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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方法精选(九篇)

自然科学方法

第1篇:自然科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批评法 诗歌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自然辩证法理论知识对于诗歌研究、诗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科。

辩证法即对立统一法则,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文学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形成文学艺术的辩证法。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反映于作家笔端,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的辩证法。批评方法则是文学艺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更是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古代诗论家根据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等重要批评方法,这些方法自成系统,不但对古代诗歌的创作、批评及鉴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一)客观分析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以诗解诗”是王夫之提出的诗歌批评方法,它要求评诗者按照诗歌本身的特点、规律去客观地评论诗歌。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帖垫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这样解诗评诗,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势必曲解诗意。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若忽视这一特点,而拘泥于诗之字句形迹,则无法理解诗的真正意蕴。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若“泥其迹”,只能割裂诗之本义精神。古代“不以诗解诗”者常有之,这种错误的评诗方法多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黄锡磺《汉诗总说》云:“世之说汉诗者,好取其诗,牵合本传,曲勘隐微,……执词指事,多流穿凿。又好举一诗,以为此为君臣而作,此为朋友而作,此被谗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拟度,失本诗面目。”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诗歌具有言简意丰、言外有意等审美特点。[2]古代诗歌贵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强解”,甚至考据式地解诗,不但无法把握这些诗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诗“皆宜细参,不得强解”。

“以诗解诗”,一是要求解诗者不能局限于诗歌的表面文字,而应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为主,以韵为次,对于诗中“韵变而意不变者”,不能以韵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拟度”、“强解”、“穿凿附会”等方式解诗。而应入乎诗内,把握诗歌之本义、诗人之本义。这样才能对诗歌作出正确评价。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说是一种十分科学的评诗方法,它体现了评诗应从诗歌本身特征出发的客观精神,它是根据古代诗歌自身审美特征及古代诗歌批评的常见错误而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不但对于批评古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知人论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批评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状况等;“论世”就是要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知人论世”要求批评家必须对诗人及所处时代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作品与作者及时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受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时代社会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诗歌作品,即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受时代社会背景和诗人思想感情的制约,因而,只有把诗歌与诗人的身世及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将诗歌批评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古今学者在研究、评论具体作品时,都离不开对作者身世遭遇历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诗歌只有“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其本义内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写寒江独钓的渔翁,若不了解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处境、背景,就很难能理解此诗的真义。不知其人、论其事,对诗歌就无法“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3]“知人论世”不但是诗歌批评方法,也是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方法,不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在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横向比较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选诗是古人表述自己诗歌审美态度的一种方式,如徐陵选《玉台新咏》、殷选《河岳英灵集》、方回选《瀛奎律髓》等,选诗也是一种诗歌批评,体现着一定的批评标准。选家选诗须“识足以兼诸家”,这样才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选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诸家而进行横向比较,以显示出优劣高下,也是古人进行诗歌批评的常用方法。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的诗歌分为三品,主要就是用横向比较法。《文心雕龙》中多处运用比较法,陈子昂、杜甫、苏轼、严羽、张戒等也多用此法评前人作品。横向比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较,不同诗人的成就、风格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之比较等。

诗歌作品之比较。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在对比中见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特点等,是最常见的比较法。较早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诗歌批评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子厚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这也是将不同诗人进行广泛比较。此外,严羽、张戒、刘熙载等也都屡用此法。

不同时代诗歌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而能见出不同时代诗歌的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将西晋诗歌与建安、正始诗歌进行对比,云:“晋世群才,稍入轻靡,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通过对这三个时代诗歌的对比,指出了西晋诗歌有“轻靡”、“采缛”、“力柔”等毛病,无法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严羽将诗歌分为词理意兴等要素,通过对比,而指出了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各有毛病,而汉魏盛唐诗才词理意兴俱佳。[5]不同时代诗歌的比较,更具有宏观比较批评的特点,其概括性也更强。

这三种批评方法内涵不同,各有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种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涵盖了从诗歌生成的社会背景到诗歌文本及横向比较的多维度批评的宏观视野,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张丰.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387.

