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融合精选(九篇)

第1篇：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胡汉；饮食文化；交流；融合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69-02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是中国古代分裂多于统一的历史时期，但社会仍然在动荡不安中不断发展，在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其中饮食文化的发展状况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迅速融合，各个少数民族把自己的饮食烹饪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关外的少数民族丰富的肉食烹饪方法与中原民族精细的烹饪方法相互融合，中华的饮食文化在交融中呈现出新的面貌。譬如从西域地区来的人民，传入了胡羹、胡饭、胡炮、烤肉等制法；从东南来的人民，传入了叉烤、腊味等制法；从南方沿海地区来的人民，传入了烤鹅、生鱼等制法；从西南滇蜀来的人民，传入了红油鱼香等饮食珍品。这一时期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使烹饪原料如蔬菜、家畜、家禽、野味、海鲜、鱼类等更加丰富，食品种类大幅度增加，胡族和汉族在饮食习俗和烹饪技法方面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双方食品种类更加丰富，并产生出许多新的饮食因素、烹饪技艺。

一、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继秦汉统一之后第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因素，导致了各民族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和流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大量内聚，而汉民族则不断从中原腹地往东北、西北和南方大规模辐射。

1.胡人的内迁。胡人的迁徙以鲜卑族最突出，《后汉书·鲜卑传》记：“鲜卑，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西晋永嘉之乱后，北人纷纷南迁，鲜卑族进一步南迁至黄河流域，并建立了十几个政权。鲜卑迁徙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其次是匈奴的迁徙。匈奴内迁大约始于汉代，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两部以后，南匈奴内附于汉，主要居于塞内北地郡、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代郡、上谷等地，在今甘肃东部、山西与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族杂居。

2.汉人的大流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频繁移居中原腹地以外，北方汉族人民因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也开始了大流动和大迁徙。《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记载：“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大棘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建武初，元帝承制，以廆为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南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汉族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北方的东部人民主要迁到中国南方的东部，北方的西部人民则主要迁到中国南方的西部。北来的侨民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移民运动带来了胡汉人民文化的冲突、趋同与整合。正是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使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成为可能，使人们对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二、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表现

1.烹饪原料日益丰富。魏晋南北朝时期，粮食类原料的生产区域与秦汉时期大致相同，呈现的是南米北杂的基本主食格局，即在中国江南地区以水稻为主，但北方的旱田作物逐渐开始向南方推广，而整个北方则以谷类、豆类、大麦和小麦为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粮食作物有谷、黍、粱、大豆、小豆、绿豆、襟、大麦、小麦、水稻、旱稻等，渐渐变成了人们日常食用的粮食作物。而且根据粮食的不同特性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品种，如粟在西晋时已经有12种，至北魏时则发展到四大类别86个品种。

这个时期所食用的蔬菜品种也比较丰富，《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使用栽培方法进行种植的蔬菜有30多种，经常被人们食用的蔬菜有茄子、葵、韭菜、蔓著、芹菜、芦蔽、芋头、菜瓜、胡瓜、冬瓜、瓤、蘑菇、芸苔、胡姜、兰香、茬、桂茬、觅菜、寥、燕白、竹笋、藕、孤菜、药菜等等。蔬菜品种多样化，加工制作出的菜品种类也多。

汉末以后人口急剧减少，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迁徙，畜牧业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也为华北地区带来了“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肉类品种极多，主要有鸡、鸭、鹅等家禽和猪、羊、牛、犬、驴、马等家畜，捕猎的野味有鹿、兔、獐、雁、野猪、雀、鹌鹑等飞禽走兽和鱼虾等。羊是当时北方饲养较多的家畜，是游牧民族最喜欢食用的肉类。

水产在当时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食用的水产品有鲤鱼、鱿鱼、乌贼鱼、妒鱼、鱼即鱼、鳝鱼、鳃鱼和虾、蟹、蝠等。

2.胡汉烹饪技法的交融。《黄帝内经》云：“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是千百年来汉族饮食生活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的饮食结构依然是粮食为主，蔬菜和肉食为辅。形成了中国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所谓的胡族是指与汉族生活方式相差极大的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重食畜肉，饮乳酪，有的如羌族、藏族则以大麦、青稞等杂粮为主，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方性。

胡汉饮食文化交流得益于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多次出使西域，从此开辟了丝绸之路，使多种烹饪原料先后传到内地。胡族人喜欢吃胡炮肉、胡羹、羊盘肠，加工方法主要是炙与炮，“羌煮貂炙”是胡人最引以为傲的美味。首先说“炙”，胡人的“炙”，给我们的感觉是绝对的原生态，《太平御览》卷863引《释名》曰：“炙于火上也”，而“貂炙”则“全体炙之，各自方割，出于胡貂之为也”，可见这种方法最早是出于胡族，是将整只动物置于火上进行烤炙，众人围坐，各自以刀割食。《后汉书》卷《窦顾传》记载：“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进之于（窦）固，固辄啖之，不秽贱之，是以爱之如父母。” 随着胡汉融合程度的逐渐加深，汉族对胡人的“貂炙”的方法已经习以为常，但食用方法上却带有汉族的文化色彩，胡族“炙”以牛羊肉为主料，汉族炙法中牛羊肉占1/3，其他家畜、家禽、水产类要占2/3。现代生活中的一些烤肉店，原料绝不仅仅是肉类，鱼、海鲜、蔬菜都是“炙“的原料。还有汉族的炙法十分重视选料与配料，有的配料多达十几种，如炙鱼。同时，对刀工、火候、手法也有很高的要求。

再说“炮”，“炮”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烹饪方法之一。据说是从商朝苏妲己的“炮烙”之刑演化而来。“《说文解字》言：“炮，毛炙肉也。”《广韵》言：“炮，裹物烧也。” 古人很聪明，如果直接把肉弄在火堆上烤，很容易烤煳，焦臭扑鼻，就发明了“炮”。“炮”是胡族比较盛行的一种烹饪方法，用泥巴包裹住肉后再丢进火堆烧烤，这样不仅剥时会把兽毛脱掉，而且肉质鲜嫩，味道极美。魏晋北朝时期胡族这种“炮”肉法称为“胡炮肉”。《齐民要术》记载了一种“炮羊肉”：将刚满一年的羔羊肉切成薄片，加入豆豉、盐、葱白、姜、椒、胡椒等调味品后装进洗净的羊肚内，缝好，挖一个烧火坑，将之烧热，掏出火灰，把准备好的羊肚放进坑内，然后盖上火灰，再继续烧火，过一会儿就香味扑鼻了。

3.饮食习惯趋于融合。胡族的饮食习惯是“食肉饮酪”。“饮酪”一直是胡族典型的饮食习惯，汉族人鲜有饮酪者，至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胡汉民族的杂居，饮酪才慢慢在北方汉族社会普及开来。《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 王丞相王导是山东人，起初并不食酪，但几年深受胡人的影响后慢慢适应了狐族的饮食习惯。

三、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意义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两族长期杂居 ，使双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彼此的烹饪原料更趋于多样化，烹饪加工方法更加细腻，食品种类更加丰富。胡汉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并最终趋于融合。

