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水平提升精选(九篇)

第1篇：消费水平提升范文

一、农村住户现金收入情况

(一)工资性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工资性收入在一季度人均增长8.2%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增长，上半年增速达到16.07%。其中，在本乡地域内劳动收入1640.21元，同比增长30.94%;外出从业收入1454.05元，同比增长15.77%。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得益于我市乡村企业和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经济开发区、南海新区两大经济板块的快速膨胀，吸纳了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可离土不离乡就近务工;另一方面，近几年用工价格不断上涨，使得工资性收入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

(二)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快速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3337.28元，增长45.8%。其中，第一产业现金收入1994.97元，增长42.81%;第二产业现金收入249.61元，增长161.35%;第三产业现金收入1092.71元，增长37.17%。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二季度适逢夏收，农民因为陈粮换新，出售粮食较多;二是二季度牧业特种动物配种完成，出售特种动物毛皮较多，淡水养殖产品适逢出库出售旺季;三是工业服务、批零贸易销售额大幅增加。

(三)财产性收入大幅下降。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7.04元，同比下降84.78%。其中，利息下降86.04%，租金下降90.4%。从调查的情况看，上半年因婚宴及住院支出导致存款支出较多，所得利息下降较大。

(四)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大。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674.24元，同比增长22.77%。其中，城市亲友赠送74.51元，同比下降5.27%;农村亲友赠送85.1元，同比增长118.51%;离退休金、养老金371.99元，同比增长59.88%;领取新型养老保险27.53元，同比增长216.83%。转移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因为：一是由于婚宴喜事多，亲友赠送现金转移较多;二是离退休人员增加;三是领取新型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多。

二、农村住户现金支出运行情况

(一)生产费用支出有所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生产费用支出2301.88元，同比增长6.94%，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49.14元，同比下降65.07%。其中，家庭经营费用支出2252.75元，同比增长11.97%。从分产业看，费用支出主要集中在一产和三产，其中：一产1387.22元，同比增长12.88%;三产830.31元，同比增长6.05%。

(二)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上半年，生活消费的快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二季度适逢端午节，节日消费增大;其次，婚嫁、住院等高额费用支出;再次，人们的消费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改变，不再单纯追求吃饱穿暖的物质生活享受，而是追求更高层面吃好、穿好、娱乐好等精神生活享受。

(三)转移性支出增长较快。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支出766.35元，同比增长57.07%。其中，赠送农村亲友支出151.91元，同比增长85.23%;赠送城市亲友支出155.06元，同比增长537.93%;交纳医疗保险支出61.24元，同比增长205.87%;交纳社会保障基金支出221.4元，同比增长938.89%。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生产费用支出增长缓慢。上半年虽然农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有大幅度增长，但是生产费用支出增长缓慢，二者不同步。据调查得知：当前从事一产的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已趋严重，这一现象折射出一产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的逐渐降低，一产机械操作化水平和机械化使用率也大大减低，导致农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大降低，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的粮油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优质高效的绿色环保产品生产理念极不相符。

(二)礼金、医疗支出费用呈快速增长态势。上半年，人均婚丧嫁娶支出218.12元，同比增长1.87%，占现金总收入的2.8%;人均医疗保健支出370.93元，同比增长44.8%，占现金总收入的4.7%。两项合计人均589.05元，同比增长25.3%，占现金总收入的7.5%。婚丧嫁娶礼金呈上升趋势。因为婚嫁，父母为了子女往往倾囊而出，甚至负债操办;另外，礼金互送支出额度也从上世纪的几十元钱发展到现在的四、五百元钱甚至上千、上万，攀比之风日趋严重，支出费用呈快速增长态势。医疗费用支出成为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虽然国家一直控制药品涨价，但长期吃药及高昂的住院费用使农民难以承受;虽然农民也有医疗保险补贴，但对于大病、重病，个人仍然要承担50%左右的费用，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有的家庭甚至因病致贫。

(三)财产性收入比重偏低。个人或家庭的生存和发展保障主要来源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获得的劳动报酬;二是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获得的社会基本保障;三是个人财产投资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财产性收入也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农村居民调查情况看，我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一直很低，仅有的一点只不过是存款利息，或者个别户提供农业机械服务而获得的微薄收入，像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其他股息和红利、出让无形资产净收入等方面则是空白。财产性收入的缺失，是加剧两极分化的重要推手，是农民消费力不强、抵御风险能力差的重要原因。

四、几点建议

(一)强化市场调节功能，开展高素质劳动力技能培训。积极发展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的农村经济合作社经营模式，扬长避短，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一方面加快县域三次产业尤其是乡村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以市场手段吸纳更多年轻的、知识层次较高的剩余劳动力到农村置业;另一方面搞好农牧业生产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种养水平，为保持全市农牧业生产的长远、良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2篇：消费水平提升范文

关键词：居民；文化消费；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63-02

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让文化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文化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还有较大差距。因此，研究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影响因素，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提升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居民文化消费主要存在以下4个问题。

（一）居民文化消费增长缓慢

《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相关数据显示，1990—2000 年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增长明显，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从11.1%、5.4%增长到13.4%、11.2%。但到2011年，这两个比重分别降低为12.2%和7.6%。2011年与2008年相比，我国居民家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类支出增长了43.83%，低于同期居民消费支出47.71%的增长速度。

（二）居民文化消费区域差异显著

我国不同区域间文化消费存在着较大差异。一般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消费性支出较高，文化消费的比重也较高。如2010年，江苏省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4 357.49 元，其中人均文化消费为2 133.25 元，占消费支出的14.86%，与全国平均值12.1%相比，要高出2.76%。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消费性支出较低，文化消费的比重也较低。如2010年，地区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 685.54 元，人均文化消费却只有477.95 元，仅占总消费性支出的4.93%，只有江苏的1/3，不到全国的1/2。

（三）居民文化消费观念淡薄

汪建根在2012年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1）显示：每月文化消费支出在50元以下的居民占全部被调查对象的比重不到1/5，1/2以上居民的每月文化消费支出在50—300元之间，1 000元以上的居民只占2%。根据汪建根的调查，在消费观念上，只有9.31%的居民认为文化消费“非常重要”，35.92%的居民认为“很重要”，45.56%的居民认为文化消费处于个人生活中的“一般”位置，甚至有9.23%的居民认为是否进行文化消费“无所谓”。显然，后两者的文化消费观念制约了人们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

（四）居民文化消费方式与层次存在失衡

一是消费方式失衡。在程静2011年所做的“居民文化消费倾向调查”中，有62.6%的受访者选择了电视广播，61.5%的人选择了网络，47.5%的受访人则选择了书报杂志，而选择观看文艺表演、参观博物馆等消费方式的受访者仅占16.1%和11.3%左右。可见，电视和网络在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较为明显。