第2篇:自然科学方法范文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第3篇:自然科学方法范文

论文摘要: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知识视为真理、实在等哲学观念而独霸对知识解说权的地位,同时建构了一种能够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恰3"-模式。与哲学家关注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点的不同,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自然主义诉求的实现需要借助具体方法的运用,体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主义的诉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经验主义方法、描述主义方法与之缠结在一起,共同寻求探索科学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确立了一条与科学哲学的规范方法不同的路径,以自然主义作为其展示基本纲领,进行合法辩护的策略。这样一种选择,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走上了一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道路。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方法论选择

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布鲁尔在最初提出用社会学方法解读科学知识的主张时,就明确指出要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实现其目标。在对《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文版所做的序言中,布鲁尔提出了他的希望: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对它进行研究。这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要坚持的自然主义的核心要旨。

1.将知识纳入自然科学研究

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解,社会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知识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既然如此,对知识的研究就可以落人自然科学的一章。在进行了这样的前提预设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亮出了追寻自然主义方法论的意向,这种意向就是“把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视为科学活动本身的一部分,视为用科学语言理解科学的一种尝试”。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意向同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初衷如出一辙,只不过奎因是利用自然主义修正传统认识论,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试图运用自然主义颠覆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主义。

正如初创者所设计的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宏大理想就是要解构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知识视为真理、实在等哲学观念而独霸对知识解说权的地位,同时建构一种能够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恰当模式。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两个方面开始行动,一方面就是明确提出研究纲领,另一方面则是精心扫糙方法论。由于承担着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任务,因而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可谓用心良苦。一开始,科学知识社会学就试图将自身划归为科学一方,标榜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的导言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明确指出:“一些其他的社会学家曾经使用不具有科学特性的研究成果、使用不接受或不依靠科学的方法论传统和科学的宇宙观的思想,对科学提出过许多见解。我们则以模仿科学的方式敬重科学:在我们所进行的对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竭力仿效科学自身所具有的事实特性、非评价特性。”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哲学坚持的规范主义方法论范式给予了驳斥。在他们看来,规范主义是一种先验方法,它给予科学的只能是超验解说,这会使对科学的辩护陷人循环论证,从而致使科学理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有可靠的经验确证,之所以有可靠的经验确证,是因为有正确的理论作保证。这样的循环论证看似对科学进行了合理重建,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规范主义由于预先为科学的解说设置了逻辑框架,鲜活的科学过程被黑箱化,只留下苍白的语言,因而难以展示真实的、丰富多彩的科学过程,也违背了科学自身的精神追求。规范主义方法的弊端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必须进行另外的方法论选择,这种选择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必须同他们的基本主张相符合。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研究纲领

与哲学家关注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点的不同,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方法论能够最恰切地体现他们的主张,也有助于实现他们对科学进行“现场”考察的社会学目标。

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熟悉的人都知道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其中的因果性、公正性和对称性都贯穿着自然主义方法论的诉求。按照强纲领的提出者布鲁尔的解释,因果性是表达因果关系的,涉及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

在对公正性和对称性的阐述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更加彻底地贯彻了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主张。我们注意到,科学知识社会学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流派如何繁杂,他们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即“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科学知识社会学坚持这一原则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将社会学的说明引人科学知识中,对其进行一种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阐释。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主张必须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正确和错误、真实与虚假给予对称分析。这就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解说不需要区分社会因素和所谓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而是要看作为“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还是源于先验的或超自然的力量。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的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因为“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关注对什么东西值得被作为知讥进行评价性估断。作为一种方法论,自然主义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知识社会学引向平等地对待和处理科学知识与其他人类现象,促使研究者能够深人科学内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内容进行探求,进而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重新解说科学的宏伟抱负。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诉求的实现途径

