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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的必要性精选(九篇)

理论创新的必要性

第1篇: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范文

关键词:医院财务管理;必要性;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医院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就要不断地创新和改进医院财务管理工作。财务管理在医院资金统筹规划中起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着医院的生存、发展、和稳定。

一、医院财务管理的现状

医院财务管理的内容主要有预算的编制、执行和评价分析以及资产管理、财务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它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实现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的。下面我们对医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缺乏财务管理意识。有些医院的领导没有意识到财务管理工作的意义,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医院的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素质偏低,只能做基本的财务工作,不但效率低而且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对于牵扯医院前途的预算和支出调用等财务问题,根本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2.投资建设盲目性大。医院在投资建设方面不够科学,没有风险意识,投资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医疗设备的采购等固定资产的投资方面,由于对医院的财务状况和设备的需求市场等方面缺乏科学的分析,出现盲目购置、重复购置等问题。有些医院片面追求高、精、尖,对使用率、回报率考虑不够,出现了设备闲置现象,造成资金浪费。

3.预算编制不科学、执行不到位。财务预算管理是医院进行各项活动的基础,但是因为预算编制不够科学,没有科学的可操作性论证和有效的控制监督,财务预算管理起不到引导经济行为的作用,使得医院运作中的风险加大。

二、医院财务管理创新的意义和必要性

准确的财务预测、分析、计划、和控制监督是保证医院安全运行、良性运转的关键,只有不断地进行医院财务管理的创新,才能增强医院管理科学性、超前性和适应性。

1.为医院领导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财务部门提高的预算信息,支出数据等各种资金使用情况可以使领导对全院的资金运作情况迅速了解,领导可以依据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对医院的发展规划做出正确的决策。

2.提高医院的整体效益,增强医院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财务工作不是盈利部门,做好财务工作,可以减少医院的财务漏洞,有利于资金的收回。在对资金的利用分配方面做出很好的规划,良性的资金循环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为医院的运作提供良好的资金保证。

3.保证医院的经济活动在正确的经济轨道上运行。财务管理的直接对象是钱和物,财务工作就是要在合法的范围内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监督医院资本的运作,保证医院的经济活动合法运行。

4.增强医院的市场竞争力。财务管理的创新可以让医院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达到医院效益的最大化。医院财务管理可以对医院设施、环境建设、医疗费用等方面实施有效监督,在防止财务漏洞的同时,降低医疗成本。良好的质量和较低的成本使医院和患者双方受益,也增强了医院的市场竞争。

5.为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保障。医院财务管理的关键是资金管理,医院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理念的增强,择优而医是大多数患者的选择。这就对医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先进的医疗设备,良好的医疗环境以及先进专业人才的引进等,都需要资金作为保障。财务管理的创新可以在合理计划的基础上,降低成本消耗、进行合理融资和投资,使医院适应社会的需求,不断地发展强大。

三、医院财务管理创新的对策

1.强化医院财务管理的监督机制。 有效地监督可以保证资金的合理利用,医院财务管理要充分发挥监督功能,使资金的利用达到效益最大化。

2.改进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医院要围绕国家“全额管理,差额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政策,以增收节支为目的,加强对业务流程、成本控制等方面的管理。做好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对于医院的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要进行定期核查,保证账实相符,避免出现管理漏洞。

3.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要做到财务管理创新,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非常重要,首先要有法制观念,其次要精通财务管理业务,最后要有创新精神和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素质,才能为管理层在医院的发展评估、资金决策等方面提供有效的建议,将财务风险的发生率降到最低。

4.加强预算,做好医院财务活动的分析和评价。要实行科学预算,力求资金的使用合理、真实、高效。财务分析是做出科学决策的前提,通过财务分析可以掌握财务活动的规律,发现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为医院的各种经济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总之,医院要健康发展,财务管理工作非常重要。财务管理工作只有不断改进和创新,利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才能提升财务管理效率,达到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为医院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璐璐:浅谈中医医院财务管理的重要性[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1(05).

第2篇: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范文

1、方创新系统的涵义

地方政府创新系统系指省级以下的某一地区内,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共同构成的创新系统。该系统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方面,包括如何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业组织及其行为、创新扩散、路径依赖等问题;二是制度创新方面,必须在中央政府的总目标下,结合地方特点和实际进行的制度创新,包括产权制度、激励约束机制、市场状况、调控手段等。构建地方创新系统的目的是:通过系统内各要素的互动作用,推动该地区以市场为基础的知识和人才资源流动、技术扩散和产业群活动,不断采用新工艺、催生新产品并取得较大的投资回报率,有效地实现技术和制度创新。

地方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础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与国家创新系统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创新的起点、能力、重点、力度和实现创新的成果不同。因此,地方创新系统有自己的具体目标。同时由于地方创新系统与国家创新系统所处的层次不同,其功能也就不同: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中央政府根据国际竞争态势,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的角度,通过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政策、法律保证和基础设施,组织重要的创新计划和项目,促进产学研合作,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地方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以市场为导向,制定地方性的创新发展政策,促进地区内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的增长。

地方创新系统主要由三大要素所构成:①主体要素:以地区内的企业为核心,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各类中介组织和地方政府;②功能要素: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机制和能力;③环境要素:包括体制、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心理和保障条件等。其中功能要素和环境要素可以通过主体要素,特别是企业的行为、发展特征和经济效果反映出来。如果一个地区企业发展生机盎然,则能说明该地方的创新系统运转良好。

2、建地方创新系统的必要性

(1)新的国际分工不再以国家为基础,而是以地方竞争力为条件,塑造世界极的地方品牌,这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当前,在全球化过程中,“地区”的形象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大企业概念。新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不是以国家,而是以地方竞争力为依据。一些标志性的城市,如硅谷、伦敦、新竹被认为比整个美国、英国、台湾更具有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①这些成功的地区经济中均存在独特的创新系统,由此产生相对独立并各具特色的产业群体。地区内不同规模的企业创新愿望强烈,企业间既有激烈的竞争,又有密切的产业协作,如香港的金融贸易业,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群。②这些地方内的地方机构,包括政府、民间团体、中介组织,为区内企业发展提供了宽松、规范的经营环境和奋发向上的人文氛围。③充满活力的地方创新系统不仅可以在高新技术企业聚集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如我国的东莞、以色列的特拉维芙,也可以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企业经营灵活的传统产业聚居地形成,如意大利的陶瓷工业城-萨斯索罗、我国小商品生产贸易中心—温州地区。

