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产业市场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新兴产业市场分析范文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发展已有200多年历史，期间经过古典阶段、新古典阶段、新贸易理论阶段和新兴古典阶段，反映了不同阶段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古典、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揭示了互利性的产业间贸易问题；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新阶段；新兴古典贸易分工理论又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回归了斯密的分工专业化思想，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互相独立的国内市场从多逐渐变少，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由此可见，市场能够有效率地决定贸易品的种类和贸易的范围，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第2篇：新兴产业市场分析范文

    目前国内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讨论仍然停留在政策解读和实践操作的层面。如何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样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纳入到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语言体系，从而将一个现实困惑转化为可以进行理论提炼和实证分析的学术问题，是进一步推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的起点。本文的研究目的，正是探索性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理论概念化和操作化，以期推进该领域政策概念与理论研究的对话、衔接和转化。

    一、问题的提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政策概念。为了尽快形成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环境、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产业政策。其中有关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思路和重点措施的产业政策集中体现于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决定》不仅明确提出“现阶段”将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重点领域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布局的重点，而且提出了培育发展这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思路和政策要点——即“三大任务”和“五大支持政策”。其中，“三大任务”分别是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市场和深化国际合作；“五大支持政策”分别是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扶持力度、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制定完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支持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以及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

    以《决定》为核心的既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框架所确定的政策思路和工具是否符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实基础？是否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掘和拓展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优势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国作为后发国家有限的资本、科技、高素质劳动者和政策资源？是否能够支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路径和发展模式，从而最终实现我国在面向未来的国际产业竞争中获得比较主动的位置？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政策概念的提出先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因此有关这些现实重大政策问题的学术研究还远远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甚至有些问题的研究至今仍处于空白。基于此，本文将我国既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理论合理性作为研究框架设计和问题提出的出发点和提炼学术研究政策含义的落脚点。

    针对已经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政策思路，我们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质疑：首先，既有的政策框架是否涵盖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内容——科技、市场和国际合作是否是我国占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否还存在科技、市场和国际合作之外的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优势形成的其他关键变量？其次，即便在既有的政策框架下，那些被提及的主要变量又是如何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即：(1)对于主导技术路径上的主导技术、甚至主导技术路径本身都还不明确的产业，其科技创新的方向如何，其科技创新方式具有哪些特征？如果不能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方向和方式，那么简单地提高创新强度就没有任何意义；(2)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发展中国家，愿意而且能够消费这些基于新兴技术产品的实验性消费者从何而来？当前政策所大力推崇的应用示范工程与理论上最理想的“实验性或领导性消费者”在何种意义上还存在差距？在此基础上，更大规模的新兴技术产品大众市场又如何形成？(3)对处于国际产业竞争焦点、从而各国政府可能严格控制技术溢出和产品流动的战略性产业，国际合作的主体是谁，国际合作的领域和方式又如何？为了回答这三个“基本思路”层面的问题，一个“好”的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学术研究的任务，是应当提出一个能够识别并包容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下再进行有关主要变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影响机制的分析。

    从政策工具的层次看，以《决定》提出的“五大支持政策”为代表的我国既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重心，很显然仍然放在了传统的财政性和金融性产业政策工具上。因此，我们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提出的理论问题是，这些应用到传统产业行之有效或部分有效的激励性政策措施是否同样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或者更具体地说，按照一般的逻辑，激励性政策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激励以企业为主的经济主体加强对技术和产业的投资，相应地，“加强投资激励”是否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障碍？尽管未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必然是一个经济主体基于经济理性进行物质和非物质投资的过程，但适用于传统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政策分析的理论工具是否可以简单嫁接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中去？如果不能，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政策、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政府角色和功能提出了哪些特殊的要求？无论是理清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思路，还是提出能够加快这类产业培育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这些规范性的政策分析和理论研究都必须以实证意义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内涵和经济学性质的正确理解为基础。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内涵和经济学属性

    《决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可以看出，《决定》更多的是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意义的角度出发来定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一个强调“绩效”和“结果”的政策概念转变为可以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学术概念，就必须首先提炼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概念的经济学内涵。只有很好地抽象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经济学属性，才能尽可能充分地调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工具对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学术分析，才能将战略性新 兴产业理论研究纳入既有的经济学语言体系，避免这类研究成为空中楼阁。

    直观地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涉及三个关键词，即产业、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一词在经济学中有比较明确的定义，即生产具有相互替代性的产品的企业群体。新兴产业一词主要出现于技术创新领域有关“产业动态性(industry dynamics)”问题的研究，指的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初创期”的产业。新兴产业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它在“产品替代性”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时间或阶段的维度。如果产品替代性强调的是企业竞争性的话，那么引入时间维度的新兴产业强调的就是处于产业初创期的企业行为的特征。这里初创期指的是产业从技术培育到产业化再到产业进入者数量达到最大值之间的时期。①根据有关产业生命周期的研究，新兴产业的初创期持续时间因行业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有些产业的初创期仅仅持续两三年，有的则甚至持续50多年(Klepper和Graddy，1990)。初创期的持续时间主要是由产业所基于的主导技术的成熟度决定的。其中，主导技术指的是某个新市场中出现的首个集成了大多数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技术特征的新产品或新工艺(Murmann和Frenken，2006)；②成熟度指的是技术机会，即原有技术被新的技术创新所改进或替代的可能性的大小。主导技术的成熟度是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的一个重要经济学维度。由于主导技术出现以后，产业竞争的焦点迅速由突破性的新产品创新转向旨在降低产品成本的过程技术创新，这时，基于规模经济性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数量快速下降，因此从时间维度观察新兴产业可以发现，主导技术越接近成熟，产业的初创期越接近尾声。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兴性决定了这类产业相对于成熟产业必然具有显著的动态性。根据有关产业动态性的研究，市场成熟度是在技术成熟度之外刻画产业动态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由于在主导技术出现之前，存在对潜在主导技术的不同理解，大量新企业(可能是新设企业，也可能是相关行业或无关行业既有企业的跨行业投资)携自己的产品或工艺技术进入该行业。大量新企业的进入不仅导致产业市场集中度下降，更重要的是，多样化的技术竞争大大提高了市场结构的流动性，即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的分布快速转换。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成熟度，一方面指的是一般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关注的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另一方面指的是产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随着新兴产业逐渐向成熟产业演化，在市场规模增速逐渐下降的同时，市场结构的流动性不断下降，产业组织结构逐渐向多种外生因素决定的长期均衡结构收敛。分行业截面来看，市场成熟度和主导技术成熟度并不存在简单的单调递增关系。因此，理论上任何一个现实的新兴产业都可以定位于由这两个维度决定的二维空间中，或者说，理论上这个二维空间上的任何一个点都对应一个潜在的新兴产业的某个特定的成长阶段。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战略性”，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的三个关键词中最缺乏经济学理论共识的概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所体现的经济学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所基于的主导技术的未来性和突破性；二是产业所面向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需求规模巨大。第一个特征决定了主导技术的投资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需要更加“耐心”的投资和更加多样化的高强度学习和探索；第二个特征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涉及一国发展的深层次经济利益。也正因此，与传统产业相比，政府往往会通过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参与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不仅是企业层次、更是国家层次的博弈竞争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把技术培育作为产业生命周期的起点，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即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基于的技术也必定是新兴的，与此相关的一个误导性的观点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是由新兴技术的进步推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技术通常是、但并不必然是新兴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是由于既有技术经过“适用性的创新改进”或“技术融合”拓展了更加广阔的产业空间，也可能是因为一项新兴技术在成功应用到新的市场以后获得迅速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历史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案例，以无线通信技术发展为例，其原型技术并不是针对通信功能的技术，而是德国物理学家用来检测电磁波的实验设备，而无线通信技术的主要改进和完善是直到近年这项技术由公共安全领域应用到大众消费市场以后才实现的(Day等，2000)。所以，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或既有产业)的成长路径并不是独立并行的，既有技术和新兴技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交叉融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也正因为传统技术和产业与新兴技术和产业的高度关联性，使新兴产业竞争中的最终胜出者往往并不是新设企业，而是传统产业中在位企业多元化投资后形成的进入者(Dinlersoz和MacMillan，2009；Geroski，2003)。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主导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结构的高流动性，因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常常为产业领导者地位的确立和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重要的机会窗口。例如，在ICT技术兴起的时候，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和有效的资本市场确立了其在半导体、计算机产业的领先地位。后发赶超国家常常是通过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而不是沿袭发达国家既有的技术路径实现对传统产业强国的赶超。例如，日本通过发展数控机床技术实现了在机床行业对美国和欧洲的赶超，美国利用生物技术兴起的机会实现了对德国和瑞士等传统制药强国的赶超。对韩国经济增长经验的研究也表明，赶超国家的技术突破不是在比较优势显著的传统产业部门，而是在技术模式具有创新频率高、技术轨道可预见性弱等特点的新兴产业部门(典型如电子行业)实现的(Lee和Lim，2001)。然而，新兴的技术机会只是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在新兴产业领域实现领先或赶超的可能性。如果后发国家不具备适宜的资源基础和制度土壤，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会自然成长。因此，提出一个能够包容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变量及其影响机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对于推进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是重要的。在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问题进行概念化的基础上，本文探索性地提出一个既具有一般性、又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的“要素、匹配、层次”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除了考虑影响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层次这两个基本问题外，还进一步引入了要素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动态匹配的问题。其基本逻辑如下：一是识别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一国某个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形成通常需要技术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历史经验显示，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作用的显著性又存在差异(Mowery和Nelson，1999)。因此，识别关键要素并刻画这些要素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第一步。二是研究这些关键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动态匹配特征，即要素之间的协同演进和共同内生问题。三是分析这些要素及其互动主要发生在什么位置和层次(国家、产业还是企业？)如下图所示。

    