作为贯穿于各时代、各流派的哲学主张,自然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基本哲学态度和倾向,具有统领哲学家基本思想的纲领性作用,这种纲领性作用并不是独立发挥效力,而是通过哲学家思想的具体展现起作用。

1.基于自然主义的经验和描述方法

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一出现就引起学界的关注,除了他们高举反对传统科学哲学基本主张的旗帜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个性鲜明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递和维持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致力于理解这些为常人视为当然的‘现实’过程。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这段话表明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注重的是知识产生的具体社会“现场”,与之相适应,所采用的方法也相应地能够帮助社会学家深人科学现场。由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目光投向了经验方法和描述方法。在他们看来,借助这两种方法,既可以实现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探求,也能够贯彻他们的自然主义态度。

对经验方法和描述方法的追求与运用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3%i作。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口咋是遁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层面是宏观视角,实践者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经验分析纲领被称为“利益模式,’;另一个层面是微观视角,主要包括“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与‘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都始终坚持到具体的现场中对科学进行考察。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涉猎了许多科学案例,以“陌生人”的身份介人科学探索中,还原科学认识的‘本相’。

2杜会倾向性经验方法的局限

采用经验性的描述实现其自然主义的哲学纲领进而达到对科学的真实反映的确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初的意向,但是在具体执行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却不可避免地将这种自然而然的进路进行了改装以符合他们所极力主张的信条,致使其经验性的描述成为自我辩护的运行工具。这种带有明显主观偏好的对自然主义的追求体现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进行一番详细的案例分析之后,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倾向性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中。在他们看来,利益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自然动因,通过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说明可以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联系起来。按照这种思路,夏平与沙佛在对波义耳与霍布斯有关利维坦与空气泵争论的研究中,着重将视角投向波义耳与霍布斯截然相反的社会、学术地位、政治主张的探讨中。通过探讨,他们得出结论,波义耳对霍布斯的胜利远非传统科学哲学所认为的前者运用科学的实验方法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而是“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有用的象征”,或者说是特殊的社会情境决定了波义耳的胜利。这就意味着所谓科学的真理性标准是在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也无非是由人决定的。这样,认知因素受到社会因素影响,而且认知因素就是社会因素。绕了一大圈,我们看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借助经验描述以求从科学的史实中获得支持其基本主张的证据,而这种证据的获得远非他们所主张的给予科学活动以客观的、实在的显现,而是一种有所取舍的彰显,体现于自然在他们的眼前隐退了,只留下了社会。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的简约与社会的偏好使其偏离了最初的自然主义主张,难以真正实现用科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的目的。更为严重地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由此被指责为仅仅利用自然主义作为取消科学内史与外史分界而采取的策略,实现与传统科学哲学争夺认识论资源的目的。如果指责成立,科学知识社会学借以立足的自然主义纲领将会被消解,其所津津乐道的经验主义方法、描述主义方法也难以显示出优势而成为他们为其主张辩护的策略,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大厦有可能轰然倒塌。正是看到了潜伏的危机,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得不寻求新的策略以确保其自然主义纲领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迎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新取向。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主张的新取向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走过了一条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到“走向疯狂的解构科学的一种典范”,最终招致“反科学”的骂名。其中的原因在于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深人探讨真实的科学过程,达到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获取对科学的解释权目的,但是,“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其反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学的社会建构’纲领的二元矛盾”。

1,科学研究的实践转向

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立是由康德提出的,其涵义是自然与社会分属两种不同的状态,二者彼此独立,互不干涉。传统科学哲学家选择了自然一极,将其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对科学提出了一种“自然实在”的解释,社会因素则被排除在外。科学知识社会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科学视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事业,给予科学一种“社会实在”的解释,排除了自然因素。这样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要想克服缺陷,寻求出路,就必须重新回归自然因素的地位,同时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合二为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途径的选择,并将其贯彻于自身对科学的探求中,从而拯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自然主义方法论纲领。

