念，即真正实现“古为今用”。比如“重义轻利”观念的运用应当适度，企业做到“e矩”之道，用正当竞争的方式获取经济效益是值得鼓励的；再如正确运用“人情”观念，“以人为本”并非放松管理制度，而是以“被管理者”的切身利益、长远发展为管理制度制定的标准；再如在“无为”的基础上，也应“无不为”，管理哲学需因时、因势而变。唯有正确理解、使用古代管理哲学理念，才能避免盲目套用现象。
（三）在共性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
无论从国家体制、基本国情，还是从管理哲学理念上来看，盲目借鉴国外先进理论与成功经验，照搬复制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是借鉴社会体制相似或适宜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先进理念与经验，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借鉴前苏联管理哲学的先进理念与经验，两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大国，历史文化也存在很多交集，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再如当前西方国家、亚洲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企业管理哲学，对于我国迅速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融入国际经济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二是寻求相似的哲学理念，对于与中华民族同源或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可借鉴其管理哲学先进理论与实践经验，从文化同源方面来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哲学更适宜我国国情。
（四）科学发展观下的人本管理
人本管理并不仅仅是把人管好这么简单，它是管理艺术的体现，是管理者个人能力的体现。人本管理是中国管理哲学中应用最广、却最难完善的体制。做好人本管理的前提，一方面要结合社会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另一方面要运用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看待人本管理。
一是在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人本管理体制。作为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家，传统哲学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承认传统，才能争取更多共识，有了共识是做好人本管理的基础。二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关键时刻，人们思想活跃是必然现象，运用科学发展观进行人本管理，可充分调动被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也使人本管理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将被管理者的价值观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使人本管理成为中国管理哲学体系的基础。
总之，在管理哲学研究方面，我国较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我国管理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的，从思想意识的先进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且我国具有享誉世界的传统哲学思想做底蕴，再结合国外先进的管理哲学理念和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管理哲学，可谓水到渠成。
参考文献：
[1] 吕霞云. 探析四项基本原则与中国梦的实现[J].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6）：106-107.
[2]沈文苑. 人力资源管理中以人为本管理模式的构建方法[J]. 人才资源开发， 2015（08）：37-38.
第8篇：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范文
一、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哲学
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升华”，“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由此应当看到，任何哲学都是和一定的社会相联系的，和一定的时代相联系的，和一定的人群相联系的，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超越自己时代的哲学，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哲学，不同社会有不同社会的哲学，不同人群有不同人群的哲学。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人群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哲学的变化上来，一成不变的哲学是根本不存在的。
哲学作为人类特有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特殊智慧，有其自身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有其独立的思想功能和社会功效，有其独特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制，它总是要不断地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总是要不断地随着人们的思想处境和社会的意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总是要不断地随着哲学特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哲学作为人类特有的意识本质，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特别是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自发性、可能性、局限性和能动性相统一的必然产物，它是人们能够科学认识世界但又无法穷尽科学的必然产物，它是意识与生俱有的抽象和概括属性的必然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和人的意识的存在，就必然会有哲学的存在。