    本框架第一个维度的工作是提炼影响一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我们将这些因素大致划分为技术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三种类型。首先来看技术性因素。要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必须首先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基于的新兴技术和主导技术的差异性和动态性。前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技术范式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技术生命周期理论。技术范式主要揭示的是技术之间的特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可能体现为特定技术作为一种问题解决模式自身所具有的特征，即技术所基于的特定的自然科学原理或技术创新的规则，也可能是特定技术所面临的知识环境的差异性，技术自身及其所处知识环境之间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特定技术的创新机会、可收益性、累积性和知识基础的差异等方面。在特定的技术范式约束下，技术的演进总是遵循某种特定的方向和技术路径运行，新兴技术进步的过程既包含新的技术范式和技术路径的出现，也包含在既有技术范式下技术沿某个特定路径的完善。特定新兴技术发展的过程既因技术范式的差异而存在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性和共性。与新兴技术演进直接相关的两个模型分别是A-U模型和Hamilton模型。A-U模型可以视为Vernon理论在技术层面的应用，该模型将完整的技术创新过程分为流动阶段、转换阶段和明确阶段，流动阶段和转换阶段技术创新的鲜明特点分别是经常性的重大产品创新和重大过程性创新，流动阶段和转换阶段的分水岭是主导设计的形成；明确阶段则是产品技术和过程技术都基本成熟后以改进型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创新阶段(Utterback，1994)。Hamilton在A-U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兴技术演进模型。他的模型从企业创新策略的角度将新兴技术演进分为发现、探索、承诺和竞争等四个既衔接又部分重叠的阶段。其中，发现阶段的创新主要是科学推动的，技术进步具有非连续性；探索阶段的创新主要以发现可行的技术应用领域、技术完善、形成明显的市场概念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突出特征；承诺阶段的核心是选定技术路径和商业化战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培育特定的竞争能力，这个阶段的活动主要包括选择主导设计、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出售或授权知识产权等；竞争阶段的活动主要包括强化先动优势、产业进入和退出等(Hamilton，1985)。

    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经济性因素至少包括产业基础、市场结构、企业战略和市场需求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前三个要素都是供给方面的因素。产业基础主要指的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技术相关性或市场相关性的传统产业的资源和优势，例如，美国和德国在医疗设备产业兴起时形成的竞争优势就与这两个国家之前在电子设备领域已经形成的竞争优势有直接的关系。这里的市场结构除了SCP范式意义上的市场集中度内容外，更主要指的是新兴产业中的重大创新和生产要素如何进行配置和组织。产业组织有时会成为制约具有巨大潜在市场价值的新兴技术被成功商业化的重要障碍。例如，美国生物领域之所以不能在生物技术已经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形成成熟的产业模式、进而为投资者创造现实的商业价值，其主要原因是企业之间机会主义的短期交易、而不是长期的关系性合作，企业内部研发的分割、而不是多学科知识的融合，科学和商业边界的过度模糊导致科学研究和商业效率的同时下降等产业组织因素的存在(Pisano，2006)。企业战略包括企业的总体战略和创新、营销等职能性战略。在知识经济和价值链网络化的时代，商业模式越来越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内容，商业模式的成功与否决定了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将企业内部或外部的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价值(Chesbrough和Rosenbloom，2002)。市场规模和客户需求特征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市场规模决定了研发和生产的规模经济性，因而有利于形成配置效率(生产规模)和动态效率(创新)相互增强的机制(Mowery和Nelson，1999)，而一国或地区市场需求的性质则常常成为主导技术和新兴技术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因素：客户、特别是“领导性客户”在创新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是新兴技术和产品功能不断完善、技术性能持续提升的重要因素(Von Hippel，2005)。另外，“实验性消费者”不仅是新兴技术最初的市场来源，而且是对不成熟技术反馈需求信息、甚至直接改进技术的重要知识来源，因而对于主导技术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Malerba等，2003)。

    制度性因素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一是制度性因素决定了产业系统中各类主体的抱负水平和激励水平，从而决定了整个系统学习的强度；二是作为集体行动的规则，制度起到协调创新系统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行为的作用。制度性因素大致可以分为政府的激励结构、产业政策以及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三个方面。政府的激励结构是政府行为目标和导向的基础，决定了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基本态度、功能和角色；在层级制的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和行使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起到决定性作用(周黎安，2008)。产业政策既包括财政、税收、金融等传统的支持性政策工具，也包括技术路线图等协调性政策手段以及具有供给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功能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不同部门的产业政策可能会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例如，应当鼓励技术和企业的 多样性和竞争，应当加强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培训功能等(Mowery和Nelson，1999)，但有效的产业政策通常都是部门特定的。另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的动态性，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微观制度(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企业理论研究的委托问题，而且还要符合“创新型企业”的制度要求，即战略化(保证企业的资源向长期的战略性领域投资)、融资支持(保证企业的战略行动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协调(企业内外部活动的协调一致)(Lazonick，2005)。

    “要素、匹配、层次”分析框架的第二个维度是研究优势来源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动态匹配特征，该视角的研究包含三个层次：(1)技术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匹配。一方面，技术性因素会影响制度设计的逻辑和特征，例如，产业的技术范式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模式——科学推动型还是需求拉动型，产品架构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关键技能和知识形成的位置(Fujimoto，2008)，从而决定了一国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领域；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趋于成熟的背后是这些产业的部门创新系统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是整个国家的创新系统由旧的模式向新的结构进行深刻转变的过程。创新系统所嵌入的新旧制度体系转型的成本和特点决定了系统内技术演进的速度和方向。每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会伴随着由共性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方式所共同构成的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整体变迁，即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常常表现为“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协同演进。也正因为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都要遭遇根植于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在制度上的巨大抵抗(包括老式的实践、标准、习惯、思想和惯例等)，所以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都会在拓展期(deployment)之前经历一个大约二三十年的导入期(Installation)(Perez，2010)。因此，一个完整的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分析必须既要包含一个最优的制度框架设计的静态分析，也要包含新旧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特别是对于某些并不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要求、但应用在传统产业身上却看似行之有效的既有制度安排，这种有关制度锁定和突破的研究显得更有价值。

    (2)技术性因素和经济性因素的相互适应。一方面，在不同的技术范式下，不同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创新行为会表现出差异性，例如，生物医药、电子等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由于其创新的技术机会丰富，因而产业的市场结构分散且企业的创新资源主要投向重大的产品创新；对于基础化工、冶金等连续流程类的产业，由于技术相对成熟，因而市场集中度高且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以生产工艺的持续改进为主；对于机械等产品工程类的产业，由于技术机会一般，因而市场集中度介于前面两类行业之间，企业既注重产品创新也注重有利于新产品技术工程化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工艺技术创新(Marsili，2001)。另一方面，经济性因素也会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例如，市场集中度会影响技术创新的强度，且二者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具有不同战略资源、处于不同战略位置的企业会内生地选择不同的技术路径和产品架构；市场需求对技术的影响更加显著，有关“需求拉动”型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证据是，一些新兴技术(如互联网、计算机和移动通信等)获得快速的发展不是因为科学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而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更有前景的市场。

    (3)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相互匹配。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相互替代和补充关系在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商业化问题研究中尤为重要。企业将新兴技术进行商业化的机制通常包括策略性的手段和制度性的手段。其中，策略性的手段包括先动优势、保密、互补性资产和人力资源政策等；制度性的商业化手段通常有专利、政府采购、奖励和补贴等。策略性手段和政策性手段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相互补充的，也可能是相互替代的。一方面，制度性的安排会对策略性机制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例如，企业策略性商业化手段的有效性越弱，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内部研发支出的激励作用就越弱；另一方面，企业的策略性活动也会影响某些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例如，考虑到企业在商业化手段方面的差异性，最优专利制度的设计应该更有“弹性”——如引入“专利展期”制度，也即将专利保护期缩短，每次保护期结束后原专利持有人都需要重新向审查机构提出申请以获得下一个时期的专利保护(Cornelli和Schankerman，1999)。

    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的第三个维度是分析这些使得一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要素以及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发生在经济系统中的哪个层次—国家、产业还是企业。首先，从发展的效果看，有可能一国在几乎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都形成显著的领先优势，也可能仅在某些部门形成行业性的群体优势，但也可能仅在特定产业的少数企业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其次，从影响的因素和机制看，技术性、经济性和制度性因素都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层次：一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的竞争优势可能是由于国家层面存在某种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环境性因素，也可能是由于部门层次存在的某种部门系统性的因素，也可能是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某种独特的资源或能力使然。尽管不同层次的因素和作用机制之间常常是紧密联系的，例如，很难严格区分企业的紧密合作和互动是部门层次的产业组织因素还是企业层次的能力原因，创新型企业的制度基础既可能是国家层面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也可能是源于特定企业独具的企业家抱负和组织能力。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还是可以将其置于某个特定层次的问题背景下进行分析(Mowery和Nelson，1999)。有关层次分析的最主要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可以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特定来源的微观机制到底是什么，这种研究的政策含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可以更加明确政策作用的对象和主体。

    “要素、匹配、层次”分析框架对于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的贡献在于，它涵盖了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绩效的所有关键因素，因而具有理论的一般性和综合性；该框架考虑到了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问题，因而具有动态性和理论框架的自洽性；同时该框架提出了影响作用和互动机制发生的层次，因而对于 问题提炼、实证性经验研究以及产业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启发性。当然，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新颖性决定了，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和标准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也仅仅是探索性的，其合理性和有效性还需要更多实践经验的支持。

    注释：

    ①有学者从产业增速、而不是技术和市场结构的角度将新兴产业定义为处于高速增长期的产业，见Low, M., Abrahamson, E., Movements, Bandwagons and Clones: Industry Evolution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No. 12, 1997, pp. 435-457。我们认为，新兴产业在产业生命周期中的区间还应当包括新兴产业所基于的新兴技术出现的阶段，而新兴技术出现初期产业的增速可能很低、甚至产业化根本就没有开始。就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而言，将新兴产业等同于高增长行业尤其具有误导性。

第3篇：新兴产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金融 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为基础，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对于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起到重大引领带动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我国，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金融体制与产业政策的融合己成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环节，对于经济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财税政策引导力度不够、金融支持方式及方法的缺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从而束缚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一、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分析

新兴产业（emerging industries）这一概念源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幼稚产业理论（infant industry theory），该理论的创始人为美国经济学家汉米尔顿，他指出当一个新兴产业处于初创时期，国家政策应当给予一定的保护和倾斜。波特（1997）从企业战略制定角度指出，新兴产业的形成得益于经济和社会变化对某个新产品或服务所提供的可行性商业机会。对于该类产业的发展应从两个方面来综合审视，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曾指出产业关联度越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因此其发展具有较高的潜在风险。综合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三大风险：第一，技术风险，在我国由于核心技术的不成熟加之发展模式的缺失，导致该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技术风险难以评估和确定；第二，市场风险，由于成长周期和消费习惯所导致的技术创新与消费需求间的非同步性，使得该产业发展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第三，投资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投入特点，其本身所存在的技术和市场性风险加之体制机制转换等原因，造成较高的投入与较低的收益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的投资风险。