(2)国家创新系统的“自下而上”的构建特征客观上要求建立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地方创新系统。创新的主体是“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特别是企业和企业家。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看,它是自下而上的行为和过程。地方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的基础和创新网络的结点,它体现国家创新系统的层次性特征。如果没有各层次的地方性创新网络的发育,国家创新系统则无从奠基。在国土面积大,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中国,尤其需要重视地方创新系统的建设。过去经济建设中的“一刀切”、“靠一个脑袋”、“推广一个模式”,抑制了各经济主体优势的发挥和个性的宏扬。改革开放后,地方被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得到尊重,其内在的活力受到激发,建立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地方创新系统,出现“万帆竞发,百轲争流”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应有之意。

3、地方政府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

a)中外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区别

(1)中外地方政府支配资源的多寡不同,使其在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作用不同。

西方国家一般实行分税制,由于经济全球化、国际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要求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财权、财力,使中央政府具有足够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各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法国为88%,德国为63%,英国为85%,美国在市场经济工业国中最低,为59%,印度为69%,巴西和墨西哥为83%。”[1]。此外,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地方政府不可能随意干预经济生活。地方政府不能凭借资产所有者的身份获得经济权力,其经济调控权主要来自各利益主体的让渡。主要的利益主体有:企业协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和工人组织等。各利益主体均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权主要就是由上述各利益主体让渡的。如美国,有五大组织对地方经济起调控作用,它们分别是企业协会、工会、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和地方政府,其中地方政府由于掌握的资源相对最少,其调控力量和作用是最弱的。仅仅以提供法律咨询、仲裁为主要手段对经济进行间接调控。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社会经济生活充满活力。经过多年改革,地方政府已拥有较多的经济调控权,如利率、信贷、税率、税负、价格等,地方均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隶属于地方经济建设的投资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城市合作银行等调动社会金融资源,同时,不少地方政府还通过集资办电、集资修桥等进行社会集资性投资活动。地方政府掌握庞大的经济资源,使其成为区域经济的调控主体。

(2)中外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不同,决定地方政府经济调控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是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的,是为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以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由于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各类市场体系比较完备,企业的经济活动直接受到市场力量的支配,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在市场失灵处主要由中央政府利用其掌握的财力和政策工具进行调控。地方政府则主要借助立法、司法手段维持经济秩序,防止出现经济生活中的侵权、环境污染等问题。其调控的范围十分有限。

我国市场经济初期和转型经济的不规则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具有权威性。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通过深入研究美国市场制度形成的历史得出了一个经验性的结论:“正是在中央集权式的干涉主义不断膨胀的前提下,通向自由市场之路才得以开拓并未曾再关闭。[2]”加之中国30年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普遍信奉政府的权威性。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地方事务的管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强制力。

b)转型期地方政府是地方创新系统中的准创新主体

目前,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热,其热力源不在企业,因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尚处于改革攻坚期,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不够;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管理能力低,生产能力过剩,技术进步缓慢;民营经济由于获得科技创新支持的困难,缺少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力,依靠科技进步的追求利润的动力不足。因此可说,当前的创新热主要源于各级地方政府。目前已有十几个城市提出建成“中国硅谷”、“华中光谷”或“西部硅谷”等目标,更多的城市则是宣称建成信息港,还有更多的开发区和企业创业中心,各地“十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均以地区创新发展战略为主线。我们应该保护和引导这股创新热潮。

如何正确认识地方政府的创新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在转型期地方政府具有准创新主体的地位。其判断源于以下认识:

(1)地方政府具有市场经济下竞争主体的特征。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发展本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和地区间的相互竞争的压力,迫使其不断进行技术制度方面的创新。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代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政治企业家。它把一个地方当作一个大企业,通过直接制度变革创新,扩大市场化范围和深度,而使本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2)在企业创新主体论深入人心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没有合法的创新主体地位,只能称其为准创新主体。当前,各地方政府技术、制度创新的结果,加快了我国市场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3)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具有过渡性、暂行性特征。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是市场经济特定阶段的产物。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下,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处于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只能是市场机制的补充,处于从属地位,地方政府的调控地位更居于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和其他中介机构之后。在转型期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不完全的市场机制导致企业交易费用上升,地方政府的“帮助”,可大大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其他经济主体地位的上升,地方政府的作用将有一个从强到弱的变化过程。

(4)地方政府创新举措的明智和自觉是有限度的,它在促进制度创新的同时,也可能制造转型的困难,增加市场经济的无序、冲突和混乱,是准创新主体。转型期出现的诸侯经济、地方保护证明地方政府的活动并非全部都是积极的,也有消极成分。地方政府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对象,其行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它自身不能逾越地方分权改革所存在的弊端。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不是绝对的,具有相对性,是准创新主体。因此,在地方创新系统构建中,应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的一面,根据市场环境适时调整其作用边界,降低体制转型的成本是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第3篇: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范文

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理论,而这种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就来源于实践。理论创新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新突破,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新揭示,但还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创新的理论要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必须转化为实践创新。因此,理论创新本身并不是创新的最高目标,理论创新本身也不是创新的完成;以理论创新来推进实践的创新,以实践创新来发展创新的理论,不断地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目的所在。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我们党在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执政地位,如何正确地应对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等方面,都遇到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科学、系统地回答了这些实践中提出和遇到的重大问题。因此,解决当前我们实践中的问题,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迫切需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实践,把这一重要思想全面地贯彻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

实现理论创新向实践创新的转化,是创新的理论赢得群众、掌握群众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的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指导社会变革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理论被人民群众认同的程度、赢得群众的程度,决定着这一理论实现的程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创新的理论赢得群众的最好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给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以指引,给人民群众的实践以方向。全党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正是将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实践创新的过程。人民群众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得到实惠,同时也受到教育,他们从这一理论指导实践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带来的切实利益中认识到这一理论的科学和正确,从而更加坚信这一理论,积极地投身到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创造性实践中去。