二是消费层次失衡。我们不难发现，居民会由于处于不同的收入阶层而导致其消费需求存在着差异化。其实多数居民并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碍于价格而无能力消费。正如2011年程静所做的“电影票价格承受能力调查”中显示，有54.3%的受访者选择了30 元，24.1%的居民选择50 元，而选择150元的居民只有2.3%。这表明我国居民对文化消费产品价位的心理预期并不高。

二、影响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主要因素

（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总体生活水平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一般情况下，两者为正相关关系，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其文化消费能力就越强，文化消费量也会越大。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方面，由于用于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的费用比例要高于文化消费，因此，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支出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另外，文化消费从属于精神消费领域，所以与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和消费层次也密切相关。只有当人们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并满足了低层次的物质需要后，才会更加注重精神消费领域。因此，文化消费的增长离不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低层次物质需要的满足这两个前提。

（二）文化产品供给及消费环境

文化消费的发展除了受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影响，还取决于文化产品的供给。文化产品供给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促进文化消费的增长。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的文化市场仍处于成长阶段，尚不成熟，关于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使得市场环境中存在着不少阻碍文化消费发展的因素。尤其是在价格方面，许多文化产品定价虚高，使得普通消费者有心却无力。同时，居民的权益在文化消费中常常缺乏有效保护，这也大大挫伤了居民文化消费的积极性，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三）其他消费热点对文化消费的影响

近10年来，住房、医疗和汽车等消费热点持续升温，使得我国居民逐渐倾向于这些领域的消费支出，从而减少了文化消费的支出。而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医疗保健消费与文化消费代表着类似的消费意愿与消费倾向，即追求个人身心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居住、医疗消费与文化消费也代表着类似的消费层次。一般较为富裕的家庭会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因而他们也更愿意去改善这类生活条件。当然，为了减轻由医疗保健和居住所带来的支出增加的沉重负担，一些家庭也会适当增加日常娱乐支出 。

三、提升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影响其文化消费能力的最主要因素。文化消费的发展遵循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同时，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流通效率也由人们的经济水平直接决定。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文化消费能力，进而作用于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最终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此，我们应适当增加劳动者报酬，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当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建立城乡统一的较为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基于目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较低，但潜力巨大的现状，我们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此增加农民收入。

（二）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

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消费观念与其文化消费能力密切相关，与收入相比，与文化消费更具有内在联系。相对而言，高文化素养群体的文化消费观念更加科学、合理，消费能力更强，在文化消费方面也更侧重于知识型和发展型消费；而文化素养较低的群体则侧重于基本的娱乐型消费。因此，我们应努力提高居民的文化素养，以引导青少年和农民建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为重点。通过加强家庭培养、学校教育、传播媒介宣传，来逐步形成观念先进、消费自律、结构合理、方向正确的消费风尚和社会氛围，并引导居民以娱乐休闲消费为主向知识文化消费为主转变，从根本上改变居民文化消费观念，提升文化消费水平。

（三）确定正确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由于目前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失衡，城镇居民收入又具有差异性，文化产业必须据此确立多元化与多层次性的发展战略，并相应地提供从高端精品到低端普及型的系列文化产品，以迎合不同收入阶层对文化消费的个性化需求。因此，政府应考虑到城镇高低收入阶层间消费能力的差异性，通过宏观调控，利用财政、税收等政策来合理调节、引导文化产品的生产及价格，并采用差别定价、补贴等多种方式，降低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成本，促进文化产品消费的均衡。与此同时，还必须继续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之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

（四）完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体系

文化消费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是需要法律的支持与规范的，因此，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很有必要。首先，我们应严格劳动法，以保障和增加劳动者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其次，还应以消费者权益法为依据制定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法规，使消费者能有保障地享受其在文化消费中的权益。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市场行为也应随着文化产业市场准入的进一步开放而变得更加规范化和法制化，如严厉打击各种盗版行为等。同时，通过制定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具体措施和文化产业守则，来防止文化企业强迫消费者选择，防止价格过高和消费者信息外泄滥用这些情况的出现，最终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五）加强政府对文化消费市场的引导作用

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消费管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因此，政府必须发挥其职能，有步骤地规划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蓝图，引领文化消费的发展方向，创造和维护文化产品、服务存在及发展的良好环境，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我们应做到既不使文化消费背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要求，也不影响到消费者的合理消费。为此，政府应以发展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普及基础文化消费。政府可以向基层、低收入和特殊群体提供免费文化服务，并进一步完善农村图书、通讯、电视等网络，从而释放农民、老人、农民工等群体的潜在文化消费需求；政府也应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促进文化消费的发展和完善；除此之外，政府还应通过增加财务预算、实施优惠财务政策来鼓励民间企业投资文化消费市场，促进市场的繁荣。

参考文献：

[1] 汪建根.国民文化消费状况调查：居民文化消费能力总体偏低[N].中国文化报，2013-03-05.

[2] 郭晓菁，邝筱倩.我国文化消费的形成与特征浅析[J].企业经济，2012，（2）.

[3] 程静.居民文化消费现状及发展对策[J].特区经济，2012，（5）.

第3篇：消费水平提升范文

【关键词】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满足生存需要的单一型消费结构向满足发展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结构的转变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期保持中高速发展、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推动产业结构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必须大力优化居民消费结构。

一、我国消费结构现状

我国现阶段居民消费结构正发生着重大变化，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支出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国目前正处于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转型的时期。

（一）消费结构由单一型向多层次转变

随着科技水平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高科技电子产品以及汽车等耐用品逐渐普及，通信和交通消费成为消费新增长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据统计，2015年我国恩格尔系数为30.6%。原来的食品消费为主的单一型消费结构逐步过度到交通通信、旅游娱乐、医疗健康等发展型消费，消费结构呈现多层次消费结构。

（二）城乡二元消费结构显著存在

尽管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趋于合理，但是城乡二元消费结构仍是我国一个显著现状。据统计，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8.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3.3%，差距达到4.7%。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恩格尔系数差距比较明显，城乡二元消费结构显著存在。

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一）农业现代化进程将加快

一方面，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基础上，农业发展方式不断转变，农业技术创新步伐不断加快，国家强农惠民政策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农业产业化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我国产业化条件优越，再加上近几年国家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农业示范区，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农业现代化进程将得到快速发展。

（二）工业结构将向技术集约化转变

在当今世界新的经济格局下，各国为谋求更好的经济优势纷纷提出相应的战略政策。许多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实体经济，提出“再工业化”。这也是顺应时展要求，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点。

我国是工业发达国家，现阶段的工业化发展面临产能过剩，创新能力提高难等问题，在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现状下，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因此，我国更要重视工业化进程，推动高、重工业化向技术集约型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