胡族利用从汉族那儿学到的农耕技术种植五谷杂粮、瓜果蔬菜，使之取代牛羊肉而成为饮食生活的主要部分，这样胡人饮食结构中植物性食物的比重明显增大，从而引起了人体生理上的巨大变化。

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促成胡族把汉族先进的烹饪技法和饮食制作技术吸收并应用，逐步使本民族的传统食品烹制得更为精美，饮食结构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比如串烤牛羊、猪肝，烤前均要将原料放置在豆豉汁中浸泡一段时间，就是汉族的烹饪方式在少数民族食品制作中的具体应用。对汉人来讲，尽管很早以来就开始注重饮食结构的合理性，注重通过饮食来达到养生的目的，但在物资贫乏的时代，一般百姓家庭很难做到这一点，肉类食物在饮食结构中的比例很低，但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相当大改变。十六国至北朝，军需之备的战争要求与“食肉饮酪”生活传统使畜牧业在胡族统治的黄河流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畜牧业的发达，牛羊数量的增加，使肉食食物在社会中的普及程度有所扩展，这使得汉族人民的饮食结构向更加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M].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2]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3] 徐海荣.中国饮食史：卷3[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第2篇：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社会工作

一、概念界定

1、流动儿童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流动儿童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界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中的流动儿童倾向指0～14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学龄儿童少年[1]，又称"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打工子弟"等。

2、城市融入

城市融入即指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后，在城市成长、就学、生活、与城市人交往互动，并且完成了与社会融合的社会化过程，直到有一天他们不仅在客观上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条件、良好的群体间关系、适应了城市社会生活模式，而且在心理上认同城市、对城市有了归属感，那就达到了我们所说的融入了城市。

二、社会融合

用戈登的"族群融合"理论看，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身份认同融合与结构性融合这两方面做初步探讨。

1、身份认同融合

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处于族往的场景中，如何给予自己定位。按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的观点，一个族群的成员身份，是一种社会定义，是成员的自我认定和其他族群对之认定这两者的相互作用[2]。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是其与城市居民相互确定而建构出来的。流动儿童作为民工子女，在其尚未实现自立之前只能依附于其父母的身份归属。而流动农民进入城市社会后，在一系列的行为表现和认知表征中，他们逐渐被标签化，成了一个他人认同和自我认同都高度一致的农民工群体。附着在"农民工"这一标签下的群体特征主要有：肮脏、粗鲁、不遵守城市规则、愚昧等[3]。农民工虽然不是一种法定的户口性质，却奠定了进入城市的这群人的社会身份，导致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在拉大。流动儿童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受着类似其父辈的、连带的处境。当然，流动儿童较其父辈有特殊性，父辈的社会身份限制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但并不决定着他们社会身份以及心理认同的不可变更性。影响着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其他因素还应该包括外界环境对这些流动儿童的特别限制。如：流动儿童集体性地就读在民工子弟学校，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他们群体内部间的认同。他们也会因此把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

2、结构性融合

结构性融合是指不同族群成员之间出现比较亲密的私人接触，并嵌入对方的日常初级群体生活之中。两群体间的融合需要一个群体普遍地被另一个群体在日常生活和私人领域所接受，这种接受需要彼此成员间多数人的亲密往来（即社会交往） 而交往的前提是两群体成员之间有接触的机会[4]。因此，群体间的接触机会就成了融合的前提条件，对流动儿童来说，主要有三种因素影响着他们与城市人口群际间的接触机会：交往环境、交往动机和中介群体。在交往环境方面，由于农民工的居住范围相对狭窄和不稳定，其与城市居民在居住区域上的距离和差别，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子弟的活动范围。在交往动机方面，不少流动儿童纷纷表示他们愿意与城市儿童交朋友，然而他们的朋友圈中却极少有城市儿童[5]。中介群体主要指流动儿童的父母和老师。然而，前已提及，流动儿童的父母本身便已经被边缘化、标签化或者说自愿性隔离了，他们的交往取向影响了子女的交往对象选择，产生不了群体间融合的力量和效果[6]。老师中会有两种可能，如果是农民工，那么他们至多产生如同流动儿童父母一样的作用；而如果是当地居民，则有可能在师生间产生出亲密的交往，但由于教师的的职责在于教书育人，教师的权威感和震慑力也容易让学生觉得不易接近，所以这种交往不一定能产生融合。因此，我国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状况较差，城市社会融合度不高，还是城市的边缘人，未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5]。

三、影响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的因素

1、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从根本上影响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维的特点，并表现为被排斥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诸方面的长期匮乏[7]。流动儿童进入城市，主要受到制度与文化的双重排斥。首先，是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制度上的排斥，流动儿童的户籍弱势使他们从一开始踏入城市就面临着融入城市社会的无形的制度。其次，流动儿童面临的文化排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居民（包括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文化排斥；二是城市学校教师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文化排斥是流动儿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隐形障碍。

2、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是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的基础。首先，家庭是儿童出生后接触的第一个社会环境，也是人开始社会化的地方。家庭在阶层、身份等方面的特征，家长的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和文化教养等，都会通过日常生活和交往活动对儿童的行为规范、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产生重大影响[10]。其次，社区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依托与平台。社区还影响着流动儿童的自我意识、社会认知、社会化、个人行为等。最后，学校的差异对流动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是影响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的关键。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公办学校因其所处的结构位置获得了远远多于民办学校的教育投资、政策扶持等有利资源。

3、代际传承

代际传承使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困境深化。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代际间的传承不仅仅显性地体现在基因遗传等生理因素上，还隐性地体现在心理与社会因素方面，在心理适应、社会认知、社会交往、身份认同等方面父辈对子辈均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的行为，父母对社会的适应情况及处世态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流动儿童对迁入地社会的认知与接受程度，进而影响到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状况。

四、促进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的路径

1、加快制度改革创新

目前有关流动儿童的政策法规以教育方面居多，在改善流动人口居住、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政策还很少。因此，城市政府及职能部门应积极推进政策创新。户籍制度是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最根本和最核心的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破解二元区隔的社会制度，加强制度的改革与融合，逐步将城市公共福利体系向流动人口开放，向流动儿童开放，保证所有人平等地享有社会的发展成果。

2、改善家庭弱势地位

家庭是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的重要基础。所以，为流动家庭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与就业机会，提高流动儿童父母的就业能力，挖掘他们自身的潜力，改变他们某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增强他们自身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对于改善流动儿童的家庭成长环境、受教育环境、以及社会化程度、社会认同、情感支持等有积极作用，并最终能促进流动儿童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

3、打破社区群体间隔离

社区是家庭以外的第二个生活环境，有着丰富的资源。促进流动儿童融入城市，不仅要依托城市社区，更要重新发现社区。积极寻找和了解社区内的资源、资产和能力，帮助社区成员间相互了解，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消除流动儿童及其家庭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有形和无形的障碍。

4、改革教育制度

学校是儿童完成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同时，学校以其独特的地位在城市化进程和流动人口社会整合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公立学校有着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且公办学校好比是一个大"熔炉"，流动儿童在其中不仅能受到好的教育，还可以赢得多样化和更加开放包容的人际交往环境，能较好的融入城市社会。但是公立学校的数量有限、容纳能力有限。面对日益增长的流动儿童数量及其教育需求，只靠公办学校来解决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政府应该改革教育制度，以公办学校为主，调整现有义务教育的格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以民办教育为辅，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发展。