(二)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研究较早，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Greenwood(1990)提出了金融的发展对产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与支持作用。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谈儒勇(1993)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金融中介机构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顾海峰（2011）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业态演进过程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支持的体系和框架，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此外，国内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了金融政策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我国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分析

(一)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渠道狭窄

现有金融机构局限于成熟的传统产业运作,没有以此为契机调整金融机构自身的盈利模式、培育优质客户。首先，银行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贷款品种缺乏、主要通过调低贷款利率来降低其生产成本，而其他金融工具利用则相对不足。其次，由于金融资金的投入方向主要取决于风险与盈利间的权衡，因此银行贷款多青睐盈利水平高的大型企业，而那些市场还未形成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其发展的起步阶段, 由于天然缺乏市场信任难以得到贷款。另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发放往往需要通过有形物质的抵押或担保来实现，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在发展早期阶段由于缺乏有形担保物，因此加大了企业融资的难度。可见融资渠道狭窄导致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 不利于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

(二)信息不对称瓶颈突出

制度经济学强调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会使得人们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逃避和转嫁风险。针对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由于融资主体与金融机构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双方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具体可分为三方面：一是由于该产业具有潜在风险性，金融机构对具体项目一般难以深入准确地了解，导致银企间合作受限；二是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历史样本数据少，与我国金融机构现有评级和授信体系重点考核企业历史经营指标的方式不相适应；三是监管部门尚未出台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明确意见，导致现有监管框架内“相机行事”，金融机构的相关支持措施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

(三)配套服务机制尚未形成

对于大部分金融机构而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因此契合其风险特征和需求的服务渠道缺乏,相关配套保障机制尚不完善。第一，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导致金融政策实施媒介单一，金融产品创新速度落后于新兴产业发展的进程；第二，资本市场的高门槛使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大多数中小企业面临直接融资困境，同时由于我国创业板市场规模限制以及与主板市场的转换通道不够畅通，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投资缺乏有效退出机制；第三，相关人才缺失以及中介机构的专业性有待培养，我国金融业缺乏既掌握现代资本市场运作也精通技术发展趋势并能将两者相结合进行管理和运作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三、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建立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点的融资模式

第4篇：新兴产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 规划实践 深圳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5）03-0089-04

[作者简介] 汪云兴（1984 ― ），江西婺源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产业经济；阮萌（1967 ― ），广西藤县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

“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强统筹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定出台了相关规划和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上取得了较好成效，为“十三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4年，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总规模达1.88万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35%，5年年均增长约20%，约为同期GDP比重增速的2倍。实践证明，通过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规划和政策，对于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必要的，也是符合当前我国国情的。

一、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既符合一般产业的共性规律，也具备新兴产业的个性特征，更拥有其自身的特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动态性、全局性、长远性、风险性等特征会影响着其规划问题，对于规划方法选择、发展重点遴选、发展目标制定、配套政策支持等有着特殊要求。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就需要国家或地区从战略层面给予全局考虑，而不仅仅只考虑产业发展规划问题；动态性就需要在制定规划过程中考虑发展重点、发展目标和支持手段的动态调整等；长远性和风险性就需要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不能仅仅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近期“显绩”，而也应当注重远期发展的“潜绩”，同时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要加强转变职能，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让企业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等。

“十二五”以来，我国各地高度重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仅就规划本身而言，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发展方向上，存在区域趋同、重复布局、重点不突出等问题。由于没有长期的发展思路和统筹安排，各地投资盲目、产能严重过剩，据有关资料统计，2008～2011三年间中国光伏企业数量增长近5倍。在发展目标上，存在需求导向、区域攀比等问题，一些地方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时，一方面结合了当地企业未来发展规划和计划，另一方面还考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当地经济总量的比重以及与有关地区的总量比较，以此来综合制定发展目标。在政策制定方面，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特定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在税收、人才、土地、等方面实施了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发展。但从企业调研所反映的政策需求来看，大部分企业更多的是需要政府给予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政策体系，避免政策有失公平，防止政策碎片化。

二、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实践

（一）以市场发展需求来明确规划主要内容

深圳在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过程中，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趋势判断法、数学模型法等各种方法，逐步积累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规划范式和思路。从规划理念来看，由于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是各类产业经济活动的最终承载主体，产业发展水平实质是企业发展能力的集合体现，因此深圳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始终将调研企业、分析企业、培育企业、发展企业等贯彻规划全过程，突出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从规划内容和架构来看，深圳编制出台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文化创意、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政策，基本包含发展基础与形势、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大工程、保障措施五方面内容。此外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表现形式丰富，使重点领域的发展目标、重大工程和政策需求等内容更加突出和清晰。

（二）以市场发展方向为重点明确发展导向

深圳在编制相关专业规划过程中，深入开展企业调研，从企业所在行业情况和优势特色，全面了解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和优势，以此来选择具体的产业及其细分行业。一是始终坚持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选择了具有比较优势和深圳特色的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在相关产业细分领域，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选择了具有良好发展基础并符合深圳发展方向的细分领域，给予重点扶持；三是在产业界定方面，更加侧重对未来一定时期内产业发展重点的论证，更加注重产业发展重点的开放性，并根据产业发展动态进行适时调整。

以互联网产业规划为例，深圳依据咨询报告、企业、行业协会和相关专家意见，结合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部分细分行业进行归类合并和调整。提出重点发展互联网基础服务业和互联网应用服务业。其中，互联网基础服务包括接入服务、域名注册服务（DNS）、设备托管服务（IDC）和网络加速服务（CDN）等；互联应用服务包括电子商务、网络娱乐、网络内容、网络通讯、信息检索、数据挖掘和其他新兴互联网应用服务。以新材料产业为例，根据国家有关分类体系，深入分析各省市新材料产业发展重点领域，结合深圳市新材料产业实际，充分征求业内专家、企业、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等意见，提出了支撑领域、优势领域、新兴领域三大重点领域。

（三）以整合企业计划为核心制定发展目标

深圳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既考虑了总体目标和分项目标，又考虑了产业特色目标；既制定了近期目标，又提出了远期定位；既运用自身产业基础加以推算，又结合了发展环境加以佐证，尽可能客观制定发展目标。从近几年深圳实施情况来看，各项规划目标总体进展良好，个别指标还需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以互联网产业规划为例，深圳主要对典型企业、龙头企业、知名企业、行业协会进行调查，并对有关协会、企业调查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得出产业基础数据。关于产业增速及目标的测算，主要是根据重点企业抽样调查测算数据，并参照全国互联网市场规模发展速度的预测，以及有关专家、企业和协会的预测，提出了深圳互联网产业发展速度和目标。以生物产业为例，深圳结合生物领域发展情况，在创新药物、生物医疗设备等细分领域提出了具体目标，并提出在生物医疗、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环保等方面，成为以生物医疗设备为突出特色、世界重要的生物医疗产业集聚区；世界领先的基因治疗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基地、亚洲最大的疫苗生产中心、中国领先的创新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和药品制剂出口基地；中国领先的转基因农作物、绿色农用生物制品创新与产业化基地、南中国海地区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基地；中国领先的水处理、生态修复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基地等特色目标。

（四）以弥补市场不足为导向制定配套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专项资金、自主创新、人才政策、融资政策、重大项目、税收政策、土地政策、政府采购、营造环境等方方面面内容。深圳在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过程中，重点把握了以下几个原则：一是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以服务企业、促进产业发展为核心；二是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根据深圳相关细分行业比较优势，围绕产业培育和发展制订有关政策措施；三是从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着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策引导作用，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研究制订政策；四是注重与现有政策衔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系统性；五是从需求侧出发，加快推进相关应用示范，着力培育市场需求，带动产业发展。近年来，通过规划和政策的实施，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和规划建议

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过程中，无论是发展方向及重点，还是发展目标及政策等都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同时以“负面清单”思路厘清政府不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以此达到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的平衡。在总结深圳“亲市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编制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国家“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规划提出四点建议：注重因地制宜，加强规划统筹；注重远近结合，灵活确定目标；弱化政府扶持，完整政策体系；强化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环境。

（一）注重因地制宜，加强规划统筹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综合国际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国家应加强统筹部署，树立“亲市场”规划理念，结合新形势，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制定“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加强对地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息引导和宏观指导，明确不同区域总体功能定位和重点发展方向。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开放创新，结合国家规划，从各地实际情况，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行业，制定出台发展规划，引导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在规划和政策实施过程中，注重研究新情况、新趋势、新问题，针对产业新变化，适时调整发展重点和政策内容，以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

（二）注重远近结合，灵活确定目标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长期工作任务，必须坚持提升国民经济长远竞争力与支撑当前发展相结合。要着眼长远，把握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重大前沿性领域及早部署，积极培育先导产业。同时，要立足当前，推进对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具有重大作用的相关产业加快发展，推动高技术产业健康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支柱产业。

要结合空间时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着力发展市场潜力大、产业基础好、带动作用强的行业，提升城市乃至国家经济长远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客观实际情况，制定近期发展目标和远期发展定位。在制定具体定量目标时，建议将预测周期定为2～3年，尽可能使发展目标与实际情况接近；在制定远期发展定位时，建议将预测周期定为5年；在确定宏观战略时，一般可将预测周期定为10～20年。此外，在针对不同细分行业制定专项发展规划时，可根据不同细分产业的本质和特征，制定能够反映产业特色的发展目标。

（三）弱化政府扶持，完整政策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于不同产业、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阶段，总体上要区别对待，弱化直接财政扶持。加强“需求侧”政策创新，注重“供给侧”政策配套，形成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对于市场主体先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等具有一定外部性的经济活动行为，给予适当财政资金扶持。对于完善标准体系和市场准入制度、加强人才保障、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建设产业创新支撑体系、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发展等，建议政府尽可能采取非财政资金补助方式，更多地通过创造市场需求、给予配套便利等间接引导型政策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建议各地要因地制宜，从全局系统角度出发，制定涵盖财税、金融、人才、土地、创新、市场、示范、改革等全方位系统支持政策，对于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给予分类扶持。

