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新型农业概念范文

以新型城镇化联结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

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 促进工业强省

以新型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打造“天下粮仓”和“国人厨房”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河南代表团提出，中原经济区发展起来，不光造福中原人民，对国家经济发展都有促进，“中部崛起，中原要率先崛起”。河南应坚持把加快工业化、城镇化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努力促进“三化”协调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起来了，农业才有条件更好发展，农业现代化才能够更好实现。这真可谓是用“中原方程”谋河南的事，解中国的题。

中央领导提出的要求是有深刻的背景的。多年来，河南经济发展一直位居中部六省之首，但却一直未能像珠三角之广东、长三角之上海、西三角之重庆一样发挥其龙头作用、辐射带动作用，其影响力则远逊于前3省。为了迎头赶上，河南曾提出过“中原城市群建设”、“郑汴一体化”等发展战略，但皆因工业味道过浓，有妨“国家粮仓”之大计被中央一一否决。为此，2009年9月国务院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了“两纵两横”经济带概念。从地图上看，河南省所处的地理位置几乎与“两纵两横”四线都搭界，但唯独这一地区尚没有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在这种背景下，2009年11月，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上任不久便力推中原经济区战略。此前卢展工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大力构建海西经济区，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极大地扭转了福建被两个三角洲边缘化的不利局面，被当地人称为“卢海西”。现在在河南，卢展工被称为“卢中原”，他极力推进的中原经济区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但是，如何探索中原经济区建设新路，为传统农区推进现代化创造先进经验，国内没有先例，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更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任务，被经济界称为“中国式难题”。对此，卢展工2011年10月26日在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上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而努力奋斗》为题作报告时，对其作出了总体部署和要求。卢展工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总体定位是走“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的路子，即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这是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河南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实践，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走好这条路子，必须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作用、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可以预见，从实践中概括和提炼出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河南，将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河南实际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路子。期待河南的持续探索为全国提供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样本。

以新型城镇化联结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

一头连着新型工业化，一头连着新型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担当起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支撑中原经济区建设与发展的重任。这是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对新型城镇化引领的形象解读。在多个场合，卢展工对新型城镇化发表了独特的看法。他说，新型城镇化以前有很多表述，但是都没有跳出传统的概念，还是就城市论城市，就城镇论城镇。目前，全国各个地方对城镇化的表述，就河南的是最独特的，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城镇化，是包含了农村的城镇化，所以说是新型城镇化。卢展工还说，新型城镇化概念是河南人创造的，它是从实践中概括和提炼出来的。河南正在走一条与众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河南实际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路子。卢展工说，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引领”这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创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通过城镇这个概念联结起来，过去工业怎么联结农业？唯独城镇可以联结工业和农业。

对此，党代会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可以看出，河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和谐发展，它应该包括5个层次，即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如郑州、洛阳）、地区中心城市（省辖市所在地）、中小城市（一般指县城和新型的小城市，乡级市）、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具体部署上，党代会报告要求着力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完善中原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推进交通一体、产业链接、服务共享、生态共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开放型城市群。优化中心城市布局和形态，促进中心城区与周边县城、功能区组团式发展，培育整体竞争优势。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提升交通枢纽、商务、物流、金融等服务功能，建设全国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强城市新区建设，强化产业复合和经济、生态、人居功能复合，支持城市新区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最具活力的发展区域。着力增强县域城镇承载承接作用。要用现代城市的理念和标准来规划建设城镇，注重内涵式发展，突出特色、提高品位，强化产业支撑，完善公共服务，把有条件的县（市）发展成为中等城市，把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发展成为小城市，提高承接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着力增强新型农村社区战略基点作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促进农村发展的增长点。

第2篇：新型农业概念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技术推广;农业;作用;发展前景

前言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传统农业的发展与推广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所以农业发展方向正在由传统方式转向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概念，能够为农业的转型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从而出现了“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方式，通过互联网的信息流通优势，将新型农业技术快速有效地传递给农业人员，并通过互联网上的沟通，答疑和说明实例来提高技术推广的质量，进而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基于此优点，大力推进“互联网+农业”是快速发展农业，是促进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可持续化的可行之道［1］。

1“互联网+”与农业接轨的概念

1.1“互联网+”概念

“互联网+”的概念最早由2012年11月，易观集团董事长兼CEO于扬在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提出，他在会中提出，“互联网+”是属于各位所在的各个行业的一种结合点，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互联网+”模式［2］;2014年11月，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李克强总理也指出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实现目标的工具便是互联网。“互联网+”作为互联网的新型发展形态，其核心在于创新，简单来说就是“互联网+行业”，通过互联网的信息与平台技术，将行业与互联网相互融合，达到一种新的生态模式。在“互联网+农业”之中，主要的新生态模式作用于互联网平台，面向大型农业主体，例如农场与农业大户;其体系链主要为农产品流通与农业技术的传递，提高农业主体的生产技术，对农业主体的融资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2“互联网+农业”概念

“互联网+农业”的概念是将互联网融入到农业技术、农业生产、农产品营销与融资等方面，通过互联网的信息化优势，推动农业快速向智能化、信息化、现代化、自动化发展，且这种发展方式不拘泥于地域、时间等因素，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传递与获取，极大地方便了农业的技术学习，且丰富了营销手段，从而能够快速推进农业产业发展。

2“互联网+”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

2.1丰富国家农业信息数据库

通过“互联网+”在农业中的应用，手机、电脑等移动信息终端可以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进行相关信息上传，并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来收集农业技术生产中的土壤、气象、科研成果、设备、病虫害、动植物信息，然后通过GreenPlum、Exadata、Infobright等分布式数据库进行信息统计分析，并在Mahout上使用K－Means、NaiveBayes算法进行数据挖掘与处理，最后将有价值的信息上传至国家农业信息数据库，以方便各企业单位、政府部门与其他农业人员获得技术支持［3］。

2.2提高农业技术教育科研与推广的效率

通过互联网的通讯优势，将农业技术进行教育科研和推广，促进农业技术成果的推广率与转化率。技术推广人员通过获取农学院的技术成果需求，将信息进行采集，并通过互联网获取新技术信息，然后将新技术投入农业生产当中进行技术试验，最终将新技术应用在农业推广示范基地内，展示新技术合理性与有效性，并对其进行推广。通过这种模式，让技术的教育科研与推广实现供需对接，达到科研、技术与推广的有机结合，完成农业技术的信息化。

2.3实现可持续化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农业生产为保证经济效益，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农药、农业覆膜等影响环境的化工产品，导致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土壤肥沃程度大幅下降，传统农业发展受阻，农业发展前景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互联网+农业”的推行，使农业跟随可持续化发展战略，认识到环境污染对农业影响的严重性，通过互联网掌握节水技术、有机化病虫害防治、农药合理使用方式等知识，从生产阶段就保证生态环境，使农业走上可持续化发展的改革道路。

