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文

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精选(九篇)

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第1篇: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文

但是,儿童发展理论并不等于学前教育理论。把儿童发展理论当作幼儿园课程的唯一理论基础,不仅在理论上是有局限性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存在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诸如“一切为了儿童发展”这一类的口号,作为一个时期的纠偏政策,尚可被人理解,但是作为永久的行动纲领,就有可能会使教育者出现行为上的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讲,诸如“适合儿童发展的课程”,作为对传统幼儿园课程所存在弊端的反动,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尚有一些价值,但是作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课程模式,就有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

儿童发展理论不等同于教育理论

在十多年以前,美国学者古芬(Goffin, S. G.,1994) 阐述了将儿童发展理论作为编制课程的唯一理论依据会产生的问题。古芬的论述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

古芬认为,把儿童发展理论等同于教育理论,是把“是什么”的问题等同于“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了。儿童发展理论关注的是儿童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了某年龄阶段的儿童能做些什么。如果把儿童发展作为教育的结果,等于强调了儿童能做什么,而不是儿童应该做什么。事实上,儿童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是最有教育意义的,需要从哲学和伦理学等方面来阐明,而不是发展理论所能解决的,过分依赖发展理论,就会使教育者将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等问题搁置一边。例如,依赖于儿童发展理论来决定教育目标和课程目标,会模糊教学内容的政治和文化的倾向性,意在指出课程的选择应由发展的适宜性来确定,而非政治的和道德的优先性来确定。又如,依赖于儿童发展理论来决定教育目标和课程目标,会误将“发展目标”作为教育目标和课程目标,而“发展目标”是一个多有歧义的词语。

古芬认为,每一种儿童发展理论都有两个假设,其一是,可以用儿童发展理论来解释和预言的有关儿童发展和行为的部分要多于任何其他理论要解释和预言的部分,其二是,认可那些由系统的理论来解释的行为,而否认那些不可用理论来解释的行为,其结果是:坚持某种发展理论的教师期望将那些理论所认为正常的、典型的东西转变为他们所期望的东西,然后再用这种理想的东西来支持他们的行为,同时否认其他行为,而这种情况往往会剥夺儿童创造的权力,以及他们以有意义的方式作用于世界的机会。例如,建构主义理论、多元智能理论等理论,往往被教师认定为是正确的教育理念以及行动的指南,并以此为标准,判断他们的行为是否正确,而不管他们的行为在实践中是否行得通。

古芬还认为,儿童发展理论基本上是以白人儿童研究所得的结论为依据而提出的理论,这样的理论被用于世界上所有种族、民族的儿童,将不符合这些理论所提出的结论的儿童都排除在正常儿童之外,这是不公正的;这样的理论被普遍地用于编制课程,往往是难以适合特定背景下的这些儿童的。

简而言之,儿童发展理论不同于教育理论,其理由是:①儿童发展理论关注和描述的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而教育理论则需解决的是具体的教育问题,两者不是同一的。②儿童发展理论涉及的是对于发展或学习的最低限度的说明,而教育理论要涉及到影响发展或学习的最高限度的说明。③儿童发展理论主要是从“实然”的角度考察人的发展或学习过程,而教育理论则是从价值的“应然”角度来考察人的发展或学习过程。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针对美国学前儿童教育有小学化的倾向,全美早期教育协会曾倡导过发展适宜性课程(DAP),提出早期儿童教育应适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和个体差异,他们的倡导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以儿童发展为本,课程要适合儿童的发展,在当时似乎成为了许多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但是,发展适宜性课程一出台就遭受到了许多质疑和挑战。美国著名的学前教育家斯波代克等人认为,儿童发展理论不应该是课程设计唯一考虑的理论基础,哲学和社会文化对于课程设计同样重要。柯尔伯格和梅耶(Mayer, R.)则批评发展适宜性课程仅仅根植于有限的儿童发展理论,特别是仅以皮亚杰理论为其主要的理论基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使全美早期教育协会不得不数次修正其立场,在“发展适宜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适宜性”的概念,在1997年版的指南中,将家庭和文化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强调,也肯定了教师作为决策者和课程编制者的作用。尽管如此,发展适宜性课程还是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批评。

在学前教育领域中,发展心理学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

发展心理学是一门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学科。发展心理学采用高度实证性、去背景化以及普遍性的方法研究儿童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并据此对教育等问题提出意见。发展心理学对“发展”的假设是儿童的成长是一种由生物本能驱动的包含各个发展阶段的线性运动过程。发展心理学运用实证主义的步骤和方法,通过减少复杂性,以使对事物的再现能达成简化和量化,而对哲学和主观性持怀疑乃至拒绝的态度;发展心理学对普遍真理和普遍法则抱有坚定的信念,将个体发展看成是可脱离背景的、由生物学次序所决定的阶段,认为存在一套独立的、不带偏见的策略和技巧可以帮助儿童得到发展;发展心理学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个体,而对个体与他人,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则并不十分关注。发展心理学以一种普遍范式下的再现方式,将儿童发展描绘成单一的、与文化、阶层、性别或历史无关系的过程,个体差异往往被看成是失常、背离以及在一个线性量表中的相对发展程度……。

在美国和世界上不少地方,发展心理学在学前教育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学前教育研究者是发展心理学专家,发展心理学为学前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许多成果。多年来,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有关学前教育的研究文献很少有对这个主导学科提出质疑的,在不少场合下,发展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被当作真理或正确理念,并被理所当然地用以指导学前教育实践。

随着人们对社会文化的关注,近些年来,人们开始对学前教育领域中发展心理学的统治地位和主流话语提出了质疑,发起了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的声音不仅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也来自美国本土。可以说,以实证主义为纲领的发展心理学已面临危机,因为在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哪位哲学家是赞同这一纲领的了,“为人类寻求知识建立永久的标准,揭示明确的基础——这些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法达到的”。(Schwandt,1996:59) 关注文化的多元性,关注在背景中的教育和教学,这些都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然,这种质疑和挑战并不意味着质疑者和挑战者对发展心理学研究置之不理或者完全排斥,相反,这意味着将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纳入他们研究的视野,认识其特殊性和局限性,明确其特定的研究假设和对研究结果的理解。应该看到,尽管对儿童发展理论成为学前教育占主导地位的批评来自方方面面,但是,儿童发展理论又确实在与儿童健康、福利和教育有关的政策和实践方面具有很强的适合性,而且建构一个更为广泛的理论范式也被证明是十分困难的。例如,发展心理学还是继续主导着人们对儿童和学前教育的理解,许多学前教育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人员并不了解发展心理学已经受到挑战,他们继续依赖它,并以此作为决策和实践的基础。此外,依据儿童发展理论,人们还继续把适合儿童发展的学前教育方案、测量质量的工具以及对“正常”儿童发展的解释输出到实证话语系统以外的地方,并将对这些理论的演绎毫不犹豫地应用到其它国家和文化中去。