（四）强化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环境

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的强化必然导致竞争政策的弱化，这对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产业政策的效率会越来越低，负面影响将会随之增大，政府直接扶持政策的内在缺陷在某些领域和环节会逐步显露，这就要求政府扶持产业发展的重点要转向竞争性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首先要强化市场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其次要加强政府引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市场，规范市场秩序，为各类企业健康发展创造公平、良好的环境，针对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制约，有效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政策激励和组织协调作用。再次要优化政府政策执行方式，建立公平透明的财政资金扶持管理办法，确保政策落到实处，改变社会上所谓的“分项目、分资金”传统方式。最后要加强规划政策执行的监管和绩效评估，鼓励社会参与，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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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新兴产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新能源产业；SWOT分析；竞争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94-03

一、广州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新能源通常是指非传统的、环境影响小的能源形式或者储藏技术，直接或者间接源自于太阳或者地热能，具体主要有太阳能、风能、水能和海洋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生物燃料所产生的能量等。

近些年来，广州市新兴能源发展很快，但其总体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到2011年，全广东省新兴能源的年利用量不到全省能源消费总量6%左右，平均每年新兴能源开发利用的投资也仅约为全省能源建设投资10%左右。广州市新兴能源产业发展已具备一定产业基础，太阳能处理设备、太阳能玻璃，占据着较高的市场份额。太阳能、核电、风电发电装备制造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总体上来说，广州新能源产业规模还比较小，太阳能、风能产业产值也只是占全国的7%和8%左右。目前，广州正在积极推进建设“绿色亚运城”，在亚运城中重点推广太阳能光热应用、水源热泵供冷供热综合利用技术。

二、目前存在问题

1.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与国外技能相比，由于国内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与如美国等国家相比技术水平相差较多。同时广州市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同北京、上海等地区也存在一些差距，如天威英利、无锡尚德。

2.新能源的开发程度较低

新兴能源在全市的能源供应中少量补充，其占全国新兴能源开发总量的比重也很低，新能源资源开发力度有待进一步的增强。

3.新能源产业发展滞后

广州市新兴能源的开发缺乏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优势，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4.创新能力不足

广州市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的科研机构和企业较少，高技术人才缺乏，研发的投入不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低。

5.政策扶持有待加强

新兴能源投资运行成本和风险往往都远远高于常规能源，到目前为止，省内还没有出台有关支持新兴能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系统性扶持措施。而且有关政策之间，缺少有效的衔接，财税、金融等政策扶持支持力度还很不够。

6.国内新能源市场或者广州周边新能源市场还较小

除了几个大城市新能源建设发展较快，其他中小城市新能源市场发展尚不足。国内市场消费者较为分散，市场狭小，分散，缺乏统一市场标准。

7.成本高，规模小

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发电的成本仍然很高，企业规模较小，这些还很难市场化利用。

三、外部环境分析

PEST分析（P：政治、政府及法律因素；E：经济因素；S：社会、文化、人口与环境因素；T：技术因素）是外部环境分析常见的方法，由于同一区域的企业在整体环境上往往具有同一性，在这里我们以广州市企业整体为产业代表进行分析，主要分析对象以广州九恒新能源有限为例。

1.政治、政府及法律因素

广州新能源产业除国内销售外，更多产品是远销到欧洲、美洲、澳洲、非洲36个国家。中国是美国的重要进口国，但近些年来美国将能源利用的重心转移到了自己国内。我国国内，在新能源发展，新能源的相关政策并不完善，新能源的开发资金大多依赖政府补贴等，部分新能源企业对政府补贴具有依赖性。

2.经济因素

目前，国内，新能源利用的成本要远高于传统能源的成本，为开发利用新能源资源，政府投入了很大的经济力量，强大的经济为后盾，在国内经济优势的广州的新能源产业整体发展迅速。但在国际方面，国际经济仍然较为低迷，国际市场发展动力不足。

3.社会、人口、文化与环境因素

近年来，新能源的发展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可和接受，传统能源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越来越加明显。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环境保护已经上升到一种文化，保护环境的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4.技术因素

广州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广州的新能源产业技术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以广州九恒、广州科力等为代表，广州新能源产业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成本约为国外2～3倍。

上述的PEST方法分析了广州新能源的外部环境，可以看出：国外新能源市场发展动力不足；国内新能源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只要能够获得政府政策大力支持、社会的普遍认可以及广州经济的发展、新能源技术的不断进步，只要优先抢占不成熟的内地市场，广州新能源产业将得到长远的发展。

四、内部环境分析

内部分析与外部分析过程非常相似，主要是对公司内部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内部分析提供了促进企业内部沟通过程的良好工具和平台。

同一区域企业整体上往往具有同一性，在这里我们以较为优秀的企业为代表进行整体性分析。在这里我们以广州九恒、广州科力进行IFE矩阵分析。如表1。

通过对广州新能源产业的内部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广州新能源产业2.69分还是不错的，对于国内优势明显，只要竞争国内市场，快速占领内地市场，这才是广州新能源发展的真正方向，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公司才能充分发挥优势资源。

五、SWOT分析

SWOT分析方法是一种企业战略分析方法，可以通过对广州新能源的企业分析，来得出适合广州的战略组合，这里我们以广州九恒新能源企业为代表进行分析。如表2。

通过上述SWOT分析，我们得出广州新能源产业的战略组合有这四种。

六、竞争战略选择

通过对广州新能源产业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SWOT结合当前国内条件，可以看出最适合广州新能源产业的竞争战略：实行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快速占领国内新能源市场，开发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原因如下：广州经济优势为广州快速发展与抢占国内市场提供强大的经济保障。广州经济发达，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为广州新能源产业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基础。国外市场受限。广州新能源产业主要以广州九恒、广州科力等为代表。自公司成立以来，地处沿海，国内市场还很小，公司以前主推以国际发展为主，国内为辅的战略。近些年来，国际变动很快，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纷纷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国外产品，发展本国产业。政府注重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家对于新能源的发展非常重视，对于新能源发展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国内，一方面对于新能源企业政策支持，同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发展新能源产业。另一方面促进本国新能源市场的增长。

国内市场的快速成形与发展。国内市场正处于发展时期，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快速发展，以及随着人们保护环境等意识的不断形成，新能源必将慢慢成为一种时尚。由于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决定了新能源快速发展的动力充足。

广州对于发展内地市场具有许多其他明显的优势。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产业内部较好的整合能力；稳定的原料供给；良好的品牌形象等，这些优势决定了广州新能源产业对于发展国内，竞争内地市场具有明显的优势，更早更快发展和抢占内地新能源市场，可以用较小的资源来获取较大的利润。

国外形势严峻。特别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也是广州新能源产品的主销国，纷纷为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采取措施，另外国内外优秀的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优势较弱。这决定了广州新能源在国外市场的竞争难度更大，需要的资源更多。

国外市场不足。广州新能源外销的主要市场发达地区，但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不足，这也决定了这些国家新能源市场的成长速度慢。这也影响广州向国外发展遇到障碍。

国内市场较为分散。这也是决定实行差异化战略的主要原因。国内由于地理环境差异很大，民族风俗不同等决定了内地对于消费产品的要求不同。对于新能源产品的要求较多，需要服务的个性化与产品功能的独特性。差异化的产品，培养多个种类的市场，抢占这些市场，并以这些市场向外扩散，可快速占领国内市场。

七、竞争战略实施措施

1.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对于广州新能源产业和其拥有的新能源企业，可以通过适度的提高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补贴标准，积极的使用财政补贴方式，对新能源关键设备的采购按中标价格给予一定补贴等方式给予扶持。

2.增设产业发展基金

新能源产业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增设新能源发展基金可以使市场闲置资金注入需要给予相关企业财政补贴的企业。通过设立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的方式可以为国家发展新能源产业减轻财政压力，为上述措施的落实提供保障。

3，加强发展规划与引导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宏观引导和微观调节，可以促进产业发展。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区域资源特点，技术发展优势来制定科学的新能源产业规划、产业布局和完善新能源产业的技术标准。

4.通过政府引导，促进新能源市场快速发展

在国内，政府对于市场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国有企业或者间接影响私人企业的方式，或者制定相关政策来促进新能源市场的发展。目前，发达地区的新能源市场已经初具规模，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中小城市以及偏远地区来说，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其新能源市场还有待提高。

5.整合研发能力，提高创新水平

大力设立新能源研发机构，建设完整的技术创新支撑体系，降低新能源高成本问题，同时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对于风能，还需努力改变风电运行不稳、完善电网建设、提高智能电网技术水平等问题。同时鼓励创新，对新能源企业发展设立创新奖励体制。

6.强化人才开发

现代企业的竞争深层次的代表既是对人才的竞争，广州新能源产业要吸引新能源人才，培训新能源人才，合理开设人才发展强化班，并且对人才的发展合理设置奖励体制，鼓励人才学习。新能源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人员的培养或者引进海外人才等方面着手。

7.结合自身需要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合理定制适合自身的竞争战略

国际环境的快速变化，要求广州市新能源产业快速调整好自己的战略。以国内市场为主，实行多样化战略来满足现代市场的需要，更有利于广州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国内，可以大力运用已在国外发展取得的经验，建立营销网络，合理开发市场，建立研发机构以及基地等。

八、结论

广州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应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在稳定现有市场的同时，不断开阔国内新市场，提升品牌的实力和竞争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的产品，洞悉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在现有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需求进行改革，同时在结合国内对于新能源的产业需求发展适合自身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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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新兴产业市场分析范文

调查报告提纲：

第一部分：回忆历史

第二部分：分析现状

第三部分：发现问题

第四部分：提出建议

第五部分：分析总结

第一部分回忆历史

人有回忆，城市也有回忆。回忆不是百分之百的复制历史，而是经过岁月的筛选之后，留下一抹迷人的色彩。人的回忆依赖于脑，而城市的回忆却依赖于城市的味道。那么，芜湖的味道，城市的回忆耿福兴酒楼当之无愧。

因此，此次实践活动选取芜湖市耿福兴酒楼为调查重点，实地走访耿福兴旧址：第一旧址位于同庆楼后巷(原)芜湖市三街口，第二旧址同福源汤包馆(今)芜湖市二街27号;走访档案局搜集相关资料，包括(具体档案资料见附件)：

