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精选(九篇)

第1篇：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

一、哲学研习对于中学生社会意识形成的意义

1. 哲学是中学生社会意识形成的老师

高中学生处于社会意识的形成阶段，研习哲学对于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以及如何处理好自我与自然以及自我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意义重大，这便是所谓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哲学教导学生的不仅仅是认识事务，认识问题，更多地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判断逻辑，在学生社会意识形成阶段，教导学生如何明是非，辩真理，如何明智慎行。

2. 哲学的思维逻辑是其他学科学习的基础

哲学在学生眼里往往等同于“柏拉图”。社会上甚至存在对于“不理解的事物即为哲学”的调侃。当然，不少哲学上颇有造诣的哲学家将哲学定义为一门追求智慧的学科。因为它的起点是督促人们进行不断思考，由最初的思考自然，到关注人类社会以致人类自我精神世界的探索。它促使人类蒙上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心去感受世界，用大脑去认识世界；教导人们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它的渊源所在；教会人们学会看清来龙，弄清去脉，把握规律，预见未来。可以这么说，现代各类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思想精髓的影响。就用当下最为人们吹捧的经济学科来说，哲学的历史观、人性观、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无处不在。

3. 哲学促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的学习精神过多的集中于应付各类选拔、评选类考试。知识体系结构单一，思维逻辑简单，思想状态固化，对教师对课本的依赖性日渐严重。这本身并不是教育的目的与意义所在。在主席和总理倡导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新经济时代，固化的思维逻辑无疑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哲学恰好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批判力以及敢于质疑、敢于说颠覆的勇气。

二、激发学生研习的兴趣

兴趣意味着质效。即在学习过程中，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往往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这里所指的兴趣培养是排除学生因个体因素产生的兴趣爱好，从加强供给侧入手，增强课堂趣味性以激发学生兴趣。

1. 使课堂教学讲义平实化

学生群体将哲学等同于“柏拉图”无非基于以下几点，第一，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先哲之一；第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早期哲学，思想内容抽象，晦涩艰深，难懂难理解，以中学生的理解能力是难以踏进苏格拉底、柏拉图似的精神殿堂。这就对于哲学的教学者提出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即在哲学教学过程中，必须针对中学生的实际理解能力进行教学讲义制作，深入可以，但必须浅出。例如，在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念体系中，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课堂讲义时，可以列举身边的实际例子进行讲解，什么是理念世界，而什么又是现象世界。而柏拉图认为的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区别在所列举的实例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如此便实现了化抽象为具体，这是讲义的第一个阶段，将理念落地，实现浅出；但是教学毕竟不是讲故事，教学是为了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把握事物的规律，学会归纳与演绎，因此教学者在使学生明白是什么之后，还需要深入进去引导学生认识事物背后的逻辑与规律。

第2篇：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

关键词：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43-02

一、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为甘肃转型跨越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鲜明的党性原则。它不仅要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又涉及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认识的方法论等问题，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不仅以研究和传播社会科学知识为己任，同时还发挥着特殊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动摇是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灵魂，决定着文化建设发展的性质和方向。甘肃是国家安全的战略纵深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通道区、生态保护的战略屏障区和全面小康的谷底区。甘肃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趋势，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相互激荡尤为明显，尤其在当前阶段，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其中社会公平、扩大就业、完善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在甘肃省更是面临着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分裂主义分子的干扰和破坏，社会管理问题，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在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帅作用。哲学社会科学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的主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有利于我党和各个地区牢牢把握前进的方向，它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助推器，事关国家安全，事关整个西北地区的安全，事关构建社会和谐，事关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及其生态文明建设等的战略利益。只有加快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统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想，才能有效引导民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处理各种矛盾，及时、果断和准确解决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错误倾向，事关政治是非的重大问题或相关的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等，从而努力构建甘肃社会和谐有序，确保国家安全稳定发展。

二、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是提升甘肃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当前是彰显文化的时代，GDP速增中，文化的作用日益突出。文化越来越成为评价百姓的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尺。文化软实力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它日益成为全球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扩大影响力，提升话语权，赢得主动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即便现代化建设起步比较晚，即便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处于不利地位国家和民族一旦有了先进文化，就能形成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凝聚力、影响力和创造力，奋起直追，后来居上。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这是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标志着我党从国家战略高度对文化建设的新认识、新概括，这也为各省各地区提出文化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落后于发达地区的甘肃要想在区域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的同时，促进文化软实力整体水平的提高。哲学社会科学是打造和铸就国家和区域软实力的基础力量，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和繁荣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是提升甘肃省软实力的主要引擎，只有发挥社科理论工作者的思想库作用，开发软实力资源，把社科界的人才优势、科研成果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物质财富，为甘肃的转型跨越进程提供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和社会协调能力，为生产力的增长提供最佳的社会环境，甘肃省的软实力才能真正提升。通过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致力于科技、制度和品牌创新，加快文化软实力向经济硬实力转化，提升经济发展层次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为实现甘肃科学发展、富民兴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现今，甘肃省进入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开辟新局面、迈上新台阶，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更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更深厚的智力支撑。建设民主法治、生态文明、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美好新甘肃的进程中，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不断提供丰富的知识和发挥教化的作用。要在甘肃建成民主法治、生态文明、社会和谐的现代化社会，不仅要有快速发展的经济，还要有对文明进步的追求。这意味着甘肃省，到2020年与全国一道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发达，这也彰显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报告更是明确地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同时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创新体系建设。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五大建设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甘肃省是文化建设和精神生产落后的省份，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而衡量文化强省的标准既要有收入倍增、物质极大地丰富，还在于精神大发展大繁荣。这就决定了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必须大力抓好文化建设和精神生产，创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抓经济和文化应当“两手都要硬”，抓自然科学和抓社会科学也应“两手都要硬”。建成幸福美好新甘肃必须要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偏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发展教育和科学，繁荣文学和艺术，营造良好文化环境，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民众符合时展的创造思维和人文观念、提升民众参与竞争能力，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功用。新时期全省只有切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全省民众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中获取了思想营养和精神动力，才能进一步弘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优良传统和陇人品格，让每一个生活在甘肃的民众了解甘肃、理解甘肃、热爱甘肃，树立坚定信念，形成统一思想和坚定意志，凝聚党心民心，激发全省人民建设文化强省的热情和斗志，发挥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努力发出甘肃声音，提升甘肃形象，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3篇：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

关键词：地方　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

近年，党中央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视，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指导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仍普遍存在。二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机制尚未形成。中央出台的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精神很深刻，但具体实施意见还需地方配套。而各级地方党委往往照抄照搬，缺少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从地方实际出发，能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实用性的实施意见，影响了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实和基层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合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规律的创新机制，包括经费投入、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学会工作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学会工作主动性不强，学会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社科活动的质量有待提高，内容有待拓宽。此外，对新形势下的社科普及工作新办法不多，创新不够。