3“互联网+”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发展前景

3.1新时代农业发展的可行道路

在当前信息化的大背景之下，各行业都顺应社会发展进行了变革，同样农业的发展也要遵循规律进行信息化改革，“互联网+农业”作为农业信息化改革中最为全面，优势最明显的一条道路，能够在技术、成果、生产、营销等多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对于推进农业的可持续化发展优势尽显，是新时代下农业发展及改革的最优选择。

3.2提高农业生产与技术协调效果

“互联网+”通过建立云数据平台，对灾害与市场波动进行大数据算法预测，以达到预防灾害降低风险的效果;同时通过信息检测系统，对土壤质量、耕地质量等指标进行分析并反馈给农民;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将农业知识与先进技术传递给农民，并通过即时通讯软件或平台对农民进行实时指导，达到农业生产与技术相协调，解决了农民的问题同时还实现了农民技术与知识的提高。

3.3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

通过“互联网+”的信息化联动结构，农业生产的整个流程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终端进行控制，在提高信息管理效率的同时还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质量和产量;同时农民可以通过手机、电脑、平板等智能信息终端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调整，掌握其他地区的农作物生长水平、生产方案和价格波动，从而通过更全面的数据实现生产现代化和对市场走向进行判断，实现农业生产智能化。

3.4农产品网络化销售，提高营销水平

通过“互联网+”的云数据平台将农作物从种植到生产的过程详细记录，并通过数据，视频等方式展现给消费者，从而让消费者能够确认农产品的安全性;通过即时通讯软件、网站、手机app等媒介对产品进行宣传，将公众认知面扩大;通过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进行精准获客，向拥有类似农产品需求意向的客户与消费者进行营销投放，初步实现农产品的网格化营销手段;通过京东、淘宝等电商途径给消费者提供方便可信的购买渠道，实现消费者分布由区域到全国的转变;完善产品服务系统，通过网站，即时通讯软件和电商售后平台等与客户进行沟通，解答客户的疑问并收集客户对于产品意见的信息，同时在产品服务系统不定期对消费者进行优惠活动投放，以增加对消费者的粘性。

第3篇：新型农业概念范文

之后多年，社会所理解的“农民工”大致上是指那些户口仍在农村但已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在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打工、经商以及从事其他服务行业为主的一类人群。

一、“农民工"称谓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的出现源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逐步转移并从事工业、服务业生产的过程。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快，以先进的工业、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为依托，“农民工”会逐步稳定到城镇和农村，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当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解体，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区域差距逐步消失，我国农民工问题将逐步得以解决，“农民工”也终将融入城乡，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出现了关于“农民工”称谓欠妥的看法，并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第一，“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存在局限性。“农民工”的概念是一种通俗的称谓，但这一概念在表述上具有不确切性，在分类上具有不准确性，在范围上具有模糊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农民工”已经由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并逐步融入城市生活。显然，这一称谓已不适合于他们。对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虽然生在农村，但从大中专学校毕业后，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远离农业生产。有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父母是“农民工”，户籍在农村，但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与“农村”、“农业”的关系更加疏远，“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更是名不副实。

第二，“农民工”概念在特定背景和条件下的表述有“歧视性”。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堪忧。另外，由于历史时代的原因，“农民工”一词还与“文化水平低、素质差、弱势群体”等固有印象紧密相连。

鉴于“农民工”称谓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用“新兴产业工人”的提法代替“农民工”。第一，从历史角度来看，不同的时代，均有大量的农民走向城市从事工业生产，从而演变成为产业工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工人大多数都是从农民转变而来的。改革开放更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融入了城市，跳出了“三农”圈子。因此，“新兴产业工人”的名称比较符合他们的实际身份。

第二，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劳动大军，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建设者，从事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新兴产业工人”的名称既能体现“现状”，也能体现行业特征和职业特点，比较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第三，“农民工”是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特殊群体，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将逐步融合为“一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民工”将彻底成为历史名词。

第四，和谐社会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民生安逸、秩序井然的一种社会状态，保持稳定、促进和谐的关键是要减少贫困和不公，使公民依法享有公平的待遇和权利。农民工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城市已离不开农民工的劳动。但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同样职业的相同劳动，但待遇偏低；同样为中国公民，社会保障却缺失；同样为人父母，子女却享受不到同等教育资源，还要忍受种种歧视和偏见。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举全社会之力，对农民工在政治上尊重，使他们在待遇上平等，文化上融合，为社会稳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战士”；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看，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用“新兴产业工人”的概念来表述更加彰显公平、正义以及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准确把握。

此外，笔者在研究和撰写此文过程中也注意到：“农民工”输人大省广东和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明确表示，“农民工”称谓本身带有歧视色彩，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党建》杂志社等联合举办的“农民工——新时期产业工人的生力军”青岛港经验高层研讨会上，把农民工称为“新时期产业工人”；河南中牟县称呼“农民工”为“新型合同工人”；社会上对“农民工”也有一些其他的称谓等。这说明党和国家以及地方、企业、专家学者、相关机构和组织从关爱农民工、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等角度，都在满怀热情、想方设法地寻找“农民工”的替代性称谓。

二、以“新兴产业工人”替代“农民工”称谓的意义

“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具有历史意义。第一，“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农民工群体自身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工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同步发展、进步，农民工群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工群体自身也在成长、壮大、分化，大部分转向“工业”和“服务业”。“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是时展变化和农民工群体发展变化的体现，标志着这一群体由“农”向“工”、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

第二，“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客观体现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特征和贡献。“新兴产业工人”这一概念，客观地体现了该群体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实际，以及为我国工业化作出和正在作出的贡献，体现了新时代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化既是该群体产生的基本历史背景，也是该群体为时代和社会作出的主要贡献。

第三，“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为该群体提供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称谓。一方面，肯定了农民工作为“工人”的基本属性，同时体现了该群体的成长性，说明该群体是还处于“成长发展”中的“新兴”群体；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群体的很多新特点、新情况和面临的新问题。

第四，“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凝聚力量。从历史的经验看，农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新兴产业工人”来自农民，转化为工人，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走向“一元”，建设我国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引擎，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宏伟大业的中坚力量。发展好、维护好、凝聚好这支生力军是“三个代表”的真实写照，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因此“新兴产业工人”是当之无愧的称谓。

“农民工”概念的扬弃具有现实意义。第一，“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让这一群体具有符合自己实际的称谓，体现了该群体的历史作用、时代贡献和光荣使命，对于激励这一群体进取向上、创造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是我国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兴产业工人”的概念准确地揭示了这一转变趋势，具有本质性、趋势性和导向性的特点，对于全社会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培养造就技能水平高、综合素质高的新兴产业工人队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农民工”的概念，是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群体作为新生事物登上历史舞台后，能够反映其时主要特征的通俗化概念。“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对于深化研究这一特定群体的发展、变化及影响具有积极意义，对于研究该群体对工业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马克思在科学研究人的本质问题时，先后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自由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本质”，这三重思考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仍然具有颇多启示和激励。同为中国公民，“新兴产业工人”的称谓、培育及其发展更有望让我们这个社会缝补差距、营造和谐、体现尊严、促进发展。

