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基本功能精选(九篇)

第1篇：证券市场基本功能范文

关键词：证券市场；效率；内涵；评价

从理论上说，科学的证券市场效率评价原则和方法，首先要建立在科学合理地界定证券市场效率内涵的基础上。从实践上说，如何制定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评价原则和方法，直接影响到各种政策的制定及其导向。因此，科学全面地理解和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结合我国实际确定证券市场效率的评价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证券市场效率内涵的辨析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金融学逐步形成了以“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cy Market Hypothesis。简称为EMH。也称为“有效市场理论”)为主体的证券市场效率理论。1965年，法玛(Fama)首次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给出了一个描述性定义：如果证券价格充分反映了可得的信息，每一种证券价格都永远等于其投资价值，则该证券市场是有效的。有效市场理论(EMH)使用市场定价的信息有效性来衡量证券市场的效率。长期以来，大部分的学者把信息有效性与资本市场效率等同起来了，认为“一个资本市场如果在确定资产价格中能够使用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它(从信息上说)就是有效率的”。

20世纪70年代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外学者对证券市场效率的研究主要围绕有效市场理论进行检验和实证研究。大多数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符合弱态有效态和半强态有效的状态特征，我国证券市场也尚未达到中强态有效；但对于是否达到弱态有效，则存在较大分歧，有半数以上的学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已达到或接近弱态有效。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效市场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即使一些学者对有效市场理论进行了修正，放宽了一些假设条件，但该理论仍无法解释市场中越来越多的异常现象。市场有效理论对中外证券市场效率状态评价结论的不确定性，加之对市场异常现象的无法解释。暴露出其理论上的缺陷和现实解释能力的不足。

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批学者对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也进行了理论探讨。一般认为，证券市场效率应理解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笔者认为，无论是有效市场理论对证券市场效率内涵的界定，还是按照其他学者的观点——把证券市场效率理解为资源配置效率。都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证券市场效率的全貌。那么应该如何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呢?

1．证券市场效率是“效率”的经济学内涵在证券市场的具体表现和应用。在经济学一般意义上。效率是指生产活动所得到的经济成果与投入的比较值，即收益与成本之比，比值越高，则效率越高。因此，相应地，证券市场效率可以从证券市场资源的配置利用、信息处理、资产定价、交易运行以及市场监管等多个环节的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中得以体现。因此，证券市场效率应该既包括作为证券市场效率核心的信息效率，也包括以最低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融资效率，还包括使市场投资者高效地进行信息交换和投资交易的运行效率。

2．证券市场效率是证券市场功能发挥程度的反映。从根本上讲，证券市场效率高低就是其功能发挥程度的高低。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必须从对证券市场功能的分析人手——应由证券市场功能的构成以及影响功能发挥的因素，研究证券市场效率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因而，证券市场由其基本功能和辅助(或附属)功能决定。

3．证券市场效率是一个多侧面的多种子效率的综合体。如果将证券市场效率内涵仅局限于信息效率和定价效率来评价证券市场，就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证券市场的全貌。事实上，证券市场效率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多种相互联系且彼此相互作用的子效率体系。如可以从影响范围的角度划分为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从功能角度分为运营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等。

二、证券市场效率的评价原则

正因为证券市场效率内涵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评价证券市场效率应当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评价证券市场效率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从根本上说，由于证券市场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证券市场的效率需要通过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同时需要从实体经济中得到检验。因此，评价证券市场效率的结果，应当与证券市场的运行和功能发挥程度相一致，与其促进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相符。

2．评价证券市场效率应包含但不限于证券市场有效性的综合考察。证券市场效率不仅仅表现为信息效率，市场价格反映信息的有效性并不能完全替代资本市场在资本形成与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因此，对证券市场效率的考察绝不能仅限于基于有效市场的各种信息有效性检验，还应当依据帕累托标准，包括对各种子效率状态的综合考察。

3．证券市场效率评价应当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经济体制特征。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是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经济体制尚处于转型期，证券市场发展到现在才不过16年的时间，正处于迅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证券市场的部分功能受到制度性约束和内部结构不健全影响而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却对我国原来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西方成熟证券市场所没有的。尽管按照证券市场有效理论，我国证券市场效率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率的。但实际上，证券市场为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资源动员、优化配置等多元化的巨大促进作用。因此，确定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和评价方法，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国外的做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证券市场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三、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总体评价

1．融资效率迅速提高，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第2篇：证券市场基本功能范文

按基础资产的不同分类资产证券化基本可以分为抵押贷款证券化和资产支撑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一经产生，就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美国是资产证券化的发达国家，也是全球最发达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从1990年到2003年底，住房抵押贷款支撑证券在美国的发行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3.7％。从发行规模看，1991年单个MBS市场规模超过公司债券市场。1999年单个MBS市场（余额33342亿美元）超过了国债市场（余额32810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市场。欧洲是全球第二大资产证券化市场。1986、1987两年欧洲发行的ABS总量仅为17亿美元，2002年则达到1557亿欧元，2003年达到2172亿欧元，增长了37％。其中ABS发行量为1257亿，较2002年增长了60％，而MBS的发行则增长了15％。亚洲地区的资产证券化从1995年兴起，至今已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地区和国家迅速发展。据标准普尔最近的估计，几年内以上地区的市场将以25％的速度增长。由于发展迅速，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正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运用。对于我国来说，实行资产证券化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危机，而且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割裂和功能错位。

一、中国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市场存在很大的错位

（一）从经营体制来对比。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证明，从“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专业模式向“综合经营、综合管理”全能化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业发展的主流。美国于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允许银行、证券、保险相互跨行业经营。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各大银行和投资银行纷纷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形成大型金融集团。2004年1月JP摩根大通斥资580亿美元收购第六大银行集团美一银行，合并后资产将达到1.1万亿美元，届时将成为继花旗集团之后的第二大金融集团。而美国三大金融集团的资产就将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成为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

中国目前采取的是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制度。1995年我国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标志着我国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经营的格局正式确立。九十年代末开始，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金融各业相互渗透的政策措施，而近年来，光大、中信等实质性的混业集团也开始出现，标志着我国初步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趋势。但从总体来说，我国目前仍然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尤其作为国家金融中坚力量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仍然受到严格限制。

（二）金融市场的割裂与融合。美国各个金融结构之间的资金流动比较畅通，而我国银行、证券、保险市场之间资金流动严重割裂。在美国，养老基金、保险公司资金和共同基金是最大的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超过股票流通市值的40％。而在中国，银行、债券和保险之间的资金几乎不能流动。商业银行只能投资于企业债、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他产品。保险资金尚不能直接入市，而只能通过基金公司或证券公司以很小的比例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于股票市场的比例就更小。

（三）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功能。由于美国有较发达的债券和股权融资市场，因此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长期融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其外源融资中只有20％左右是贷款融资，80％左右是证券融资，而在这80％中，债券融资又占到70％左右。商业银行功能更多的是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少数的一些中长期贷款大量采取了银团贷款的方式。

与之相比，近年来我国银行贷款在国内融资中所占的比例基本在90％以上，即使是在股票市场最为景气的2000年，其所占比例也高达81％。资本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以及融资功能的不足，使得我国企业部门的资金需求主要依靠银行获取。我国商业银行担负了提供长期融资的职责，承担了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功能和角色，出现了严重的功能错位问题。

（四）金融产品的丰富与贫乏。美国金融市场发展较早，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及衍生产品市场产品非常丰富，任何有风险承担能力和收益获取意向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几乎都能在金融市场上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投资产品。相比之下，中国当前金融市场产品还比较缺乏，主要体现在债券品种严重不足，缺乏占美国比例最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另外，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市场基金。

（五）金融风险的分散与积聚。在美国，由于资本市场发达以及与之相应的金融资产的高度证券化，使得金融风险可以通过多个市场进行分散，投资者可以在自己愿意和能承担的风险水平下获取相应的收益。另外，通过MBS、ABS和企业债等风险转移产品，将风险分散到具有承受能力、能够承担风险的数量众多的投资者身上，从而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而在中国，由于各个市场之间的割裂以及金融市场产品的不完备，使得资金需求者主要依赖银行体系。原本应该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的融资，特别是大型项目融资只能通过长期贷款的方式沉积于银行体系内，从而积聚了极大的风险。在现阶段，这种风险的解决方法，或者是通过以前的方式，由财政部以核销坏账及再次注资的方式对银行加以扶持，或者是通过大量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实现。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其实质都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最终损失，相当于强制征税。这样做的结果对于那些原本不能也不愿承担金融风险的个体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

二、资产证券化是解决金融市场体系市场割裂和功能错位问题的途径之一

（一）资产证券化可以改变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功能错位。我国商业银行在长期资本市场的错位，蕴含了较大的风险。要解决这种功能错位、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风险，资产证券化是一条重要而可行的途径。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商业银行过多的存量长期信贷资产变为资本市场可以流动的证券，降低商业银行长期信贷资产存量。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商业银行的身份逐步由信贷资金提供者转变为资产支撑证券的组织、承销和交易者，从而使商业银行的功能实现回归。

（二）证券化是解决市场割裂的重要途径。资产证券化实质上是以基础资产未来的现金流为基础，通过一些复杂的交易结构和协议文本的设计，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进行融资的过程。通过证券化，银行可以由资本市场获得资金。通过投资于证券化产品，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或其他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可以流入银行体系，从而增强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解决目前银行面临的资金来源短期化和资金使用长期化这种期限结构不匹配的矛盾。

（三）资产证券化能够丰富金融市场产品。中国目前债券市场发育还很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债券市场上以国债和金融债为主体，企业债发展缓慢，且没有建立MBS、ABS市场以及市政债券市场。通过资产证券化，能够丰富金融市场产品。从产品的角度来看，证券化产品，如MBS、ABS、CMO等是美国债券市场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些产品往往有信用较高的政府机构担保，因此其风险一般介于国债和企业债之间。这些证券化产品在中国的推出，将能够提供“中等收益―中等风险”的投资产品，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组合的可能性，更好地实现投资者所希望获得的风险―收益组合。