不要陷入“技术主义”的泥坑

幼儿园课程的基础有三个方面,它们是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幼儿园课程与作为其基础的每一种学科都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就是说,每一种学科,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幼儿园课程。因此,任何一种学科都不能用来作为编制幼儿园课程的唯一基础。尽管与学校课程相比,幼儿园课程有许多特殊之处,例如,会更多地注重个体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更多强调社会需要和知识体系;会更多注重儿童直接经验的获得,而不是间接知识的传授;会更多注重“整个儿童”的发展,而不是某个方面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是说幼儿园课程只需心理学一种学科作为其基础。

在编制幼儿园课程时,必然会涉及到“为什么教”、“教什么”和“如何教”(对幼儿而言,涉及到“为什么学”、“学什么”和“如何学”)的问题。社会学、哲学和心理学与这些问题都有关联,但是,一般而言,社会学似乎与“为什么教”的联系更为密切,哲学似乎与“教什么”的联系更为密切,而心理学则与“如何教”的联系更为密切。如若真是如此,以发展心理学为全部基础或主要基础的幼儿园课程的局限性就会明显地呈现,那就是说,这类幼儿园课程会因为强调学龄前儿童的特点,而放弃了哲学思考,放弃了对社会文化的关注;这类幼儿园课程看似理念先进,而失却了编制幼儿园课程的基本原理。

幼儿园课程是学前教育中最复杂、最繁难和最易引起误解的事,从课程理念到教育实践,从课程目标、内容到评价,整个系统的统一和协调,远不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儿童发展理论所能涵盖和解决的,否则,很有可能会使我们陷入“技术主义”的泥坑,着眼于解决细小的问题,而忘却了学前教育的根本价值。

参考文献:

1.Goffin, S. G. (1994). Curriculum models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acMillan,,P199-201.

2.Schwandt, T. (1996) Farewell to criteriology, Qualitative Inquiry, 2(1), pp59.

3.Bredekamp, S. & Copple, C. (1997).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in early childhood program (rev. ed.)。 Washington, D.C.:

第2篇: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文

是全国教育“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方面,作者从自然科学和教育科学的研究角度,汲取其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观念,对幼儿科技教育活动的概念、特征,幼儿科技创新能力,幼儿科技活动的实施、评价进行了探讨;在实践方而,体现理论研究于幼儿科技活动教育教学实践中,设计了十一个主题系列150个活动方案,构成了幼儿科技探索发现――应用科学知识的主题系列活动。本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幼儿园科学教育的教材和参考书,也是幼儿师范学校幼儿教师培养和培训的学生用书。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罗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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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本书一方面突出了基础性的特点,各章内容的组织以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主线,力求全面呈现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为形成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突出了实践性的特点,本书的编写密切联系学前儿童教育的实践,将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问题融入教育实践之中,强化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此外,本书还适当吸收了近年来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研究的新成果,增强了本书的适用性和时代特色。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幼儿教师、幼儿园园长培训教材,同时还可供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作为参考书使用。

幼儿园建筑设计(含光盘)

付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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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主性绘画教育

李文馥

第3篇: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文

关键词: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最近发展区

皮亚杰和维果斯基是发展心理学历史上两位很重要的人物,两位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了同一问题,即儿童发展。尽管两人的观点存在分歧,但是其实他们的理论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似乎永远不会相遇,实际上却是一体的。本文从二者观点互补和融合的可能性出发,探讨了在教育的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引导儿童的发展。

一、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论

皮亚杰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的认识结构最初是一种遗传性的认识“图式”,随着儿童在生长中不断与周围环境接触,便产生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联系,这时,儿童认识的发展表现为主体认识结构与客体的平衡。原有的认识结构或者同化作用吸收了客体提供的新信息,把客体纳入主体,取得了二者的平衡,获得新知识;或者在主体不能容纳客体时,便通过顺应作用,对主体的认识结构作自我调节来符合客体,求得主体与客体的平衡,取得新的认识结构。所以他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经历了4个按不变顺序相继发展的阶段,即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每阶段都是一个整体;阶段与阶段不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差异;前后阶段不能互换,每一个阶段思维的发展都是在前一阶段思维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皮亚杰认为,在人类个体发展中,“认知结构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平衡,即由生物力量驱动的认知结构与环境之间的最优化的适应程度,发展的核心过程不包括社会文化的影响。因此他认为要依据儿童心理结构,按照儿童各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进行教育与教学活动,激发儿童主动自发的学习。他过于强调认知阶段中个体的门发成熟作用,但却忽视了儿童中成人的教育作用。

二、“最近发展区”对皮亚杰认知理论的补充

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能有效的补充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论。最近发展区主要是在成人帮助下,成人根据儿童活动的反应对其认知能力的发展做出评估,从而了解儿童发展的水平,确立新的教学目标。维果茨基在“最近发展区”理论中强调教学应该走在发展的前面:第一,教学在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它影响儿童发展的内容、水平、速度以及智力活动特征;第二,教学必须在发展的前面创造最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是由教育创造的,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也是山教学动态决定的,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因此他强调教学的最佳期,不仅要注意教学的最低界限,即儿童已经能够独立做到一切,也要注意教学的最高界限,即不能超出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也就是教师要把握教学的最佳时期。

三、教与学的最佳结合点是儿童认知发展的关键

不同儿童现有的能力和潜能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儿童的发展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最近发展区的潜能有多大,这是教育实践中需要探索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儿童能够在成人或者同伴的帮助下完成一项在独立操作时无法完成的任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予儿童这种帮助,挖掘儿童进一步发展的潜能。

在一次幼儿园中班的观摩课上,教师组织了“吹泡泡”的游戏,目的是让儿童通过自己的动手操作来认识不管用什么样的吹泡泡工具吹出的泡泡都是圆形的。在整个活动中,教师利用“做中学”的理念引导幼儿不断的去发现结果。其中在让幼儿把自己的猜想写在记录本上时,有些幼儿已经知道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吹出的泡泡都是圆形的这一结论。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对于这些已经掌握了实验结果的儿童,他们的认知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他们的认识已能超越知觉的相似性,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这与皮亚杰所划分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中,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幼儿仅能通过对事物的知觉特征来反映出自己的想法是不相符合的。对于这些儿童,教师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势必会抑制某些儿童认知更好的发展,因为教师的教学活动仅仅是在儿童现有发展水平一卜的重复演练,是追随发展,而不是引导发展,这样的教学活动无疑达不到教学目标的要求。所以,教师的帮助对于儿童认知的发展是必须的,同时也是必要的。那么应该怎样来做,才既能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也能符合教学目标的要求呢?