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一)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发展。要高度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教育人的工作。要切实推进“+代表”重要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把普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作为科普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使哲学社会科学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使哲学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社科民主，鼓励自由平等讨论，鼓励不同学派、不同社科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这是探索真理、发展科学、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贯彻“双百”方针，要注意区分社科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社科研究没有禁区，政治宣传要有纪律。根据这一原则，可以创办少量类似“内参”性质的社科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学者们对某些重大而又敏感问题的各种见解，作为向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各种意见的渠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这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组织创新，往往从个体创新开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要注意把创新研究的整体协调与自我个性张扬有机结合起来，珍重个性和个性化研究，使个性化研究成果得到尊重，纳入集体创新之中，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通过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做到尊重人才、聚拢人才、人尽其才，使“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运行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四)牢记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的源泉

作为认识社会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离开社会实践，也就毫无存在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理论创新成效的唯一尺度。只有注重实践的理论研究，才能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社会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进行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才能对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回应及对具体问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明确方向

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十四个如何”，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须探索、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重大课题。问题明确了，就要集中各领域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研究者的智慧，联合攻关，以求取得实质性突破，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的绩效。

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机制创新

(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机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各高等院校、党校、研究机构要各司其职，各展优长，形成合力，构建起理论创新的良好运行机制。这一机制应体现两大功能。

第4篇：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page_break]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第5篇：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

【关键词】激发兴趣，巧设导语，理解原理，融会贯通，增强实效，扩大容量

哲学是整个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最难上的课，因为哲学的原理非常抽象。在长期的哲学教学实践中，我发现正确、合理、适时、灵活运用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多媒体手段，能将教学信息转化为鲜明的视觉、听觉形象，从而实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

下面我就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于哲学课堂谈一些体会。

1.激发兴趣，巧设导语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这句话就是对课堂导入重要性的概括。教师要想迅速提起学生对课堂的强烈兴趣，必须精心设计导入语，快速集中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们强烈的求知欲、探究欲，引导学生的思维进入课堂。如果在这个阶段教师能做好导入，就可以为整节课的学习搭建一个平稳的平台，为学生架起一座新旧知识交替过渡的桥梁，也可以沟通师生情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我依据学习内容的不同，利用多媒体选择合理的课堂导入法。其目的是巧妙设置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教学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思维创造力，探索问题，进入新课的学习。如，在学习《运动是物质固有属性》一课时，先一起观看寓言《刻舟求剑》的动画片，用这种导入方式为学生即将学习的“分析运动和静止的关系”作好铺垫；在学习《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一课时，先通过多媒体给学生看一幅漫画，内容是农夫和秀才的对话：“不会耕田，怎让下田”，“不让下田，怎会耕田”。通过这幅漫画引导学生分析：实践比认识更重要，要学会耕田，只有真正地下田。由此导入新课“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从而唤起学生的求知欲。

2.理解原理，融会贯通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方法论的学说是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教学内容有许多抽象的概念原理，对于初学哲学、人生经历和生活积累较浅的高中生，普遍反映哲学理论空洞、抽象、单调、乏味。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因此，教师必须根据哲学课自身的特点，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多媒体生动性、直观性、形象性及感染力很强，可以通过声、形、色、画，刺激学生的各个感官，诱发他们的好奇心，并主动调动自己的各个感官参与学习。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启迪学生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深化学生对教学原理的领会和掌握，提高其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以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我通过多媒体播放时政热点、寓言故事、漫画、诗词、俗语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道理。国际国内时政，把鲜活的时政有机地引进政治课堂，必然会大大增强政治课的时代感和实践性，以弥补教材某些内容的滞后性。既有助于学生了解最新的国内外动态，深化理解教材的知识点，也使他们在不断的探究中对当今世界有了更科学的理性认识，为日后步入社会提供良好的条件。如我在讲“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我先展示白岩松的主张“中国人打一场新型抗日战争。”后播放《日本购买》最新视频。同学们观看得非常投入。有的同学表情凝重，有的同学慷慨激昂，有的同学义愤填膺……并情不自禁地陷入深深地思考之中。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方式也深得学生的喜爱。学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加深了对教材基本理论的理解，并从中受到感染和教育，提高道德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生学习政治课的热情，从而较好地完成政治课的教学任务。

3.增强实效，扩大容量

多媒体采用图形交互界面，窗互操作，可按要求选择内容、控制节奏，投放随机练习，及时反馈学习信息。训练形式可以灵活多变，训练内容也可以丰富多彩。真正做到教学信息的双向交流，培养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增强运用哲学原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实效。

第6篇：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

哲学中关于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研究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影响也日益广泛。它一方面使传统的哲学问题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又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对我们世界观重新概念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生成许多有意义且重要的成果。最近，这个新领域又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有的追赶时髦的术语(例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计算机哲学”)，而大多数则表达了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计算哲学”“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与哲学”、“计算与哲学”。本文则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名称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其理由在第五节详细讨论。本文第二、三、四诸节则分析导致信息哲学问世的历史与概念过程。其结果支持以下两个结论：第一，人工智能哲学是不成熟的范式，但它却为信息哲学的问世铺平了道路。第二，信息哲学在概念创新和正统哲学之间达到了一种辨证。第五节介绍和探讨了信息哲学的定义。第六节总结了本文的主要成果并指出，信息哲学被解释为新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如何成为可能，尽管不是从一种常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视角出发。本文的所要辩护的观点：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a)它代表了一个独立的领域(独特的话题); (b)它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 (c)它能够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2、人工智能哲学是信息哲学不成熟的范式

纪德(Andre Gide)曾写道，发现新大陆要以很长时间见不到海岸为代价。为了寻找新大陆，斯洛曼(Aaron Sloman)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在他恰如其分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这部著作中，他的猜测有以下两点：

1、 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

2、 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他的预测结果并不精确而且过于乐观，但却远非没有道理。

斯洛曼并非孤军奋战。其他研究者曾正确地察觉到，由信息与计算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科学，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这便是所谓的“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转向”。然而，与斯洛曼一样，他们似乎也被这场变革的特殊性质所误导，而且他们也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学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图灵(Alan Turing)于1930年代便开始发表他的那些开创性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控制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系统论、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还是相继吸引了一些来自哲学界的重要注意力(尽管它们是间歇性的)，尤其是关系到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因此，它们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和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更不用说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样的研究者所预见的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了。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见到人工智能如何被视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它如何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方法。

自从图灵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以及195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问世以来，在计算科学家当中，人们对心智理论概括具有相当大的兴趣。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之中也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意识，计算机的出现已经(通过提出新的需要考虑的理论立场，至少是反驳的立场)决定性地改变了哲学的论辩。

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马，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计算机的与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学的城堡。然而，直到19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依然不成熟而且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无论这么说，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没有准备妥当。因此每种因素都需要简述一下。

与其他智力事业一样，信息哲学与三种领域相关：话题(事实、数据、问题、现象、观察等)；方法(技巧、手段等)；理论(假说，解释等)。一个学科若想在上述一个领域以上同时进行创新，则属不成熟，因为这样做便使之与一般领域的常规和连续演化的线索突然断离。看一下斯洛曼所作的那两点预测便可证明，这一问题恰恰发生在信息哲学作为人工智能哲学的早期形态。