5、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儿童是学习能力、可塑性非常强的一个群体。流动儿童与父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在城市环境中长大，不仅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观。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更以城市为坐标，他们也更愿意参与到正向的互动中，去影响、改变生活和环境，在互动中提升他们的能力、扩充他们的资源。因此，一方面，流动儿童自身应该更加主动地与城市儿童交往，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和学习，努力适应和融入城市新环境。另一方面，家长、老师应该时刻关心流动儿童的身心成长，努力为他们提供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并充当好他们社会交往的桥梁；社会工作者应始终关注流动儿童的处境，培养流动儿童有事找社工的意识，努力发掘流动儿童自身优势和潜在能力，促进其与周围环境良性互动，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更好地融入城市。

6、大力发展儿童社会工作

儿童是社会工作实务的一个重要工作对象。但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体制尚未建构，工作经验不足，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因此，政府应大力支持社会工作专业体制的建构，并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培养专业人才，提高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和接受程度，推动其职业化、专业化进程。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学习借鉴国外与之相关的理论、经验方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专业的、具有针对性的且可实际操作的服务活动。

五、结语

流动儿童作为城市的新移民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规模不断壮大，他们来到城市，渴望融入城市、定居城市，以期获得更好的发展。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在漫长的磨合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得不到有效解决会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隐患，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广泛关注、政府主导管理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工作下，使他们在社会文化、制度保障、心理适应和困境化解等方面获得支持与保障。让流动儿童在进入和接触城市的基础上认同城市、融入城市，在城市中更好地生活。

参考文献：

[1]杰，高燕.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1，201，204，210，228.

[3]管健.身份污名的建构与社会表征）的农民工为例[J].青年研究，2006，（3）.

[4][美]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M].王春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18-19.394.

[5]史柏年，等.城市边缘人--进城农民工家庭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第3篇：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

如今文化产业与金融隔水相望，若想让二者融合，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化产品的资产化，资产化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二是完善的业态环境，即大量的中介组织、经纪公司、行业的规章制度；三是流动性，只有高频次的流动，才能使文化产品的价值得以被发现、提升并得到实现。

文交所是文化金融发展的必然产物

如今文交所这个世界首创的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也像坐过山车一样，一路高高低低的走过了近十年。

2009年6月15日，国家成立了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试点。2009年11月，深圳文化a权交易所成立。两个部级文交所试点单位的成立拉开了国内文交所的大幕。截至2016年，中国已经有119家文交所。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深圳文交所，推出了杨培江资产包，但受制于体制因素，市场推广影响力有限。紧随其后的天津文交所推出了份额化的白庚延艺术资产包，市场响应度极高，万人追捧，一卡难求。各地纷纷效仿，份额化一度成为文交所的热词。但由于受直接面对散户的交易方式、盘子过小、没有现金流支撑及缺乏退出机制等因素制约，份额化演变为价格的疯炒与暴跌。之后，国务院出台了38号文，叫停份额化拆分，并对全国文交所全面清理整顿，文交所也因此沉寂了三四年之久。

随后文交所业务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退回传统的招拍挂模式，有的开始与拍卖公司抢业务；二是围绕38号文重新创新交易模式，以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为代表，推出了天然物权份额化的版画限量品种，给行业带来了启发与希望。

随之，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2017年1月9日在京召开。

2016年12月16日，证监会清整办发出一份风险提示函，提示了主要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交易涉嫌违法违规；二是不适宜于实体经济；三是风险隐患巨大。

文交所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理论探索期、发展期和爆发期，的确应该回头整理近十年来的成败利弊，重拾初心，整顿旗鼓，再度出发。

“流动性过剩和市场内在需求催生了交易所的爆发。”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认为：“归根到底是流动性过剩，做实业不容易赚钱，故而寻找投资出路。”

胡俞越表示，交易所成立的背后有着地方政府强烈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都从交易所入手，推动当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交易所的设立可以形成聚集效应，不仅能吸引巨大的资金流，而且如果交易所做大，对相关的仓储、物流等行业都有益。

当然，除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其他如企业的去库存压力，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资本需要，房地产、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互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带来商业模式的颠覆性，改变并引发的金融资本新流向，都是文交所迅速发展的原因。文交所是文化金融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着极其广阔的成长空间。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文交所业态市场化自由发展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博弈，博弈的目的就是要让文交所的业态发展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踏踏实实地创造财富。

如何促进文化与金融融合

2015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2.7万亿元，GDP占比为3.97%，2016年占比已经超过4.1%。随着文化产业的壮大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和宏观经济环境及金融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促进文化与金融的融合，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尊重文化的特性。对于投资人士而言，感受艺术，体验文化带来的慢节奏、走心的生活方式，才是走近文化的通路，才是设计金融交易模式的起点。

第二，传统文化的传承，比如非遗中少数民族的刺绣，并不仅仅是把它们收藏到博物馆里，而应该提炼出传统文化里面的文化元素和精髓，通过设计的转化，将之与现代时尚生活结合起来，在使用中传承下去。

第三，文化的价值在于传播，使用和传播的人越多，它的价值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交所是一个极具影响力与公信力的宣传平台，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优秀的文化项目，然后在文交所的会员投资机构中推广，对文化项目的增值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文化的核心是版权，是创意在先，并靠传播形成品牌，是先有牌，后有品。比如，借鉴迪斯尼乐园的发展路径。文交所金融化的产品设计就要充分考虑文化产业的特性，其独特的价值链传递的规律，在保护以文化创意 版权为核心的基础上，设计出文化产品的金融交易模式。

第4篇：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法律文化 法治 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007-02

一、两岸法律文化的同根性

（一）法律文化的内涵

自从1969年劳伦斯·弗里德曼正式使用“法律文化”这个概念以来，法律文化便开始在社会流传开来。一般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所以法律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包括国家政权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理论学说的复合有机体。

（二）两岸传统文化的同源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繁衍生息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瑰丽灿烂的中华文化，它的历史源远流长，拥有博大精深和海纳百川的深刻内涵。这种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品质不仅造就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而且对海峡两岸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wwW.133229.Com

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主要是由福建、广东移民开发的，随着移民不断移居台湾，中华文化也在台湾得以传播。对台湾文化的追根溯源，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台湾文化的源头在闽粤，在河洛，在辽阔的华夏大地。我们不仅看到两岸人民在语言文字、饮食起居、民间工艺等风格上十分一致，还发现两岸拥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诸如敬天思想、祖先祭祀、宗教崇拜、婚丧礼俗、节日习俗。由此可见，台湾文化是建立在中原文化传播基础之上的一种地域文化，它的形成和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两岸文化同属中华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根基。

（三）两岸法治思想的同一性

1．儒家法治思想对两岸法律文化的影响

儒家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三、两岸法律文化的融合

（一）两岸法律文化融合的途径和方式

当前两岸在经贸、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经常性的沟通平台，而法律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却刚刚开始，这方面的交流对于促进两岸关系在各个领域的持续加强，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至关重要。