（三）适应消费需求多样化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消费层次、消费结构也不断发生转变，原始的单一型消费向多层次消费转变，模仿型消费向多样化自主性消费发展，餐饮休闲、旅游娱乐、医疗健康等消费需求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商业饮食业、金融保险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服务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将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端制造、高层次的生活和生产服务。现代服务业的大力发扎，对于解决就业，改善民生问题、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

三、建议与措施

基于居民消费结构视角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促进中国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高中低收入者消费需求，以此扩大国内需求

根据中国目前消费情况，中低收入者消费人群占比远远大于高消费人层，加上高收入者消费上升空间有限，因此紧紧把握中低消费者的消费空间对于扩大国内整体需求至关重要。要扩大中低消费者的消费空间，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关键是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发展适合中低收入消费者消费的产业。

对于城镇居民来说，要改革工资制度，完善再就业制度，妥善安排下岗职工，使得消费层次向更高水平转变；对于农村居民，首先要促进第一产业现代化发展，保证农民收入来源，其次要加强第三产业发展，转变农民传统的消费习惯，培养适度消费的观念，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加快生产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升级

生产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既是满足我国高端制造，产业升级的关键性一步，也是适应未来消费者更高层次需要，促进现代服务业升级的动力。高科技水平和高创新水平的现代服务业才能适应现在经济发展，因此要建设生产业的集聚发展园区，促进相关生产业在发展园区内的集聚化发展。我国居民消费层次不断上升，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应该加快对应生产制造业的发展，在满足居民消费结构的基础上，同时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三）有序有力推动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发扎已经遇到瓶颈，传统重工业占比过高，增长潜力不足，新兴产业地位尚不突出，在激烈的国际环境竞争下，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我国加快的发展的重要出路。一方面，要推进和深化传统产业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政府应着力保障市场规则和秩序的公平公正，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培育和创造新的发展动能，打造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依然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提高工业领域利用外资的水平，促进技术外溢，注重引进先进技术装备，鼓励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霞辉，李菲，陈惠芳.优化居民消费结构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J].经济研究导刊，2008，02：1415

第4篇：消费水平提升范文

（一）农牧民收入水平

农牧民收入水平一直稳步增长。2005―201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989元增长到5530元，增加了2541元，年均增长率为13.1%；2010―2014年由5530元增长到9976元，增加了4446元，年均增长为15.8%。

（二）农牧民总体消费支出

农牧民消费水平普遍提高，消费支出逐年增加。2005至2010年，农牧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2446元上涨到4461元，增加了2015元，年均增长12.7%，与同期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相比，增长幅度小，增长速度较慢；2010至2014年，从4461元上涨到9972元，增加了5511元，年均增长18.2%，与同期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相比，增长速度快。由此可见，2005年至2014年，随着收入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的变化，消费支出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呈现正向变化，不断稳步增长。

（三）农牧民消费结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牧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呈现出不同的走势。2005年至2014年，农牧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增加最大，在37.3%～30.6%之间，其次依次为居住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支出、其他杂项商品与服务。

二、农牧民收入增长变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一）农牧民平均消费倾向

农牧民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呈上升趋势，由2010年的0.81一直上升为2014年的0.99，说明农牧民消费欲望越来越大。

2005―2014年，农牧民食品平均消费倾向由0.35下降到0.30，在农牧民纯收入水平不高时，农牧民首先考虑的是购买食品，满足吃的需要。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牧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比例逐年下降，食品平均消费倾向随之而下降；农牧民衣着平均消费倾向由0.05增加到0.07，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最初农牧民对衣着的消费观念不是特别丰富，现在开始注重衣着的改善，在物质消费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平均消费倾向由0.03增加到0.04，农牧民家庭各种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机等纷纷进入农牧民的家庭，从而农牧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有所增长，由84元增加到428元；医疗保健平均消费倾向由0.03增加到0.04。总体上，农牧民已经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逐步增加，其支出比例的排序从第五上升到第四位；交通通讯平均消费倾向由0.10增加到0.15，农牧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比例迅速增加，其支出比例的排序上升到第三位，仅次于食品、居住。交通和通讯在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农村牧区商品流通更加活跃、有利于农牧民及时根据市场信息更科学地进行再生产，提高效益；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平均消费倾向由0.10上升到0.13，虽然有几次波动，但总的趋势还是上升的。居住平均消费倾向主要波动在0.11和0.16之间，农牧民在居住方面的消费支出比例很高，不同年份波动较大，在生活水平提高后，除了增加必要的食品、衣着支出以外，农牧民支出的相当大部分都是在住房上。

（二）农牧民边际消费倾向

与2005年相比较而言，2014年我区农牧民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居住边际消费倾向有所降低，医疗保健、交通通讯、衣着、杂项商品与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有不同程度地提高，其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较高的趋势。这说明近些年来农牧民在首先满足食品、居住消费之后，越来越注重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等方面的消费。但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仍大于其他六种消费品，说明了农牧民的消费重点仍然是食品，高标准和上档次的消费品和服务对许多农牧民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

2005―2014年，农牧民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排在首位，为0.24，即农牧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要之后，总要将剩余收入中的24%继续投向食品，这是农牧民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基础上，追加支出最多的项目；衣着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排在第五位，为0.08，体现出农牧民对高档次衣着消费的向往和追求；农牧民家庭设备及服务、居住支出、杂项商品与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小，都在0.03―0.04之间，这与农牧民长期养成的消费习惯和总体收入水平有关；医疗保健支出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分别为0.17和0.15。这两项指标体现出农牧民对该项目上追加消费的意愿逐渐强烈，当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农牧民就会大幅度地增加此项消费；交通通信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有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排在第二位，为0.21。这说明市场经济和知识信息的日益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农牧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三）农牧民消费的收入弹性

2005―2014年，农牧民表现出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农牧民有较强的购买欲望。在各类消费品中，衣着、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杂项商品与服务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富于弹性，说明农牧民对这些消费品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其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这几类消费方面的变化对收入增长的反应程度很大，将大于收入的增加幅度，进而可见，随着收入的增长，该几类消费的增长速度很快。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居住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缺乏弹性，说明农牧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其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可以推断出这几类消费对收入变化反应较迟缓。

综上所述，在增加收入的情况下，农牧民各类消费的平均消费倾向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边际消费倾向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多数为正值，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量会随之增加。农牧民收入水平是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会刺激各类商品及服务的消费需求，决定着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稳定的收入增长会带来稳定的消费增长，拓宽农牧民消费的选择机会，使消费结构更加趋于合理。

三、提高收入，优化农牧民消费结构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农牧民整体收入水平，增强消费能力