三、对“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

对“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必然选择。

“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协调联动大力推进。第一，从政府层面来说，正确的政策导向很重要。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2010]11号)对农民工培训工作做了具体指导，提出了具体目标。“意见”指出，按照培养合格技能型劳动者的要求，逐步建立统一的农民工培训项目和资金统筹管理体制，使培训总量、培训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相适应。“意见”是今后做好“新兴产业工人”培育工作的重要指南。

第二，“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离不开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需要列入地方年度工作计划，安排专项资金、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实施，并对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监督。“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需要政府对职业教育、对企业的培训培育工作提供具体的政策支持。如：企业开展“新兴产业工人”培训培育工作，政府可以按照企业规模和用工数量确定指标，对能够较好完成任务的企业进行奖励或税收减免等。另外，党和政府及相关组织应在就业、工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户籍、荣誉评选、各界代表产生等方面给予“新兴产业工人”更多的关怀和支持，统筹兼顾逐步解决相关问题。

另外，建议针对各行业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全国统一的技能分级管理制度，进行技能培训鉴定，并建立相应的薪酬管理制度。鼓励“新兴产业工人”参加培训和考试。简化考试程序，突出实用性，为“新兴产业工人”在专业技能方面的不断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政府对于培育“新兴产业工人”所起到的是政策导向和制度建设作用，而企业是培育“新兴产业工人”的主要阵地，要以人为本，创新机制，着眼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培养造就高技能人才。着眼于加快自主创新、提速增效，在员工考核管理机制、薪酬管理制度等方面创造机会，完善制度，鼓励新兴产业工人提高技能水平，成长成才。

第4篇：新型农业概念范文

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对其内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却未做出全面的梳理和界定。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和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其具体涵义有四：第一，它不同于以往把农业、农村、农民以及相关问题分别称谓，并在主观上一味地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而是把三者融会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概念转变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第二，它不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中的某一个概念和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主题，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的农民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农村问题，却暗含这三方面的问题，明确界定了三者之间质的区别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而需要单独看待和处理的矛盾，从而使原先单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转变成了“三个维度”（温铁军，2008)的三农和三农问题。第三，它不是把问题囿于三农问题本身，而是把它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温铁军，2008),放在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从而使之由原先的局部问题上升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第四，由于它把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因而不能单纯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进行研究，而必须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形成了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中国和世界自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提出上述提法呢？中国究竟在何时提出这一新概念？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一概念？其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不仅对弄清三农和三农问题本身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涉及对新中国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和三农发展道路及其前景等一系列更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三表权备和三农问超提出之肯

众所周知，在约1万年前，在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就产生了农业和农民，随后出现了农村。在文字发明以后，逐渐有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称谓。随着三农的产生，特别是在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这些古国乃至世界，三农面临着各种问题。例如，农业结构单一，农村封闭，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贫困等。这些问题不仅仅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决定，而且与社会制度、国家对农业的宏观政策和城市工商业同农民交换的不平等程度等方面紧密联系。越到后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就越紧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是造成历史上农业衰退、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谷贱伤农”则是价格因素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不同步的经典案例。这些都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从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在古代中国，个别典籍和一些学者、诗人曾多次使用“三农”一词，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周礼?天官?大宰》中“一曰三农，生九穀”的“三农”，按汉代郑众的注解是指居住在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唐朝诗人钱起《观村人牧山田》中“六府且未盈，三农争务作”的“三农'也是这个意思。汉朝张衡《东京赋》中“三农之隙，曜威中原”的“三农'是指春、夏、秋三个农时。宋代诗人王炎《南柯子》中“人间辛苦是三农”的“三农”，是对春耕、夏管和秋收三个农时农民辛苦的感叹。清代张宗法所著《三农纪》中的“三农'是指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等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有“重农”、“尚农”、“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都把维护自身统治作为唯一宗旨，决定其所“重”、所“尚”、所依为“本”的是农业，而不是农村和农民。这是因为农业可以为其提供打江山、坐江山和挥霍享乐的物质资料。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其建立和维护统治的作用，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民为邦本”之说；但是，在这个语境里，农民被转换成“民'而不是农民。《说文》曰：“民，众萌也”，即无知百姓，是他们利用、统治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农业的主体，更非需要解除痛苦的对象。因此,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

近代中国也未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统治权力，以各种手段甚至战争,残酷掠夺中国农村的资源，造成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超过古代任何时候，也远非当代三农问题所能企及。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由于发动和依靠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是应对民族危亡和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最迫切的任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民问题”的提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即在“农村问题”的语境下展开。尽管此时的“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但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但在长期内也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土地改革的完成被认为是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原来被广泛使用的“农民问题”的提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曾将农业问题简化为“粮食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有效供应的问题。因此，那时农业和农村是关键词，农民较少受到关注。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同样存在三农和严重的三农问题，但是，也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欧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掠夺农民的财富。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已指出“剪刀差”在西方存在的事实：都市“能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较多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物'这种规约“给了都市商人匠人有一种较大的利益，使较优于农村的地主农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亚当?斯密，2009)。同时，这些国家以各种超经济强制，甚至暴力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以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获得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血腥的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对农民“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列宁，1988)的“普鲁士道路'都以“血与火”的文字，书写了欧美原始资本的积累史。这些国家从农业中搜刮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却造成农业的衰退。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和后现代化阶段，才大规模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业收入和农村发展才逐步实现与其他行业和城市的大体平衡，三农问题得以暂时解决。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只要看看被当作三农问题根源的“二元经济”命题的提出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相关论著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三农的实际情形，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就一目了然了。那种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江永红’2005)的观点，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存在或存在过的事实，夸大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这些国家没有也不会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在经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农业与工业是不相容的，小农是落后的象征，因而由现代工业和市场对传统农民进行“末日审判”和“淘汰”，是麵当然而不称其为“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始终没有把解决这些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旨趣。在结构主义时期，存在严重的重工轻农倾向，认为发展的重点紅业化’而农业则是福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农业和农民的首對壬务，是养活城镇人口、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廉价劳动力（刘易斯，1989)。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虽然转而主张农业与:Dlk平衡增长，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前一阶段的缺陷，认为农业增长的目的是为IDlk部门提供尽可能多而便宜的劳动力与农业剩余资金，以免经济陷入“李嘉图陷阱'至于农业的命运,“在商品化点到来之前，它是剩余劳动和经济剩余的提供者，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榨取，的对象；而在商品化点过后，农业则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附属物，它是需要‘补贴’的部门”（陈广汉，1995)。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不可能产拉农齡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上个世纪六七作代’西方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其讨论的主题，但在概念、提法和研究视角上，始终“止步于‘当代农民学’或‘社会农学’”（秦晖1997)。由此可见，农业、农村、农民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产业、地域和群体；三农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问题，并非一些人所说“是中国特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江永红，2005)。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三、三农概合和三农问超提法的提出