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将自然之维与社会之维置于同一个平台上给予考虑。在这种分析中,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贯彻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要求,将科学家工作的实验室作为分析对象,对科学家如何在实验室中制造出知识进行了详细考察。这种考察一方面继续坚持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倡导的经验主义和描述主义方法,忠实地记录科学的实验过程,另一方面又重新关注实在论与客观性之类的哲学主题,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科学实践。

2: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特征

对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各个学派详细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转向科学实践的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同科学知识社会学有许多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理论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了“常人方法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冲撞理论”等取代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分析理论气其次,在术语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采用了“联盟”、“行动者”、“力量”、“阻抗”等描述物与人相互作用的语词代替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对社会因素的偏好;第三,从观念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称性地对待自然与社会,把主体、客体、自然、社会视为各种行动者,与各种物质仪器(也为行动者)一起,在实践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了科学 ,第四,从态度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积极接纳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声音,将他们视为支持者和同盟军。当然,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自然主义的新取向更重要地体现于对科学过程中的哲学态度。

第4篇:自然科学方法范文

(一)自然辩证法简介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理论体系。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门类,它研究的是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而不是自然界发展的某一具体规律、科学技术某一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科学技术中具体学科的特殊研究方法。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吸取了历史上自然观的精华,摒弃了旧自然观的糟粕,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科学图景及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特征和规律,并研究和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总看法、总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想象来考察,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成果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科学技术方法论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运用的认识和实践方法的哲学概括。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常用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理论体系。科学技术方法论对社会认识实践具有重要的自导意义,唯物辩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阐述了我们在实践中所用的方法、技术和逻辑过程。

第5篇:自然科学方法范文

摘 要 自然科学是涉及各行各业的研究领域的大学科,掌握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是研究自然科学人员所必须切身认知的内容。本文通过辩证的观点去看待自然科学,整理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探索其发展规律。

关键词 自然科学 逻辑思维 非逻辑思维 批判性思维

自然科学是一门范围广博的知识范畴,是针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知、归纳所形成的科学体系。其涉及的知识层次、知识面基本上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通晓其发展规律和特点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所必需掌握的基本知识。

一、自然科学的特点

(一)自然科学的获得方式

中世纪末期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孕育期,当时最杰出的人物,13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对经验和事实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他指出:“大家公认,我们通过三条途径获得知识,即权威、理性和经验;然而,当权威不知道事物的理由;理性也不能分辨是诡辩还是论证时,除非结论为经验所证实。”正是由于罗吉尔•培根的提出和倡导“实验科学”,强调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可靠性。

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进一步指出,实验科学最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利用实验来增加积累事实知识,并提出:“从感觉和特殊出发构造公理,然后是连续不断地、逐渐地上升,直至最后达致最普通的公理。”正是这种思想和思维模式指导和推动了科学理论发展,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由此可见,自然科学作为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获取方式上依然是由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作为其获取的主要途径。

(二)自然科学的归类和整理

当我们在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获得的知识并不是科学规律。一般而言,从科学知识向科学规律和科学理论过渡要经过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知性认识:只要是对科学知识进行分类、系统化并加以分析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科学规律。

理性认识:主要是在科学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理论体系,以便反映客观世界普遍而不然的联系。

在科学的归类和整理过程中相应发展出各种科学方法,可大致分为:广义归纳法(本能归纳、常识思考归纳和批判性科学研究归纳)、演绎法(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三段论为基础,符号化过程,数理逻辑,公理化方法)和类比法(两类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类似或统一,推论其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具有相类似性;虽然类比法逻辑根据不充分,但是它提供科学发现的重要线索)。