1.努力提高农牧民总体收入水平，提升消费水平。目前，农牧民总体消费倾向高，消费层次低，消费能力有限，说明多数农牧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自我发展能力弱。因此要尽快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提升多数人群的消费能力，进而有效增加消费品的消费总量，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

2.加快转变农村牧区经济增长方式，多方面增加农牧民收入，提高购买力。实现农村牧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加快现代化农牧业建设，用现代的、科学的生产经营管理理念改造传统农牧业，使农牧业向科技化、现代化、信息化迈进，加快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最终实现农牧民增收，改善其生活质量。

3.提高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提升农牧民务工劳务性收入，保证农牧民消费信心。一是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农牧民进城务工的有利政策环境，即为农牧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以高附加值的农畜产品加工业为主要发展方向，提升农村牧区工业化水平，吸收农村牧区大量的闲散劳动力。三是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鼓励农牧民“走出去”，向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切实提高农牧民的收入，保证农牧民消费信心。

（二）优化农牧民收入结构，扩大消费规模

从根本上扩大农牧民消费规模，必须要从提高农牧业经营收入、务工劳务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全面着手，优化农牧民收入结构，推进农牧民收入倍增。

1.建立健全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提升农牧民产业经营收入。一是发展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牧业产业升级，提升农牧民产业经营收入。通过技术引进、企业合作、扶持本土企业发展等多种方式，将农牧业产品的生产经营和加工等环节形成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市场效益。二是充分发挥绿色农畜产品行业协会、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和集团经济组织的规模经营、技术引用等优势，从培育良种、营销、生产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做大做强农牧产业效益，提高整体收入水平。

2.提高农牧民工资性收入，即务工收入。一是进一步改善农牧民劳动人员素质。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牧民劳动者文化素质，让农牧民能够接受新鲜事物、吸取科学知识，提高认识水平、转变思想观念、懂得科技，为农牧民进城务工创造良好条件，从而提高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二是拓宽农牧民就业渠道，解决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三是根据我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经营状况，适时调整务工劳动人员的工资，使其随经济的发展而增长。最后，提高农牧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水平。

（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降低农牧民的储蓄趋向，提升消费意愿

1.优先解决农牧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为农牧民减轻消费压力。一是进一步完善农村牧区的养老保险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农牧民养老问题变得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影响农牧民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积极推进新型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保证农牧民在年老体弱时经济上有所依靠，减轻消费负担。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农村牧区养老保险服务水平，降低农牧民的储蓄趋向，拉动消费。二是完善农村牧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当前我区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尤其农村牧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保障水平和层次不高等问题有可能会造成农牧民心放不下、钱不敢花的现象，因此健全医保体系也是扩大消费的当务之急。要进一步完善农牧民医疗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和质量，为农牧民看病提供更多便利。同时提高农牧民健康保健意识，提升农牧民消费意愿。

第5篇：消费水平提升范文

关键词：消费；特点；作用；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的特点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阶级社会中，劳动者进行消费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能够继续为统治阶级劳动，而并非物质和精神享受。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消费不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而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能够顺利进行。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最终归宿。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的主体是劳动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劳动者在全社会范围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者的异化地位。劳动者成为消费主体，扩大消费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较大，因此，要把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放在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要促进农民增收，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消费水平存在层次性和差异性。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人们的对抗关系消失，但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及消费差别依然存在。由于劳动者自身能力和素质以及拥有的生产条件不同，劳动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因而劳动收入和消费水平也有明显差异。一般来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农村居民高，所享受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公共服务多，生活成本和消费水平较高。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消费在国家指导下进行。从宏观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有计划地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提供公共消费品和公共服务；从微观上说，在消费活动中部分消费者的行为出现偏差，需要国家进行指导，在全社会倡导文明、健康、合理的消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前提，公平分配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制度保证。

二、消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推动经济持久发展。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市场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深入研究消费问题，促进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优化以及消费方式的改善，成为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在发展过程中，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和持久的力量。

2.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是调整需求结构和扩大需求规模。我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资推动，长期依赖这种发展模式必然会带来资源能源消耗、增大生态环境压力。在消费需求不能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还会导致一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只能依靠出口来消化过剩的产品，造成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2008年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这一问题凸现，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更加迫切。

3.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决定消费，产业结构决定产品结构，进而决定消费结构。而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导向作用。产品只有能够满足消费需求，才能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企业才能有利可图。由此，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依据。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可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压抑了消费需求，产业结构存在诸多问题，应把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结构升级结合起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4.促进劳动力素质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消费直接为生产提供这一基本要素。一方面，消费过程是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消费是对劳动力消耗的补充过程，是劳动者恢复体力、脑力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改善，发展了劳动者及其后代的体力与智力，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消费，极大提高了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劳动者的能力和技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生产要素，并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费的发展趋势

1.消费水平继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消费需求强劲增长。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使得市场需求旺盛，推动了工业的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城乡经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为各类工业品提供了广泛的市场基础。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产品的换代升级以及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将继续扩大，我国未来的消费水平将继续提高。

2.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进入重要转型期，人们的消费内容及消费品供求关系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从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结构看，生存资料消费的绝对量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总消费的增长速度，在总消费中比重下降，而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都增加。从具体消费项目的结构看，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通信、教育、旅游、电子产品以及服务消费将大幅度增加。

3.消费方式日益多样。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消费方式，而需要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消费方式来适应现代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同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不断涌现，在客观上为新消费方式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的消费方式应运而生。例如以网络零售为代表的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传统的商品贸易方式带来了强烈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消费方式的变革。

第6篇：消费水平提升范文

[关键词]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消费结构；消费倾向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8―0005―05

一、河北省消费率偏低

长期以来，在“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战略的主导下，中国最终消费率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统计资料表明，自1985年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基本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85年的65．7％下降到1994年的57．4％，虽然1995年以来有回升的趋势，即从1995年的57．5％上升到2000年的61．1％，但之后又一路下降，到2003年甚至降到历史最低点55．5％(见图

1)，2004年又下降至53％。河北省作为中国31个省市消费率

之一，当然也无法摆脱同样的命运，甚至更为严重。1985-2003年，河北省的最终消费率在43．4％-69．1％范围内波动，每年的消费率均低于全国水平(见图1)，其平均值为51．4％，比全国平均水平(60．5％)低9．1个百分点。从图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最终消费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是在最终消费率下降的过程中也有波动。笔者把河北省最终消费率的变化划分为两个具体的阶段：

1．第一阶段(1985M988年)为最终消费率的上升阶段。河北省的最终消费率从1985年的57．9％逐年上升到1988年的61．9％的历史最高点。在这一阶段，其内部构成也呈现变动的趋势。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以与最终消费率同样的趋势上升，分别从1985年的51．0％和38．4％上升到1988年的54．5％和39．2％，居民消费率甚至在1988年也达到历史最高点；而政府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动比较平稳，政府消费率的变动幅度不超过1％，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动幅度也不超过3％。

