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特点精选(九篇)

第1篇：人类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 洪堡特 汉语 汉语观

一、洪堡特其人

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是德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作为政治家，直至1820年，洪堡特一直活跃在政治外交舞台上，曾先后出任驻罗马、维也纳和伦敦使节，出席国际重大会议，并担任过普鲁士内阁大臣和文教署长；1819年底他辞去一切官职，开始潜心做学问，乐此不疲，笔耕不辍。此间，他绝大部分时间从事语言的研究，所以作为学者，洪堡特首先当数一位语言学家。此外，他还被视为人类学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及教育理论家，成就颇丰。洪堡特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相关性原理等概念，诠释了语言和民族精神的关系，并且对人类的语言类型进行了划分等，在诸多方面堪称创举。姚小平在其《洪堡特》专著中，以“恢宏博大”精辟地评价了洪氏的语言研究：第一，洪堡特涉及的语言很多，世界语言是他的研究对象；第二，他的研究自始至终立于哲学的高度；第三，他也并非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是把语言研究视作“人的研究”，使之隶属于人类学的范畴。

二、洪堡特与汉语

洪堡特在对人类语言类型的划分上，除了孤立型、粘着型和屈折型的三分法外，还根据句子结构的类型，提出了一种类型四分法①：一类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语法关系的表达依靠词序或者其他词的添加；另一类像梵语这样的语言，语法关系由词形变化表示；还有一类像美洲印第安语这样的语言，句子的语法关系被编插在一个单词之中，最后一类是像土耳其语那样的粘着型语言，语法关系由语言成分的自由组合来表示。可见，洪堡特对汉语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从一种语言哲学家的眼光去观察和挖掘汉语的语法特性，认为研究汉语对于探索人类语言的差异、揭示人类精神的作用有特殊的意义②。他发表过《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和《致阿贝尔・雷缪萨的信：论语法形式上午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1827）两篇专著，在其他语言学的著作里也经常论及汉语。姚小平把他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③：

1.任何语言都有语法，所不同者首先在于显性和隐性之分，汉语语法主要是隐性的。

2.汉语的语法不像印欧语言的语法那样建立在词类范畴划分的基础之上。

3.汉语没有形态，但有句法；表达句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词序、虚词和语境。

4.既然没有形态标志和词类范畴，汉语里名词和动词也就不存在明确的界限。

5.比之形态丰富的印欧语言，汉语句子的理解要求精神付出更大的劳动，因此不利于思维活动的展开。

6.汉字是与汉语结构相适应的一种汉字类型。

7.拼音文字优于汉字。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一一探究。

（一）关于汉语语法的特点

洪堡特首先承认汉语同样具有语法，只不过汉语的语法不像印欧语言那样主要依靠形态变化（Flexion）和句法，而只有句法部分。在没有形态手段标示的情况下，汉语只能依靠词序和虚词（Partikeln或Grammatische Woerter）两种手段来表达句法关系。针对于汉语的语序特征，他进一步确切地说：“汉语的词序指明了哪个词决定着（bestimmt）哪个词。”④并把该种决定关系描述为概念之间的限定（beschraenkt）和指向（richtet auf），限定也就是如今人们常说的修饰关系（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前，是一种限定，即修饰），指向也就是施为关系（例如动词和主语宾语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一观点不无前瞻性。此外，他还列举了很多句子来说明这两种语法手段的重要作用，譬如对于汉语虚词“之”的用法，他与德文的“von”，法文的“de”，以及英文的“of”做了比较，归纳出“之”字更多复杂的用法。可见，洪堡特对于汉语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其言论成果值得肯定。然而，在我看来，洪堡特因此断言“汉语不是根据语法范畴来确定词类”的言论却多少有些偏颇（印欧语言研究的主流是从Flexion入手），《现代汉语》⑤一书认为，汉语的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分出来的，词的意义只是作为参考，并帮助我们来辨别词类。根据汉语词汇的语法功能，它们被分为名、动、形容、状态、数、量、代、副、介、连、助、语气、感叹和拟声词等15类，或者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譬如在对这些词类描述时，形容词和动词可以用“不”来修饰；介词后面不能连接动态助词“了，着，过”，而且不能重叠出现；区别词“公、母、金、银、私、单”等不能受“不”“很”修饰，也不能作谓语、补语，也不能带补语，等等，诸多描述词类特征的规则都是从语法范畴所考虑的。

（二）关于汉语的隐藏的语法

洪堡特在研究人类的语言时，阐述了人类语言语法的通性，因此这也是作为他研究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洪堡特深信，人类语言具有一种潜藏的普遍语法，”姚小平在著作中说道：“照洪堡特的说法，语言实际上只有一种，也只有这种语言才是人类语言，它在世界上无数具体语言中得到了不同的显示（sich offenbart）。”⑥在他看来，对于词类的划分首先是在人类的内心中作出来的，而体现在不同语言的语法差异则也是围绕内容得到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相对于洪氏普遍语法的是所谓的具体语法，在他看来，具体语法主要表现在言语中得到明确标记的部分（即通过形态的变化），普遍语法则是一个“潜藏的，依赖于联想的（stillschweigend zugedachten）部分”，汉语是一种潜藏语法所占比例较重的语言，所以它依赖于更多的“精神活动参与”（接下来将提及汉语精神）。不妨换一个视角来观察普遍语法，它是以逻辑为基础，任何语言的句子都有两层关系――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这两种关系即当下人们所说的深层结构关系和表层结构关系，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Chomsky生成语法的T字型模式，深层结构来源于人类的普遍语法，表层结构则是经过位移、受格等手段得以实现的。通过洪堡特对汉语的观察和了解，他认为汉语中所体现的这两层关系重合得比较多，其他语言，如印欧语言重合得较少（原因在于这些语言在经过转换后生成的表层结构与原先的深层结构差异较汉语更大），由此得出了汉语的上述特性。我认为，洪堡特的这一观点对于汉语研究者们运用后来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模式来研究汉语不乏重要的启示。

（三）对汉语的优劣评价

洪堡特学习和了解了众多世界的语言后，做了语言间的横向比较，并断言，汉语尽管有一些优点，但它远不如希腊语、拉丁语等西方语言完美，较之更低级。如今看来，该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片面的论断主要是来源于自己偏颇的出发点，站在印欧语系的角度来观察汉语，来衡量甚至评价汉语也体现了他自身的狭隘性，实际上，他的主观意愿是好的，因为他也曾声明：

我比任何人都更反对贬轻一种语言，哪怕是最不开化的野蛮部落的言语。我认为，贬轻一种语言不仅意味着辱没了最独特的人类本性，而且与每一种通过深思熟虑和语言实践而形成的正确的认识观格格不入。（《导论》，《五卷本》III：656）⑦

但是他在分析语言的优劣时，不自觉地就转移到语言形式（Flexion）上的特点，即屈折变化的有无和复杂程度。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汉语的上述评价。因此，姚小平在他的著作中也为洪堡特辩解道：“他所谈论不同语言的完善或不完善、优点或缺点，主要是学术上的失误，而不是文化上的歧视。”⑧

（四）关于汉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关于语言和民族精神力量的关系也是洪氏对人类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因为他把语言学上升到人类学及哲学的高度。在洪堡特看来，一切存在的民族及其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都离不开精神力量，人类语言所呈现出来的部落、地域性等差异，都是因为人类的精神在不同的部落和地域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每一个民族和他的语言都是一种“精神个体”，可见，汉语也不会例外。接下来我们从汉语的语法特点，以及汉字本身的特点来窥见汉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诚然，这一点在洪堡特自己的论著中也有所点染，因为他毕竟把这一点看做是一位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职责。