（四）资产证券化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资产证券化改变了投资品种结构，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将对已有的货币市场供求格局产生很大影响。资产转化为债券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这种债券就能成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证券化资产的比重越高，规模越大，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性就越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越显著，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就越高。资产证券化将有助于增大银行间证券市场的交易规模，从而使货币市场交易利率有更大的代表性，对基准收益率、存贷款利率起到引导作用。

第3篇：证券市场基本功能范文

就可行性而言，目前推动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建设有以下几方面有利条件：

1.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具备相当的规模，截至2003年6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1250家，总市值约4.16万亿元，成为仅次于日本、印度、香港的亚洲第四大证券市场。

2.市场组织基础条件已基本具备，已有的组织资源可以在保荐、市场流动性保持、交易组织、结算等多个环节支撑起分层市场的运行。

3.在技术实现手段上，深沪交易所现在的市场技术实现手段可以满足分层市场的大部分需要。从深圳市场情况看，技术系统除承担现有主板市场交易、结算和市场监察任务外，专门用于创业板市场的第二交易系统也已开发完毕并经多次测试，此外技术系统还承担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交易和结算等。

4.监管资源，尤其是市场一线监管资源储备近年显著加强。

5.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加强，投资理念正走向成熟，尤其是各类机构投资者近年有较快发展，分层市场强化的“买者自负”原则目前已有了较坚实的投资者基础。

多层次市场建设的法律思考

（一）现行《证券法》规定对多层次证券市场的制约。现行《证券法》规定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只能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第三十二条），其调整范围仅限于深沪交易所为基础的集中交易市场，换言之，《证券法》关于发行、上市、交易等方面的规定实际上仅适合一个高层次市场。对于层次较低的场外交易市场等，不仅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而且为法律所禁止。同时，证券交易所只能采取单一的证券交易方式，制约了集中交易市场的内部分层。因此，为建立和发展多层次市场，需要修改《证券法》的相关条款，为我国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设想及法律需求。作为我国证券市场根本大法之一的《证券法》，应当对建立和发展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提供基本的法律支持。但是《证券法》如何科学地规划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这个问题必须依赖于我们对证券市场层次体系的构想。根据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设想，我国未来的多层次证券市场可以分为这样四个层次：证券交易所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即OTC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代办股份转让市场。

1.证券交易所内部分层体系及其法律需求

从我国现阶段证券市场实际出发，证券交易所内部目前可以建立以下四个层次的分层交易平台：一是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平台，包括现有主板交易市场和未来的创业板交易市场，为上市可流通证券提供交易服务；二是大宗交易平台，为大宗交易提供交易服务；三是非流通股转让平台，为非流通股的协议转让提供服务；四是特殊交易平台，为特殊的证券如定向发行的在一定范围投资者之间流通的证券、其他非上市证券等提供交易服务。在交易方式上，除集中竞价方式外，可以采取做市商、协议交易等其他交易方式，以适应不同交易平台投资者的需求。

上述证券交易所内分层市场体系的建设，对《证券法》的修改提出了相应的法律需求：

（1）修改有关将证券交易所交易方式限定为集中竞价交易的规定，允许证券交易所采取其他交易方式；

（2）在上市标准制定、提供交易服务等方面采取更为灵活的做法，可以不在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层次上作出规定，由证监会甚至交易所制定具体的规则，以便证券交易所根据市场需要提供相关服务；

（3）赋予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方式和制度创新的权利，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经证监会批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交易方式和制度的创新。

2.场外交易市场及其法律需求

建立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场外交易市场，既可弥补证券交易所融资功能的不足，又可丰富我国多层次市场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是从现行《证券法》来看，目前我国建立和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在法律上是一个禁区。

我们设想，我国未来要建立的场外交易市场应当是现代电子场外交易市场。

建立和发展现代电子场外交易市场面临以下法律需求：

（1）打破法律上的禁区，允许建立和发展现代电子场外交易市场。具体而言，这涉及对现行《证券法》第三十二条的修改，需要《证券法》明确规定我国可以建立和发展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包括场外交易市场。

（2）从法律上将“公开发行”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严格分开，公开发行的股票既可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也可以在场外交易市场上市交易，证券交易所和场外交易市场在上市标准方面应当既存在层次递进关系，又可以相互补充、适度竞争。同时，《证券法》应当赋予不同的证券交易场所制定各自上市标准的权力。

（3）明确场外交易市场的法律性质、交易方式和功能定位等问题。在法律性质上，明确场外交易市场是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证券交易所市场的补充；在交易方式上，规定场外交易市场只可采用电子交易手段，且实现全国联网；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场外交易市场的融资功能，允许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在场外交易市场挂牌交易。

3.产权交易市场及其法律需求

一般而言，股份公司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我们称之为上市公司；一类是未发行上市的公司，这里称之为一般股份公司。前者的股份在证券交易所和场外交易市场挂牌交易，后者的股份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流通转让。我们设想，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应当朝着统一的、电子化的、全国联网的方向发展。为此，在修改《证券法》时，我们建议：

（1）将产权与产权交易纳入《证券法》的调整对象。

（2）对产权交易市场的法律性质、功能定位、交易方式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建议，在不违反《证券法》对产权与产权交易市场的原则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利用现有证券交易所先进的技术和监管经验，对各地产权交易所进行清理和整合，逐步建立一个全国联网、电子化交易的产权交易市场。

4.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及其法律需求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可以朝着成为我国一个低层次交易市场的方向发展，作为证券交易所交易功能的一个有益补充。

我们认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建设问题所面临的法律需求主要有：

（1）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明确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属于我国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之一。

（2）对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功能定位等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其主要作为退市公司的交易平台，为从证券交易所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退市的公司提供转让服务。

第4篇：证券市场基本功能范文

十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对发展和改革功不可没。首先，企业从股票市场融入了大量资金，为企业缓解资金困难、特别是为国有企业脱困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次，企业上市融资毕竟促进了企业改革，促进了传统的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度迈进。再次，出现了所谓的财富效应，一些证券投资者的财富因此而增加，特别是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前几年，不少人在证券投资中积累了财富。

但是，仅仅根据这些并不能对我国的证券市场作一个全面的评价。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才能对证券市场作全面评价呢？这就牵涉到如何正确、全面地理解证券市场的功能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证券市场的功能绝对不只是帮助企业融资、改制，也不是为了实现财富效应。尽管融资功能是证券市场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但决不是全部。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国家，融资功能已退居其次，如美国近十年来企业通过回购等方式从股票市场的融资是负数，出现了资金从企业向股票市场的净流出。但股票市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与融资功能相联系的是，证券市场应该比传统的银行体系更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主要依赖于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投资变现功能和风险分散功能。

社会上的资金应该投入到哪些产业、哪些企业中去?应该从哪些产业、哪些企业退出？证券市场通过对各产业、各企业股票价格的发现，就能迅速地引导资金进出流动。所以，股价是证券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杠杆，价格发现是证券市场的核心功能之一。如果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失灵，就会误导资金流动，扭曲经济结构。证券市场如果是有效的，就可以通过一级市场的发行、二级市场的交易来发现股票的真实价格，也可以通过并购来发现企业的真实价格。当然，证券价格比一般商品价格难以发现得多，所以机构投资者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发现价格的主导力量。

二级市场的存在使得投资能迅速变现，能降低投资所谓的“返现成本”，这就使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降低，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因此，二级市场及其所提供的流动性也是十分重要的，二级市场聚集的资金实际上相当于银行的“头寸”，“头寸”适度的二级市场是实现证券市场的投资变现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条件之一。除了必要的资金聚集以外，二级市场的交易频度对流动性和返现功能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市场要有一定的“厚度”(THICKNESS)。为了维持“厚度”，有时可以利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交易制度，如那斯达克的做市商制度(MARKETMAKER)、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专营商制度(SPECIALIST)等，但目前的趋势更多地是依靠市场规模及吸引更多的高质量企业上市，所以国际上的证券市场也开始了重组，小型的证券市场已面临独立生存危机，证券市场也相互“抢”高质量的企业。

证券化投资的流动性也为风险分散提供了机会，从而克服间接金融体系风险过于集中因而资源配置成本过高的不足。当然，分散风险并不是消灭风险，证券市场吸引的正是那些风险接受者。而且随着衍生证券工具和衍生证券市场的兴起，一些风险经营者迅速崛起，这大大地提高了证券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因此，证券市场的投机和是必要的，尽管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风险很大、前景不明的企业能够在证券市场上融得资金的情况。当然，这就更需要防止证券发行人利用欺诈手段来误导投资者从而有意转嫁危险(已确定将会产生的损失)。

防止欺诈就是要求证券市场成为一种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实际上，公平的证券市场反过来又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了实现公平性，现代证券市场增加了新的功能，即促进企业改善治理结构的功能。证券市场严格强调的透明度、普遍实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就是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另外，企业控制权的转移也能改善治理结构，因此，现代证券市场还作为一个控制权市场而存在。这也是美国证券市场尽管融资功能退居其次但仍然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

对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来说，由于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融资功能比美国的证券市场重要得多，而且证券市场的发展也可以打破间接金融比重过高的格局，能够改善我国的金融体系。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忽视证券市场的其他功能，后遗症将会是严重的。我们必须要重视价格发现功能，这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止经济结构恶化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要正视二级市场流动性及其创造的投资变现功能的正面作用，要正视风险分散功能及其衍生的投机行为的正面作用。更不能忽视的是，证券市场还应该发挥改善企业治理结构的功能，以减少欺诈、增加公平性。

二、股价与市盈率

既然价格发现是证券市场的一个核心功能，那么对股价高低的衡量，就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一般地，我们用市盈率来衡量股市价格。但是，市盈率又往往受到质疑，因为它一般是用过去的盈利指标，而股价基本上是“前瞻性”的，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就是认为现时的股价能及时反映所有的信息，包括未来的盈利信息。所以，即使过去的盈利指标是低的，但只要未来预期盈利率高，股价仍然可以高高在上，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高市盈率是非理性的。所以，客观地说，市盈率的确有局限性。