信息哲学不可避免的交叉科学性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其意义的及时承认的前景。即便是现在，许多哲学家仍满足于考虑信息哲学所讨论的话题，仅仅是值得引起英语系、大众传媒系、文化研究系、计算科学系或社会学系(就举这几例吧)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信息哲学需要习惯于就跨越文化与科学边界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哲学家，而寻找这类哲学家并不容易。常常是这样，人人都关心的恰恰是无人问津的行业，直到信息社会的最近发展之前，信息哲学被视为处于多个十字路口，其中即有技术事宜的，也有理论问题的，还有应用问题的以及属于任何人自己专业领域概念分析的等等。信息哲学被认为是跨学科的，就像控制论或符号学那样，而非交叉科学的，像生物化学或认知科学。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个话题。

即便信息哲学不是那样的不成熟或不是如此具有所谓的跨学科性，哲学界和科学界基本尚未对其重要意义做好评价的准备。尤其在语言哲学(逻辑实证论者、分析哲学家、常识哲学家、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解释学家、实用主义者)中，有各种各样的强研究纲领，它们一方面吸引了大多数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另一方面则保持一种相当具有刚性的议事日程并几乎不去促进可供选择的范式演变。主流哲学不可能不是保守的，这不仅是因为价值和标准在哲学中通常要比在科学中更不稳定和更不明晰，因此对其构成挑战也就愈发困难，而且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四节将更详细讨论的那样)取得文化上占强势地位的背景常常是以牺牲创新性或非常规方法为代价的。因此，像丘奇(Church)、香农(Shannon)、司马贺(Simon)、图灵、冯·诺依曼(Von Neumann)或维纳(Wiener)这样的思想家，基本上均被遗弃在传统教规的边缘。不得不承认，计算机转向对科学的影响来得更迅速。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具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均是首批察觉到新范式涌现的人。尽管如此，斯洛曼的“计算机革命”还是要等到1980年代才成为一种跨越各门科学和社会背景的更为广泛和普及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信息哲学的演变创造出正确的环境。

建造成首批大型计算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涉及创造、动力学、管理以及信息和计算机资源利用诸问题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先进社会和西方文化还是要经历一场数字通信革命，才能完全意识到新范式的根本新颖性所在。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曝露在如此异乎寻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全方位渗透、灵活性以及强大的力量已经使信息与通信技术上升到具有时代特征技术的地位，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修辞上，甚至在意符上均是如此。计算机将其自身呈现为一种在文化上得到定义的技术，并且成为新千年的一种象征，它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远远超出中世纪的磨房、17世纪的机械钟表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织布机和蒸气机。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其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当下最具战略意义的因素。毫不夸张地说，最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是靠信息过活的，而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便是使之不断增氧的机器。然而，所有这些深奥的和非常有意义的转变在20年前几乎还看不到苗头，那时大多数哲学系会认为信息哲学所谈论的话题对研究生而言是不恰当的专业领域。

由于过于超前，而且其创新对大多数职业哲学家过于大胆，所以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可供选择的领域之间摇摆不定。它一方面生成许多有意义但又有限的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和计算机伦理学——常常与其知识背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收，后来人们意识到信息哲学是一种计算机的和信息的理论方法，它不同于诸如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心智哲学等传统话题。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涌现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信息哲学涌现的历史背景

人们常说，思想是“缥缈”的。这句成语的真正含义大概是这样的，在任何学科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这个阶段之前，哪怕是思维最敏锐的人也察觉不到。

空想家的日子过得挺艰难。如若没人追随，他们就不会发现新大陆，在那些裹足不前, 仍住在洞穴里的人的心目中他们不过是走丢了。第三次与计算机相关的革命(因特网)要求全新的一代具有计算机修养的学生、教师和研究者，社会组织实实在在的变化，文化和知识界的根本变革以及哲学圈各个方向存在的普遍危机，所有这些因素均呼唤着新范式的涌现。到了1980年代末，信息哲学终于开始得到承认，认为它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创新的领域，并非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也许有必要回想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82年，《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将个人计算机评为“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APA)创立了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PAC)。同年，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元哲学》(Metaphilosophy)的主编——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Computers and Ethics)的专号(Bynum 1985)，这期杂志“迅速成为在该杂志历史上卖得最火的一期”(Bynum 2000，亦见Bynum 1998)。首次由计算与哲学(CAP)协会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

其日程大都致力于逻辑软件的技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CAP年会的主题已涵盖计算与哲学的所有方面。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学成为东道主(自CAP网站)。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怪诞、难解、跨学科或与哲学不相关的了。像算法、自动控制、信息、反馈或符号表象等概念或过程；像人机互动(HCI)、计算机为中介的通信(CMC)、计算机犯罪、电子社区或数字艺术等现象；像人工智能或信息论这样的学科；像人工助理的本质、虚拟环境中个人身份的定义以及虚拟实在的本质等问题；像由图灵机所提供的模式、人工神经网络以及人工生命系统等……这些仅仅是在日益增长的话题中任选出的几个例子，这些话题越来越被视为新的、具有紧迫意义的和学术上可接受的。信息的和计算机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hermeneutic devices)的隐喻，通过它便可解释世界。它们已经形成一种元科学(metadisciplinary)，具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

1998年，《数字凤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这部文集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幅标题《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拜纳姆和摩尔(James H. Moor)承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情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机的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从教科书设定的距离上看，哲学是一个充满无休止的责难和各种异乎寻常主张的学科，就好像处于长期危机状态似的，这对学生是个打击。表象永远是这样，事实上，责难在思想强有力的动力中展开，主张则要求必要的深度，恰当的辩护水准以及它们全部的意义，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辨证。由拜纳姆和摩尔所强调的这种反思的辨证，在把信息哲学建设成一种成熟的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历史的一面。这便是它何以在概念上得到解释的。

4、反思的辨证与信息哲学的涌现

要想达到涌现和繁荣的目的，思想需要通过不断地赋予数据以意义来使它所处的环境有意义。因此，精神生活便是对原始语义空虚恐惧(horror vacui semantici)的成功反动：无意义(用非存在论者的话便是“尚未有意义”)的混沌威胁着要把自我撕成碎片，要把它淹死在自我视为虚无的异化的他者的深渊，而这种原初的湮灭恐惧则迫使自我不断将任何语义为空的空间填充上自我所能聚拢起来的任何意义，其成功程度与背景约束，数据以及文化发展所允许的一样。这种存在的语义化过程，或者说自我对非我(non-Self，用费希特的话)的反动，存在于事实叙事(个人认同、日常经验、社区特质、家庭价值、科学理论、常识信念等)的传承和进一步的阐述，维系以及提炼之中，这些东西在逻辑上和背景上(有时完全)受限于各种数据，同时也受到各种数据的挑战，所以它们需要适应这种状况并得到解释。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演变在观念上导向一种日益变化的、更加丰富和健全的世界架构。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它是四种概念挤压的结果：

1、叙事的元语义化(metasemanticisation)。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生产消费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的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居住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满监视和刀剑、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被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在可以预期的现在被预测和预先经历；而过去事件在可以重播的现在被寄存和再体验。充满无法仿效的事物和不可重复的事件的非人类世界愈来愈多地进入视窗，而人性则通过视窗售出。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实体”(information entity)，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辨证，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建构的实在概念化，其结果便是确立时间性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