1 耿福兴饺面馆劳资协议书

2 芜湖市商业创设登记申请表耿福兴饺面馆

3 为呈报耿福兴等户暂停营业的报告

4 耿福兴饺面馆汇集郑啸伍撕毁发票又不到店工作

5 为耿福兴歇业后修理炉灶暂停业一月的报告

等;采访酒楼新老经理、白案红案大师，咨询芜湖老人再现历史，了解到耿福兴重要成员：原总经理郭春林、原白案大师刘扣锁、原红案大师左炎生;并偕同调查了同庆楼、四季春、马义兴酒楼等芜湖市餐饮业知名老字号。

经走访调查了解到，耿福兴创建于清光绪年间，原设于芜湖市三街口，始由江都耿氏兄弟长宏、长富饺面及芜湖严开银师傅酥烧饼组合而成耿福兴饺面馆。1959年迁至中二街。历经沧桑、百年不衰、直至今日，耿福兴酒楼誉满江城名闻遐迩。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耿福兴的菜肴和点心，已成为芜湖餐饮文化的代表。耿福兴在传统菜肴和点心上保持传统不断创新，食客们在品尝后赞道这就是芜湖的味道。

分析总结后，也理清了耿福兴的历史传承：

1888年，耿家太爷以面点手艺特长，由扬州来芜湖挑担卖面点。

1910年，耿家太爷之子耿长宏、耿长富共同创立耿福兴面馆。

1956年，公私合营，耿福兴由当时芜湖市饮食服务局接管。耿玉和任主任。

1959年-1961年，市饮食服务公司成立耿福兴，仍由耿玉和任主任。

2001年，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由高述红女士购买耿福兴商标。

2001年至今，由高述红女士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第二部分分析现状

老字号经久不衰，辉煌如昨，中华老字号耿福兴酒楼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历史悠久、品质精良、风味独特、货真价实、信誉卓越;另一方面，充分挖掘老字号潜在的无形资产，维护商标形象，加大商标宣传力度，提高商标价值。网上评论，耿福兴商标价值300万。芜湖商标事务专家江大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0年前通过转让获得的商标，在获得了中华老字号后，其无形资产价格的飙升是不言而喻的。

曾经是江城餐饮酒店骄傲的耿福兴，如今又成了芜湖特色美食的代表。耿福兴的新崛起，为江城餐饮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而调查中发现，马义兴、四季春等酒楼却忽视了对老字号的保护，没能充分利用老字号历史悠久、品质精良、风味独特、货真价实、信誉卓越等优势。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它们失去了一个与耿福兴这个中华老字号品牌抗衡的筹码，差距也随之出现在企业的经济效益上。

第三部分发现问题

与耿福兴相比，同样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同庆楼、四季春、马义兴等芜湖市餐饮业知名老品牌，却未能同耿福兴一样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最终湮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究其原因，缺乏老字号的保护意识是最主要的，而老字号的衰落则是导致保护意识淡薄的根源。

老字号有自己的文化专利：历史悠久、品质精良、风味独特、货真价实、信誉卓越，因而能令有经历的中老年人对它情有独钟，然而，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变迁，老字号的所有制形式、企业性质、管理方式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些老字号却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理念的落后使得老字号活力锐减，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丧失，使得企业缺乏生机活力，最终被社会所淘汰。

《北京市餐饮业中华老字号企业调查报告》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语言:伫立在老字号的废墟上，内心升腾的不仅仅是时空交错的失落，更多的是对这些曾经灿烂的历史瑰宝的深省和反思 。

经分析总结，把老字号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1、产品质量滑坡。原材料已变，而老字号烹饪技术不变。一些老字号换了新的经营者，就将原来的质量体系打破，以至于消费者认为老字号不如从前了，这是餐饮老字号产品难以保持的一个制约因素。

2、产品创新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如果产品缺乏创新意识，坐吃老本，势必会出现新产品开发速度过慢、难以跟上市场步伐的尴尬局面。饮食样式单一、技术含量低，产品开发观念与现代消费观念差距日渐扩大。如果有创新意识的话，老字号完全可以制造出更多符合现代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而不是原地踏步。

3、品牌商标保护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高，品牌价值的提升不足。老字号经过几百年的风霜洗礼，本身是具有品牌价值的，那么面对新的市场竞争，就需要对品牌价值进行提升，在品牌的内涵和外延的建设方面下功夫。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字号的金子招牌，分羹老字号的品牌资产，致使老字号的品牌形象严重受损，如果老字号不在品牌维护重点环节上投入力量，那么市场迟早会被这些造假者蚕食，从而严重影响品牌的形象。

4、饮食风潮在改变，而老字号产品不改变。老字号面对的消费求，使得餐饮业主必须时刻把握市场产品的风向标。老字号的产品一旦改变或提价，很可能失去老顾客，又唤不来新顾客。

综合起来，如果不以市场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策略，一味沉迷于老牌子，按以往的思维模式按部就班地运作，难免要在市场中陷入尴尬的境地。

第四部分提出建议

面对老字号保护局面不容乐观，老字号企业应认真的分析现状，结合目前国内的市场环境和所处的行业地位，将老字号的竞争优势表现出来的。经分析总结，提出以下几点复兴中华老字号的对策建议：

1、老字号企业应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确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老字号企业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起来的企业，凝聚了几代的心血，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也是消费者公认的。可靠、正宗和货真价实是老字号的最大竞争优势，老字号企业要不断改善经营环境和提高产品质量，发展名优特商品，保持老字号商品的特色。

工艺独特是老字号的一大优势，企业应该加大工艺的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改造，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对于必须要人工的工艺，加大传播力度，招收较多的徒弟，防止手艺失传。通过各种途径确立并逐渐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

老字号的创新、开拓，是他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生产技术上不断创新，营销技术上不断完善，管理上不断完善，等等，都是他们的致胜法宝。只要大胆发扬自主创新精神，用现代商业手段充实、丰富老字号金字招牌的内涵，维护和提升品牌竞争力，中华老字号完全可以再次发扬光大。

耿福兴的今天就在于高述红总经理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善于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善变而求胜。立足于自身的基础之上，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作出相应的变化，务求自己与时代的特征、时代潮流合拍，跟上形势，合乎时势，从而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例如，耿福兴汤包已由过去的单一鲜肉熟汤包，发展为各大系列、多个花色、多种味感。使得江城其他老字号小吃都在衰落的时候，耿福兴依然风采依旧。

3、充分挖掘老字号潜在的无形资产，维护商标形象，加大打假和防伪力度，维护品牌，提升商标和品牌价值。

首先要强化商标注册意识，重视无形资产的评估，使金字招牌取得应用的量化价值。

其次，对于仿冒老字号的情况，建议企业要积极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充分利用企业分公司的信息优势，及时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信息，同时及时督促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缔非法企业，没收假冒伪劣产品，对于有较大影响的案件要寻求法律救济，及时在相关媒体信息，将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4、对消费者进行研究，提升产品档次 。

细分市场消费者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老字号也需要对消费者进行研究，并针对自己产品的档次定位，进行准确的市场细分。

老字号可以借鉴宝洁，可口可乐等运营品牌的经验，比如常年对消费者的形态进行研究，要转变观念，不要仅仅把眼光停留在产品上，要懂得研究消费者的需求，特别是消费者越来越挑剔的今天这一点相当重要。

总之，老字号如果始终沉湎于过去的辉煌，仍旧拖着原有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不放，必然会店老字黄，失去吸引力，被喜新厌旧的消费者抛弃，丢掉原有的市场。老字号只有跟着时代走，不断地改革、创新，才能使老字号发扬光大，真正做到几百年不倒。

老字号的兴衰沉浮直接关系到老字号品牌保护的重视程度，因此，要加强老字号的保护首先要振兴老字号，让企业认识到老字号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在企业竞争中发挥的价值，从而自觉的保护老字号。

第五部分分析总结

中华老字号是指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沿袭和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历史痕迹、具有独特的工艺和经营特色，取得了社会广泛认同和良好商业信誉的企业名称和产品品牌。中华老字号的认定范围：百货、中药、餐饮、服装、调味品、酒、茶叶、烘焙食品、肉制品、民间工艺品和其他商业、服务行业。

中华老字号，一个积淀了厚重的传统文化并蕴涵了丰富的人文和历史的名字。对发展工农业，繁荣市场，振兴经济，弘扬优秀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7篇：新兴产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新兴技术；高层管理团队；组织战略；认知多样性

新兴技术是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新，他们可能创造一个新的行业或者改变某个老的行业，由于新兴技术的市场具有爆发性，因此及早对新兴技术进行监控和辨识是企业至关重要的任务，但这同时也是相当困难的工作，美国、日本、韩国的半导体厂商都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较早在众多的备选技术方案里敏锐地找出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技术的企业，才会在产业竞争中具有优势!