任何有意识的人，无论他懂不懂科学，无论他科学知识的多寡，但他一定有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他自己的哲学。一个人是这样，一群人也是这样，一个社会更是如此，一个时代也不例外。无论他们说与不说，无论他们怎样地去表达，他们总是有着对世界的这样或那样的总的根本看法，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哲学。人们的这种自发的、局限的、主观能动的抽象和概括意识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与千变万化的世界发生着联系，也无时无刻不在这种联系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正是哲学作为形而上而非形而下的本质特征。这不仅在于哲学的主体作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心理方面经常可能发生变化，还在于哲学的认识对象作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方面也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有些人热衷把某种哲学理论或说成、或想象成、或构建成完美终极的哲学理论，其实不过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幻想而已，一成不变和永恒的哲学理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二、哲学的本源在于人们内心的理想和信念
哲学作为形而上的范畴，它与作为形而下的科学是有原则界限的。它不需要依赖于特定的事实和经验对象而存在，它没有一个独立于人的意识以外的客观统一的标准，它不需要借助于特定的认识方法和技术手段，它没有把认识对象科学化的功能和使命。它常常发生于人的内心与周围世界碰撞发出的火花，它往往可以仅仅是一种感觉，或纯粹是一种直觉，或本来就是一种想象，它的本源在于人们内心的理想和信念。
从哲学发展史看，在人类社会早期，在社会的认识能力和科学水平极端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对太多太多的未知世界感到无比的神秘和“惊异”，且又无法从科学的层面得以企及，因而采取形而上的方法去把握和解释本来属于形而下的问题并不奇怪。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许多曾经被当作哲学问题研究的对象，逐步被科学的认识方法加以破解和取代，从而自然从形而上的领域退出回复到形而下的状态。就形而上而言，每当有一些问题随科学化而退出，就会有一些问题因科学化不能而进入，哲学就是这样不断紧跟和超越社会的认识能力及科学化前沿，总是要把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最关注、最需要、最困惑、而又科学暂且不能的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各个时代的哲学总是要打上历史的印迹，显现时代的特征。
哲学永无止境，永不停顿，永不衰竭，其根源就在于人的意识本质。人的意识虽然来自于世界，来自于自然，然而她却是一个和自然世界完全不同的东西，也是一种独立化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仅使人们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且也使人们能够用科学以外的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其中形而上的方法就是科学以外的重要方法。因此，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当人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认识和解决的问题，人们总是要用科学以外的其它方法去弥补和继续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人们这种认识的不可阻却、不可遏制的状态，源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竭理想和信念。因此，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认识难题和认识障碍，人们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内心想法和看法，并把内心确信的这些想法和看法用于指导和支配自己的实践行动。在这些想法和看法中，那些带根本性的形而上的内容，就是人们的世界观，也是人们头脑中原生态哲学，它是哲学的鲜活状态和真实社会基础。
三、哲学的力量蕴藏在社会实践中
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它普遍存在于社会实践的主体之中。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着自身的认识和意识，包括对这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看法，从而不断改造着自己的世界观。这种存在于实践者头脑中的，每时每刻都在对实践者的实践起支配作用的世界观，就是他们头脑中的哲学，也是哲学的实践形态。世界上，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类一类实践者头脑中的世界观的总和，就是这个时代哲学构成的真实图景，也是哲学的真实状况和真实存在。
在历史和现实中，人们头脑中的哲学，不仅客观存在和发挥着相应的功能，而且总是会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出来，并应当为人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真实的存在。但事实上，由于人们并不以相同的形式、相同的途径和相同的方法去反映自己的世界观哲学，所以人们能够感受的情况和程度也很不相同。