正统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类型学而不是一种学术范畴，它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对创新普遍的抵制时，就是概念体系与生俱来的惰性。最糟糕的是它是制度化的哲学(institutionalized philosophy)，即社会语言学家称之为堕落的哲学家团体或小集团的内部“话语”。这种哲学将其自身展现为迂腐而且常常是偏执地依附于某种话语(教义、方法、价值、观点、作者的教诲、立场、理论或对问题的选择等)，这种话语由某一特定的集团(哲学家、学派、运动、思潮)所设定，它以牺牲其他选择为代价，这些选择被作为异类而遭到忽视和反对。它尽可能永久性地和客观地确立一种哲学概念和语汇的工具箱，使之适合于它的话语的标准(它特殊的主义)和该团体的研究日程。如此一来，正统哲学则偏爱哲学的职业化：学究厌恶业余的想法，他们热衷于成为职业人士。他们把自己称为带后缀-an的“学者”，并将-an这个后缀置于其他哲学家的姓氏之后，不论是Aristotelians、Cartesians、Kantians、Nietzscheans、 Wittgensteinians、Heideggerians还是Fregeans。某个被神秘化的创始人的追随者、注视者和模仿者，这些正统学者手中现成的答案比新的有意思的问题要多，因此他们逐渐地将某些教义应用到解决内部的难题上，将曾经是动态的研究领域重整化、体系化和工整化。正统哲学在元理论上是不批评的，因此它是令人放心的：基本的批判和自检不属于正统哲学话语，相反它有助于一个团体维系一种强烈的知识认同感以及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确保其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有效计划和实施。它是一个闭合的背景：正统学者倾向于为团体中具有同等身份的成员进行解释、批评和辩护，因此进一步加强了认同感和目的感，而不是直接处理那些新的概念问题，因为它们可能依然缺乏学术上为人接受的法统，因此这类新问题更具挑战意义。这是一条落伍的道路：在哲学家的问题和哲学问题之间挖开了日渐加宽的鸿沟。正统哲学家忙于那些陷于细节的偏狭争论，他们只对这些问题保持敏感，同时又不理会其他学科、新的发现和当代的问题，而正是这些专业话语之外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结果，正统哲学一旦面向自身封闭起来，其主要目的很自然就要使自己的话语进入永恒，将自己转变为学术战略。

不应将上述话题与诸如哲学是否迷失方向之类的幼稚的问题混淆起来，因此应该重新振作并与人们进行接触。人们可能会对哲学感到好奇，但是只有哲学家能够想象他们可以忘情其中。正统哲学如果得以适当的平凡化，还是能够走进大众的——“平凡” 毕竟会提醒人们对职业的热爱——而创新的哲学能够容忍晦涩。也许一个隐喻会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概念领域就像矿山。有的矿山太大了，值得开采的内容太丰富，以至几代哲学家都乐此不疲，忘情其中。另一些矿山也许表面上看是被采空了，但是如果采用新的而又有力的方法或理论就会使之得到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开掘，或导致发现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先前所忽视的思想。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工作努力但所获甚微，他们越是向贫瘠的研究投资，越是顽固地将自己埋在自己矿山之中，拒绝离开转向新的采掘地。悲惨的是，只有时间能够判定这座矿山是否真的开采殆尽。正统哲学只有死后才能得到谴责。

创新总是可能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正统哲学是必然的。存在语义化的任何阶段一开始如果不是破坏性的必定是创新性的，其目的是确立一种特殊的主导范式，因此势必走向不变而且愈来愈具刚性，进一步还要使这种态势得到强化，最终它会面临一场具备替代性的概念创新的挑战，它无法处理由它帮助确立的但却日益变化的知识环境。在这种意义下，每个知识运动均为自己生成了衰老和更替的条件。概念转换不应太彻底，以避免不成熟。我们已经见到过旧有的范式受到挑战和最终被进一步的创新反思所替代的情形，只有当新范式足够强健，被承认是对存在语义化中先前阶段的一个更好的和更可行的选择，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石里克(Moritz Schlick)曾就范式转移的开始阐释过这一辨证关系：

哲学属于数百年的事，而不属于哪一天的事。因此，也就不存在时新与否的问题。对任何热爱这门学问的人来说，听到‘现代’或‘非现代’哲学这样的议论都会感到难受的。哲学中所谓时尚的运动——无论是以普通公众的媒体形式流传的，还是在大学中以科学形式教授的——都要经历哲学本身那平静而又强大的进化洗礼，就像哲学教授对哲学家所作的那样：前者属于学识型，后者为睿智型；前者笔耕谈论哲学并捍卫学说教义，而后者则进行哲理性反思与阐述。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

因此，迫使一个概念体系进行创新需要三种力量。正统哲学是内在的和否定的力量。它逐渐使思想僵化，强化了它不动的基本特质，使一个哲学学派越来越死板，对世界的回应逐渐减弱，而且愈来愈脆弱，它削弱了与科学、文化和历史成就的应对能力，它脱离实际因此动摇了解决危机的基础。然而，只有正统哲学能够指明哲学研究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此时它需要面对新话题和问题，采用创新的方法论和发展出可供选择的解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属于另外两种肯定的力量的任务，要由它们来完成创新，它们来自哲学体系之外：概念体系所处的环境中实实在在的新成就，它们也是旧有范式所完成的语义工作的结果；一个创新范式的出现，能够更成功地对它们进行处理，并使概念体系从停滞中解脱出来。

过去，哲学家不得不照应知识生产的整个链条，从原始数据到科学理论。贯穿整个历史，哲学不断确认经验的和逻辑－数学问题的种类，并将其研究成果交由新兴学科做进一步探讨。然后，哲学又转向这些学科及其发现来寻求控制、澄清、限制、方法、工具和洞见，但是，我们要对卡尔纳普和赖辛巴赫道声对不起，哲学本身是由概念探究组成的，其基本性质即不是经验的也不是逻辑数学的。我们反休谟之意而用之：“如果我们手中有什么书本的话，我们要问：里面含有任何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吗？里面含有事实和实在的实验推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去别处研究吧，因为那是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不是概念的解热镇痛药，不是一种超科学(super-science)或语言的修饰术，而是识别概念问题的艺术和设计、推荐及评价解释的模式。哲学毕竟是反思的最后舞台，在此存在的语义化得以继续进行并保持开放。哲学那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探究活动对在本质上可能是不同的和可能是不可调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真正需要辩论的和需要保持坦诚的不一致(即使在原则上)——进行识别、阐述、评价、澄清、诠释和解释。这些探究活动经常与经验的和逻辑－数学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在科学上哲学探究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它们本身却既不属于经验的，也不属于逻辑－数学的。它们构成的探究空间，广义地说是规范性的。这个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无论是什们起点，不一致之处总是可能的。这个空间也是动态的，因为当文化环境改变时，哲学也跟着适应和变化。因此，在拜纳姆和摩尔恰如其分的隐喻中，哲学的确像一只凤凰：它只有通过不断对自身的再造才能保持繁荣。不适时但又不受时间影响的哲学——常青哲学——不是不可能，它所主张的是对过去和未来的知识立场的普遍有效性，这种哲学是一种停滞的哲学，它不可能对文化的演变——哲学反思本身曾经帮助催生和成长的——做出贡献并与之俱进和互动。