2．第二阶段(1989～2003年)，为最终消费率的波动式下降阶段。河北省最终消费率在1989年、1990年出现小幅度下滑，1991年又开始上升到59．2％，但仍比历史最高点1988年的61．9％低近3个百分点。1991-1999年，最终消费率呈逐年下滑趋势，从1991年的59．2％下降到1999年的43．4％，下降幅度为15．8个百分点。虽然2000年河北省最终消费率开始上幅，即从2000年的44．0％上升到2002年的46．1％，但2003年又下滑到45．9％。在这个阶段，最终消费率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动情况为：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与最终消费率一样呈下降趋势，甚至下降幅度更大，即分别从1989年的51．3％和35．4％下降到2003年的32．8％和16．7％，下降幅度分别为18．5和18．7个百分点；而政府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动仍然比较稳定，甚至呈现出波动式上升的态势。

以上的分析表明，相对于全国水平而言，河北省最终消费率是偏低的。同时，从河北省最终消费率的内部构成的变动情况还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是造成最终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因素，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又是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因素。

二、消费率低阻碍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

目前，中国乃至河北省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然而，消费结构升级需要由消费来支撑。河北省消费率的持续走低势必会影响到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同样，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往往又是通过一定时期的消费热点表现出来的，因此，低迷的消费率也会延缓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消费率持续偏低的状态下，河北省消费结构是如何变动的。这里笔者主要是考察1994-2003年这十年间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以及杂项商品和服务这八项的支出比重的变动，并用变动度来考察消费结构变动的速度。消费结构变动度。是用来考察平均每年消费结构变动程度的指标，该指标数值大表明结构变动速度快，反之，表明结构变动速度慢。

1．食品消费。河北省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94年的46．84％下降到2003年的35．16％，虽然中间存在一次上升的过程，从2000年的34．91％上升到2002年的35．42％，但幅度并不大，还不到1个百分点(见表1)。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每个人平均食品消费支出比重越小，表明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河北省食品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反映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食品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动度则是在缩小的。1994～1998年间食品支出比重的变动度为0．0171，到了1998～2003年，该变动度减小到0．0118(见表2)o这说明河北省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比重下降的速度在减慢。

2．衣着消费。衣着消费是城镇居民“吃、穿、用、住、行”中属于“穿”的方面。从其支出的比重来看，城镇居民衣着消费支出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见表1)。即从1994年的15．63％下滑到2003年的10．80％。而在这两个变动度的计算期间里，1994-1998年，衣着消费的变动度为0．0056；1998―2003年该变动度为0．0052(见表2)。尽管变动度是在缩小，但是变小的幅度并不大，只有0．0004。这说明河北省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比重是稳步减小的。

3．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从表1中可以看出，河北省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过程。1994-1996年，消费支出比重从8．99％下降到8．23％，1997年上升到9．49％，1998年又下降到8．97％(但与1994年的比重基本持平)，之后连续上涨了3年又开始下降，到2003年下降到10年来的最低点6．72％。在这个过程中，1994～2000年虽然该支出比重总是在上下波动，但总的趋势可以看作是上升的，因为这个过程支出比重下降的幅度总是很小，而且尽管下降，一两年之后也总能回升。2000年之后支出比重的下降表明城镇居民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已经基本达到饱和，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河北省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消费结构存在着升级的趋势。

4．医疗保健消费。医疗保健消费是居民用于求医问药和身体保健方面的消费支出。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河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重虽然不大，但上升速度很快。1994-2003年，该

支出比重从3．19％上升到10．13％，提高了6．94个百分点，2003年的支出比重是1994年的3．2倍，增加了两倍多。

5．交通通讯消费。1994-2003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交通通讯消费支出的比重是波动式上升的，从1994年的5．58％上升到2003年的11．17％，上升幅度达5．59个百分点，在这个攀升的过程中，只出现了两次小幅度的下降，即1996年和1999年(见表1)。而就其变动度而言，1994-1998年，交通通讯消费的变动度为0．0106，1998―2003年该变动度降到0．0093(见表2)，这说明尽管交通通讯的支出比例在上升，但它的变动速度是在减缓的。

6．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城镇居民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支出比例总体上呈现上涨趋势，即从1994年的7．97％逐年上升到2000年的12．17％，虽然2001年下降到11．12％，但之后又开始上扬，到2003年达到12．14％，接近10年内的最高水平(见表1)。

7．居住消费。从表1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比重基本上也是在逐年增大，1994-2003年这10年间，从7．05％增加到10．94％，其中，只有1999年出现小幅下滑，下滑幅度不到0．3％，因此，居住消费支出比重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其增加的幅度并不大，2000-2003年年均增幅只有0．47％。而就其变动速度来说，也是在减缓的。1994-1998年，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变动度为0．0056，1998-2003年该变动度下降到0．0042(见表2)。

8．杂项消费。城镇居民对杂项商品的消费比重变动是不规则的，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食品、衣着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北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消费已经趋于饱和，这预示着居民消费结构要向更高层次转变。

3．交通通讯和居住消费支出比重虽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但由于变动度在减小，表明消费向这两种消费品转移的速度在放慢，交通通讯和居住转变成当前新的消费热点的步伐并不快。

4．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比重的提高说明居民越来越注重享受和发展方面的需要，过去只注重“吃饱穿暖”的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总之，偏低的消费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河北省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河北省的经济增长。

三、河北省消费率偏低的原因

(一)消费增长低于GDP增长，致使消费率难以攀升

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C=C／GDP，其中，c为最终消费率，C为最终消费额。河北省最终消费率低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最终消费额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图3中可以看到，从1986-2003年，河北省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都呈现上下波动的状态，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有时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而有时又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波动的幅度比GDP增长速度波动的幅度要大，导致河北省最终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10．1％)要低于GDP的平均增长速度(12．0％)，进而使得河北省的最终消费率偏低。

(二)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居民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变化(见表3)。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为2．42：1，随着农业迅速增长和农产品价格调整，农民收入有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曾一度下降到1983年的1．51：1。但以后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又开始持续上升，1993年达到历史最大差距(2．74：1)。此后虽有所缩小，但到1999年该系数又呈现扩大的趋势，并且1999-2003年该系数仍处在2．36左右。按国际标准衡量，这种城乡收入差距较高，36个国家的材料证明，城市与农村的收入之比―般低于1．5，极少超过2。可见，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一般而言，低收入居民有较高的消费倾向，而高收入居民则有较低的消费倾向。在农村居民占绝大比重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拉大必然导致居民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从而使整个河北省的居民消费率难以提高。

