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环境精选(九篇)

第1篇：人类与环境范文

所谓对立，即人类的主观需求和有目的活动，同环境的客观属性和发展规律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人类必须认识环境，必须遵循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从事生产和活动，不然，就必然会遭到环境的报复和惩罚，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就会随之发生。

所谓统一，即人类以环境为载体，总是在一定的环境空间存在，人类的活动总是同其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人类既是环境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的活动不可能无止境地向环境索取，也不可能永远不加限制地在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当人类的行为遭到环境的报复而影响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时，人类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当人类刚从动物分化出来，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就已处于初级的状态。早期的人类已懂得猎取食物、取火、制衣、穴居，在各种环境中进行着生存竞争。然而，因其活动能力有限，只能以生活活动和自己的生理代谢过程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时，人类同环境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人们的努力目标仅是适应环境、利用环境，而很少有意识地改变环境。

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使用的工具也日益改善，人类开始懂得改变环境，学会了农耕、养殖、穿衣、住房，人口得以大量的增加，特别是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将大片的荒山、草地辟为良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又为农业的丰收提供了保证。然而，在其发展的背后，与环境的矛盾却显得突出起来。由于不节制地毁林垦荒，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草原的毁灭招致荒漠的扩张，不合理的引水灌溉又造成土壤盐化的形成。这些矛盾的激化，曾使繁荣一时的巴比伦文明古国变为一片沙荒，也使玛雅人经受不住干旱、洪水、风沙的侵袭，而不得不丢弃自己亲手创造的文明，离开了故乡，……这就是早期的环境问题。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引起警觉，并未认识到这是环境的报复。当时，人类生产力尚不发达，对环境的破坏尚不明显，环境问题尚未达到危及人类生存的地步，故人类仍是我行我素。到了现代工业时代，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人类的数量、生活范围和规模等已是今非昔比，“人定胜天”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人类在对环境进行改造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加剧。与此同时，环境的结构组成、物质循环的方式和强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环境问题随之明朗起来，现代工业使大量埋藏在地下的矿产资源被开采出来，投入环境之中，并随着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又把废气、废水、废渣排放出来，其中许多废弃物难以处理、同化，使之对人体及生物造成难以忍受的危害。随着这些有害废弃物的不断累加，造成了环境质量的逐步恶化，使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现代工业还带来了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农业现代化也派生出来许多方面的环境问题。可见，人类在发挥其积极作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之时，也同样给环境带来消极的副作用，从1934年美国的“黑风暴”到我国年代内蒙古的“人造荒漠”；从60年代的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以至当今世界性的人口的剧增、森林锐减、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无一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这些都是人类与环境对立关系的具体体现。

当然，有对立，必有统一。从古人类的被动适应，到现代人的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使之能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不体现出人与环境的统一关系。人类从树栖到穴居，从穴居到屋居，从采集自然食物到发展农耕、畜牧等，这些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应该说，这也是人与环境的统一过程。随着危及人类生存的现代环境问题的出现，人类开始反省自己，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应，诸如封山、造林、种草、建立自然保护区、重视对资源的控制开发和对环境的治理等等，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更能适应环境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地改造着环境，创造出更能适应人类生存发展、又与环境协调的空间，以达到统一关系的最高境界，例如：英国的“雾都改观”、美国的“死河复活”、日本的“花园工厂”、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带和700多处自然保护区等等，都说明了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的统一和改善。

值得庆幸的是，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平衡已成为当今世界人类的共识。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确定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1976年以来，针对大气臭氧层空洞问题，曾多次召开国际会议探讨解决的办法，联合国也通过了2000年前停止使用“氯氟烃”的决议；1992年联合国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各国首脑参加的“环境与发展”会议。这些对策，可以说是促进人类社会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的新举措。

必须看到，人类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始终贯穿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增长，这个关系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着，要解决人类同环境对立的矛盾，一方面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实现人与环境的高度的协调。因此，理顺下列几个关系非常必要：

①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即人类当前的行为或目标要与整体的长远利益和命运相一致，人类的各种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必须有利于生存环境，并获得最大的效益；

②人类的活动能够源源不断地从环境中获得物质和能量，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和长久利益，能够健康地幸福地生存下去；

③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相互补偿的良性关系，达到协调系统各要素的有机结合，互成一体；

④人类文化必须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必须促进人对自然界利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第2篇：人类与环境范文

直立与疾病

一般地说，人的生理同直立姿势的不适应性，在青壮年时期不甚明显，到了中老年时期就会越来越明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的进化史：从和卵子的形成、和卵子的结合及其在母体中的演化，到出生后由手脚会动、爬行，发展到会直立行走，然后由幼年至壮年，由壮年至老年直至死亡、尸体腐烂后分解为无机物回归大自然，人类个体百年左右的生命史演绎了几十亿年的物质演化史。

哲学和生命科学的大量论据，有力地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人的生理还远未能完全适应直立姿势，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型疾病，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一系列的生理风险。与动物相比，直立使人的一些关节部位，如颈椎、腰椎、膝关节、髁关节负荷加重，容易引发这些部位的病变。颈椎增生、腰椎增生、膝关节骨刺、髁关节骨刺等等，是人类的常见病、多发病。

尤其是腰部，直立把动物的腰和后肢之间的90°角拉成180°角，使脊椎最下端的几节腰椎承受整个上半身的重量，这种改变对人体的腰椎和下肢是很“残酷”的。人的腿不得不要负担全身的重量。在我国，民间就流传着“人老腰先老”、“人老腿先老”的俗语，足见腰和腿的衰退比其他部位要快；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到处都可看到摇着轮椅的老人。显而易见，这是由于直立姿势加重了腰和腿脚的负担。尽管腰和腿脚也产生较大的进化和功能的改变，但还是未能完全适应这种加重了的负荷。人类的近亲哺乳动物和远亲爬行动物，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由于直立，人类比动物更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直立姿势必然会对血液循环以及体液流动产生复杂而微妙的影响。例如，人的心脏要克服地心吸引力把血液输送到直立着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其难度肯定比未直立时要大得多。脑缺血、下肢静脉曲张、心脏肥大、心律不齐、心肌劳损、心力衰竭、高血压、中风以及脑溢血等疾病，都同人的生理与直立姿势的不适应性有关。而动物即便有这类疾病，其发病率也必定比人类低得多。直立姿势还会使人类容易发生内脏下垂。胃下垂、肾下垂、子宫下垂、小肠下垂等是人类独有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毫无疑问，动物不会患有这些疾病。

就连人类牙齿的衰老与口腔疾病，也反映出人的生理同直立姿势的不适应性。在正常情况下，人类的牙齿总是下颚的先开始脱落。这是因为，直立姿势使人在吃东西和说话时，下牙必须不断克服地球的重力向上运动，下腭牙齿比上腭牙齿老化得要快一些。同时，由于地球重力的作用，食物的残渣余孽会更多地集落在下牙的根部，细菌分解这些碎屑时就会对下牙造成腐蚀作用。

爬行和屈体卧姿健身

在过去的几十万年中，人类虽然并未认识到许多疾病是由人的直立姿势同生理的不适应造成的，但是却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千方百计地去战胜这些疾病，积累了大量的治疗手段和方法。现在，有一门称为“达尔文医学”的新医学和治疗方法，为人们揭示了人的生理同直立姿势的不适应性是许多生理性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

其中的要点在于，以药物、器械和其他各种疗法减轻或缓解人的直立姿势同生理的不适应性。在这门新医学中，“爬行疗法”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经常性地模仿陆生哺乳动物的行姿和卧姿，对上述提到的各种生理性疾病都会有明显的疗效。这不仅仅是理论预期，实际上已为医疗实践所证实。我国历史上的隋代太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模仿动物的姿势和动作以治疗各种疾病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明朝人所缉之道教总集《道藏》中，保存有历朝历代各家各派的“导引术”，许多“导引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模仿动物的姿势和动作以达到健身祛病、延年益寿的目的。

近几年来，英国流行“爬行疗法”，据称此种疗法对许多慢性病和老年病皆有显著疗效。在巴西，老人中掀起了“爬行热”，那些身患颈椎增生、腰椎增生、哮喘、动脉硬化、冠心病、内脏下垂、内分泌失调、消化功能紊乱、失眠、痔疮等病症的老年人，纷纷在家中的地板上练爬行。佛教信众在家礼佛拜佛的弯腰屈膝运动，使得此类人群上述疾病的患病率极低。事实上，爬行运动已经日渐盛行，它不仅对健身防病大有裨益，而且可以治疗和缓解20余种老年病。