将各种形式的知识交由其他学科探究之后，哲学的创新拉动力必然来自外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哲学反思本身决定的。这便是黑格尔有关密涅瓦的猫头鹰(Owl of Minerva)的隐喻得以解释的全部意义。在过去，外部的力量一直由其他因素所代表，诸如基督教神学、其他文明的发现、科学革命、数学基础的危机以及数理逻辑的兴起、进化论、新的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涌现，还有相对论，等等，这只是诸多例子中最明显的几个。现在，创新拉动力的代表是信息的复杂世界和通信现象，它们相应的科学技术和新环境，社会生活，以及因之引起的存在和文化问题。这便是信息哲学能够呈现为一种创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5、信息哲学的定义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由正统哲学和某种外部力量的互动而浮出水面之后，它便演变为一个定义明确的领域，它可能是交叉科学的但依然是自主的，仅当(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待，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ii)恰当的解释成为可以使新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效的收敛吸引子；(iii)该吸引子要证明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便抵御企图将新领域的力量削弱并使之引向其他已经建立的研究领域离心力；以及(iv)新领域内容要很丰富，能够组织起清晰的子领域来可以满足专业化的需求。

像“什么是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知识的本质？”“什么是正确与错误的本质？”“什么是意义的本质”之类的问题，构成该领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满足先前的各种条件，所以它们便保证了该相应学科的稳定生存。其他问题诸如“什么是心的本质？”“什么是美和味的本质？”或者“什么是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则受到基础性再解释的制约，这些问题导致心智哲学、美学和逻辑学定义的深刻变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诸如“什么是复杂性的本质？”“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什么是符号的本质？”“什么是控制系统的本质？”则属于跨学科的，而非交叉科学的。由于无法满足以上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它们要为自己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奋斗。现在，问题在于信息哲学是否满足(i)-(iv)。要想得到肯定回答首先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主题是意义和知识，不是语言学理论或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是“元理论”的例子。它们研究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某些其他的哲学分支则在这两极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兴趣结合起来。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便是例子。像信息哲学，它的主题是古老的，但是在思想史上，它们获得显著特征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非常晚近的事。这种哲学倾向于研究特定种类的一阶现象，但是它们也考察透过方法和理论的那些现象，考察始于有关同类现象的特定种类的二阶理论陈述的元理论兴趣。张力将每种特殊的哲学分支拉向这一极或那一极。根据前面的例子，逻辑哲学偏向于元理论。它所表现的不变趋势主要集中在逻辑学——有关形式上有效推理的特殊数学理论——中的概念问题，而几乎不去关注作为自然现象的逻辑问题，人们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缺乏更好的描述。反之亦然，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尽管它由信息与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给出的有利角度来切入问题，而且可以看出，在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

下面的定义试图录下所引入的说明：

D)信息哲学(PI)＝哲学领域，涉及(a)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说明是有顺序的。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到作为一个新领域的信息哲学。信息哲学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当然，与任何其他领域问题一样，这也仅仅是为一个领域划出界限，而不是详尽勾勒出它的特殊问题。信息哲学提供了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批判性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一种关于信息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它所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真理、生命或意义相关的系统问题。最近的考察已经表明，信息尚无一个达成一致的单一统一的定义。这并不值得惊诧。信息是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概念，作为一个有待阐释的术语，它与数个解释相关联，这要看理论定向的需求和迫切程度。例如，香农曾说过：

‘信息’这个词在信息论的一般领域已经由各位作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至少，这些意义很可能在某些应用领域充分证明是有用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做出永久性的承认。几乎不能指望一个单一的关于信息的概念能够令人满意地对一般领域的各种可能的应用负责。

像信息这样的多义概念只有在特别规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研究。

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发展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通过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以及(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这是关键性的规定。信息之所以最终取得源初现象的性质要归功于计算科学和技术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概念。因此，计算机的计算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哲学的注意力。尽管如此，作为新领域的中心话题，信息哲学还是更偏爱“信息”而不是“计算”，这是因为对后者的分析要以前者为前提。信息哲学把“计算” 仅仅处理为与信息相关的过程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因此，该领域应被解释为信息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计算的哲学，同理，认识论是知识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认识的哲学。

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信息哲学对什么可以算作信息做出规定和立法，以及信息应如何适当地生成、处理、管理和利用。然而，信息哲学的现象学取向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提供批判性的反馈。相反，信息与计算科学中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选择也深深地受到研究者或多或少有意识采用哪种信息哲学的影响。因此，根本在于强调信息哲学批判性地评价、塑造以及突出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概念、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础，简言之，它也提供了一种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哲学，因为这自人工智能哲学领域的早期工作以来早就清楚了。

值得强调一下，在此对信息哲学元理论方面的过度关注会导致人们忽略这样的重要事实，生活在信息革命之前数世纪的作者在论及信息哲学时也完全合法，因此发展一套历史的方法并追溯信息哲学的历时演化将是极富成果的，只要信息与计算科学技术的和概念的框架的应用不犯时代错误，只要这个概念框架过去曾经提供过概念方法以及具有优势的视角，以完全反思的方式评价数字革命之前有关信息的本质、动力学和利用(例如，想一下柏拉图的《菲德罗篇》(Phaedrus)、笛卡儿的《沉思》(Meditations)、尼采的《论生命历史的利用和损害》(On 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或波普尔世界3的概念)。这明显地可以与其他哲学领域，如语言哲学、生物哲学或数学哲学的发展进行比较。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目的是扩展对人和动物的认知和语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理论语义学、信息理论认识论、动态语义学)；是分析推理和计算过程(计算哲学、计算科学哲学、信息流逻辑、情景逻辑)；是解释生命和的组织原则(人工生命哲学、控制论和自动机哲学、决策与博弈论)；是发明新的方法来为物理和概念体系建模(形式存在论、信息系统理论、虚拟实在哲学)；是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是研究伦理学问题(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美学问题(数字多媒体/超媒体理论、超文本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还有体现信息社会以及在数字环境下(赛伯哲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的确，这些分支的存在证明信息哲学满足了定义中的标准(iv)。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收敛的理论框架，它可以满足进一步专业化的要求。

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这种语义学的力量是信息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巨大优势(见定义的第二部分)。这表明我们在与一种有影响的范式打交道，该范式可以按照关于信息的哲学来描述。但是，这也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在隐喻上，泛信息方法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含糊其辞，由于x(在隐喻上或多或少)可以以信息的术语得到描述，那么任何x便果真具有信息性质。这种含混不清模糊了信息哲学作为具有自己主题的哲学领域的特殊性。避免这种丧失身份的最好方式便是集中在定义的前半部分。信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仅仅是依据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或能够还原为什么的)，而不是问题的阐述方式。尽管许多哲学问题表面上极大受惠于信息的分析，但在信息哲学中，信息论提供了一种实际的基础而不只是一种隐喻的上层建筑。信息哲学预先设定一个问题或一种解释可以被合法地和真正地还原为一种信息的问题或解释。所以对x的信息分析的测试标准的完备性并非核查x能否按信息术语测试来阐述，而是要问x根本没有信息的性质它会是什么样。根据这一标准，我已经提供了某些有意义问题的例子。