正如在上文所提到的，汉语这种语言要求该民族依赖于更多的“精神活动参与”，一方面体现在汉语有一种更偏向于隐性的语法特性，另一方面，汉语所钟爱的语序手段也要求人们在理解概念时付出更多的精神劳动，我们不妨举例说明，试比较汉语和德语，德语除了借助于语序（Abfolge der Elemente）外，还拥有很多形态变形手段，即显性的语法标记，来帮助听者理解句子，因此德语允许出现较长的句子却绝不会影响句子含义的表达和理解，可见，形态的变形（Flexion）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辅助手段，但是汉语似乎显得“相形见绌”，因此也就需要听者较多的精神投入，此外也不难理解为何汉语中很少会出现繁冗的长句。

与此同时，洪堡特也对汉字的表形和表意现象稍作研究，并与拼音文字做了比较，但他仍旧站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文字不完善，其论据是文字应当表示语音，而不应越过词直接表示概念，可见其观点的局限性。从民族心理和思维的角度来看，以形表义的汉字是适应汉语表达和理解的特点的，也符合汉族的心理和习惯。中国学者林宝卿在《汉语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讲道从以形表意汉字看民族思维特征⑨，《说文・叙》指出：“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也就是说，汉字由文到字的发展，最基本的东西是象形。汉字的象形表意的性质适合汉语表达和理解的特点，其造字方法适合汉族的用字、识字的心理和习惯。通过抽象的方式所形成的汉字其实是古人最为直观的思维反映，人们可以凭视觉感知出来，这种构形方法是建立在长期生活、生产经验上。在林看来，具象性是汉字的主要特点，古人在造字时很重视体验，内向省悟，就好像朱熹说的“置心物中”，达到物我沟通，人们可以从字形和字义的密切关系上，理解其意。随着语言的进化，文字书写从甲骨到楷书的演变，以及部分字义的变化，汉字始终坚持着符号义化的特性，这一点也无疑说明了，汉族的思维方式对汉字的义化确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通过对洪堡特汉语观的搜集和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十九世纪德国汉语言研究的主流思想，因为洪氏汉语观毕竟是当时较早也是最为有影响力的观点。综上所述，西方的语言学家往往站在印欧语言研究的立场上来研究汉语，不容忽视的还有他们的研究对象还是过去的文言文，因此会有很多的理解困难，也不免带有些许的片面和狭隘。然而，瑕不掩瑜，作为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对西方的汉学家们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对于我国语言学家研究汉语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注释：

①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65.

②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3.

③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60-61.

④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5.

⑤现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279.

⑥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6.

⑦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9.

⑧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101.

⑨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79.

参考文献：

［1］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3］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第2篇：人类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Sapir-Whorf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萨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Philipson.LinguisticImperi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kSalzmann.LanguageCulture＆Society--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Anthropology［M］.Westview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J］，1985.

第3篇：人类语言特点范文

本世纪的前五十年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当时主流的一种研究语言学，其研究方法体现了语言的系统性和层次性，语言分析得更加科学、系统，从而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其后，1957年诞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学派———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侧重点不像美国描写语言学那样描写语言行为而是为了分析语言现象、解释语言能力、寻求语言共性。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语言观是“语言”这个概念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它是由人脑里特定的语法通过一定的语法规则转化而成的，而人脑中的语法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并且具有普遍性。因此，转换生成语言学通过演绎法和高度形式化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出体现在人脑中的知识系统和“普遍语法”。

这一研究方法因其巨大的影响力在当时语言学界被称之为“乔姆斯基革命”，而且在现在语言学界仍然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大地促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综观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各个语言学派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研究语言本生，即语言的形式结构及其演变(纪秀生，1991)。鉴于不同的语言观，语言学方法论，各个语言学派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然而浏览语言学发展的历史长河，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显而易见。刚开始语言学家们仅仅局限于人类已有的话语资料，关注各种语言实体(如音位、词、句子等)，描述各自的特征，将其进行分类，阐释其中的关系。事实上这仅仅阐释了静止语言的结构。当然这种静态的语言研究方法有利于认识这个语言系统，但是这种静止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人类语言的本质特性还远远不够。

任何有规律的系统都不可能是静止的、完全封闭的，它总会和其他系统发生联系。因此，这个语言系统应该是动态、开放的系统。就语言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这个语言系统处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总会受到除语言之外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总会与其他社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点出发，将语言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等联系起来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能够更加有效地探寻语言的本质特征和语言系统的内在规律。社会语言学这个主要研究人类语言和社会关系的学科打破了语言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过去语言学家们致力于把研究对象化整为零、分门别类，分析单一语言的结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当今语言学的发展。当今的语言学已由原先的单一性研究逐步向综合性研究前行。由于语言与其他社会、文化、历史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只局限于单一的语言学学科难以较完整地阐释语言的本质特征，容易导致片面性的研究，使研究者陷入举步维艰的处境。因此，在各学科之间相互的影响、交叉、渗透之中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带给研究者们一个独特的视角，崭新的思维方式，于是产生了许多交叉学科，如心理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等。广泛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原理、范式，实现语言学研究从单一性向综合性的转变，全方位地揭示语言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推进语言学的蓬勃发展。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前景

现在人类语言正处在濒临灭绝的边缘，以前的7000多种语言骤减到了3000多种，而且现存的语言还在不断的消逝。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宝贵财产。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的文明(罗伯特•迪克森，2010)。

语言的多样性让我们看到语言本能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更好的认识语言共性(史蒂芬•平克，2004)。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具有相同的语言能力，人脑中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普遍语法”。乔姆斯基十分赞赏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把语言看成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生成语言学试图根据人脑中的“普遍语法”以有限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生成无限的句子。

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正试图建立一种“公式化的一般语言结构理论”，以此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寻求语言的共同特性，从而认识和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特点。这个也是现代语言学的主要的发展方向，其发展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学的研究有着非常美好的发展前景。

第4篇：人类语言特点范文

    〔论文摘要〕 当前网络信息传播中,一种特殊的信息符号——网络语言备受关注,其相关研究多从语言学或传播学的角度展开。本文则试图将网络信息传播环境与之相结合,对这一虚拟世界的信息符号进行一定的总结和概述,并指出今后应该致力的研究重点。

    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通过符号媒介进行信息传播、接受与反馈行为的总称。使用符号进行信息传播是人最基本的属性,符号在信息传播中处于核心地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特殊符号,很多学者把它们称为“网络语言”。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信息符号及在网络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许多研究,既有信息传播领域、语言学视角的分析,也有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框架中的观照,当然也包括多学科交叉研究。就语言学方面看,研究最主要的集中点是词汇和非语言交际方面,而且研究中渗透了传播学层面的阐释。在此我们就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些梳理和概括,并对今后网络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的探讨。

    1 明确概念

    在研究中对研究对象概念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于网络环境中出现并使用的新的信息符号形式都被限定为“网络语言”。潘美岑在《网络语言之研究初探》(2002)一文中,从语言的定义、特征、功能以及社会文化意涵等方面对网络情景中出现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备被当作语言来研究的合理性。这样从本质上确立了研究网络语言的价值和意义。

    而对于网络语言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很多研究者都有具体的阐释。如于根元在《网络语言概说》一书中的定义:“网络语言”本身也是一个网络用语,多指网络的计算机语言,也指网络上使用的有自己特点的自然语言,将网络语言定义为自然语言。之后吕明臣在《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2004)一文中,分别定义了网络交际手段、网络符号和网络语言,并指出网络语言是在网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用语言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另一些研究则将这些语言现象定义为网络交际语言,并且从言语交际学、人际传播学等方向进行了分析。广义上讲,网络语言泛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触及到的一切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和符号。狭义的网络语言就指第三类。它是网络语言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文综述的基点。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理论框架给予网络语言不同的定位,但是概念的内涵还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个前提下,很多文章都从词语的分类、特点和语用规律等层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2 网络语言的分类