指出局限性，并不是说市盈率没有用。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局限性，譬如，可以用过去若干年(例如十年)的平均盈利率来计算市盈率。只要经济增长、产业成长、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过去十年的平均盈利率应该就能反映未来一段时期的盈利趋势，用市盈率指标就能衡量股价是否偏离未来可能的业绩。

应该指出的是，在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全面、行业发展成熟的股票市场中，市盈率指标更能准确地衡量股票价格是否正常。如果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比较单调，特别是大部分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仍然处于成长期，前景还很不确定，盈利还很不稳定，那么过去一段时期的收益率就不能代表未来的趋势，以过去盈利率计算的市盈率自然就不能作为“前瞻陛”很强的股价高低的衡量指标。像美国的那斯达克市场就是这样，所以那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暴跌后，其平均市盈率竟然要比暴跌前高得多，也要比纽约证券交易所高得多，这就是因为那斯达克市场的上市公司有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那斯达克100指数企业)是新经济企业，盈利很不稳定，甚至商业模式还不成熟。

当然，这也涉及到证券市场的专门化和投资者的分化问题。将前景尚不确定、盈利尚不稳定的企业放在一个专门的市场，将其风险同普通市场分开，可能更好一些，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其财富状况、对流动性的要求、对投资成熟期限的要求来决定其风险态度。如果其财富丰裕、所要求的流动性低、投资成熟期长，他大可以成为一个风险接受者，对高市盈率置之不理，将资金投资于不确定性高的市场。美国的那斯达克吸引的就是这样一些投资者。

即使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市盈率指标，那么市盈率多高才算是正常的呢?是30倍，40倍，还是更高?其实，孤立地谈论市盈率的绝对值无法说明问题，在比较中判断股票市盈率指标更有意义。我们一方面可以以历史上的市盈率来作纵向比较，另一方面可以以其他国家的市盈率来作横向比较，同时，还可以与其他金融产品的价格同收益率的比值进行比较。纵向比较是一种老实的做法，但可能会有人说这是刻舟求剑，因为不同时代金融深化的程度不一样，金融创新程度、金融市场结构和资金流向情况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对投资成熟期的要求会出现分化。横向比较也会遇到同样的质疑。尽管这样，横向和纵向比较仍然是值得参考的。

自己同自己、现在同现在比较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将股票同本国同时期其他金融产品进行比较，看看其他金融产品价格同收益率的比值与股票市盈率相差多大。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流动性、返现成本、成熟期有很大差异，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升水和所期望的回报率也大不一样，所以各自的价格同收益率的比值自然就相差很大。例如，简单地以存款利息的倒数来同股票市盈率进行比较，就忽略了股票的风险升水。在国债市场发育比较好的国家，以短期国债价格同利息率的比值作基准指标，是非常有用的，就像银行借贷双方可以以央行的贴现率作为基准利率一样。考虑风险升水后的股票市盈率应该要明显低于国债价格同利息率的比值。当然，对风险的衡量并不容易，所谓的贝塔系数的确定非常复杂，所以证券市场必须要有“精明的”(SOPHISTICATED)市场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特别是发展低风险的国债市场，非常有利于对股票市盈率进行判断，非常有利于股市理性价格的发现。三、资金供给、泡沫与“庞氏骗局”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股票市场也不例外。如果流向股票市场的资金过度充裕，股票市场的价格就会全面脱离企业未来的业绩，市盈率就会太高，泡沫就出现了。泡沫的出现会增加股市的风险，因为投资者的长期回报没有保证。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股市就被认为积聚了越来越多的泡沫，直接原因就是资金供给过分充裕，不但美国国内的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急剧膨胀，而且国际上的许多游资也涌向美国。中国的股市资金供给同股价波动的关系更明显，过去的经验表明，在资金上开一个口子就会推动股价的明显上涨。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如果经济的总体资金供给过多，应该引发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总体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出现，就会反过来提高投资者所期望的收益率，投资者会要求更多的风险升水，这将会使市盈率下调。如果只是股市的资金供给量过多，从而引发股市的“通货膨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资金要在股市“扎堆”而不流向别的地方呢?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股市比别的地方更有“吸引力”，二是“热钱”除了股市以外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

一些学者通过对美国股市的系统研究后发现，美国股市就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反馈机制，除了媒体诱导的心理强化以外，还存在着所谓的“庞氏骗局”(PONZISCHEME)(罗伯特·希勒，2001)。骗局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叫查里斯·庞氏的美国人。庞氏骗局实质上是将后一轮投资者的投资作为投资收益支付给前一轮的投资者，依此类推使卷入的人和资金越来越多。股市中的庞氏骗局就是依靠一轮又一轮的资金投入来不断抬高股价，依靠后一轮的资金投入来给前一轮的投资者提供收益，并以此来不断吸引新的资金。

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骗局并不陌生，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游戏，许多钱庄的欺诈性集资和传销实际上就属于此类。在中国的股市上，庄家们形成了中国股市的“庞氏群体”，这样就将中国的股票市场引入“类传销市场”的方向，进入股市的人并不在乎股票本身的未来盈利率，而是期望“吃下家”来致富，所以已进入者希望有更多的新进入者，也就是说，“下家”越多越好。由于这种期望的发酵，中国的股票比其他金融资产更具“吸引力”，股票所能吸引的资金也更多，这从投资基金所受到的冷遇就可以略见一斑。中国股民的心态也类似于传销者，他们明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是你如果戳穿，他们会亢奋地、振振有词地同你争辩。他们希望经济学家、股评家、媒体来帮助发展“下线”，因为要维持这种“类传销市场”，必须要一线一线往下传，而且一线要比一线的人多、资金量大。如果要取缔，他们可能会奋起反抗，他们希望在自己找到“下家”之后再取缔并庆幸自己。

但是，“类传销市场”终究要崩溃，稍有数学知识的人和没有数学知识但有健全直觉的人都知道。中国股市的庞氏骗局要比美国的更容易崩溃，因为美国的资金供给比中国充裕得多，股市“玩家”也要多得多，即使它的基本面差一些，国际上的资金仍然要往华尔街涌。而在发展中国家，崩溃来得更快。如果涉及的人太多，还会酿成社会问题。1996年至1999年，阿尔巴尼亚发生过这样的骗局，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和20亿美元的资金，这相当于阿尔巴尼亚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0％，当1997年这些骗局败露时，愤怒的抗议者抢劫了银行，焚烧了建筑物，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平息动乱，一些肇事者被杀(罗伯特，希勒，2001)。

即使过多的热钱聚集在证券市场并不导致市场崩溃，但至少会导致价格高估，股票价格高估导致企业价值高估，许多企业因此而对实体经济不屑一顾，热衷于在虚体经济中搞纯粹的“资本运作”，都愿意上市套现、包装买卖，一夜暴富。这对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都是一种损害。

就我们的证券市场而言，似乎流入的“热钱”太多了；对于这些“热钱”，我们当然应该堵住不合法的来源，同时还要向合法的“热钱”提供者指出股价过高的风险和庞氏骗局的伎俩，并适当增加股票供给特别是绩沈股的供给，以及改善市场结构，开辟多种金融产品，使投资者有更多选择，并使社会上对金融产品的投资更多地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避免股票二级市场的资金量过分超过“头寸”需要。四、投资、投机与“设机”

如果人们购买股票等金融产品，特别是当他们主要是为了获取短期买卖价差收益的时候，他们是在投资还是在投机呢?如果股价脱离了企业的盈利，市盈率很高，仍然不断有资金流向股市，那么这些人是在投资呢，还是在投机呢?如果他们是在投机的话，是不是就属于非理性的行为，政府应该制止呢?

其实，所谓投资和投机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他们完全可以重合。所谓投机，是指利用市场价差从事买卖(特别是短线买卖)而获利的行为。投资如果指的是经济学中的概念的话，当然是指资本形成，如厂房的建设、设备的购置、存货的增加等，股票二级市场上的买卖自然就不是投资。但投资如果是指居民的日常理财行为的话，购买金融资产如股票等，就是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是通过投机来实现的。我们说过，聚集在二级市场的资金相当于银行系统的“头寸”，在经济学的概念中，银行存款被贷给企业用于生产的那一部分资金叫做投资，而对居民理财行为来说，不管他的资金是贷出去了还是留下来作为“头寸”(其实这对于某个人来说是不可能区分开的)，都是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有时也会在投机中实现，譬如说，从低利息的银行取钱存在高利息的银行，甚至在同一银行将资金从储蓄帐户转移到支票帐户。证券市场的投资与投机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平时贬投机而褒投资，可能是因为二级市场聚集的资金远远超过了“头寸”需要，以及因为对虚体经济(NON—REALECONOMY)的投资不能转化为对实体经济(REALECONOMY)的投资。

而且，由于证券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分散功能的重要性，投机就是必须的。只有通过投机，才能发现和形成真实的价格，才能使发现真实价格者得到报偿，因为这种投机者对资源配置作出了贡献，它搜集、整理、分析、判断了信息。证券定价的一些模型恰恰是建立在所谓的套利行为的基础上，这种套利实质上就是投机。即使是者，他也至少对信息做了简单的决断，如果决断是对的，也应该得到报偿。其实，这种纯粹的者是很少的，他下一次就会思考为什么会押对，就会开始分析信息了。投机对于分散风险也十分重要，所以市场上出现了专业投机的投资机构，如对冲基金等，他们是风险接受者。但重要的是，这些风险接受者往往是富裕阶层和专业人员，而且建立在市场专门化的基础上，所以风险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正因为如此，普通股票市场等基础市场上的风险反而更小了。

所以，投机甚至都并不可怕。那么可怕的是什么呢?所谓投机，是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所带来的价格波动中获得利益，但如果信息不完全的话，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完全的，价格波动对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公平的；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政府就应该管制内幕交易。如果有人故意造成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故意进行信息误导，使价格波动并从中牟利而无法被管制，这就非常可怕了。这已经超出了投机的范围，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设机”。所谓“设机”其实就是价格操纵，我国的庄家就是“设机者”。我们厌恶投机，其实质是厌恶由“设机”而导致的“频繁短炒”，因为庄家的“设机”使小户投资者焦躁不安、无所适从、朝买夕卖。