这三种方法都体现出科学在推理上的所透露出思维模式――逻辑思维,特别是演绎法,可以说是将人类运用自然语言进行思维的经验提升到基本思维规律和基本思维方法的高度。

(三)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和可错性

哲学家布朗指出,“合理性”概念的古典模型具有三个特征: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则性。科学的合理性首先表现在经验规律和理论规律的逻辑关联中;其次经验和理论规律间存在相互支持的逻辑关系;另外就是理论规律的合理性突出地表现对某些经验规律的矫正;科学规律的合理性可以通过科学实践的有效性来说明。

针对科学的可错性,我们通过20世纪初,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所指出来说明:在真实和错误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没有理论可以被证明是对的,但有些理论可以被证明是错,科学和非科学由此可以界定。在科学领域,至关重要的观念是要“证错”或“证伪”,而不是“证对”。

二、逻辑与非逻辑问题

由上面的自然科学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在自然科学的认识过程中,始终贯彻着观察、实验和推理的过程。

在推理过程中,人们一般把归纳法作为科学假设或科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借助这一方法,通过大量实验进行概括,构建解释所观察的或现象之间的关系的新体系,其可靠程度虽然不够,但却富于创造性,它是作出理论发现的重要方法,然而其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归纳法来获得。爱因斯坦就曾说过,决不能用归纳法来发现物理学上的基本概念。

而与归纳法相对应的演绎法,即从一般到个别,用一般理论来分析解释具体事物的方法。运用这一方法,人们需要借助某一普遍法则或原理,也就是说,演绎法应用的结论受初始条件的制约,前提正确,才能确保演绎正确。但是由于演绎法是将一般原理推广应用现象的过程,很难导出新的概念或经验。达尔文曾结合自己的科研经验总结:我必须从大量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理出发,我怀疑原理中有谬误(在他看来,用演绎法在生物学领域是不可信赖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演绎法的纯逻辑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就如同科学社会学家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中分析说,强调科学发现过程中逻辑的作用这样一个惯例漏掉了科学中大量最重要的东西,漏掉了所有可能的错误,漏掉了科学发现者的所有丰富的想象力,也漏掉了所有对已有发现成果的思考,漏掉了所有对周围世界认真探索的思路和方法。生物学家莱恩•杜波斯曾在《路易•巴斯德》中写道:“构成科学的原材料不仅是科学家的观察、实验、计算,而且还有他们的冲动、梦想和愚蠢。”

三、从辩证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去看待自然科学的发展

从创造性角度来看,科学发现的过程是一个意识和潜意识、逻辑和非逻辑交互作用的过程。当出现问题,研究者就会出现一个“主观模拟”过程,他们会去主观想象周围事物,并集中注意到某些特定现象,运用主观的臆测获取表达形式,然后运用科学的语言把心中的发现和想法描述出来,形成真正的科学假说,然后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论证检验。

不仅如此,科学发现的过程还是革命性和渐进性相互统一。即我们所常说的:“破而后立。”爱因斯坦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试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科学家廷德尔说,知识一经获得,便给自己的周围投射上微弱的光亮。重大的科学新发现一旦作出,成功的科学家立刻会从可能的角度予以观察,并将它与其他知识体系相联系,以发现科学研究的新途径。

四、几种常见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

归根结底,自然科学研究是对先前思想和行动所依据的学所及原理不断进行检验的一种思想活动,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是科学的基本特点。

“大胆的想法,难以证明的预期,以及推测性的思想,是我们解释自然的唯一手段,也是我们把握自然的唯一法则和唯一工具。”

――科学哲学家 波普尔

参考文献:

[1]黄顺基,苏越,黄展骥.逻辑与知识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第6篇:自然科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数学;自然观;科技观;科学技术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9-109-2

0 引言

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的学科。数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 其研究和学习过程中处处都蕴含着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本文分别讨论了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以及数学与科学技术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进而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数学与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人们进一步明确数学中的自然观,增强哲学素养,把握科技发展规律,拓展科技创新视野,熟悉科学方法特点。

1 数学与“两观一论”