首先,教师的有效支持是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基础。

教育活动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儿童主动活动的过程,由于每个儿童都是在不同的家庭教育、环境影响下长大的,由此自身已有经验水平也不同,从而导致他们认知发展水平有高有低。因此教师对每个儿童教育前,都必须有意识地去了解儿童所处的家庭背景状况,了解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程度,以及儿童自身形成经验怎么样,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活动中针对性的对每个儿童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实现预定的教学目标,同时也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否则缺少教师的合理引导、支持和相应的知识铺垫,儿童的心理机能只能在原有经验中徘徊。维果茨基认为教学的本质特征不是在于训练和强化已经形成的内部心理机能,而在干激发、形成正处于成熟过程中而又未完成成熟的心理机能,因此教学应该走在发展的前面。所以教学活动不是让儿童简单重复已有经验,而是经验的不断改组和改造。在儿童已有经验发展的水平上,教师要合理有效地帮助儿童整理和提升已有经验,超越他们现有的发展水平,这样儿童才能真正拓展经验,有所收获。

第4篇: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文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派 游戏理论 学前游戏理论建构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最初由弗洛伊德提出,建构于精神分析学派基本理论之上,并随着这个学派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精神分析运动并非一帆风顺,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后继者不断地对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进行修正和变革,精神分析内部不断分裂与重组、演变与发展。[1] 至今,人们将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包括其早期理论与晚期理论称为古典弗洛伊德主义。而对弗洛伊德进行修正,发展而来的新弗洛伊德主义主要包括以埃里克森、安娜・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自我心理学派,以克莱因为代表的客体关系学派,以霍妮、沙利文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和以鲍斯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分析学派等。

一、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理论基础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最初由弗洛伊德基于其人格结构理论提出。他将人格结构分为“伊底”、“自我”和“超我”三部分。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带有浓厚的生物性色彩,他最重视的是处于心灵最底层的“伊底”,代表人作为生物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受“唯乐原则”控制、盲目地满足本能欲望,没有理性。代表着人的理性的是受到社会道德规则内化的“超我”,被“至善原则”支配。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是被动的、等待指令的、不具有能量的,是“本我”与“超我”的协调者。一方面,由于生物性决定,受“唯乐原则”操控,要满足“伊底”的欲望和冲动;另一方面,又要将其纳入社会道德所接受的行为活动中。所以,若平衡机制良好,人就拥有健康的人格;若平衡机制失调,就会引发心理冲突,产生心理异常。

弗洛伊德基于人格结构理论阐释儿童游戏,他认为“自我”的平衡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游戏中获得的。[2] 笔者将其观点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游戏动机、游戏本质、游戏发生周期、游戏与工作关系、游戏在治疗中的运用。弗洛伊德奠定了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基调,其后继者也从不同侧重点对他的游戏理论进行了继承、修正与完善。

二、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发展线索

(一)游戏的动机――“唯乐原则”

1.弗洛伊德:游戏的发生受“唯乐原则”的驱使

弗洛伊德认为,过去经典游戏理论的观点都没有突出游戏的“愉快成分”。他认为,游戏和其他的心理事件一样,都受“唯乐原则”的驱使。[3]“唯乐原则”体现在游戏上,一方面表现为创造出安全、虚构的环境满足儿童在现实中不能达到的愿望。另一方面表现为“强迫重复”,是对创伤事件的“掌握”,发泄消极情绪。[4] 例如,儿童常常在游戏中愿意主动重现痛苦经历:扮演医生为娃娃打针,扮演妖魔鬼怪,等等。在此过程中,儿童通过对痛苦经历的重现,以积极主动的身份不断重复、演练、最终宣泄消极情绪,“掌握”痛苦经历从而获得压力的释放与安全感。所以,“掌握”也是“唯乐原则”不同形式的表现。

2.埃里克森:“掌握”理论的积极发展――在游戏中解决发展危机

埃里克森修正弗洛伊德消极倾向的“自我”,强调“自我”的积极主动因素。与弗洛伊德将人格发展限定在儿童期不同,他提出“毕生发展观”,强调来自社会的要求和自我对发展危机的解决。“掌握”理论由此发展为对人格每个发展阶段危机的解除。基于积极的“自我”,他提出游戏可以帮助“自我”对生物性和社会因素进行协调和整合。[5] 在人格发展的阶段,游戏也可以帮助“自我”解决每个阶段的主要危机,帮助儿童从一个阶段向下一阶段不断发展。例如婴儿在与父母带有游戏性的互动中获得安全感。在游戏中,儿童可以不为自己的失败、过错负责,从而获得成就感、自信和自主感,克服自己的羞怯疑虑。

在人格发展阶段中,“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学派探讨的重点。此阶段对应埃里克森3~6岁的“主动性―内疚”危机阶段。他同意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法,即男孩因为对母亲的爱所以对父亲表现出敌意,女孩则因为对父亲的爱所以嫉妒母亲。[6]儿童的这种行为必然失败并引起儿童的焦虑。成人需要理解儿童的这种发展危机,并用某种方式将其合理化,以帮助儿童获得主动性。游戏则为儿童创造了这样一个虚构的环境,通过对同性父母的自居的角色扮演来化解危机。在角色游戏中,儿童逐渐获得性别角色意识。

因此,埃里克森也格外注重学前期,又将其称作“游戏年龄”。[7] 在此阶段,游戏作为儿童的生活方式,是化解人格发展危机最有效、最自然的方式。积极的“自我”在游戏中获得充分机会而得以完善。

3.蒙尼格:消极继承――游戏为攻击性驱力的宣泄提供合法途径

蒙尼格对弗洛伊德的游戏思想进行了消极的继承,将“宣泄”局限在攻击性、破坏性驱力上。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攻击性,游戏使这种攻击性驱力得到释放,并处于社会允许的范围。例如,儿童可以在游戏中撕纸、奔跑、击打玩具等,以释放攻击性驱力。他虽然为暴力游戏找到了理论依据,但是研究证明这种宣泄只会加强攻击而不会减弱。

(二)对游戏本质的认识――虚构性与角色游戏

1.游戏的虚构性

有研究者将弗洛伊德的游戏理论称为20世纪虚拟论、游戏论的最大代表,其游戏论可概括为愿望满足论和想象论:游戏是人借助想象来满足自身愿望的虚拟活动。[8] 弗洛伊德认为,“游戏的儿童行为,同一个赋予想象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他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按照使他中意的新方式,重新安排他的天地里的一切”。[9] 弗洛伊德认为,统治儿童期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成人,做大人能做的事情。[10] 但是由于能力不足,还不能完全像成人一样活动。所以,游戏从现实中抽离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里,儿童可以在想象中成为成人,做成人的事情,满足儿童的愿望。

2.角色游戏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观点主要围绕“想象”“虚构”等词,将游戏看作是满足自身愿望的虚拟活动,使人在游戏世界得到“伊底”与“超我”的平衡,获得健康人格。所以,象征性游戏、特别是角色游戏也成为精神分析学派游戏探讨的核心类型。埃里克森指出在“游戏期”,游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儿童扮演独角戏或陷入白日梦,在此过程中,他们能够演出或梦到这一阶段的冲突并加以解决;二是寻求同伴共同游戏,演出个人或相互之间的生命危机。[11]

精神分析学派不赞同传统心理学的观点:儿童扮演角色出于模仿本能。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在扮演中显现了对角色的情感倾向和选择性。佩勒系统阐释了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佩勒认为儿童对角色的选择,往往基于他们对某个人(角色原型)的爱、尊敬、嫉妒或愤怒的感情。[12] 通过游戏,儿童“成为”他们喜爱的成人,通过模仿害怕的事物消除恐惧或者使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从而获得快乐。