以达尔文医学理论作指导，还可以创立一种新的养生学，即养成合理的饮食起居习惯和健身活动方式，以减轻和缓解人的生理同直立姿势的不适应性的养生学。在这门新的养生学中，“爬行健身法”应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说，减轻和缓解人的直立姿势与生理的不适应性带来的诸多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经常“回复”到人类的近亲――陆生哺乳动物的姿势，经常模仿它们的起、行、坐、卧，尤其是经常模仿它们的行走。

这样的爬行健身法，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过。我国古代名医华佗模仿一些动物的姿势动作，编创出“五禽戏”，用以祛病健身。华佗的弟子吴普由于坚持做“五禽戏”，“年九十余，耳聪目明，齿牙完坚”。“五禽戏”强调“四肢距地”、“两手抱膝”等动作。华佗虽然不懂生物进化论，更不知道人的生理与直立姿势的不适应性，但是他的这套“五禽戏”却暗含这些科学道理。“五禽戏”从三国到元明，流行了1000多年。“爬行健身法”的要旨，就是所有动作必须尽可能地模仿陆生哺乳动物，尽量使身体与地表保持平行，使四肢与身体尽量保持90°角。

人与地的和谐

2000多年前古希腊神话“斯芬克司之迷”说道：人是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下午三条腿的动物。这是人类进化史的一个缩影：即婴儿时用四肢爬行、到青壮年用两条腿直立行走、再到老年时撑着拐杖行走。这种变化周期与人类进化的阶段是互相吻合的。同时，也从人类学和生态学的角度证明了直立姿势与生命运动周期的不适应性。

第3篇：人类与环境范文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联合攻关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第四纪环境科学、古气候学等多学科结合。最常见的是在一个考古学研究综合项目下，设立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子课题，根据综合研究课题的目的和任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绝大多数考古学课题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课题组成员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第四纪古环境研究课题，邀请考古学家参加，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的进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遗址本身、遗址周围局域范围内和区域内的古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在结合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遗址中古环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分析人类活动的特点和环境状况。

对考古遗址中土壤样品进行孢粉和植硅体等古植物遗存分析，通常能够提供遗址周围局域或者区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遗址周围的人类活动总是要直接（农业活动等）或者间接地（放牧，践踏活动增加等）影响植被组合。通过为人类提供食物或者为牲畜提供草料、准备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装饰或者仪式性活动等目的，也可以将植物采集或者搬运到遗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为认识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证据。在英国Orkney曾经有一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Orkney 古冢项目”[2]，旨在加强对墓葬遗迹的管理，同时深入探讨青铜时代的丧葬礼仪和墓地的地貌特点。对一处青铜时代墓地的孢粉组合研究结果揭示：在这处墓地形成以前，这里曾经是开阔的草地，可能是作为牧场，还有零星的农作物种植在附近，这可能说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够的草场，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墓地，同时还反映人们更愿意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对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炭屑进行种属分析，还可以为认识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特别是植被环境提供重要证据。对葡萄牙东部Estremadura 地区的Buraca Grande 洞穴遗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植被的资料，结果显示，植被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属和黄杨属植物的出现，第二阶段这种组合被更喜温的木犀榄属植物代替，考古遗址中木犀榄属植物的减少标志了第三阶段的开始。上述结果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气候较现在干冷，而全新世阶段的气候则与现今相似[4]。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屑进行树木的种属鉴定，不仅能够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环境背景，还为第四纪的古环境重建增加新的资料，这可以说是环境考古研究对第四纪环境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法国南部的Abeurador 和 Font-Juveanal 两处洞穴遗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结果揭示了13000年以来地中海西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种类作为建群植物[5]。

考古遗址周围局域古环境重建能够获得人类与环境关系，特别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考古遗址附近湖泊类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硅藻等生物指标的分析，重建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 地区，靠近史前时代遗址和中石器时代至中世纪遗迹的地区，有两个小湖泊，对其沉积物进行的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后（大约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转变为石楠属植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正好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过程中农牧业经济的引入对应[6]。苏格兰东南部地区一些青铜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周围发育了泥炭沼泽，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有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孢粉谱与考古和历史记录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对比的结果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铁器时代，这是导致这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 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 和1100 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转贴于 [1] 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刘东生，吴文祥：《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赞红，赵青春：《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 Downes， J. Linga Fiold， Sandwick， Orkney. Glasgow Archaeology Research Division Report 1995.

[3] Buntintg， M. J.， Tipping， R. “Anthropogenic”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a Bronze Age cemetery at Linga Fiold， West Mainland， Orkne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1， 28: 487-500.

[4] Figueiral， I. Terral， J.-F. Late Quaternary refugia of Mediterranean taxa in the Portugese Estremadura: charcoal based palaeovegetation and climatic recostruction，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2， 21: 549-558.

[5] Heinz， C.， Thieabault， S. Characterization and palaeo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rchaeological charcoal assemblages during Late and Post-Glacial phases in Southern France， Quaternary Research， 1998， 50: 56-68.

[6] Proesch-Danielsen， L.， Sandgren， P. The use of pollen， magnetic and carbon analyses in identifying agricultural activity and soil erosion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 a study of two lake sediment cores from Jearen， South-Western Norway，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2003， 8: 33-50.

[7] Dumanyne-Peaty， L. Late Holocene human impact on the vegetation of southeastern Scotland : a pollen diagram from Dogden Moss， Berwickshire，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 1999， 105: 121-141.

[8] Pitkaenen， A.， Huttunen， P. A 1300-year forest-fire history at a site in eastern Finland based on charcoal and pollen records in laminated lake sediment， The Holocene， 1999， 9， (3): 311-320.

[9] Adams， J. M.， Faure， H. Preliminary vegetation maps of the World sinc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n aid to archaeological 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7， 24:623-647.

第4篇：人类与环境范文

关键词人类社会发展;自然环境;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与自然环境有关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体而论它们是一对矛盾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1-2]。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关系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关系到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关系到人类发展进步的前景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意义相当重要。

1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对于这方面的认识，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误区，特别需要提醒的有以下方面。

1.1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与自然界的互动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过程，是对自然界的完美性的破坏。中国古老哲学里面说过，道法自然，说明了非人为意识干预的自然界里的自然性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观点。马克思也说过，人类的每一次进步与发展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必然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自然界孕育的人类，未从类人猿分化出来的时候，纯动物性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最融洽、最完美的关系;自从类人猿进化到原始人类以后，随着人类独霸地位逐渐提高;人类成为地球的统治者以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已经变成了对立的关系，只是人类的发展初期对立程度还不是很高;随着人类社会的更进一步发展，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升级，人类越是发展，对立程度就越高;总有一天，人类与自然将形成对峙的局面，那时候，人类的发展就已经到达极限，对峙一段时间后，在自然界的反攻下，人类发展就要进入衰退的阶段;最后，自然将战胜人类，把人类推向灭亡的境地，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走过一个波状的曲线。具体地说，从类人猿到原始人类到现代人类，首先打破了动物之间的相互平衡，本来各种动物的数量比是平衡和谐的，但自从人类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动物的数量就以人类的意向而定，人类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接着，人类开始改变植物种群分布和数量比，把原来自然界里的动物和植物最完美的种群组成分布改变以后，产生和发展农业和牲畜业，从而把植物之间的天然平衡关系也给打破了。后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人们对自然界的破坏已经进入到了更深一层，通过加工业对地球上的物质原始形态进行了改变;通过大量的能源消耗，影响到地球的大气气候等;通过化学工业对地球上的物质种类和分布进行了改变，使地球上原始的物种数量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核工业对地球上的各种元素进行了改变等。高科技已经更深地破坏了自然界原始面貌，可以用地球上原始物态及分布的形成、能源的形成、元素之间量的形成时间验证这些破坏对自然界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千亿百亿年形成的状态被人类用几十年至几百年时间就改变了。对自然界巨大的破坏加剧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动植物物种的消失，地球上物质的物态和元素的变化，已经使人与环境形成严峻的对峙局面。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破坏自然界的做法是错误的，回过头来重新保护一些原始自然的东西，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确立自然保护区等，就是人们认识到天然性比人工性更加完美后的一项决策。

1.2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反作用力

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一直以各种人类已认知和现在还无法认知的方式处处对人们做着相应的报复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报复活动是一个自动启动和运转的系统工程。这种报复以各种自然现象而出现，自然灾害算是人们已经知道的一种，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将是非常严厉的。人类的每一个小的进步都有自然界给予相应的反作用力，而且报复力度与发展程度相当，渠道多样。

1.3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无疑是自然界取得胜利

人与自然现在既然是对立面，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要清醒的认识到人类的力量与自然界是无法相比的，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粒粒粉尘，无法与自然界相抗衡，注定人类是要失败的，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

1.4人类破坏自然和自然消灭人类社会的发展成果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由于人类的发展和对自然的破坏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达到繁荣的极值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人类社会的衰退也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就使得人类能够有一个较长的生存时间和空间。

2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方法与途径

人类要在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基础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改变对自然破坏的方式和渠道来发展人类社会。

2.1持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尊重的态度

人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知道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里的很小的组成部分，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粒灰尘。人类可以改变自然，但自然更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和前景，人定胜天的思想在科学上讲是不正确的。人类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行动置于科学自然的指导之下。

2.2人类应当尽量减少对自然界的破坏程度

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于破坏自然界的活动，要提升到全人类社会的法律和政策的层面上来加以限制，如限制全球核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减少对自然界的深度破坏，限制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以减少对自然界浅度的伤害等。减少资源浪费，减轻对自然界造成不必要的破坏等[3-4]。

2.3人类应当对自然界的破坏做相应的补偿

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人类的共同追求，那么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就在所难免，人们只能通过对自然的补偿来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们应当不断的投资于对自然界的修补活动，减少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如增加绿色植被，加强天然林保护、动植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等，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3参考文献

[1] 方和荣.用科学精神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J].华北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17-19，22.