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和党的农村政策顶层的正式用语，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21世纪之初的事。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萌芽的阶段（1985年?1991年10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农民这个曾在民主革命时期充当主力军、在五六十年代三度探索“包产到户”而被传统管理体制长期禁锢的群体，重新焕发出惊人的伟力。他们不但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而且很快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奇迹，在1982?1984年粮棉实现连年丰收。接着，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奇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波动和反复接踵而来。一是随着粮棉连年丰收，在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接着又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加重。二是1988年国家价格改革失利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抵消了1979年以来农副产品提价带来的收益。三是1989年国家为优业结构，对一业实行“辦并转'导致一些乡镇企41^济下滑，农民从这些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减少。四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波动：增速从1978?1984年的年均16.5%,下降到1985?1990年的7.8%、3.2%、5.2%、6.4%、_1.6%和1.8%。与此相联系，1985?1986年、1989?1991年两度出现粮食产量大滑坡。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这种反复，说明农业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减少必定带来农业生产下降；也说明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农业发展本身，还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提出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开始了深入调查。1985年，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基于耕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村人口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和“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状况，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开始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温铁军，2003)。1988年，时任农业部司长的范小建微服私访20多个县，了解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后，他写调查报告给农业部，直陈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这个报告受到农业部部长刘中一的高度重视，并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把调查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弓丨起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多讨论（温铁军，2004)。尽管这个阶段对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初步的，关于“开通城乡”的讨论结果也没有条件实行（温铁军，2003)；但是，这些调查和讨论表明，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越出以往狭隘的视野，把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加以区别，而且在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同时，重新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将其放在国家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这些都说明，三农问题的思想开始萌芽了。

(二）第二阶段：把三农并列相提和提出三农概念内涵的阶段（1991年11月?1994年）

如果说上一阶段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问题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思考，那么，他们在这一阶段则沿着新思路，进行了有组织的多方位调查和深入思考。党和国家在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重新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把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相提，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

首先，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J

其次，政府围绕三农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农业部及其所属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蹲点调查。1993年4月?7月，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业部组织抽调了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554人，深入全国26个省（区）的广大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蹲点调查?o其中，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课题组在安徽蹲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业、农村问题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8)。同年5月，温铁军根据在安徽调查的成果，在《经济曰报》上发表文章《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指出要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而不是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3)。调查组成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把农村合作金融、乡镇企业股权交易、土地流转等相关问题纳入同一个试验区进行了具体操作。二是1993?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在安徽等5个省份分别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三是1993年农业部在河南进行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要进行商、粮、供、贸、物五大麵系统的全面改革。四是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个单位的专家，围绕当时出现的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联合展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推进城镇化等问题，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具体政策。可见，在这个阶段，这些部门“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②，而是把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研究（陆学艺，2004),并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正是三农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再次，中央接受三农的理论框架，把农Jk、农村、农民并列相提.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不仅明确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提法在中央全会上正式使用，而且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如果把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他1992年11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比较，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区别：后者更强调农民问题，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更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调整社会资金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这说明，中央已完全接受和使用了三农这个新的分析框架。

(三）第三阶段：进行凝练概括，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阶段（1994年?2002年）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的提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融为一体，提出了三农概念，并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集中起来，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比如，冯灼锋在《广东经济》1994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思考》、陈锡根在《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发表的《“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议》等文章，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如果说这些文章对三农内涵的解释还不够深刻、明确，还没有引起中央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那么，1995年，温铁军向政府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温铁军，2005)、他在《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之后，三农的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作为一个新的、特定的“流行语'开始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和社会上越来越多地被广泛使用。温铁军的建议和文章，深刻阐明了中国农村领域的问题可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收入增幅再次减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现持续扩大之势，使得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这引起了中央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三农也成为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被持续关注的词汇之一。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翌年，他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999年，曹锦清出版了专著《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把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翌年，他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些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弓丨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成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在内的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共同的和最热门的话题。在社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本刊编辑部课题组，2004)?

(四）第四阶段：中央正式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阶段（2003年以后）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史无前例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意见》指出：十六大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强调“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可见，形成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界面对新情况，在长期改革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陆学艺，2004)，“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温铁军，2004)。

四、提出三來概备和三农问超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破天荒地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绝非偶然。除上述谈到的直接原因外，还存在诸多深层原因。

首先，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农民及其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而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的正确政策。该理论不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依据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上述基本国情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立场和内在逻辑，很容易得出三农问题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结论，并形成广泛共识。同时，毛泽东既把农民看作一个整体，又对农民内部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既把三农看作整体又将三者相互区别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启示。

其次，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对。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空间结构由散漫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和转移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西方极不相同的特征：一是现代化的类型、性质和资本积累渠道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先发型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极富侵略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源的大量掠夺，是其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西方国家农民的负担。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现代化，且中国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从也不能发动对外掠夺。其现代化的成本，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承担。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同。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具有缓释性。而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年。其后又受到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解放后经济条件制约以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并以巨大规模快速推进。1978?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中国城镇化率从1981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40%。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世界上鲜见的。其中，中国城镇化率翻一番的平均时间是22年，而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伍江，2010)?这一速度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起点低，但其规模比西方任何国家大得多的背景下实现的。以上特点，使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本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农民的这种牺牲，虽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使得三农问题所蕴涵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关系以其他国家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并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样的特征和发展背景，为认识三农问题，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第三，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深怀农民情结的大批专家学者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条件。农民不仅养育和繁衍了自身，而且养育和繁衍了“非农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形成了中国人深深的“农民情结”。其中，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农民情结”最重、最执着的群体之一。他们面对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各种问题，把对农民的强烈感情升华为神圣使命，为改变农民命运殚心竭虑，奔走呼号；为解决农民问题不辞艰辛，调查研究，谏言献策，身体力行，探索新路。近代中国出现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陈翰笙等探索农村出路的著名学者。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批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继承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注三农的传统，并将当代三农的实际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取得了大量反映三农实际状况的材料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正是他们辛勤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也是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上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代表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才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型农村，实现农村富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制度安排和措施，旨在降低此过程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痛，并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当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暴露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统一解决，城乡之间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囿于三农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而应该根据解决该问题的内在要求，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按照三农的新概念、新提法和新框架，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道路。

五、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分列概念。但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既把三者融为一体又相互区别、既把三农作为对象又将其与外在宏观环境相联系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这一新概念、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特殊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可以说，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荡”（吕昭河，2007)，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则是中国现代化之喜，使得三农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唤起了党、国家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其置于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一致的重要奋斗目标。

第二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维性分列概念和就三农说三农的城乡分割的“单向度”?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把三农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和问题，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双向度”的全局性问题。它改变了过去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理论、研究某一方面的狭隘视角和传统框架，建构了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多方位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实现了对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新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同时，实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但开创了全社会上下协同、城乡互动共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壮观局面。