(三)游戏发生周期――儿童期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认为,真正的游戏发生在儿童期。成人时期游戏被其他创造性活动代替,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游戏。换言之,儿童游戏是身心统一的想象活动,而则是纯粹的精神游戏。

同时,埃里克森也认为儿童游戏以玩具为载体,而更多是关于艺术、创造与生活。埃里克森指出在青年阶段,游戏失去了其作为一种主要发展功能的重要性,青年意识到将游戏作为对早期生活问题的手段是幼稚的。埃里克森将幻想中的角色扮演看作是青年解决统一性的适当手段,也是幼儿期游戏的合法延伸。[13] 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注意到成人创造性活动中的游戏性,但是仍将真正的游戏限定在儿童期。

(四)游戏与工作的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游戏”的对立面是“现实”而非“工作”。安娜・弗洛伊德发展了这一基本观点。她提出了六条发现线索,其中一条是:从关注自己的身体到关注玩具,从喜爱游戏到参加工作。[14] 她阐释婴儿从玩自己和母亲的身体开始,到过渡到客体,到玩柔软玩具,到开始社交活动,最后发展至为了施行一项长期计划,可以为了从最后的结果中获得快乐,而忍受挫折,能依据现实的要求在升华中获得快乐。这时,儿童的游戏能力就发展成为工作的能力。[15] 同时,她认为游戏并不完全被工作取代,游戏与工作相互交互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精神分析学派将游戏和工作看作一个发展、过渡的连续体。当人们从工作中获得快乐时,工作中仍存在游戏性体验。

(五)游戏在治疗中的运用

精神分析学派与学院派心理学不同,它发端于精神病学,建立在临床医学实践的基础上。[16] 所以,其游戏理论也带有浓厚的医学色彩,并发展出游戏治疗。弗洛伊德首次尝试将游戏运用到小汉斯的治疗中,此后,安娜・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尼科特等人将精神分析系统运用到儿童上,发展儿童精神分析,并与成人相区别,将游戏运用到儿童精神治疗中,形成了专门的游戏治疗技术。

关于游戏在治疗中的作用,安娜・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尼科特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都继承发展了弗洛伊德在治疗中对游戏的观点:将游戏看作是症状化行为,并很自然地将游戏运用到他的分析中。[17] 但是,他们都只将游戏看作一种手段,游戏自身并无任何治疗功能。与前者不同,温尼科特对游戏的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第一,他注意到游戏的本体价值――游戏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游戏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所以,他认为分析师不能只注意使用游戏内容,还应当看到游戏中的儿童,把游戏看成其本身,并发明潦草画线游戏。第二,将游戏的质量等同于创造性生活,并突破弗洛伊德认为的创造性只属于成人的局限。温尼科特认为,在游戏中儿童或成人才能自由地创造,自体才能被发现和加强,将游戏视为治疗的最终成就。[18] 第三,突破精神分析的范畴,将游戏推入更广阔的空间――游戏属于健康。认识到游戏对儿童成长与身心发展的需要,帮助儿童建立一种积极的社会态度。他将游戏视为一种体验,一种创造性、时空连续性的体现,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19] 由此,温尼科特还总结了包括全神贯注、内部真实、信任、愉快因素在内的游戏特征。

三、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对学前游戏理论建构的启示

通过在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对以“游戏”或“幼儿游戏”或“儿童游戏”为主题的相关文献查阅和分析发现,目前学前游戏的核心问题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游戏本体论。主要探讨游戏的定义、动机、本质、特征及游戏精神等。第二,游戏与儿童发展。主要从儿童的身体发展、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情感发展、个性发展等领域挖掘游戏的发展价值;游戏中不同性别、年龄儿童的行为特征;游戏治疗。第三,游戏与教学、课程的关系。主要将游戏引入教育环境,探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与实践,包括教学游戏化、游戏与课程的融入、整合,教学中游戏精神的体现等。第四,游戏的组织与指导。主要探讨教育情境中成人(家长或教师)对儿童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第五,游戏环境的创设。包括游戏物理环境与游戏心理环境的创设。第六,游戏研究的历史与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是对以往游戏研究的文献梳理与分析,旨在发现游戏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向和核心问题。

从上面框架可以看出,学前游戏主要从心理学和教育学两大视角对儿童游戏进行分析。精神分析学派源于精神病学,并作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心理学派,它对游戏的阐释主要基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所以,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对学前游戏理论框架最大的贡献还是在儿童发展与游戏治疗上。在阐释上述两方面内容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游戏本体论的相关观点。从一些分析学家的观点中也能对游戏与教学、课程的关系、游戏组织与指导、游戏环境创设作出一些理念上的启示。

(一)游戏与儿童发展

1.游戏的情感发展价值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人们关注到游戏中的“情感成分”,关注游戏对儿童情绪、情感发展的作用。一方面,游戏可以帮助儿童释放内在驱力,消除紧张感和焦虑。另一方面,游戏给儿童提供安全的心理环境和“愉快性体验”,使儿童在游戏中排除消极情绪、获得积极体验。

2.游戏中获得健康人格

新精神分析学派发现游戏可以帮助儿童解决每个发展阶段的危机,在游戏中,儿童获得安全感、自主感、主动感,从而完成每一阶段的任务,从而形成健康人格。

3.游戏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

经过精神分析学派的不断发展,温尼科特突破创造性只属于成人的局限,从游戏中的儿童身上发现了创造性,发现了游戏的创造性发展价值。

4.游戏治疗

游戏治疗也是精神分析学派不同于其他心理学派的最大特点之一,它将游戏扩展到了医学临床实践中。对问题儿童和特殊儿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游戏本身就具有价值,游戏本身就是治疗,可以帮助儿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预见未来发展的新问题。

(二)游戏本体论的探讨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阐释了游戏为什么发生、游戏的特征、游戏的本质等问题。精神分析学派发现了游戏“愉快性体验”、虚构性的本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经典游戏理论对游戏生物性本质的认识。并且,其理论给予了儿童游戏很高的发展地位。第一,将游戏看做儿童的内在需要,与人格发展密不可分。第二,将游戏看做是儿童的基本生活方式,儿童通过游戏表达自己。第三,发现了游戏虚构性的重要特征,为角色游戏找到重要地位。第四,将与儿童游戏区分开,虽然从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来看,其实无论是成人的精神游戏还是儿童游戏,从广义上都可称之为游戏。但是精神分析学派对与儿童游戏的区分,让人们看到儿童发展的独特需要。

(三)其他核心问题域启示

第一,学前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论与实践构建。虽然精神分析学派并没有阐释游戏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但是它将游戏看做儿童的基本生存方式和儿童期最重要的活动,重视“游戏性体验”。这个理念对学前教育建构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与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第二,成人在游戏中的作用与指导。在游戏治疗中,精神分析学家提到游戏有助于成人与儿童建立情感关系,同时成人可以通过游戏了解儿童的发展状况与问题,并鼓励成人与儿童一起游戏。第三,创设安全的游戏心理环境。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观点主要是基于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和临床实践上。所以,游戏的环境创设与玩具选择只是作为游戏治疗的一个部分,并没有系统阐述。但从其基本观点可以看出,需要给儿童创设一个自由、稳定、安全的游戏环境,使儿童在游戏中能够宣泄压力,进行治疗。虽然安全的心理环境不是针对教育情境下游戏环境提出的,但是亦产生一定启示:成人应给儿童提供安全的心理环境,使儿童获得安全感与熟悉感,以更好地、更富有创造性地进行游戏活动。