    分类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只有明确类别才能更好的认识和应用网络语言。现有的研究中虽然对网络语言的分类很细致,但是大体还是对网络交流中出现的新词语进行分类。如邬敏(2001)将网络新词语分为旧词新义类、创新类、缩略语类和符号词语四类。孟伟(2002)则将网络传播中的语言符号运用归纳了7种:谐音、拼音及拼音的简写、使用数字、图形、同音异义字、象声词表示感情和特有的借称。而柳丽慧(2006)中更将网络语言的造字、造词和表达方式分为11类。其实要对网络语言进行分类,一个合理、科学的分类标准是前提。从网络语言使用的符号系统来看,它包含了字母符号、汉字符号、标点符号、数字符号,再加上将几种符号的杂糅混合使用,可以据此分为5类。而从网络语言的构词方法上看,应分为缩略构词、谐音构词、旧词新义、隐喻造词和将缩略、谐音等构词法综合运用的杂糅构词。其中缩略构词包含英文缩略、拼音缩略、汉字缩写。谐音构词也包含英文谐音、汉字谐音、数字谐音。而通常被成为表情符号的网络词语,因为其是用各种键盘符号采用象形的方式构成来表示交流者的面部表情、心理感受等,所以可以概括为象形构词。这样关于网络语言的分类问题可以论述的更清晰和明确。同时,由于网络语言大量是由网民在交流中创造的,只要网络交流继续进行,新的网络用语就会层出不穷,所以我们的分类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动态的,以容纳新的类别。

    3 网络语言的特点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网络语言的特殊性。毛力群(2002)指出网络语言具有4大特点:快捷、简略;混编、杂糅;联想丰富,思维跳跃、谐音字大行其道。赵越(2000)则提出网络语言具有个性化、主观化、形象化、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等特点。网络语言的特点还有很多,如经济性、可视性、粗俗化、随意性、创新性等。要论述网络语言的整体特征,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其一,从网络语言本身来看,其具有符号化、象形化和简略化的特点。因为网络交流环境的限制,网络语言的构词符号系统必然具有符号化的特点。而为了追求生动、可视的交流效果,为了弥补非面对面交流中传播暗示的减少,网络语言必然具有极高的象形性。至于简略化是网络语言适应网络交际时效性要求的体现。从而也造成语言符号使用中错字多、多义性的结果。其二,从网络语言的使用来看,其具有快捷化、个性化和游戏性的特点。网络交际是分秒必争的,网络语言自身的简洁性就带来了使用中的快捷性。而网络的开放性、去中心化,给了网络更自由、平等的交流空间,张扬的个性和标新立异的追求就成了网络语言使用中的核心理念。同时随意创新、玩笑戏谑正带来了网络语言的游戏性。

    潘美岑(2002)发现网络语言使用者常搭配符号的使用来加强语音效果;用空格或换行来分句;多属口头语体等现象。还有经常用重复的方式来表示强调,用大量的拟声词、象声词来暗示说话者的心情或表情反应,对说话的内容有补充、强调或否定的作用。同时网络语言的使用必须是在网络情景中,这样特定的语言符号和其所指涉的实物之间才有关联,所以语境因素对于网络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

    4 网络交际语言的语用研究

    从语用学的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研究一直备受关注。首先吕明臣(2004)重点分析了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并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既非口语也非书面语的特殊存在状态。首先在交际功能分布上,网络语言既能完成口语的交际功能,又可以完成书面语的交际功能。其次,在言语交际行为特征上,网络语言兼有口语和书面语的特征,是一种特殊语体——网络语体。它具有视觉性、即时性和非面对面性等特征。朱萍(2002)分析了网上聊天语境的特殊性,指出在网上聊天的交际过程中,交际参与者具有非语言交际手段失效、身份隐藏,参与者群体以青年学生为主这3点特征;交际双方的平等性和身份的隐蔽性造成了语言行为的随意性和语言信息的不真实性,这是网络交际中语言行为的特征。

    同时网络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要达到预期状态,也应遵循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等交际原则,所以一些学者从语言交际原则出发去研究网络语言交际的特点。林秋茗(2003)就运用语域理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和格赖斯合作原则以及话轮理论分析了ICQ会话的特点。林文认为网络聊天会话的话语方式是以书面形式使用口语体。而从话语风格来看,网络聊天交际中,人们的社交身份偏向一致性,背离权势,社交态度偏向亲密一端,远离呆板一端。网上聊天的随意性和话题的不专一使其所涉及的话语范围大多属于非技术性的。而礼貌原则,尤其是其中的得体准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一点李蔚然(2004)专门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网络言语交际对合作原则中四条交际准则都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和补充。

    4·1 关于数量准则,李文提出省约原则作为对其的补充,但省约原则要受到受话人容错能力的限制。而博客cicili-ay136在网文《网上聊天语言交际的语用考察》一文(以下以“网文”一词来代指)中提出,在网上聊天的交际过程中问答式对话经常出现,而且往往以被问一方做出包含信息较少的回答而提问一方继续追问的方式持续多轮,这样的方式是由于网络交际对于信息数量的要求往往比日常交际要低,可以看作是一种网络交际中独特准则——简便准则的作用结果。之外李文还提出网络语言交际中,交际主体有意违反数量准则造成网络话语的羡余,这是对数量准则的偏离。而网络语言交际的零信息现象则是对数量准则的违反。

    4·2 关于质量准则,李文认为网络交际中的虚拟身份或虚假话语是对质量准则的违反。其实这里的“虚拟”是指交际双方隐去了现实环境中的各种身份信息,取而代之的是以网名和IP地址组成的网络身份。而“虚假”指网络交际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虚假信息,即无法判断网络交际中信息的客观真实度,无法证伪。但是即使这样,网络交际中,双方对信息的真实性验证的必要性要求还是要比现实世界小得多。

    4·3 网络语言交际中由“个人现场”的话语带来的话题无关现象是对关系准则的违反。网络聊天中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交流者都可以同时进行“个人现场”的视听活动,所以,发话人可以将“个人现场”的信息内容引入共同的交际话题中,产生与原有话语或交际目的无关的新话语。同时这种话题转换的方式很常见,没有任何语言标志,但是一般交际双方却不会因此中断交流。可见,网络交际中对于关系准则的要求比日常交际要低。

    4·4 网文中还提出网络语言交际往往因交际双方都同时可能存在其他网络活动而很难持续下去,所以交际双方一般会表现出比日常交际更大的耐心,并通过“哦”、“嗯”等话语来传达谈话可以继续交流等意义。因此,提出保持原则作为对会话原则的补充。

    同时李文还指出在网络交际中礼貌程度较低,一些网络语言中不礼貌的交际辅助手段,将严重污染网络交际环境,亟待解决和规范。

    以上两人的文章对网络交际现象的分析深入透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第5篇：人类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语言 思维 语言学 发展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 神经生物学

一、引言

从古希腊学者柏拉图提出“思维是无声的语言，因此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开始至今，语言与思维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关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语言学界、哲学界、心理学界、心理语言学界以及神经生物学界等一直争论不已，莫衷一是。本文对目前学者从语言学、发展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以及神经生物学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进行论述和评论。

二、四个不同角度

（一）语言学角度

第一位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他以人类语言为途径去揭示人类思维的奥秘。通过人文和语言研究，洪堡特提出四个重要观点：语言与思维相互影响；思维决定语言；语言决定思维；语言与思维具有同一性。洪堡特关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的四个论点，看似自相矛盾，实则不然，这是由他论述方式上的问题以及他所坚持的辩证法造成的。要想准确把握洪堡特的思想，就要把他的每一个论点置于他所有的著作中加以审视。因为洪堡特所进行的是基于大量经验事实之上的“总体语言研究”，所以要以“总体”的眼光看待他的思想。尽管洪堡特坚持辩证法，但每个学者在看待或评论一件事情时，难免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或倾向性，故笔者认为，洪堡特本人更偏向第三种观点。洪堡特把语言置于具体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的概念，即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世界观，通过比较不同的语言可以得知人们不同的世界观或对世界的不同认识，这也是洪堡特研究语言的根本目的所在。（张如奎，2012：4）