(三)收支预期不佳使居民消费趋于保守

长期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上。而在支出预期方面，由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的货币性增强，这些情况无疑加重了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因此，他们只有节衣缩食，在应付无可奈何的即期消费的同时，通过增加储蓄来免除后顾之忧，由此所导致的居民消费趋于保守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消费信贷规模偏低约束居民消费欲望充分释放

有资料显示，2003年末，河北省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规模为343．54亿元，按照当年人口6769万人计算，人均规模为507．52元。而截至2003年末，全国消费信贷余额达15 732．6亿元，按当年全国人口129227万人计算，人均规模为1 217．44元，比河北省高出709．92元。由此可见，河北省城乡居民的个人消费仍然更多地依赖于自己的收入和储蓄来支撑，难以把即期消费欲望充分释放出来，这也是阻碍消费率提高的一个因素。

四、河北省提高消费率的政策选择

(一)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适当提高消费占CDP的比重

在经济过剩的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消费。虽然投资对促进经济的增长也同样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与消费相比，其对GDP和GDP增长的贡献要小得多。而且，投资的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相应扩大和承接，就会变为无效增长，并且造成浪费。自1989年以来，中国(当然也包括河北省在内)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过多地追求投资的高增长而忽视消费需求的扩大，使得全国(包括河北省)的GDP不能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适当降低投资率，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大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提高消费率。

(二)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居民收入是启动消费的杠杆，消费需求的形成直接决定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只有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才能有效扩大，因此，应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持续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以达到促进居民消费、提高消费率的目的。当前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领域，吸纳城镇失业、下岗人员以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失业、下岗人员和贫困家庭生活补助水平以提高城市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继续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以达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增加农民收入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1)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产品品种结构，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高产、优质、低耗农业；(2)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田水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民增加收入创造良好的条件；(3)加速城市化进程，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地参与经济发展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支出预期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居民的支出预期。为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政府应尽快建立覆盖面广、安全、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要加大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力度，尽快建立起全社会人员参加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广大城乡消费者都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发展论坛

(四)积极发展信贷消费，大力拓展消费领域

在住房、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已成为城市居民消费热点的今天，信贷消费也将成为居民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消费手段。因此，金融机构应该根据居民的需要，提供灵活的消费信贷服务，通过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率、延长贷款年限、简化贷款手续、建立终身信用体系等办法，使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利用信贷消费的方式实现消费升级。同时，借鉴国外实施消费信用的经验，逐步扩大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增加信贷形式，简便信贷手续，从而引导城镇广大中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运用信用消费来购买高价值商品。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又能把消费者的未来消费转化为即期消费，提高消费率。

第7篇：消费水平提升范文

［关键词］消费结构；农村居民；变动特点；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6-0103-02

1 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福建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这大大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促使消费规模不断扩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000年2410元增至2009年的5016元,登上新的历史台阶。在消费支出逐年增加的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处于优化的过程,从低层次提升到中高层次。2009年福建省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为45.9%,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说明福建省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已达到小康阶段。但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消费的发展也呈现一些不足,本文认为这体现在：(1)农村居民消费对福建省GDP增长的贡献度低(如图1)。1980―1998年,贡献度呈现波动性下降的状态,在1998―2009年这十几年间贡献度在1水平进行上下波动,未出现有效的提升。这充分说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增加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的贡献份额的紧迫性；(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处于波动式周期性的增长状态。根据1996―2009年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变化特点(如图2),可以分为三个周期性阶段：①1996―2000年人均消费支出呈现出“先升后降,再回归”的增长状态；②2001―2005年人均消费支出呈现“先降后升,再回归”的增长状态；③2006―2009年人均消费支出呈现倒“U”形的增长状态,峰值达到历史高位。这表明增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稳定性、逆周期性,以强化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内生稳定性作用的客观必要性。

所以对于福建省解决好内需问题、“三农“问题来说,面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发展状况,充分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又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

2 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对比分析

居民消费结构指一定时期内消费者所消费的各种消费资料(包括物质资料和劳务),反映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各类商品及劳务的需求结构,体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全面地了解当前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特点,本文采用对比分析法将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在1995―2009年的发展状况进行纵向比较和将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全国水平、周边省份进行比较,已达到研究目的。

2.1 1995―2009年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纵向比较

根据1995―2009年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本文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纵向对比。恩格尔系数(EC)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EC值越大,生活水平越低。EC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极富裕。

第一阶段(1995―1999年),居民生活水平从绝对贫困提升到温饱水平,食品支出比重显著下降,交通通信支出增长快速,发展型、服务型消费支出呈增长趋势。本阶段农村居民的EC从1995年60.96%下降到51.47%,趋势明显。伴随食品支出比重的下降,农村居民用于居住、医疗保障、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的支出比重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支出增长幅度最大,从3.94%上升到1999年7.98%,成为农村居民的第四大支出项目；

第二阶段(2000―2005年),居民生活水平从温饱状态发展到小康阶段,食品支出比重平缓下降,发展型、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长明显。在此期间,食品支出、居住支出比重平缓下降,仍是农村居民最大两项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文教娱乐、交通和通信三者支出比重继续呈增长趋势,其中医疗保健上升1个百分点,交通通信支出从2000年的8.55%上升到11.1%,成为农村居民的第三大支出项目。与此同时,家庭设备类支出比重呈现倒“U”形变化,表明在此期间随着收入增长,农村居民进行了大量的家庭设备购买,改善家庭生活；

第三阶段(2006―2009年),居民生活水平处于小康阶段,各项消费支出比重呈波式变化,食品支出比重呈上升趋势,发展型、服务型支出比重呈下降态势。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部分产品价格攀升的影响,食品支出在2006―2008年呈上升状态,2009年下降为45.94%,而文教娱乐、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的支出比重分别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居住和家电设备的支出比重呈增加趋势,其中居住支出的增幅明显。相比较前两个阶段,交通和通信支出的比重明显增大。

2.2 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全国水平、邻省间的横向比较

针对2009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福建省与全国水平、周边省份进行相应的比较,以此更好地了解当前福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

与全国水平相比,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滞后性,食品支出比重大,发展型、服务型消费支出比重较小。2009年福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5.94%,远高于全国水平,食品支出仍占福建农村居民很大比重,且交通通信的比重高于全国水平10.09%。而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的支出比重低于全国水平,特别是居住支出比重16.37%,相比较于全国水平,少了近4个百分点。

与周边省份相比,福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程度为中等程度,与浙江省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发展型、服务型消费尚需较大发展。福建在食品、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与广东的比重大小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在文教娱乐、家庭设备的支出比同江西省相接近,但在这些项目与浙江存在较大差异性。其中同广东、浙江、江西相比,福建农村居民的居住支出比重最小,交通通信的支出比重却高于这三个省份(如图3)。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程度较高,福建与浙江的差距很大。