本文将结合组织战略和高层管理团队的理论，分析新兴技术在企业内部的战略选择过程，从而为新兴技术管理提供科学的组织理论解释．

1 战略选择理论的提出

组织的职能论者(functionalist)认为组织就是组织内部的资源与外部环境进行匹配的结果，与特定战略相适应的组织结构是唯一给定的(burrell c，1978)，组织结构要始终维持与组织规模、技术及所有制方式等背景要素的高度一致，否则就会造成机会的丧失、成本的增加等，组织的运转就会遇到困难，在职能论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许多新的学派，例如战略权变理论、生态组织理论与机制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继承了职能论者关于组织与环境高度一致的前提假定。

然而，建立在社会系统理论基础上的行为决策学派则认为，决策者才是组织的核心和动力，是决策系统的主观能动要素，在决策活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当前，面对复杂的决策环境，决策者往往不再以个体而是以群体的方式出现，即使是个体存在的决策者，也不再仅仅代表个体自身，而是代表群体意志，更进一步，该学派认为决策者的行为就是从决策者及其可以施加影响和权威的组织成员可能采取的所有行动方案中，有意无意地选择特定行动的过程(simon h a，19551。

在行为决策理论的基础上，为了纠正职能论者关于组织与战略关系认识上的偏差，child(1972)提出“战略选择”理论．战略选择是指组织内部的权力所有者对各项备选的战略方案的决策过程，不同的战略方案将导向不同的组织目标，此处，要注意“战略选择”理论与职能论者的“组织决定论”、政治学派的“权威中心论”的区别，一方面，职能论者强调组织背景和环境的客观性，战略选择理论强调组织者，即战略决策者，或者高层管理团队的主观性，所谓高层管理团队是指企业高层经理的相关小群体，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直接向他们汇报的部门高级经理；团队成员来自企业最高层，属于企业的战略制定与执行层，负责整个企业的组织与协调，对企业经营管理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与控制权，hambriek和mason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upperechelons theory)为高层管理团队提供了研究框架，面对同样的决策环境，由于组织者观念和认知上的差别，决策结果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政治学派强调组织权威的重要性，根据simon的观点，以权威为中心的政治行为强调组织功能就是强制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组织或组织权威所制定出的规章制度；因此，组织内的政治行为是以权威为导向的，同时组织结构也就是实现这种权威影响的途径，而战略选择理论框架下的组织者的行为是在组织内外部监督下的主观性选择，会受到组织绩效的监督和检验，具有强烈的目标导向性，企业总经理在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时做出的各种决策，都必须以企业发展为目标，否则将无法被组织成员所接受，更无法贯彻执行。

经过25年后，child详细地回顾和总结了“战略选择”理论对当代组织理论的贡献，对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略问题诊断理论、高层管理团队的传记性特征理论、战略群体理论、高层管理团队的决断权理论等进行了评述。

2　新兴技术的战略选择模型

2．1新兴技术的组织特征

在战略选择的理论框架里，组织内部的三个要素对战略制定是最关键的：①组织者的行为；②组织环境的实质；③组织者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区别于传统技术，新兴技术及其相关要素所构成的组织环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linden详细分析了国内vcd和3c产品市场的产业标准竞争的案例，指出国内许多信息产品发展往往会先于行业标准的制定，这使得政府的管制标准成为非常重要但又高度不确定的组织环境，组织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会使第三个问题“组织者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关键，对新兴技术不确定环境的辨识成为战略决策者最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企业经营业绩、甚至经营成败对高层管理团队认知能力的依赖性尤为突出，

copper提出stage—gateⅲ模型并认为，新技术或者新产品在组织内部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得到中层管理者(例如研究与开发人员、工程师、营销人员)的认可，因为他们是组织战略的实施者，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特别是针对新兴技术而言。

2．2技术与组织战略的匹配

依据组织对外界环境的响应速度，miles r e和snow cc(1978)将组织战略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探寻者(prospector)代表行业内的创新领导，尽管会面临风险，他们会首先引入新产品，或者首先采纳新技术，这些措施也并非总能带来利润，探寻者总是对市场上那些正在显现或者刚刚出现的机会迅速地作出反应，在汽车行业里，本田和克莱斯勒扮演的就是探寻者的角色，②分析者(analyzers)是市场快速跟进者，通过仔细监控主要竞争者的行为和策略，他们会很快向市场上推出比探寻者企业成本更低或者性能更好的产品，但他们却很少首先进攻，丰田和福特是分析者类型的企业，③防御者(defenders)总是想在一个产品或市场比较独立的区域内维持他们相对稳定的地位，他们往往通过更高的质量、更优的服务或者更低的成本来保护他们的领地，并且会忽略那些对现有业务不产生直接影响的产业变革，通用汽车、尼桑和马自达属于防御者，④反击者(reactors)的势力较弱，他们尚不能成为与其他强大对手直面抗衡的竞争者，只会在市场受到巨大威胁时才进行局部的反击，国内许多汽车制造商都可以被视为反击者角色。

griffin和page认为，企业的技术或市场策略可以划分为对世界全新的技术、对企业全新的技术、完善现有产品线、改进现有产品、市场重新定位或者降低成本等六种类型，而且这六种类型的策略与组织战略具有内在的联系，图1所示的是他们根据调查所得出的每种组织战略所对应的技术策略的采纳概率。

从图1可以看出，探寻者的技术策略最具差异性，他们在完善现有产品上所付出的努力最低(22％)，而在采纳对世界全新的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偏好(30％)，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griffin和page所定义的“对世界全新的技术”与新兴技术的概念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探寻者往往就是新兴技术的倡导者。

2．3战略选择模型的框架

根据前述的理论基础，针对新兴技术环境建立其战略选择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体现在新兴技术的发展趋势、政府管制政策、市场特征等方面，高层管理团队的传记性特征是指团队成员的客观性差异，如年龄、性别、任期、工作经历等，这方面的理论根源是社会学关于冲突行为的研究；而团队结构特征是指组织的部门化形式和程度、多元化经营的方式和程度、工作责任的明确程度、事业部分化的程度等等(duncan r，1979；williamson oe，1975)，理论根源是社会学关于均衡的研究，以上两方面的特征是影响团队成员认知多样性的主要途径，使得成员在因果关系的认识、组织不同目标的偏好等方面表现出差异，信息的模糊性是指由于决策问题的非结构化和决策对象的不确定性，可供决策使用的信息非常稀缺和不准确，这些会影响团队内部沟通的效率和质量，进而影响战略选择过程；理论根源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的行为决策理论，战略选择实质上是在探寻者、分析者、防御者和反击者四种组织战略之间进行权衡，不同的选择结果会导致不同的组织绩效，对组织绩效的衡量往往包括财务指标(如利润额)和组织有效性指标(如组织的开放程度)两方面。

新兴技术的战略选择正是依据“环境一认知一选择一绩效”的逻辑过程，更进一步，如果在长期动态的组织环境里，每一次的战略选择结果又作为经验或教训，反过来影响团队成员下一次的认知判断，构成组织学习的适应性过程；同时，在微观层面上也使得个体学习与组织演化有效地结合起来。

3　案例分析

通过两个案例说明“环境一认知一选择一绩效”的认知模型，并且对模型的应用效度进行验证和分析。

3．1 ibm公司的案例

20世纪30年代，tomas watson通过为美国政府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新政供应打孔机产品，成功地将ibm公司发展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公司之一，50年代后，美国的计算机市场初见端倪．此时，tomas watson仍对打孔机产业恋恋不舍，固执地认为，“我们不能打没有胜算的仗，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多大的计算机市场需要”，而他的儿子，tom watson则果断地认为，计算机的时代已经到来，并提出“追赶univac，并且要赶在前面”的目标，在tom watson的领导下，1961至1964年期间，ibm前后共投资50多亿美元研发全新的ibm／360型计算机，这样的投资规模高达美国政府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总投资额的2．5倍，后来，tom watson回忆时也认为这是他“一生所做的最大、最富冒险的决策”，也正是该项目的成功，才迅速将ibm公司推到全球计算机制造业的霸主地位，占领了700％的电脑市场；而相应的打孔机市场则很快就萎缩了(如图3所示)，面对全新的计算机技术，tomas watson认为应该采取“防御者”战略，而tom watson坚持认为应该采取“探寻者”战略，作为对企业发展具有生死攸关影响的两位企业家，他们对新兴技术的认知差别是与其不同的性格和阅历有关的，打孔机属于电子机械领域，经营战略以销售为导向，而且长期的产业成功也养成tomas watson封闭和自负的性格；计算机属于信息技术领域，经营战略以技术为导向，自由环境里成长起来的tom watson从小性格里就具有叛逆性和革命性，二战中作为飞行员参战的经历又使得他对电子仪表情有独钟，由此，可以看出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传记性特征的确对其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不同的认知与战略选择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组织业绩。

3．2 seagate公司的案例

全球范围内，计算机硬盘行业的技术发展、市场结构、资产重组以及竞争格局是变化最快的，这使得硬盘制造企业的竞争异常残酷而激烈，christensen称其为产业环境里的“果蝇试验”，因为在这样的产业环境里，企业会快速地萌发和成长，但也可能会快速地消亡和破产，全球市场上的第一块硬盘是1952年在ibm公司圣何塞实验室诞生的，此后硬盘技术在材料、工艺、性能等方面的创新路线和网络日益复杂，作为战略决策者，最重要的就是准确地预估技术创新对未来产品市场的影响。

1984年，苏格兰企业rodime首先开发出3．5英寸硬盘，1年后seagate公司也开发出类似的产品原型，为了评估这项新技术的市场前景，seagate公司邀请ibm等台式电脑生产厂家及批发商们(他们也是seagate公司的主要客户)对该产品性能作出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这些厂家并不对此感兴趣，他们希望的下一代硬盘容量是40到60兆，3．5英寸硬盘容量只有20兆，成本反而更高，鉴于此，seagate的高层领导决定放弃对3．5英寸硬盘的研制，加快对主流的5英寸硬盘技术的研发力度，然而事实表明，这是非常错误的决策，因为3．5英寸硬盘的主流市场并不是台式电脑，而是便携式电脑：1988年seagate公司不得不重新开始生产3．5英寸硬盘，而此时它已经损失了大约7．5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更可怕的是市场的损失，直到1991年，seagate公司生产的3．5英寸硬盘还只能替代5英寸硬盘用在台式电脑上，尚无法被便携式电脑厂家所接受。

如图4所示，面对3．5英寸硬盘技术的兴起，seagate公司采取了保护其5英寸硬盘市场的“防御者”战略，分析seagate这次错误的战略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长期经营5英寸硬盘而导致的认知框架(cognitive framework)的限制，错误地担心3．5英寸硬盘会抢夺现有的5英寸硬盘的台式电脑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的合作成功经历使得高层管理团队内部出现了群体思维(groupthink)现象，过分强调决策的一致性而忽略了对新兴市场的认真分析，群体思维是指参与群体中人们的一种思想作风，在这个群体中认为追求互相一致比现实地评价各种可能行动方案更为重要，总结政治与军事方面的成功与失败案例后，janis il(1972)归纳出形成群体思维的前提条件和造成后果，例如顺从性思维、有倾向性地选择信息、盲目乐观情绪、相信群体无所不能、首创精神的假象等等。

3．3分析结论

第8篇：新兴产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绍兴、会展经济、纺博会、SWOT

一、引言

会展经济，定义为“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展览、展销，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一般认为会展经济是高收入、高赢利的行业。根据相关专家测算，国际上展览业的产业带动系数大约为1∶9，即展览场馆的收入如果为1，相关的社会收入为9。