第5篇：新型农业概念范文

关键词 生物技术 生物经济 新型农业体系

1 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

对生物技术的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为“对基因、细胞、器官、胚胎、微生物、动植物等生命体进行研究开发运用的技术活动”。就本文的生物技术研究（非农学意义，而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来说，对生物技术的一切研究都必定是建立在对生物技术如何具体运用于中国本土社会发展的研究之上的，是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生物经济是生物技术顺延而来的一个概念，2000年美国科学家Stan Davis和Christopher Mayer基于生物技术的迅疾发展及其影响，正式提出了“生物经济”（Bio-economy）的概念，“它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开发与运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科学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它孕育于1953年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如果生物技术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尚未能独立地成为一种社会——经济事业的话，也就没有生物经济这个概念了。所以，生物经济这个概念是指生物技术与实验室外的社会接壤后发生的经济——社会事实。如果没有产业化的运作，没有它运作的动力与目的，生物技术本身并不能直接衍生出生物经济。生物经济必然是通过市场运作，到达最大范围的受众，才能成为一种现在被舆论预测“将替代信息经济成为新经济龙头老大”的经济形态的。就象资本的本质实现是获得利润，技术的本质实现就是获得传播运用一样。我们就该关注什么样的生物技术能够被传播运用，又是怎样成为经济因子的，亦即生物技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社会事业的运作的动力和目的。

实验室里的生物技术，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也与此无干。要使技术与经济生活连接的前提必须是，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所需要并要获取，必须有一个共享的范围，这个范围较大，技术的（经济）价值一般就较高。技术可以很个人，它是单向度的，它自身不能检验它的社会需求，而技术的经济性则着重在共同群体间的服务，必须是普遍的认同需求与供给的共同利益的平衡，必须产生社会效果。生物技术的传播与共享永远只是一个不断克服局限的努力，但局限是永远存在的，先天的利益不公正已经包含其中。所以我们来研究生物技术，更重要的是研究它怎么逸出实验室，飘落到社会经济生活土壤中，结出生物经济这朵花来的，而这朵花的粉与蜜又是为谁所拥有和采摘的。

2 生物技术的物质层面与社会层面（亦即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

笔者认为，生物技术应该有两个层面的属性。

第一个层面，物质层面亦即事实层面。如前面提到的，生物技术研究的是基因等生物体，这是物质基础和前提。但是它还不足以使生物技术“走出来”，进入市场运作成为生物经济因子。生物技术其实是生物经济的潜在形式，是它的质料。就象转基因大米种出来就是为了进入市场卖掉，但并不是所有的都卖掉了，有的也许是农民自己吃了，这时候它就不是生物经济成分；决定转基因大米进入市场的是米业制度、米市行情和机遇，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是用转基因大米种子种出来的大米。借用逻辑学老祖宗亚里斯多德的一对哲学范畴来说，质料只是潜能，从潜能转化为现实存在，还需要目的因和动力因，质料和形式这一对范畴是被亚里斯多德用来解释事物发生的原因的，形式本身可以划分为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再加上质料因，便是亚氏著名的四因说，一切事物的发生离不开这四因。在他看来，作为潜能的质料从理论上讲是在先的；但实际上，现实性是在先的，因为如果潜能在先的话，那么很可能一切的东西都可能存在，却还没有存在。就生物技术来说，它出不了实验室，进入不了生产体系，没有生产运作的目的和动力，就不会是生物经济的因素。所以，生物技术的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就是划定了生物技术的质料，从定义的角度来说，就是规定了事物的属性。形式逻辑的定义法也是亚里斯多德开创的：被定义项（种）=属+种差。属和种是事物的外延，种差是事物的内涵，属的外延大于种的外延，一属有多种，种与种的区别便是种差。如果我们把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联系起来看，那么生物技术的这一层面的属性便不足以揭示出生物技术的种差，比如已能作为生物经济因子和不能、尚未作为生物经济因子的区别。我以为，生物技术的物质属性只能是生物技术的属概念，而不是种概念，更本质性的东西还没有被揭露。这就涉及到生物技术概念的第二个层面的划分。

第二个层面，社会层面（亦即价值层面）。生物技术必须具有社会——经济价值，才能进入市场完成使命，所以生物经济意义下的生物技术必然是社会性的存在。然而我们似乎一直不敢公开宣称这一层面，因为我们害怕掉进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泥潭。我们一直以来都有泛政治化的“左”倾倾向，十年动乱留下了惨痛记忆，连养只鸡都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技术的物质层面，以为凭此可以保住技术再不受上层建筑的凌迟，但技术终究不是乌托邦了，终究要降落到社会大地上来。

在生物经济概念下来看生物技术，就会重视价值观视角的引入。作为生物经济因子的生物技术与否的两者之不同就在于前者是有价值标准与衡量级别的，这个标准在一个共同的范围内是有效的，尤其在技术的实用性、对经济的促动性等方面；然而这种效应也是有边界的，它受制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所以才有一个社会里的生物技术创造出来的生物经济价值不同于另一个的社会的现象。那什么又是生物技术（经济）价值呢？有人说，“是经济效益、盈利能力，技术实力基础，未来的发展前景、社会意义”，“它们的价值体现在高新技术性、巨额营利性、美好的不可预计的前景性”。显然，与其说这些优点是生物技术价值性的本质体现，不如说是生物技术与社会上受众的价值关系的表现。生物技术的价值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是我们人在说这种技术而非那种具有价值，任何价值都不是孤立悬置的存在，主客体之间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价值的消失。价值不是事物的属性，它是一种关系的体现。我们可以来分析转基因大米有多少先进成分，宣布它有多少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但转基因大米的价值对于愿意吃它的人和一个不愿吃它而愿花大价钱买“有机食品(organic food)”的人是不一样的，价值和主体是不可分割的，这里就存在一个价值的有效性和边界的问题。

3 生物技术价值的有效性及其边界

由前述可知，生物技术价值是一种价值观，但它不是个别的价值观，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关系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生物科技及经济行业是一种社会存在和社会事业。

在对价值关系的考察中，也许我们应该格外重视对于主体的考察，因为价值的本质体现在主体上。但这个主体并不是主、客观相分离的形而上学两分法的主体，而是一种能动的主体，是主、客观相交融、相统一的主体，价值事实便是在主、客体价值关系运动的现实效果。

生物技术价值的主体当然是人，而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比之单个人，社会更应该成为生物技术价值的主体。就价值主体来说，小而言之为单个的人，大而言之为整个人类社会，这个谱系还能划分出无数层面：国家、民族、地区、阶级、集团、社区等等。站在不同的主体层面，就有不同的价值评判，价值评判的背后是利益原则：商业利益、政治利益，或者其他。不同的价值主体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实际生活中，生物技术事业应该以国家和民族为价值主体，生物经济价值就必须服从国家民族共享的价值观念体系，并且生物经济价值评价标准也应该以社会价值观体系为边界。因为不同的国家民族的社会体制、社会规范、文化不一样，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也绝不会和另一个社会的完全一样，生物经济价值所立足的特定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就决定了其价值的标准及其有效性的边界。