两岸法律文化融合的途径和方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展：首先，由法学界的交流作为平台，加快法学交流的步伐，深入探讨并积极付诸行动的重要问题。其次，应当加强司法协作，特别是涉及民生与经贸等司法实务问题上的交流合作，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协作，从而为两岸的民众往来和经贸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最后，应当多开展一些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法律文化互动交流活动，这样必将有力地推动两岸的法律交流和司法协作，开创两岸法律交流合作的新境界，擘画两岸法律交流合作的新前景，从而有力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两岸法律文化融合的意义与目标

海峡两岸法律文化的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两岸法律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这对于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彼此友谊，促进两岸和谐，推动和平发展，维护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随着两岸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的发展，涉及两岸的各种纠纷会日益增多。内地法院如何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更好地维护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达到合作双赢的目的，是摆在各级法院和法官面前的重大课题。五十余年来，两岸法律文化各有所长，互有所需，双方差异性和互补性既是交流的基础，也是促进交流的动力。大陆丰富的传统与地方资源，为台湾所需；而台湾融汇近代西方思潮，所蕴涵的公平、效率、民主等可贵经验，也正是最大的特色。这些具体成果，经由双方接触交流，相互分享，撷取所长，将可丰富中华法律文化的内涵与精神，逐步达成文化整合的目的。

总之，中华法律文化是一个开放、多元、相容、和而不同的文化多样性的体系，不同的地域、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形成不同的法律文化思想，要在相互理解和对话中，为中华文化的未来提供一种共同的“法律文化环境”的相互融合，在相互交流与发展中建构有整理

参考文献：

[1]l.friedman,“legalcultureandsocialdevelopment”,lawandsocietyreview,6(1969)．

[2]张文显．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第5篇：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农村流动人口；文化融入；过程

本文为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济南市流动人口文化融入研究》（项目号：JNSK16C35）阶段性成果。

农村流动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要以职业和社会交往为基础，最终实现文化融入。通过职业，他们和城市连接并获得社会地位；通过交往，他们接触城市人群并了解城市文化；通过文化适应，他们形成城市生活方式，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入。（如图1）但是，很多农村流动人口不一定能够实现这一过程，有可能会出现“一种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1]笔者通过偶遇抽样方法，选取了30名农村流动人口进行调查，样本性别分布为男性15名，女性15名；年龄分布为70后80后90后各10名。希望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来了解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文化过程的模式和困境。

1 职业获得与融入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93%的调查对象进入城市的目的是打工，职业获得是他们来到城市的主要原因。为了在城市中立足，职业是他们迈开的第一步，更为实现文化融入打下物质基础。但是他们学历较低，也缺乏技术，所以也面临着挑战，总体来看，这一过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融入的过程模式

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职业融入过程一般分为职业期待、职业获得、职业改变三个过程。在进入城市之前，农村流动人口对自己在城市中的职业会有期待，调查发现，虽然他们非常向往“坐办公室”（73%）的白领生活，但是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服务业（60%）、加工业（27%）等作为职业期待，这也是受到学历和个人能力限制的结果。到达城市以后，调查对象的职业为服务业（66%）、手工业（27%）和建筑业（7%），这也基本符合他们的预期，所以不会出现心理上的过大落差。工作一段时间后，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工作环境、节奏等越来越适应，并且其中有一些还有了一定的职业积累，这就会让他们用职业改变的方式来实现职业上升或实现职业期待。通过以上这些，农村流动人口习惯了城市的工作方式，实现职业融入。

2、职业融入困境

一是工作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体现在频繁的换工作当中。93%的调查对象都换过工作，而90后的流动人口基本上都已经换过三份以上的工作。这种工作上的不稳定既影响到他们的收入，更是他们融入城市工作环境的障碍。尤其是行业性的更换，更让他们之前的职业积累归于零。

二是年龄的限制。从前面的调查结果可知，农村流动人口大部分从事服务行业或者体力工作，年龄上的限制显而易见。笔者通过对三条商业街的观察，发现张贴的招聘启事基本都把年龄限制在25岁或28岁以下。另一方面，工厂也是喜欢那些便于管理的、体力和灵活度更高的25岁以下青年。调查中发现，除去个别有职业积累的，大部分70后调查对象都不希望换工作，因为重新就业，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职业向下流动。

2 社会交往与融入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有了工作，完成初步接触后，更困难的就是社会交往与融入。这一环节，使得他们了解和学习城市的生活方式，还可以让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产生更多互动，让他们能够找到归属感。

1、社会交往融入的过程模式

一般来说，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社会交往脉络分为三个部分：接触社交网络、进入社交网络和融入社交网络。在接触社交网络方面，从事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有着职业的优势和方便，而在工厂工作的调查对象则向笔者表示：“大部分时间都在厂里，不认识本地人。”通过接触，他们了解到城市人的交往模式和性格习惯，通过个人适应，进入到城市社交网络当中。最终获得本地人的认可，实现融入社交网络。

2、社交融入困境

在社会交往这一方面，大部分的调查对象都表示比较困难（77%），认同感也比较低。首先是来自于城市的排斥。有37%的调查对象表示，本地人对他们的态度是不接纳的；更有57%的人表示，本地人从不会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城市朋友。其次，农村的交往规则与城市不同，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乡土文化烙印。“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来源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对一种行为的规范认知熟悉到不加思索的可靠性。”[2] 而城市中对于契约、隐私等的规则也是需要他们再一次的学习、适应。这些主观客观上的原因都造成了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交融入困境，这让他们退缩，形成了自己的“内部”交际网络。所以，最终很多农村流动人口并不是融入了城市的社交网络，而是融入到城市中的农村社会交际网络。

3 文化适应与融入

通过前述的职业与社会交往融入，为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提供了基础和准备，但是在文化方面，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入两个环节上仍然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1、文化适应。有73%的调查对象在进入城市前的心态都比较乐观，认为自己可以完全适应城市文化，但是经过城市中的一系列“烦心事”之后，这一指标下降到了33%。虽然外表和语言上的适应比较简单，尤其是女性，甚至达到了100%的自我认同，但是生活方式才是城市文化的内核。农村的生活节奏、宗族观念、男女地位等都与现代化的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别。加之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城市文化不愿意“屈尊降贵”的去理解他的亚文化，这都使得他们在对城市文化的理解、适应上出现问题。

2、文化融入。虽然也有33%的调查对象表示适应城市文化，但是适应不意味着融入，融入更能体现在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上。很多调查对象表示“我像个城里人一样”，但是没有一位以城市人自居，这其实表明了他们还没有在心理上认同和接受自己的城市人身份，这当然与前述的排斥与不适应有着莫大的联系。

4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文化融入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人是否融入城市的最终标准，通过职业、社会交往、文化的适应与学习，才能真正实现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克服。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个人价值，有利于他们的职业稳定性和职业上升。以社区为主导，举办相关活动或者开展小组，增加本地人了解、交往他们的途径，同时提高他们的自我认同感。