实现理论创新向实践创新的转化,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需要。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恒久不变的。如果党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那么它的先进性就能得到保持;如果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那么它的先进性就会丧失。正如同志指出的:“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只有创新的理论才能指导创新的实践,创新的实践又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创新的理论;这个过程不停顿,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不会停顿,党的先进性也就不会丧失。用创新的理论去指导创新的实践,不断推动历史前进,正是党的先进性的最好体现。

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责任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要完成这一庄严使命,就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不懈地将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这是因为:首先,我们所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崭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不断探索中开辟道路,积累经验,创新理论,发展实践。其次,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解体,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需要解决的新课题;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也使改革和发展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都迫切要求我们用创新的理论来指导创造性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和时代课题进行实践探索的科学结晶。只有以这一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而自觉地将这一创新的理论转化为实践创新,我们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

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改革旧体制、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必须有大无畏的勇气。理论创新非常不易,将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更为艰难。如果说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破除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那么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就不仅仅是破除人们头脑中的过时认识和观念,而且还必须破除一些旧的体制和做法,必然会遇到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和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所以,把创新的理论转化为创新的实践,必须有坚持真理的大无畏勇气,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品质和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敢于为人民的利益承担一切风险,决不坐而论道,议而不决,徘徊观望,畏首畏尾。我们必须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来推进和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千秋伟业。

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必须有好的作风。有了科学的创新的理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作风,创新的实践就会缺乏力度,就不可能持久,就会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甚至变形走样。好的作风,首先就是要干、要行动。邓小平同志说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干的关键,就是按照同志要求的:落实,落实,再落实。无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还是文化创新,都需要拿出具体的目标和行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要注意克服光说不做,拿创新当作标签随意张贴的现象;防止自己因循守旧、怕担风险,对别人的创新之举却说三道四的行为;克服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思想;克服不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照搬照抄的思想;等等。总之,创新的实践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一刻也离不开实际,一刻也离不开群众。真正符合群众意愿的创造性工作必须从实际中来,也只有从实际中得来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才能使实践创新更加符合实际,更加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必须遵循实践的规律和正确的方法

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克服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障碍与阻力,所以必须按照实践规律,抓住关键环节,有重点地开展工作。

抓住实践发展中的要害问题。实践创新的目的在于全面贯彻创新的理论,全面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在具体工作中,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善于抓主要矛盾,通过对主要矛盾的突破来带动全局,推动全局。这里所说的主要矛盾,就是那些人民群众非常关心、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那些在过去的实践中经过多次反复仍然没能得到解决的问题,那些事关改革开放和党的事业全局的问题。实践创新就是通过对这样一些问题的重点突破,使党和国家的事业开创新局面、登上新台阶,使创新的理论在实践中更有影响力、更有说服力,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同时,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去克服思想观念上的阻力,破除认识上的障碍,使创新的理论统一和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激发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极大创造活力。

第4篇: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范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过程,是在坚持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理论追求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精神动力,可以说,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和主要途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表明,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理论创新十分容易,但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却显得特别困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创造过程,只有正确把握和处理一些事关全局的辩证关系,才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和遵循以下十大辩证要求。

一、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任何理论创新都不可能同原有理论割断联系、无根无源,或对原有理论全盘否定、推倒重来,而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或是对原有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或是对原有理论的批判性发展。理论创新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对原有理论作出批判性的继承和扬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首先是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是坚持的条件和体现,惟有实践基础之上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坚持。不讲坚持的发展,不过是凭空杜撰,可能“新异”但属背离。而不讲发展的坚持,不过是刻舟求剑,既摧残了事业的勃勃生机,又扼杀了理论的新鲜活力。

“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要义,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如果根本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行动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沾边,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构成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坚持贯穿于这些基本原理之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中国化”问题以前,先明确讲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问题,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且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不高,这就需要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他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国际性,而不是相反。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复强调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形式。坚持的同时要发展,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就曾提倡过,既要学习马克思又要超过马克思。所谓超过马克思,就是既不丢老祖宗,又要说新话,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非突破性的发展,另一种是突破性的发展。非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原质理论,结合实践,实际运用,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原质理论的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它的外延和适用范围有了扩大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原质理论的丰富和补充。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分析具体实践,形成解决新实践课题的实践观念,并以此来指导实践活动,取得实践经验,并总结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这种新质理论,是对旧质理论的辩证否定,既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同时要保证这种“突破”后形成的理论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两个结晶,就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

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二者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推动力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动力。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创新,首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创新。“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与创新,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与创新,也就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有坚持实践创新,才能实现理论创新;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能干一番社会主义的新事业。同时,实践创新不是不要理论指导,而是要用经实践检验正确的、发展着的创新理论来指导实践。实践创新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如果仅仅停留于“批判的武器”,那就失去了创新的根本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转化为实践创新,只有在指导和推动实践创新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转变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体现出它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

今天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二者的统一,实现二者的结合。具体就是要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答新问题,“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还要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发现理论创新的生长点,扩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视野,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生长点,要集中力量,深入挖掘,深入研究,创造新成果,得出新理论;既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的引领作用,指导实践创新不断取得新成就,又在指导实践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创新的经验教训,探索实践创新的规律和特点,汲取理论营养,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开拓新视野,进入新境界,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三、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

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大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们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因此,人的实践,不仅要做到合规律性,而且还要做到合目的性;任何一个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既合规律,又合目的,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相统一是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中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从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看,坚持真理与价值相统一,一方面要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持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推进社会主义的进程;一方面要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人民群众主体的现实的价值选择,并使二者在实践中实现统一。相应地,真理和价值相统一对于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无疑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以说,真理与价值相统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

真理与价值相统一不仅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方法论原则,而且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时时处处坚持用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指导着实践与理论上的创新。一方面,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他始终把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国情作为思考问题、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努力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合乎实际,合乎规律;同时,他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一切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的实现,不断追问“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确立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并使这三个标准实现有机的统一,从而使党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服从客观规律和体现人民意志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新社会主义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就科学发展观来说,其理论本身就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内在统一。“以人为本”指出了发展的根本目的,展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历程表明,真理与价值辩证统一的理论创新之道必须遵循。