(四)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局限性

第一,精神分析学派将与儿童游戏过分分裂开,某种程度上仍把游戏看做问题解决的幼稚期行为,否认了游戏对儿童毕生发展的作用。过多注重于游戏的物质化形式,虽然注意到了游戏性精神,但是并没有完全将此作为游戏的核心,以致将儿童游戏与分裂,将游戏精神与形式剥离开来。第二,未探讨游戏在教育中,特别是学校教育中的作用。由于精神分析学派关注的是精神分析与治疗,游戏也主要是在儿童发展与精神治疗的领域探讨,未触及游戏的教育价值。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北碚,400715)

参考文献:

[1]孙平,郭本禹.从精神分析到存在分析:鲍斯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2][4][5][10][12]刘焱.儿童游戏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17]王国芳.儿童精神分析中的游戏治疗概述[J].心理学动态[J].2000(4).

[6][7][11][13][14][15][18][19]郭本禹.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8]董虫草,汪代明.虚拟论的游戏理论:从斯宾塞到谷鲁斯和弗洛伊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第5篇: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文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第6篇: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文

一、课题的提出

“基于共生理论的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发展研究”是基于共生理论研究成果、针对农村基础教育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不断加速的今天,劳动力流动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数量进一步扩大,伴随而来的“留守儿童”数量必将进一步扩大,“留守儿童”现象将会也必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据有关统计数字表明:城镇学校“留守儿童”约占学校总人数 30%,农村学校“留守儿童”约占学校总人数的 40%。而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仅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就近 XX万人,而且还有增长趋势。“留守儿童”由于远离双亲,缺乏来自父母和完整家庭的亲情呵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些“留守儿童”在思想道德、心理健康、行为习惯,尤其是家庭教育等方面的严重断层和缺位,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偏离正常轨道:一些儿童内心产生严重自卑感,性格孤僻,行为懒散,我行我素;一些儿童因心灵空虚而盲目寻找其他精神支柱,迷上电子游戏、;有的甚至拉帮结派,打架斗殴,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由此可见,“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一个特殊的,需要高度重视和关注的现实问题。关注留守儿童是学校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需要。留守儿童身上明显存在的监护权缺失、安全无保障、情感缺乏、性格缺损、道德教育出现真空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学校全面育人目标的达成。关注留守儿童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教育部周济部长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曾指出: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和留守子女教育问题依然严峻……从负面看,父母外出务工使家庭教育缺位,对子女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生理、心理的健康成长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它最终会演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会影响农村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共生理论是一种有助于促进留守儿童发展的理论。“共生”一词的概念源于生物学,指不同种属的生物一起生活。在我国古老的中医学说中,也早就提出了“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共生理论”。共生理论和方法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开始应用于社会领域,主要是医学领域、农业领域和经济领域。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首先为西方社会学者们所提出。他们认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具有高度知识的人与生产工具的综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因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已经结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种“共生方法”的理论来设计社会生产体系,强调社会生产体系中各种因素的作用与关系。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共生理论”认为到,共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共生的本质是协商与合作,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等。依据“共生”理论来看待和分析学校教育中的发展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影响学校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宏观重大关系问题就是一种“共生关系”。如现代教育理念下的教师、家长、学生就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学习,协同进步,共同成长的共生体,三者之间是互惠互利,协同发展的。而作为共生体一部分的留守儿童群体完全有可能依据共生体的有效交往资源得以生存、转化与协调发展。

二、课题概念阐释

留守儿童是指远离双亲或单亲,多数依靠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监护的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就是指随着大量农村成年男女向城镇转移就业,而多数人没有携带子女一同前往,致使许多农村儿童远离双亲或单亲,成为农村家庭的留守儿童,多数依靠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监护。

共生理论。“共生”一词的概念源于生物学,指的是不同种群按某种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进行物质交换、能量传递,从而能够合作共生。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界,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与经济领域之中。“共生理论”认为:共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共生的本质是协商与合作,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等等。该理论强调种群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运用共生现象普遍性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中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关系,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关系存在的客观性,从而按照共生原理不断推进其向优化转变,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共生理论的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发展研究,就是学校基于对共生理论的理解与运用,通过对“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学习等现状的分析,研究探索出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学习等方面加以引导、梳理、教育策略,促使“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积极融入学校主流环境,获得健康快乐成长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及研究价值

(一)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

以共生理论观照和分析、解决学校教育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尚属新生领域。有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研究已开始并产生了一些影响广泛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基本侧重于一般理论研究方面,而针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智力的教育和实践研究是不够的。已有的研究往往注重现状的分析,但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智力的教育还没有较完善的方案出台。已有的研究往往注重针对性矫治留守儿童问题,但从系统层面解决这一问题还鲜有涉及。本课题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借鉴共生理论,针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智力的教育作进一步的理论梳理和实践探索,以探索适合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二)主要观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主要观点:

共生理论下的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教育的过程就是构建更加和谐的育人环境、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

本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

1、开拓共生理论在教育领域的新进展。

2、构建更加和谐的育人环境。

3、进一步探索出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学习教育方法及发展方案。

4、对“留守儿童”的教育适应当前农村现状的要求,对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新农村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本课题的研究价值:

基于共生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校,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学习等方面加以引导、梳理、教育,促使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实现教育目标,构建和谐校园。在家里,使家庭更加和睦、幸福,促进农村家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家庭。在社会,对促进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课题研究的目标:

学校基于对共生理论的理解与运用,通过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学习等方面加以引导、梳理、教育,促使“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并探索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学习教育方法及发展方案。

(二)研究的内容:

a、共生理论下的学校“留守儿童”教育研究。

b、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学习现状。

c、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学习教育。

d、探索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学习教育方法及发展方案。

(三)研究重点:

适合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思想、学习教育方法及发展方案。

五、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课题研究力图以“研究——尝试——反思——生长”为研究模式,力图在研究中尝试,在尝试中反思,在反思中生长。

1.文献资料的搜集与学习。广泛搜集、学习,把握国内外教育教学关于共生理论、留守儿童研究的先进理论与成功经验。

2.现状调查与分析。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对当前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分析。

3.探究试验的实践研究。在切实把握应然与实然状态的基础上,提出试验方案,开展如问题留守儿童个案研究、留守儿童情感补偿的实践研究、留守儿童养成教育实践研究、农村留守儿童学业困难矫治研究等。

4.经验总结法。总结经验教训,建构农村小学“留守儿童”发展模式。

六、研究安排

(一)研究思路:基于对共生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思想、智力教育的研究,并通过他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实践来进行教育。在心理教育方面,课题强调的核心理念是“包容、向上”;在思想教育方面,课题强调的核心理念是“自强、协作”;在智力教育方面,课题强调的核心理念是“进步、成才”。