参考文献

第6篇：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

当前，自治区、兵团上下掀起向尤良英学习的热潮。尤良英先进典型事迹之所以如此“轰动”，深刻反映了当前新疆尤其是南疆人民群众对民族团结的渴望和珍爱。

尤良英因为招收拾花工结识了和田皮山县维吾尔族农民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在相处交流中，彼此建立起了信任，形成了姐弟般的情谊，并带动着周围群众“大众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传播着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尤良英现象”启示我们，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推动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疆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说过，新疆的问题，最难最长远的是民族团结问题。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和基础，就是要抓好民族团结。兵团60多年的屯垦戍边史，其本质就是民族团结史，不同时期的实践证明，民族团结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的最大问题就是民心，民心相融相通，则团结无阻。当前，南疆反恐维稳形势严峻复杂，兵地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存在诸多困难需要破解。

一是“”的阻挠和宗教极端思想制造的壁垒和隔阂，造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困难。“”为了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和目的，不择手段不遗余力破坏新疆民族团结，采取极端宗教思想渗透，甚至暴力恐吓，制造紧张氛围，阻止信教和非信教、民汉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是语言障碍造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困难。语言是人际交往间最基本的工具。南疆民汉语言不能互通，也是阻碍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因素。各族群众之间十分渴望交往交流交融，尤良英和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两家人交往交流，相互学习“双语”，带动周围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各族群众交往交流的渠道还需拓宽。社会人际交往交流是需要渠道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诸如交通、产业发展、生活方式、市场开放体系等。南疆交通落后、市场体系不发达、产业发展单一等诸多因素也在客观上制约着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推动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的作用]

2015年9月30日，接见尤良英时说：“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工作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尤良英感慨地说：“人与人‘交心’才能取得信任。”信任从何来？从大众生活化日常化的交往交流中来，只有步入了生活化日常化的交往交流，才能交融、交心，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尤良英现象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大众生活化日常化的交往交流在推动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推动文化交流认同。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种形态的文化，之所以形成不同的民族，本质是不同文化的类型。而不同类型的文化总在不断发展中共融，在共融中显现“独特”个性。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冲突本质是文化冲突，融合亦是文化的融合。融合的前提就是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中华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灿烂多元，同根同源同脉，本质相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知认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推进族群间大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交往交流中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在认知认同的过程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兵团要发挥好稳定器、大熔炉和示范区作用，首先就是要扩大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打破各种“壁垒”，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尤良英的话说，就是“你走到我心里来，我走到你心里去”，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认同，实现现代文化引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二是增强民族互信。在学习尤良英先进事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尤良英和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两家人，从开始的不信任、迷茫和忧虑，到后来的互相信任和尊重，这个过程恰恰就是在深入的交往交流中实现的。这也揭示出了一个规律，信任是团结的基础和前提，信任来自交往交流，信任会在交往中产生并不断加深，情感会在交流交融中建立、弥漫和成长。有了民族的互信，有了相惜相尊的感情基础，就会产生团结的动力，各族群众就能够“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成一团”，兵地融合就会畅通无阻。

三是促进民族包容。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可以实现包容和互补。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以更深更广泛地推动各民族间的理解和包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兵地融合，从而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的途径]

当前形势下，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其途径必须从解决阻碍交往交流交融的三大问题入手，结合南疆实际，以“兵地一盘棋”为统领，多措并举，深入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是坚决严厉打击“”，依法管理宗教。严防极端宗教思想渗透，严厉打击非法宗教活动，要兵地联手，深入开展“去极端化”，一方面加强反恐维稳力量建设，主动参与反恐维稳活动，另一方面强化现代文化引领，采取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制约束，三管齐下。一师、阿拉尔市党委多年来深入推进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扎实推进基层阵地建设“十个好”活动，常年坚持少数民族单位“五讲”活动，实施“13345”工程，规范职工队伍管理，久久为功，常抓不懈，弘扬兵团精神和三五九旅精神，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促进了师、市内外和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尤良英的行为也是长期受兵团精神和三五九旅精神教育的必然结果。

二是要深化“双语”教育培训。积极提倡“双语”学习，消除交往交流交融的障碍。推进“双语”学习，要从娃娃抓起。一师、阿拉尔市全面推进民汉合校，截至2015年9月，实现师、市所有中小学实行民汉合校。要加大推进党员干部“双语”培训力度，同时有计划地实施就业“双语”培训计划，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是搭建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在党和政府有计划地开展兵地共建交流活动的同时，大力发展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活动。诸如开办特色文化节、举办民间文化活动、建设巴扎市场、拓展劳动力市场鼓励就业等。一师、阿拉尔市多年坚持深入推进的“四个一起”（民汉一起学习、生活、维稳、致富）活动，不断巩固和扩大嵌入式融合式的社会发展模式，开展民汉帮扶结对，真正促进了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效推动了各族群众的思想融合、感情融合、文化融合和生活融合，形成了大事小事多商量，有事没事常来往的良好局面。

第7篇：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 供应链金融；资金流；整合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0 . 020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0- 0033- 02

1 引 言

供应链金融（Supply Chain Finance，SCF）是一个处于供应链管理协作和金融交叉的全新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模式，供应链金融利用供应链间业务往来频发的优势可以有效突破借方与贷方的信息不对称藩篱，日益受到学术界和管理实践的推崇。

供应链金融是商业银行为高效整合供应链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降低供应链整体财务成本而提供的系统性金融解决方案。其中，资金流是交易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也是供应链得以运转的“血液”。企业外部环境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资本市场等因素，它们既影响公司治理系统，又影响企业管理系统，还构成公司治理系统的一部分。企业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能支持企业内外的有效决策和有效行动，它是公司治理系统和企业管理系统的共同组成部分和赖以有效运作的共同基础。由于资金流与物质流、人才流、信息流之间的关系，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治理机制，而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核心。

然而，目前国内金融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相对滞后，使得供应链金融中信息整合技术含量偏低。由于供应链的信息量庞杂，在供应链金融中又加入了其他监管机构对资金流的全面的监督、管理和控制服务，并且由于供应链金融模式中的银行与制造商的成本函数相互具有不对称信息，信息不对称是对特定供应链结构均衡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而金融信息化已经成为引领金融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不但在建设方便、高效、安全的金融服务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于提高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国内金融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得供应链金融中信息技术的含量偏低。作为一项高操作成本的业务，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与操作成本节约高度相关。目前在单证、文件传递、出账、赎货、应收账款确认等环节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是对供应链融资业务经济性损害最大的问题，同时也是风险的额外来源。虽然，电子商务手段有助于增强贸易背景可视度、降低交易成本，但国内商业银行普遍没有将供应链金融有机整合到这类平台之中，由此带来贸易环节和融资环节额外的割裂成本［1］。因此，SCF 管理机构必须在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银行之间搭建起资金流信息沟通桥梁，从而能够最终实现 SCF 模式中信息流通状态的Pareto 改进［2］。

目前，国内外大部分学者倾向于研究供应链金融中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协调发展以及对资金流的控制等方面。其中，Xiang Min［3］分析了基于Stackelberg主从博弈论，对分散型供应链的信息化建设融资进行研究，并提出信息化建设的融资模式。李广明［4］ 针对农产品供应链信息系统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的需求、普通技术在服务提供和选择方面缺少灵活性等问题，提出了基于SOA架构的农产品供应链信息系统模型，并对实现该架构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林飞 等［5］论述了第三方物流作为供应链融资中控制风险的关键要素，较好地解决了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向荣［6］构造出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的整合分析模型，该模型包含企业外部环境系统、公司治理系统、企业管理系统、企业信息系统四部分。