20世纪美国著名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及其学生沃尔夫继承了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并指出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言结构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影响不是任意的，而是无意识地受语言社团规则的制约。美国语言学家Farb支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并于1973年把语言社团的规则大致分为两大类：Speaking和S-P-E-A-K-I-N-G。“Speaking”指的是语言特有的语法规则及发音体系。如：“singer，hanger，linger，anger”这四个英语单词中都有字母g，在“singer”“hanger”中，字母g不发音，但在“linger”“anger”中，字母g发音，这是因为英语发音体系规定只有词缀“er”在动词之后时字母g不发音，否则须发音。“S-P-E-A-K-I-N-G”指的是语言的组成成分在语言游戏中操作的方式，各个字母分别代表背景（Setting and Scene）、参与者（Participants）、结果（Ends）、行为顺序（Act Sequence）、语调（Key）、语言工具（Instrumentalities）、规范（Norms）以及体裁（Genres）。通常情况下，每种语言都要受各自内部规则以及社会文化规则的制约，但我们也经常看到或听到语言使用者有意或无意违反这些规则的情况，这种违反并不是任意的，大多是为了达到言外之意的效果。

（二）发展心理学角度

俄国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反对前人把思维和语言完全等同或把二者彻底分离的做法，主张把语言和思维看作一个统一体来进行探讨。为了了解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动态发展过程，维果茨基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而是不断相交的。这两条曲线可能会变成直线，齐头并进，甚至有时会合并成一条直线，但它们总是会分开的（Vygotsky，1986：68）。种系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都遵循这个发展规律。

从种系发生来看，思维和语言的发生根源不同，各自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独立（维果茨基，2010：50）。在苛勒关于动物的实验中，黑猩猩通过利用棒头敲打栅栏外的果子以及将一根棒头另一根棒头的洞眼并用这种加长了的棒头够到较远的目标的做法展现了他们的“创造力”。但这只能算作源于低级心理机能的初期智力或初步思维，与语言没有任何关系，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人类和动物都具备。相比之下，人类思维源于低级心理机能以及在工具和符号的中介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高级心理机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为人类所独有（Vygotsky，1986：210）。语言的发生根源是表述性发声反应，动物和人类都有语言。但是，动物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本能反应或接近本能的反应，是脱离动物的智力而起作用的语言（维果茨基，2010：42）。苛勒研究发现，黑猩猩所发出的声音只表示各种欲望、情感或社会情绪，不表示任何“客观”的东西。然而，人类语言不仅可以表达纯粹的情感，还可以表述客观发生的事情或自己的所思所想，如：人类可以利用语言向同伴讲述昨天国内和国际发生的新闻事件，也可以告诉同伴自己对这些事件的想法。

从个体发生来看，思维和语言具有不同的发生根源。2岁之前，儿童的语言与思维彼此独立，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这一时期儿童的智力反应不依赖于语言，语言发展也不依赖于智力（思维）。但在2岁左右的某一时刻，思维和语言的发展曲线相互交叉，彼此相互联系和依存，至此语言开始为思维服务，思维开始用语言来表达。

Heintel（1964）在其著作中写道：“赫尔德说过，‘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有了语言’。”这说明从动物到人，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有一定的发展上的连续性（姚小平，1995：82）。维果茨基采用实验的方法从发展心理学角度阐明了这种发展上的延续性，并证明了语言与思维在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上有不同的发生根源，二者的发展过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呈动态发展态势。

（三）进化心理学角度

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Jackendoff（2002）认为，“Bickerton是语言进化思想中为数不多的有见地者之一”。早在1995年，Bickerton就反对达尔文的传统进化论，反对平克提出的现代语言是人类大脑高度进化后的产物的说法。Bickerton认为，从原始语言到现代人类语言，其间没有任何中间状态，在一个“神奇的一刻”，大脑的内部结构突然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如他在《语言与人类行为》一书中所说：“人类只是偶然进入了语言的领地，而语言出现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类的意识、思维与智能也得到了发展。”这与洪堡特所主张的“突现论”的语言起源说一致。笔者认为，语言的出现不是“突变的”，在有声语言出现之前，应该有一个“内部无声语言”或“抽象语言”的中间阶段，维果茨基提出的言语发展的四阶段就是对此观点的一个佐证。Bickerton认为，人有线上和线下两个思维系统。“线上思维”是外界事物的存在与刺激引起神经原反应的结果，遵循此时此地原则（成晓光，1999）。该思维是非语言的，动物也可以有。如：在电视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中有这样一幕，在去往古城的途中，当骆驼发现前面有危险或它害怕的东西时，会发出不安的叫声、拒绝前行并试图掉头往回走；人们在听到“地震了”这个信号时，会立马跑向空旷的地方。与“线上思维”不同，“线下思维”不受外界物质的刺激和时空的限制，不必立即做出机械反应，完全在人脑中用抽象的语言来进行，使人们意识到并控制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该思维是语言的，为人类独有。如：人们会回顾过去一年经历的事情，思考和总结自己的得与失，并在头脑中勾画新一年的蓝图。这种依赖抽象语言的“线下思维”与维果茨基提出的内部言语是一致的。

（四）神经生物学角度

英国著名哲学家Carruthers指出，Bickerton的语言“突变论”和“两段论”存在不足，认为Bickerton忽视了原始语言和现代句法语言之间的联系，如果仅靠原始语言中的一些实义词语，不依靠句法关系，那么真正意义上的“线下思维”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Carruthers认为，Bickerton否认了大脑的模块本质。然后，他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提出了语言认知观，认为大脑是由一系列各司其职、专门化的模块组成的，如：听觉模块、视觉模块、运动模块、躯体感觉模块、语言模块等。语言模块作为其中一个独立的模块，其基本功能是思维，它位于左侧大脑外侧裂周区，与中枢认知机制关系密切，在认知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Carruthers（2006）认为，原始语言能使其使用者以听觉及运动想象的方式来产生内在话语，中枢认知机制可以利用这些内在话语来启用语言模块的资源，以实现其自身的功能。这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开始。若非语言模块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中枢认知机制不可能进行信息融合。总之，语言在人类的创造性思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创造性思维的载体。该论点得到了成晓光的支持，他认为，“四万年前，知识的积累及知识通过语言的传播达到了临界点，促成了创造性思维的爆发”。（成晓光，2006）

三、不同视角评论

由上可知，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都在一定层面上揭示了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代表性不足

尽管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和Farb都致力于在研究中囊括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将它们进行对比以揭示语言结构差异对民族思维的影响，但由于种种限制，他们考察的语言范围主要集中在非洲语言、欧洲语言和美洲语言区，其中包括很多地方方言和土著语言。这些语言区的语言特征不能代表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总体语言特征”，无法全面地揭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对思维的影响。维果茨基试图从发生学上更加科学地阐释这个问题，但在种系发生上得出的结论仅基于对黑猩猩这一种动物的研究，没有涉及蜜蜂、喜鹊、大象、乌鸦、灌木松鸭等同样具有“创造力”的动物。研究发现，蜜蜂可以识别人脸，喜鹊和大象有自我意识，苏格兰乌鸦能制造工具，灌木松鸭可以预测未来，这说明动物的智力并不低于人类。维果茨基仅通过苛勒测试黑猩猩的实验就断定动物不能借助工具和符号中介发展高级心理机能，这个结论是不科学的，亦不具有代表性。Bickerton从进化角度研究语言的起源问题，但是他误把猿视为人的祖先。人不是从猿进化而来的，猿不能代表人的祖先，对猿的研究也不能代表对人的祖先的研究。因此，Bickerton所得出的Y论必然不能真正说明语言的起源问题以及语言及思维之间的关系。Carruthers从语言在大脑中的位置及作用角度进行探讨，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正常说话者和失语症患者。笔者认为，对其他人群（如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和行为进行研究，也许更能揭示语言与思维的具体关系。不可否认，语言模块的提出大胆、新颖，已经得到Chomsky（1995）、Pinker（1994）、Fordor（1983）以及Baron-Cohen（1995）等学者的认可或验证，但还需要更多实验研究的佐证和补充。成晓光（2006）提出，今后可以从意识思维、显性思维、推理以及创造性思维等方面展开研究。

