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业可行性研究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养殖业可行性研究报告范文

这是广东省政府下令捕杀果子狸后的第三天。捕杀决定出台当天，广州一名自由职业者被确诊为“非典”病例。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说，广东处于“非常时期”，应该有“非常措施”。“国家卫生部是支持我们的做法的。”

而就在五个月前，果子狸刚刚在广东获得“解放”――它被列入去年8月国家林业局公布的首批可商业性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名单。

在这份名单前，果子狸一度被怀疑是向人类传播SARS的祸首，从2003年4月起在全国各地被隔离封存。

从去年4月到今年1月，短短八个月内，果子狸在中国历经了监禁、释放、处死的大起大落，其戏剧性命运与2002年冬以来侵袭人类的SARS疫情休戚相关。果子狸是否携带SARS？又是否向人类传播SARS？科研界对此认识分歧， 政府决策摇摆不定。

同时影响决策的还有果子狸背后利益巨大的野生动物驯养经营产业，疫情危急时期的全面叫停政策令这一产业遭受重创。当疫情缓和后，尽管果子狸的嫌疑犹在，但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却压倒了对公共安全的关注，致使果子狸的生产经营活动被错误地解禁。

八个月后的今天，在SARS阴影重现之际，回头细究围绕果子狸作出的一系列前后矛盾的决策，可以使人思忖良久，再次审视中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策略误区和体制弊端。

学界争论与决策摇摆

广东1月5日作出的捕杀决定，与卫生部1月2日向广东紧急转发的一份报告密切相关。报告作者系香港大学教授管轶等人。

管轶为粤港SARS联合攻关小组的科研带头人之一。从去年10月起，管轶等人在深穗两地野生动物市场上采集了168份野生动物样品，其中包括果子狸、貉、鼬獾和狗獾，检测结果表明果子狸携带的SARS病毒剂量及传播速度惊人，且其基因正快速向人类SARS病毒基因演变。

事实上，早在去年5月23日，管轶所在的香港大学和深圳市疾控中心就已在深圳共同宣布，他们在果子狸身上发现了SARS病毒，这一病毒与人类SARS病毒有99％以上的同源性。

然而， 6月19日，中国农业大学科技攻关组在北京宣布了一项调查结果，结论并不相同。农业大学的专家们在广东等七个省份采集的76份果子狸样本，未检测出SARS病毒；此外专家们还采集了包括蝙蝠、猴、蛇、獾在内的另外53种野生动物的逾600份样本，亦未发现SARS病毒。

虽然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者并不能否定管轶等科学家的发现，但终究表明科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随着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两种声音可能交替对政府决策形成影响，导致决策动摇。

中国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对包括果子狸在内的人工驯养野生动物进行监控，始于SARS猖獗的北京之春。2003年4月29日，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立即停止出售、收购所有野生动物，同时对野生动物养殖场进行全面监控。自此，全国野生动物的养殖、经营全面停顿。文件以林护发名义下发，是为2003年34号文。

国家林业局一位人士1月中旬接受《财经》采访时透露，当时他们已获悉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可能与SARS病毒有关，这一怀疑源于4月里几家科技攻关机构的发现。据此，国家林业局认为野生动物可能会危及公共安全，于是采取了“果断行动”。

5月下旬，就在深圳疾控中心与港大共同宣布果子狸可能是SARS病毒宿主后的第三天，广东省林业局于5月26日晚发出了态度更为强硬的紧急通知，要求将全省发放的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全部收回，所有收购、出售、运输野生动物的活动一律停止。紧急通知的重点，指向了果子狸、猴子、蛇、蝙蝠等数种嫌疑最大的野生动物。

SARS危机后，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业恢复常态。6月10日，国家林业局、卫生部等12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适应形势需要做好严禁违法猎捕和经营陆生野生动物工作的通知”（林护发99号文）。99号文的第二条指出“有关研究单位正在对某些陆生野生动物与非典病毒的关系进行科学研究”，因此要求各部门“支持并配合做好对有关重点目标物种的预防监控工作”，即“对有关驯养繁殖场所采取预防性控制措施，做好妥善隔离、卫生防范、监测检疫等工作。对已流入餐饮业及市场的重点目标物种，应妥善封存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对所有野生动物养殖场的全面监控，在99号文中已被收小到“对有关重点目标物种的预防监控”。

然而，适度从紧的99号文在执行中却演变成野生动物的开禁令。99号文的主要贯彻执行者，即是国家林业局。其“科学依据”之一，即为农业大学的初步研究结论。

从紧收方针到解禁政策

99号文第五条要求“对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物种，经省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论证，报国家林业局统一公告后，可以从事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这条规定迅速被解读为野生动物经营活动即将解禁。

7月10日，广州《信息时报》消息称，“国家林业部门透露，有关暂停驯养繁殖成功的野生动物规定将解禁。对手续齐备、经营规范的驯养繁殖单位与个人，随着一纸通知，将恢复‘非典’前经营。”

7月11日，西安《华商报》报道称，“7月10日，记者从省林业厅获悉，我省被禁止两个多月的万余只人工驯养果子狸有望被解禁，可恢复正常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新闻报道的信息源，无一不是林业部门。其关注点唯有99号文第五条。

事实上，国家林业局7月3日印发了一份“关于贯彻落实《关于适应形势需要做好严禁违法猎捕和经营陆生野生动物工作的通知》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份“7•3”通知将99号文和34号文的关系作出如下解释：

“4月29日的通知，仅是针对‘非典’时期所采取的临时性管理措施，现在12个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是‘非典’过后适应形势要求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提出的规范化的管理要求。”

在作出上述定性后，“7•3”通知提出“4月底以来，从配合抗击‘非典’的大局出发，曾一度暂停了科学研究需要之外的野生动物活体、死体的出售、收购、运输、进出口等经营利用行为。联合通知下发后，各地……于7月10日前提出驯养繁殖技术成熟，可以从事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物种名单，以便我局尽快统一向社会公告，以切实恢复和支持合法的驯养繁殖行为和维护驯养繁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99号文体现的政策方向是继续“对有关重点目标物种预防监控”，但遍查国家林业局“7•3”通知对99号文解释部分的全文，并无只言片语提及上述政策取向。

于是，旨在持续对野生动物紧收政策的99号文，演变为对野生动物的解禁令。

解禁名单果子狸赫然在列

相比在“非典”肆虐高峰期下发的“4•29”通知，“7•3”通知下发之时，“非典”大势已去。

99号文印发的6月10日，中国内地“非典”病例报告为1例，住院接受治疗的“非典”确诊病例为589例。“7•3”通知下发当天，内地“非典”报告病例为零，住院确诊病例仅余27例。而这两项数字在“4•29”通知下发当天分别高达202例和3303例。普遍的乐观情绪在2003年六七月间弥漫全国。反思的声音固然一直未曾消失，但在举国欢腾声中亦已式微。

在这一背景之下，管轶等科学家5月下旬就果子狸发出的警告，当不及农业大学6月中有关研究的“无所发现”悦耳。经济考量的权重大幅上升，解除“4•29”通知以来对果子狸等野生动物驯养经营的禁令，也就超越公共安全的需求，上升为2003年七八月间野生动物养殖业的主导需求。

在国家林业局下发“7•3”通知前后，各省开始纷纷上报本省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名单。其中，广东报了100多种，陕西报了20种。

不到一个月后的8月5日，国家林业局121号文，首批公布“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下称名单）。这一“解禁名单”包括54种野生动物，果子狸赫然其中。

在驯养繁殖领域，全国各地的野生动物养殖户们一片欢腾。

在广州，国楼野猪养殖有限公司经理王国楼兴奋地对《南方日报》记者说：“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在上海，奉贤区特种养殖大户唐雪良告诉《新民晚报》记者：“果子狸被了。我还是打算继续养果子狸。”

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养殖业属高利润行业，利润大头恰在下游。驯养繁殖领域开禁，经营利用领域必是同步跟进。就在121号文公布的次日，“果子狸将重上餐桌”的标题立即涌现在各地报纸上。很快，国内主要果子狸驯养繁殖大省恢复了经营活动。

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在121号文出台后，此前下发的99号文还有无效力？99号文中对“有关重点目标物种”的预防监控还依然生效吗？

自2003年8月国家林业局公布首批名单之后，12部委签发的99号文已经鲜有人正式提及。

果子狸解禁缺乏合法性

去年10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曾警告说，目前已有不少线索能够证实果子狸和其他一些野生动物可能传播“非典”。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安全性的情况下，“果子狸重返餐桌”是不恰当的。

但遗憾的是，对果子狸隔离监控从去年8月以后在事实上已被解除。国家林业局当月印发121号文，公布首批“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被看做是果子狸重上餐桌的通行证。

面对当前公众的质疑，国家林业局一位官员向《财经》解释说，121号文只是从林业部门权限范围内确认了果子狸在驯养繁殖技术上过关，“至于它是否携带病毒，是否传染人类，是否可以食用，已经不是我们这个部门的事情了。”“如果果子狸要上餐桌，必然要经过好几个关口”。