目前生物技术界是众所注目的朝阳领域，被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社会上对这个新生事物有赞扬也有疑虑。中国生物科技事业是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而发展起来的，改革的目标和归属是富民强国，“国”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中国生物科技事业在根本上不得违背这个共同的利益原则，不得无视这个价值主体，这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发展源泉和合法性所在。那么，中国生物科技事业发展取向和价值坐标是否就应该是，立足和造福于中国这个农民大国和最普通的百姓。当前，新一界政府对经济建设利国利民的强调，对“和谐社会”的不懈追求，对“三农”问题前所未有的重视，都是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表征。今天的中国生物科技事业应该时刻往这一方向努力，以此树立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4 对“新型农业体系”理论的一点看法

谈到生物技术、经济，自然要联系当前我国农业的实际。专门论述生物技术、生物经济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关系还少有研究。笔者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到有研究者提出建立“新型农业体系（New Agriculture System，NAS）”研究框架，他的学术目标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可持续发展”概念体系，以解读生物经济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关系。

他强调要，以“非农”的体系外的思路和手段来解决“农”的体系内的问题。第一，新型农业体系理论新就新在它认为要以非农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其次，研究工业反哺农业、对农业补贴保护政策与措施。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即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中后期、后期推进，我国“三农”奉献的阶段应当基本结束，应该进入工农互补、城乡共荣的发展阶段，或者说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第三，研究与新型农业体系相关的非农化问题与途径。探讨在非农化进程中缩小“旧农”的必然性与拓展“新农”的必要性关系，以及如何释放农村劳动就业市场，将农村人口转移到传统非农领域——包括新的农业领域和非农业领域的政策措施与途径。第四，研究新型农业体系的技术体系及其与常规农业技术体系的关系。即研究在利用常规农业技术的同时，如何利用生命科学与现代生物技术的最新成果来拓展农业新的领域。

作为一个新建构的理论，新型农业体系理论在“破”的意义上，这一理论已经做的比较充分完备；但在“立”的意义上，这一理论还尚待明确它的现实指向。生物技术、生物经济与中国农业发展之间有着密切复杂的联系，它决定了对任何技术的运用都必须和中国社会现状相匹配而行。

参考文献

1 邓心安.生物经济时代与新型农业体系[J].中国科技论坛，2002（2）

2 邓心安，王世杰，姚庆筱等.农业易相发展理论与中国农业现代化[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2（6）

第6篇：新型农业概念范文

[关键词] 农业与农村经济 可持续发展 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F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7）03-0043-01

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延伸到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我国新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农业和农业经济参与市场竞争重要举措。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发展趋势问题备受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我国农业领域基础薄弱，农村经济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就需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山东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山东省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对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山东省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显示意义。

1 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分析

1.1 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分析

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领域一个重要的关键性概念，其直接影响到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实施途径的选择。但是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概念，众多学者对这个概念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解和解读，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说法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首先，农业研究人员对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界定，他们对概念定义为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经营和战略性的体现，能够帮助农业生产者选择科学品种，确定如何提僧土地肥力对策，对种植制度、耕作方式、轮做方式以及病虫害防治策略进行确定，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降低成本支出，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保证农业生产和盈利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从环境研究学者的角度分析，将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定义为一种向着更大使用价值，资源更有效利用的农业，并保持农业和环境的平衡不断向前发展，确保一定的生产率和收益，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食物；最后，《登博斯宣言》中关于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定义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含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由社会大众共同参与制定发展目标的软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注重整个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不同领域研究学者就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定义分析发现，我们在认识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是曲折进行的，未来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研究。

1.2 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分析

首先，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首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加快发展，这对对于发展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发展过程中要保证通资源、环境和人口相协调，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其次，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要重复利用土地资源，在单位面积中增加粮食产量，提高粮食品质，满足社会大众的物质需求；再次，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基础。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将发现农业和农村经济与控制环境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系统结合起来；第四，农村人口数量得到控制，质量显著提升。控制好人口增长速率，提高人口质量，全面发展科技教育，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化农民；最后，农民经济收入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适度，技术措施先进，结构合理，品种多样化，品质优异，实现高产、稳产和低耗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2 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2.1 发展生态农业，坚持走中国特色化现代农业道路

首先，要尊重保护农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土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积极鼓励农民群众流转土地，发展多种形式的湿度规模经营；其次，强化农民和农业龙头企业的联系合作，注重保护农民群众土地和财产收益。结合不用地区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加大对生态农牧业的产品质量认证，提高生态农牧业的经济效益。

2.2 强化农业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首先，实行点面相结合污染源防控措施，进一步加大农业环境执法力度，控制好乡镇企业三废排放。农业生产中全面推行侧扑配方施肥技术和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禁止使用高度高残留的农药；其次，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注重种养结合，对土地进行科学治理，采取土地开发和复垦等措施，为农牧业发展和城乡建设提供充足的土地资源保障；最后，做好植树造林工作，建设完善的农田防护体系，为农业生产创建良好的生态效益。

2.3 建立多元化的合作组织，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大力培养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专业合作组织，采用企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将农民群众集中起来生产经营，不断解放农村劳动动力；其次，要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扶持和建立一批社团性的协会和非正式组织，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表达群众的诉求，提高农民群众在社会中的地位；再次，要加强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和引导，完善组织保障，要进一步公开组织活动开展的具体情况，增强组织的自我约束能力；最后，紧急围绕生态农牧业发展探索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将各个生产环节细化，带领农民群众进行标准化生产，提高生态农牧产品的市场认可度。

参考文献

[1] 王书洲. 关于我农村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J]. 新经济. 2016（06）

[2] 张金凤. 创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思路 促进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J]. 吉林农业. 2016（11）

[3] 王立宇. 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分析[J].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6（17）

第7篇：新型农业概念范文

1．1样本来源

1．1．1调查方法。对安徽省巢湖市两个农业大县(和县、含山)的470位农民进行问卷调查，最终收回42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到了89．8%。

1．1．2样本概况。在被调查者中，男性322人，占68．6%;女性99人，占31．4%。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50～60岁，50岁以上的278人，占66%;其他年龄结构的143人，占34%。被调查者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家庭收入是务农与务工并兼，其中务农的主要是以种植业为主。被调查者中，小学及不识字的农民占72．4%，初中程度的占20．7%，高中程度的占5.0%，大专及以上的占1．9%，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1年。农民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在被调查者中，84．2%的农民听说过现代农业技术，只有15．8%的农民没有听说过现代农业技术。在被调查的421位农民中，78．3%的人乐意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只有21.7%的人不愿意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

1．2研究方法

1．2．1模型选择。由于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意愿是一个二元因素选择变量，所以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意愿的因素。设农民愿意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概率是P，其中P的取值范围是［0，1］，则1－P为农民不愿意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即定义logitP=ln［P/(1－P)］，易知logitP的取值范围为(－∞，+∞)。以logitP为被解释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logitP=α+βiXi，可得下列公式［2］:P=1/{1+EXP［－(α+βiXi)］}式中，P表示农民选择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概率;β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i表示影响因素编号;X是自变量，表示第i个影响因素;α是常数，表示回归截距。