（二）研究结论主观性强

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尽管都是立足于经验，以对搜集到的语言材料进行分类、整理以及分析为立论基准的，但所得结论多是主观归纳和推论的结果，遭到了不同学者的反对。如：针对洪堡特提出的语言的完善和不完善以及萨丕尔、沃尔夫提出的语言的表达和不可表达的观点，美国语言学家霍克特提出，语言的差别在于表达容易性。霍克特认为，当用一种语言表达某些事情相对容易时，就会帮助强化那些思想和理念，同时把其他事情推向注意力的边缘（刘润清，2013：194）。洪堡特提出的语言和思维具有起源上的同时性和发生上的同源性的观点，遭到了维果茨基的强烈反对。维果茨基提出，语言和思维有不同的产生与发展根源，并且不是同时的。如：不会说话的儿童想要拿到冰箱上层的东西时，会搬过来一个凳子，爬上去然后再拿。笔者认同维果茨基的这个观点，但是不同意他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如：语言以及高级心理机能只为人类所有，动物没有；动物的叫声只能表达情感，而不能表达客观的东西。笔者认为这些结论是武断的，关于高级心理机能和低级心理机能的划分标准不明确，甚至不科学。笔者认为，动物也具有高级心理机能，也能表达客观的东西，如：蜜蜂可以通过舞蹈向同伴传递远处花蜜的位置信息，黑猩猩会生火做饭等。人是高等动物，从动物到人，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这中间应该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完全分离。或许从动物思维到人类思维之间也存在这样一个中间过渡阶段，那么就不能将思维系统直接划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

（三）研究方向和方法单一

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和Farb都是从语言学角度采用观察法横向比较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揭示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研究广而不深，容易浮于表象；维果茨基和Bickerton采用实验法纵向比较动物与人在语言与思维方面的异同，实验难以重复，结果难以验证；Carruthers通过对大脑的神经解剖或生理解剖，发现语言模块的存在，并承认与此共同进化而来的先天认知机制（思维）的存在，揭示了语言和思维的本质特征及内在联系，但他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语言及后期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而该方向是本文语言学角度研究的重点。

四、结语

本文从四个不同角度对目前学者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论，发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极其复杂，从不同角度得到的观点充满矛盾对立，但又相互统一，互为补充。要想全面把握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就要多角度、多层次地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忽略任何一个角度都有失偏颇。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每个角度的研究范围，增加研究对象，还可以采用更加科学的神经科学或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有声思维、MEG、fMRI、MRI等，扩展该领域的研究，验证及补充当前研究成果。如：在今后研究中，可以采用有声思维方法，考察双语者在相同任务下选用不同的汇报语言对其思维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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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omsky，N.The Minimalist Program[M].MA：The MIT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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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晓光.《语言与人类行为》评介[J].当代语言学，1999，（3）：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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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列夫・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M].李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4]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第6篇：人类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语言 思维 关系

语言是表达人类思维的重要工具，思维的表达是通过语言得以实现的。思维和语言相互作用：思维决定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了语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西方的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过十分细致和深入的阐释和研究。当我们在考察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时候，已经有了详尽的资料告诉我们可以从语言入手，通过语言来分析出二者的差异。而语言和思维之间到底有着什么关系？语言又是如何影响着人类思维方式的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语言与思维是同时产生的，是人们用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情感和愿望等的符号体系，是言语能力的社会性产物，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产生的结果。因此，语言和思维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谈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首先需要提到18世纪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文中，他从思维、语言、世界这三个角度提出了著名的影响全世界的“语言世界观”。在文章中他指出：“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把某种独特的主观意识带入自己的语言，从而在语言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的结合极为密切。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用语音的世界把自己包裹起来，以便接受和处理事务的世界。……人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务的方式生活……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藩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藩篱进入其中，才有可能摆脱母语藩篱的束缚。”这里的“语言世界观”也就是语言与思维的问题。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人类精神力量的发展制约着语言的发展（精神力量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也就是人类的思维水平。）精神力量影响语言发展这个观点无可厚非，索绪尔等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是关于语言是否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通过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洪堡特认为人类的语言会影响到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即思维方式，甚至会束缚人类的思维方式。人创造了语言，但是造出的语言同时也把人自己包围了起来。人类都会按照自己母语的方式进行思维，从而也限定了学习并按照其他语言表达方式进行思维的可能性。洪堡特的比喻很贴切，语言就像一道藩篱，人们的思维只能按照它既定的轨道进行。

到了19世纪，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由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所继承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在萨丕尔和沃尔夫过世后，一些语言学家概括其相对理论，从而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人类知识的相似性是建立在自然语言语义和结构的相似性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世界观全部或部分决定于他们的自然语言结构。沃尔夫通过对美洲霍皮人的调查发现，霍皮人的语言中缺少表示时间长度的词语，从而影响到了霍皮人的思维中也没有表示时间的概念。“沃尔夫假说”认为，不同语言的人思维必定会不同，这种观点被称作为“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该假说提出：“语言结构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同时，有另一方的观点认为，不同语言的不同结构会影响人们思维的方式和将世界划分为不同范畴的方法，这种观点被称为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也被称为弱势表达（weak form）。虽然强势表达得到了众多语言学家的反驳和批判，但弱势说即“语言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获得了语言学界的广泛认同。例如克拉施等语言学家便做过一些实验，证明了“语言相对论”弱势表达的合理性。

德国哲学家弗雷格（Frege）提出：“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表达思维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国语言学家高名凯也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存在着“语言-思维”这个统一体内的两个对立面，它们之间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在一起，但又各不相同。语言功能的发展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也是与动物有所区别的主要因素之一。语言的发展是一种社会现象，遵循着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规律，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也同时塑造着人类。语言是人类的工具，是人类自我表现的载体；同时，人类也是语言工具，是语言实现自我的载体。语言具有功能性，同时也具备官能性。语言通过心智器官产生，借助发音器官来表达内容。语言映射现实的世界，语言投射想象中的世界，语言折射可能的世界。

而各个不同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其语言的特征。在运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个思维内容的时候，尽管其语言表达的表层结构不尽相同，但其深层次思维的结构也存在类似之处。这正是由于人类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总是从有关符号中提取了相同的关键信息，并将其内化到头脑中进行思维的结果。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与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思维的发展促进语言的发展，同时语言的发展对思维的发展又有反作用。但是在众多关于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往往都是基于思维影响语言这一方面进行的。主要探讨了思维如何影响语言，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体现等等。思维是主动的、积极的、是影响行为的主体，而语言是被动的、消极的、是被影响者。

语言和思维的统一性不能理解为它们的同一性。事实上，语言和思维在职能、特点以及所属范畴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思维的职能始终是反映客观现实，认识客观事物的特点、规律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语言的职能始终是为交际和思维提供工具。思维作为大脑的一种机能，其构造对全人类而言是存在有相似性的。人类认识活动的基本过程都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这是思维的基本规律，在这一点上，思维具有普遍性。但由于不同民族在生存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存在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民族便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语言具有民族性。语言是交际和思维的工具，属于物质的范畴；思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认知过程，属于社会的范畴。索绪尔曾经说过：“语言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回到语言产生的最初，思维已经开始发展了，尽管这种思维只是简单的行为思维或直觉思维，所以把中西方语言差异看做是思维差异的结果，这个立场似乎无可厚非。但我们不能忽视语言对思维的反作用。在人类形成更为复杂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的时候，语言已经产生了，那么语言对这种复杂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是否产生过促进作用？按照大多数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的观点，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在分析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时候，往往把原因归为地理、历史、哲学等因素，而忽略了语言这一方面的因素。

按照语言对思维有反作用这条语言学定理，我们还可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随着简化汉字的普及，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不会随之减弱？随着英语中语法范畴的逐渐简化，会不会对西方人的逻辑思维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分析研究人类思维方式的时候，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重要工具，需要对其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同时语言对人类思维的影响需要进行长期的考察。在不断的科学研究中，我们需要有更加充分的论证和研究来解释语言和思维之间真实存在的客观联系。

参考文献：

[1]Frege.Die Grundlagen der Arthmeti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2]McCormack，W.and Wurm S.Language and Thought：Anthropological Issues，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77.