3 福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原因分析

通过1995―2009年的纵向分析,福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优化。通过横向比较,与全国水平相比,福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存在滞后性,且与相邻省份相比,福建也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特点与居民收入、产品价格、消费理念等因素存在很强联系,本文认为其中的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点：

3.1 收入增加,大大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促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凯恩斯理论认为收入对消费起决定性作用,收入增加会促使居民的消费支出扩张。伴随着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从绝对贫困发展到小康阶段。食品支出比重显著下降,居民拥有更多的消费能力用于居住、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的支出,促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而且收入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使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水平低于浙江省。

3.2 物价上涨制约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需求弹性较小的产品价格上涨将增加消费者用于该产品的支出额,在收入水平不变时,这将排挤其他产品的消费。2002年以来食品价格、房价出现了较大的上涨,导致2002―2009年食品支出比重在45%～47%之间波动,2008、2009年的住房支出比重处于历史高位。所以价格上涨强化了食品比重,增大居住支出比重,排挤出对发展型、服务型的消费需求。

3.3 消费理念的变化致使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不断提升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理念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再加上家庭结构的优化,农村居民对住房需求、医疗保健需求、教育需求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如子女的教育支出不仅仅局限于义务教育,扩展到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乃至大学教育,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这在福建省特别是闽南地区尤为明显。这促使居住、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的支出比重长期保持增长状态,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

3.4 地理环境、文化因素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

1995―2009年,农村居民用于交通和通信的支出比重从3.94%上升到11.37%,成为第三大支出项目。其增长原因不仅在于汽油价格、通信价格的上涨,更在于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多山、多丘陵的地理环境造成地域间的相对封闭,在经商务工文化的驱动下,农村居民扩大了交通通信的需求,增加支出。这也是福建省农村居民对交通通信的支出比重高于全国水平、周边省份的重要原因。同时饮食文化浓厚客观强化食品支出比重,促使福建省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比重与广东相近。

4 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政策建议

消费结构的优化对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意义,是促使消费行为升级的关键途径。结合福建省农村的发展现状,本文认为可采取以下几点措施来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①促使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多元化,增强消费能力。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增强农村居民的资产流动性,多元化的收入结构有助于强化收入预期,促使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张；②维持农村消费市场的价格稳定,降低食品、居住的价格上涨对发展型、服务型消费的冲击程度,以此淡化农村居民的通胀预期,增加预期消费。同时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推行“千村万店”工程,完善农村市场的流通环节,减少流通成本；③引导农村居民升级消费理念,树立健康、绿色、文明的消费观念,利用“山海情”、“三下乡”等形式丰富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利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活动引导农村居民增加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型、服务型的消费支出,促使消费理念不断升级；④注重文化元素的开发,推动新型消费文化的建设,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由于福建地域文化差异大,经商文化和饮食文化较浓厚,可因地适时地运用消费政策,结合当地文化特点,培育和发展新型消费文化,更好地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蔡秀玲，邓春宁.福建省城乡居民消费现状及政策导向刍议［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

［2］段小红.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国际比较［J］.世界农业,2010(8).

第8篇：消费水平提升范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90079）

作者简介：张世伟（1964-），男，吉林长春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微观计量和模拟方面研究。E-mail：zhangsw@jlu.省略

摘 要：本文依据中国城镇居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方程进行分位数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决定家庭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因素，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随消费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家庭资产与家庭消费支出正相关，资产效应随消费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强；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支出负相关，低消费群体的年龄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政府实施提升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助于促使我国经济逐渐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而且有助于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提升。

关键词：城镇居民；消费分布；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9-0119-05

一、引 言

1997年，Deaton首先对分位数回归方法在消费需求分析方面上的潜在应用进行了论述［1］。随后，Sinha、Hansen、Ronning和Schulze分别应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某些类别商品的消费分布或某种特殊消费分布进行了研究［2-3-4］。

目前，关于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决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层面，探讨收入（和收入不均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5-6］。近年来，随着我国微观数据的日益丰富，一些学者开始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对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但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度量在不同收入群体内部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的平均效应［7-8］。尽管陈娟等应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探讨了消费、生产及政府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9］，陈建宝等应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中国城镇和农村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居民消费状况进行了经验研究［10］，但他们并未详细度量出在消费分布上我国居民消费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消费支出的贡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在充分考虑家庭异质性因素的基础上，在消费分布不同分位数上分析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以期精细化度量各种影响因素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的效应，进而提出有效刺激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统计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样本覆盖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12个省和直辖市的60多个城市的近万个家庭，调查内容涉及个人（和家庭）基本人口信息、收入信息、财产信息、劳动就业信息和消费支出信息。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以家庭为单位，得到每个家庭的总收入、总资产和总消费数据，然后剔除缺失重要数据项和数据项存在异常值的家庭，最终得到5 327个家庭数据作为本文分析的数据基础。表1给出了按家庭消费十等分后各消费群体的家庭消费支出、收入和资产的均值。从表1中可以发现，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与家庭消费支出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且家庭消费率基本呈现出上升趋势；随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消费与资产的比率一直控制在1/6左右。

表1家庭消费十等分上消费支出、收入和资产单位：元

表2给出了按家庭消费十等分后城镇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表2家庭消费十等分上人口统计学特征

从表2中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消费分位数上，户主年龄、户主婚姻状况、10岁以下人口数、20岁以上人口数、家庭成员吸烟和家庭成员饮酒均不存在明显差异。然而，由低消费群体到高消费群体，男性户主比例基本呈现出下降趋势，说明女性户主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较高。家庭规模与家庭消费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家庭规模越大消费支出水平越高，另一方面家庭规模越大则经济活动人口越多进而导致收入水平越高。20岁以上人口数明显对家庭消费支出起到拉动作用，主要源于20岁以上人口已经属于成年人口，消费水平明显高于青少年，且20岁以上人口越多经济活动人口越多，工资收入越高。户主受教育年限明显与家庭消费支出正相关，主要源于受教育年限是个体（或家庭）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体现，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工资收入越高，进而导致家庭消费水平越高。随着户主就业率的上升，家庭消费水平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主要源于就业是绝大多数家庭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就业率较高导致家庭平均收入水平较高，进而导致家庭消费水平较高。户主享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比率与家庭消费水平明显正相关，主要源于户主享有各种社会保险增强了家庭抵御未来风险的能力，降低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使得家庭消费水平得到提升。与此类似，户主享有住房公积金也会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进了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

三、回归模型设定

由于不同消费分位数上家庭特征、收入水平和资产水平等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需要应用回归模型加以控制。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不同消费群体家庭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假设家庭消费支出方程可以表示为：

logCX′βθ+ξθ（1）

其中，logC表示家庭消费支出对数，X表示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因素，βθ表示第θ个分位的回归系数，ξθ为随机扰动项。对于0≤θ≤1，logC在X条件下的条件分位为：