2 供应链金融资金流整合平台

2.1 构建供应链金融资金流整合平台

基于系统科学与知识科学理论，“整合”一词的内涵不仅仅是“综合”，而且包含系统多方面要素的整理、协同、综合、系统化、集成、融合等含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信息的存量和流量显著增加，因此，信息流整合将是指组织不同来源、不同载体、不同内容、不同形态的信息，按照其本身所具有的规律通过新的排列组合、交叉和创造，实现信息的应用、传递、创新和共享的过程［7］。

因此，本文提出创建供应链金融资金流整合平台，如图1所示，该平台主要整合银行的资金流管理系统与第三方物流监管公司的资金流系统，建立三类目标客户体系：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和银行（既是目标客户又是供应链金融信息流整合平台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通过Internet技术进行整合，突破信息壁垒，达到使各层级信息流能够在目标客户群中畅通无阻、透明地获取、传递、转化、应用和创新。同时，供应链中所有企业的资金流在“资金流整合平台”中集成或流转，资金流由银行进行管控，传递发生在核心企业和上下游的中小企业中。

2.2 整合模式

市场竞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而是转向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各行业利润率趋向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前提下，企业增加利润的途径逐步由外延式的规模扩张向内敛式的精益管理发展，在行业利润率趋同的趋势下，如何提高实物与货币的周转率成为决定企业利润率的关键。而精益管理的核心是提高四流（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效率，体现在企业财务指标上就是：资本（规模）×行业平均毛利率×周转率（实物、货币）。而信息不对称则是造成目前资金流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在零售行业中，零售企业和上游供应商为了保证不断货，都要设定安全库存，无形中形成了两个安全库存量，商品实物的周转率大大降低。

因此，核心大企业与上、下游中小供应商及银行之间需要及时的信息沟通，从而提高资金流的使用效率，最终在资本（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实物与货币的周转率，为参与各方带来更大的利润。因此，本文提出创建的供应链金融资金流整合平台集成了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核心企业、第三方物流监管公司以及银行等各个主体，在这个系统中，企业不仅可以向上游节点企业提交订单，还能对下游节点企业的业务请求做出及时的反应［8］。并且供应链金融资金流整合平台在供应链融资中控制风险的关键要素中能够较好地解决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供应链金融资金流整合平台使参与各方获益：

（1）优化业务结构，降低对存、贷款利差收入的依赖性。在为供应链核心企业提供一系列综合服务的同时，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2）优化客户结构，协助银行发展大量优质的中小企业客户，降低由于客户结构不合理带来的经营风险。

（3）通过供应链金融资金流整合平台，参与交易的相关企业在简化操作流程、减少失误的同时，各环节的停顿时间也大幅度降低，生产周期、存货周期得以缩短，企业的资金周转率、利润率将大大提高。

（4）大量、实时的资金流信息，为银行贷款评估提供依据，降低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的风险。

（5）提高银行货币的持有数量和使用效率，提高资金的周转率，减少占用资金，提供更多的可用来放贷的货币。

（6）银行深度介入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增强与企业的黏合度，摆脱低层次竞争，形成核心竞争力，为银行开发更多的，更加个性化的金融产品提供了机会、平台。

（7）简化资金流程通道，提高资金流效率，提升上下游中小供应商、合作伙伴管理水平，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核心企业的管理成本，进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核心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

3 实证研究

本文以A银行的供应链金融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并且实证此资金流整合平台能够在供应链金融中控制风险的关键要素，从而能够更好地解决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A银行与某大型钢铁生产企业BG合作构建了供应链金融信息流整合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BG的总产值规模达到1 000 000万元，比2010年增长了21％，产值比2010年增长了58％。通过建立BG供应链信息整合平台，提高了供应链上企业的效益，对于库存及库存周转率：

每年库存周转次数提高1次

总产值 ￥100 000

库存成本－25％ 25 000

库存投资－每年周转2次 12 500

库存投资－每年周转3次 8 333

库存降低 1 250

库存管理费用－25％ × 0．25

节约库存投资 ￥3 125

利润和现金将是： 提高的利润＝￥3 125

增加的现金＝￥12 500

4 结 论

供应链金融资金流整合平台将核心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以及银行信息系统进行模块化整合研究，集成了中小企业、核心企业、物流监管企业以及银行等各个主体。在此平台上，企业不仅可以向上游节点企业提交订单，还能对下游节点企业的业务请求做出及时的反应。有物流、融资需求的企业还可以通过该系统向物流公司和银行发出业务请求。通过该平台，银行能够清楚地掌握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的资金交易信息，从而为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提供授信。通过这个平台，参与交易的相关企业在简化操作流程、减少失误的同时，各环节间的停顿时间也大幅度降低，生产周期、存货周期得以缩短，企业的资金周转率、利润率将大大提高。此外，银行对交易信息的了解也大幅降低其贷款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深圳发展银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供应链金融”课题组．供应链金融――新经济下的新金融［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2］M Ozbilgin，M Penno．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Operational Strategy： Financial vs． Operational Success［J］． Management Science，2005，51（6）： 920－931．

［3］Xiang Min，Yu Liting． Financing for Information－based Construction of Decentralized Supply Chain Based on Stackelberg Game Theory［J］．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2011（1）：821－824.

［4］李广明． 基于SOA的柔性化农产品供应链信息系统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25）：14129－14131．

［5］林飞，闫景民． 供应链融资模式下第三方物流消解信息不对称研究［J］． 金融发展研究，2010（11）：13－16．

［6］向荣．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区别、联系、系统整合与互动关系［J］．商业研究，2002（1）：85-87．

第8篇：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

一、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共通意义空间

人类通过象征性社会互动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社会互动的过程就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就是彼此意义分享和交换的过程，也是相互达成共识的过程。然而在传播过程中要“达到意义交换，交换双方必须要有共通意义空间的存在。”①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互动传播得以成立的前提。共通的意义空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招来误解”②；二是“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③。由于受到语言、文字、地域等多样化条件限制，每个个体或者民族的意义空间不会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共通意义空间（如下图所示）的存在，使得个体或者每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可能。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屈辱史。中国近百年历史也是中国寻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史。在寻求民族解放和独立过程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但是，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过程。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④经过几千年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各民族单位的共通意义空间不断拓展，逐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首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离不开对汉字符号及其意义的理解、掌握和使用。中华民族家园“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到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⑤，就是这块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的物理空间。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经济、政治等往来需要促使了先秦各民族之间文字符号借用和兼用现象出现。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从秦汉到明清各民族语言符号互学已经成为一种实际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汉语言间的影响已从词汇层面扩展到语音、语法层面”。⑥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之间语言符号相互借用是非常普遍的。“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并不具备精确的表音功能，这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⑦汉字符号以其独特优势被各民族所共同理解、掌握和使用。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作为中国56个民族共同财富的汉字符号“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尽管饱经沧桑，却能同舟共济，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⑧在共通意义空间建构方面，文字符号的统一是各民族得以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华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生活经验，进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⑨，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伴而生，又与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空间紧密相连。中华民族所依托的生存空间西部是帕米尔高原、西南是青藏高原、北面是广漠、东南是大海。这样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华民族很难受到外部影响，在“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⑩内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单元南北和东西跨度较大，造就了农业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和狩猎文化等多元区域性文化。中国各民族在相对独立而内部自成体系的生存空间里就可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共通意义空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是中国各民族生活经验分享的结果，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第三，统一的文字符号与共享的社会经验和交融的中华文化之间互为因果。文字符号不仅承载文化，更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在共同生活的家园里，有些少数民族除了使用本民族文字符号，还使用其他民族文字符号。汉族主要使用汉字符号，有时也会使用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的统一促进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同时，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促进各民族之间互相借用彼此文字符号，从而促进了文字符号的统一。文字符号统一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生活交往交流交融所决定的，也是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所决定的，更是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所决定的。