[3]Pinxten，Rik.Universalism versus Relativism in Language and Thought，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1976.

[4]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M].2001.

第7篇：人类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语言学 语义指向 认知语用 理论探索

引言

语言学家针对认知语言学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主要的成果可以分为副词与语句歧义两个方面。在针对副词的研究中，学者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在50年代初，语言学者发现了“语义指向”的作用，并且较为精确地提出了相关概念。利用“语义指向”将副词的语法规律进行系统的总结，同时发现了语境歧义的基本规律，作为歧义的创新体系，语境歧义也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对于语言歧义的研究进展来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从认知的角度而言，语义指向可以理解为抽象“关系”的代表，从而达到激活相关的物体或者行为。在直接成分或间接成分当中构建语义之间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同指的句法环境作为直接成分，而异指的句法环境则常常为非直接成分。但是人们在对二者进行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语义同指反而多于理解语义异指的心理投入，可见语义同指和语义异指都仅仅是人类一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

一、语言学中认知语用特征分析

基于认知科学的基础，许多的语言学家对于语言交际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并且还提出影响力较大的关联理论，给语用学带来了全新的研究热点，而且还将语用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认知理论上去，因此又被称为“认知语用学”。[2]认知语言学由此迅速地发展起来，使得人们对于语言本质属性以及运作机制有了全新的了解和认识。众所周知，现代认知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超符号”关系，它是一种固定化的符号和交际意图关系。“超符号”关系主要强调了将语句当中的重点放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话语功能，而不是强调句子的结构完整。所以“超符号”关系建立在语言使用者所处的环境或者群体之间的默契度，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法学界的共识。[3]这种心理默契以一种知识结构的形式记录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人们在特定群体内相互交流的时候，此类知识结构必然会自动激活，并且能够增加信任感与归属感。如此看来，“认知语用学”作为一个包容范围最广的术语，指的则是包括上述两种思路的认知语用研究。

（一）距离性

从语用的角度上来说，距离性指的是在语句的表面意思上将语言使用的代码与形容的事物尽可能地分开，避免语句直接指向事物，促使读者只能根据语义利用联想推断出语言代码的指引目的。所以选用词语对事物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应当尽量保证距离性，给读者留有思考的空间，使其能够根据已经认识到的事物和身处的语境中进行回味与思考，既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又能够通过距离性吸引读者，这在人们的认知模式当中已经形成了深刻的印象。在词语中插入了不常见的词汇，给受众形成了看似熟悉但有明显不同的感觉，从而使得整个语言的字面意思与真实指代之间有所区别，给话语者或读者留有余地。

（二）模糊性

从语用的角度上来说，模糊性指的是利用概念外延的方式特意地将真实指代的事物代码进行模糊处理，较多地运用多种含义的词汇或者语法等手段加强词语的不明确特征，对真实指代事物进行模糊处理。虽然语句表面上看似模糊，但是仍会蕴含明确的特征，在不确定语句当中包含着确定因素。[4]在特定场合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利用模糊性较强的语言能够比精确的语言达到更好的效果。且更加的符合客观交流的需求，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语用功能。可见模糊性的语句能够拥有更高的文学艺术特色，让受众能够扩大想象认知的空间。在句子中省略号较为容易给读者充分的想象，能够较好的利用感知以及记忆心理图式等视角不断的对信息进行模糊处理，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推理。[5]可见，这种省略号形成的模糊性能够通过读者的心理认知活动与想象力扩展，为我们构造一幅幅幽静的画面。

不仅如此，从认知科学的基础上开展对于语言学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提供给语用学以具体的、可操作的理论工具。这与关联理论指导下的认知语用研究完全不同，认知语用学可以建立在对当代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6]

二、句法异位的语义指向和语用特点

语义指向是指语句当中某个成分在语义里和其他成分之间具有关联。透过剖析语句当中某个成分的语义指向去展示、阐明某个语法现象，可将其称作为语义指向分析。就语义结构角度而言，其成分探讨已有规则可参考，也就是之前所讨论的歧义指数法。语义特点或是语义次范畴已有相关规则可以参考，可是语义指向分析至今仍未有成型的理论模式，我们展开的讨论均是依托已有结论得出的，所以其方法论原则有必要展开深入探索。针对语义指向成分的探索和确认仅可以表明讲话者传递出的信息和企图，透过对讲话者传递出的内容展开分析，对话方还需琢磨讲话者传递内容的企图所在。语义指向的特点繁多，特性繁杂，如果从理论来讨论将有无尽的可能性，可是在实际应用中无法一一实现。针对语义特点，如果从不同视角出发就会得到不一样的区分方式。各类语法成分分别具有恒久和临时、主观和客观、广义和狭义之类句法，这些均对讲话者表述自身看法供以根据。

（一）恒久和临时

按常规来说，语言用以陈述的对象往往处在事物与动作之间，延伸余地十分宽广。依照空间及时间内在含义来说，前者属于相对存在，而后者属于绝对存在。因此，当我们在感觉并理解事物特性的过程中，可以察觉时间的所在。“恒久”与“临时”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我们面对客观存在时的初始感觉，是认知客观存在的最初状态。客观存在的时间特性具备其本身特点，就语言来说一般情形中展现在：即使不是恒久状态，也不似动作那样具备临时特性。[7]这种时间特性应当透过形容词范畴予以陈述，通常情形下，性质类形容词在表达时间的延续上比状态类形容词更加合适。而运用句法来明确时间特性的关键在于定语以及状语，定语特性形容词在表达时间延续时比状语特性形容词更为合适。这两类词异位意指把时间中的恒久与临时特性于阅读者认知角度展现。

（二）主观和客观

在言语里，不但需要针对命题类型思想予以展现，还需要针对主体――即讲话者自身主观意念或是情感层面等予以展现。状语是把讲话者自身想法展现在听话者面前的一类重要方式，绝大多数状语异指的使用案例均可以依据主观与客观这两个角度予以阐释。目前专家的探索结果能够表明，讲话者的角度、感情与认识是讲话者主观特性展现的三大主要类别。尤其具有代表性的“宾语指向状语”常常可以找出话语中本我表达的痕迹。“宾语指向状语”某些时候可以呈现于存现句类型语句里，其中状语成分重点指向宾语里主要成分，与动词间指使关系不是十分凸显。

（三）广义与狭义

就狭义层面而言，语义指向特点在“词”（包括实词与虚词）属性下，起关键的作用是“剖析归纳相同句法格式的具体实例中，处在核心地位词汇共同具有的语义，用以阐释、表明这类实例句法格式具备某一独特特征，可以把这种类型句法格式来分化的缘由”。就广义层面而言，短语、单句与复句中的各类语义同样包括其中。[8]一般情况下“语义特点”不需要扩展，把它限制于词语范畴当中，这样可以深入地探索词汇对句法结构所产生的作用。结构义、句式义归属于表述含义，两者是表述含义单位的语句在区分类别以后所共同具有的特点，我们把它称作“表意特点”或是“功用特点”。这样区分有利于把这一特点与所针对的句法结构产生的作用予以精确掌握。事实上，语义指向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层次了解与掌握语法，不可否认的是，其对于语法探索的进步发挥了推动的作用。人们在确认句法结构中语义内涵时，必须把词语之间语义兼容关联与次范畴间这一关联当作判别依据。具体来说，这两个关联是句法里语义内涵的基础判别依据。

结语

人类所生存的客观世界丰富多彩，人类在这其中的语言表现方式同样复杂多变。语言是多姿多彩的，作用于组成词语、构成语句准则之要素同样十分丰富，语义、语法以及语音均在语言体系当中相互影响、相互制衡。怎样展示语句结构当中每个层级的语义内涵以及相关规则，这是语义指向探索的根本目标。事实上，语言学理论当中有关语义指向分析，不仅在语法分析探索里回应了一些有关课题，并且针对语义指向也逐渐产生了明晰的界定，获得了语义指向分析的根据，而且针对语义指向特点展开了一系列探索。不管怎样，语义分析的意义将对我们探索言语规律，阐释语法表象，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与影响力。就当前研究情况来说，语义指向的探索并未获得权威的结论，探索范畴太过限制于一些代表性结构与代表性词类当中，探索领域还需要继续拓展。[9]此外，有关部分理论的理解仍旧存在许多争论，无法达成一致，若想创建一套科学的语义指向相关理论仍存在困难。就学术层面而言，除去语义特点，仍有类似与角色、话语关系之类可以左右或是限制语言规律。根据上面讨论的内容，语义指向与其分析给大家许多有待于思索的范围及相关课题，这类内容均需要大家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才可以得出更好的答案。语

参考文献

[1]彭兰玉.定语的语义指向[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翁向华.符号学视阙下的语言模糊性探源[J].语文建设，2014（05）.