因此，大户和机构投资者并不一定就是庄家，甚至高比例持股者也不一定是庄家(尽管我国证券市场上大户做庄的比例较高)。庄家的概念虽然比较含混，但一般是指那些通过信息误导等方式来操纵价格的高比例持股者。由于庄家的要害是“设机”，所以我们需要打击的是“设机”行为而不是投机行为，更不是笼统地打击大户、打击机构投资者。

事实上，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无论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发现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有机构投资者的市场中，一级市场的发行价和二级市场的交易价都更接近真实价格，一般个人投资者成为机构投资者定价的追随者。在国际上，由于共同基金的兴起，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主导者，因而不依赖证券交易所的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交易量越来越巨大，这也是美国私募证券能够迅猛发展、基本能够避免欺诈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机构投资者正在成为积极的战略投资者，我国证券市场上也有一些“长庄”正在转轨成为“设机者”和积极的战略投资者的混合物。在美国，机构投资者曾经联合起来兴起“倒阁”运动，更换所持股企业不称职的经理层。积极的战略投资者除了发现价格、寻找价值被低估的投资对象，还会“培养”、“调教”有前途的投资对象，从而从证券升值中获益。重要的是，其持股行为、“培养”和“调教”行为都是重要的信息，都应该披露，这样才能防止“设机”行为。

五、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位置

证券市场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如果这些功能不能实现，被埋没甚至被人为地抑制，证券市场就不是健康的。因此，政府并不是要片面地重视融资功能，更不是为了帮助特定企业如国有企业融资从而损害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因为这样将会扭曲经济结构。政府也不是为了促进融资功能而引导证券市场的价格，不应该动不动就“托市”，而应该让市场有效性发挥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没有位置。相反政府在证券市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监管(REGULATION)。对于证券市场来说，仅仅依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如公司章程、中介人担保书、各种和约等)并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格莱泽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政府监管比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及在此基础上的法庭裁决更重要。

毋容讳言，对证券市场实现有效监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于证券市场交易量极大，成交十分迅速，导致对违法行为的查证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被控方的举证责任被提出来了。一些学者认为美国证券法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关键就在于其被控方的举证责任。其实，美国的证券司法主要还是原告举证，只不过著名的20．4、21A条款是被告举证，而用得最多的10一b5条款还是原告举证。同时，由于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一定程度上兼有行政、立法、司法的一些职能，被称为是“第四分支”，具有很大的权力，而这是在美国政治体制的长期运转中形成的，别的国家未必能也未必要效仿。为了克服查证的困难，各国都在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来监控和记录交易行为，如美国的那斯达克市场就设置了“股票监控自动跟踪系统”(SWAT)，任何异常的交易都会被提示，监管部门也可以依法进行询问和调查。

第5篇：证券市场基本功能范文

    西方国家市场制度的建立与演进,本身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进行的,市场本身推进着市场制度的调整与演进,也就是说,其市场制度所依据的立宪层面的规则,就是市场本身。而非市场国家的市场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其市场化改革依据什么规则来进行的问题,这就是市场化过程中的立宪选择.既然存在着对于进行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规则的立宪选择,那么,就有可能选择一个不同于标准市场化国家的立宪规则来进行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改革过程所依据的规则这一立宪层次的选择,规定着改革所推行的市场的具体功能。非市场化国家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果进行改革所依据的规则不同于标准化市场制度的话,那么所实施的市场制度其功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最为基本的特征在于,价格将发挥显示机制与分配机制的作用,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将在一个不确定的平台上进行,行为主体独立地承受成本和收益。这些也构成了市场的基本功能。不过,市场的这些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并不是绝对地独立存在的,并不是说一旦推进市场制度,市场的这些基本功能就将完整地自行发挥出来。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并不是只有一种标准模式,而是可能被修正的。市场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而是一个虽非人可设计但却是人之行动的产物的概念。市场当然是可以由人的行为而发生变化的,并不存在一个天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不能庞统地使用市场这一概念。要认识到市场是经由我们的行为而形成的,因而,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所实施的市场化改革,总会给所推行的市场带上特有的色彩。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身是受到选择市场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市场功能的具体发挥,受到各行为主体力量格局的规定。更进一步的,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实际上规定着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最终可能发挥的具体功能。

    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作为案例,来考察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立宪选择是如何影响市场功能的具体实现与运行。中国证券市场是依据计划规则而建立并运作的,因而,其功能的具体实施要受到这一立宪选择的规定。本文从市场风险的控制、市场中的产品、市场与机构这几方面对中国证券市场功能的具体实施情形进行具体的讨论,阐述在立宪层面选择不同于标准市场制度的情形下,市场功能所可能发生的差异。这里的追问当然表明,如果当初在建设证券市场时,依据的是一个不同的立宪规则,那么,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发挥,将会有不同的情形。但是,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这一讨论的目的只在于对中国证券市场能够有一个更为深入和准确的考察,能够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演进有一个更为前瞻性的理解。而且,非市场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就是应当依据自己国家的特点,进行有自身特色的市场化制度建设,只有这样,市场这一制度才可能不断扩展,不断丰富。市场制度只有在融合中才能扩展。

    之所以以中国证券市场作为案例基础,在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真正体现了市场化改革所要带来的根本性影响。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与演进,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在这之前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的资源配置。如果掌管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命脉的金融没有实质性市场化改革,那么,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还将依然处于集中性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在建立证券市场之前,中国市场化改革为市场这一制度安排所提供的空间,是有限定的,市场功能的具体实施,是受到规定的。这样的规定是通过政府对于金融的控制而实现的。原先市场化改革中市场功能的受限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对于金融领域的管制来贯彻的。因而,证券市场建立之前的市场,不足于作为考察立宪选择对于市场功能影响的案例基础。证券市场的建立,意味着政府必须具备驾驭市场所实际发挥的具体功能的能力,才能保证市场所发挥的实际功能与立宪层面的选择相适应。在建立证券市场之前,政府可以通过控制金融而控制市场功能的具体发挥,而随着证券市场的建立,政府则必须直接地介入市场,才能够规定市场功能的具体发挥。所以,中国证券市场无疑提供了考察立宪层面选择影响市场功能差异的案例基础。也只有立足于这样的背景和分析框架,才能够解释中国证券市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到最近的基金黑幕)。

    一.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的立宪依据

    证券市场是资金的供给者与资金的需求者直接沟通的场所,在这里,投资者直接地感受并承担其资金所可能受到的损失,也拥有得到高回报的机会。因此,证券市场作为一种相对于间接融资的资金融通方式,其独特性在于,投资者在这里直接地参与实质经济中的投资形成决策。正因为如此,所以证券市场从而证券业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独立性的确立及资金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二是投资者的自组织的空间。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对于证券市场的需求与供给。

    金融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经济的货币化及参与投资决策主体的变化相关的。证券业因投资者直接参与投资决策的需要而形成并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直接融资比重的增大,表面上看是由融资的需要导致的,实质上是由经济主体自主运用资金的需要而造成的。随着经济主体收入的增长,从而其可运用的资金规模的增大,其自主运用资金的意识随之增强。也就是说,随着经济主体可运用资金的增加,经济主体参与投资决策的要求提高了,这导致了直接融资比重的上升。每一行为主体都有成为一个融资中心的愿望。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的多样化、社会成员与阶层的复杂化、动机的多样化,使得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处理风险的手段与方式也必须多种多样,金融产品的丰富与不断创新无疑需要直接融资的发展。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主体类型已不再仅仅是国有与集体两种,而是演变为多种行为主体。即使在国有经济内部,也形成了各地区、各部门自身的利益,在部门、地区利益的驱动下,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逐步产生与发展,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出现了多种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新型商业银行、由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合作银行演变而来的城市商业银行、外国独资与中外合资的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的恢复。这些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表明了多种经济主体自主运用资金的愿望。与此同时,国家不再承担个人的退休、医疗、就业等方面的保障,个人不再是仅仅为了未来的消费而储蓄,而是要考虑如何投资以使自己的储蓄保值增值以保障未来的生活。这些,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但是,中国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一直采取谨慎并有所限制的政策,信托投资公司自产生以来,就与清理整顿联系在一起;城市信用合作社在获得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很快就被改组为城市合作银行;个人的退休保障基金与医疗、就业等保障基金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建立起真正商业化运作的制度。这些,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一直被严密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这之外的资本没有形成真正的组织化,而是以分散化的形式存在着,非国有性质企业及个人在形成与创建金融机构与创新金融产品上几乎没有空间。因此,尽管家户与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拥有量在增长,但如果他们自主运用资金受到抑制,那么间接融资的中介作用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家户与非国有企业资本尽管有自主运用自主寻求出路的要求,但并不能对既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占统治地位的投资决策程序构成很大的压力,仅这一点不足于说明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成。

    因此,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最大动机在于,利用市场属性所决定的市场参与者自主承担收益与风险的基本原则,把原来国有商业银行因承担政策性功能而隐含的国家风险,转化为市场风险。同时,通过对市场属性的修正,使资本市场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原来的投资决策程序。资本市场本应是各类经济主体自主运用资金的场所,在这里,每一主体都既是资金的需求方,又是资金的供给方。可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这样完整的资金运用主体。我国把证券市场中的参与者一分为二,一是资金的需求方,即国有企业,二是资金的供给方,包括非国有性质的各类企业与个人投资者。这一方面排斥了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自主运用资金的其他可能性,必然影响其投资的效益;另一方面又剥夺了大多数非国有性质企业在证券市场运用资金的权力。

    因而可以说,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虽然不可避免是各方行为主体共同驱动导致的,但却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和支配下进行的。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本身是被中央政府作为一种资源来运用的,这样一种市场化改革过程本身就代表着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即是在计划规则下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这一明确提法突出表明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即计划规则。市场这一制度安排具体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这一立宪规则的规定。