四、国际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同时又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作为国际性与民族性之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国际性即指共性,民族性即指个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共性的国际性,必然要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个性的民族性为基础,并以此来表现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就其本性、可能性与总的趋势而言,适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全球普适性。但马克思主义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何时发挥作用及作用的方向和大小,则取决于满足这个国家实践需要的程度,必须和这个国家的实际相结合,体现民族性。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个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特定时空条件作出的个别观点和个别结论并不具有全球普适性,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再适用。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普适性理论显然无法通过它提出的仅具有局部适应性的主张在中国得以实现,而必须通过适应中国国情的主张得以实现。

国际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取得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导功能的发挥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体来说,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体现民族特性、有新的理论创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求必须扎根民族沃土,推动理论创新。同时要通过实践来理清究竟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具有全球普适性的东西,哪些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需要改变的东西,然后用符合中国国情特征性的东西来替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局部适应性的东西,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也就是说,通过坚持国际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五、文本研究与把握精髓的辩证统一

正确认识本本与精髓的关系,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本本与精髓是形神关系,是一体关系。无精髓形成不了本本,无本本体现不了精髓。本本是精髓的载体,精髓是本本的价值体现。那种试图离开对本本的阅读和理解而想把握其精髓,无异于在无花处放蜂而望收取蜂蜜,那种埋头于本本却不能提炼出精髓,则等于徜徉于百花丛中却与花同灭。因此,返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不可逾越的基础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试图离开对文本的研读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往往会“雾失楼台”而“弃祖背宗”。返本,但不可迷本;迷本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返本的目的是为了开新。深入把握和运用“精髓”,关注现实,则是文本研究推动理论创新的正确道路。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话,推导出“邓小平也不主张去读马列的本本”的结论;也有人从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的话,得出“学马列看不看马列的书无关紧要,只要记住‘实事求是’四个字就行了”的观点。显然,这是对邓小平思想的误读。事实上,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是在谈论要克服形式主义这一问题的语言环境下论及学马列问题的。他并没有说不要读马列的本本,而是反对形式主义地读他们的本本。相反,他认为,阅读必要的马列的本本是入马克思主义之门的重要条件。从“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和“马列本本可以不要读”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纯粹是一种错误的推导结果。

“精”为精要、精髓;“管用”,是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我们说不丢“老祖宗”,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不能丢这个老祖宗。而这一精髓正体现在他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最终体现在他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论思考的文字记录之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返本,就是回到宝库中寻找武器,寻找工具。这既是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但是,返本,决不迷本,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这一窒息“本本”生命的凶手、理论创新的大敌。文本研究的终极旨趣,在于汲取文本中的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提高主体观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并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分别、总结,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分析中国现实,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面对当代现实问题、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要“形成自己的话语”。

六、系统性与选择性的辩证统一

系统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系统是协调发展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变更或系统结构的重新配置都会自觉调整系统的发展航向,积极的、正向的变化有利于系统本身功能最大化的发挥。理论成果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是其富有强大生命力和指导力的重要根据。系统性原则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的国情,从理论上建构一个具有自己独特主题、内容、特点和风格的理论系统。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系统成果。邓小平曾精辟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需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最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国化的进程,达到了系统资源的最佳配置目标,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愈来愈接近目标趋向,体现在实践上就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选择性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是其创始人站在当时特定时代的维度上,深刻观察社会生活的本质,在对前人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运用成熟的理论自觉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也有一些理论、观点、结论,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失去了原来的理论价值,需要加以修正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一个“扬弃”、选择的过程。遵循选择性原则,就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有鉴别地吸取,有选择地放弃,避免中国化过程中的教条主义,把那些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的理论、观点和结论在新的条件下给予新的阐释和运用。

选择性原则并不是否定系统性原则。选择性是在遵循系统原则下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在此基础上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和吸收。再者,选择要注意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初,中国外受帝国列强压榨之苦,内遭军阀割据之乱,内忧外患的困局使早期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了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当社会的主要矛盾转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方式等理论,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选择有力地支撑了当时的实践主题。

七、求真性与反倾向的辩证统一

求真性既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品质和特征,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的客观要求。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求真就是敢于追求真理,善于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发展的理念,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实际情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把握真理的理论创新实践过程。理论创新的求真性,就是要在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历史环境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提出新理念、得出新结论;就是要在不同国度、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历史时期,寻求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把握内在规律性,获取新的理论成果,并以正确的创新理论指导新的社会实践,正确地推进社会实践。

在追求真理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进程中,我们常常面临着来自右和“左”的错误思想的障碍。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创新,都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实现的。“左”右倾倾向的特点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左”和右都是片面性,产生的根源都是主观唯心主义。因此,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必然抉择。我们党的领导人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历来主张要反对一切右和“左”的错误倾向,强调要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理论创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反倾向斗争”,即由于指导思想的分歧而引起的“路线斗争”。其中有正确的反倾向斗争,有错误的反倾向斗争,也有以错误反对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斗争等。这些斗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总结历史经验,要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重要的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反倾向的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什么错误倾向;错误倾向在什么范围内存在就在什么范围内纠正;有就反,没有就不反,不要搞“一刀切”,不能简单化。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全面性,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的片面性;在反错误倾向的同时,要看到错误的倾向中常常会包含一些合理的东西、甚至是正确的东西,这是极不容易的。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从道理和事实两方面入手,耐心等待,使人们的认识转到真理方面来。

八、总结历史与前瞻未来的辩证统一

善于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从而揭示和认识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人的正确认识的形成,很多来自于正反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而错误和失败往往更能使人警醒和认识真理。毛泽东指出,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过程,是认识的深化和飞跃过程。他还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积累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成果,是以理论形态表现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可以说,总结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梯。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作为指导和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仅应从历史经验中总结,作出理论概括,而且必须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高瞻远瞩,前瞻未来。前瞻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先导”的实质就是具有前瞻性。这首先是体现在科学的理论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既然科学理论把握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就能对事物的发展进行预测和前瞻。其次,理论创新的前瞻性还体现在理论创新的进程中,通过目标的前瞻、目标的设定来推进理论创新的进程。因此,我们应从历史性和前瞻性相统一的维度上推进理论创新。