[3]何自然，冉永平.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贾琼.从语义指向分析看现代语法句法结构[J].语文建设，2013（29）.

[5]王立廷.委婉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6]黎千驹.模糊语义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胡敏.基于交流语境的写作教学研究[J].语文建设，2014（31）.

第8篇：人类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语言学 符号学 社会

符号学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在多门学科都受到推崇。王铭玉的《语言符号学》正是从符号学视野出发，用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最大的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此书不仅为符号学的研究领域开疆扩土，更在符号学的宏大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所特有的符号系统――语言。

一

王铭玉教授将语言符号学作为其研究对象，其重要意义是与生俱来的。卡西尔给人下了一个全新定义，“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符号化的思维与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可以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1]卡西尔认为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没有意义是不需要符号来表达的，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没有符号，人的知识是无法形成，也无法让别人知道，符号系统为人类在由遗传变异、自然选择造成的生物进化路线之外，铺设了一条文化进化的道路。[2]3符号在人类进化与发展的道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有其特殊之处，首先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其次它为人类所特有，再次人类世界的其他符号系统常常是以语言作为其阐释基础的。我们生活的世界经常被分成3类：一是物理世界，即客观世界；二是精神世界；三是客观知识世界。本书认为在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间就是重要的语言世界。语言世界不仅将客观知识编码，而且将精神世界也编码，从而开辟出无数的谈论域。语言由于介乎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必然要影响思维。[2]28作者在认真梳理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后，得出结论：“语言是世界的图景”，“语言是思想库”，“语言是工具”。[2]29语言之于人类正如蜗牛壳之于蜗牛是须臾不离的。语言对于人类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使得本书的研究本身就意义非凡。

但是许多传统教科书在界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时，都把“语言本身”确定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强调共时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关注语言系统内部的组织层次和结构状况，虽然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成绩斐然，但过分强调语言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于是忽视了语言是人类社会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重要事实。“符号世界是由三种主要关系组成的，即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及符号与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实际上包含了人类语言实践的三个基本要素：语言、社会和人。”[3]本书的重大意义正是在语言与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中重新审视语言符号系统。把语言看做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符号系统，人在该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同时语言实践也像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一样，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而且表现为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当把语言当做一个复杂的系统来研究，语言是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从符号学宏观的角度反观语言学，也就打开了当代语言学研究的新视野。言语活动也分为两类：达成交际的言语活动和未达成交际的言语活动。本书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分析语言，首次把反映了思维、载有信息的未达成交际的言语活动也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之内，然而这一部分言语活动长期被忽略，而我们只有从两种言语活动中才能找到言语中相对稳定的、确定的、恒常的部分。语言学和符号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动互融，符号学推动了语言学研究地位的改变，对待语言的符号学态度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语言单位的符号特征，符号学跨学科的本质特点促进了语言同人类生活其他现象的比较研究，把语言看作人类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符号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即认识到语言特属符号特征，更把语言放在整个符号系统中进行考量。

二

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主要有四大来源：自然科学、社会与人文科学、现代哲学思想、现代语言学。符号学有四大模式。索绪尔模式，索绪尔的符号学研究是建立在语言学研究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语言符号的最大特征是任意性，因为任意性而导致系统性。在索绪尔之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结构主义研究传统，但重视结构和系统的索绪尔模式难免陷入共时研究的封闭格局。皮尔斯模式，关注的整个符号系统，各种符号类型，符号研究跳出了语言研究的框架，皮尔斯习惯三分法，他把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拆分为符号、对象和解释，也正因为皮尔斯的这种三分法使符号学研究更加重视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卡西尔模式，卡西尔和其弟子朗格试图建立普遍的“文化语法”，他们的符号学思想从哲学出发，他们的观点精彩，但是因为很难在其他文化领域推演，所以也就缺少后继之人。巴赫金-洛特曼模式，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的“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提出“符号域”理论，这一派别倡导应用控制论、信息论，特别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对符号学进行研究，有很浓的技术色彩。[4]本书认为符号学研究方向可以分为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3大类。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巴特为第一类，即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皮尔斯、莫里斯和西比奥克为第二类；艾柯及其他意大利符号学家则为第三类。他们彼此的立场区别主要是语言结构是否应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或蓝图。[2]82本书对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艾柯、雅各布森、巴赫金和洛特慢的符号学思想追本溯源，进行了条分缕析地梳理，从语言符号学角度汇总了各家提出的重要的符号学理论，以及各家观点、模式、研究方法对语言符号学发展所带的影响。

三

本书的中篇是最为华彩的部分，提出了语言符号学的基本思想，从符号学角度重新架构了语言学的十二个核心要素，在广泛而深入探讨这些核心要素的过程中，语言符号学也得以确立。

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体现为具体的执行功能与概括的指导功能之间的对立，话语表达的连贯性和结构单位的层次性之间的对立，言语和语言对情境的相依性和分离性之间的对立，言语和语言在发展上的变异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对立。

语言符号的层次。本书依据符号学理论把语言符号层次间的相互关系分为语构关系，也就是语言符号体系内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对语言符号层次来说，语构关系可以理解为层次与层次之间的结构关系；语义关系，是语言符号与其所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关系，是指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对语言层次来说，这种关系可以理解为人类对语言层次的合力把握、正确使用的问题。[2]184-186

语言符号的意义。本书针对各种意义理论的不足之处，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意义观来解释语言符号的意义性质，最终建构一种语言符号的层级观，从而对符号意义做出一个较全面，较客观的解释。语言学中的符号分为物质符号、语言符号和言语符号，它们分别位于符号层次的深层、浅层和表层。在物质符号所处的深层，纯物质的语音外壳的产生，引起了人们对客观世界某一个事物的联想，即映象事物。语言符号所处的浅层，由物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言语符号所处的表层，此时语音体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指称言语中的具体事物或指称现实事物。[2]206-207

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多重意义理论都不能完全清晰地说明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但是，本书则从语言――思维――世界三元构架梳理了意义与指称间的本质关系。意义是通过人的思维所产生的有关客体的观念和内容，意义要以语言为载体才能被表达出来。[2]217指称指包括名称在内的整个媒介符号――语言与所描述的客观事态――世界的对应关系。[5]指称不仅仅是名称与实在之间的简单二项关系，而是一个由语言主体介入的多项复杂关系。意义和指称是语言符号内容的两个基本的方面，它们既相互矛盾，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在构筑人类知识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语言符号的关系。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必然在双轴关系上展开，即组合轴和聚合轴。聚合轴的组成是比较与选择关系，它不直接在符号文本中呈现出来，却制约着符号文本的组成。组合轴则是把一些符号组成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式。本书不仅详细分析了语言符号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特点，而且指明了两种关系的对立和联系、应用以及制约因素。对语言符号的双轴关系进行了极其深入的剖析。

语言符号的时态。语言符号的历时态研究与共时态研究之间的对立是有关过程描述和结构描述之间的对立。索绪尔把语言研究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但是他认为前者比后者重要，这种观点也影响了之后的语言学研究。本书则不偏不倚地分析了共时态与历时态的重要性。共时态是一种科学的抽象，是语言现存价值的基石，共时研究的视角具有整体性。语言的历时研究则是把语言放到时间中去研究，从历时变异性和动态角度来考察语言体系，因为演变是语言符号的普遍特征，语言符号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所以历时研究也不能忽略。