    中国股票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候选对象大多数系国有企业,由条快政府部门控制,股票债券等证券资源的配置仍然采用计划分配和审批模式:企业申报、政府或主管部门推荐、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审查和批准发行额度,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也主要是国有性质。这是一个依靠计划经济资源配置系统推进金融系统市场化的过程。

    中国把资本市场定位为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服务,这里的核心在于要把国有企业在银行的债务,转换为上市公司的股本金,而且这一股本金要由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与个人投资者来提供。这一投资秩序规定了中国证券市场运行的基本原则,即,通过行政性的干预使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限制企业债券的发行;保证上市公司股票的顺利发行,严禁国有企业的资金进入股市,这需要对发行价格进行行政安排,在证券市场的功能变为单一的情况下,以证券交易营业部的模式维持证券的简单交易是合适的。这些,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基本特征。

    二.市场风险的控制

    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更多的是把市场作为一种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案,以替代原先的非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但如果更进一步地从管理风险的需求来看,那么,可以认为市场首先是作为处理风险的机制而存在的,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服从于市场的处理风险功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立宪层面选择不同对于市场功能所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对人们风险感受的作用而影响市场功能的。

第6篇：证券市场基本功能范文

十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对发展和改革功不可没。首先，企业从股票市场融入了大量资金，为企业缓解资金困难、特别是为国有企业脱困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次，企业上市融资毕竟促进了企业改革，促进了传统的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度迈进。再次，出现了所谓的财富效应，一些证券投资者的财富因此而增加，特别是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前几年，不少人在证券投资中积累了财富。

但是，仅仅根据这些并不能对我国的证券市场作一个全面的评价。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才能对证券市场作全面评价呢？这就牵涉到如何正确、全面地理解证券市场的功能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证券市场的功能绝对不只是帮助企业融资、改制，也不是为了实现财富效应。尽管融资功能是证券市场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但决不是全部。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国家，融资功能已退居其次，如美国近十年来企业通过回购等方式从股票市场的融资是负数，出现了资金从企业向股票市场的净流出。但股票市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与融资功能相联系的是，证券市场应该比传统的银行体系更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主要依赖于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投资变现功能和风险分散功能。

社会上的资金应该投入到哪些产业、哪些企业中去?应该从哪些产业、哪些企业退出？证券市场通过对各产业、各企业股票价格的发现，就能迅速地引导资金进出流动。所以，股价是证券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杠杆，价格发现是证券市场的核心功能之一。如果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失灵，就会误导资金流动，扭曲经济结构。证券市场如果是有效的，就可以通过一级市场的发行、二级市场的交易来发现股票的真实价格，也可以通过并购来发现企业的真实价格。当然，证券价格比一般商品价格难以发现得多，所以机构投资者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发现价格的主导力量。

二级市场的存在使得投资能迅速变现，能降低投资所谓的“返现成本”，这就使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降低，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因此，二级市场及其所提供的流动性也是十分重要的，二级市场聚集的资金实际上相当于银行的“头寸”，“头寸”适度的二级市场是实现证券市场的投资变现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条件之一。除了必要的资金聚集以外，二级市场的交易频度对流动性和返现功能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市场要有一定的“厚度”(THICKNESS)。为了维持“厚度”，有时可以利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交易制度，如那斯达克的做市商制度(MARKETMAKER)、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专营商制度(SPECIALIST)等，但目前的趋势更多地是依靠市场规模及吸引更多的高质量企业上市，所以国际上的证券市场也开始了重组，小型的证券市场已面临独立生存危机，证券市场也相互“抢”高质量的企业。

证券化投资的流动性也为风险分散提供了机会，从而克服间接金融体系风险过于集中因而资源配置成本过高的不足。当然，分散风险并不是消灭风险，证券市场吸引的正是那些风险接受者。而且随着衍生证券工具和衍生证券市场的兴起，一些风险经营者迅速崛起，这大大地提高了证券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因此，证券市场的投机和是必要的，尽管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风险很大、前景不明的企业能够在证券市场上融得资金的情况。当然，这就更需要防止证券发行人利用欺诈手段来误导投资者从而有意转嫁危险(已确定将会产生的损失)。

防止欺诈就是要求证券市场成为一种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实际上，公平的证券市场反过来又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了实现公平性，现代证券市场增加了新的功能，即促进企业改善治理结构的功能。证券市场严格强调的透明度、普遍实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就是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另外，企业控制权的转移也能改善治理结构，因此，现代证券市场还作为一个控制权市场而存在。这也是美国证券市场尽管融资功能退居其次但仍然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

对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来说，由于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融资功能比美国的证券市场重要得多，而且证券市场的发展也可以打破间接金融比重过高的格局，能够改善我国的金融体系。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忽视证券市场的其他功能，后遗症将会是严重的。我们必须要重视价格发现功能，这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止经济结构恶化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要正视二级市场流动性及其创造的投资变现功能的正面作用，要正视风险分散功能及其衍生的投机行为的正面作用。更不能忽视的是，证券市场还应该发挥改善企业治理结构的功能，以减少欺诈、增加公平性。

二、股价与市盈率

既然价格发现是证券市场的一个核心功能，那么对股价高低的衡量，就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一般地，我们用市盈率来衡量股市价格。但是，市盈率又往往受到质疑，因为它一般是用过去的盈利指标，而股价基本上是“前瞻性”的，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就是认为现时的股价能及时反映所有的信息，包括未来的盈利信息。所以，即使过去的盈利指标是低的，但只要未来预期盈利率高，股价仍然可以高高在上，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高市盈率是非理性的。所以，客观地说，市盈率的确有局限性。

指出局限性，并不是说市盈率没有用。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局限性，譬如，可以用过去若干年(例如十年)的平均盈利率来计算市盈率。只要经济增长、产业成长、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过去十年的平均盈利率应该就能反映未来一段时期的盈利趋势，用市盈率指标就能衡量股价是否偏离未来可能的业绩。

应该指出的是，在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全面、行业发展成熟的股票市场中，市盈率指标更能准确地衡量股票价格是否正常。如果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比较单调，特别是大部分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仍然处于成长期，前景还很不确定，盈利还很不稳定，那么过去一段时期的收益率就不能代表未来的趋势，以过去盈利率计算的市盈率自然就不能作为“前瞻陛”很强的股价高低的衡量指标。像美国的那斯达克市场就是这样，所以那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暴跌后，其平均市盈率竟然要比暴跌前高得多，也要比纽约证券交易所高得多，这就是因为那斯达克市场的上市公司有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那斯达克100指数企业)是新经济企业，盈利很不稳定，甚至商业模式还不成熟。

当然，这也涉及到证券市场的专门化和投资者的分化问题。将前景尚不确定、盈利尚不稳定的企业放在一个专门的市场，将其风险同普通市场分开，可能更好一些，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其财富状况、对流动性的要求、对投资成熟期限的要求来决定其风险态度。如果其财富丰裕、所要求的流动性低、投资成熟期长，他大可以成为一个风险接受者，对高市盈率置之不理，将资金投资于不确定性高的市场。美国的那斯达克吸引的就是这样一些投资者。

即使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市盈率指标，那么市盈率多高才算是正常的呢?是30倍，40倍，还是更高?其实，孤立地谈论市盈率的绝对值无法说明问题，在比较中判断股票市盈率指标更有意义。我们一方面可以以历史上的市盈率来作纵向比较，另一方面可以以其他国家的市盈率来作横向比较，同时，还可以与其他金融产品的价格同收益率的比值进行比较。纵向比较是一种老实的做法，但可能会有人说这是刻舟求剑，因为不同时代金融深化的程度不一样，金融创新程度、金融市场结构和资金流向情况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对投资成熟期的要求会出现分化。横向比较也会遇到同样的质疑。尽管这样，横向和纵向比较仍然是值得参考的。

自己同自己、现在同现在比较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将股票同本国同时期其他金融产品进行比较，看看其他金融产品价格同收益率的比值与股票市盈率相差多大。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流动性、返现成本、成熟期有很大差异，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升水和所期望的回报率也大不一样，所以各自的价格同收益率的比值自然就相差很大。例如，简单地以存款利息的倒数来同股票市盈率进行比较，就忽略了股票的风险升水。在国债市场发育比较好的国家，以短期国债价格同利息率的比值作基准指标，是非常有用的，就像银行借贷双方可以以央行的贴现率作为基准利率一样。考虑风险升水后的股票市盈率应该要明显低于国债价格同利息率的比值。当然，对风险的衡量并不容易，所谓的贝塔系数的确定非常复杂，所以证券市场必须要有“精明的”(SOPHISTICATED)市场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特别是发展低风险的国债市场，非常有利于对股票市盈率进行判断，非常有利于股市理性价格的发现。

三、资金供给、泡沫与“庞氏骗局”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股票市场也不例外。如果流向股票市场的资金过度充裕，股票市场的价格就会全面脱离企业未来的业绩，市盈率就会太高，泡沫就出现了。泡沫的出现会增加股市的风险，因为投资者的长期回报没有保证。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股市就被认为积聚了越来越多的泡沫，直接原因就是资金供给过分充裕，不但美国国内的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急剧膨胀，而且国际上的许多游资也涌向美国。中国的股市资金供给同股价波动的关系更明显，过去的经验表明，在资金上开一个口子就会推动股价的明显上涨。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如果经济的总体资金供给过多，应该引发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总体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出现，就会反过来提高投资者所期望的收益率，投资者会要求更多的风险升水，这将会使市盈率下调。如果只是股市的资金供给量过多，从而引发股市的“通货膨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资金要在股市“扎堆”而不流向别的地方呢?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股市比别的地方更有“吸引力”，二是“热钱”除了股市以外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