九、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

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要有反映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真理性的内容,也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二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只有真理性的内容而无恰当的民族形式,理论就会被束之高阁、远离群众,但若只有一定的民族形式而无真理性的内容,这样的理论就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秀腿。因此,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和遵循二者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有其反映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真理性的内容,就必须准确把握时展的脉搏,深刻揭示蕴含于时展变化和我国社会进步之中的客观规律。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真理性的内容只有和鲜活的民族形式相结合,才是完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具有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广大人民群众才易学、易懂、易于接受,才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真理性的内容和鲜活的民族形式相统一的典范。其语言风格都极具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都极易使广大人民在思想上和情感上产生共鸣和认同感。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具有旺盛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奥秘所在。

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就要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学风,又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我们的文风。加强和改进学风,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反对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一厢情愿的凭空想象和闭门造车、为创新而创新的标新立异,避免言之无物的不良倾向。加强和改进文风,就是要在继续赋予理论以鲜活的民族形式上下功夫,坚持用明白畅达的文字和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表达和传播朴实的真理和鲜活而深刻的思想。反对故意抛开人民群众熟悉和喜欢的语言而生造词语,以及以为语言越晦涩玄奥,学问就越大,理论就越高深的不良文风。切实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学风和文风,坚持理论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充分显示理论掌握群众、指导实践的强大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标志。

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辩证统一

理论创新绝非少数精英躲在象牙塔里的冥思苦想,创新理论并非孤高独耸的飞来奇峰。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英雄史观。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某种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意志。”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活动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领袖的重要作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的伟大作用的发挥,领袖的创造作用,本质上既是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集中体现,又是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一部分。创新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使命,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产生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辩证运动。其涵义:一是中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尽源泉;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肩负着传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历史重任;三是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作用特别重大。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他们站在历史的潮头,纵览国内外风云变幻,洞察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吸纳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逐步提炼、升华为系统的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工作者的研究、领袖人物的杰出作用,这三个方面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辩证运动。前两个方面属“自下而上”,它既为领袖人物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养料,又增强了他们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后一个方面属“自上而下”,它既对前两个方面提供的思想养料进行加工、提炼和升华,又为前两个方面工作的开展提供正确的导向和支持。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辩证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区别于其他一切理论创新的突出特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产生的“双向性”启示我们:在新时期,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必须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人民群众火热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不尽理论源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大力激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和研究灵感,不断推动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全党尤其是领袖人物,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最新科学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理论思维水平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够善于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对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归纳、概括和总结,不断汲取思想养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断推向前进。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误解: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领袖们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论怎样研究,不论有何见解,最终还是由领袖们说了算,理论工作者的全部工作无非是对领袖们的观点做注解和宣传。这种误解的存在,一方面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事实上受重视不够,地位不高,另一方面也确实导致了有些理论工作者把“宣传和注解”当成了自己的全部工作,很少去从事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再一方面,由于误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领袖们的专利,也客观上导致了“领袖崇拜”,甚至于个人崇拜的滋生,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纠正这种误解,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与领袖们在理论创新中的作用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强大合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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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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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

[7]陈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第5篇: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范文

用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和命题,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新要求、新命题,是立足我们党面临的新的历史方位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其一,是履行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责任的必然选择。历史每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就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将此视为党的历史责任。

其二,是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的必然选择。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若干阶段性新特征,如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均衡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城乡关系从“重城轻乡”转向“以城带乡”;分配关系从“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转向“共同富裕”即“共享成果”;民生问题从解决温饱转向注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转向完善;改革的重心从企业的改革转向政府自身的改革;人们的文化思想活动从统一性、封闭性、稳定性转向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如此等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四个深刻”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新的实践和变化了的实际正是催生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肥沃而深厚的土壤。

其三,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权威是她理论上的权威,执政党最首要的能力是她的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能力。如果党的理论创新能力衰败了,理论创新活动停止了,那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前苏联的解体,其的轨迹就是先亡党后亡国,先亡党的思想和理论,后亡党的组织和队伍,其原因是“四化”即“理论僵化、干部老化、作风腐化、威信弱化”。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一要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其一,“不丢老祖宗又超越老祖宗”,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命题应包含有三层指意: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的立身之本,是“起家”的法宝,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世界背景下,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必须坚持中国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党情、社情、民情融为一体;三是必须坚持最新理论成果。所谓最新理论成果重点是指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根据同志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可以把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概括为八个方面,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农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创新观”;坚持“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能力观”;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先进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的外交观”。

其二,坚持基本原理又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既坚持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正确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勇于面对新形势,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探索新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体现出理论创新的阶段性特征来。比如同样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通过创立和平发展的时代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一国两制”论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体系。而通过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等,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其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须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是“最新成果”对以往成果的继承,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首先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发展为主线,以改革为动力,以党的建设为关键,以实事求是为灵魂,以执政为民为目的。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肯定“最新成果”是对以往成果的丰富和发展,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十六大以来所提出的“最新成果”无疑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的产物。比如在发展理论方面,首次提出“五个统筹”、又好又快、清洁安全节约发展的思想;在创新理论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四个支撑”、三种创新能力;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首次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20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等等,这些足以表明“最新成果”是与时俱进的成果。

要把理论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实践的最新成果,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其一,必须保持关注理论发展大局的政治理论敏锐性。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关注党的理论发展大局,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理论敏锐性。

其二,必须提高学习最新理论成果的自觉性。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落实干部教育培训条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全党理论学习、干部培训的中心内容,加大理论武装力度,引导广大干部全面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6篇: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范文

用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和命题,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新要求、新命题,是立足我们党面临的新的历史方位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其一,是履行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责任的必然选择。历史每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就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将此视为党的历史责任。