然而从去年8月121号文出台后，似乎并无其他部门设置野生动物从驯养繁殖技术成熟到重上餐桌之间的任何一道关口。

121号文下发后，广州市于10月下旬开始重新发放“陆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明”，餐厅酒楼只要拿到许可证就可以直接买卖果子狸，堂而皇之将果子狸重新摆上台面。

现实很快教训了这种“大胆侥幸”。至今年1月12日，广东已发现三例SARS确诊或疑似患者。一人为餐馆服务员，不排除“接触过野生动物的可能性”。

谁为决策失误负责？

在1月5日广东省政府紧急召开的捕杀果子狸大会上，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提出，对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合法饲养户要视不同情况给予适当经济补偿。

广东省林业局办公室副主任彭尚德告诉《财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大进步，以往在赔偿问题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

其实，主管部门进行野生动物养殖监管始终离不开经济考量。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江海声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分析认为，“4•29”通知下发后，作为野生动物养殖经营活动主管部门的国家林业局，面临着来自全国养殖业界的巨大压力。而为了尽快减轻这一巨大压力，国家林业局片面执行了由12个部门联合下发的99号文，并以最快的速度组织各省上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名单，希望尽早恢复野生动物养殖经营活动，减少经济损失。

江海声认为，无论是一律叫停的“4•29”通知还是局部叫停的99号文，都非国家林业局一家下达，而是协调多个部门共同决策的结果。其执行，理应由接受多个部门乃至国务院的统一监督。

第2篇：养殖业可行性研究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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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养殖业可行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应急管理；疫情应急；疫情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227－06

章先华（1978―），男，南昌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系统工程与系统动力学；贾仁安（1942―），男，南昌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工程与系统动力学；（江西南昌 330031）王 翔（1976―），男，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经济和公共管理。（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规模养殖区域生物质能产业开发反馈理论和仿真研究”（项目编号：709610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江西农村规模养殖能源生态系统管理对策反馈仿真研究”（项目编号：70761004）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应急管理正处于“建管并重”的推进阶段。[1]应急管理机制作为“一案三制”（预案、体制、机制、法制）的关键内容，是实现应急科学决策和保障应急决策正确规范贯彻实施的重要手段，也是不断增强政府乃至社会的应急管理能力的可循路径。加强应急机制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对于丰富和调校应急预案内容，补充和促进应急管理体制发展，梳理和完备应急法制体系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畜禽养殖规模日渐扩大的时代背景下，疫情防治工作已成为我国乃至各国政府应急管理的主抓工作之一。规模养殖疫情应急管理的完备程度不仅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同社会的和谐稳定息息相关。规模养殖疫情应急管理的广泛性、重要性、复杂性说明了对规模养殖疫情应急管理机制进行创新研究，既能科学推进我国规模养殖疫情应急管理机制建设进程，也能对不同领域的应急管理机制建设起到由此及彼的借鉴效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全面完善我国应急管理机制建设，起到由点到面的推广效果。

一、对应急管理机制内涵和体系框架的新认识

（一）应急管理机制内涵的新辨析

我国应急管理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应急管理机制的定义无论是实践经验还是理论积累都比较有限，而国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因体制、文化和环境等的差异也很难直接照搬使用[2]。因此，目前理论界对于应急管理机制的定义尚未统一规范，存在着系统过程论、方法措施论、参与主体论、战略管理论和公共关系论等定义。这些定义所处的立场不同、分析的角度也不同，很难说谁最规范、最权威。

按《辞海》的释义和系统动力学的观点，机制是指根据某种运行规则或要求，复杂工作系统内部之间以及与外部相互关系变化运转所呈现出来的总的关系、方式和过程。机制具有常规性、规范性、普遍性和学习性等特点。在我国应急管理中，机制运行的基本要求和规则是“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鉴于此，我国应急管理机制的内涵应该包括但不局限于：在应急管理全过程中，为了科学预防、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突发事件，政府、社会团体在长期应急实践过程中共同总结提炼，并经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方式方法的总和；以及系统组织内部、组织之间与系统外部为了实现应急系统应有机能，在系统内外资源的支撑下，运用这个总和所涌现出来的动态复杂关系。

（二）应急管理机制的体系框架构成的新界定

通过对应急管理机制理论的长期研究，尤其是对闪淳昌[1]、钟开斌[2]、范维澄[3]、曹杰[4]、郭济[5]等学者在应急机制建设理论的深入研究基础上，并结合在地方政府应急办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对地方应急事件的长期调研所得，按照应急事件的事前、事发、事中和事后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符合我国国家体制和形势发展要求的应急管理机制的体系框架应该包括17个构成机制。

其中，应急预案和机构编制机制是应急管理的计划机制，在事前、事发、事中和事后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预案的编制和修订、应急机构编制管理机能；物资采购仓储调运机制是应急管理物资供需的综合协调与配置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物资的采购、仓储、调度、运输和配送机能；风险管理及保险机制是调集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应急风险管理的减灾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能力和脆弱性评估、应急社会保险、应急风投管理等机能；宣教培训演习机制是应急教育训练机制，主要在事前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的社会宣教、干部培训、定期训练和常规演习机能；监测研判预警机制是应急情报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情报的监测收集和分析，及依据结果向应急系统建议和取消警戒的机能；信息管理机制是应急信息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标准、传递和保密规则机能；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是窗口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技术和资源国际支持和交流机能；评估决策机制是专家决策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形势分析、事件评估和等级判定、专家管理和决策形成、应急预案启动机能；指挥协调机制是领导协调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全局指挥、综合协调、应急预案实施指挥机能；信息与舆情引导机制是宣传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信息核准、、舆情导向管理和媒体接洽机能；社会动员与慈善机制是志愿管理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社会动员、志愿者管理、善款募集和递送机能；财政政策和补偿机制是财政收支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公共财政政策、应急资金的财政收支管理、补偿的方式和标准、善款管理和使用机能；心理安抚和急救机制是医疗机制，在应急事发、事中和事后阶段运行，涵盖了心理干预救助、自救与急救医疗机能；善后规划重建机制是修复机制，在应急事中、事后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善后规划编制、重建机能；利益诉求机制是机制，在应急事发、事中和事后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问题反映、利益诉求、利益协调监管机能；调查评估总结机制是调查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损失调查、评估和防损总结机能；监察考核问责机制是应急管理的纪律机制，在应急事件四个阶段运行，涵盖了应急系统监察、应急职责考核和应急事件问责机能。

二、发达国家应急管理机制的特点及成功举措

（一）发达国家应急管理机制的特点

1．机制设计科学，注重长效，各机制协同性高，体系比较完备。应急机制体系涵盖了应急全过程，基本具备了上述17个构成机制的主要机能。每个应急管理机制都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计划性、前瞻性强；机制运行不单纯以应对单个应急事件为目标，注重资源、环境和生态的长远利益；各机制之间以及机制内的衔接度、容错性都很高；机制体系的完备性使得大多数应急事件能得到及时有效专业的应对处理。即便是遭遇到特殊的突发事件，这些国家也能凭借其完备的应急机制体系有条不紊地进行应急救治，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2．机制反应快速，效能突出。首先得益于强大的教育培训力量为各级应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其次得益于高科技技术的全面配备和熟练使用，如信息技术中的网格、云计算、GIS、GPS、MIS等。另外，也得益于成熟和常规性的应急演习机制。

3．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建设资金和资源充沛。应急产业的市场前景广阔，再加上应急建设事涉每个人的切身安危，所以在全社会形成了极高的参与热情，各种民间应急基金会、应急专业协会纷纷建立。政府也非常重视社会力量和资金资源的参与，积极建立对口机制接纳，采取扶持和适度让位的方式鼓励发展。

（二）发达国家应急管理的成功举措

1．美国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管理网络

这个应急管理网络集中了美国国防部、联邦卫生部、联邦调查局、联邦环境保护局、联邦应急管理局和联邦能源部等最好的政府资源。这些权力单位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联席委员会的组织下，不仅提供各类所需资源，而且派出精干人员参与应急管理网络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并设立了各类办公室以实现对接。这些资源构建起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和综合性的现代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管理网络，成为了美国应对多维度、多领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成功典型。[6]

2．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系统突发事件应对计划”

这项计划，是英国卫生部“突发事件计划协作机构”(EPCU)针对英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机制的综合框架。在这项计划中，疯牛病、口蹄疫、猪瘟、流感等频发的疫病灾难有了明确可行的公共监测防范机制和网络。[7]

3．法国的Sentinelles医生网络

这是法国政府和科学界为了加强和完善公共健康与安全的防范体系，专门针对诸如输血污染、疯牛病、增长激素等传染性、流行性疾病导致的死亡情况，所建立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监测网络和管理体系。这个医生网络由法国国家卫生和健康研究所负责协调，目前该体系己有 1500名成员，这些医生通过专门的网站，每周至少汇报一次自己的门诊情况，监测结果由上述研究所汇总、分析、公布。[7]