(二)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XX年5月—XX年10月),准备阶段。

建立课题研究领导小组并落实课题研究人员。组织研究人员深入调查,分析现状,确立研究内容,制定研究方案。根据研究方案,制定相应的保障制度。规划研究经费,确保研究顺利进行。

第二阶段(XX年11月—XX年12月),实施阶段。

1、认真按研究方案开展研究,通过多种形式全面了解学生现状,不断发现新的情况,贴近学生,走近学生。边实践边研究,边研究边实践,让学生留得下,学得好,生活开心,家长放心。

2、根据“留守儿童”现状,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在活动中受启发,在交流中受教育,在相处中求愉悦 ,从个性中找共同点,从共性中找差异。收集案例,加以分析,因材施教,探索出教育“留守儿童”的新方法,新措施。初步拟定留守儿童发展方案、提纲,总结规律,分析提高。

第三阶段(XX年1月—XX年7月),总结阶段。

1、总结经验,搜集成果,整理档案,撰写研究报告。

2、初步制定《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发展方案》并付诸实施。

3、申请课题结题。

七、研究预期成果及保障措施

(一)预期成果

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现状调查分析 调查报告

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教育的研究 阶段小结

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思想教育的研究 阶段小结

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智力教育的研究 阶段小结

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共生发展的研究 阶段报告

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教育制度 制度

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发展方案 制度

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共生发展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二)保障措施

1、人员条件及资源保证:

人员条件是课题研究实施的主要保证。从参与课题的人员结构看,本课题具备很好的人员条件。课题主持人及核心组成员均从事管理工作已经有多年,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丰富的课题研究工作经验,并共同合作参与一项市“十五”课题的研究工作,并圆满结题。

其他人员多为学校各年级的班主任、有教学经验的学科教师,长期在中小学一线工作,他们构成了课题研究具体实施队伍。从知识结构、专业素质和已有经验看,这支队伍都是很出色的。

2、在确立本课题之前,我们查阅了许多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资料,对一些学生及其家长作了科学的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调查分析,了解到当前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教育现状、问题。在农村中小学开展“留守儿童”教育研究确有必要性和很大的实用价值。

3、课题研究的条件保障:

领导支持:两所学校领导都大力支持课题的研究,曾专门召开会议,鼓励课题组开展工作。

资料与设备保障:学校为了保障课题研究的正常开展,已配置大量教育科研、教育理论类书籍。学校还为课题组配备了多台微机,便于上网查阅资料。

经费保障:学校计划提供5000元作为课题启动资金,能充分保障课题研究的正常开展。

第7篇: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文

一、引言

维果茨基(Vygotsky,1896~1934),是苏联早期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创人,苏联心理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所创立的文化历史理论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心理发展观、活动观、内化说、最近发展区理论、心理学方法论等心理学思想,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他逝世时,虽然只有38岁,但他在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病理心理学和艺术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很大的。

维果茨基对儿童心理学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的概念。最近发展区是一种介于儿童看得见的现实能力与并不明显的潜在能力之间的潜能范围。也就是一种儿童无法依靠自己来完成,但可以在成人或更有技能的儿童的帮助下完成的任务范围。最近发展区理论是历史—文化学说中促进儿童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核心思想。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发展变化,本质上是不同时期一系列最近发展区的获得。而下面所介绍的这个“摘苹果实验”正反映了最近发展区理论。

二、实验介绍

1. 实验目的

研究不同要求对学生行为的影响。

2. 实验过程

心理学家将一群学生随机分成两个小组,让他们各自摘悬挂于半空中的苹果。两个小组摘苹果的方法各不相同:对第一小组的学生,研究者让他们一开始就去摘悬挂高度超过自己跳跃能力的苹果;对第二小组的学生,则将苹果悬挂在他们通过努力跳跃就能达到的高度,然后再逐步提高高度。心理学家认为:又红又大的苹果对两个小组的学生的诱惑力是相同的。因此,开始时两个小组学生都非常兴奋,都不断地去尝试,不断跳跃去摘苹果。摘苹果的结果不难想象:第一小组的学生根本摘不到苹果,因为悬挂的高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跳跃极限,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而第二组的学生不仅摘到了不少苹果,保持着刚开始的激情,而且跳跃能力也有很大的长进。心理学家紧接着让两个小组的学生都摘同样高度的苹果,令人吃惊的是情况大不一样了:第一小组的学生懒洋洋的,他们中的多数人走过场地应付几下,明显失去了兴趣;第二小组的学生则充满活力和兴奋,他们不断跳跃,而且跳跃的平均高度明显高于第一小组。

3. 实验结果

显然,第一小组的学生由于努力未果,形成了不良心态,大都失去了信心;而第二小组的学生由于不断努力,不断进步,显得踌躇满志,信心百倍,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三、实验应用

最近发展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处于某一年龄阶段的儿童,他的最近发展区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变为下一个年龄阶段的现实发展水平,而下一个阶段又有新的最近发展区。要深入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需要了解它的理论要点和引申含义。

首先,维果茨基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是: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第一种水平是现有的发展水平,这是已经形成的心理机能的发展水平;第二种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也就是通过教学能够获得的潜力。他认为,明确这种关系是教育对儿童的发展发挥主导和促进作用的前提条件。

其次,最近发展区是由教育创造的,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也是由教学动态决定的,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就教育过程而言,重要的不是着眼于儿童现在已经完成的发展过程,而是关注儿童正处于形成状态或正在发展的过程。只有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才能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发展。

最近发展区的大小,是儿童心理发展潜能的重要标志。当儿童因缺乏有关知识而不能完成某种智力任务时,一旦获得了有关知识,就可能完成任务。在杨玉英(1983)的研究中,对不能完成推理任务的儿童全都采取了提示法,结果发现,其中一部分儿童在提示的条件下正确地完成了任务。在这个实验研究中,提示对3岁儿童无效,对3岁以后的儿童,提示的作用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这说明解决相应推理问题的能力在年龄较大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之内,而3岁儿童的最近发展区还达不到所要求的水平。由此可见,查明儿童心理发展的最近发展区,向他们提出难度稍高而又力所能及的任务,从而使他们跳一跳就能达到新的发展水平。

最后,儿童在参与活动尤其是面向最近发展区的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获得了最佳发展,继而不断形成新的最近发展区,体现出发展的阶段性和独特性。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发展要依次经过混合思维、复杂思维、前概念思维和概念思维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各有特点,因此,在每一年龄阶段的儿童的教学都应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和独特内容,教学与发展的关系都是具体的和特殊的。

概言之,最近发展区理论注重儿童的主体作用,教师及同伴和社会互动等因素对儿童的知识建构的重要作用,强调教育的社会互动性及儿童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决定性作用。

(选自董奇、边玉芳教授主编的《经典心理学实验书系》之《儿童心理学》)