其二,是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的必然选择。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若干阶段性新特征,如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均衡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城乡关系从“重城轻乡”转向“以城带乡”;分配关系从“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转向“共同富裕”即“共享成果”;民生问题从解决温饱转向注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转向完善;改革的重心从企业的改革转向政府自身的改革;人们的文化思想活动从统一性、封闭性、稳定性转向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如此等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四个深刻”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新的实践和变化了的实际正是催生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肥沃而深厚的土壤。

其三,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权威是她理论上的权威,执政党最首要的能力是她的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能力。如果党的理论创新能力衰败了,理论创新活动停止了,那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前苏联的解体,其的轨迹就是先亡党后亡国,先亡党的思想和理论,后亡党的组织和队伍,其原因是“四化”即“理论僵化、干部老化、作风腐化、威信弱化”。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一要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其一,“不丢老祖宗又超越老祖宗”,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命题应包含有三层指意: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的立身之本,是“起家”的法宝,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世界背景下,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必须坚持中国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党情、社情、民情融为一体;三是必须坚持最新理论成果。所谓最新理论成果重点是指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根据同志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可以把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概括为八个方面,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农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创新观”;坚持“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能力观”;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先进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的外交观”。

其二,坚持基本原理又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既坚持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正确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勇于面对新形势,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探索新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体现出理论创新的阶段性特征来。比如同样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通过创立和平发展的时代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一国两制”论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体系。而通过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等,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其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须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是“最新成果”对以往成果的继承,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首先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发展为主线,以改革为动力,以党的建设为关键,以实事求是为灵魂,以执政为民为目的。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肯定“最新成果”是对以往成果的丰富和发展,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十六大以来所提出的“最新成果”无疑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的产物。比如在发展理论方面,首次提出“五个统筹”、又好又快、清洁安全节约发展的思想;在创新理论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四个支撑”、三种创新能力;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首次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20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等等,这些足以表明“最新成果”是与时俱进的成果。

要把理论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实践的最新成果,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其一,必须保持关注理论发展大局的政治理论敏锐性。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关注党的理论发展大局,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理论敏锐性。

其二,必须提高学习最新理论成果的自觉性。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落实干部教育培训条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全党理论学习、干部培训的中心内容,加大理论武装力度,引导广大干部全面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7篇: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范文

用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和命题,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新要求、新命题,是立足我们党面临的新的历史方位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其一,是履行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责任的必然选择。历史每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就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将此视为党的历史责任。

其二,是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的必然选择。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若干阶段性新特征,如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均衡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城乡关系从“重城轻乡”转向“以城带乡”;分配关系从“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转向“共同富裕”即“共享成果”;民生问题从解决温饱转向注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转向完善;改革的重心从企业的改革转向政府自身的改革;人们的文化思想活动从统一性、封闭性、稳定性转向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如此等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四个深刻”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新的实践和变化了的实际正是催生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肥沃而深厚的土壤。

其三,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权威是她理论上的权威,执政党最首要的能力是她的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能力。如果党的理论创新能力衰败了,理论创新活动停止了,那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前苏联的解体,其的轨迹就是先亡党后亡国,先亡党的思想和理论,后亡党的组织和队伍,其原因是“四化”即“理论僵化、干部老化、作风腐化、威信弱化”。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一要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其一,“不丢老祖宗又超越老祖宗”,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命题应包含有三层指意: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的立身之本,是“起家”的法宝,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世界背景下,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必须坚持中国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党情、社情、民情融为一体;三是必须坚持最新理论成果。所谓最新理论成果重点是指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根据同志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可以把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概括为八个方面,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农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创新观”;坚持“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能力观”;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先进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的外交观”。其二,坚持基本原理又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既坚持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正确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勇于面对新形势,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探索新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体现出理论创新的阶段性特征来。比如同样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通过创立和平发展的时代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一国两制”论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体系。而通过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等,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其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须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是“最新成果”对以往成果的继承,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首先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发展为主线,以改革为动力,以党的建设为关键,以实事求是为灵魂,以执政为民为目的。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肯定“最新成果”是对以往成果的丰富和发展,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十六大以来所提出的“最新成果”无疑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的产物。比如在发展理论方面,首次提出“五个统筹”、又好又快、清洁安全节约发展的思想;在创新理论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四个支撑”、三种创新能力;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首次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20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等等,这些足以表明“最新成果”是与时俱进的成果。

要把理论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实践的最新成果,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其一,必须保持关注理论发展大局的政治理论敏锐性。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关注党的理论发展大局,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理论敏锐性。

其二,必须提高学习最新理论成果的自觉性。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落实干部教育培训条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全党理论学习、干部培训的中心内容,加大理论武装力度,引导广大干部全面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8篇: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范文

一、学问与学科

统一战线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学科。学问一般是指系统的知识,有学问就是有知识。学科则是指系统化、专门化、规范化的知识体系。用在统一战线上,学问是引伸意义上的了。统一战线作为一门学问,是从其内涵、特性和操作性上讲的,侧重于从统一战线工作层面,讲方法、技巧,强调统一战线工作政策性很强,人情味很浓,艺术性很高,做统战工作很有学问,要讲究方式方法,要讲究艺术。而统一战线作为一门学科,是从其作用、外延和学理上讲的,侧重于从统一战线理论层面,强调统一战线是专门化、系统化、规范化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包括统一战线基础理论、多党合作理论、参政党建设理论;统一战线史、派史;民族观、宗教观等,是一个综合统一战线知识与理论的完整体系。统一战线作为学问,是统一战线作为学科的实践基础和现实前提,没有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探索和不断创新,就不可能建构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学科。统一战线作为学科,是统一战线学问的经验概括和理论升华,没有统一战线理论的不断创新,没有统一战线学科的支撑,统一战线工作就会缺乏思想武装和行动指南。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学问与学科的关系,一方面要扎实植根实践。另一方面,要构建知识体系。