1．2．2变量设定。影响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意愿的因素是多样的，通过对和县和含山县农民的调查和分析，提出了可能影响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因素，具体包括农民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度、家庭收入、农民培训与需求的一致性、家庭种植面积、种植年数。在此基础上设定变量，各变量及其含义为:①是否愿意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是=1，否=0;②年龄，20岁以下=1，21～30岁=2，31～40岁=3，41～50岁=4，50岁以上=5;③性别，男=1，女=0;④受教育程度，5年以下=1，6～9年=2，10～12年=3，13年以上=4;⑤家庭收入，5000元以下=1，5001～10000元=2，10001～20000元=3，20001～30000元=4，30000元以上=5;⑥种植面积，0.20hm2及以下=1，0.27～0.40hm2=2，0.47～0.67hm2=3，0.67hm2以上=4;⑦种植年数，5年以下=1，6～10年=2，11～15年=3，16～20年=4，21年以上=5;⑧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度，是=1，否=0;⑨农民培训与农民需求的相符度，是=1，否=0。

1．2．3模型假设。假设一:农民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等自身特征影响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意愿;假设二:农民种植年数、种植面积、个人总收入对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有着重要的影响;假设三:农民个人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以及农民培训是否符合农民实际需求等其他相关因素也会影响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需求。在以上影响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解释变量中，预期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种植面积、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度、接受教育培训模式是否符合实际需求对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需求具有正向影响，年龄、种植时间对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需求具有负向影响。

1．2．4数据分析。采用E-Views3．1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设置选定变量标准水平为α=0．05。

2结果与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McFaddenR-squared的值达到了0．889637，说明数据对BinaryLogistic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且LRstatistic(8df)的值达到了393.2925，Probability(LRstat)的概率为0，说明模型建立有效。根据logistic函数的意义，用比数比(OddsRatio)解释模型中变量即Exp(B)，它表示其他因素不变时该解释变量发生一个单位的变化所引起的比数比自然对数值的变化量。在该模型中，比数比表示的是农民愿意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概率与农民不愿意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概率之比。变量性别、年龄、农民培训与农民需求的相符度对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非常显著，而变量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种植年数、种植面积、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度对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较显著。同时还可以看出，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种植面积、农民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度、农民培训与农民需求的相符度的系数都为正，说明这几个变量对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是正影响，这和初期的估计一致。性别这一变量的系数为2．199755，其概率为0．0824，对因变量在0.01水平上具有极显著影响，即男性较好，这是因为男性在接受现代技术方面的心理比较开放，更加愿意并且也更加容易接受现代农业技术。受教育程度的系数为1．706778，概率值为0．3967，对因变量在0.1水平上有较显著影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越多样化，对新事物的认知水平也有提高，接受新技术掌握新技术的能力比较强，他们能够认识到现代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的高效、高产作用，相对来说也更加愿意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变量农民家庭收入的系数为0．381884，其概率为0.6831，在0.1水平上具有极显著影响，说明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支付能力越强，他们会比较乐意拿出收入中的一小部分来支付培训费用，通过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来达到提高农业生产的作用。变量种植面积的系数为0．855012，其概率为0.3022，在0.05水平上影响显著，种植面积越多的家庭越倾向于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因为种植面积越多的农民，农业生产越是高产农民收入越是乐观，所以培训的效果对种植面积多的农民有着深远的影响。变量农民培训与农民需求的相符度的系数为7．472032，其概率为0，在0.01水平上影响显著，农民培训若是符合农民需求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实效的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农民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因为这直接和他们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农民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度这一变量的系数为0.318436，其概率为0．0320，在0.05水平上影响较为显著，农民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度越高，他们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积极性越高，因为认知度越高的农民其对新技术比较关注，了解颇多，能够认识到现代农业技术会给农业生产带来高产、高效作用，所以这个群体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积极性也相对较高，农民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农民具体的行为。由表1还可以看出，变量年龄、农业种植年数的系数都为负，说明农民的年龄越大，小农意识和传统观念比较强，对新鲜事物具有抵抗情绪，认为自己的种植经验可以为农业种植提供帮助，他们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愿望很低甚至会有抵触情绪;相反，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关注程度比较高，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农业种植年数越久的农民越不愿意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长久积累的种植经验足够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

第8篇：新型农业概念范文

【内容提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英文摘要】Rural Geography is a weak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somebasic concepts.First of all,this paper analyses rural definit-ions systematically from a multi-dimention point of view (occupational、ecological、socio-cul-tural).As an occupational de-finition,"rural"means an area where farming is the main mode ofproduction.As far as ecological definitions are concerned,it means a settlement whose population scale is smaller,outside urban area,with rural landscapes showing unmistakable signs of being dominated by extensive use of land,and with discrete s-patial units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Socio-cultural definitions are in terms of clea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and attitude between peopl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uch as ways of life,spatial behavior and aspirat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all the definitions are lack of delimitations of rural totally and essentially.Rural can not be summarized by a simple definition,because it is a complicated and indistinct conception.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rural lie in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whole rural,unconformity among rural elements,relativ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and relevant rural-urban continuum,which makes the boundar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more indefinite.To a certain extent rural is regarded as areas differing from urban greatly and the difference can be compar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 activities,ways of life,etc.The close ext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presents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suggests rurality should take place of rural defini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Rurality refers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rural characters which take urban as criteria of reference within a specified area.The author draws his conclusions.First,every region can be looked on as a unity of urbanity and rurality.The more urbanity a region is,the less rurality it will have.Urban and rural are continuous and there is not any broken locality between them.Second,the size of rurality index takes urban as unit of reference.Using different urban criteria can reflect difference of rurality and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inally,rurality is concerned with scale,index and method which are used in our research.

We can weaken some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regi-onal urbanity in practice such as village-town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by estimating rurality index of different aresa.In order to be favourable to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e also need to put forward rural countermeasures concerned correctly.

【关 键 词】乡村/城乡连续体/乡村性rural urban-rural continuum rurality

   

【 正 文】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　乡村概念的多重侧面

  1.1　职业的定义与功能属性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2　生态的定义

乡村作为生态的概念加以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 County Planning 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 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1.3　社会－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2)乡村社会行为的标准比较单一，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较大。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4)乡村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慢，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 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2　乡村界定的困难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2.1　动态性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2.2　不整合性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2.3　相对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2.4　城乡连续体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　聚落连续体　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　乡村—城市连续体　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3　乡村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据此，乡村性指数可以用下式粗略计算式中：E[ot,i]表示第i个反映t年份城镇特征的标准值(i=1，2，…，n)；E[st,i]表示反映t年份s区域城镇特性的第i个指标值(i=1，2，…，n)。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Guy M.Robinson.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USA:Belhavan press,1990.

2　Edited by Rodefield R D et al.Translated by An Ziping,Chen Shuhua et al.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Consequences,and alternatives.Beijing:Agricultural Press,1978.(In Chinese)［罗德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3 Keith Hoggart,Henry Buller.Rural Development—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USA:Croom Helm Ltd,1987.