二、交往交流交融的途径：建构互动空间

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由于语言文字的使用、等因素，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存在高度集中现象。新疆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人口的分布格局为“以天山为界，南疆以维吾尔族聚居为主，北疆以汉族聚居为主；哈萨克族主要聚居于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的边境县市”。􀃊􀁉􀁓根据杨振等学者对2000~2010年新疆人口分布调查，维吾尔族人口高度集中于南疆三地州的县域，哈萨克族人口高度集中在新疆北部。维吾尔族人口和哈萨克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集中连片；汉族人口与回族人口则是在天山北坡经济带与北疆西部地区高度集中，汉族人口与回族人口集中程度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和哈萨克族人口分布，呈现出不连续的分布状态，分散分布较为明显。􀃊􀁉􀁔新疆各民族这种集中现象导致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在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进而导致文化空间隔离、心理空间隔离，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空间隔离容易造成信息闭塞，从而被疆内外分子利用。疆内外利用活动和歪曲社会事件造成各民族之间的心理隔离、社会隔离和空间隔离。空间的隔离不利于共通意义空间的建构，不利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因此，建构互动空间是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也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2014年，提出通过“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为新疆各民族群众创造你来我往，我来你往的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和共享的社会条件。生活在共同社区的各民族群众可以协同做事，相互学习，共同参与文化娱乐活动，实现共同分享新疆稳定团结的幸福生活和“一带一路”发展的成果。幼儿园、中小学及高校实施民汉合校、民汉合班、民汉合宿等形式，让各族青少年从小到大都一起玩、一起学、一起生活、一起成长。通过建构互动空间，实现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实现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

三、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

第9篇：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

制定“大汽车、大产业、大服务、大广州”的战略思想，把广州建成东方的底特律。通过创建“三大流通体系”，建立“五级服务网络”，构筑“六大功能平台”，开辟“九大专业流通市场”，创建“八大产业园区”，发展“四大汽车新城”，打造广州汽车产业的三大核心竞争力，即“基石竞争力”（底部）、“砥柱竞争力”（中段）、“价值竞争力”（上端）。

“基石竞争力”——它包括“四力”，即“汽车全产业战略格局的构建力、全产业业态的运营力、全产业链平台的联动力、全产业生态圈引导力、领导力”，它是实现“大汽车、大广州”战略目标的基础。

“砥柱竞争力”——通过汽车全产业运作，提高汽车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遵循汽车产业主流价值规律，紧扣汽车产业新政大趋势、推动汽车产业真正成为广州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价值竞争力”——在广州“大汽车、大产业”的平台上，实现资源整合、资讯共享、资本共赢，让汽车产业价值得到最大化释放及可持续增长。

通过“大流通”、“大服务”及三大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实现广州汽车产业的全面升级及可持续发展。

一、合理规划、统一布局

1、创建“三大流通体系”：分为“小流通”、“大流通”、“全流通”三大体系。

“小流通”——汽车产业链专业模块内部的联动、交易，主要通过各专业市场实现；

“大流通”——汽车全产业链各业务模块的联动、交易，主要通过汽车综合服务贸易

园实现；

“全流通”——汽车产业与关联产业的联动、交易，主要通过汽车产业城实现；

同时，三大流通体系里可分为“实体流通“和”虚拟流通”（电子商务、物联网等）两大类。

2、建立五级服务网络

设立“区级、市级、省级、部级、国际级”服务网络，目前广州的汽车流通服务网络大多停留在区级、市级层面，具有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的汽车流通服务网络尚未形成。因此遵循调整优化滚动发展逐步升级换代的原则，构筑具有竞争力的服务网络。

3、构筑六大功能平台

根据发展规划思路，我们确定了汽车流通服务产业相应的功能定位，“科技、金融、教育、交流、消费、体验”等方面，构筑六大主要功能平台：

1）汽车与文化结合—构筑“汽车文化原创内容输出传播”平台，通过在音乐、影视（动漫、游戏）方面的创作制作，培育本土先进的汽车原创文化，或引进国外相关的汽车文化元素（“汽车总动员”、“赛车总动员”知识产权）等。

2）汽车与科技结合—构筑“科技创新运用平台”，开展“环保汽车、智能汽车、智能交通系

统设计等等工作。

3）产业与金融结合—构筑“金融孵化交易平台”

打造“金融基础服务平台”助推产业链发展：创建汽车全产业链等综合服务以及相关衍生产品开发等为产业链各个流程都提供金融服务的综合性基地，为完整的汽车产业链输出金融资源，打造一个服务功能全面的“汽车人才、汽车产业”的孵化平台。

打造“知识产权保护交易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率先在全国开创产业“知识产权发展保护”新模式，通过创建“国家汽车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实现与“广州高新金融示范区”的平台融通，有效整合各地现成的知识产权资源和资本力量，有力带动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区域知识产权与各类资本的有效对接，实现区域知识产权资源更优化的配置，为建设创新型产业集聚区提供核心支撑，创建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投融资服务平台、知识型企业、创新型产业孵化平台，知识产权信息平台，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将产业成果市场化、贸易化、国际化，促进国家汽车产业升级。

充分发挥相关知识产权服务公司的优势，采用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方式，以知识产权、债权、股权等各类知识产权为交易对象，依法开展政策咨询、信息、产权交易、项目推介、投资引导、项目融资、信用评级、交易担保、权益评估、并购策划中小企业的辅导与上市等“一站式”配套服务，为各类知识产权流转提供交易平台及专业服务。

打造“投融资专业配套服务平台”促进产业腾飞：以汽车企业为主体、资本为纽带、名牌产品为龙头，通过联合、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等方式，组建一批骨干企业，提高其研发和营销能力，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着力培育一批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主业突出、综合竞争能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积极建设一批产业研发基地和产业集聚区。

“认真贯彻执行广州的相关政策，建设集生品研制、人才培养、资金借贷、上市辅导、财富管理、支付结算、信息”为一体的“投融资专业配套服务平台”，在充分利用好“政府扶持基金”的基础上，引进、成立专业的投资基金，并充分运用金融信贷的杠杆（如股权、私募基金等），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投融资服务，为汽车生产研发、服务贸易等相关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并提供一系列上市辅导、资本运作解决方案。为入驻的企业提供一系列专业配套的投融资服务。

4）产业与“教育、培训、就业”结合—构筑“教育培训就业平台”