4．日本全民皆“兵”的防灾救灾教育培训演习机制

日本地质灾害频发，政府和居民在地震应急救治上处于世界前列，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地震灾害的教育培训和演习。他们的具体做法有：在教育方面，日本将培养危机意识、普及应急知识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学校为此专门制定教材，设立应急课程，不少学校还对此进行学分考核；在培训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针对不同人群的志愿者组织，向民众普及应急知识和技能，还与红十字会、社区医院、各民间电视台等签订协议，委托这些机构参与应急的宣传。此外，日本政府也鼓励社区和民众自主成立防灾救灾团体进行防灾训练，开展防灾知识的教育和活动，如消防团、防火俱乐部等。[8]

三、我国规模养殖疫情应急现状及应急建管矛盾

（一）我国规模养殖疫情应急的现状

从总体来看，当前我国规模养殖量占地区畜禽总量的比例，已由90年代末的15％左右发展到目前的25％左右，少数地区已达40％[9]。规模养殖疫病的爆发规律由原来的周期性、季节性、阶段性、单一性发展成为随气候温湿度变化而变化的无季节性和骤发性、疫病发作反复性、疫病交叉变异性，疫情规模由局部性发展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这种发展趋势使得规模养殖的防疫形势变得愈发迫切。

从养殖主体角度来看，按照规模养殖量的大小，目前我国主要有以下3种防疫模式：第一种是大型和中型养殖场（含养殖公司）。这类养殖场集约化程度高，在基础设施、防疫制度及流程、兽医技术人员、疫苗购买使用等方面都相对完善。这类养殖场与地方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关联关系，主要发生在调运检疫和防疫督查上，地方动物防疫机构在具体防疫工作上基本管不到场方。第二种是小型养殖场。这类养殖场的防疫工作通常是外包给当地的兽医人员，也有些场主参考别的大场或凭经验自己搞防疫，疫苗来源和免疫程序都不正规。第三种是“养殖公司＋农户”模式下的小规模养殖户。养殖公司将苗禽崽畜承包给小规模养殖户饲养，承包户把养好的畜禽按合同要求卖给公司，一旦合同完成，由养殖公司提供的防疫检疫服务也随之中断，剩余的残次畜禽或多养的畜禽则由承包户自己处理。第二种和第三种养殖场为了省钱少麻烦，往往违背防疫法定程序，防疫工作大都凭个人经验自己操弄，结果是既不经济获益，也不科学规范。从对实际的调研情况来看，一个地区的防疫事故大多发生在中小型规模养殖场身上。

（二）我国规模养殖疫情应急现状折射出的应急建管中的矛盾

1．在规模养殖疫情防治应对理念上，存在着疫情应急形势紧迫与落后的防疫现状之间的矛盾

规模养殖发展的形势迫切需要用危机、学习、创新、规范、贯彻、落实等理念加强疫情防控监督管理，国家也三令五申出台了对应的应急条例，但闭关自守、官僚不作为、贪便宜、图省事、谋私利的思想在防疫治理体系中根基较深。即便是利益直接相关的养殖场主们也往往疫情危机意识淡薄，对防控形势和变化缺乏应有认识，不愿与地方防疫部门沟通，不了解防疫新技术，不按科学仅凭经验办事，常常使自己的疫病防控工作陷于被动和落后局面，结果不仅使自己的养殖场遭受损失，也让疫病公共监管机构无能为力，甚至滋生了较为普遍的不作为情绪。

2．在规模养殖疫情应急建管过程中，出现了新旧体制机制转型所固有的矛盾

服务型、学习型和开放型是疫情应急建管的工作方向，这对计划型、官本位的防疫监管体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不少地方防疫应急的牌子挂了、规章条例贴了、预案有了，但是人员班子不变，职能照旧。机构体系不健全，机构空壳化严重；预案空泛且不能及时完善和更新；应急教育培训蜕变成开卷考试，应急演练走过场；疫情预警预报成摆设，疫情瞒报、迟报、谎报、乱报甚或阻碍他人报告疫情的现象严重；疫情披露官僚化，智慧真诚应对媒体的少；应急保障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薄弱，难以达到防灾减灾目的；疫情应急指挥行政化；疫情处置标准待完善；调查问责大都是高高举起，结果却是轻轻放下。

3．在规模养殖疫情应急利益诉求中，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急需调和与现实调和机制不健全的矛盾

上级应急监管部门在愈发紧迫的疫情形势下，不断要求改革创新，出台或修订各种政策条例，目的是提高依法防控重大动物疫情的能力。而各级防疫职能部门在有限的资金、技术、人手的情况下，既要加快职能转变应对上级的改革要求，又要面对日渐增加的尖锐问责，还要着手完成现有的防疫检疫任务，压力不小，要政策、要资金、要人手的利益诉求只高不低。规模养殖大户和中户要在大摊子经营上成功，除了指望变幻莫测的市场，余下的就只得靠节省成本出效益。在疫病防控上，他们投入的资金和力量有限，形势一旦严峻就会凸显技术力量不足、检测手段跟不上。这些大中型养殖户除了保证自己系统内的疫情不发或少发，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会尽可能多地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推给养殖小户，尽可能少地承担企业的社会义务。但是，小型养殖场无论是防疫防控技术力量，还是受疫情应急保护的地位都处于弱势。在国家对突发疫情的财政补偿尚达不到这些养殖户的生存要求时，不少中小规模养殖户，为了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瞒着监管机构和外界，不仅不扑杀灭绝疫死畜禽，反而将病死畜禽私下出售。这既坑害了消费者，又造成了疫病的传播甚至疫情流行，而且给养殖场内外造成了深度污染，致使一个地区的疫情常常是此伏彼起，很长时间得不到控制和消灭。

四、应急管理机制薄弱环节建设的创新

根据笔者在江西、湖南、上海等省市对当前我国规模养殖疫情应急管理机制建管的调研，以及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认识，下述5个应急机制是亟待创新建设的：

(一)坚持开拓创新，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及保险机制

在应急事件全过程中，风险管理及保险机制通过调集社会金融资源，以应急脆弱性评估、应急保险开拓和管理、应急风投引入和管理为推手，积极控制和消减应急客体的风险。这个机制运行的目的是“筹集资源，化解风险，集中力量，攻克难关”。

脆弱性评估是对系统受外力影响而发生变化（或损失）的一种仿真评估。在规模养殖疫情风险防范中，做好应急脆弱性评估，有助于在了解防疫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发现系统的薄弱环节，为系统修复与否、修复程度和修复内容指明方向。

应急保险开拓和管理是把现有的保险机制进一步开拓，以解决应急资源有限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简称农险）的特点是保险市场总量大但单量小、损失率高但赔率低、被保客观要求强烈但保险主观意识淡薄、保险商业模式化难度大但政府财政支持有限。为了有效保障规模养殖投资安全，缓解疫情应急的公共财政压力，完善规模养殖疫情应急系统，我们可以采取下述措施：一是出台优惠政策引导扶持商业保险机构发展农险市场。例如，在税收、金融、保费补贴等方面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险给予政策优惠，同时依法修订保险准入制度，完善农险市场进入门槛。二是积极筹建政策性农险公司。政策性农险公司是公共利益导向的农险市场主要参与者，它对于稳定农险体系将起到基础作用。三是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组织。这种互助合作保险是农民之间的互助互济，政府为其提供再保险，易为农民接受及地方政府认同。

应急风投引入和管理是针对应急系统内高技术含量部分或符合风投运作特点的部分，依法引入和规范使用风投基金，快速攻坚克难，最终实现双赢。例如，规模养殖集团可以把畜禽出栏交割以期货或期权的方式吸纳风投基金。又如在疫情应急信息管理数据库的采集构建、索引运算技术等具有知识产权价值的模块研发上，吸纳风投力量，快速有效地完成规模养殖应急信息系统的构建。

(二)以系统理念全面构建和完善信息管理机制

信息管理机制是应急的神经系统。健全完善现有信息管理机制的关键是抓好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标准及术语体系和信息报告制度的建设。其中，管理信息系统是信息的承载平台，信息标准及术语体系和信息报告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相互促进、相互提高，这个机制运行的目的是“信息先行、信息完善、信息规范、信息安全”。

疫情管理信息系统是规模养殖疫情信息管理机制的核心和基础。它的建设应该包括疫情应急管理基础信息数据库、重大应急疫情应急预案库、决策咨询专家库、辅助决策知识库、养殖分布信息库、地理气候信息库；以及调度使用这些数据库的疫情报送系统、分析评估决策系统、信息综合控制与调度系统等。

统一规范的信息标准及术语体系是应急系统标准化体系最核心的内容。缺乏标准化、规范化的应急信息标准及术语体系，各种先进的信息软硬技术的实际功能就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发挥，给应急工作造成的不仅仅是管理上的混乱，还极可能给应急对象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目前，各地各部门内部初步建立了较为统一的信息标准与术语，但与其他部门和地区应急衔接时，信息的相容与通用亟待完善。以简洁、规范、国际联动为要求的全国应急信息标准及术语体系，需要我们对应急管理的各个流程和制度进行系统分析，找出共性最大、基础性最强、联动最密集的信息样本，构建与世界接轨的统一规范的信息标准及术语体系。