1.1 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首先,数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特点。数学是一个系统辩证的自然科学。不同的数学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数学学科。数学作为方法运用于自然科学, 不断加深人们对自然界各个细节的了解, 特别是对力学规律的把握, 进而形成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另外数学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也具有指导科研的作用。数学以自然科学为中介, 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丰富和发展表现在多方面。数学的各种理论常常为物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突破提供绝佳的语言工具,例如微积分是牛顿力学的基础;偏微分方程对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的指导;随机数学是量子力学的基础。总之,数学中充满了辩证法的内容。

其次,数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了新的观点。16-18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数学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最充分的科学之一。笛卡尔开辟了“解析几何”的全新领域。我们所熟悉的x,y来自笛卡尔,正是这种代数对几何的应用铺平了微积分发展的道路。解析几何成了物理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常用利器。由此可见数学与自然辩证法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随后,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耐普尔发明了对数,欧拉等人致力研究了微分方程、微分几何、变分法、无穷级数、复变函数等。这些数学成就进一步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通过上述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明确数学中的自然观,培养人文精神,增强哲学素养。

1.2 数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

数学是科学中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工具,正因为此,数学才能在科学技术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反过来,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又加速了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促进了数学自身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科学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科学技术在建构假说和理论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逻辑证明和数学推导。科学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悖论和佯谬就是科学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

在数学发展史中,悖论曾引发了三次大的危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数学的发展。数学第一次危机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希帕索斯悖论,希帕索斯发现了数学史上第一个无理数■,导致了无理数的引入,从而使数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数学的第二次危机是微积分的发现,17世纪,牛顿、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发现微积分,许多的疑难问题运用这一工具后变得简单。牛顿和莱布尼茨所创立的微积分理论都建立在无穷小分析之上,这一问题的提出导致了第二次数学危机的产生。第三次数学危机是1902年罗素的理发师悖论,1902年,罗素发现了一个悖论,它除了涉及集合概念本身外不涉及别的概念。罗素悖论曾被以多种形式通俗化,比如涉及某村理发师的困境。为此,数学家们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并使数学在更加严密的基础上得到迅猛的发展。

从20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态势看,首先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要以数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它加速了科学与技术的转化,为人们分析和理解世界上的各种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定量分析和计算方法。其次,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主要的作用还是为其他应用科学提供理论和运算工具。第三,由于数学具有集创造力与想象力于一身的特点,它提供了大量富有创造性并卓有成效的思想,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过来, 数学等自然科学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科技观为指导,科学是数学的解释和模型,是构筑当代物质文明的最底层的基石。由此可见数学等自然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科

技观,二者是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中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要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必须千方百计把数学研究搞上去。

1.3 数学与科学技术方法论

数学方法是创立科学理论的基本思维方法之一。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认识手段,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简洁精确的形式化语言。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借助数学的方法、观点和语言,有助明确概念的含义,揭示隐含的内容,能够确保把复杂的结构转化为较为简单的逻辑。数学方法的运用把某种精确性带给了科学和技术,没有各种数学方法的运用,科学研究工作将寸步难行。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定量分析和计算的方法。要进行数量分析和计算,就离不开数学方法。数学可以使科学技术更精准,更有效率,更值得人们相信。很明显,数学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保障,数学是科学的后盾。数学推理为科学技术暂时没有认识到的内容――科学猜想,提供了研究可能。数学和科学技术方法论二者形成合力,相互促进,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知识,为改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及智力提供更多的发明及发现。因此我们必须熟悉数学方法的特点,这样才能够将数学方法应用自如。

在当代,随着生态价值观的兴起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熟悉数学方法的特点,这样才能够将数学方法应用自如。数学方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高度的抽象性。第二,严密的逻辑性。第三,应用的普适性。熟悉了这些特点,我们才能在数学的基础上把握科技发展规律,拓展科技创新视野。