二、继承和创新

继承和发展是统战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路径,厘清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统战学科建设特别是学科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理论层面看,有利于揭示统战学学科建设的内在矛盾,正确认识统战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确立统战学研究路径和方法,为统战学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有利于全面系统总结统一战线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继承和运用统战学学科建设的优秀成果,发扬光大统战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不断推进统战学研究的创新发展。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中的继承和创新有特定的内涵。统战学研究中的继承是指对统战学研究已有成果的保留、吸收和运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统战学研究成果和统战学学科建设成果的系统梳理、保留、接受和运用;二是统战学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及路径的借鉴;三是统战学学科建设规律和经验的总结、升华及其对统战学研究的启示。统战学研究的继承不是简单重复,不是停滞不前,不是固步自封,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中的创新是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的推陈出新、扬弃发展、变革突破。这里的创新也包含有两个方面内涵:第一,对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回应、新的解释,丰富统战理论创新内容,创新完善统战学知识体系。第二,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统战学研究成果基础上,适应统一战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应统一战线发展形势变化,用新的观点、新的原则方法,对统战学研究做出新的论证和发挥,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和现实需要,不断发扬光大。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中的继承和创新是存在互动机理的辩证统一。在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中,继承是前提,是基础,也是新的起点,创新是方向,是动力,也是最终目的。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推动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首先,统战学学科建设中的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要继承,继承是统战学建设创新的源,继承是统战学建设创新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动力,继承是统战学建设创新的理论根基、现实基础。从在延安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到建国后李重申“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强调“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是科学的思想逐步深化,要求加强统一战线学科建设的认识逐步明确。正基于此,理论界学术界从改革开放后日益重视和关注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特别是统一战线系统为建立统战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明确了统战学学科建设的方向和原则,提出了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形成了统战学的科学知识体系,在统战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这些成果为继续推进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撑。其次,统战学学科建设中的创新是继承的超越和发展。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要创新,创新是统战学学科建设继承的本质要求,创新是统战学学科建设继承永恒的主题,创新是统战学学科建设继承的超越。用不断创新来体现继承是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也是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的基本要求。统战学学科建设创新是统战学继承的目的和结果,没有创新发展,统战学学科建设必然停滞不前。学科发展源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战学学科建设必须适应社会发展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继承和运用统战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使之永葆活力,不断不扬光大,不断超越。统战学学科建设是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继承和包含创新的继承,有目的地吸收、加工和改造,而不是“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无批判地兼收并蓄”[2]。创新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不能毫无根据,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否定一切,来不得半点虚伪,来不得凭空捏造,来不得哗众取宠。路甬祥在《科学的历史与未来》中指出:“科学有无止境的前沿,世界没有穷极的真理,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应有之义。科学创新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不为传统观念和已有知识所束缚,善于提出新的问题,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探求新的知识,创造新的方法,开拓知识新的应用。”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必须遵循统战学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既继承又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前提下继承,使统战学学科建设发扬继承的优良传统,增添创新的动力活力,实现不断创新和发展。

三、政策性与学理性

统一战线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统战学科建设也有很强的政策性。但要把统一战线当一门学科来建设,又必须要有学理性,要重视学理性。所以,正确处理政策性和学理性关系对统战学学科建设很重要。统战学的政策性是由统一战线的特殊性决定的,它是指统战学要为统一战线事业服务,在理论观点、知识体系、学术思维等方面,无论内容还是方法、形式,都必须注意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为统一战线政策调整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统战学的学理性是由学科建设的一般属性和规律所决定的,是指统战学的理论品质和学术特征,包括统战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等。学理性是一种学术理性、学科理性,是任何学科必须具备的学科特征。统战学必须具有一般科学应该有的学术品性,才能成为真正完整意义的学科。统战学学科建设的政策性和学理性又有联系。统战学学科建设中的政策性为学理性指明方向,规范目的和宗旨,确立原则和方法。政策越科学,政策性越强,学理性也会更强。而统战学学建设中的学理性则为政策性提供科学说明、理性思考,做出理论阐释,确立理论支撑。学理性越强,越是接近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正如马克思强调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够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所以,学理性越强,政策的理论基础越扎实,政策的解释越透切,政策就越有说服力,越容易为群众所掌握和接受。正确处理政策性和学理性关系,一方面要突出政策性,把握好统战学建设的方向和主题。另一方面要注重学理性。

四、科学性与特色性

第9篇: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范文

熊彼特于《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至少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内涵: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发现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创建新的产业组织。技术创新不等于发明,只有当新的技术发明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能成为创新。

(一)技术创新理论

在熊比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就是在一个新的生产体系中,通过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从而实现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关系。建立这一新函数关系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利润。对利润的追求也最终成为企业创新的动力。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熊彼特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不断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企业蓬勃发展,一批批老企业被淘汰,一批批新企业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由于创新本身具有偶然性、多样性和群聚性三大特征,因此,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发展周期的升降、起伏和波动,而且这种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是无法避免的。

(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1987年,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熊比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在研究日本经济起飞的经验之后,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他认为,一个经济体是由公共、私有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活动促成、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弗里曼强调政府政策;企业及其研发工作;教育和培训以及产业结构这四大因素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作用。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在研究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资助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他认为,现代国家创新体系在制度上是相当复杂,它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以及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政府的相关机构。国家之间在产业组合上的差异,强烈地影响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态,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

二、创新管理的基本内涵

企业的创新管理,是全面的创新管理,它必须把“创新”这一深层的理念贯彻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在创新管理思想下,组织的每一个体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各个体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是组成创新型组织的个体。从管理内容上看,创新管理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活动。

(一)思维创新管理

思维创新是一切创新行为的前提。因此,思维创新管理是创新管理活动的基本前提。思维创新管理,正是通过思维的创新来带动其他管理活动。思维定势是思维创新管理的主要障碍,也是创新管理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思维创新管理的手段很多,头脑风暴法就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主要方法之一。头脑风暴法有可分为直接头脑风暴法(通常简称为头脑风暴法)和质疑头脑风暴法(也称反头脑风暴法)。前者是在专家群体决策尽可能激发创造性,产生尽可能多的设想的方法,后者则是对前者提出的设想、方案逐一质疑,分析其现实可行性的方法。

思维创新管理在很多情况下,也对企业的管理活动提出了要求。首先从人才招聘方面,思维创新管理要求企业的管理者要不断招募新的高级人才,以引进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使企业充满活力。思维创新管理最大困难就是管理思维方面的转换和提升问题,因此思维创新对现在乃至将来的中国企业管理者来讲都是一个重要而且艰巨的管理话题。