信息报告制度包括信息传递规则和信息保密规定。现有的信息传递规则和保密规定在实际情况中已基本执行，但因牵涉地方或部门利益，在规范信息传递方式，拓宽信息报送渠道，做好信息记录备份，依法实现信息共享和适时反馈等方面仍有待提高。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为了避免疫情的迟报、瞒报、谎报和乱报现象的滋生，需要进一步对现行的疫情报告程序、报告时限、报告方式等做出具体的规定，明确责任。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行疫情管理信息系统的日常使用，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破解行政报告制度的局限性和官僚性。

(三)加强动态反馈，健全信息及舆情引导机制

信息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元素，为了确实做到“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在应急信息及舆情引导机制建设上，要在不引发社会严重负面效应（如恐慌、骚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向社会适时主动各类真实可靠的突发事件信息。这既能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唤起公众对应急管理行为的理解和支持，又有利于维护应急监管机构的公信力，使突发事件的治理快速有效，不受干扰。

具体而言，首先是建立信息专家评估决策咨询体系。通过公共关系专家、社会学家、业务评估师、媒体评论员等组成的专家组对信息与否、内容和反响的评估作出信息报告决策。其次是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应急事件是个动态不确定的过程，需要新闻发言人不断向社会公众说明危机发展的状况，以便取得社会对应急治理绩效的信心。第三是充分发挥媒体在信息沟通中的桥梁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网站或机构官网适时应急的信息，树立官方信息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依法加强新闻管理，通过手机、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信息。第四是依法加强网络舆论中的正面导向作用。例如，依法加强网络媒体评论员的思想和素质培训，通过网络媒体评论员正面积极和高水平的评论,吸引和主导网友的舆论,引发网友客观正面的讨论。

(四)兼顾科学公平，建立和规范利益诉求机制

在对规模养殖疫情利益诉求专项调研中，我们发现利益诉求机制的建设包涵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机制的科学性，另一个是机制的公平性。

在利益诉求的科学性建设上，一是要遵守利益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和特点，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把握各个利益体、利益关系、利益形成过程和利益变化规律；二是要严格按照应急机制建设的法定程序，在涉及利益问题的时候，要把合法性审查、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和公众听证，作为制订有关规定的必经程序。例如，疫情应急监管部门和参与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权力的规定，各种检疫防控的条例和规定，各类疫苗的研发、采购和使用，诊疗许可制度等。

在利益诉求的公平性建设上，要坚决克服机制建设的部门利益化倾向，创造条件鼓励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到各类涉及应急管理公平性的问题上来。这既有利于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也便于机制的执行和落实。例如在疫情治理补偿标准上，我们既要考虑到政府公共财政的稀缺有限性，也要关注到规模养殖户的生存发展，还要虑及各级监管部门、参与部门在执行补偿措施时发生的各项费用。

(五)依法加强和深化监察考核问责机制

加快完善监察考核体系，依法强化监察考核机能并实施监察，适时动态考核。在规模养殖疫情应急管理中，首先在各级疫情管理层级中设置监察考核部门，每一级受上级监察部门领导，对上级监察部门负责；其次是依法加强监察考核职能，例行监察考核和随机监察考核相结合，督促约束各级疫情防控机构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同时对养殖户主，以检促防，加强检疫监督。

深化问责机制建设。一是强化决策问责制，严肃应急监管体系的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对那些在应急管理中，“要面子捂盖子”、违反科学民主决策规定、出现重大监管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格追究一把手的责任。二是厘清突发事件的诱因成因，规范事故问责制，公开客观地进行责任评估，尽可能地避免“天灾人担责”和“替罪羊”等错位责任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闪淳昌．对我国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1)．

[2]钟开斌．应急管理“机制”辨析[J]．中国减灾，2008，(4)．

[3]范维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科学问题的思考和建议[J]．中国科学基金，2007， (2)．

[4]曹杰，杨晓光，汪寿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科学问题[J]．公共管理学报，2007，(2)．

[5]郭济．中央和大城市政府应急机制建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陈为能．美国公共卫生管理经验的借鉴[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3，(7)．

[7]薛澜．危机管理的国际借鉴[J]．中国行政管理，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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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养殖业可行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虾蟹增养殖技术；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

中图分类号：G71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209-03

水产养殖专业是实践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应用性专业，其毕业生不仅要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更要有一定创新精神和解决专业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虾蟹增养殖技术》作为高职类水产养殖技术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主要讲授虾蟹类的生物学知识、育苗基本原理及技术、养成原理及技术和虾蟹类的增殖技术等。近年来，教研组教师为了更好地体现高职高专教育理念，使学生更加符合生产一线的要求，针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对课程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优化。

一、结合生产实际、优化教学内容

本课程内容的设置源于水产行业的发展，在调研和分析了江苏省和周边省市水产行业发展趋势与职业岗位能力需求的基础上，在“工学结合四段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指导下，不断更新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突出学生职业素养与职业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必需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成为合格的水产行业需要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教学内容的优化主要体现在“精、深、新、练”四个方面。“精”是指联系实际，把握区域特色突出重点。江苏省作为我国的水产大省，目前已经形成河蟹、青虾、克氏原螯虾、南美白对虾和罗氏沼虾等甲壳动物的特色水产业。我校培养学生就业主要面向省内和周边地区，因此在教学内容组织上，要以这些甲壳动物作为重点，讲精、讲透。“深”就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突出虾蟹增养殖理论与养殖生产实践的密切结合。“新”是指在教学内容方面，根据虾蟹养殖技术、养殖方式及养殖品种的发展变化，删繁就简，推陈出新，引进和介绍国内外虾蟹增养殖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如把抗病毒对虾苗种培育、大棚养殖对虾技术、河蟹生态养殖等本学科最前沿的内容充实到课程教学之中。“练”是指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加强实践教学使学生能更快适应生产岗位的要求。水产养殖专业是实践性和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因此需要增加实验教学课时，使之达到总课时的30%左右，同时需将专业实践和顶岗实习纳入课程体系，并构建相对对立的实践教学体系。

二、改革教学方式、激发学习兴趣

水产养殖技术作为我校2010年新开办的专业，教学基础相对薄弱，本课程主讲教师缺乏生产实践经验，但充满创新精神，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为此课程组归纳总结出以下三种方法。

1.提高教学趣味性。学习的动力来源于对所学内容的兴趣，课程导入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环节，好的开篇可以起到先声夺人和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教师提出问题：我们选购河蟹时有什么样的评判标准，如何提高养殖效益？学生讨论结束后教师给出正确答案，学生此时可能对答案背后的原因充满好奇，带着找寻答案的动力进入课程的学习能调动其积极性。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要时常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将生产实践中的趣事和目前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引入教学，满足学生新鲜感的同时使学生对专业内容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2.学生讲课和课堂辩论。传统教学主要采用教师上课学生听课的模式，在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下，学生缺乏主动性，为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课程组在教学过程中采用部分章节由学生辩论、学生讲课等形式完成的方式学习，这种教学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积极响应。例如针对目前河蟹养殖过程中出现追求产量和质量两种趋势，可组织学生对此展开辩论，在增强课堂活跃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3.聘请高校和企业的专家学者走入课堂。国内许多行业都存在产学研严重脱节的问题，水产行业同样如此。学生作为行业的生力军，是知识和技术的传承者，只有把企业和科研单位请进课堂才能培养出既懂生产又能科研的复合型人才。例如介绍河蟹养殖时，邀请河蟹养殖专家就“河蟹生态养殖”作专题报告，让学生对生产一线的技术现状有清晰的认识，同时向学生介绍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及动态，开阔学生的视野，启发学生的思维。

三、注重实践教学、提高人才质量

水产养殖行业一般是处在农村或者是更加偏远的地域，生产工作条件比较艰辛，收入待遇不高，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仍然是没有出息的职业，学生对水产专业有本能的抵触与厌烦情绪，影响教学效果和学生的专业素养。实践教学的加强有助于学生对水产养殖业的全面了解，降低他们的抵触情绪，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改变社会对水产养殖就业的评价，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虾蟹增养殖技术》作为本专业核心课程，其实践性和应用性更强，实践教学改革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而为提高处理实际生产中出现养殖问题的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1.构建新型的实验课程体系。《虾蟹增养殖技术》作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必需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为此我们增加了实验课时，使实验课时占总课时的比例达到30%左右。本课程由于教材、教学环境和实验设备等多方面的原因，大部分的实验项目以验证性实验为主，缺乏综合性实验和系统的课程实习，这就大大限制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为此课程组缩减了验证性和基本操作性实验所占的比例，同时根据生产实践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实验，提高学生的实验兴趣。创新性实验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同时也需要大量经费，教师可以与自己的相关课题联系起来，例如可以把“早春河蟹池塘的青苔问题比较严重，如何处理既能有效又经济实惠地解决问题？”在教师的指导下把部分试验交由学生设计和实施，既能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又能培养创新意识。