2 总结

首先人们要想在数学上取得成功,必须自觉地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这一思想武器,坚持唯物主义的理论。自然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高度的概括,可以确保数学研究方向的正确性,进而获得促进人类进步和幸福的数学成果。其次,数学科学的发展,可以加深对自然辩证法基本规律的理解,丰富哲学内容,为科学思想方法带来重大变革。总之,自然辩证法为数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数学的研究和学习有利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工作司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

[2] 胡春风主编.自然辩证法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第7篇:自然科学方法范文

1、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是把一个学科类别分为四个层次:最高的一个层次是哲学层次,第二层是科学层次,第三层是技术层次,最后一层是具体的应用层次。哲学层次研究的内容与自然科学不尽相同。

2、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3、人类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辨证法的创立与发展同哲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4、自然辨证法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方法是关于科学技术研究中常用的一般方法,包括有适用某些学科的特殊研究方法、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即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普遍研究方法。

(来源:文章屋网 )

第8篇:自然科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社会科学; 科学化; 实证研究; 社会技术; 循证实践; 循证医学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8-0107-10

一、引 言

理论与实践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分裂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与实践更多是统一的,理论就是最高的实践。到了后来,理论与实践逐渐分离开来,普适的理论与具体的实践两者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文艺复兴后,各门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将理论研究分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以工程的形式将理论付诸实践,使实践成为了“理论的直接应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为统一理论与实践、缩短两者的距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但是,这种弱化实践智慧,将实践转换为理论应用的途径,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暂时地将理论与实践关联起来。自然科学主要与物打交道,理论与实践均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与规律性。理论研究者生产知识与技术,实践者应用知识与技术,两者并行不悖,易于统一。在其他非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理论并没有那么容易转化为实践。如果将整个人类的学科体系主要划分为三大科学门类,即自然科学(主要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军事学等)与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并按其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时间顺序形成一个学科序列,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大致的规律,越是接近自然科学一端,理论(或研究)与实践越容易统一、实践越容易转化为理论的应用;越是接近人文学科一端,决定实践的不可控因素越多,理论(或研究)与实践的距离越远。

但是,在自然科学一统天下、科学精神成为主流的时代精神之后,所有学科均被成熟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所吸引,呈现出一定的“物理学崇拜”情结。它们开始向成熟的自然科学靠拢,试图使自己更为“科学化”,以享受成为一门真正“科学”所带来的光明前途与荣誉、地位。这一“科学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讲,本质上就是一个“自然科学化”的过程。它的实现主要划分为三个步骤(见图1):(1)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各门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中独立得较晚的科学,如生物学、医学等)效仿成熟的自然科学,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实证研究,以观察、调查、测量、实验等实证方法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这一轮“科学化”的结果是,很多的“学科”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世所公认的“科学”。(2)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各门学科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按照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的顺序,逐渐实现应用研究领域的“技术化”,形成了所谓的“自然技术”或“社会技术”。(3)实践领域的“科学化”。将主要以常识、经验为指导的实践,转化为主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最终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工程”与社会科学的“循证实践”。

二、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路

(一)实证研究:基础研究的“科学化”

在物理学、化学等取得巨大成功后,它们成为了最早的效仿对象。比较早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始“科学化”进程的学科是生物学(以至于它很快成为了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生物学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观察法、分类法、比较法等展开研究,基本上无法运用成熟自然科学标志性的实验法、数字量化等方法。直至17世纪左右,生物学才逐渐引入实验方法。比如,哈维进行了血液循环的实验,黑尔蒙特进行了桶插柳树实验。但那时的实验法仍然非常简单,没有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直至19世纪后,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非常成熟,生物学才开始真正大批量地引进并使用实验法。利用层析、电泳、同位素示踪、X 射线衍射分析、示波器、激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在生理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胚胎学、细胞学和遗传学等领域相继展开实验研究,并先后将这些分支学科转变为自然科学。

第9篇:自然科学方法范文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

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 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 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 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 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 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 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 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 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 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 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五、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学者庞跃辉则认为, 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 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 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 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