[2] 胜栋.环境价值: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3-16.

第5篇：人类与环境范文

关键词：道德不安；人类理想品格；适度的谦逊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一

一个古怪的有钱人在我熟悉的街区买了一栋房子。院子里有一棵古老而巨大的牛油果树为这栋房子遮阴，周围则是一片美丽的草地、树木和花朵。但是草地需要打理，花儿需要照顾，而房子的主人想要享受更多的阳光，于是他把那棵大树砍了，还给院子里铺上了沥青。毕竟这是他的财产，而且他对植物没什么兴趣。

这只是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却让我想起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上那一道道大型的采矿槽。在这样事件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当然都有理由，都可以援引财产权为其辩护。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什么样的人会干这种事？”最近一位地方长官为砍掉一片古老的红树林辩护，他说：“如果你曾经看到过一棵红树，那你就算见过所有的红树了。” 很多加利福尼亚人听到这话时也都有和我类似的反应。

类似这样的事件激起了环境主义者们的愤慨，也让一向不大关心政治的人们在道德上感到某种程度的不安。引发这些反应的原因显而易见：破坏自然环境剥夺了大量当代人及后代人的利用机会和快乐。动物也依赖自然环境，即使一个人不认同动物自身具有价值，但它们为人类所用的潜在价值也是无可估量的。植物除具备审美价值，大气的更新也需它们。对于是否损毁森林和花园，这些理由不但显而易见，而且从应用目的来说也是最具说服力的。但我还是会想，除了以上的因素外，我们那种不安的感觉后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原因呢？我们真的只关心森林对我们、后代、也许还包括动物潜在的应用价值和快乐吗？当我们目睹环境被破坏的现状，或者听到那些根据成本/收益分析为这些行为辩护时，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让我们感到不安？

想象一下在我们所列举的这些例子中那些破坏自然环境的人。他们可能会详细地申辩说，即使考虑到后代人和动物，取代自然环境的利益仍然大于环境主义者们所列举的那些消极的功用。①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用事实说话,尽可能地表明对环境的破坏是短视的，申辩者低估了潜在的危害或忽略了某些相关的权利和利益。但这就是我们所能表达的全部吗？我们暂时假设，损毁红树林、森林和花园的功用与其对于自然爱好者和动物们潜在的使用价值相同；我们也可再进一步假设，如果涉及权利的话，支持和反对破坏的人权和动物权利完全相当；为了便于论证，我们还可再退一步想象，如果那些森林里没有具有潜在用途的动植物的濒危物种，那么我们是否就一定能得出结论：再没有什么需要道德进一步关心的问题了？当我们再看到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时，我们是否就该在道德上感到漠然？

二

假设我们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应该是否定的。换句话说，当面对破坏自然的行为时，我们道德上的不安无法完全用未能对自然资源进行最佳利用，或侵犯了某种权利等类似观念进行充分解释。那么，这种感觉的基础是什么？即在我们关于道德的规范性准则和价值的体系中，有什么能够解释这种仍然存在的道德上的不安？②

①当我使用“自然环境”一词时，我头脑中出现的是文章一开始例子中所提及的那些类型的自然。尽管我认为有必要区分花园与森林、原始森林与人工林、无法取代的自然现象与可复制的自然现象之间的区别，但这些区分对我的主要观点影响不大。还可能存在着更广泛意义上的自然，比如休谟和密尔曾指出的，除了奇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被看做是“自然的”。当然，在此意义上，带状矿槽也是“自然的”，就如同河狸为了筑坝而咬断树木一样。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破坏“自然的”环境，而只能改变它。我后面会进一步表明，我是在较窄的、大家更习惯的意义上使用“自然的”一词。

②这个部分旨在对作为与元伦理相对的规范伦理的理论进行初步探讨。因此，尽管很难，但我想要论述清楚我们对特定道德判断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这个任务之所以很有难度和挑战性，不是因为要从道德基础出发对结论进行证明，而是要解释的道德判断从一开始就不符合我们最熟悉的那些道德原则（如功利主义或对权利的尊重）。

③我想，拥有权利预先假定了拥有利益，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又预先假定了具有愿望、感受痛苦的能力。本文主要的关切点不在于此，对此观点的各种不同意见可参见：W.Murray Hunt, “Are Mere Things Morally Considerable?” Environmental Ethics， 2 (1980): 59-65; Kenneth E. Goodpaster, “On Stopping at Everything”， Environmental Ethics， 2 (1980): 288-94; Joel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in 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ed. William Blackstone (Athens: Un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4), 43-68; Tom Regan, “Feinberg on What Sorts of Beings Can Have Rights”，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Journal of Philosophy，(1978): 701-5; Scott Lehmann, “Do Wilderness Have Rights?” Environmental Ethics，2 (1981): 129-46。也许有人会想到诉诸植物的利益，甚至权利进行解释。他们会说，毕竟我们只是逐渐才承认人类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的道德意义，我们关于动物福利（及权利）的良知，是在更近的时候才被唤醒的。按照逻辑，下一步应该是要承认将植物的福利（及权利）纳入道德考量的要求。按照这种观点，那些留下采矿槽的开发者、砍伐红树林的人或类似的环境破坏者，他们的问题不但在于忽略了人类和动物的福利和权利，而且在于他们没有给予植物生存和健康所应有的重视。

如果一个人认为所有的道德问题都毫无例外的只关乎行为的对与错，其判断也相应地完全依据该行为是否侵犯了那些直接受到影响者的权利和利益，那么做出这样的回答是可以理解的。按照这种假设，如果有什么原因能够引起道德关切，必定是因为有权利或利益受到了忽视；而如果人类和动物的权利和利益都已经得到考虑，那就一定是还有其他的相关利益被忽视了，比如植物的权利和利益。但是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假设是错的。在任何情况下，植物具有权利或与道德相关的利益的说法都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确会说什么对植物是“好的”，植物可以繁茂生长也可以被“杀死”，但这并不意味着植物具有任何道德相关意义上的“利益”。有些人显然相信，如果我们跟植物聊天的话，它们会生长得更好，但植物会感受苦乐、有愿望和厌恶感这样的想法显然超出了常识和科学的范围。为避免树木受到伤害，或者因为它们有生命权，因而应当保护森林的想法并非被广泛认同的道德意识，也称不上是个好理由。③

另外一种试图解释我们道德上不安的方法是诉诸特定的。如果一个人相信上帝创造了所有具有生命的东西，并关心它们，委托人类为了有限的目的利用植物和动物，那么，除了森林未来的效用外，他就有了一个避免不负责任地破坏森林的理由。如果一个人相信所有的自然物都拥有一种内在的神圣力量，那么他也就有理由关心具有感官的生物之外的自然物。但是，类似这样的论点需要强有力的、同时充满争议的前提条件。我猜想，愿意聆听他们观点的人总是少数。

20世纪初，很大程度上受到摩尔（G.E. Moore）的影响,出现了很多人看来颇有前途的另外一种观点。①摩尔提出，或者说至少是他让此观点变得流行起来，即某些事物具有内在价值，它不仅被认为有价值，而且其自身有价值――一种并非必然地因为其对于有感知能力的生命具有影响的价值。诚然，摩尔认为唯有各种具有意识的体验才具有内在价值，但这种限定并非内在价值这一概念所固有。②他认为，内在的善是一个事物所具有的客观的、非关系的性质，如其质地或颜色，而非由感官所感知或科学仪器所探测的性质。至少在理论上，即使没有具有感官的生物，甚至没有上帝，一棵在宇宙中独自生长的树也具有内在价值。根据摩尔的理论，由于我们的义务在于使内在价值最大化，因此他的理论显然可以用来论证，我们有理由不去破坏自然环境，这无关自然环境对人类和动物的影响。森林的存在具有超越对于具有感官生命事物的价值之外的（内在）价值。

①G. E. Moore, Principia Eth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3), Ethics (London: H. Holt, 1912).