一些学者通过对美国股市的系统研究后发现，美国股市就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反馈机制，除了媒体诱导的心理强化以外，还存在着所谓的“庞氏骗局”(PONZISCHEME)(罗伯特·希勒，2001)。骗局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叫查里斯·庞氏的美国人。庞氏骗局实质上是将后一轮投资者的投资作为投资收益支付给前一轮的投资者，依此类推使卷入的人和资金越来越多。股市中的庞氏骗局就是依靠一轮又一轮的资金投入来不断抬高股价，依靠后一轮的资金投入来给前一轮的投资者提供收益，并以此来不断吸引新的资金。

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骗局并不陌生，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游戏，许多钱庄的欺诈性集资和传销实际上就属于此类。在中国的股市上，庄家们形成了中国股市的“庞氏群体”，这样就将中国的股票市场引入“类传销市场”的方向，进入股市的人并不在乎股票本身的未来盈利率，而是期望“吃下家”来致富，所以已进入者希望有更多的新进入者，也就是说，“下家”越多越好。由于这种期望的发酵，中国的股票比其他金融资产更具“吸引力”，股票所能吸引的资金也更多，这从投资基金所受到的冷遇就可以略见一斑。中国股民的心态也类似于传销者，他们明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是你如果戳穿，他们会亢奋地、振振有词地同你争辩。他们希望经济学家、股评家、媒体来帮助发展“下线”，因为要维持这种“类传销市场”，必须要一线一线往下传，而且一线要比一线的人多、资金量大。如果要取缔，他们可能会奋起反抗，他们希望在自己找到“下家”之后再取缔并庆幸自己。

但是，“类传销市场”终究要崩溃，稍有数学知识的人和没有数学知识但有健全直觉的人都知道。中国股市的庞氏骗局要比美国的更容易崩溃，因为美国的资金供给比中国充裕得多，股市“玩家”也要多得多，即使它的基本面差一些，国际上的资金仍然要往华尔街涌。而在发展中国家，崩溃来得更快。如果涉及的人太多，还会酿成社会问题。1996年至1999年，阿尔巴尼亚发生过这样的骗局，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和20亿美元的资金，这相当于阿尔巴尼亚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0％，当1997年这些骗局败露时，愤怒的抗议者抢劫了银行，焚烧了建筑物，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平息动乱，一些肇事者被杀(罗伯特，希勒，2001)。

即使过多的热钱聚集在证券市场并不导致市场崩溃，但至少会导致价格高估，股票价格高估导致企业价值高估，许多企业因此而对实体经济不屑一顾，热衷于在虚体经济中搞纯粹的“资本运作”，都愿意上市套现、包装买卖，一夜暴富。这对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都是一种损害。

就我们的证券市场而言，似乎流入的“热钱”太多了；对于这些“热钱”，我们当然应该堵住不合法的来源，同时还要向合法的“热钱”提供者指出股价过高的风险和庞氏骗局的伎俩，并适当增加股票供给特别是绩沈股的供给，以及改善市场结构，开辟多种金融产品，使投资者有更多选择，并使社会上对金融产品的投资更多地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避免股票二级市场的资金量过分超过“头寸”需要。

四、投资、投机与“设机”

如果人们购买股票等金融产品，特别是当他们主要是为了获取短期买卖价差收益的时候，他们是在投资还是在投机呢?如果股价脱离了企业的盈利，市盈率很高，仍然不断有资金流向股市，那么这些人是在投资呢，还是在投机呢?如果他们是在投机的话，是不是就属于非理性的行为，政府应该制止呢?

其实，所谓投资和投机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他们完全可以重合。所谓投机，是指利用市场价差从事买卖(特别是短线买卖)而获利的行为。投资如果指的是经济学中的概念的话，当然是指资本形成，如厂房的建设、设备的购置、存货的增加等，股票二级市场上的买卖自然就不是投资。但投资如果是指居民的日常理财行为的话，购买金融资产如股票等，就是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是通过投机来实现的。我们说过，聚集在二级市场的资金相当于银行系统的“头寸”，在经济学的概念中，银行存款被贷给企业用于生产的那一部分资金叫做投资，而对居民理财行为来说，不管他的资金是贷出去了还是留下来作为“头寸”(其实这对于某个人来说是不可能区分开的)，都是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有时也会在投机中实现，譬如说，从低利息的银行取钱存在高利息的银行，甚至在同一银行将资金从储蓄帐户转移到支票帐户。证券市场的投资与投机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平时贬投机而褒投资，可能是因为二级市场聚集的资金远远超过了“头寸”需要，以及因为对虚体经济(NON—REALECONOMY)的投资不能转化为对实体经济(REALECONOMY)的投资。

而且，由于证券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分散功能的重要性，投机就是必须的。只有通过投机，才能发现和形成真实的价格，才能使发现真实价格者得到报偿，因为这种投机者对资源配置作出了贡献，它搜集、整理、分析、判断了信息。证券定价的一些模型恰恰是建立在所谓的套利行为的基础上，这种套利实质上就是投机。即使是者，他也至少对信息做了简单的决断，如果决断是对的，也应该得到报偿。其实，这种纯粹的者是很少的，他下一次就会思考为什么会押对，就会开始分析信息了。投机对于分散风险也十分重要，所以市场上出现了专业投机的投资机构，如对冲基金等，他们是风险接受者。但重要的是，这些风险接受者往往是富裕阶层和专业人员，而且建立在市场专门化的基础上，所以风险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正因为如此，普通股票市场等基础市场上的风险反而更小了。

所以，投机甚至都并不可怕。那么可怕的是什么呢?所谓投机，是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所带来的价格波动中获得利益，但如果信息不完全的话，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完全的，价格波动对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公平的；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政府就应该管制内幕交易。如果有人故意造成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故意进行信息误导，使价格波动并从中牟利而无法被管制，这就非常可怕了。这已经超出了投机的范围，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设机”。所谓“设机”其实就是价格操纵，我国的庄家就是“设机者”。我们厌恶投机，其实质是厌恶由“设机”而导致的“频繁短炒”，因为庄家的“设机”使小户投资者焦躁不安、无所适从、朝买夕卖。

因此，大户和机构投资者并不一定就是庄家，甚至高比例持股者也不一定是庄家(尽管我国证券市场上大户做庄的比例较高)。庄家的概念虽然比较含混，但一般是指那些通过信息误导等方式来操纵价格的高比例持股者。由于庄家的要害是“设机”，所以我们需要打击的是“设机”行为而不是投机行为，更不是笼统地打击大户、打击机构投资者。

事实上，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无论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发现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有机构投资者的市场中，一级市场的发行价和二级市场的交易价都更接近真实价格，一般个人投资者成为机构投资者定价的追随者。在国际上，由于共同基金的兴起，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主导者，因而不依赖证券交易所的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交易量越来越巨大，这也是美国私募证券能够迅猛发展、基本能够避免欺诈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机构投资者正在成为积极的战略投资者，我国证券市场上也有一些“长庄”正在转轨成为“设机者”和积极的战略投资者的混合物。在美国，机构投资者曾经联合起来兴起“倒阁”运动，更换所持股企业不称职的经理层。积极的战略投资者除了发现价格、寻找价值被低估的投资对象，还会“培养”、“调教”有前途的投资对象，从而从证券升值中获益。重要的是，其持股行为、“培养”和“调教”行为都是重要的信息，都应该披露，这样才能防止“设机”行为。

五、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位置

证券市场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如果这些功能不能实现，被埋没甚至被人为地抑制，证券市场就不是健康的。因此，政府并不是要片面地重视融资功能，更不是为了帮助特定企业如国有企业融资从而损害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因为这样将会扭曲经济结构。政府也不是为了促进融资功能而引导证券市场的价格，不应该动不动就“托市”，而应该让市场有效性发挥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没有位置。相反政府在证券市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监管(REGULATION)。对于证券市场来说，仅仅依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如公司章程、中介人担保书、各种和约等)并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格莱泽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政府监管比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及在此基础上的法庭裁决更重要。

毋容讳言，对证券市场实现有效监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于证券市场交易量极大，成交十分迅速，导致对违法行为的查证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被控方的举证责任被提出来了。一些学者认为美国证券法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关键就在于其被控方的举证责任。其实，美国的证券司法主要还是原告举证，只不过著名的20．4、21A条款是被告举证，而用得最多的10一b5条款还是原告举证。同时，由于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一定程度上兼有行政、立法、司法的一些职能，被称为是“第四分支”，具有很大的权力，而这是在美国政治体制的长期运转中形成的，别的国家未必能也未必要效仿。为了克服查证的困难，各国都在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来监控和记录交易行为，如美国的那斯达克市场就设置了“股票监控自动跟踪系统”(SWAT)，任何异常的交易都会被提示，监管部门也可以依法进行询问和调查。

第7篇：证券市场基本功能范文

wto对证券市场的基本要求:证券市场的开放服从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其主要有以下六项基本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

（1）在可协商的原则中，对于逐步自由化原则，外资渴望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但目前中国坚持仍然会开放b股市场，但是a股不能开放。美方则坚持提出开放整个证券市场。对于这个要求，中国仍然坚持金融部门的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并且因为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直接开放外资进入的可能性不大。近年来中国证监会曾经提出研究组建中外合作投资基金的可能性，以基金的形式吸收外资进入，采取组建中外合作基金形式的可能性极大。

（2）就证券市场准入原则来说，各缔约方的证券市场应该向其它缔约方开放，除非在承担义务清单中明确规定，否则，任何缔约方不得限制外资进入本国证券市场，包括限定其最高股权比例或对单个的或累计的外国投资实行限制；不得要求缔约方必须通过特定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从事证券业务；不得限制境外投资者的数量，包括采用数量配额、垄断、专营服务提供者等方式；不得限制外资经营证券业务的总量。

（3）就证券市场的国民待遇来说，缔约方给予外国证券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国证券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包括投资品种、投资数量、投资比例等方面都不应有差别。就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来说，除紧急情况之外，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其与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它决定、规定以及习惯做法，最迟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给国内外市场主体有充分的时间予以了解和掌握，尽量使得市场环境变得可以预见，并进而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

二、 加入wto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1. wto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机遇