第8篇: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文

【关键词】普遍语法 儿童语言习得 参数

1 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

乔姆斯基在《语言与心智》一书中提出了“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概念,以后简称为(ug)。他假设儿童一落生大脑里就存在一种独特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device),以后简称lad。这种机制使得儿童从周围听到有限的句子却能说出无限的句子。他还提出一个语言习得的公式:最初的语言资料lad语言能力。乔姆斯基认为儿童头脑中的lad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语言普遍特征,即普遍语法(ug)和一套评价系统。儿童听到外来语言后启动普遍语法,并在普遍语法的指导和控制下,在外来语言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假设——演绎的方法,在头脑中逐步形成有关母语的、系统的语法知识。ug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帮助人类习得语言,是人与生俱来的语言初始状态。ug以第一语言习得速度快、知识准确、具有创造力等为依据研究第一语言。乔姆斯基关于ug的假设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小孩子一生下来,用不了3-5年,不用接受系统的教育便已掌握了自己母语的主要特点。

ug是所有人类语言都遵循的一些共同原则和规则,但是如果语言知识仅仅是这些原则的话,那全世界的人就应该说同一种语言,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更合理的解释这一现象,就要应用到上面提到的评价系统。也就是ug学说中的“原则和参数理论”(principle and parameters in syntacticaltheory)。儿童天生具有一种普遍的语言知识,当他掌握自己的母语时,他会把自己内在的语言系统与本族语言的语言系统相比较从而调整他的语法。该理论认为任何语言的参数可以根据这一具体语言的特定规则而设置不同的参数值。儿童学习语法的过程主要是设置参数值的过程。用公式来表示ug和个别语法(particular grammar)的关系:

“经验”

普遍语法(ug)个别语法(pg)

pg=α?ug

上面公式表示:通过参数α(即儿童的出生地不同,周围的语言不同),可以得出各种具体的语言。例如,α=a时,a?ug可能就是汉语语法;当α=b时,b?ug可能就是俄语语法。这种pg就是儿童接触语言材料之后内化了的语言规则,是下意识的语言知识,乔姆斯基称之为语言能力。正因为儿童天生有了这种语言能力,才能使儿童在短期内、在不需要大人教授更多语言的情况下,就能说出很多成人意想不到的语言。

2 普遍语法理论与儿童语言习得

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内在论”观点不同于bloomfield和skinner为代表的结构主语所提出的“强化”(reinforcement theory)或刺激——反应论(stimulus-response theory)。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先天具备的,是大脑的一种技能,是通过物种遗传获得的,正常人都具备的语言能力。如果不假设人先天具有语言能力,就不能揭示为什么人能掌握语言而其他动物不能,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儿童先天的智力水平以及后天的学习环境都不同,但都在四五岁以突发的方式学会了语言。但语言的习得是与语料输入分不开的,儿童需要接触一定量的原始语料输入才能习得语言,而且儿童语言初始状态的激活受时间的限制,过了临界点(critical period),即10-12岁,一个人便终生无法获得完整的操控母语语法的能力。人类发现的由野兽抚养长大的小孩,由于没有语言输入被发现时均不会使用人类语言,进入人类社会后均不同程度的学会一些语言。

3 儿童习得第二语言的优势

现代科学研究辩明,0-6岁是儿童潜能发展的最佳时期,每个儿童都有在大脑中形成两个以上语言中枢的可能性。乔姆斯基指出:“一种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一个侨民的幼儿可能在街上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学会第二语言,甚至每一个细微的音变都和说本族语的人一摸一样。”这表明,如果在语言中枢发展的关键时期内,给予儿童一个习得第二语言的良好环境,则儿童第二语言中枢的技能很容易在激活中得到发展。然而如果在关键期内,儿童未能获取另一种语言信号的刺激,那么另一语言的中枢技能就不可能转入活跃状态。国外科学家对接触第二语言的侨民儿童按年龄分组进行了试验,结果是:不满6岁的儿童组与13岁以上的儿童组有明显的差别,年幼组中,68%的儿童的口音被专家认为“酷似说本族语的人”;在年龄较大的一组中,这样的儿童只占7%。这显示出,如果在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内,儿童未曾得到第二语言的学习和训练,那么语言中枢的调节、控制机制,无论从发音到书写,还是从外部语言到内部语言,都已形成了与第一语言相吻合协调的、整套的控制模式。这时候再接受第二语言的学习就可能得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儿童和成人不同的认知能力是造成其语言学习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儿童在接触外语时,通常看到的是语言的相似性,以自我为中心不自觉地学习和掌握语言。对他们来说语言只是一种表达思想和表现自我的工具。此外,儿童不会像成人那样戴着社会的有色眼镜去选择应该使用何种语言,所以他们对任何语言都是包容的。

许多研究者认为,儿童语言习得与成人语言习得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情感因素上。儿童往往把语言学习看作一种游戏,并从使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获得乐趣。他们几乎不担心犯什么语法错误,甚至根据自己的喜好、需要“创造”一些错误的词语或表达法。最初接触外语的儿童经常试图用有限的词汇表达思想,以博得大人的欣赏,所以大多数儿童带有融合性学习动机,即有强烈愿望结识持另一种语言的人并与之成为朋友,甚至希望融入那个社会。与之相比,成人往往带有工具性学习动机。

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优势还在于:(1)幼儿先从听开始学习,这正是适合儿童语言学习的习惯方式;(2)幼儿不是逐个词去记,而是整句去学,这正符合幼儿学习的方式和特点;(3)动词是言语的中心,幼儿往往很容易从一个简单的动词开始,深入下去,逐步掌握复杂的语言表达;(4)幼儿大体上是按照思维的顺序来使用语言,这种方式易于促进记忆。

综上,本文分析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ug)理论,儿童习得语言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儿童头脑中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lad)解释了儿童为何能迅速习得母语,同时,儿童必须接触一定量的语料输入才能激活其语言习得机制,在其头脑中内化出语言规则。另外,乔姆斯基的参数理论解释了不同国家的儿童为什么习得了不同的语言作为母语,而且,与成人相比儿童习得第二语言具有相当的优势。

参考文献:

[1]桂诗春.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2]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第9篇: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文

【关 键 词】朴素理论;探究式学习;解释;预测;反例;科学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2-0014-02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在科学教育中明确提出“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幼儿实际参加探究活动,使他们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体验发现的乐趣”等指导性意见,从中可以看出,探究式学习在幼儿科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幼儿探究式科学活动简单地说是指幼儿像科学家那样,经历从提出问题,进行猜想、假设,进行观测和实验,得出结论和形成解释,到与同伴讨论、交流等基本探究过程。即,首先要通过感知、熟悉、提问、回忆来明晰自己的研究对象,提出自己真正关心或有疑惑的问题;然后分析自己的问题,充分运用已有经验做出猜想和假设;再带着问题通过亲自动手来验证自己的想法;依据观察到的事实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在同伴间表现、交流、分享探索的过程和结果。这一概念与国外有关学者提出的发现学习、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以项目为基础的学习含义相近,都是一种以问题为依托的学习,是学生通过主动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么,如何切实有效地引导幼儿探究式学习?也许,朴素理论为我们解读幼儿探究式学习提供了一个窗口。