②G. E. Moore, “Is Goodness a Quality?”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9)，95-97.

③P.H. NowellSmith, Ethic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54). 和一样，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有人会提出类似针对直觉主义的反对意见，而这正是内在价值方法所依托的。人们很难抑制对于某些非自然的、直觉的性质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的怀疑，很多人提出，这种理论停留在对善（good）、有价值的(valuable)等类似词语误解的基础上。③其次，即使我们尽可能地将这些反对意见搁一边，根据摩尔的观点来思考，仍然很难确信每个人都会认同森林等自然物的存在具有内在价值。摩尔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想象宇宙中只有我们所讨论的事物，再无其他任何影响时，我们如何回答：“该事物的存在是否比它不存在更好？”请注意，摩尔提醒我们，不要将这个问题解释成：“你是否会更喜欢那个宇宙的存在，胜过它的不存在？”他的问题是：“它的存在是否具有一种客观的、非关系型的特质，一种内在的善？”

现在，即使我们不担心这个问题是否真的有意义，我们同样会有多种答案。那些倾向于破坏自然环境的人毫无疑问会给出一种答案，而热爱自然的人则会给出另一种答案。当一件事像眼前这样充满争议时，直觉只能是一个可怜的仲裁者。

我们想要理解对于红树、森林等的破坏，除了给人类和动物带来的资源损失之外，我们道德的不安之下还掩藏着什么理由。但我发现，当诉诸“是否忽略了植物的权利或利益”、“上帝对此事的意志是什么”、“什么是树或森林存在的内在价值”等问题时，答案都是不充分的。因而我的建议是，让我们换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这也是这篇文章的要点所在。让我们先暂停寻找为什么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原因，转向阐明人类优良品质的理想这一古老的命题。我不想直接与那些要求“告诉我为什么我所做的是不道德的”环境破坏者论战，相反，我想要问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会想做他们干的那些事情？”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要从个人偏好出发绕过问题，而是要提出一个不同的道德问题，因为即使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法表明破坏行为是错的（与人类和动物的功用和快乐无关），我们也可能发现，这种放纵破坏的意愿反映出缺乏某些我们所赞美的、具有重要道德意义的人类品质。

如果考虑某些类似的情形，这种转换问题的策略就显得更有希望。例如，当一个纳粹严肃地问：“只要不是我自己杀人并剥下他们的皮，对我来说用人皮做灯罩有什么错呢？” 我猜想我们对此的反应恐怕远不止愤慨，更多的是震惊和恶心，因为比起所提议的行为本身的不道德，更明显的是那个提问者所展示出的缺陷。有时尽管我们根本不会认为某种行为有错，但会觉得这种行为反映了做出这个行为的人令人反感的某些方面。让我们想象一下，当一个人看到一条造成几百人丧生的飞机失事的新闻报道时，他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或者，一个谄媚的孙子，一直假意忠诚地等待着继承他祖母的财产，却在她死后对着她的坟墓悄悄地吐口水。在坟墓上吐口水也许不会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也可能未侵犯什么权利，但比起这个人的罪恶（他行为的不道德），我们对他人品的看法其实更能解释我们道德上的不安。如果他对此不能理解，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应该向祖母的坟墓吐口水？”那么，让他去反思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告诉他不该吐口水的理由似乎更合适些。

三

①尽管此处我没有进行详述，但我所提出的论点与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哲学的观点一致，且这一看法在最近一系列的著作中获得了新生，包括Philippa Foot, Virtue and 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ss, 1979)；Alasdair McIntyre, After Virtue (Notre Dame: Notre Dame Press, 1981)；James Wallace, Virtue and Vi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等。其他关于“性格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思考，可参见John Rodman, “The Liberation of Nature”， Inquiry (1976):83-131; L. Reinhardt, “Some Gaps in Moral Space: Reflections on Forests and Feeling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ed. Mannison, McRobbie, and Routle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Research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1980)。

②尽管为了简单起见，我将焦点置于那些进行带状采矿的人，但这个论证也适用于那些仅根据功利主义的计算对山、红树林进行保护的人，而且这些人只关心有感知能力的自然。同样，“对自然的漠视”一词包括了那些只考虑人和动物的利益、对其他事物一概漠视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会给自己花园铺上沥青，在树木繁茂的青山上掘出一道道矿槽，或者将一片无法再生的红树林夷为平地？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争议，我们把对自然的效用和福利这些方面的考虑都排除在外。另一个可能的反应就是诉诸热爱自然的美德，把它视作一种人类理想的性格特征。那些只因其效用而重视环境的人肯定不是真正热爱大自然，因而他们缺乏这种理想品格。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对那些承认只因自然的功用而重视自然的人的行为感到道德上的不安。超越非感知自然的功用而关心它们的人类理想品格正是另一种可以用来表达那种潜藏于争议之下的共识的方法。

但是，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个答案还很难让人满意。我们需要某种方法来证明，这种理想品格与其他美德或优良品质相互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此我建议尝试各种限制条件。 我的核心思想是，尽管对非感知自然的冷漠（默然/漠视）并不必然反映出美德的缺失，但这经常是缺少某种我们所鼓励的性格特征的信号，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特征正是产生某些美德的自然基础。例如，人们通常会想，那些破坏自然环境的人一定对他们在自然秩序中所处的位置缺乏恰当的认识，因而也一定无知或缺乏谦逊的美德。尽管事实并非一定如此，但我要表明的是，基于某些合理的经验假设，他们的态度很可能植根于无知、短视，无法把其他事物与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群体平等看待，或者不愿意接受他们自己也是自然存在这样的事实。克服这些缺陷虽然不能保证道德上适度的谦逊，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很可能是重要的心理先决条件。后面我将更简要地表明，对非感知自然的冷漠典型地揭示了缺少审美方面的敏感性或者某种能让一个人生命更加充实的心理定势（disposition）。这些敏感性和心理定势虽然本身不是道德美德，但它们是欣赏和感激他者所具有的善的自然基础。①

我们首先来讨论破坏自然环境者缺乏对其在宇宙中位置的认识。②这些人的视野必定比较狭隘，相对而言，他们只关心那些在时空上较近的事物。他们似乎很难理解我们只是宇宙宏大景观中的沧海一粟、进化过程中的弹指一瞬，只是地球上几百万物种中的一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片段。他们知道存在星星、化石、昆虫和各种历史遗迹，但这些人对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自然界的复杂过程是否有一点了解呢？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体内运行的那些力量与支配所有其他生命、甚至非生命体的力量是多么类似？诚然，一个人的科学知识是有限的，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科学，但一个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有着广阔而又深刻理解的人真的会漠视对大自然的破坏吗？

也许我的第一种看法会很容易激起那些善于诡辩的反环境主义者们的抗议。① 批评者们会说：“也许有人会因为无知而漠视自然，但我学习过天文、地理、生物和生物化学，可我仍毫不愧疚地把没有感知能力的自然环境只当作我们所用的资源。当然我们不该浪费，但究竟应该保护什么要根据长远的成本和收益来衡量。”他们也许还会继续道：“此外，作为哲学家，你应该知道传统的休谟法则‘我们不能从是中推出应该’。所有生物学、生物化学等中的事实并不能推出我应该热爱自然或者我想要保护自然。人们理解的是一回事，尊重的是另一回事。正如那些热爱自然的人不一定是科学家一样，漠视自然的也并非就一定无知。”

①为了方便起见，我用了环境主义者和反环境主义者（批评者）这样的标签，来指对我所提出的争议问题所持观点相互对立的双方。例如，我所谓的“环境主义者”不仅支持保护森林，还反对那些即使无关人类和动物利益的破坏环境的意愿。而我所指的“反环境主义者”则不但指想要破坏自然的人，而且这种人对那些不涉及对人类和动物消极影响的破坏自然的行为没有感到不安。

②“Even This Shall Pass Away”， by Theodore Tildon, in The Best Loved Poem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ed. Hazel Fellem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d Co., 1936).尽管环境主义者们可能承认批评者的逻辑，但他们会认为，事实上对自然更多的了解往往会提高人们对环保的关注度。果真如此，那么即使有批评者的反对意见，怀疑破坏环境者缺乏对自然的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并非就是没有根据的。但我们的论证无需就此打住。环境主义者还可以按下面的论述进一步强化其最初的观点：

当我讲破坏自然的人不能正确认识他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我指的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认识，因为一个了解了一系列事实的人可能从来都没有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过，因而也从未清晰地看到过这些事实所组成的整个图景。把自己看做自然的一部分是要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去看待自己和世界，这与自然科学中所列举的各种详细的信息相去甚远。破坏自然的人缺乏的是这种视角，而非某个知识或信息。