（1） 加入世贸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从而有利于证券市场人气回升。此外，加入世贸还有利于长期建设性国际资本放心地进入我国市场，扩大外商来华投资。加入世贸也有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到位。

（2） 我国宏观调控手段将加快市场化步伐，股市对有关政策调控工具的反应将更加灵敏。加入世贸后我国将逐步放开金融服务市场，国际金融资本进出我国的频率将会加快，通过市场手段调控国际资本的供求成为必然选择；而加入世贸后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外利率水平的对比及市场状况，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通过有关政策工具调控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将逐渐加强。

（3） 中国保险和银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资金来源的扩大。在此次中美贸易谈判后，国家可能有限度地进行中外合作基金等试点，并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在证券市场中引进国外投资性资金。通过完善法规、加强监管，我国证券市场有条件引进一部分规范化的国际资金，发挥国际资金支持我国股份制改造的功能。

（4） 效益不断下降的国有大企业重组任务更为迫切，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从其他国家加入世贸前后经济发展情况看，由此带来的机遇往往大于挑战，关键是我们要积极主动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产品老化，技术更新步伐慢，业绩不可避免大幅下滑，因此发挥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对趋于衰落的行业和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是必然之举，而业绩较差的国有大型上市公司则首当其冲。

2. wto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

（1） 证券市场主体行为有待规范。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很多，这就要求在不过多干预正常的市场运作的同时实现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和证券业发展的基石，由于对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实践中不少上市公司成为欺骗投资者和"圈钱"的现象；上市公司的恶意包装、信息披露不规范、内幕交易、报表式重组等不规范行为，可以说是难以言数；机构投资者往往"力大欺人"，利用资金优势和与上市公司的恶意串通，操纵市场的行为亦时有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应有的独立亦往往被扭曲。

（3） 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有待于优化和提高。就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来说，与国际成熟证券市场相比差距很大。到1999年1月底，纽约证券交易所3105家上市公司的市价总值已达到10.5万亿美元，那斯达克(nasdaq)的市价总值为3万亿美元，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市价总值为2.5万亿美元，伦敦交易所为2.3万亿美元，法兰克福为1.2万亿美元。而到1998年底，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851家，发行总股本为2345.36亿元，市价总值19505.64亿元。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的证券化率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1998年我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为24.4％，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为7.26％。而在1996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证券化率则分别是，美国115.6％、英国151.9％、加拿大83.9％、澳大利亚79.5％、荷兰96.5％、新加坡159.7％、日本67.2％。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化率也远高于我国的水平，1996年，韩国为28.6％、泰国为53.9％、墨西哥为31.8％、印度为34.4％、埃及为20.9％。可见，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过于狭小，难以发挥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应有的支撑作用。且投资者结构与发达市场有差距，沪深两市有投资者3908.9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资金不大的个人投资者，且下岗职工占很大比重。机构投资者数量有限，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就市场的品种结构来说，除股票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外，国债、企业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的规模都很有限。我国证券市场的这种规模和结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的发挥。

（4） 证券市场运行机制有待于优化。突出地表现为计划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等运用尚不协调。由于缺乏对证券市场的管理经验，监管中有时不知不觉地因循着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或行政干预来管理证券市场，如上市企业的选择、企业上市目标市场的选择、上市额度和发行价格的确定等，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的痕迹。

（5） 作为证券市场主体的证券经营机构尚不具备与国际券商竞争的能力。与国外的证券经营机构相比，我国券商存在的不足是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现实障碍。其主要表现在： 我国券商普遍规模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券商间业务结构雷同，主要集中在一级市场的承销业务、二级市场的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上，券商无自己的经营特色； 券商业务单一，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并购、资产证券化、财务顾问、创业基金等现资银行业务还有待开拓；券商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往往因为管理失控而引致经营风险。因此，一些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开放我国的证券市场，很可能对我国证券业和证券公司构成致命的冲击。

三、证券业面对加入wto的对策

在我国证券业系统竞争能力薄弱，券商规模较小、创新不足的情况下，短期内全方位地开放证券市场，势必对我国的资本市场，以致对整个金融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为此，采取有效措施，按照wto的原则要求构建并优化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培育有竞争力的市场运行主体，主动地面对对外开放后的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进而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竞争，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是证券业面对开放的策略。

（1） 积极研究wto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确立结构性的对外开放证券市场的基本策略。从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时间来讲，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证券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属于弱势产业，因此，要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根据我国证券业的发展状况，逐步地分阶段地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就证券市场的准入形式来说，继续扩大跨境服务方式的外国券商的商业介入，鼓励自然人移动方式提供的投资咨询、项目策划、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的对外开放，对于我国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海外融资业务的跨境消费予以支持。而对于以商业存在方式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市场相关业务的则加以适当控制，近期在扩大国外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在国内设立代表处的基础上，扩大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的试点范围。

第8篇：证券市场基本功能范文

关键词：证券市场 虚假陈述 证券监管 原因分析

要理解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种种不规范行为，仅仅满足于中西公司法、证券法的比较，执著于对发达国家证券发行交易规则的引进甚至照搬（这当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能是苍白的。中国证券市场创立并于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特殊的背景是我们分析中国当前证券市场的种种缺陷时所不应忘记的。

一、 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使命——为国有脱困服务

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虚假陈述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观念上的误区在于认为证券市场是一个为国有企业脱困的廉价资本募集地。实际上，“采取股份制和发展证券市场是在中国经历了数种试点仍然无法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困境的情况下提出的。”（1）看到这一背景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的独特之处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最初的着眼点并不是在于产权关系上，改革选择了一条“避难就易”的道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举措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其中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所关注的主要是关于国有企业内部活力不足的，所采用的基本制度形式是所谓“债权式”模式（2），其核心是保持现有企业的国有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对企业经营者让渡企业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使国有企业所有权债权化。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式的改革，虽然为激活企业内部活力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由于承包、租赁契约本身的期限性，导致企业经营行为的急功近利，决定了这种不稳定的短期债权方式不利于国有企业的长期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后劲。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有企业的处境仍然举步唯艰：在市场竞争中活力不足，机制不灵，效益不高，资金缺口大。这种情况下，股份制公司这一企业模式便成了顺理成章的唯一选择，而证券市场作为这一改革思路的一个重要的配套措施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现实基础。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证券市场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企业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中国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有了另一个功能（甚至是最重要的功能）——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把发行股票作为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途径；通过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以建立企业制度，解决国有企业的一些制度性问题（典型的是政企不分）。由于附加了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功能，造成了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扭曲，具体表现为各级地方政府为解决国有企业的亏损，过分激励企业的筹资行为，诱使企业到股市圈钱而忽视转变其经营机制。股票市场作为资本优化配置的场所的功能并没有实现，有限的社会资源并没有流向那些更具有成长性的企业。

第9篇：证券市场基本功能范文

场外交易市场一词来源于美国早期的股票和债券交易，因其主要在银行柜台交易而得名，又称店头交易市场。本文的场外交易市场谓指我国内地除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各种证券市场的总称。

1．在摸索中前行的我国证券场外交易市场建设

自1999年上半年，曾经在我国证券市场起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柜台交易市场（典型的场外交易市场——笔者注）退出历史舞台后。2003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目标，这为我国重启、建设场外交易市场奠定了政策基础。在股票市场，其实，早在2001年6月29日，中国证券业协会经证监会批准《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服务业务试点办法》，就为解决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和交易所退市公司的股份转让问题，开办了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试点。2004年5月，作为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的第一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了中小企业板块，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经济政策研讨会”上表示，今后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允许场外交易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存在，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2006年1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试点，其同样为我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7年5月25日，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在“第十届科博会金融高峰会”上表示：管理层正着重研究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为基础构建场外交易市场，而且，中国证券业协会的“金融创新委员会”也已更名为“场外市场委员会”，具体负责场外市场监管。在债券市场，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4月30日颁布《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参与者包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2002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商业银行柜台记账式国债交易管理办法》，允许取得柜台交易承办银行资格的商业银行通过其营业网点与投资者进行现券交易。在产权交易市场，自1988年5月武汉成立全国第一家企业产权转让机构至今，全国各类产权交易市场超过200家；2004年2月，国资委指定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北京产权所三家产权交易市场为中央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试点单位，等等。因此，在建设证券场外交易市场，构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自1999年中国证监会关闭场外交易市场后，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来自官方的、业界的努力不曾间断过，并为场外交易市场的立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2005《证券法》在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上的遗憾与希望

1998年底，当新中国第一部调整证券关系的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98《证券法》）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时，证券业界和法学界为此而欢欣鼓舞。但98《证券法》没有将证券场外交易纳入证券法的调整范围，把场外交易拒之于证券法的大门之外。98《证券法》颁布之时也正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际，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愿望只能让位于证券市场的稳定。期间，至05《证券法》颁布之前，证券业界关于改变单一交易市场、单一交易方式、单一交易品种的呼声以及证券法学界关于加快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立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们对05《证券法》寄予厚望。可05《证券法》第39条“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的规定，也仅仅是为“场外交易市场的合法存在预留了法律空间”、“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扫除法律障碍”。证券法学界有的学者为此甚至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已对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出现实需求且证券业界已进行有益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情况下，立法者的迟钝、木纳，未免使人感到有点失望。笔者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我国法律制度应该着眼于世界范围内，实现与世界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的接轨。从世界各国的做法来看，证券交易所和场外交易市场都是证券市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证券法》将场内、场外交易市场纳入其调整范围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便我国证券市场“由政府催生”且“发育不良”，《证券法》把场内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作为重点调整内容无可厚非，可对场外交易，尤其是现代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至少应作框架性规定。这对于把证券发行关系、证券交易关系和证券监管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的《证券法》而言，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稳步推进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很难想象占金融市场总交易量80％左右（包括外汇市场）的场外交易市场会游离于证券法监管之外。[2]当然，客观地讲，05《证券法》在建设证券场外交易市场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容抹杀的：首先，05《证券法》明确了公开发行的概念、公开发行的条件和上市条件，而公开发行的条件和上市条件的分离使公开发行非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成为可能，也因此使得公开发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问题顺理成章地浮出水面。其次，05《证券法》确立了场外交易市场存在的合法性，这就为交易所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不同的市场定位和发展，甚至最终确立两者之间相互补充、相互连通的良性互动机制奠定了法理基础；再次，05《证券法》关于证券交易所可以规定高于《证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的规定，为交易所内不同板块、不同层次市场的建立并最终为监管部门针对包括场外交易市场在内的不同的市场实施差别性的监管和风险防范制度积累经验。