全方位打造汽车产业链教育培训就业平台，具体叙述如下：

创办“汽车产业人才教育培训中心：建立汽车产业人才库，引进、培养高端汽车相关人才。此外，积极与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及汽车集团展开合作，创办汽车人才教育培训中心和教学实习就业基地，培养本土优秀人才，并为其提高施展才华的空间，为国内外汽车行业输送大批优秀人才。

创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实习、就业基地”

5）汽车与“公共消费服务”结合—构筑“公共文化消费服务平台”

汽车博物馆汽车广场（汽车主题公园）汽车网络天地酷车小镇

汽车文化研究与群众汽车活动相结合创立汽车衍生品交易平台

创立“广东省汽车产业发展促进会”

6）汽车与交流、展示、贸易结合—构筑“交流展示贸易平台”

创立国际汽车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心：为广州汽车原创文化与国际汽车创意文化提供传播、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包括与港澳地区汽车业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请进来”或“走出去”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汽车文化，让中国汽车文化走向世界，同时也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汽车创意产业输送国际先进汽车文化的血液和养料。

创立汽车产业推广中心

创办国际汽车名品颁奖盛典

举办颇具国际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展会

4、开辟九大专业流通市场：根据汽车产业链的服务板块，分设“汽车销售（新能源环保汽车）、汽车金融、汽车置换（二手车交易）、汽车租赁、汽车维修（美容、保养、改装）、汽车用品（汽车电子、汽车环保产品）、汽车文化（俱乐部）、汽车回收、公共交通”（智能交通、路政设施、工程设备）九大专业市场等。特别是重点兴建“公共交通设施专业市场”和“汽车回收专业市场”，加快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业发展，实现汽车可持续消费，创建绿色消费的渠道。一是完善报废汽车回拆解网络。二是推动回收拆解行业结构优化。三是提升回收拆解行业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推动升级，充分利用拆解新工艺、新技术大力推广机械化和精细化拆解。

5、创建八大产业园区

在全市各区建立相应的“汽车产业园”、“汽车科技园”、“汽车贸易园”、“汽车服务园”、“汽车物流园”、“汽车生态园”、“汽车文化园”、“汽车生活园”。

1）汽车产业园

基础产业：汽车研发、生产、销售、金融、维修、租赁、置换、汽车文化等基地等

创意基地：汽车创意总部基地、办公楼，吸引汽车产业链各企业、机构入驻。

2）汽车科技园

研发中心（自主品牌发动机及节能环保车型研制中心，吸引奇瑞、红旗、长城、吉

利、比亚迪等民族品牌入场）

知识产权管理与交易中心

智能交通系统示范基地

筹建广州（国际）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3）汽车贸易园

出口贸易、来料加工、保税区等

4）汽车服务园

汽车超市、维修中心、养护中心、租赁中心、金融超市、精品超市、交通基础设施超市、电子商务中心、汽车电子产品免税商场、知识产权事务所、车管所、检测站等等。

5）汽车物流园：物联网技术研发、物流网络建设及管理、物流配送

6）汽车生态园

汽车绿道、汽车赛道、汽车公园、汽车小镇、汽车新城等，开展汽车工业旅游。

7）汽车文化园

汽车主题园：（汽车电影院、博物馆、儿童职业驾校、汽车影视动漫乐园、汽车旅馆、

汽车酒店等）

汽车展览

汽车俱乐部（自驾车游）

汽车文化地标（景观）

8）汽车生活园

汽车公寓、学校、商场、娱乐中心等等

6、发展四大汽车新城

充分依托汽车制造产业基地，分别在花都区（东风日产）、南沙区（广汽丰田）、黄埔区（广州本田）、增城市“北汽”建立四大“广州高新汽车产业城”。广州的东部地区是以本田为依托的东部汽车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汽车制造（包括维修设备生产服务基地）及后市场服务基地。增城则大力发展自主品牌汽车生产制造及零配件生产基地。北部花都汽车城和南部的南沙开发区，分别以东风日产和丰田汽车为核心发展整车、零配件、汽车贸易、研发与教育的汽车产业集群，花都定位为“汽车旅游生态文化”基地，南沙以及番禺作为汽车综合服务贸易园区；广州白云区发展汽车零部件自主研发为特色的科研基地。大力推进四大汽车新城建设，争取建成“国家汽车产业基地、零部件产业基地、自主品牌汽车产业基地、汽车文化产业基地”。

现阶段先以产业配套、基础扎实的“花都产业基地”作为试点，创建“全流通”类型的“高新汽车产业生态城”。在总体规划和筹建上力求体现“生态化、智能化、人文化、产业化、现代化、都市化、休闲化、娱乐化和主题突出”的花园式特点，将汽车产业融入传统的集约式综合服务贸易行业的管理当中去，并与电子商务有机结合，构筑“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消费链”、“价值链”等产业核心竞争链条，主要体现“生态、智能、人文”，具有一站式的服务配套性、系统的内生增长性、综合经济的辐射力、带动力。实现汽车综合服务园区智能化、信息化管理，真正实现“衣食住行游玩购学”一站式全程服务。

在其他三大汽车基地，则通过发展与汽车研发生产直接相关的服务性产业，以“发展服务产业”的方式实现“产业自我服务”，加强“生产性服务”配套，为汽车制造业服务，充分释放资源价值。

“生产性服务”包括产业类、支撑类、文化类服务三种：

产业类服务：包括汽车金融（贷款/车险）、汽车销售服务、汽车后市场服务、汽车行业资讯/商务等。

支撑类服务：包括人才培训服务、IT服务、其他专业服务（物流、咨询、法律、知识产权）等。

文化类服务：包括汽车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文化构建。

同时，加强“汽车通讯服务”及其支撑产业的发展，其是汽车服务产业的核心，扶持培育一批有实力的地图数据提供商、应用开发服务商、内容信息提供商。加强汽车工程服务外包及辅助产业的发展，包括汽车概念设计、汽车造型设计、汽车工程设计、相关软件支持，其今后的产业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7、培育一批上市公司：

在“汽车销售、汽车维修、汽车置换、汽车金融、汽车文化、汽车租赁”等服务领域，培育扶持一批有实力的企业上市。

二、因地制宜、聚合优化

因地制宜，完善汽车营销和服务体系。首先推动汽车营销网络合理布局。目前有点地方网点过于集中在市区，经销商多数为4S店模式，有必要加快汽车流通网络建设与商业城市的网络规划，优化汽车营销网络合理布局。鼓励在城郊有序地发展综合服务园区，健全服务业态及功能，满足不同消费程度的消费群体。

第一阶段（1-2年）：主要实现“点、线、面”的调整优化，将“零散的4S店、城市展厅、汽车大道、汽车专业市场、汽车产业基地”激活，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产生聚集效应，在进行重新规划定位“联网”时，疏导一批，创新一批，孵化一批做大

第二阶段（3-5年）：推进资源拓展与产业实体整合，完善产业服务平台，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国际影响力的汽车服务产业高地。

三、产业搭台、文化唱戏

利用广州成型的产业基础，拓展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汽车文化活动，包括“会展文化”（利用每年一届的广州国际车展）、消费体验文化（利用全市的各级汽车产业服务网络）、生态旅游文化（开展汽车工业旅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