“好的”，尽管作出一些让步，但批评者也许又会有反驳的观点：

那些漠视自然的人也许缺乏你所说的宇宙视野，但缺乏这种视野与任何特定的对自然的欣赏态度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当人们进入更广阔视野时，不同人之间的反应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当我试图清晰地把自己当作自然过程中的弹指一瞬时，我只会感到压抑。这样做完全不会激发我对自然的热爱，反而让我感到难过和憎恨。你这种浪漫主义的想法只适合像华兹华斯这样的诗人或者特纳这样的艺术家。而你应该想想，当奥玛开阳（Omar Khayyam，11世纪波斯诗人、天文学家）在你所说的这样开阔的视野下时，他的反应会多么不同。当从宇宙视野中审视自己的人生时，他的反应是“喝光吧，因为明天我们会死”。另一些人的反应则几乎完全相反，表现出毫无生趣的斯多葛派式的隐忍，就像诗人所描绘的智者那样，在与他所爱的人婚礼的盛宴上，当站在人生幸福的顶峰时，他却仍然不忘提醒自己“这样的美好也终究将会过去”。②

作为总结，批评者会讲：“即使一个人应尽量将自己视作自然中暂时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这样做也并不能要求任何特定的规范性态度。有些人也许会开始热爱自然，而另一些人则会为当下而活；有些会陷入消沉，有些则会感到压抑或气愤。因此，对自然的漠视并不必然地表示一个人没有从更大的视野中审视自己。

环境主义者对此反驳可能会有几种回应方式。譬如，他也许认为，即使有人将自己视作自然秩序中的一部分，但仍然漠视非感知自然，可这并非通常的反应。典型的反应是，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时，我们就会超越整体对我们的影响，逐渐重视那个整体。因此，即使存在反驳者提出的可能性，对非感知自然的漠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意味着人们未能把自己视作自然秩序中的一部分。

①显然，康德是一个例外。他认为与“内心的道德律令”一样，“头顶上的星空”也是庄严的，但他不认为我们人类物种是不重要的。

②我所谓的“适度的谦逊”，指谦逊的类型及程度是道德上值得尊重的性格特征。当然，如何精确地界定何为“适度的谦逊”肯定会有争议，但这样表达的目的是为了剔除谄媚、虚伪的谦虚，低估某人的能力或类似的含义。

③我的这个观点来自Philippa Foot的某些论述。如果有人质疑此处的经验假设，环境主义者也许会按另一种不同的路径进行论证。他会提醒我们注意，最初的观点是那些破坏自然环境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意识到自己的位置”不是单纯的知识上的认识，它同时也是一种态度，既反映了他所了解的知识，也反映了他的价值取向。例如，当我们说一个无知且具有奴性的人未能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平等社会中的位置，我们所指的不仅是他对于特定经验事实的无知，而且也指他对自己相对于他人所具有的重要性的那种要不得的态度。同样，不能意识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不仅仅是缺乏知识或广阔视野的问题，而是对于应该重视什么的态度问题。一个虽然理解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但仍然只把非感知自然视作资源的人，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除了人类和动物，其他的一概都不重要。尽管乍一看，他与那些犯了将地球当作“宇宙中心”这种知识错误的前哥白尼时期的天文学家们不大相同，但他更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尽管对其他种族相当了解，但却以无关紧要的态度对待除他之外的所有种族。

如上分析，这一论证采用了一种常理，即对自然的意识通常会产生、也应该产生令人谦逊的效果。雄伟的高山、大海的风暴、大峡谷、高耸入云的红树以及我们“头顶上的星空”，让很多人禁不住感叹日常生活中斤斤计较的那些事情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甚至连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也显得渺小。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相当合理的反应①，因此，那些理解自然却仍不为所动的人们似乎就缺少了一种应有的谦逊。②缺少适度的谦逊并不等同于自私或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一个专注于个人利益的人也可能把自己的快乐和事业（事情）看得并不怎么重要。 ③而一个夸大自己重要性的人，却也可能为某些在他看来不甚重要的事情做出巨大牺牲。 缺少谦逊也不同于相信自己有力量和影响力，因为一个人可能对自己非常洋洋得意，但同时又认为这个愚蠢的世界永远也不会认同他。 缺少谦逊的人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皇帝，他认可他的家庭，因为那是他的；认可他的下属，因为那是他任命的；认可他的国家，因为他选择为他的国家而荣耀。另一种虽没有如此极端但也缺乏适度谦逊的例子，就是那些只以对他所在阶层的影响来判断事物重要性的精英主义者。由此可见，对那些会破坏环境的人的怀疑在于，他们所谓的重要仅被限定在影响到像我们这样具有感知能力的生物的范围内。

适度的谦逊要求认识到非感知自然的重要性，这种思想类似于指责食肉者是“物种主义者”。这两种观点似乎都认为，人们把关心对象的种类过于狭窄地限定在与自己最为相似的物种身上。但无论这种想法在直觉上多么有吸引力，肯定会激起非环境主义者们的反对。他们会问：

为什么你假设我应该具有的那种谦逊要求我承认非感知自然功用之外的重要性？你自己也承认不能通过诉诸宗教或直觉的理由来说明非感知自然的重要性。缺乏进一步的论证，只是简单地断言理想的谦逊要求因为非感知自然自身的缘故而承认其重要性，实则是回避这个问题的实质。如果适度的谦逊是指承认一个人应该承认的与某事物相关的重要性，那么要想表明我缺乏这种谦逊，你就必须先证实一个人应该承认非感知自然的重要性。

①这种关注的因果关系很可能基于那个对象（树木，玩具）曾经给这个孩子带来过快乐，但这并不意味着重视这个东西就只是因为它将来可能给这个人进一步带来快乐。有人也许会接受这种质疑，但仍有其他方式来论证谦逊与对非感知自然的反应之间的联系。例如，假设我们认为适度的谦逊只要求承认非感知自然应有的地位，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即使一个人把所有非感知自然都仅看成是一种资源，逻辑上他也存在保持适度谦逊的可能性。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在心理上比较少见。由于我们人类的特点，也许在发展出因事物自身的缘故而认可它们的重要性，从而关心它们的普遍的包容性以前，我们永远也学不会谦逊。对一个人来说，谦逊最主要的障碍就是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通过与自己或与自己所在圈子间关系的重要性来衡量一切事物。克服自我中心的方式和过程毫无疑问很复杂，但似乎所有努力关注的都无外乎人们如何与他人或动物相处。学会谦逊则要求我们学习去感受那些会影响我们和我们的社交圈之外的具有重要性的事物。能让孩子去关心一只丢失的颊鼠或一只他兴许永远也不会再看见的流浪狗的命运，很可能也会激起他对某个丢失的玩具或对从小长大的那个地方的一棵大树的关心。①学会因为事物自身的缘故而重视事物，而不是根据效用来衡量其重要性，这一点与判断事物是否拥有某种直觉上的客观性质不同，但对培养谦逊的美德十分必要。像对待人类和动物一样，在与非感知自然的关系中也应如此。如果一个人仅把所有非感知自然视作资源，那么这个人似乎还没有培养起克服自我中心所需要的包容。

四

遗憾的是，最后的这个论证存在局限性，它预设了体验自然与克服自我中心之间的经验联系，这一点可能会受到挑战。因为即使体验自然能够促进谦逊的美德，人们也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在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里发展这种谦逊。如果二者间不存在经验联系，那么人们所需要的不过是在童年或成长过程中对大自然有限的体验罢了。对那些已经克服了年少轻狂的自我中心的成熟人士而言，他们在人工环境中一样能生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这个论证并没有完全把握一个理想的人会谦逊地站在自然面前这一道德直觉的精神。这个思想不是简单地指体验自然会促进在他人面前适度的谦逊，而是强调自然环境会促使人们萌生一种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中一部分的良好的感觉。在几个月的城市生活之后，一个人独自站在森林中，这样的体验不仅有助于消除一个人在其他人面前的傲慢，更重要的是它强化了且恰当地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接受。