2.将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纳入课程体系。水产养殖的生产过程周期较长，课程设置的实验和教学实习时间较短只能了解某个阶段。虾蟹水产品种类繁多，学校又不可能建立所有品种的实训基地，所以为期1周的教学实习都是去相关的养殖场走马观花地参观1～3小时，学生只能了解大概过程，不熟悉生产的整个流程，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目标。长此以往，学生一方面会抱怨缺乏实践动手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却又轻视实践教学活动。我校的培养模式为前2年在校学习，最后1年顶岗实习，而水产养殖专业是一个季节性比较强的行业，每年的3～10月份为生产旺季，其他季节则处于休息状态。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水产教研组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将寒暑期社会实践和毕业顶岗实习纳入课程体系，首先将第3学年的实习分成2个阶段，分别在大二和大三下学期去企业进行为期6个月的生产实践，这样就能充分利用生产旺季开展实践活动，同时还能利用淡季回学校补充理论知识，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学生能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培养实践操作能力。此外，在第1学年的暑假，学校也鼓励学生去企业进行为期2个月的短期实习，这样既能让其对水产行业有大体认识，从而激发其学习兴趣，又能为新学期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通过为期1年的试验，这种实践改革得到学生的普遍支持，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也确实起到明显的效果。

3.加强校外培养基地建设，开展产学研结合的实践培养模式。学校建立自己的实训基地能最便捷地为学生实践提供保障，但是基地的建立、运行和日常维护管理等需要大量的投入，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高校短期内往往无法建立与课程配套的实训基地，而大型的水产养殖企业具有众多的养殖场所，两者若能深化合作建立产学研基地，能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使学生熟悉企业工作环境、流程和制度，增强实际操作能力。目前学校已与多家育苗场、饲料、渔药、养殖场等相关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并与企业联合建立水产养殖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学校将科研、教学和学生的就业结合起来，每年列出教师研究课题的内容，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对未来就业的规划选择适宜的研究课题，然后在学校的统筹规划和教师的沟通下，企业为课题的研究提供基础设施的支持，为学生提供生产实习的机会和条件，教师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并在同等条件下将科研成果优先在该企业应用转化。同时促进学生与企业之间相互了解，建立初步的人才培养、就业关系，形成产、学、研、就业的长期稳定合作模式，确保科研项目的高质量完成，提高企业的科研意识和水平，提升学生的生产实践能力和就业率。

总之，通过对《虾蟹增养殖技术》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改革，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都得到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稳步提高，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后续的教学改革中，我们将根据专业特点，积极加大投入，自主建立一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水产动物综合实训基地；与企业进一步合作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改革和完善实践教学模式。此外，在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应继续改进教学方法，多采取讨论式、报告式等启发式的教学方式，使教与学很好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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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养殖业可行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金头闭合龟；资源保护；人工繁殖

中图分类号 S93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24-0095-04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on Biology and Resources Protation of the Cuora aurocapitata

Cheng Yunsheng1et al.

（1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Anhui Academy Agricultural Sciences，Hefei 230031，China）

Abstract：Cuora aurocapitata was an special rare turtle，which distributed only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Qingyi river of the south Anhui province and was discovered and named in 1988. This species was the first-rank protected animals in Anhui province and was listed in appendixⅡof CITES in 2005.The bioresearch，resource investigation，habitat status and artificial propagation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manuscript，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n the protection in the future was anticipated，which could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ora aurocapitata.

Key words：Cuora aurocapitata；Resource conservation；Artificial propagation

金头闭壳龟（Cuora aurocapitata）是分布于我国皖南青弋江上游区域内的特有珍稀龟类。此龟不仅是良好的科研材料，还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自1988年被发现并命名以来[1]，引起了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个人爱好者的广泛关注[2-7]。但由于此龟性成熟周期长，繁殖率低下，加上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导致其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破坏，与此同时，主产地还存在着非法贸易行为，致其日趋走向濒危状态[8]。1992年安徽省将金头闭壳龟列为本省Ⅰ级保护动物，1997年的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将其评估为极危级[9]。国内外学者对该龟的生物学及保护性研究有近20年时间，但2010年以后相关的研究报道却日益见微。为此，本文从金头闭壳龟发现以来的近30年内，有关其系统学、养殖学、细胞遗传学、细胞生理学、生态环境学、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旨为进一步进行金头闭壳龟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同时对保护物种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生物学研究

1.1 新种发现 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罗碧涛、宗愉依据南陵获得的3号模式标本[1]，从龟类形态分类学研究出发，认为该龟属于闭壳龟类新种，并命名为金头闭壳龟；从安徽铜山上新世的闭壳龟化石形态描述[10]，新种与其比较极为接近，产地也相近，表明此龟为该区域内极古老的生物之一。按中国产龟鳖类分类研究划分[11]，属爬行纲龟鳖目淡水龟科闭壳龟属，学名：Cuora aurocapitata。发现之初仅有聂刘旺[12]、唐鑫生[13]、邹寿昌[14]、赵尔宓[15]等少数高校学者与科研机构、上海陆伟[16]等个人爱好者收集了少量活体外进行驯养试验，而社会上并没有广泛关注。

1.2 人工养殖与繁殖学研究 20世纪90中期以后，金头闭壳龟开始引起了国内各类人群及日本、美国、港台的科学家去往产地搜集，致使金头闭壳龟价格一路上扬，由几十元数每只涨到数万元每只，至今有价无市。周婷等发表有关金头闭壳龟类饲养的科普书刊后[17-22]，国内人工饲养金头闭壳龟水平有了大的发展，逐渐掌握了其生活习性、生长特点、繁殖习性。目前，安徽芜湖二坝安徽省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湖北武穴中国万年龟养殖基地、江苏无锡绿毛龟研究中心等地及少数个人先后建立了繁育场，陆伟等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繁殖子一代成功。迄今为止，因种种利益关系，子一代的稚幼龟多去向不明，国内尚无子二代报道，日本、美国等国家有人工成功繁殖的研究报道，甚至已有了子二代[23]。目前国内人工繁殖普遍存在的技术障碍为：性成熟龟种少，尤其雄性龟种源更稀缺；人工饲养环境下，受精率低下。

1.3 遗传学研究 宗愉[12]等通过对闭壳龟血清蛋白SDS凝胶电泳研究，认为金头闭壳龟、三线闭壳龟、黄缘盒龟及黄额盒龟之间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4种闭壳龟应属于同一类群，它们与摄龟明显不同。郭超文等[24]确定了金头闭壳龟的核型为：2n=52（14M+2SM+4ST+6T+26m），NF=72，核型模式为8+5+13，一对次溢痕位于Ⅰ组的No.1 p inter，指出了金头闭壳龟与三线闭壳龟间的核型差异。

1.4 细胞生理学研究 李晋[25]从生理学角度对金头闭壳龟的心电图进行了深入研究，掌握了该物种的心率和心电各波随季节性变化及期心率和心电变化的特点，并讨论了影响描记金头闭壳龟心电图的有关因素。

1.5 分子系统学研究 吴平等[26]、蒲友光[27]在DNA序列水平的分子系统学研究上，用PCR技术扩增约400bp的线粒体12S rRNA基因片段并进行了序列分析，其他学者探讨了与其相关的一些系统进化和分类学问题[28-32]。

1.6 环境生态与保护学研究 金头闭壳龟野生资源的濒危程度，除其自身为典型的K对策生物遗传因素之外，植被的改变对其生存、繁殖产生着极大影响。除柳后起等的研究报道，其他环境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研究报道还是相当稀少，而对栖息地的植被变化演变过程、山洪周期性规律、溪流断流与暴涨周期性观测、保护措施与生态变迁特征，目前仍无人考究。

2 资源调查研究

2.1 野生种群分布 研究报告显示：金头闭壳龟分布仅限于皖南泾县、黟县境内与青弋江相通的支流上游的山涧溪流中。邹寿昌首先对野生资源展开调查研究[8]，初步认定泾县古坝、蔡村、孤峰三地的山涧溪流中为可能的主要栖息地。2000年后，该龟的野外情况进一步告急。唐鑫生等通过调查，将金头闭壳龟分布与栖息地的地貌、生态进行联系研究，认为该龟仅分布于青弋江流域，生活在水质清澈的溪流中，尤其是落差较大的水潭，潭边有由溪水冲刷堆积的沙滩，沙层深20～40cm，水质pH5.5～5.8，水中有溪蟹、小鱼虾及生昆虫；两岸是茂密的阔叶乔木、竹林和灌丛，林下落叶层较厚[13]；张方等通过实地调查和结合研究文献报道，认为该龟并非无序点状分布，应是从水系上成带状分布，得出黟县和泾县两地金头闭壳龟总的分布范围约为120km2内[35]；王剑等认为该龟仅在泾县漕溪河、汀溪河、孤峰河，黔县清溪河出现，实际生活于仅在面积不足1.5km2河道中；万全等认为[41]：黟县的清溪河、泾县的孤峰河已经不适宜金头闭壳龟生存；泾县汀溪河爱民段往上游延伸至宁国境内段，是目前较适宜于金头闭壳龟生存的河段。从各作者调查报告分析可知：当前青弋江的支流主要河道：漕溪河、汀溪河、清溪河栖息地生境均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人类活动频繁，已遭到严重破坏，近十年来已无发现金头闭壳龟活动踪迹，仅部分溪流区域段至今仍保存完好的生境，也许仍存有野生金头闭壳龟，但随着受协因子的日益加剧，栖息地范围仍在逐渐缩小。