绍兴县人民政府为主承办的柯桥纺博会自1999年创办以来，依托绍兴县庞大的产业集群和中国轻纺城市场集聚优势，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和“市场化”办展理念，至今已成功举办“纺博会”十届，并逐渐成长为国内顶级纺织品专业展会之一。

二、绍兴市发展业发展的经济分析

SWOT是一种成熟的市场分析法，最早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SWOT的含义是：S(strengths)代表事物本身的优势，W(weaknesses)代表事物本身的劣势，0(opp0rtunities)代表来自外部的发展机遇，T(threats)代表事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部威胁或挑战。SWOT分析法是一种系统战略分析法，它的实质是通过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外部存在的机会与威胁，最终提出战略方案。绍兴发展会展经济既有许多优势条件，也面临着一些障碍因素。运用SWOT分析法对绍兴发展会展经济进行研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一）Strength分析

1、区位及交通优势

绍兴地处内陆最具发展活力的长三角经济圈南翼，北毗大都市上海，相距230公里；西连省会城市杭州，相距45公里；东接东方大港宁波，相距120公里；紧靠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相距23公里，陆海空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是长江三角洲南翼重点开发开放城市，也是全国著名的全球纺织城与世界纺织贸易中心。

2、特色产业集群优势

纺织产业是绍兴的传统优势产业，占了绍兴经济的“半壁江山”，而轻纺产业集群是绍兴链接国际市场的主载体。经过多年的飞速发展，绍兴已形成了由印染、织造、服装、化纤行业组成的完整产业链；同时，还出现了印染助剂、纺机、技术服务、纺织软件等辅行业，形成了较为完整、配套协作的产业体系。目前，绍兴纺织产业已取得“生产规模最大”、“市场销量最大”、“产业链最完整”和“设备最先进”四项全国之最，成为绍兴的主导产业。

3、经济优势

2010年绍兴市全市生产总值2780亿元，比上年增长11%，经济总量居长江三角洲地区第9位，全省第4位。全市人均生产总值已达到9380美元，位居全省第五位。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社会环境为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轻纺城市场区域面积近300万平方米，营业用房1.5万间，经营户1.3万家，经营面料3万余种，日客流量10万人次以上，销售网络遍布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常驻境外代表机构600余家，常驻境外采购商4000人，全球每年有四分之一的化纤面料在此成交，全国近一半的纺织企业与之建立了产销关系，市场年成交额达千亿元。目前，中国轻纺城已基本形成了“南部的传统面料交易升级区、中部的国际贸易区、北部的市场创新拓展区和西部的纺织原料龙头交易区”四大各具特色的纺织品贸易平台。

4、强大的政策支持力度

随着市场集聚和辐射功能的增强，绍兴县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培育以中国纺织品博览会为龙头的会展经济，并投巨资建造了设施一流的会展商贸城。政府的支持为绍兴会展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Weakness分析：

1、影响上较为局限

虽然，绍兴“纺博会”近几年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日益深远。然而，它与“华交会”、“广交会”等一些国家性的展会相比，仍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提高。例如，科技化水平不够，参展商整体结构不合理，国际参展商比例不高等诸多因素，这都关系到“纺博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2、服务上较为薄弱

“现在的‘纺博会’确实精彩纷呈多了，但总觉得好像和国际展会还有一些距离。”已连续参加五届“纺博会”的滨海一家印染企业老总如此评价今年的纺博会，他认为，绍兴“纺博会”的规模、档次、内容等和国际、国内一些著名的展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与苏州博览馆等周边会展中心比较，人家的服务全是一站式的，参展商只要去总台登记，所有的服务，比如，托运甚至报关都可以一步到位；而我们的服务全是零散的，许多都要参展商自己去跑。

3、功能上较为单一性

功能较单一，展会种类简单，这是柯桥会展业一个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目前，柯桥举办的大多数展会只着眼于小打小闹的“展售功能”，展会信息、技术交流、产业联动功能还没有被充分发挥。特别是，本地企业目光短浅，对会展经济热情不高，尤其需要各界对此引起注意。如“创意博览会”举行期间，发挥主导作用的的都是外地企业，参展的本地企业比例比较低。

4、缺少品牌建设

在国外会展业的发展历程中，“创意”、“运营”、“品牌”和“团队”被称为会展业发展的四大核心要素。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十分成熟的发达国家，展览业的门槛是很高的。目前，国内展会业已出现了过度竞争的情形，因此，绍兴各类展会要获得长期的发展，品牌建设必不可少的。然而，品牌建设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虽然，“纺博会”注册商标成功无疑为绍兴更多展会的发展开拓了思路，对其他展会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但商标注册只是一个开始，创牌才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三）Opportunity分析

1、国际、国内会展业蓬勃发展带来的机遇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会展业已逐步成为新兴的现代服务贸易型产业，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中国正在迈入世界展览大国的行列。近年来，我国会展经济也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会展数量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会展内容涉及几乎所有生产性行业与商业流通、运输、通讯、旅游、体育等方面，会展经济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目前，全国大中型展览场馆有150多座，室内展览面积已经超过了300万平方米，每年举办的各类展览会已经达到3000多个。去年中国还在61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749场展览。

2、长三角地区快速崛起带来的机遇

以上海为龙头，由浙江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和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等16个城市所组成的“世界第6大城市群”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有望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区域。特别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围绕上海打造的“一小时经济圈”、“三小时经济圈”促进了长三角区域内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绍兴市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下，必然会为会展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3、绍兴经济的迅速腾飞

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是绍兴市民营经济克服重重困难、经受严峻考验的五年，是发展活力空前释放、不断向新的目标攀登的五年，是得到社会关注最多、取得成就最大的五年。从规模总量看，民营经济发展跃上了新的台阶。截至2010年底，全市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21.1万户，总资金数额91.3亿元，分别比“十五”期末增长19%和71%；民营企业超6.5万余家，总注册资金达3000亿元，分别比“十五”期末增长76%和60%。

（四）Threat分析

上海是长三角地区会展业发展的领头地区，每年的“华交会”和“工博会”影响都很大。此外，南京的“全国针棉织品交易会”、“全国汽车零配件交易会”及“中国国际原料药、中间体、包装设备春季交易会”展览摊位都是在2000个以上；杭州西博会、宁波“中国会展第四城”定位、苏州电博会等都是会展经济作为GDP指标之一，等等。这些城市优越的软硬环境都对绍兴会展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

三、发展绍兴会展经济的对策

1、提高会展行业的自我监管能力

因为会展活动有着明显的旅游属性，把会展与旅游完全分割开来是不科学的。在美国等地，展览旅游局是会展活动的主管单位，日本、香港、新加坡的会展局也是其国家旅游局下设的部门之一；亚太地区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展览会及会议联合会也是太平洋旅游协会的下设单位之一。所以，绍兴市可以建立一个以旅游管理部门为主管单位，由其他相关部门参加的专业会展旅游机构来统一管理和促销会展活动，并对会展公司进行资格认证，从而提高会展行业的自我监管能力。

2．转变政府职能，突出特色

绍兴纺织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开放的市场和灵活的政府管理机制。绍兴市会展经济今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政府大力的政策支持。在会展业起步初期，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咯是拉动会展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目前，绍兴会展经济已经初具规模，政府需要淡化管理色彩，进一步提高开放程度，真正实现商业化运作，实现从政府主导到指导和约束的角色转变，并将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城市环境、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等方面以加强区域合作。

3、健全行业法律规范，加强会展业的管理

会展市场是竞争性市场，要逐步实行市场化运作，走会展产业化的路子。绍兴市发展会展经济应尽早建立一些展览行业管理组织和展览行业协会，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会展业的管理。对会展的主办者及参展商进行严格的资质和信誉审查，并尽快建立一些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信息网络，使信息交流及时通畅。同时，会展企业自身要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优化会展环境，保证会展业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4、围绕“品牌”发展诚信建设

对于会展业来说，品牌建设与展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生存、行的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而品牌建设与诚信建设是联合在一起的，任何一家企业要塑造良好的品牌或企业形象，都需要具做好诚信建设的工作。对于属于新兴产业的柯桥会展业而言，品牌建设和诚信建设就更加需要共同推进。因此，对于展览公司来说，要注意注意科技创新，主动整合资源，从而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展会品牌。另外，在打造品牌的同时要注重规范，作为政府部门，要通过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调控会展经济的宏观运行，引导并约束企业的行为；作为行业协会，要制定推行行业服务标准、开展行业协调，规范行业秩序。从而实现会展活动的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

5、培养专业会展人才

柯桥已经具备了建设“永不落幕的会展城市”的诸多条件，但是，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加快发展轻纺城会展业的瓶颈所在。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才可能真正实现“展旺柯桥”、“展旺绍兴”。所以，应该加快培养项目策划、营销和运营等核心会展管理人才，以及设计布展、搭建、运输及其它配套服务等环节所需的专项人才，尤其注重培养一批既有创新和策划能力，又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会展中高级管理人才，形成多元化会展人才培养体系，为会展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应该以行业协会为主导，高等院校为依托，从业人员为主要对象，采取课堂授课、实务操作和介入性培训等形式，开办各类培训班，使会展职业培训时效化、制度化。

参考文献：

[1]李生校、赵梁红.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对策《企业经济》2008年 9期75-77

[2]张海霞、张旭亮。义务会展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经济论坛》2005.23：35-38

第9篇：新兴产业市场分析范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培育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产业竞争力乃至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纺织产业作为绍兴的传统优势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和与之配套的产业体系。本文深入剖析了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存在的一些问题，深度挖掘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为绍兴纺织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纺织产业；产业集群；竞争力

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波特认为，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能够对产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而且存在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区域)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四种范围的竞争力。而集群竞争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一个产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的地位。

产业的发展，需要从战略上看清形势，把握发展方向。随着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绍兴纺织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制约集中显现、矛盾日益突出，绍兴的纺织业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重大转型的问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

一、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情况

纺织产业是绍兴的传统优势产业，占了绍兴经济的“半壁江山”，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由化纤、织造、印染、服装行业组成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出现了纺机、印染助剂、技术服务、纺织软件等辅行业，形成了较为完整、配套协作的产业体系。绍兴纺织产业已取得生产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市场销量最大和设备最先进四项全国之最，成为绍兴的主导产业。纺织业的兴衰影响着绍兴经济的发展。