我们刚才只考察了适度谦逊的一个方面，即人们对于其他人的重要性的感觉。我想，谦逊的另一个方面涉及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这不只意味着我们在认识上承认我们就是我们所是的这种生物。一个人是否接受自己并不完全看他如何赋予自己、他人、动物、植物和其他事物相应的重要性，而是取决于他如何理解、直面并恰当地回应“我是谁”的问题，比如他的能力和局限、对其他人的亲和力、与他者的区别、自己身上无法改变的品性以及可改变的潜能等。自我接受不是单纯的认识上的意识，一个人能够从认识上意识到自己在变老，最终会走向死亡，但行为上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愚蠢的抗挣仍反应了他拒绝承认这些事实。另一方面，自我接受不是被动地屈从。如果一个人拒绝追求自己能力范围内真正想要的东西，则表明这个人没有接受他所拥有的自由和力量。某些像把白头发染黑、穿得比实际年龄小二十多岁的行为，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这个人缺乏自我接受，他这样做除了希望隐藏自己的真实状况，也许还存在其他的理由。当一个人的行为和情感方式植根于某种想要否认和拒绝自己的性格，试图假装自己并非如此时，他没有接受自己。这并不是说自我接受的人就不对自己进行价值判断，喜欢自己的一切，想要发展和展示自己的一切。他也会对自己过去犯的错误感到后悔，并且努力想要改掉目前的恶习。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不否认所有这一切，不假装这些并不存在或都是别人的事。这种对事实的拒绝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比实际更好，因而与适度的谦逊无法相容。

①参见Ernest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过去这种类型的自我接受曾长期以各种名义被当做人类的优良品质，但这与保护环境有何关系？我认为存在着以下联系。因为人类作为自然的部分，我们的生活、生长、衰老和死亡遵循着同其他生命类似的自然规律。尽管拥有人类独具的令人敬畏的力量，我们也和很多动物、植物一样有着共同的需求、局限和缺点。抛开个人偏好和各种不同的传统价值观，这些事实本身无所谓好坏。但要接受这些关于自己的事实却并非易事，或者说并不是一件寻常之事。

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拒绝看自己的，有些人更愿意构建一个永恒的世界，他们只提醒我们注意人类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和社会本质，却从不考虑我们与“低等”生物的亲缘关系。心理学家提请大家注意“对死亡的拒绝”，它揭示了一种与自我接受不相容的态度，而自我接受则是从古代哲学家到斯宾诺莎及以降都赞美的人类优良品质。①我的意思不但指体验自然会促进这种自我接受，而且，那些充分接受自己是自然界之部分的人们通常缺少用人工自然代替天然自然，从而使自己与自然相分离的动机。荒野中的一场大风暴会帮助我们认清自己作为动物的脆弱，同样重要的是，对这种体验的拒绝则反映了人们不愿意接受自己脆弱的一面。那些随时准备毁掉古老红树林的人缺乏适度的谦逊，他也许并不十分夸大自己相对于他人的重要性，但他肯定会尽量拒绝将自己视为众多自然生物中的一员。

五

至此我已表明，尽管对非感知自然的漠视本身不是一种道德上的恶（vice），但它很可能反映了无知、自我中心或缺乏自我接受，这些正是要获得适度的谦逊所必须克服的。另一个思路是将对非感知自然的态度与其他人类优良品质相联系。例如，有人认为，对自然的漠视反映出缺乏审美敏感性或某种植根于自然的感激之情。

当看到一个被带状矿槽破坏的山坡或者目睹某个花园被铺上沥青，我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多难看啊”，认为眼前的场景了我们的审美。当然并非所有大自然中的事物都会给人以美的感觉或者会引起我们的审美兴趣，有时候某些自然场景会被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杰出的建筑物代替。但这绝非通常环境主义者们关心的事件中的情形，更多的情况是自然的美被各种形形的丑陋所取代。

对于这种情形，批评者很可能会反击说，即使他缺乏美感，这也不是道德上的恶。他的成本/受益的计算已经考虑了他人从观赏森林中可能获得的快乐，我们又凭什么指责他呢？

尽管美学和道德有着相反的哲学传统，但二者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么不同。对美的欣赏是具有理想道德的人应该尽量发展的一种优良品德。但是，即使先把这种可能会有争议的观点放在一边，那些对自然缺乏审美反应的人仍然有理由关心自然。即使审美敏感性本身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美德，我们头脑和心理具有的很多能力也是欣赏他人所需要的，譬如好奇心，对新事物开放的胸怀，从不熟悉的视角观察事物的能力，通感的想象力，对细节、多样性和秩序的兴趣，能够摆脱眼前和实用的情感自由等。所有这些都是审美敏感性所必需的，也是一个人充分感悟各种类型的人所需要的特性。问题不在于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否能够区分美和丑，而在于对于自然中的美丽、壮观、秀丽、忧郁以及别开生面的生趣缺乏感悟力和响应，很可能也反映了一个人缺乏欣赏人类世界中真、善、美所必需的开放的头脑和精神。

但是，反环境主义者也许拒绝接受缺乏审美敏感性的指控。如果一个人宣称自己欣赏17世纪的微型肖像画，却痛恨荒野自然，那么这样的人很难让人信服。人的品味也许不同，但审美感觉不会有那么大的选择性。相反，这个人可能会坚持自己确实热爱自然之美。假如，他度假时曾在塞拉山区滑雪、拍摄各种野花等。他也许会这样强调自己的观点：

我对自然美的热爱和任何人一样强烈，但我看不出这与除人类快乐和为人利用之外的目的而保护自然有什么关系。非感知自然是资源，其最佳用途是取悦我们。我在计算保护一个公园、打理一个花园等的成本和受益时，我将这些都考虑了进去。但你所提的问题显然驳斥了将保护自然当作一种享乐手段的愿望。而我要说，只要可能，就让我们尽情地享受自然吧。但如果明天所有有感知能力的生命都要死了，我们完全可以将所有植物也一块毁掉。一片没有人使用或欣赏的红树林完全没有价值。

第6篇：人类与环境范文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全球环境变化   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基于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机制，提出全球环境变化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任何发展都是有一定环境背景和起点的。当今人类的发展是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由环境变化引发的生态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军事问题以至国家安全问题，正从各个层面冲击着“人类健康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在此背景下，如何定义“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对此，本文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1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

1. 1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再认识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今天的环境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生活环境的优美和健康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乃至整个地球的命运的问题;不仅是地区性的、局部性的和暂时性的问题，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因为，由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环境、资源、生态方面的负影响除了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外甚至已进一步影响到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同时，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也势必将对目前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然而，目前人们似乎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层面上，仅仅从环境规划、开发、保护和管理的角度和从科学技术等硬件方面寻求解决全球环境危机的对策，却忽视了从人类学研究角度发掘由其带来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各类化学品—特别是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的积累和持续影响;气候易变和变化、常见的公众健康问题、新的社会问题，如疾病、流行病肆虐、失业、贫困、社会组织接替、崩溃、冲突、异化等;自然资源继续退化、环境性反映的不足和可再生资源的紧张所导致的粮食不安全和冲突的局势;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变化和气候变化、臭氧层耗竭及酸化作用等。这些问题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为地方、区域和全球社会带来了更严重的发展危机。可以看出，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所有区域范围内环境和政治越来越密不可分，生态、社会和政治安全问题一起交织着提前到来〔‘〕，在不断加重环境危机破坏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及国际关系变化，并在更深更广层面上影响着全人类的健康持续发展。

1. 2对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再思考

    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健康”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就是没有疾病，而“疾病”就是生理机能失调川，这只是传统的最简单的生物模式。自工业化和城市化革命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文化与精神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20世纪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遍接受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这种规律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得更为典型。“健康”逐渐由简单的生物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综合模式的多维健康观。在意义上包含了体健、心安和适应社会三个方面}z7。世界卫生组织于1946年将“健康”的定义重新修订为“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而且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概念应是一种全方位的和多层面的社会状态，强调的是系统原则和完整人健康观念，特别是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起源。这点恰与《布氏报告》中定义的“可持续发展最高宗旨为全人类的健康、持续、全面发展’，[s〕具有高度一致性。这要求对“健康”的理解必须放在一个宽广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既要从动态发展和历史变迁角度看，更要从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角度思考。简言之，新的人类健康标准的提出既标志着个人健康议题转变为社会健康议题的过程，同时也标志着社会健康化时代的到来。

 

1. 3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发展关系框架

    虽然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自身健康和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存在重大影响，但两者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人类系统又是怎样作用的，目前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从大量的事实和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关系:一方面由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自然和生活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由环境变化牵动的社会政治效应引起的各式社会问题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这两大方面共同决定着全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图所示:

2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发展的影响

如上图所示，全球环境变化正从个人健康化和社会健康化两大方面影响着全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

2. 1全球环境变化对个人健康化的影响

    全球变暖及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以及对人体健康影响已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的一个热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科学预言，人类体质退化将成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致命因素。预测世界在未来的100年内气温将逐渐升高。长期暴露在高温，热浪中的弱势群体(老人、小孩、穷人)将面临更高的危险;因CO:增加最终导致的太阳紫外线辐射量的加大，将致使皮肤癌、白内障和免疫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急升;各种污染及疟疾、登革热、血吸虫病、鼠疫、霍乱、脑炎等一系列的传染病提供致病环境同时间接加大了对人体健康的损害。研究发现妇女、儿童和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土著人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受环境影响最大}4}