语言符号的功能。近些年的语言功能研究趋向语言的表达和运用功能，语言的功能可分为表意功能和交际功能。本书更在多种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其理论方法的三条规律，即错位律、突现率和全息率，以及思想互为补充的原则，即优化原则、等级原则、指导原则和不完备原则。

语言符号的主体观。“主体”的概念也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立足点不同，得到的解释也就不同。本书指出全面认识主体的不同层次，符号学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可能路径。莫里斯指出一个符号涉及三个方面的关系：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符号与对象的关系、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三个角度出发主体就可被置于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之中去研究，于是主体的三个层次变得分明。

语言符号的双喻观。本书从脑神经科学方面、两轴关系、句法关系、功能角度和构成的理据性等多个角度，联系实际分析了隐喻和换喻的区别特征，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基本素材。作者视野宽广，对隐喻和换喻的区分和具体体现阐释地都极为清晰、深刻。

语言符号的可逆性。可逆现象之前并未引起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只在词汇学中把它作为一种反义词简单提及，而本书作者看到了语言符号学中可逆性的广泛性、复杂性，从语义、语法、逻辑层次来分析可逆现象。作者极富洞见的观点打破了词法范畴的限制来研究其句法体现，阐释可逆现象的性质特点，深入探讨了其功能句法分类问题。

语言符号的像似性。索绪尔已经看到了语言中的像似性，但是他只承认拟声词的语音像似和如苹果树这种构词过程中的像似性。皮尔斯看到了符号中的普遍像似性，将像似性分为影像像似性、拟象像似性和喻象像似性。本书由此不仅看到了语言符号中语音像似的意义，更推而广之地寻找汉语语言文化中的像似性，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语言符号的标记性。标记现象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本书不仅分析了标记现象的本质特征，更深入分析了标记模式的认知、心理、文化和语用机制。“标记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处理上的经济性而产生的适应性认知策略。”[2]401 “认知突显性及语言标记性不止是一个单纯生理现象，而是认知的感知方面和文化方面相互作用的产物。”[2]403本书还从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方面探讨了标记理论在语言符号学各个领域中的研究和应用。

符号学的强势发展，一方面给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为语言学的研究带来的新的契机。两门学科本来就唇齿相依，相互依赖。本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建立了语言学和符号学之间的关系，为语言符号学的创立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对该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核心要素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从而建构出一个科学的语言符号学学科框架，为后续的语言符号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语言符号学》是该学科的开山之作。本书的作者王铭玉教授是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龙江学者特聘教授”、天津市特聘教授、俄罗斯普希金奖章获得者、俄罗斯“友谊与合作”奖章获得者。多年来从事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公开八十余篇，出版35部专著、译著和教材，学术成果斐然。本书的索引部分王铭玉教授为我们列出了语言符号学相关的著作、论文、学术会议文章及论文集共1063项，包括汉语、英语、俄语三个语种，这部分材料为将来的语言符号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实用价值，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参考文献

[1] 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 王铭玉.语言符号的意义[A]//符号学研究[C].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第9篇：人类语言特点范文

非语言交际的定义

中外学者给“非语言交际”下了不少的定义，有的非常简单，如“非语言交际是不通过言辞传递的信息”或“非语言交际是不使用语词的交际”。有一些学者似乎认为非语言交际即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如英国的Michael Argyle;美国学者Alastair Pennycook 则认为非语言交际（NVC）=副语言（Paralanguage）+身势学（Kinesics）+近体学（Proxemics）+超声音特征（Paraverbal Features）。有的学者下的定义则又很具体，如“非语言交际是不用言词表达的，为社会所共知的人的属性或行动。这些属性和行动由发出者有目的地发出或被看成是有目的的发出，由接收者有意识地接收并有可能进行反馈”。或“非语言交际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收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人为地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

非语言交际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人类交际所使用的非语言动作既有生物性特征，又有社会性（或文化性）特征。人类也像其他动物一样，受外界条件刺激时，其生理和心理都会引起本能的反映，通过表情、动作和姿态等非语言行为表现出来。这就是人类非语言动作的生物性特征。但是，人类的非语言动作，不只留在生物性特征上，在人类长期交往和实践中，其非语言动作慢慢被‘解读’形成了一套有意义的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一经出现，就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行为举止必然要受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而社会行为规范往往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非语言交际与文化密不可分，与文化一样，除少数人类所固有的出自本能的表情和动作外，大多数非语言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是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某种社会共同习惯。然而，文化并不总是能决定由我们身体动作所传达出的信息。动作的前后联系、性格以及相互间的关系都影响着传出的信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非语言的运用姿态和神情。尽管如此，像书面语和口头语那样非语言的交流根本不能从文化、亚文化里分隔开。不管我们是否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或相似点，非语言的交流都受到文化的约束和制约。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整套的非语言交流方式是很不相同的。跨文化研究表明，非语言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非语言的共同性是指同一人体动作在甲乙两种文化中有相同的意义。如篮球、排球等裁判员的手势和投降的手势世界通用。

文化对非语言交际的影响

大多数非语言行为都只是在它所属文化之内加以解释。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文化群落都有其特定的非语言行为模式，一种意义在不同文化中可能用不同的非语言行为表示，一种非语言行为在特定的文化中有其特定的意义。第二，什么情况下该用或不该用非语言行为，各种文化都有其展示规则。展示规则告诉我们交谈时双方应该距离多远；什么时候将目光移走；什么时候皱眉，什么时候微笑；应该大声交谈，同时伴随多种手势，还是应该娴静地交谈，交谈的速度应该怎样等等。另外，展示规则还表明可接受的行为表述的程度。第三，一种非语言行为可有三种解释：随意的、特质的和共享的。随意解释指某种语言行为没有特定的意义，特质解释指某种非语言行为对某些个人有特定的意义，共享意义指某种非语言行为对某些人有共同的意义。然而，文化之间对非语言行为的三种意义的理解也不相同，一种文化认为是随意的非语言行为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有共享意义。这表现了不同文化对非语言行为的不同理解。

跨文化交际冲突的克服策略

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冲突呢？以下几点克服策略可供参考。

第一，交际者应对支配自己非语言行为的文化规则有充分的认识。因为交际者只有充分了解并学会遵循支配自己行为的文化规则，才能去了解并在交际中适应他种非语言行为的文化规则。

第二，正确解释别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这是建立在多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的普遍特点基础上的。不同文化的非语言行为有着普遍性或共性的特点。譬如人类表达情绪的行为方式大致相同，使得某些行为（如，微笑、哭泣、皱眉等）具有普遍相似的表意功能。然而非语言交际更大程度上具有特殊性和文化制约性。非语言行为往往能够直接反映出文化在各个层面上的特点。只有养成有意识地观察并正确解释制约非语言交际的文化规则的习惯，交际者才能够适应具体的文化、社会、场合、情景中的各种行为。

第三，交际者在对自己的文化或别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进行判断和推论时，应该避免过度概括的错误。先要进行细致的观察，然后作出试探性的解释，最后是全面和充分的概括。另外，交际者应该始终认识到，由于概括性的推论中总存在着特殊和例外的事件，因而，无论如何全面的概括，也总会存在着局限性。

第四，交际过程中，要学会调节对非语言行为差异的情感反应。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往往会对不同的气味，身势行为及体距行为等产生心理上的反应，这是正常的现象。交际者应更多地了解有关知识，做好情感反应，并在类似情况发生时，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使交际达到有效的关键所在。

第五，通过多种途径，努力从根本上提高观察、评价和恰当有效地实施非语言行为的能力。这些途径主要包括：一是生活中通过读书、阅报、看电影等加深对本国尤其是外国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二是参加涉外活动，多与外国人接触，在实践中提高对非语言行为的敏感性等。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