有的人习惯用自己的行为去表达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有的则善于通过话语去表达，还有的热衷于用文字去表达。有的喜欢直接表达，有的喜欢间接表达，有的则善于伪装和掩饰自己的哲学世界观，或进行故意的虚伪表达。当然，由于人们对哲学问题和哲学观察的兴趣不同，因而对哲学存在的感受也就不同。一般而言，我们所最容易看到和感受到的哲学存在，往往是那些理论化、话语化、书本化等传播化和教化化的哲学，甚至错觉地认为这些就是哲学的全部和唯一存在。然而，对于其它形式的哲学存在，由于不那么直接和直白，往往为我们的感受所忽视和阻却，因而，我们通常容易忽略和无视这种真实的哲学存在。所以，在许多人那里，哲学是哲学家的事情，哲学是哲学理论的事情，哲学是哲学教化的事情。他们观察和衡量哲学的兴衰和消长，不是从时代和社会实践的真实状况中去观察，而是在哲学家队伍和他们所发表的话语及著作中去比对。久而久之，传播化的哲学往往成了少数哲学家和哲学玩家的话语游戏。这也是哲学在理论形态上显得日益困顿、乏味和苍白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说，哲学和时代是同步的和紧密联系的，有什么时代就有什么哲学，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往往要伴随哲学的进步和发展。哲学的进步和发展没有和不能及时反映到理论形态上来，并不意味着对哲学进步与发展的否定，而只能意味着哲学家和哲学玩家们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抛弃。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尽管历史上有不少杰出的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论形态的发展确实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推动哲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并不在于哲学家的大脑本身，而在于能够滋养哲学家大脑的社会实践。任何时候，时代的发展一定要反映到哲学的发展上来，尽管这种发展有时不一定反映到哲学家的大脑和理论形态上来，但它总是会在广大的社会实践者中有这样或那样的反映，并在这种反映中发挥着发展中哲学对实践的相应功能。因而，哲学的力量真正蕴藏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间。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同时也是哲学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一个时期，作为某一类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哲学家代表人物是可能停顿和衰落的，但作为哲学的实践形态和作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理念，则永远不会停顿，而会伴随人类发展的进程与实践同行，与时代同步，这才是哲学的真实状态和真正力量所在。
四、不同实践产生和需要不同哲学
哲学作为人的意识，它必然来自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必然要反映人们的实践内容，同时，由于意识的主观性、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性，人们反映社会实践的景况和样式会有所不同，甚至千差万别，由此所凝结和留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哲学理念也会多种多样。尤其，对于具体的实践者个体而言，实践的不同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具有历史的意义，甚至包含有将来的意义，加之实践者个体主观因素的历史积淀的必然差异，从而，必然形成不同主观对不同客观实践的不同反映，由此产生的哲学观念，会因为实践者个体的差异而有不同。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那么就应该相信世界上同样没有两个世界观哲学完全相同的实践者个体。
哲学就是世界观，并且往往是理论化的世界观；世界观也就是哲学，但并非所有的世界观都显现出理论化形态。理论化或非理论化的世界观，当它成为实践者个体认同的意识的时候，它们在本质属性和意义上是同样一回事，尽管它们在表达形式和程度上会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实践者意识层面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是完全一致的。
哲学世界观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人类的社会实践一方面在大量生产着人的哲学世界观，另一方面又在大量生产着人们对哲学世界观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实践过程，本身也包含着人的哲学世界观的生产与需求过程，这个过程当然寓于社会的物质生产与需求和精神生产与需求的总体框架之中。由于社会实践的不同，所生产的哲学世界观以及人们对哲学世界观的需求也就不同。人不仅是哲学世界观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哲学世界观的唯一载体和需求者。哲学世界观是因为人的需求而产生的，并且因为这种需求的变化而发展。人们需要哲学世界观，就象人们需要粮食一样不可或缺，也象病人需要药品一样各有所需。这种需求的必要性在于人们实践的必然性，需求的差异性则在于人们实践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在以往的哲学理念中，人们并不难观察发现和承认哲学产生和生产的多样性现实，但是对哲学需求的客观性和多样性问题，长期以来实际上为我们的观察和意识所忽视。因此，哲学需求和需求的多样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致使哲学发展长期陷于门户之见，门户之争的泥潭之中，这也是哲学理论形态严重滞后于实践形态和实践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哲学应当能够关怀一般人
我们说，实践产生哲学需求，实际是指实践产生实践中的人对哲学的需求。既然人人都是实践中的人，那么人人都产生着对哲学的需求，这是哲学发展的动力，也是哲学发展的市场。有需求，有市场，就应当有满足这种需求和市场的生产，这是哲学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
历史上，哲学应当为什么人、能够为什么人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认识和复杂情况。一般而言，作为代表统治阶级的哲学，总是力图为统治阶级服务，非统治阶级的其他哲学各有其自身的倾向和说法，其中有不少的哲学包含和体现了为一般人的动因和意愿，特别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随着大众文化水平和思想能力的增强和改善，哲学的相对独立性日益增强，非依赖于统治阶级意志的哲学实践更加自由、活跃和发达，哲学的纯粹化、人文化和平民化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哲学关怀一般人的倾向更加清晰、更加自觉、更加强烈，对此主流社会尤其是主流哲学，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研究，更没有取得相应的发展和突破。