2.2 野生种群数量估测 部分学者试图对野外金头闭壳龟的数量进行过估测。20世纪90年代初，野外捕捉数量每年仅收购到3只左右[8]。而到了21世纪初期，据张方等调查后进行估算，认为野外种群有120～360只；冯照军等依据当地收购数量，推测野外数量可能有200～300只；王剑等调查后认为该龟野外种群现存总数不会超过200只；万全等根据已有资料和调查的情况，推断野外生存的金头闭壳龟的数量可能不超过100只。上述有关金头闭壳龟野生种群的数量，均为调查后主观推测，既不是生物学统计模型计算值，又非区域实际监控值，可能有其合理性，但与实际数量可能还存一定差距。而野生资源总量在日益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从邹寿昌首度国内各机构收存金头闭壳龟数量以来，到万全详细记录到各年度、各个采集点、信息来源，前后跨度为15年，近10年来再无新的金关闭壳龟捕获记录信息。分析可能的原因为：栖息地产区基本属于贫困山区，信息、交通十分不便，多数人也并不熟识该龟；该龟为安徽省Ⅰ级保护动物，当地存在的违法收购一直是隐密进行的；2010年以来，该龟在区域产地已非常罕见，某些利益因素也是当前金关闭壳龟产出信息不透明的原因。

3 栖息地状况与保护措施

3.1 栖息地状况 野生金头闭壳龟主要栖息地域漕溪河、汀溪河、清溪河流域与其相通的部分相通山涧溪流都分别有了调查报告[35-43]，万全等将水质因子、浮游动植组成及生物量作了最为详细分析；监测显示[41]：黟县的清溪河和泾县的漕溪河、汀溪河和孤峰河的河流水化指标范围：pH5.5～7.0，水温24～29℃，DO 6.887～10.421mg/L，硬度0.42～1.76mmol/L，总磷0.047～3.014mg/L，亚硝酸盐氮0.009～0.104mg/L，氨氮0.022～0.043mg/L，水质清新，未发生富营养化，除总磷和氨氮指标外，其他指标均符合Ⅰ或Ⅱ类水质标准；主要分布区域河流的浮游生物量较少，以绿藻门和硅藻门为主，其中绿藻门占浮游植物总属数的35%以上，硅藻门占浮游植物总属数的28%以上，河流底部有大量的螺蛳；柳后起等对两地的野生环境的植被多样性作了全面调查研究，认为：对金头闭壳龟栖息地产生较大影响的环境因子，包括植物群落结构、溪边沙地、溪流水体环境等；野生金头闭壳龟栖息地植被多是天然林砍伐后形成的次生林、人工毛竹林和杉木林；统计样方中共有维管植物443种，分属129科232属，其中，河柳、枫杨、毛竹、水杨梅、鬼针草、线穗苔草、水蓼等植物在样方中出现频度较高（>50%）。植被的改变对金头闭壳龟生存繁殖产生很大影响，是导致金头闭壳龟濒危的主要原因之一[43]。总之，不同的时间段考察，栖息地的生境各类影响因子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在未建立金头闭壳龟生态环境保护区之前，相关的各类因子还将走向恶劣。

3.2 生境受协因素 当前金头闭壳龟生态环境受协因素主要有[13，39，41]：植物群落结构遭到破坏，主要表现为天然林和次生林常遭砍伐，山体滑坡，部分区域栖息地居民在溪流出水口私自接饮用水管道，造成旱季间歇式断流；受人工建筑需求，大量沙地被取掘；溪流水体环境趋向恶化，有大量生活用水流入，垃圾随意倾倒；人为肆意盗猎行为一直存在；支流河道均有与工、农业生产用水倾注，汀溪河段过度旅游开发（出现各类时尚的人工漂流游等）；支流河道存在多道人工拦河坝、水电站、造纸厂；支流河道内人为张捕鱼虾。现有诸多受协因子，应为导致当前与青弋江相通的漕溪河、孤峰河、汀溪河、清溪河的主河道内金头闭壳龟基本无生存条件的重要因素。

3.3 保护措施 自1995年以来，相关学者均提出或呼吁对金头闭壳龟的保护，主要措施包括[8，13，33-44]：开展对金头闭壳龟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尽快在安徽省泾县建立金头闭壳龟保护区；对于已持有金头闭壳龟的养殖户均应依法办理“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养殖许可证”，对所持龟的来源、亲缘关系进行登记，避免与近缘种杂交和近亲繁殖；通过人工养殖，在饲养条件下进行自然繁殖，复壮种群，等条件成熟时再放回自然界；建立对野生种群动态进行长期监测。开展宜传和教育工作，增强群众的保护意识、加强法制监管措施与市场监管力度等。在上述建议性保护措施中，仅有黟县县政府已于2007年正式下文批准，在洪星乡规划建设黟县清溪自然保护区[42]，2010年省林业厅将该物种的保护列入“濒危野生动物生境维护与改造”项目。该项目当前因缺乏相关的政策性项目资金支持而难以为继；而时至今日，在金头闭壳龟捕获较多的泾县却仍然没有专门的保护与管理机构。

4 展望

金头闭壳龟自发现以来已有近30年历史，但国内外学者对其展开学术研究持续时间不足20年。现存的争议中，必须进一步查清金头闭壳龟与黄缘盒龟、潘氏闭壳龟的分子遗传距离，以及腹甲纹理变化是否与地理位置或它们种间的杂交种相关[44-48]；对于野生资源保护工作，重点实行就地保护原则，通过强化人工繁殖研究，迅速壮大种群，开展人工繁殖的幼龟在保护区域段放归试验；同时，组织国内现存的野生种龟资源的交换与配对使用，规避不同区域内人工饲养的金头闭壳龟种质退化风险，以利于该特种的持久延续和人工利用[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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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养殖业可行性研究报告范文

首届“美中动物法研讨会”于2014年6月在美国休斯顿举行，举办方是休斯顿大学、中国西北政法大学和南德州法学院。在首届研讨会上，美中学者、官员介绍了美中两国各自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动物致害赔偿法律规定和实践、动物虐待的司法判决和惩处，以及法律对机构性的动物虐待如集约化动物养殖、动物实验等的福利要求和惩处空缺等问题。第二届“美中动物法研讨会”的举行，正好在中国修改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关键时候。本次美中研讨会的主题，就是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和执行中遇到的难题、法律漏洞和可以改进的地方。中方专家也希望借此次交流机会，研究美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的优点与不足、执行上的难点与盲点，以及有待改进的地方。美国学者专家则希望通过与中国专家的交流，提示中方避免美国法律上问题、不要重复美国的错误。

中方代表团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人大、国家卫计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西北政法大学、它基金以及国家药监总局化妆品检测评估的专家、学者和官员组成，美方参会专家有来自哈佛大学、休斯敦大学、公益诉讼律师、动保基金会和美国国务院等政府官员和学者。美中学者和专家就中美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在专家主题报告环节，美国HSUS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诉讼总监拉尔夫・亨利首先向各位中国专家学者全景式介绍了美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美国国会于1900年通过了《莱西法》，该法禁止违法捕捉、杀死、运输和出售野生动物及野生动物进出口和跨州贸易，也禁止导游或承运商协助上述违法行为，通过设立重罚措施，该法案成为美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道防线。时至今日，它存在的漏洞逐渐被1916年通过的《候鸟保护法》、1972年通过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1973年的《濒危物种法》和1996年的《马格努森渔业保护和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所填补，共同构成了美国目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成为了美国司法、执法部门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法律武器。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处长丁敏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工作进展进行了报告。报告围绕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的工作进展、修改思路和修改主要内容展开。目前，该项修改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3年9月，中发[2013]7号文件规定了立法规划，2015年6月，中发[2015]15号文件修改了该立法规划，由全国人大环资委负责牵头起草并提请审议，目前，环资委已成立了由9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组成的领导小组并制定了于2015年底完成提请审议任务的工作方案，广泛开展调研、听取各级政府、保护管理机构、专家、NGO等各方人士的意见，并发出了征求意见稿征求149家单位的意见。下一步工作重点则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并配合相关审议持续开展工作直至法律通过。在修改立法的过程中，针对现行法律对违法经营、食用野生动物处罚不够、对栖息地保护关注不足、对野外种群和人工繁育种群缺乏分类管理、对部分违法行为法律责任认定过轻等问题，补充确立保护优先、栖息地保护、细化分类管理、强化法律责任等原则，明确禁止违法经营、食用野生动物；保护野外种群及栖息地；加强人工繁育管理；加强公众参与和宣传教育；增加野生动物保护的财政支出；强化法律责任等修改内容，力求使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更能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的基本法。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教授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的争议问题”做了主题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争议；野生动物的定义及范围争议；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争议；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与商业利用争议；野生动物的狩猎许可及其转让争议；食用野生动物行为的定性争议；野生动物福利与社会公德方面的争议；野生动物的致害补偿争议；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合作争议；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责任争议等共计十个问题。常教授从现有各家观点的辩证阐述着眼，认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应该与时俱进，回归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和本意上来，确立新的明确的“三有”标准，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和相关定义，合理确定并划分野生动物保护栖息地，明确其设立标准、监管机构和监管职责。针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与商业利用、狩猎许可及转让等方面，则应该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方针有的放矢，同时在相关环节――譬如狩猎权的流通性――效仿美国的做法，对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全面规定，使狩猎经营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但在食用野生动物的相关问题上，则应采取全面禁止的态度，不仅应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和消费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范围，还应规定警告、罚款、拘留等行政责任。在野生动物福利争议方面，首要问题是保护和改善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同时严格、明确规定野生动物的利用限度和范围，针对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则应设立相应的国家专项补偿机制，同时改“补偿”为“赔偿”，更好地保护人与动物和谐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积极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合作，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确立罪责刑相适应的保护及惩罚机制，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最终使得野生动物保护成为系统化、整体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一环。