(二)技术创新管理

技术创新不仅指商业性地应用自主创新的技术,还可以是创新地应用合法取得的他方开发的新技术或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技术创造市场优势。技术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能提升企业的生产能力,从而使企业的竞争能力得到提高。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要特征在于体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技术创新不同于科学的发明和发现,突出强调新技术的首次商业性应用。满足市场需求、获得商业利润是检验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

管理创新又是技术创新的灵魂。为保证科技创新决策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及有效的管理,企业必须建立由战略管理层、管理操作层两层次结构,以至构成决策科学、反应迅速、管理高效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技术创新需要建立一个面向市场、勇于创新、富有活力的研究开发机构——工程技术研发体系。该体系是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辐射源与技术供给中心;是企业的技术商品生产者和技术服务者,是企业生存、发展与市场开拓的生力军。实现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管理的关键目标。如何实现技术创新也技术创新管理活动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组织创新管理

组织创新和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系统理论、情景理论和行为理论。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有机和动态的系统,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即技术系统、管理和行政系统、文化系统。这三个子系统是相互联系的。组织创新正是通过信息交流,以改变员工态度和价值体系,从而使其认识和实现组织创新。情景理论认为,在企业中没有一个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管理理论和方法。行为理论认为,企业中人的行为是组织与个人相互作用的结果。组织创新管理正是通过企业的组织变革和创新,改变人的行为风格、价值观念和熟练程度,同时能改变管理人员的认识方式。

(四)管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

由于企业所生存的环境正是日趋复杂,为了适应生产的需要,企业的管理者必须不断对管理手段和方式进行及时的创新,从而使管理手段和方式适应管理的需要。

如何适时地对管理手段和方式进行必要的创新,是创新管理活动的关键环节之一。随着科技的发展,管理手段和方式也开始呈出不穷。企业的管理者必须立足于企业的自身情况,结合科技的新发展,在考虑成本的情况,适时对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进行必要的创新,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

(五)文化创新管理

文化创新是指企业文化的创新。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的绩效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企业若想创新之成果迅速产生并推出市场,必须藉由企业文化之协助,以使企业中产生求新求变的需求与共识。实达集团意识到,由于在创新活动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遭遇许多挫折,为避免这些挫折造成企业成员裹足不前,必须建立鼓励学习与容忍尝试的企业文化。因此,他们早已建立能在各自责任范围内自由地进行新构想与测试的观念。另外,企业文化若能激励与支持创新活动,将能进一步增进创新产品或服务商业化的机会。

三、创新管理模式的建设思路

创新管理,实质上是创新管理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并以此来凝案人心,形成合力,在有限的生存条件下,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壮大自身经济技术实力,并求取新的更大发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此方面,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各个单位、各个部门,因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自身特点不同、隶属关系不同、经济来源不同、业务范围不同、经营方式不同、发展轨迹不同以及地位作用不同等等.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创新管理模式。因此,创新管理模式的建设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如何成功地建设创新管理模式是现代企业创新管理的关键问题。

(一)创新管理必须审时度势,超前思维,科学决策

决策是否正确,往往决定管理的前途和命运。只有在审时度势,超前思维,科学决策的前提下,创新管理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审时度势,要求企业必须选择正确的创新时机,适时促进企业创新;超前思维,要求企业在创新管理过程中,必须具备一定的前瞻性;科学决策,是创新管理活动成功的必要前提,只有充分考虑了企业所处环境的各类变化,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才能使创新管理活动的成功成为可能。

(二)创新管理必须找准症结,强势推进,主攻关键环节

这是马克思矛盾理论的应用。企业在进行创新管理过程中,必须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找准主要矛盾,并确定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强势推进,严格把好关键环节。

(三)创新管理必须把握大局,站高看远,突出人本管理

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管理,管人是一切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实际上离不开人的创新。在创新管理过程中,企业管理者必须首先以企业大局为重,必须使创新管理服从于企业的战略目标。因此,创新管理必须把握大局,具有很高的前瞻性,并最大程度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

(四)珍惜企业家精神,建设成熟的企业家队伍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和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动机,而最突出的动机是“个人实现”,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包括:(1)建立私人王国。(2)对胜利的热情。(3)创造的喜悦。(4)坚强的意志。这种精神是成就优秀企业家的动力源泉,也是实现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突破的智力基础。企业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最稀缺的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它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企业必须珍惜企业家精神,通过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建设一支成熟的企业家队伍。

(五)有秩序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然而,面对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熊彼特特别指出:“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近年来,在我国存在一种自由追捧“新经济”的现象,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毫无希望,应该把资源集中于“新经济”,集中于信息产业,跳过漫长的工业化阶段,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诚然,在发达国家高科技创新浪潮的推动下,全球正在展开一轮长期的、由机器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工业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的产业变革。但是,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即使在发达国家仍有一批传统产业在蓬勃发展,并与新兴产业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从大趋势看,“新经济”只有与“旧经济”融合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困境中寻求突破,确实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但同时应该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而不能顾此失彼,简单抛弃传统产业。如果进退失据,只是一窝蜂地关停,使所有传统产业一下子崩溃,那么,滚滚的下岗失业洪流,源源不断的低收人人群的涌现,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必将迫使背离“创造性破坏”的初衷,变成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经济创新将被经济崩溃所代替。

(六)通过一系列的科技政策,建立完整的创新生态体系

技术创新活动是一根完整的链条,这一“创新链”具体包括: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风险投资、围绕创新形成的产业链、产权交易、市场中介、法律服务、物流平台等。完整的创新体系应该包括科技创新政策、创新链、创新人才、创新文化。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中新熊彼特主义者——弗里曼提出的“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起重要作用”,为此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通过科技创新政策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通过这个完整的创新生态,最大限度地集聚国内外优质研发资源,形成持续创新的能力和成果。针对当前我国创新动力、创新风险、创新能力、创新融资不足的问题,政府在政策架构上需要做的有: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科技开发及政府采购政策;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健全创新合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技术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推进开放创新;重构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制,发展各类技术产权交易,构建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七)重视企业主要领导在管理创新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改进企业领导的选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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