6、结语：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

哲学家已经开始应对来自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新的智力挑战。信息哲学试图拓展哲学研究的疆界，这次不是通过罗列业已存在的话题将哲学的情景重新规整，而是为哲学探究圈定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域一直在为得到承认而奋争，它们在传统的哲学庙堂依然没有地位——通过提供创新的方法论从新的视角介入传统问题。将信息哲学确立为一门成熟的领域的时机成熟了吗？我们已经看到，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哲学史以及调节哲学体系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期待发展什么样的信息哲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假定信息哲学在思想史中地位需要更加清晰一些，但是这大概只能是后验的。在此我们可以大致猜一下未来的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哲学通过自身的贫困而成长。这只是一种表面的悖论：世界及其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是复杂，第一哲学的哲学话语水平也就必须变得越基本，将其自身从本不该属于概念建模的规范性活动的无保证假定和误导的探究中解脱出来。反思的辨证力量以及因此人们对它的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觉悟，在于这种先验性回归，其目的是追求现有叙事越来越抽象和更加流畅的可能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叙事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变异和创新。那么，这种回归是如何展开的？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移到认识论。随后而来的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现在数百万人打发他们时间的语义环境——的出现，已经使当代哲学转向对特权的批判性反思，首先是对有组织的知识的记忆和语言所代表的领域，管理信息圈的工具——因此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和逻辑——其次是对它的组织和要素的本质以及信息本身。因此，信息已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生命”、“智能”、“意义”或“善与恶”同等重要——所以同样值得进行独立的研究。信息若没有定义是个贫乏的概念，因为其他概念不能据此得到表达和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埃文思(Evans)是正确的：

埃文思认为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对此哲学家已经花费了不少气力，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我认为这个观念值得探讨。在我读到埃文思的著作之前，我从未有过这个想法，或许这个想法是有结果的。这项工作与传统的认识论也截然不同。

第7篇：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

【关键词】高校马哲；教学困境；实践；创新

1转变教学理念

与其他学科不同，哲学并非某些具体知识，它强调的是以理性的态度思考人之本性，人之境遇，以及如何处理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尤其是马克思哲学，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是认识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它不仅能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还能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然而，在过去教学中，不少教育工作者将其当作普通的自然科学，误认为马克思哲学教学就是把马克思的经验和智慧授之于人，作为其运用的现成工具。而且，哲学不像数学、物理那般，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很多教师都习惯了把自己当作权威，传授教材知识，却忽视了时代变化，教学理念太过落后。

哲学比较抽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务实派，一切从实践出发，既来自于实践活动，又能够用于指导实践活动，这样方能体现出哲学的价值。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必须和实践相结合，能够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教师应该认真学习马克思哲学的精华部分，转变教学理念，引导学生把哲学原理与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让他们产生精神上的觉醒和领悟，能够对自己的生存境况、人生理想，以及社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有所了解和判断。特别是在学习之后，要令学生不仅仅只会背一些理论，而是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2调整教学内容

很多高校都开设有马克思哲学课，但大部分学生对课程都没有兴趣，这与其教材内容有着很大关系。翻开高校马哲教材，不难发现，教条、结论、归纳、总结处处可见，内容单调枯燥，既没有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又刻意回避一些重要内容，以至于学生很难对其产生兴趣。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但很多高校的教材依然是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模式，与现代学生的心理不相符。另一方面，其理论体系不完整，学生无法有正确的整体把握，更无法发挥其指导作用。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密不可分，思想、邓小平理论都对其有所借鉴，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调整。如今，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明显变化，我们更应重视马克思哲学，对其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解读。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在内容方面，需加以调整，把握学生的心理规律，观察其思想变化，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教材内容和学生的日常生活，或其兴趣爱好相联系，包括生存状况、恋爱婚姻等，令学生能够把实际生活和教材内容联系起来，运用理论知识却指导生活。此外，教材内容要合理增删修改，及时更新，现代社会发展速度很快，而马哲的时代性极强，必须及时更新。同时，在教学中不妨融入中国哲学，或者介绍西方哲学的优秀思想，令学生分析其异同点。

3创新教学模式

马克思哲学理论本就枯燥，如果教学模式不合理，很难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课堂上，很多学生都处于被动地位，独立思考的能力被抑制。教师占据着权威位置，教学方法单一，不够灵活，学生很容易生出反感。比如，案例教学法在现代教学中应用广泛，但部分教师在讲课时，却是自己用案例去证明教材理论，与学生缺乏交流，导致很多学生都不知所云。

因此，首先，要创新教学模式，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其积极主动性。同样是案例教学法，教师可以挑选一些学生关心的案例，如就业、娱乐等。重点在于鼓励学生参与到案例分析中，令其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对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或焦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鼓励学生之间互相交流，教师多与学生互动，在此过程中，学生的思辨能力、表述能力和总结能力都会得到锻炼。

其次，灵活运用多种形式。例如在课堂上，安排学生演讲，或者举办辩论赛，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中，而不是直接灌输理论知识。现代科技的应用也不容忽视，大学生群体都习惯了网络和手机，教师应该拓展教学渠道，积极利用这些资源。比如运用多媒体教学，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多种形式吸引学生兴趣；建立班级微信群、博客群等，手机在大部分高校学生的生活中都不可或缺，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流行工具与学生交流。

此外，为了使学生能够真正把知识化为己用，还要展开有深度的探究。比如让学生提问，因为能够发现问题，说明对教材内容有所思考，然后深入研究，直至解决问题。

4改革考核方式

应试教育对当前的高校教育依旧有很大影响，在考核时，依旧偏重于知识记忆，而不是对知识的理解，由教材知识拓展出的思考，以及实际应用。考核方式比较单一，多为笔试，以至于很多学生平时不学习，考前突击，这样即便考得高分，也没有实际意义。

因此，在今后教学中，必须解决这种高分低能的问题。引进多种考核方法，并灵活转换，突出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课堂提问、讨论、发言、作业等方式反馈和衡量学生平时学习情况，期末考试采用闭卷或开卷的方式，考查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设置题目要灵活，既能考察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能衡量出学生的综合能力。

5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提高其思政素质，还能指导学生规划人生，解决实际问题。然而，从国内高校马哲教学效果来看，整体水平还有待提升。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及时采取对策，尽快走出困境。

参考文献：

[1]黎晨.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困境及出路[J].赤峰学院学报，2014，22（4）：215-216

[2]张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困境及出路[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26（3）：80-82

[3]赵秉峰.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教学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出路[J].教育与职业，2014，25（33）：158-159

[4]王婷.以哲学的方式对待哲学――谈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J].继续教育研究，2009，20（10）：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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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双重境遇；发展；边缘化；启示