    另一方面，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此类影响属于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次一级的影响。如社会环境质量和社会生活处境的改变引发的精神心理卫生与健康人格的扭曲，处理个人社会角色功能、社会关系状况与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的下降，人生态度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这些都可能造成人类社会新的分化和不稳定。联合国人口出版司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1997)资料称，在40年后，全球人口每一代将开始减少，2040一2050年，世界人口大约减少8500万，以后世界人口每一代将递减约25，人类将可能出现“濒危”危机。同时心理学家预测，世界各地人的智力水平增长这一趋势将在今后的100年里发生逆转。表现为:随环境因素的影响，高智商的人群生育子女的数量在减少。英美的研究表明受遗传因素影响的智商每隔一代人降低1/2-1/3个智商点〔s7。很明显，健康的体魄虽然重要但只是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功能角色健康和思想意识健康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发展性的全人健康才是真正现代化的个人健康体系，也是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部分。

 

2. 2全球变化对社会健康化的影响

    如果说个人健康化是全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那么社会健康化就是保障。健康社会的精髓就是社会的质量。这里提到“社会健康化”概念主要体现在政策反映本身。包括: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卫生政策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欧美的卫生实践表明，社会化程度越高，服务超越卫生领域向整个社会生活渗透扩张的趋势就越明显、强烈困。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健康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尚不完善。包括宏观层面上社会生活管理和制度安排、医疗社会化和保险市场的发展、全民保险成为普遍的政策选择、新型公共卫生政策框架的形成等。虽然环境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已被传统的医学所认识，但却没有将环境考察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政治决策很好结合起来。众多的事实已经证明，如果全球经济收益不能有效地与环境保护和找会发展方面的投资相伴随，国家政府不更加重视个人和全球的健康幸福，那么社会各部分的服务将很难实现更加公平、健康及持续发展。考虑到关于健康决定因素的不同估计，对健康福利环境(包括农业和水)以及社会服务(包含教育)的投资就显得至关重要。

3。全球环境变化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面对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人类必须实现多层次的连续性飞跃:个人层面上，由关注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转为更加关注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质量;社会层面上，由关注经济发展转为关注整个社会系统(包括国家、市场、社区、民间社会、家庭生活和个人)的结构质量;国家层面上，由关注民族主权国家发展质量状况转为关注全球性社会的健康发展。只有这三个层面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全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认识只是第一步，决策行动才是关键。

3. 1加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GEO—    2000》表明，我们对有关当前环境状况的信息仍充满了弱点，还缺乏用以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如何影响其他地区以及一个地区的理想和期望是否与全球民众的可持续发展相符合的有效手段C}7。另一个严重疏忽是没有努力发现新的环境政策和花费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这些知识上的缺陷无疑起到一种障碍物的作用，掩盖了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基于此我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积极的国际合作加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掌握全球环境变化、海平面上升、污染扩散等的规律，及由各因子引发的健康效应，利用现有的观测网络和现代科学技术进行长期的定位观测和研究，逐步建立完整的检测和预测系统，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行为指导。否则羲们的发展只是“暂时的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Ca].

3. 2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为各项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变化是一个较多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虽然环境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早已被认识，但缺乏现代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验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改革现有的、僵化的地球科学专业体制，将学科体系从学科中心推向学科边缘，与现代环境学、社会科学、医学、计算机科学交叉渗透和有效合作[9];其次，建立专门的环境与健康研究机构和权威性的部级环境与健康实验室，组织环境保护学、医学、化学、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等多学科联合、积极公关，发展控制和预防疾病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同时促进医疗、制药产业的调整和创新;此外，改变环境的理解方法和管理环境方法，将环境问题纳人主流思想，使其与有关农业、贸易、投资、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和财政的决策更好结合起来。显然，包含广泛社会因素的环境政策将会比单纯地解决部门问题产生更长久影响。

3. 3提高公共参与的力度，减缓全球变化的进程和强度

    全球环境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地关系长期失调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human一caused)['0]。人是主动者，全球环境变化也必须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这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源”上减缓和降低全球变化的进程和强度，包括所有有关的个人、非政府组织、工业界、地区和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行动。据((GEO—      2000))的政策分析证实，公众参与是改善环境管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的是，一是无论国别、种族，环境关系着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二是正确对待公众参与，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明白，公众参与环保不是施舍而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有义务去回应和保障。没有利益有关方特别是贫困人口和丧失社会权利的群体的广泛参与，所实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持续的。

 

3. 4深化人地关系的认识，适应环境变化，保持心理健康

第7篇：人类与环境范文

杨诗芾 自动化 518021910588

自18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类社会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而这也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人类对于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影响的认识却并非与科技发展完全同步。直到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才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将之提上日程。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为其迟钝的反应付出了代价。根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世界资源研究所的《1998-1999年世界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书》，全球每年有400余人死于急性呼吸道疾病，100-300万人死于痢疾（赵海瑞 2018）。2019年3月联合国《全球环境展望6》报告，报告警告称地球已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地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将受到更严重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人和自然的关系才变得如此的至关重要。那么究竟人与自然处于，或者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需要以现有的几个基本事实，作为接下来逻辑推断的前提条件。第一条事实：到目前为止，并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人类的生存必须依托于以地球为载体的生态环境。第二条事实：从历史规律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会导致以地球为载体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三条事实：人类可以有意识地运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对已被破坏的自然环境进行修复，甚至对原有的自然环境进行优化改造。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是必要的，因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换言之，如果哪一天原有的生态环境不再是唯一的（例如当人类能够殖民太空），那么它保持良好存在的意义将大幅降低。当然，这个观点是片面的，因为从更本质性的维度看，人怎样对待物，人就会怎样对待人——支配这二者的是同一个逻辑。人以目的——手段的二分法来衡量物，就意味着人会以同样的尺度衡量人自身。人对物的剥削和压迫也就意味着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企图在维持人 对物的剥削和压迫的情况下使人获得全面的解放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无法逃脱的宿命。因此，除非最狂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否则几乎没人会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注定被淘汰。纵观历史，人类不止一次地尝试过所谓的征服自然，做法包括但不限于：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试图无视生态学的规律，人为地改变某些种群的数量，最终导致生态失衡遭到自然的反噬；为了经济发展，肆意破坏自然环境，却发现这样反倒威胁了人类自身的健康。诸如此类，无一不指向着：人与自然并非纯粹的二元对立关系，人类也从来没有、未来也不可能主宰自然。

这时候，西方人文主义的局限性暴露无疑，因为他们不知不觉地沿用着传统基督教的哲学：在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督教强调“自然除了服务于人之外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可见，基督教宣扬的是自然应该服务于甚至是无条件服务于人类的观点，而并非人类只是自然界中普通的一员，是整个生态链条的一个环节而已。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在造出了野兽、牲畜、昆虫之后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照我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提炼两点关键信息：（1）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而其它事物则不是，所以人在地位上高于上帝的其它创造物；（2）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管理世界上的其它事物，所以人类在诞生之际就是世界上其它事物的管理者，宇宙的等级体系是上帝—人—万物。在上帝一直持有它惟一属性的这段时间，以上帝为最高存在的宇宙图式实际上是隐蔽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当人文主义学说兴起、启蒙运动以及欧洲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人从作为幻觉的上帝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后，原先处于上帝之下和万物之上的他们俨然代替了上帝原来所占据的位置，成为宇宙等级体系中的最高存在。人道主义的伦理学就因而“合乎逻辑”地代替了神道主义的伦理学。显然，这种理论历经自由资本主义乃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已经被证明是过时的。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在十九世纪的两位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有着超人的眼光预见了未来并给出了人与自然的理想相处模式。

第8篇：人类与环境范文

劳动条件环境卫生健康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人与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著名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曾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观点，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源泉，人与自然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左传》载有“土薄水浅，其恶易觏，……土厚水深，居之不疫。”西晋《博物志》指出“居无近绝溪，群冢，狐蛊之所，近此则死气阴匿之处也。”[1]社会科学发展至今，人类文明要求我们所对健康的关注不能低于古人；学术发展，百家争鸣，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就是以人类及其周围的环境和劳动条件为研究对象，阐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及人体对环境的作用所产生的反应，即各环境与机体间的相互作用。

1学科体系概述

1.1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性质与研究内容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是研究劳动条件、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与人群健康的关系，揭示环境因素和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发生、发展规律；并研究利用有利环境因素，控制不利环境因素和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对策，预防职业病和与环境有关的疾病，以保障人群健康的一门科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大致有以下的研究方向：环境化学毒物的毒理学、环境与职业流行病学，热与毒物耐受的分子机制，水污染对健康的危害与防治。