4　Wang Cijun,Zhou Zhigang.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rypticUrbaniz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with its Level Estimate—Villages under Xiaoshan City Cited as an Example.Population & Economics,1993(1).(In Chinese)［王嗣均，周志刚。农村隐性城镇化的调查与水平估测——以萧山市农村为例。人口与经济，1993(1).］

 

第9篇：新型农业概念范文

黄晓诗，女，江苏徐州，硕士研究生，自然地理学。

阿留林正，男，四川乐山，硕士研究生，自然地理学。

摘要：本文以乡村旅游发展历程为基础，归纳总结出农旅综合体的概念内涵及其四大基本特征。提出农旅综合体体系的四大构成要素，并以都江堰为例，结合其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现状和发展条件，提出四个不同类型的农旅综合体开发模式，为农业旅游开发探索提供全新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农旅综合体；都江堰；农业

1.农旅综合体的概念

农旅综合体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模式，是实现产业融合的新手段。目前，对农旅综合体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尚未形成可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因此，农旅综合体的概念主要基于国内外对相关概念如城市综合体、旅游综合体、农业综合体等的研究。

农旅综合体是基于农业综合体，把旅游作为其外向联系的突破口，在充分尊重农业产业功能的基础上，合理的开发利用农业旅游资源和土地资源，以所开发的农业旅游休闲项目、农业配套商业项目、农业旅游地产项目等为核心功能构架，整体服务品质较高的农业旅游休闲聚集区。

2.农旅综合体体系构建

在新型城镇化架构下，农旅综合体实际上是有五大构成要素（L，P，I，C，F）：即景观吸引核、旅游休闲区、农业生产区、旅游居住区及旅游服务配套。

2.1 景观吸引核。景观吸引核（Landscape）是吸引客流、提升土地价值的关键所在，也是农旅综合体打造的关键。其包括以农业生产区本底资源为基础的大地景观化建设和人造景观的建设。农旅综合体往往以观赏型农田和瓜果园、观赏苗木及花卉展示、农业科技展示、水域风光、原生态民风民俗、观赏型景观小品等作为景观吸引核。

2.2 旅游休闲区。旅游休闲区（Products）是为满足游客的各种休闲需求而创造的旅游休闲产品体系。是以体验原生民风民俗及农家风情为主题，集体验、娱乐、科教、会议、美食、养生、度假、购物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休闲度假产品，即多种休闲业态的聚集。旅游休闲区使游人能够深入体验农家特色生活，体验乡村风情活动，享受休闲农业带来的乐趣。

2.3 旅游居住区。旅游居住区（Communities）主要分为因发展现代农业及旅游业而修建的居民安置点、因土地集约而由农民转变而来的产业工人聚居区以及游客居住区三大类。从而形成了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和旅游休闲产业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础――居住社区。

2.4 旅游服务配套。旅游服务配套（Facilities），是农旅综合体必须具备的城镇化支撑功能。主要包括一是为适应旅游者在旅行游览中的需要而建设的基础服务设施，二是服务于农业、旅游休闲产业及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配套。从而形成产城一体化的公共配套网络。

3.农旅综合体的开发模式

3.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包括都江堰市东部及南部地区。该区域具有“九河十八岸”的地理特色，30万亩优质良田，构成独具特色的现代生态农业本底。区域内第一产业主要涉及猕猴桃产业、粮油产业、花卉苗木产业、蔬菜产业、中药材产业及茶叶产业等。其中，猕猴桃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称号，并已建成10万亩猕猴桃标准化基地、年产“千斤粮万元钱”示范基地和粮经作物种子（种苗）生产示范基地，“都江堰厚朴”和“都江堰川芎”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目前都江堰已有多家农业企业入驻，并建有西南区最大的组培中心。

3.2 科技导向型农旅综合体

此类型农旅综合体以现代农业科技为主导，依托高科技农业产业园区，实现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都江堰市崇义高科技农业园聚集了多家农业企业，拥有西南区最大的组培中心，农业科技行业领先。依托此园区建设农旅综合体，具备了以下特点：（1）农业科技科普教育成为其主要功能。这不仅包括对农业生产科技的科普，还包括农作物培育技术、现代水利技术及农产品加工技术的科普。（2）农业总部经济特征明显。综合体是产业聚集、产业融合的载体，因此，农旅综合体的开发为农业总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3.3 农业本底资源导向型农旅综合体

此类型农旅综合体主要依托已有的农业本底资源，打造高附加值、景观性较强的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基地，以“工厂化生产、公司化运营”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实现高效的农业开发。

3.3.1 以猕猴桃产业为基础的度假庄园。都江堰市猕猴桃现有种植面积12万亩，向峨乡是国际山地猕猴桃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拥有万亩猕猴桃种植基地。依托其规模化的猕猴桃产业，美化其大地景观，发展产品生产与精加工，并打造欧式风情小镇，营造独具特色的主题庄园景观，发展多功能高端乡村旅游。

3.3.2 以中药材种植为基础的颐养基地。都江堰市的中药材产业主要包括川芎、泽泻和三木药材。依托中药材种植基地，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养生颐养、娱乐体验为一体的农旅综合体。在以养生为主题的前提下，不仅包括了养生生态环境，还包括亲力亲为的体验项目。依托项目地的良好生态环境，设立休闲会所，提供养生颐养类项目如药膳、药浴SPA等。

3.3.3 以茶园为基础的休闲基地。我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茶工艺技艺成熟，丰富多彩。都江堰市宜茶面积10.43万亩，依托这些茶园，打造茶文化休闲体验基地。发展融茶叶种植、加工、销售，茶园观光、茶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农旅综合体。

3.4 文化导向型农旅综合体

都江堰拥有历史悠久的水文化，在水文化的浸染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川西农耕文化，其又包括自流灌溉文化及林盘文化。

3.4.1 自流灌溉文化。此类型农旅综合体其功能主要以参与体验与科普教育为主。以水利文化博览与农耕文化展示为基础，以乡村游乐体验、回味农耕文明为主题，以体验农家生产生活、体验农田自流灌溉为依托，集美食、娱乐、休闲、体验、科普于一体。

3.4.2 林盘文化。川西林盘是集生态、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复合型农村聚落形式，是几千年川西农耕文明的结晶。因此，此类型农旅综合体主要发展川西特色民宿。通过“理水、修盘、造田、营城、宜人”的规划策略对其进行土地整理及资源整合，打造微湿地、微田园风情，形成居住环境良好、生态景观优美的原生态川西林盘水乡民宿典范。

3.5 创意导向型农旅综合体

此类型农旅综合体主要以川派盆景为代表。川派盆景是中国盆景五大流派之一，是园林艺术中的珍品。川派盆景公园以乡村庭院、园艺基地为载体，充分展示川派盆景发源地文化气息。以创意文化为吸引力，形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创意产业。

4.结论

都江堰市农旅综合体建设需遵循因地制宜原则，不同农业本底及地域条件下，应采用不同的开发模式。农旅综合体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各产业相互融合渗透，拓展现代农业原有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将农业与旅游休闲产业有机结合的重要途径，其发展对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参考文献：

[1]郑国星.休闲农业开发模式的优化探析――以青岛农业产业化综合体为例[D].福建：福建农林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