人人需要哲学，哲学需要人人，人人需要哲学的关怀，哲学需要人人的承载，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作为一个人，无论他的种族、民族、性别、职业、文化和怎样，无论他属于那个阶级、阶层和收入多寡，无论他们有多么的不同，但他们都同样有着物质上的需求，也都有着精神上的需求，包括哲学世界观的需求。满足物质需求是物质生产的事情，满足精神需求则是精神生产的事情。虽然我们已经懂得物质生产应当满足不同人需求的道理，但对于精神生产特别是哲学生产是否应当满足不同人需求的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议。哲学生产要不要满足，能不能满足，为什么应当满足不同人需求是值得现代哲学重新思考的问题。应当看到，和物质需求与生产一样，人人都在社会实践中，人人都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哲学的需求，社会不仅应当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也应当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哲学需求，精神的哲学的需求是一般人的一般需求，它如同物质需求一样客观存在，只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没有一个有没有的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学派，你可以不承认但却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需求既然存在，就一定有满足需求的方式和实践存在，作为一种哲学体系，如果把社会的部分哲学需求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那么就会有另外的哲学体系产生出来去满足这种客观存在的哲学需求，至少这种被排斥的哲学需求要寻求自我生产和满足。满足这种需求，除了人们个体化生产而外，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化的哲学生产。作为主流社会的主流哲学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哲学生产，承担着特别重要的社会责任。能不能满足，要不要满足人们的哲学需求，客观上也是社会矛盾特别是精神生产矛盾的一个重要体现。
哲学关怀一般人是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物质生产是这样，精神生产也应该是这样。当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产品不足的时候，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就很突出，社会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和意识，就会受到很多的局限。因此，把人们划分成这样那样的利益集团，以种种理由和形形的主观标准，分配和占有社会生产能力和产品就不可避免，社会生产为什么人或不为什么人的矛盾，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比较突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社会满足人们需求能力的不断增强，社会生产自觉不自觉地朝着满足更多人的需求方向发展，社会需求的共同性、一致性和整体性，越来越被社会所意识和认同。在此基础上的精神生产，受物质生产的决定和推动，不仅精神生产力有极大的提升，而且对物质生产关怀一般人的趋势必然会有相应的反映，也就是说，物质生产关怀一般人的趋势一定要反映到精神生产上来。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了越来越能够满足更多人需求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精神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使社会更容易认识和看清满足一般人精神需求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趋势。因此，哲学作为精神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如果仍然坚持以利益集团的视野和理念，设置发展壁垒和服务的限制，那么在哲学发展的大趋势面前，无异于画地为牢，丧失其应有的市场和功能。这样的哲学终究要被新的哲学生产所淘汰。哲学就是这样，它是一般人最一般的需求，你不关怀它，你就失去它。在哲学眼里，人是最一般的主体。把人和人区分开来，其实是哲学以外的事情。懂得关怀和能够关怀一般人的哲学将很快向我们走来，人人的精神需求，人人的哲学困惑，都无歧视地从社会化的哲学生产中得以消费，得以消解，才是哲学发展的真实图景。
六、哲学的统一是多样性统一
人人需要哲学关怀，哲学应当关怀人人。这正在成为和将越来越成为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共识。为越来越多的人们乃至所有的人们提供哲学上的关怀与帮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哲学和哲学人所关注的问题。寻求一个能够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哲学问题的统一哲学，历来就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人的美好愿望，也是不少哲学乐于标榜和追求的理想。但事实上，过去和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和发现这样一个哲学。那么，哲学能不能统一，哲学有没有统一性，哲学的统一是怎样的统一，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应当看到，所有的哲学存在和哲学生产，用于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哲学问题，以体现哲学对人人的关怀， 从理论上讲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这种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哲学问题的哲学，就是哲学的统一所在。换句话说，哲学也只有哲学才能解决人们的哲学问题和哲学需求，哲学能也只能解决人们的哲学问题和哲学需求，这就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统一性。哲学的统一就是哲学解决人们哲学问题和哲学需求的统一。但是，由于问题的不同和需求的不同也会导致解决人们不同哲学问题和哲学需求的哲学的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哲学问题和相同的哲学需求，也有不同解决办法的不同哲学的同时存在。因此，哲学的统一并不是哲学的一统，而是哲学功能的统一，是不同哲学的统一。
第9篇：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范文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65-02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