Qθ（logC|X）X′βθ，Qθ（ξθ|X）0（2）

通过求解βθ获得分位数回归结果，βθ的一个估计量可以表述为：

β^θargminβθ∈R∑i:logCi≥X′βθθlogCi－X′iβθ+

∑i:logCi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本文进一步将消费支出方程设定为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的对数线性形式。同时，由于家庭特征会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通过消费方程对家庭异质性进行控制。家庭消费支出方程进一步细化为：

logCαθ+λθlogY+γθlogV+D′δθ+ξθ（4）

其中，logY表示家庭收入对数，logV表示家庭资产对数；D表示家庭特征，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不同年龄的个体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口结构会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影响（如在价格和收入固定情况下，小规模家庭消费支出通常要小于大规模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成员的特殊嗜好（如吸烟或饮酒等）会增加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成员享有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会降低其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会刺激消费，不同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模式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户主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结构、享有社会保障状况（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家庭成员特殊嗜好（吸烟或饮酒）和家庭所在地区等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家庭消费支出方程。

四、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方程进行了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表3给出了消费支出方程的OLS最终回归结果和在部分分位数上的回归结果。

表3消费支出方程OLS和在部分分位数上的回归结果

注：*、**和*** 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表中未列出未通过统计检验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户主年龄除以10使得回归系数比较接近。

由表3可以发现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家庭消费支出增加；但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家庭规模对消费的影响逐渐降低，95分位点上家庭规模对家庭消费支出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在消费分布中低消费群体家庭消费支出对家庭规模敏感性较高，而高消费群体家庭由于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生活品质较高，家庭规模变动所引起的消费变动较低。家庭户主性别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略微差异，女性户主家庭消费支出要高于男性户主家庭，最低消费群体和最高消费群体中女性户主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明显高于中等消费群体中女性户主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家庭成员吸烟增加了家庭消费支出，且随着消费分位数的提高，家庭成员吸烟对家庭消费支出影响越来越大，可能主要源于卷烟价格差距较大，而高消费群体通常消费高价格卷烟。家庭成员饮酒也增加了家庭的消费支出，尤其在最低消费阶层中家庭成员饮酒对家庭消费支出影响较大。在户主享受的各项社会保障项目中，只有失业保险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正向影响，特别是对低消费群体比较明显。说明对低消费群体来说，享有失业保险会对家庭预期收入造成影响，进而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了家庭消费。而对于较高消费群体来说，由于收入较高且社会保险享受比例较高（虽然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没有名义上的社会保险，但单位实际承担了职工的社会保障），因此这些家庭的消费动机均较高。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明显增加，符合经济理论预期；但随着家庭消费分布从低分位数向高分位数过渡，收入效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见图1所示）。

说明低消费家庭和高消费家庭的家庭消费支出对于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低于中等消费家庭，主要源于低消费家庭收入较低，在收入增加时，家庭需要将相当一部分收入作为预防性储蓄，导致消费比率较低；而高消费家庭收入较高，家庭的基本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随着收入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比率较低。

随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明显增加，符合经济理论预期；但随着家庭消费分布从低分位数向高分位数过渡，除了最低消费的20个百分位的资产效应呈现出轻微下降外，其他群体的资产效应一直呈现出递增趋势，特别是在高分位点资产效应尤为明显（见图2所示），说明中低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对于资产变动的敏感程度要明显低于高消费家庭，主要源于中低消费家庭收入较低，较低的收入导致其资产较少，尤其是投资性资产较少，因而对其消费拉动不大；而高消费家庭收入较高且资产较多，这些家庭一方面一些固定的消费性资产已经购置，另一方面大量投资性资产会在未来为其带来收益，因此消费倾向较高。尽管收入和资产对家庭消费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但收入效应远大于资产效应，说明即期收入是家庭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

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明显减少，符合经济理论预期；但随着家庭消费分布由低分位数向中高位数过渡，年龄效应呈现出明显持续下降趋势，而中高消费群体的年龄效应变动比较平缓（见图3所示），说明低消费群体消费支出对年龄变动比较敏感，主要源于低消费群体大多由体力劳动者构成，收入较低，通常没有被各种社会保障所覆盖，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故年龄对其影响较大；由于高消费群体通常对应着稳定的较高水平收入，通常享有各种社会保障（或员工福利），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弱，年龄对其消费影响较小。

五、结 论

依据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应用微观计量方法分析了家庭消费分布不同分位数上家庭特征对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与家庭消费支出正相关，且低消费群体家庭消费支出对家庭规模敏感性较高，暗示着低消费家庭由于收入较低，故主要进行生活必需品消费，提升低消费群体的收入水平能够明显促进其消费水平的提升。低消费群体享受失业保险对家庭消费支出会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暗示着低消费群体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因此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会有效地促进城镇居民消费。

家庭收入是家庭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费支出水平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随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说明中等消费群体消费欲望较高，是拉动消费的主要力量。因此，政府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不仅有助于抑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有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进而促使我国经济逐渐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家庭资产是家庭消费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随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明显增加；但低消费家庭的资产效应较弱，而高消费家庭的资产效应较强，暗示着中低消费家庭的资产较少，且投资性资产更少，消费支出主要由家庭收入而非家庭资产决定。因此，政府通过实施提高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低消费家庭的消费水平。

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逐渐减少，特别是中低消费群体的年龄效应尤为明显，暗示着一方面低消费家庭收入较低，另一方面低消费家庭中老龄人口收入可能更低。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养老和医疗保健问题尤其要受到社会的关注。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植政策，实施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促进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提升，达到提升整个社会福利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 Deaton，A. 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A Microeconome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M］.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Sinha，K.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nd Calorie Intake in Rural India: 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W］.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SARC Working Papers, No. 2005-02, 2005.

［3］ Hansen，H. New Developments in Fruit and Vegetables Consumption in the Period 1999-2004 in Denmark-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W］.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in Its Series 2008 International Congress, No. 44190, Ghent, Belgium, 2008.

［4］ Ronning， G., Schulze，N. A Microeconometric Characteriza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J］. Applied Economics Quarterly, 2004, 50（4）: 183-208.

［5］ 朱国林，范建勇，严燕. 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 理论和数据 ［J］. 经济研究, 2002, （5）: 72-95.

［6］ 胡日东, 王卓. 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转移支付的实证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 （4）: 29-32.

［7］ 杨汝岱, 朱诗娥. 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7, （12）: 46-58.

［8］ 杨天宇, 朱诗娥.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倒U”型关系研究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 （3）: 49-56.

［9］ 陈娟, 林龙, 叶阿忠.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中国居民消费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2）: 16-27.

第9篇：消费水平提升范文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