一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中国人民思想的不断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越来越面临着一种双重境遇。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与中国的实际和实践相结合，并不断实现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导致社会意识呈现多元化的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受到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在普通民众中日益被边缘化、正逐渐淡出大众生活的视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研究，理论界已取得很多重大成果，这些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这在学术界是令人瞩目的。但是，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的现状却令人担忧。”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这种发展与边缘化并存的状况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了空前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坚定的捍卫和坚持、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反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在实践中，不断根据国情和实践，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当中最基础、最具有稳定性、最具有指导意义的部分，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战争、建设和改革的年代，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即使在生死攸关的革命和战争环境中，也没有忽视党的哲学建设。在1937年就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秉承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和，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也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重视的作风，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其次，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题的把握是朦胧的、模糊的、时对时错的，这是导致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之一。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地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对此，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成了中国相对永恒的主题，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正是在把握社会主题上的这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最后，从外部因素来看，剧变的惨痛教训是中国执政党不能放弃、不能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只能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参照。众所周知，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坚持到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历史性事件中汲取了教训，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创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正是这些理论实现了推动中国不断前进的目标。但不容忽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远离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这种倾向和现象的深刻原因主要表现为：首先，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格局单一的状况。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每一个阶级阶层的代言人都在为本阶级阶层的利益呐喊呼吁，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时代。反映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上，就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存在着其他意识形态，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明显呈现多样化的情况。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还应从其自身来找。在艺术、宗教、道德、政治思想、哲学等各种意识形态中，哲学是最概括、最抽象的，也是和经济生活联系最间接、距离最远的。人们不可能由于学习哲学而迅速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又迫使绝大多数人忙于生计而不会选择哲学；如果选择或从事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哲学当作谋生的手段。因为不管是谁，都是现实中的人，首先必须解决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其余。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强化了人们的经济意识，更多的人几乎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了经济活动中，淡化了哲学修养。同时我们还需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表达或者说呈现的方式是严肃的、呆板的、单调的，缺少时代感和生活气息，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不同版本的大同小异中感受到。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推广，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官方和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了部分学者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大众生活割裂了。

二

正视并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的这种双重境况，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颇有启示。

首先，我们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看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前提和关键。这种科学态度集中表现为：是坚持之而不是放弃之、是发展之而不是固守之，是创新之而不是僵化之、是灵活地而不是教条地对待之。同时，紧紧抓住时代主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空间和结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建设”这个主题的牢牢把握，恐怕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在阶级斗争的圈子里打转。

其次，这种双重境遇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均衡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官方、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层，被高度重视，而在普通民众中却遭到冷落，甚至歧视，日益边缘化。这种情况反映的问题是深刻的、令人忧虑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可观的理论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能真正扎根于中华大地并深入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能够真正成为武装中华民族头脑并引导中国社会朝着文明进步方向前进的实践智慧。”这就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必须重心下移，必须面向普通民众，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党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觉悟起来，才能发动群众和党同心同德，完成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党的路线方针、哲学思想要让广大人民都接受，才能发挥其魅力和威力。这就要求党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群众，进入生活，而不是书斋和学院里的哲学，也不能独是党的哲学。只有从形式到内容被群众接受和掌握的哲学才是党所需要的哲学。曾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尖锐的武器。”所以，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同时，应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使之真正成为亿万人民的自觉实践。

第9篇：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

关键词：基层干部 哲学素养 调查报告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0-0323-03

中央政治局继2013年12月3日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之后，2015年1月23日的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又以“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再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两次会上分别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在一年左右时间里，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体现着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把握。特别是的重要论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广大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本领的重要指导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努力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的哲学素养，任务紧迫、意义重大。

然而，在改革发展的第一线，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的广大基层干部，他们的哲学素养又如何，是否已经适应新常态，调整新思维，提高了服务发展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从今年3月份开始，深入永安市基层作了大量的调查，现形成如下研究报告。

一、新常态下基层干部哲学素养基本状况及分析

此次调查对象包括永安市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单位干部，中小学教师，以及今年以来永安市委党校主办（承办、协办）的各类教育培训班的学员，共计发放和收回有效问卷181份。其中，副处级及以上干部4人，正科级干部15人，副科级干部40人，其它干部122人（占比见图1）。

1.基层干部对新常态下学哲学用哲学重要意义的认识

1.1对哲学在生活和工作重要作用的认识。对哲学的总体印象上，有2/3的被调查者认为“日常工作、生活可以用得上”；当具体到“哲学对工作、生活具体用处”的多项选择时，这部分人的选择如图2。可见，多数基层干部对于哲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指导意义具有认同感和基本的正确认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还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哲学是“高大上”或“假大空”的东西，与自己无关。

1.2对中央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的认识。对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上，有45%的被调查者体会到“中央对学哲学用哲学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对在学习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上，多数人（75%的被调查者）认为“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兴起学哲学用哲学之风”。可见，多数基层干部是支持和拥护中央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风。但是，还有有42%的人认为学哲学不如学“改革发展问题”实在，说明部分干部在哲学“远用”与“近用”的问题上认识不清。

1.3对基层干部学哲学用哲学的认识。在平时是否阅读有关哲学书籍的选择上，以选择“偶尔”为主（见图3）。在永安市干部教育培训中开设哲学课程和将哲学列入各单位学习例会内容的两个问题上，都有约8成（79%）的人表示赞同。这说明，在中央带头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之风的影响下，基层干部也开始认真检视自身哲学素养和理论学习的不足，普遍认同在基层广泛开展学哲学、用哲学活动。

2.基层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掌握和运用

2.1对辩证唯物论的掌握和运用。在永安市实施“126”发展战略①的看法上，有近8成（78.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真正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决策”。对永安市建设森林永安的看法上，有超8成（85%）的人认为是“从永安生态优势和长远发展出发的科学决策”。可见，永安市大多数基层干部较好的掌握和运用了唯物论的观点，能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市情出发来想问题、办事情。但是还有10%左右的被调查者对永安市的科学决策不理解，甚至这里面有一半是科级以上干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2.2对唯物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在对永安“领头雁”、“老大哥”地位稳固问题的看法上，6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可能很快被其它县市取代”，剩下4成的人认为“稳个三五年应该没问题”，或更乐观地认为“基础厚稳没问题”。在对领导布置了责任职责之外任务后的反应时，大多数（89%）人选择了“欣然接受”，剩下的人选择了各种理由“推诿”。在是否愿意为平时不受欢迎的同事工作上解困的问题上，大多数（77%）人选择了“尽量帮忙”，剩下23%的人选择了“默默走开”或“报告领导”。在评价“文明创建活动分散了发展精力”的错误认识时，居然有18%的人选择了“赞同，经济建设才是主业，还有32%的人认为“两个文明要平均用力”。从这些可以看出，还有相当部分干部不善于运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想问题办事情，全局的、创新的、前瞻的辩证思维都有待进一步增强。

2.3对人生价值观的掌握和运用。在对人生意义的多项选择上，选择最多的是“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见图4）。这表明，多数基层干部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以奉献社会、服务群众为己任，但有相当部分干部的人生价值的定位层次不高，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实用性，带有一定的庸俗或世俗色彩。