新近关于儿童的研究发现:儿童对事物的看法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有着对世界的独特认识,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的“朴素理论”,但是现实生活中因为儿童交流能力有限,我们将儿童的这些认识定性为错误概念,可实际上他们能根据这套逻辑体系解释、预测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并且儿童随着自身经验的日趋丰富,会不断地发展变化以完善自身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儿童的知识点是相联系的,具有内聚性,同时儿童的认识能超越直觉相似性,能看到客体、人们和事件的“本质”,即儿童拥有朴素理论,且该理论和科学理论一样,具有解释和预测的功能,是有反例处理机制的。

笔者认为,幼儿的每一次有效探究式活动都是幼儿朴素理论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现以探究式学习过程的五个环节为依托,尝试以朴素理论的视觉来详细解读幼儿的探究式学习过程,以期为教师引导幼儿活动提供一点借鉴。

第一个环节,观察、发现、提出问题。观察客观物质世界,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探究式学习”的源泉,发现问题的心理实质是个体觉察到现有的某一状态与预想的状态之间存在差距。那么,我们到底该观察什么?哪些才是有价值的观察对象?如何在观察的基础上发现、提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不难从朴素理论的解读中找到答案。朴素理论认为,幼儿对事物的认识并不是“白板”,而是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的,而这套想法的表现形式就是“预想的状态”。所以,在开展观察之前,需弄清楚幼儿对待观察、待发现问题的已有经验、想法,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哪些理论。其实,只要我们科学教育的主题是贴近幼儿生活的,幼儿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经验、想法的。接下来,有针对性地做一些挑战幼儿已有理论的观察,引导幼儿觉察到观察现象与预想的现象存在差距,即当幼儿不能根据自己的朴素理论合理解释、预测现在发生的现象时,就与先前的理论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冲突。只有在这种冲突下提出的问题才是幼儿愿意解决的问题,才能牵引幼儿接下来的探究活动。但是在传统的探究式活动中,问题的提出往往是老师认为重要的问题,认为需要搞清楚的问题,而不管不顾幼儿对这类问题了解的程度。为此,在观察的基础上发现、提出问题前需要唤醒幼儿的朴素理论,在挑战朴素理论的基础上,幼儿主动提出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探究式学习”的核心。

第二个环节,进行猜想,假设。即引导幼儿对上一环节提出的问题作出进一步具体的解释、说明,或者预测未发生的现象。理论的两大功能是预测和解释,朴素理论也不例外。科学研究中讲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大胆猜想、假设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严格意义上讲是有根据的猜测,这个根据就是幼儿的朴素理论。预测使得儿童全身心地关注即将要发生的现象,有利于儿童明白我想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什么,我将会看到什么,我实际看到了什么。这个环节可以让幼儿作出具体的预测,以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让儿童比较预测与所观察到的结果之间的异同,促进儿童反思自己的理论。现实的科学教育中,对这个环节做得不够深入,往往是一笔带过。其实这个环节是更进一步弄清儿童已有朴素理论的过程,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记录、张贴儿童的预测,同时通过绘画、语言等方式搞清楚儿童为什么会作出这些解释、预测,促使儿童明晰自己的已有理论。

在前面两个环节的基础上,引导幼儿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观察和实验,在基于幼儿理论的基础上,挑战幼儿的理论,以达到对理论进行反省、改造、重组,即不断修正、调整、完善自身的朴素理论。

第三个环节,进行观测和实验。提供多种材料进行观察和实验。这个环节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幼儿寻找证据支持自身根据自身朴素理论所作出的预测、解释,即寻找证据支持理论。因此,这个环节中提供的物质材料和教师的指导策略就特别重要。反例是驳斥现有理论最强大的武器,同样,在儿童朴素理沦的发展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儿童面对反例时,并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马上就改变自己原来的理论,以适应新的事实、证据,而是往往要经历一个挣扎的阶段,他们通常采取“忽略反例、拒绝反例、将反例排除于理论之外、持有而暂时不使用反例、理论部分的发生改变”等手段来维护现有理论的权威地位,所以反例与儿童理论的变革并非即时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教师不要抱过急的心态,而是要等待儿童的成长,儿童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给他们时间注意到、意识到有大量的反例时,幼儿也许才会思考是否需要修正理论,这其实和皮亚杰提出的同化、顺应与平衡的机制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在合适的材料、适当的引导下促使儿童意识到大量反例的出现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个环节,得出结论和形成解释。要让儿童得出什么解释、形成什么结论呢?这时,我们必须要问,科学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让儿童通过观察、实验得出正确的科学知识、科学结论吗?但是从儿童处理反例的各种策略中,我们意识到要让幼儿通过几个科学观察、实验来改变原有的理论是很不现实的。为此,我们强调尊重理论,也尊重证据。笔者认为这里的结论、解释指的是让儿童寻求理论与证据的协调,即需要儿童“用理论去解释证据”、“用证据支持理论”。为此,他们可以对证据采取不同形式的加工以达到和现有理论的协调,但是你能感觉到他维持现有理论的努力与挣扎,也许有一天会在挣扎中蜕变,这种蜕变可以是幼儿将理论的进行了调整,而未涉及到核心理论;或者是从一个朴素理论走向另一个朴素理论,而不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从朴素理论一定会走向科学理论,即使这样,我们也认为幼儿的朴素理论已经在起变化了,是在逐步地发展和完善之中。所以,在这个环节中,我们的目的是引导幼儿依据观察到的事实得出自己的结论,是在意识到已有理论和现实证据的不一致,并乐于作出调和与尝试,并非强调统一的科学结论,科学知识的获得,这就需要我们摆脱那种过于关注结果的静态知识观,而更加关注儿童头脑中朴素理论的发展过程。

第五个环节,与同伴讨论和交流基本探究过程。谈科学是儿童社会地建构科学(特别是科学理论和证据)意义的过程,这个环节是指幼儿根据记录把科学活动中观察到的现象、动脑作出的假设,及动手操作得出的结论进行相互的讨论、交流。尊重事实是起码的科学态度,幼儿首先要通过绘画、图标,美劳创作等记录他们的探究过程和发现,这是他们得出结论、分享和交流的基础。这个环节可以通过发言、小组交流及全班课堂讨论的方式让幼儿与幼儿、幼儿与教师互动交流,这不仅是幼儿梳理自己探究过程的环节,也是使幼儿进一步明晰自己的理论和证据是否协调的过程,培养幼儿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与精神,促进幼儿知识经验的自我建构。同时,同伴间的相互质疑和矛盾之处会引发新的问题,从而激发进一步的探究。

总之,基于儿童朴素理论的探究式教学,需要在充分唤醒幼儿朴素理论的前提下,通过解释、预测、提供反例等策略,促进儿童理论和证据的协调。它并不是要以一种科学理论去取代儿童的朴素理论,也不是简单的“做科学”,而是基于儿童朴素理论,激发幼儿的好奇心与探究欲,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体验发现的乐趣,同时培养幼儿尊重事实,敢于质疑现有理论的基本科学态度、科学精神。

参考文献:

[1]鄢超云.朴素物理理论与儿童科学教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244-260.

[2]唐小俊,徐文彬.儿童朴素理论视觉下科学教学原则及模式的建构[J].上海教育科研.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