西北政法大学孙江教授在题为《关于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问题的法律建议》的主题演讲中主要阐述了驯养与繁殖的法律建议。他认为，目前驯养繁殖的目的过于功利和狭窄；驯养繁殖许可证取得条件规定笼统、专业门槛过低；对驯养繁殖单位的监管存在严重缺失；建议驯养和繁殖应该服务生态平衡和野外动物种群保护，驯养和繁殖野生动物也要科学有序地放归野外，补充野外种群数量的不足，弱化驯养和繁殖是为了服务于人类利用的目的，禁止商业驯养和繁殖濒危野生动物；提高驯养繁殖许可证发放门槛，对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及动物福利基本标准的满足进行明确规定；强化驯养繁殖过程中的监督和相应动物福利考核指标，强化相关部门特别是林业主管部门的持续监管职能；增加商业化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种群的限制条款，对部分野生动物的商业化驯养繁殖从法律上进行限制甚至是否定，取消国家对商业繁殖的支持，转而支持以维持该物种野外生存为目的的少量和有序的驯养和繁殖；增加虐待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法律处罚条款，完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审批及驯养繁殖登记监管制度，以此使得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得到有效法律保障，确保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事业在野生动物保护的大环境下获得健康发展。

美国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资深野生动物专家德比・里习尔主要对美国国会2003年通过的《圈养野生动物安全法》以及1966年的《联邦动物福利法》做了详细深入的介绍。《圈养野生动物安全法》作为《莱西法》的重要补足和修正，主要为管理私人和其他机构的猫科动物的繁殖问题以及防止圈养猫科动物的跨州运输。目前，美国私人圈养老虎造成的伤害事件占所有圈养野生动物导致伤害事件的55%，《圈养野生动物安全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严格而详尽的规定，以此解决圈养动物受到虐待及人员受到此类圈养动物伤害的问题。此外，圈养动物的基本福利保障也一直是美国官方和民间动物保护组织关注的重点，美国《联邦动物福利法》作为执法机关管理圈养野生动物单位的国家法律，对圈养动物的福利做了基本的规定，根据该法规定，美国农业部作为圈养动物福利相关问题的执法机构，配备了126位监督人员负责监督10433家野生动物圈养机构的动物福利问题，但人员不够、检查不频繁、惩罚不严厉、惩罚措施执行费时太久、农业部相关执照发放标准不严格等问题依然是阻碍圈养动物福利健康发展的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做了题为《中外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目的比较》的主题演讲。周珂教授从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目的演进着眼，阐述了野生动物保护传统立法思想，通过对中美两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思想及现行法律进行比较，指出中国目前的野生动物保护对文明层面的关注严重不足，将野生动物划定为自然资源范畴，使得开发利用成为了主流而忽略了动物福利层面的保护，使得在目前法律环境下，虐待动物无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繁殖驯养的动物失去法律佑护，现行法律漏洞颇多使得野生动物无法得到妥善保护，且现有保护多针对保护名录而忽视栖息地保护。针对此，周珂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修改中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目的的思考，他认为应当将动物福利相关内容添加其中，将立法目的扩充为保护与利用并行，以栖息地保护为主，名录保护为辅，同时，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行业都应与现有立法相配合，全方位完善保护措施，严格法律责任，使得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能够真正做到对野生动物的系统全面保护。

第8篇：养殖业可行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动物；跨省调运；监管问题

中图分类号： S85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6.06.028

1 西安市动物检疫的基本情况

据初步统计，截至2015年10月，西安市产地检疫生猪38.95万头、牛1.866万头、羊0.2614万头、禽类464.549万羽；屠宰检疫猪108.206万头，牛羊3.4694万头，禽类21.401万羽；交易市场共检疫畜类40.6393万头，禽类217.7724万羽，动物产品26313.25吨。无害化处理（染病动物）猪0.6704万头、牛羊0.0409万头、禽类3.0894万羽；肉类35.317吨。而每年跨省调运动物调入西安市的非乳用、非种用动物据不完全统计有几千头（只）。

2 动物检疫监管存在的问题

这些年，国内外动物疫情形势复杂，随着西安市畜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很多养殖户由于不懂相关调运知识，导致从外省调运来的种畜禽不适应当地环境，造成畜禽死亡，甚至将疫病引入，造成疫病的发生和传播，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非乳用、非种用动物需求量不断增加，不按规定申报跨省调运动物，尤其是非乳用、种用动物的现象在个别地区时有发生，有些地区调入落地报告甚至为零，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监管发现某某养殖场（户）调入非种用动物已经饲养很长时间，基层防疫人员由于养殖场（户）不报告也只是在春秋季防疫及补针时才发现该场户存栏的数量发生变化。这些疫病隐患问题的存在阻碍了养殖场监管工作的开展。如何完善监管机制是摆在动物卫生监督监管中的一大问题，同时也是对动物监管执法队伍能力的考验，要在养殖环节做好管控，从源头上切断病源污染传播。给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新时期监督执法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3 解决方案

根据《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0年第6号）第十九条：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用于饲养的非乳用、非种用动物到达目的地后，货主或者承运人应当在24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并接受监督检查。要让单位养殖场（户）的货主或者承运人自觉履行落实规定的报告制度，降低因动物跨省调运引起疫病传播的风险。具体解决的方案如下：一是认真做好辖区养殖场（户）的调查工作，建立动物贩运经纪人备案制度，建立动物贩运经纪人登记台账。对登记建档的重点场所实行划片包干，责任到人，定场定人定责，明确监管责任，摸清底子。对养殖品种、数量、地点、法人代表、联系方式逐一进行登记造册，建立健全养殖场养殖档案，对新增养殖场（户）随时进行补充，做到对每个养殖场（户）底子清、情况明；二是强化培训，提高素质。定期组织执法人员、监管人员进行动物防疫、检疫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培训学习，提高队伍素质。同时加强对养殖场（户）进行法律法规培训；三是广泛宣传，营造氛围。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动物防疫和畜产品安全的重要性，明确养殖场户的主体责任和包联官方兽医的职责，增强养殖者安全生产意识和官方兽医监管责任意识；四是认真履职，严格执行农业部关于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六条禁令，严格监管。监管人员对饲养场畜禽的强制免疫、用药、无害化处理、消毒等执行情况要进行全面监管，认真填写监管记录做到“痕迹化”管理；五是指导养殖场建立健全无害化处理设施，完善无害化处理档案制度，对随意丢弃病死畜禽的养殖场户要依法进行严厉查处，从源头上控制传染源；六是村级防疫人员要充分做好信息收集，充分发挥哨兵的作用，发现跨省调运非乳用、种用动物，要及时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报告，动物卫生监督接到报告以后派员及时调查处置；七是引导跨省调入非种用乳用动物者履行落地申报义务，降低疫病引入传播风险。要加大对辖区内养殖场的监督检查力度，设立公布举报电话，发现跨省调入动物未按规定报告或者未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严格按照《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依法立案查处。

4结语

第9篇：养殖业可行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奶源建设 万头牧场 规模效益 生产函数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期间，在国企代表见面会上，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蒙牛开始自建奶场、提高奶源收购标准、加强产品研发、改进质量检验标准和方法，这个过程可以保证蒙牛不再出现以前发生的事情。并表示对蒙牛集团未来的信心，是和整个中国乳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希望能够以新的经营理念、质量检测水平和严格的要求来提升产品质量，获得消费者对蒙牛的信心支持。

表1 2008年各主要乳品企业盈利情况

资料来源：2008年报数据。

据资料显示，蒙牛今年将完成自建牧场12座，奶牛存栏11万头，并斥资30多亿建设规模化牧场，到2015年实现100%原奶由规模牧场提供。截至目前，现代牧业已建成运营的万头牧场有16个，在建牧场4个，拟建牧场10个，2015年前，现代牧业将完成30个万头规模牧场的规模与经营，奶牛存栏超过26万头，日产高品质牛奶3000吨以上。伊利也计划增资建20个“奶联社”模式下的牧场，在呼和浩特建设1.5万头规模的牧场。上海光明也已建设了自己的海丰万头牧场。河北三元宣称在3-5年时间建成2万头奶牛的牧场和20个畜牧场型奶牛基地。完达山与河北贝兰德合作成立的新公司计划再建4个万头牧场。经历三鹿事件教训之后的新西兰恒天然表示要在中国兴建万头规模牧场。