二、我国场外交易市场建设的制度框架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十一五（2006－2010）”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都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这表明对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达成共识。从国外成功的发展经验来看，场外市场是多层次市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法律制度上，《证券法》应明确界定场外交易市场是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市场格局以及法律性质、功能定位、市场形态和交易方式等作出框架性规定，使05《证券法》对场外交易市场的“模糊性”清晰起来。

1．证券场外交易市场对《证券法》的呼唤

《证券法》作为调整我国证券关系的大法，应明确规定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交易所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相结合的市场格局以及各自交易的证券类别。就市场格局而言，05《证券法》第9条的规定意义重大。就场内、场外交易的证券类别而言，笔者认为，05《证券法》关于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的界定、证券公开发行条件和证券上市条件的分离、证券交易所可以规定高于证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等，使场外交易市场交易的证券类别问题自然地凸显出来，《证券法》还应该据此再进一步划分场内、场外交易的证券类别，如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公开发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非公开发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等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只能在场外交易市场交易等。具体讲，直面证券市场的现实，《证券法》应正视并尽快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1）明确场外交易市场的法律性质、功能定位和监管制度。在场内、场外交易市场的市场格局目前已经非常清晰的情况下，关于场外交易市场的法律性质、功能定位、监管制度选择等是《证券法》不可避免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05《证券法》关于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等方面的规定实际上仅适合一个高层次市场，即场内交易市场。对于层次较低而又容量巨大的场外市场，缺乏明确的可资操作的法律支持。因此，我们在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低层次市场，特别是场外交易市场的法律性质、交易方式、功能定位、上市标准、监管制度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提供基本的法律支持。笔者认为，在法律性质上，应明确场外市场是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证券交易所市场的补充；在功能定位上，应明确场外市场的融资功能，允许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公开发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和非公开发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等在场外市场挂牌交易；在监管制度上，应明确场外市场监管制度与场内监管制度的差异性与分离。

（2）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笔者认为，管理层应加快对各地产权交易所进行清理和整合，逐步建立一个全国联网的电子化现代场外交易市场。在对原有产权交易市场进行规范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统一的场外市场。[3]具体操作是先进行试点，然后再进行联网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最终形成全国市场。一是试点期间的实务操作。在产权业务试点期间，各地产权交易中心可大力发展高科技项目产权交易和民营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并进行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股票发行与转让的尝试，探索私募证券的转让模式；部分规模较大的券商也可从法人股及退市企业股票转让中积累经验。通过试点，为场外市场业务的开展打下现实基础。二是制定统一规则。进行规范运作将业务试点成功的券商、产权交易中心纳入场外交易体系，将其原有的电子网络加以改造并联网，形成一个小范围内的自动报价系统。试运作一段时间后，逐步扩大报价系统的覆盖范围，并构建委托交易系统和清算系统，制定统一的市场规则，包括发行规则、交易规则、监管规则等。

（3）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发展方向及法律性质。在实务操作上，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可以朝着成为我国电子公告栏市场的方向发展。在法制建设上，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明确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属于我国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场外证券交易市场之一。与此同时，对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功能定位等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其主要作为退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交易平台，为从证券交易所市场退市的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

（4）区域性OTC市场的建设问题。笔者认为，区域性OTC市场，其交易对象以地方性企业的证券为主。在交易方式上以连续竞价的交易方式，并对交易清淡的股票采用做市商制度。该市场相对场外的其他交易市场而言，不但上市标准较低，而且程序简单，只要企业的财务报表健全就可以申请上市，但财务报表及申请文件须经会计师、律师审定签名。企业信息披露要求全面、迅速，而市场主要对做市商进行监管。

2．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的制度框架

在场外交易市场制度建设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

（1）以证券公司股份代办系统为依托，逐步扩大其功能。要改进和完善交易结算和风险管理制度等，为其最终向类似美国纳斯达克的现代场外交易市场过渡、为证券法关于现代证券场外交易各项制度的确立积累经验。目前，中关村园区公司股份进入代办系统报价转让的试点，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试点在挂牌审核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交易结算制度等方面均作出了与交易所市场不同的规定，立法部门应该在试点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及时总结，为下一阶段设立、完善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的立法作好准备。

（2）整合全国现有的各类产权交易市场，促进产权交易市场的法制化。具体做法是：在现有的各类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先制定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管理法规，明确产权交易市场的法律地位和监管体系，规范产权交易市场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职责，完善产权交易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促进产权市场的有序发展，并最终实现将其纳入《证券法》调整的范围。

（3）完善区域性OTC市场发育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区域性OTC市场不但可以为交易所市场发现和培育上市资源，而且区域性OTC市场还可以调整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市场支持，在我国意义尤其重大。因此，在区域性OTC市场建设的资源配置（包括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政策关注的程度）上，国家应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在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的建设上，监管者和立法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最终将OTC市场的法制建设纳入《证券法》的范畴。

（4）在场外交易市场体系内，对不同类型的发行人和证券类别实行差异性管理制度。例如，应区别对待公开发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非公开发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转让。由于在非上市公司中，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的条件不同，公司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同，公司接受监管的力度不同，公司股份的投资风险不同等，公开发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非公开发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转让制度要有所区别，以弥补05《证券法》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缺陷。

（5）在法律制度上确立场外交易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之间相互补充、相互连通的良性互动机制。两个市场市场定位不同、发展重点不同，同时使两个市场间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局面和相互连通的机制，使交易所的退市公司可以到场外市场挂牌（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场外市场的挂牌公司如果达到交易所的上市标准可以申请到交易所上市。在这一点上，可以充分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使场外市场真正起到场内市场孵化器的作用。在制度设计上，由监管部门实施差别性的监管和风险防范制度，保证市场秩序，待其规范运作一段时间后，最终实现将其纳入统一的《证券法》的规定之中。

三、我国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监管的法律制度设计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证券监管体制大致分为美国法系、英国法系和欧陆法系三种类型，[4]其市场监管模式主要分为两种：政府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在这两种监管模式中，有的注重政府监管，有的重视自律监管，有的在赋予政府对证券市场实施集中统一管理的同时强调自律监管的特殊价值。但各国的实践都表明，单一地依靠任何一种监管模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各国都开始重视将政府主导型和行业自律型监管模式综合运用，使市场监管更加完善、富有效率。依我国《证券法》第178条、174条和102条的规定，我国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奉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和行业自律型相结合的监管模式。这一监管模式虽然是证券法针对场内市场设计的，但其符合包括场外市场在内的证券市场监管的发展趋势。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显然应该在这一监管模式下进行相应的监管制度设计，但鉴于场外市场的复杂性和监管难度，场外市场监管的原则、各种具体的管理制度、各监管主体的职责权限等，相对场内市场的监管而言，应有所区别。

1.场外市场监管应坚持低成本和市场化的原则我国没有长期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历史，对证券主管部门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管理者而言，场外市场监管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场外市场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重要原因是与交易所市场相比，它为企业提供了一条成本较低的直接融资服务。造成“低成本”的一个直接因素是行政性监管的人力成本降低。中国地域广，中小型企业分布范围广，随着场外市场中交易品种和交易规模的扩大，有效监管和监管成本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实行有别于场内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原则，奉行低成本的监管原则是场外监管制度设计的基础。在监管主体的选择上，低成本地选择有效的监管中介机构（如证券业协会和做市商等），实行场外市场监管的市场化，运用市场化来管理市场，[5]或者是解决场外交易市场发展监管难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2.场外市场监管必须建立健全统一的登记制度我国目前证券发行制度采取的是核准制。核准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和主管部门直接控制证券发行的规模、速度、方式、价格等目的，维护了社会安全和公共利益，便于调整其他经济关系。一定时期内，核准制仍然是我国证券发行的主要制度。但从世界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发行制度市场化是主要趋势，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证券发行注册制度。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无论是场内或场外市场，实行注册制的证券发行管理制度尚且为时过早，但对场外市场，实行目前的核准制显然有违“低成本”和“市场化”的原则，因此，登记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场外市场的发展，肯定会吸引大量的非上市公司将其所发行的证券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实行证券发行人登记制度是对场外市场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之一。登记制度应该采取自愿登记和强制登记相结合，在市场起步阶段（2-3年）实行强制登记，待市场过渡到有序规范阶段后，由立法部门通过《证券法》将登记制度规定为自愿登记。实行登记制度，可以实现监管的高效率。目前，中央政府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准确地统计出定向募集公司的具体数目和地域性场外交易市场上柜交易的证券额度，从而给政府监管带来很多困难。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必须首先对非上市股份公司进行准确统计。这一制度不仅适合现代场外交易市场，同样也适合区域性OTC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

3.场外市场监管应实行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是进行科学监管和风险控制的主要制度之一，也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之间相区别的主要体现，从国外资本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对于交易所市场，高层次市场信息披露的要求比低层次市场严格。但在我国场外市场体系中，在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频率和时效等方面，总体上应实行比场内市场更为严格的制度，除了满易所市场要求披露的内容外，还要求披露一些非财务信息，这主要是考虑到场外市场的风险较场内市场高，投资者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场外市场能在一个高起点上良性运作。在实务操作上，可以考虑从四个方面来构建：其一，场外市场应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最低标准；其二，将电子化信息系统作为信息披露平台；其三，强化特殊情形的责任制度，对诸如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等特殊情形规定更为严格的责任制度，保证信息披露充分，对信息披露有重大问题的有关责任人，由证券业协会、证监会或公安部门给予严厉的资格、行政或刑事处罚；其四，对大股东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打击，充分保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等等。总之，构建我国场外市场，一套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