3.基层干部对新常态下学哲学用哲学的新期待

关于“基层干部培育哲学思维方式的办法途径”的选择上，被调查者中选择“多进行实践运用和思考”和“多读些哲学普及读物”的最多（见图5）。由此可见，基层干部更倾向于选择一些形式活泼、便于参与的活动，特别是在“工”“学”兼顾的实践中来培育和提升自己的哲学思维。

二、新常态下基层干部亟待培育的基本哲学思维

综合以上调查情况及其分析，我们认为，面对新常态带来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基层干部的理论思维还没有充分准备和适应。针对存在的不足，当前基层干部迫切需要培育和提升的哲学思维主要有以下几种。

1.求实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实思维，就是坚持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什么是“实际”，指出：“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对于基层来讲，就是要立足国情，从当地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根据当地的现实基础和发展优势来规划蓝图，作出顺应新常态发展需要、顺应群众生活期盼的科学决策部署。

2.创新思维。哲学上的创新强调从变化发展了的新情况出发，顺应新形势、适应新变化，破除旧观念、旧模式，发现和运用新规律。同志指出：创新思维能力，就是破除迷信、超越过时的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能力。当前，基层干部最需要适应的新情况就是新常态带来的新形势、新变化，要深刻认识新常态“新”之所在，要深入总结新常态“常”之规律。这就需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适应新阶段的新特点、新趋势，抢抓机遇，改革创新。

3.全面思维。全面思维就是要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在认识复杂事物时，既看到主要矛盾，又看到次要矛盾。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落实到基层，基层工作纷繁复杂，但主旋律只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这必须牢牢坚持不动摇。但是重点不等于唯一，要把基层各项工作看作有机整体，学会统筹兼顾，十个指头弹钢琴，奏出和谐乐章。

4.系统思维。系统思维要求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整体出发，不仅要弄清系统由哪些不可或缺的部分组成，而且要弄清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弄清系统在整体上呈现的新的属性和功能。作为基层干部，就是要有大局意识和集体观念，听众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当好螺丝钉角色，强调协调配合，心朝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心聚力谋发展，和衷共济谱新篇。正如所说：“每位同志都要从做好整体工作出发，找准本职工作在全局中的位置，增强工作合力，做到全党一盘棋、全国一盘棋。”

5.危机思维。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双方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和由此达彼的桥梁，依据一定的条件，各自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新常态下，把握和运用这一原理，就要求基层干部正确处理危与机这一对矛盾，树立危机思维。一方面，要意识到危在一定条件下向机转化，所以要有机遇意识，创造条件不失时机的促成转化飞跃。比如对于中央提出的“四大板块”和“三个经济带”的发展战略，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其中蕴含着重大发展机遇，就应该积极融入、主动对接、全面规划、借势借力。另一方面，要意识到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危转化，所以要有底线意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尽可能保持矛盾平衡。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各地都在抢抓机遇谋发展，如果我们还夜郎自大或盲目乐观，则很可能在这一轮洗牌中被淘汰出局。

6.奉献思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创造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人生价值观对于人生道路和事业的选择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强调：“能不能干干净净干事，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说到底是个党性问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全社会来说就是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对于社会先进分子的党员干部来说，除了这个社会普遍价值导向要遵循外，还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就是要践行“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用三明市委常委、永安市委书记黄建平的话说，就是要“做到对群众负责，让群众信任；对组织负责，让组织放心；对自己负责，让人生有价值。特别要树立‘公’的思想、‘公’的意识，一心为公，为民谋利。”

三、新常态下基层干部哲学思维培育的几点建议

哲学思维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着力倡导优良学风作风，着力创新学习方式方法，推进全社会学哲学用哲学向纵深发展。结合基层实际，我们认为培育基层干部哲学思维重点要从四个方面努力。

1.多读哲学著作。要有真触动，应端正学风，真学多读。对于多读，我们建议基层干部应该循序渐进，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入门阶段，推荐阅读的《摆脱贫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之江新语》、《谈治国理政》等著作。这些著作充满了哲学智慧，语言又平实易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而且文章的时代背景更近、更新，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和认同。建议干部手机下载中央党校的“学习中国”APP软件，里面的主打内容就是系列讲话和这些著作，真正让理论学习不再乏味，不再“没有时间”。第二个阶段是初级阶段，建议阅读一些哲学普及读物，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和国家行政学院编撰的《领导干部读哲学经典》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等。第三个阶段是提升阶段，就应该原原本本的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等。

2.结合实践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一方面，要通过改造主观世界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提炼哲学思维方式，如上文列举的唯物论的求实思维，辩证法的创新思维、全面思维、系统思维和危机思维，历史唯物主义的奉献思维等。同时，要将这些思维转化为提升基层干部服务大局、服务改革、服务群众的能力，转化为指导解决实际工作的方法。另一方面，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特别要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设摆在工作生活的首位。牢树“为民”意识，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群众力量成为支持基层工作的坚强后盾。牢树“务实”意识，“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牢树“清廉”意识，“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干干净净干事、清清白白做人。

3.机制规范学习。要破解基层“工”与“学”的矛盾，克服基层学哲学“无暇论”认识误区，防止学哲学活动成为一阵风的运动，就必须通过建章立制，将哲学学习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轨道。一是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要带头。要以县（市）委学习中心组为龙头，把哲学内容学习列入每年的中心组学习计划，示范引领全县（市）各基层单位开展学哲学用哲学活动。二是各部门单位要把哲学学习纳入平时的学习例会内容之一，以制度化方式规范干部学习行为，建立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学习制度。三是建议将干部的哲学素养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述学考评范畴，作为各级干部德、能考核晋升的重要依据。

4.外界推动学习。一是党校等各类干部培训部门要全面规划，把哲学列为主课，统筹安排，确保基层干部每年能够抽出一定时间进轮训班，集中一段时间学哲学。二是理论宣传部门要牵头组建高素质的哲学宣讲队伍，用通俗的语言做好哲学理论进基层工作，为基层干部哲学理论学习提供急需的师资辅导。三是文化部门要组织力量策划开展或编排一些以哲学为主题的辩论、演讲、征文、文艺节目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吸引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到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中。四是主流媒体开辟专题专栏，介绍哲学知识，组织哲学通俗讲座、专题讨论等。特别要善于借助手机移动终端开发理论传播新载体，如研发APP学习软件，制作微视频、微信文章等，传播中外经典哲理故事，介绍学哲学用哲学的典型人物和生动事例，使普及哲学的宣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学哲学用哲学氛围。

注释：

①永安市“126”发展战略是永安市委、市政府近年来立足当地发展基础和优势，适应新常态形成和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其中，“1”是“一大森林”，即森林永安建设；“2”是“两个中心”，即区域性职业教育中心和健康管理中心；“6”是“六大基地”，即汽车制造基地、输变电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新材料生产基地、水泥产业基地、竹产业基地、纺织产业基地基地。

参考文献

[1].摆脱贫困[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

[2].干在实处走在前列[M].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

[3].之江新语[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4].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4年

[5]刘增光贺海洋.领导干部读哲学经典[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

[6]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 [M].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

[7]韩庆祥.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M].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

[8]贾高建.哲学与社会[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

[9]韩庆祥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讲话系列解读[N].光明网.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