2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与健康

2.1健康健康是指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是包括身体、心理、社会方面的完好状态。人体机能最好的状态当属健康状态，可受环境多种影响，还有多种不理想的状态，如亚健康，亚临床，疾病状态。亚健康状态下，人的机体虽无明显的疾病，但活力降低，适应能力成不同程度减退的一种生理状态，是由机体各系统的生理状态现状、生理功能代谢低下所导致，是介于健康、疾病之间的一种“第三状态”。现阶段调查研究表明，多数社会人的健康状况整体下滑，问题不可小觑。其中当以亚健康人群居多。

2.2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与健康的关系

人类赖以生活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及劳动条件都与健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用关系错综复杂态。我国人群健康现状与环境作用研究及其问题分析，以及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件增多，职业病的患病增加，这些都说明不良的环境的持续作用会对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危害和威胁，后果严重性已表现出来态。

3讨论

3.1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的发展与健康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研究环境与人群健康关系，以保护和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环境卫生工作是该学科理论知识体系指导下的环境卫生实践工作，其目的是防止环境污染，预防疾病，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环境卫生工作能丰富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的内容，是其理论的具体体现；而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源于环境卫生工作实践，但又高于实践，对环境卫生的工作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目前全国正在进行卫生防病体制的改革，以便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和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也给环境卫生工作和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新的任务和希望。

3.2发展战略

3.2.1加强研究环境中存在的大量化学，物理，生物因素均可对人群健康产生影响。大量的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产生明显的危害。由于环境化学污染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数量巨大，污染面广，其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也最大。因此，化学性污染对健康的危害仍是今后的研究重点。但不同污染物由于其存在形式，人体接触的途径，暴露量，个体敏感性的不同及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等，对机体的作用模式和效应可能有所不同，这就更增加了环境因素健康效应研究的复杂性。

3.2.2 新技术，新方法在环境卫生工作中的应用由于环境卫生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在环境卫生工作中提倡创新性思维，及时创建和引进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对于提高环境卫生工作质量和研究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引进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的研究技术和分子流行病学方法对于深刻揭示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内在本质至关重要。引进分析化学，仪器分析技术有利于快速检测有害物质，可增强处理环境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提高对新化学污染物的识别能力；应用新的微生物检测技术可快速检测环境介质中的致病性微生物。总之，及时引进和应用相关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将会给环境卫生工作和环境卫生学研究带来崭新的局面。

3.2.3 加强卫生工作1997年中国政府提出“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为今后的环境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最近20多年来，由于大量乡镇企业的兴起，城市污染企业的转移，滥施农药化肥等造成的污染以及在村镇建设中缺乏合理的整体规划等，给农村环境卫生工作带来诸多新的问题。因此，加强农村环境卫生工作是中国环境卫生工作者的重要任务。2007年11月6日 ，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等18个部委局办联合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态度与决心，为顺利推进环境与健康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郭新彪.环境健康学[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6.1.

[2]李蓉.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1.

[3]李鲁.社会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

[4]宋晓明，花小川，郭新彪等.公众对环境与健康工作需求现状的调查分析[J].环境与健康管理，2009.23-28.

[5]傅华. 新公共卫生与21世纪人群健康策略[J].上海预防医学杂志，2001，13（1）：6-8.

[6]李晓明，姚孝元.我国环境与健康标准体系现状及问题分析[J].环境与健康杂志，2011（3）：267-269.

第9篇：人类与环境范文

【关键词】北部湾经济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

2012年教育部新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把原来的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调整为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两个专业。新专业目录的调整旨在更好地培养资源环境开发与城乡规划与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四市，以下简称北部湾经济区） 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北部湾将会形成以南（南宁）、北（北海）、钦（钦州）、防（防城港）为中心城市的区域城市群，这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目前在广西 75 所高校中，本科院校只有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财经学院、桂林理工大学3所高校开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仅占4%。可见，北部湾经济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不足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未来针对本专业人才需求存在较大的缺口，在这种形势下探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的创新培养模式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北部湾经济区建设需要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

（一）北部湾经济区城乡规划管理的需要

北部湾经济区已进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乡格局正处于重大转型和调整时期，城市和乡村内部及城乡之间的诸多矛盾正成为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在城乡建设中，小城镇布局不够合理、城镇规划滞后于建设、有新屋无新村、用地失控、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突出等问题，也大大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各地、各部门缺乏一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和城乡规划专业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不无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改善城乡居民的生存环境，就必须实施科学的城乡规划管理。社会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方面的人才提出了市场需求，该专业培养的人才具有具备地理学、规划学、管理学、环境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掌握国土资源调查评价、城乡规划与管理、旅游景区规划、开发、策划与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方法，具有较强的GIS应用能力、遥感分析能力和地图制图能力，具有一定的国土、城乡、旅游规划与管理的基本能力，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北部湾经济区各类规划和管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二）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升级的必然选择[4]。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工业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明显的效果，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根据《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临海重化工业集中区将作为北部湾地区城市空间布局的重点区域，一批大型炼油、造纸、能源等重化工业项目将陆续在沿湾地区落户，在对GDP 带来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会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这必然需要具有系统思维、前瞻性以及全球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结合了环境科学、地理科学、规划科学、管理科学的内容，但又主要着眼于这些学科的交叉点，综合了规划学科、环境学科的前瞻性、可操作性，地理学科的分析性、系统性，同时具备管理科学的系统性、条理性，该专业培养的人才能够满足目前北部湾经济区在新形势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二、当前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定位不准确

目前，绝大多数院校都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目标定位为培养掌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具备地理学、城市规划和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科研、城乡规划管理与建设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从各学校培养目标看，该专业学生就业去向人多定位为交通、土地、城建、规划等政府部门从事管理或规划工作；从专业去向看，主要定位在市政工程设计、城乡规划与管理以及科学研究等领域。但事实上，土地资源管理部门有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培养专门的人才，城市规划与建设部门有城市规划和建筑专业培养专门的人才，在交通领域更有相应的专业培养专门人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囊括了以上多个专业领域，专业定位比较模糊，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对国内部分高校的问卷调查进一步验证了这一问题的存在，问卷结果显示有14%的同学不清楚自己的专业方向，说明有的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定位不清晰，学生的专业目标比较模糊。

（二）课程体系不合理

从目前国内部分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看，大部分学校本专业课程体系是由地理科学、环境科学、管理科学类专业主干课程简单叠加而成，追求专业主体课程的细而全，特色不明显，交叉性课程建设、分流培养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机制没有形成。多数学校的专业培养目标存在趋同性和模糊性，课程体系设置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另外，实践课程设置也依赖原有专业条件，缺乏适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创新体系。对部分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该专业学生对课程设置满意度较低，大多数学生认为课程设置很杂乱，实践性教学与实验课应该加强。

三、财经类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一）找准专业定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的专业，需要不同类型院校根据自身优势，寻找与社会经济最紧密的切入点，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师资力量、学校所处区域发展的特点具体定位，在办学模式上体现特色。基于此，作为广西唯一的财经类院校，广西财经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定位更多的依托了财经类院校以经济、管理类为主的办学特色，人才培养有别于区内其他高校（师范类的广西师范学院、理工类的桂林理工大学），突出管理的特点，致力于城乡规划管理人才的培养，学生毕业授予管理学学位（区内其他高校多授予理学）。学校进步结合师资及学科发展布局特色，将本专业发展纳入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建设任务，结合该学科下工程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形成了规划、施工、营销的有效协同创新。

（二）设计教学内容，优化课程体系建设

财经类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首先要明确地理科学的内容体系。这是因为该专业的根基在地理科学，它本身就是由地理科学演变而来的，只有发挥地理科学综合分析的优势，才能实现其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其次要确定经济学理论的内容体系，特别是要加强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区域经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内容体系，这是财经类院校的突出优势，也是有别于师范类及理工类院校的特色之一。通过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教学，使得学生学会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再者，要体现管理学的内容体系，管理学是财经类院校的强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是体现该专业在财经类院校的突出特色，也是学生未来发挥作用的长项，要结合方法目标开设相应的管理学理论和方法课程，特别是要开设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实际管理方面的课程，强化专业的实用型原则。广西财经学院在本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就开设有管理学基础课程，并吸收工程管理专业的师资，开设有项目管理学、项目策划与可行性研究等课程，以满足毕业生今后从事规划项目的实际需求。

结束语：

北部湾经济区快速发展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加剧了对城乡规划及管理人才的需求，广西区内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人才培养高校较少，人才需求压力大，而财经类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又具有其独特性。本文分析了当前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财经类院校的特点，以广西财经学院为例，提出了本专业的专业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设计了更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结合北部湾实际需求，从而凸显本校办学区域特色。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教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2]中国高校之窗：http：///collegemanage/contentzhuanye26417.shtml

作者简介：

王德光，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博士，从事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