1.产业规模优势明显。近年来绍兴纺织业发展迅速，无论企业数还是产销量都取得显著成果。据绍兴市经贸委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全市共有大小纺织企业6.2万家，从业人员64.2万人，全年完成销售收入2812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大纺织(含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企业2060家，从业人员42.24万人，经营资金1800亿元，分别占全市的43.4%、51%和43.5%。全市纺织业完成的产值分别占全国的7.8%、全省的30.6%，实现利润分别占全国的7.3%、全省的29.3%，自营出口分别占全国的5.3%、全省的25.4%。

2.块状经济特色显著。绍兴纺织产业已经形成由各区块特色纺织产业组成的庞大的产业群体拥有三个纺织品专业生产基地：绍兴纺织产业集群、诸暨市袜业产业集群和嵊州领带产业集群；若干个纺织品生产集聚地：如绍兴县杨汛桥经编、夏履无纺布、枫桥服装、诸暨贡缎、上虞劳保用品等。

3.产业链比较完整。纺织产业有化纤、棉纺、毛纺、麻纺、丝纺等多个门类，各门类又有纺丝(纺纱)、织造、印染、服装、家纺等多个环节。绍兴纺织业从化纤织起步，通过产业的横向拓展及前后道的纵向延伸，至今已形成了上游的PTA、聚酯、化纤，中游的织造、染整，下游的服装服饰组成的完整产业链。同时，为化纤纺织产业提供装备的纺织机械、绣花机及提供印染原料的染料产业也发展壮大，以轻纺城、钱清轻纺原料市场、嵊州领带城、大唐袜业城为代表的专业市场，以浙江纺织科学研究院、中纺院江南分院、大唐袜业研究所为代表的专业服务机构相配套，形成了完善、配套协作的纺织产业链体系。

二、绍兴纺织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从绍兴纺织业整体横向比较来看，发展形势不错，然而，近年来绍兴纺织产业的发展也难以突破成长的“天花板”。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新形势下，绍兴纺织业面临的生产要素的瓶颈制约集中显现，结构性、素质性矛盾也日益突出，这无疑为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带来巨大的阻碍。

1.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低。绍兴的纺织业基本上是以生产链的形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与美、日、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绍兴纺织产业主要集中于纺织成品的生产过程，处于产业价值链中的最底层。其他环节相对较弱，如化纤原料、纺织机械等主要依赖进口，时装设计、品牌运作能力又比较弱。这直接制约了绍兴纺织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及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使纺织产业的原有竞争优势不断丧失。

2.集群的集体效率低。绍兴纺织产业多年来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得以发展，无论是产业规模、产品市场占有率、新品种的开发等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但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仍然很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远大于合作。纺织企业对于新产品开发的积极性逐渐下降，产品市场周期缩短。整个产业集群逐渐僵化、失去弹性、对外界动荡的反应变得迟钝，从而影响集群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3.忽视品质管理和品牌建设。绝大多数绍兴纺织企业只注重短期利益，即使有先进设备，也不愿在人力资源上多花成本，更不愿意研发创新，从而导致企业的品质管理水平不高，严重存在“一流设备、二流产品、三流价格”状况。同时“急功近利”的经营心态，以及长期以量制胜的同质化、粗放式发展，造成了绍兴纺织品牌的缺失。

4.专业市场地位下降。专业市场曾经在绍兴纺织产业的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柯桥轻纺城、嵊州领带城、大唐袜业城形成了著名的绍兴“块状经济”。近年大量上规模的企业为避免被模仿以及恶性竞争而撤出专业市场，网上电子商务和各类综合商贸城的开展分流了很大一部分客流，导致了专业市场的地位下降，甚至出现有“场”无“市”的“空壳市场”，或者是“半空壳市场”。

5.行业协会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目前，绍兴市有镇(乡)以上的各种纺织行业协会17个。如绍兴县印染协会、服装协会、纺织协会；诸暨市的袜业协会、衬衫协会；嵊州的领带协会、服装协会、针织服装协会，等等。从数量上较为可观，但由于缺乏健全的行业规范和管理，如行业准入、价格自律、行业损害调查，贸易纠纷处理等，不能提供相应的服务，实际上真正发挥作用的较少。

三、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发展潜力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区域经济的格局变化和调整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转移和各地区经济政策是否符合当地实际。当前，纺织产业向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绍兴作为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发展纺织业是否还存在发展潜力值得分析研究。从绍兴目前产业发展的情况看，纺织业的优势是绍兴其他产业所无法比拟的。笔者通过实地调研，认为绍兴发展纺织还有着巨大潜力和空间，可以继续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产业加以引导扶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大的产业集群优势。完整的产业链为纺织业发展构筑了纺织业发展平台基础，绍兴拥有中国轻纺城、钱清化纤原料市场、大唐袜业市场、嵊州领带城等专业市场，不同的产业集群正通过分工明确的专业市场网络形成更大区域范围内的产业链。企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成本具有相对优势。

2.市场网络信息优势。绍兴地处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作为国际、国内经济信息集中地，又是我国纺织服装信息中心，信息优势十分明显。同时，绍兴纺织发展时间较长，国内外客户网络群体完善，围绕专业市场已形成了销售网络，逐渐形成国内外轻纺产品的集散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3.具有完备的基础设施，污水处理能力强。政府着重抓排污公共工程的投入，企业也重视环保设施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为纺织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积累了丰富产业的发展经验，具有资金、人才和经营经验优势。绍兴纺织企业具有资金优势。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绍兴纺织企业积累了巨大的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强大，有着很好的融资平台。从人才优势看，绍兴集聚了从生产工人到专家教授等各类人才，纺织业从业人员达60多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近1/7。绍兴纺织企业还通过科技入股、科研开发等形式，与200多家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5.纺织产品的需求在增长。研究资料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时，纺织纤维消费会出现较快增长。2002年，我国的人均GDP就超过1000美元，成衣率也大幅提高，目前纺织产品的需求在增长，内需市场潜力巨大。而且，纺织品新技术的运用、新材料的开发新领域的开拓都大大刺激了纺织品的消费需求。

6.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纺织业是绍兴的重大支柱产业，绍兴市各级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加快提升发展纺织产业作为全市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积极抢占全国纺织科技制高点。

绍兴纺织产业当前的任务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做新、做优、做强，提升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强大的竞争优势。在传统价格、成本的比较优势消失以后，要扬弃“粗放型”发展模式，摆脱对“低端道路”和“低成本战略”的路径依赖，实现差别化发展，进一步向“高端道路”的转型和升级。

四、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对策措施

尽管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发展历史较长，产业链和相关的产业配套服务体系比较完善，但由于面临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出口设限影响，国内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多重压力，绍兴纺织产业集群转型与升级迫在眉睫。深入分析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因素，为绍兴纺织产业的转型和发展升级提供一些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绍兴纺织产业的发展，政府的引导十分关键。在新形势下，政府应当认清形势，继续完善产业政策体系，为绍兴纺织产业的发展塑造良好的产业政策环境。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发展一批优势企业、龙头企业，鼓励并购重组，帮助他们做大做强，引导他们向国际化、高新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扶持一批在产业中有一定影响的中小企业，引导他们加大技改；坚决淘汰与转移一批污染严重、能耗大、技术层次低的企业，逐步将产业集群中初加工、低档次的环节向其他地区(如中西部)转移，形成梯形产品结构，避免低水平竞争，形成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二)大力培育纺织生产业。生产业，又称“制造服务者”(ProducerService)，是指为生产、商务活动而非直接向个体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服务，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要大力培育纺织生产业。

要加快发展与纺织有关的会展、法律、咨询、评估、策划、经纪等商务服务业。扩大与上海、杭州等地相关行业的合作，引进和培育一批高资质的事务所、会展公司及中介机构等，增强商务服务功能，发展会展经济。继续大力培育和规范发展劳务中介、市场中介及科技、法律、设计、会计、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大开放力度，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商务服务机构，提高商务服务业发展水平。

(三)打造纺织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政府要以全球纺织产业中的龙头企业为对象，以纺织博览会、对外招商会以及各类产业主题节会为载体，综合利用电视广告、新闻媒体等整合营销手段，进一步加大区域和产业的对外推广力度。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大对各种损害区域品牌形象行为的监督与处理力度，为绍兴轻纺集群的区域品牌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树立品牌意识，创建企业品牌文化。

(四)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在区域内部鼓励先进纺织技术的研发与成果转化，鼓励中小纺织科技服务企业的创新与创业，在集群内部形成向科技要市场，向科技要利润的良性竞争。

增加对自主研发的投资，是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技术能力的前提条件。对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投资同样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通过收购或者共建海外研发中心来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五)加快外部市场的建立和升级建设。通过提升市场集群化水平，创新市场功能，推进业态创新，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洽谈订单、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现代化交易方式，完善网上轻纺城，实现有形市场与数字化无形市场的有机结合。以纺博会为突破口，提升轻纺城国际影响力，按照“交易模式公司化、运营方式国际化、交易主体全球化、交易时间全天化”的全新理念，全力把国际贸易区打造成以网上交易和跨洋交易为主的全球化纺织贸易大平台。

面对着从紧货币政策下的融资难题，要加快引导纺织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加快开拓企业上市途径，引导企业循序渐进上市，重点支持企业在国内证券市场主板和中小板及未来创业板上市，增加上市企业的质量和数量。同时，鼓励企业在进入新加坡等亚洲资本市场后，再逐渐进入欧美市场上市。利用资本市场，创新管理机制，与国际市场接轨，促进绍兴支柱产业的升级和快速发展。

通过政府协助集群内企业加大纺织服装人才的引进力度，依托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人才优势，引进高水平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重点引进能够进行品牌运作的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复合型营销人才、与国际接轨的服装设计师、熟悉国际市场规则的外贸人才以及高级样板师、工艺师、机械师，优化绍兴纺织服装人才结构，为纺织产业集群的升级打下良好的人才基础。

(六)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要提升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行业协会任务首先在于加强与纺织企业的沟通，减少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协调解决产能、市场和原料等方面的矛盾。其次，积极开展与各国纺织工业组织间的交流对话。增进相互了解，消除分歧，化解摩擦，扩大互补合作，促进协同发展。此外，协助国内纺织企业产业升级、开展与国际零售业合作及行业自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