表2 2001-2009年我国乳制品产量及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奶业年鉴，2010。

二、研究意义

中国的乳制品行业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之下，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乳制品也成为继粮食、肉类、水产品之后的人们生活必需用品。乳品行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推动了与其相关的其他行业的发展。饲料种植业、种业、包装印刷行业以及运输业在乳品行业繁荣的同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可见，乳品行业对解决“三农问题”和带动农民生产致富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然而“三聚氰胺”事件为乳品行业的稳定发展敲响了警钟，这次行业性的危机表面上看，是供需矛盾导致的一次产业危机，实质上则是中国奶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问题的暴露：奶牛养殖小、散、低的局面没有得到扭转，使得整个产业链效率不高。为了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规模养殖建设给予大量资金和政策支持。

相对于分散的养殖方式，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所面临的生产安全问题更加可控，也可较好地在奶源上控制牛奶安全。悄然之间，“万头牧场”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而每一行业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奶牛养殖搞规模化发展本身没问题，但过度的规模化却不可取，其在经济效益上也未必是最佳。万头牧场奶牛养殖不仅对地理环境、饲料、水源、物流运输等要求很高，对环境的承受能力也有严格要求。在污染、防疫、疾病等方面很难做到有效控制。万头奶牛的集中饲养，容易滋生疫病，特别是大规模圈养，饲养环境条件恶劣，所产原奶易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同时，由于管理经验不成熟，万头牧场缺乏必要的管理人才。由于空间的有限，动物几乎没有活动范围，降低了动物的福利水平。因此，建设万头牧场，不能赶时髦，更不能过于盲目，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条件与实际情况。

综上所述，研究奶牛牧场的最优规模问题对于中国乳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就奶牛牧场规模分析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并且缺乏一定的深度，因此本研究针对牧场建设规模的选取这一课题进行研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不同规模奶牛养殖牧场的效益，进而采用数学规范法，计算出奶牛养殖牧场的最优规模，研究结果为大规模牧场的后续建设和发展提供相关借鉴与帮助，使乳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中国奶业发展都做过很多研究，涉及奶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但对奶牛牧场规模问题方面的研究则很少。以往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模经营的研究

规模经营是与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规模报酬（Return to Scale，也被称为规模收益）等概念相伴生的一个概念，它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它一般指的是各种生产要素以一定数量的规模化结合进行的经营。规模经营作为经济问题的提出早在18世纪末叶就开始了，但作为以独立经营实体为单位，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的。规模经营研究的内容很多，但主要的是研究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各种条件下的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规模经营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等等。我国农业规模经济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大体上是从建国以后才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形成了两种理论观点。第一种理论认为推行农业规模经营势在必行，但要适时适度，因地制宜。第二种理论认为中国现阶段不具备扩大农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为防止农业的萎缩，应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同时引导农民争取农业的外部规模经济。研究农业规模经济的方法有边际分析法、统计回归法、线性规划法、比较分析法、成本函数法、系统优化法等（钱贵霞，2005）。关于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对粮食等作物的生产上，而很少关注养殖业规模经营的。

（二）奶牛规模养殖的研究

对于奶牛养殖规模的研究是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之后才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的，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在这以前，只有张芳等（1993）通过对华北地区集体奶牛场和个体奶牛户的效益规模和经济规模的研究， 提出了适度经营规模： 集体奶牛场45-75 头；个体奶牛户15-40 头。在此规模下能兼顾总收入和每头奶牛盈利， 生产成本达到最低，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朱娟等（2009）指出农户散养作为我国主要的奶牛养殖模式，农户受益较低的问题普遍存在，并根据对奶牛养殖主要地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散户的问卷调研，对散户的成本收益情况作了定量分析，认为散户的经济效益与养殖规模、养殖组织模式、养殖技术和奶牛品种等因素有关。在6～10头的奶牛养殖规模下，奶牛生产性能最高，奶农净收入最大。雷有玲（2009）对奶牛规模养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她认为要提高奶牛规模养殖， 必须要依靠科技， 重视疫病防治， 遵循养殖规律， 才能更好地发展奶牛业。王莉等（2011）指出，近年来在市场和政策的推动下，奶牛规模养殖发展速度加快。但目前奶业也面临效益不好、防疫难度大、环保措施不到位等难题。作者结合宏观数据资料和对奶牛主产区河北省的实地调研，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认为奶牛规模养殖的发展应循序渐进，必须根据当地农业经营特点、饲料供给潜力、经营管理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环境承载能力等多个方面，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模。陈念红（2010）等运用VRS 的一阶段DEA 模型方法，测算了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奶牛生产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从规模效率来看，中规模的规模效率最高，散养的规模效率最低。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奶农养畜规模很小（2-10 头），为此，他们认为政府应采取措施引导和鼓励奶农进行专业化生产，尤其是鼓励养畜能手放弃种粮食而专门养奶牛（羊），并给予适当的补助或政策优惠。任文军（2008）认为规模饲养奶牛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因地制宜。提倡集约化奶牛饲养， 但决不能搞形象工程， 盲目投资。要知道奶牛养殖投入大， 风险也大， 而且相应的配套条件也必须要跟上， 尽管国家和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发展养奶牛， 可要与国外发达国家齐步同轨还需要相当长的路要走。所以发展千头万头的大型牧场要慎之又慎。

上述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的很多理论和方法是值得借鉴的。但上述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对于奶牛养殖规模效益的研究，主要是利用统计数据来进行分析的，只有朱娟等人的研究中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外，没有类似的研究成果。对牧场最优规模问题的研究，除了研究粮食等作物的经营规模外，还没有对奶牛养殖牧场的最优规模问题展开研究的研究成果。因此为填补这一不足，本论文针对奶牛牧场的规模效益和最优规模问题展开研究，进而建立最优规划模型，得出当前奶牛牧场的最优养殖规模，研究结果可为建立合理规模的牧场、完善奶业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依据。

四、研究方法

本论文在分析不同规模的奶牛牧场对其经营与收益的影响部分，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确定奶牛牧场最优养殖规模部分，运用了数学规范法构建了最优经营决策模型。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本项目主要是研究规模问题，因此根据调研数据，把牧场按照奶牛头数进行了分组。为了分析不同养殖规模的效益对上述的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了改进，引入了表示养殖规模的虚变量，来说明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不同的奶牛养殖规模对收入的影响。改进后的模型形式为：Ln（Income）=c+αLn（labor）+β1n（cow）+γ1n（fee）+b1D1+b2D2+b3D3+b4D4

其中：Income为牧场养殖的收入；Labor为劳动力，以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工日数来计算；Fee为物质费用，包括精饲料、粗饲料、配种、防疫医治、人工费用以及油电费用；Cow为奶牛头数；D为不同规模组的虚变量，数量要比规模组数少1个。α、β、γ分别为劳动力、奶牛头数、物质费用的弹性系数；b1， b2， b3， b4 分别是虚拟变量的弹性系数。每组的生产弹性系数之和是规模报酬系数RTS。当RTS>1时，为规模报酬递增，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当RTS=1时，为规模报酬不变，投入增加的比例等于产出增加的比例；当RTS

（二）最优经营决策模型

将生产函数代入效用函数，牧场场主的最优规划可简化为：

MAX U= PA·ALαKβHγ- WAL- PKK- tH + p1WI（T-L） + p2PR（R-H）

M/ L=αPAQ/L-WA-p1WI = 0

M/ K=βPAQ/K- PK = 0

M/ H=γPAQ/H-t-p2PR = 0

H*即为牧场主的最优养殖规模。

五、项目的针对性与价值性

在新世纪里，人们更加关心自身健康，更加关注奶产品的安全问题，同时也关注产区的生态环境、奶牛饲养方式及动物福利状况等。这是全球化的大趋势，代表着人类食品消费的未来。而三聚氰胺、性早熟、蒙牛毒奶等事件几乎把所有乳企推至风口浪尖，国内奶源屡屡遭受质量质疑。中投顾问的《2010-2015年中国乳制品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中国原奶主要有三种来源，奶牛养殖小区和奶站占比约为20%，企业自建规模奶牛场比例较小，仅为10%-15%，而散户养殖却占到70%以上。以散户养殖为主的中国奶牛养殖模式是原奶质量低的根本症结所在。为了解决危机，很多专家认为应该大力发展规模养殖建设，但是大规模牧场养殖模式的快速扩张也是有利有弊的，因此针对最优规模的选定以及促进牧场健康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本论文通过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投入既定的情况下，不同的生产经营规模对收益的影响。进而利用数学规范法建立奶牛牧场规模经营决策模型，得出奶牛养殖牧场的最优规模。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奶牛牧场建设与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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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业面临的困境及应对措施[J]中国乳业，2009.（3）.

[2]钱贵霞、郭建军.中国奶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与趋

势展望[J]农业展望，2008.（4）.

[3]钱贵霞、郭晓川、郭建军、邬建国.奶业危机产生的根

源与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3）.

[4]魏玉栋. 特殊时期见证决策的力量——农业部清理

整顿奶站扶持奶业行动纪实[J]农林工作通讯，2008.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