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自然科学论文范文

根据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类。一类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二类是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观察、实验（试验）、模拟、数学等方法（广义的观察、实验和数学等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需要）。三类是适用于某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构造和功能的关系。根据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模拟、调查获取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经验方法。二类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资料的加工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例如科学抽象法、各种逻辑方法、想象和灵感、数学方法、科学假说等等。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且在每个层次里，经验法和理论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许多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工具、仪器设备作用于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事实材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使用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然后研究者运用经验方法进一步将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过经验方法加工获得的事实材料，通过科学抽象，使用数学、逻辑、模型、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即为理论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呈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如SPSS）。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释和评价四种。科学家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问卷调查、实地研究、内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解释性研究常常需要运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而评价研究则较多的采用实验研究和比较研究。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构是平面化的。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离不开理论思维方法，但更多运用的则是感性认识的方法。社会科学试图说明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对它们的影响等复杂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能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直接观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大体上以感性方法为主，理论方法为辅的平面结构状态。

2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2.1刚性与弹性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2.2精确性与价值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3结束语

第2篇：自然科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海南大学；科技写作；论文设计

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本科院校实现培养人才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对本科毕业生四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是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也是评价本科毕业生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重要标尺[1，2]。作为初级学术训练的研究活动，毕业论文具有学术研究的一般功用，能够在学术训练中提升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其毕业论文的质量有效反映了学生专业基础理论掌握程度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专业素养的评价尺度[3]。但是，近年来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争议不断，一方面是认为本科论文是一块鸡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的论文完全存在抄袭和“黑市”购买现象，觉得应该取消；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大学一直秉承“严进宽出”的传统，对毕业论文的质量考核把关不严，极少有学生由于论文质量问题而拿不到学位的，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是否能拿到学位丧失了应有的约束力[4，5]。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因以论文质量下滑和考核体制不完善为理由而取消本科论文，失去一次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培养的重要实践机会，从而导致大学教育不完整。针对各种争议，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相关的某几个专业的本科论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调查，期望该次调查结果能为我校本科教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提供契机，也为其他高校的本科教学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一、调查方法

调查对象为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3个专业的2015届毕业生。此次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69%。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文选题、师生互动、论文完成情况及满意度、论文写作、论文对自己的影响等方面。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学位论文

导师选择有大约45%的大学毕业生是自愿选择导师的，充分展示了大学生做毕业论文选择时的主观能动性。另外，也有部分学生是由导师挑选的，这部分学生和导师往往都是强强联手，如：导师课题较多、学术造诣相对较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素质也较高；学生和导师之间相互比较熟悉。当然，这部分学生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只有14%。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有16%~17%的学生比较被动，他们对导师的选择很漠然。他们要么是对导师情况不熟悉，要么是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方向、科研兴趣不明确，在导师选择中比较被动，最后只好由学院来做安排。对导师选择的建议是：学院对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及给学生的研究课题做详细说明，让毕业生充分了解每个导师，最后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合适的导师，充分发挥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的创新精神。

（二）选题思路

超过48%的毕业生是和导师共同商量后确定毕业论文的课题，这一选项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选项，也充分说明了学生对毕业论文题目选择的主动性和协调性。有大约29%的毕业生的选题是由导师安排的，这部分学生就比较被动，可能参与的课题不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类，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值得注意的是，有大约17%的学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设计的课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新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对选题思路的建议是：导师要充分去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课题，或是与学生共同商量决定要做的课题，而不是强加式的命题作文。导师要充分发挥引导、扶持、纠错的作用，让学生多动手、多动脑、少走弯路。

（三）对毕业论文课题的兴趣度

大约有55%的毕业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是有兴趣的，而且在努力完成；另外，有超过25%的毕业生是花了心思在做自己的毕业论文，甚至有大约15%的毕业生对自己毕业论文涉及的课题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用心地做。综合起来说，这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完成都是非常认真的，而且兴趣也还不错。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足6%）对自己的论文题目完全没有兴趣，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学生的论文质量水平不高，属于完全的“从动轮”。为了增强学生对自己论文的兴趣和参与度，提供论文质量，建议导师要充分准备自己的课题，多设几个研究方向，同时要充分和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想法，使选题有价值，尽量避免“小题大做”或“大题小做”。

（四）完成毕业论文期间与导师的互动沟通情况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师生沟通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沟通讨论的学生比例达到48%，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另外，其中在遇到问题时有沟通的学生比例也占了37%以上。当然，也有小部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与导师沟通较少或基本没有沟通，这两部分学生缺乏主观能动性。有的教师指导学生偏多，在论文（设计）指导上就难免力不从心，无法对每一个学生的论文进行深入了解[6]。建议导师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足够重视，投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主动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与学生沟通沟通讨论，对学生毕业论文仔细阅读、审核，提出意见，努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整体论文水平提高。

（五）完成毕业论文所花的时间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超过85%的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时间都在3个月以上，其中60%的投入时间在3~6个月，有25%的学生投入的时间较多，在6个月以上。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投入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近年来，学生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学生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联系工作；再加上一些学生忙于考各种证书，来增加就业的砝码；也有部分学生忙于考研、复试、调剂等，很难专心从事毕业生产实习和论文工作[2，7]。建议学院提前启动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让学生尽早着手实验论文的工作，包括查阅资料、论文设计、实地实习、撰写论文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任务。以便为后续工作安排留有充裕的时间，做到考研、毕业、就业多不误。

（六）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

有接近50%的学生是在师兄师姐（硕士/博士研究生）辅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20%的学生是在导师亲自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超过20%的学生是独立完成毕业的；另外还有不到10%的学生是和同学合作完成毕业论文。从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来看，学生的参与度明显是高于导师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也反映了指导教师数量不足或任务重的问题。建议学院组建学生科研团队和指导教师团队。从传统的“一对一”模式，转换成“多对多”、“多对一”或“一对多”。每个学生既有各自的研究任务，又可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达到“分而不散，合而不乱”。学生科研团队，通过分工合作共同来完成一项较大课题，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指导团队的组建既可解决学生数量过多、指导教师不足的问题，还可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

（七）对自己论文所涉及的领域的熟悉度

有接近50%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比较感兴趣，也比较了解的，体现了指导教师给予的课题专业性比较强，充分结合了专业特性。另外，有大约38%的学生尽管在毕业论文开始前并不了解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但通过文献阅读慢慢了解。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在论文完成后对自己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也不了解，这部分学生往往是要么对自己的毕业论文不感兴趣，要么是对自己的学习不认真负责，还有就是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甚至迁就某些不合理要求。建议指导教师要结合专业特性设计较多的课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另一方面，指导教师要从论文涉及的领域（包括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创新性等方面）去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自主创新能力。

（八）毕业论文遇到的最大挑战

有大约37%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大的挑战是做实验，有大约28%的学生觉得是写论文，有17%的学生认为是文献阅读。当然，还有另外的17%的学生认为没什么挑战，随便做做就过了。综合来看，这几个专业的学生做毕业论文时，无论是从做实验、写论文，还是阅读文献，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只有少部分毕业生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建议注意重视学生研究素质培养，可实行导师负责制，让有兴趣的学生平时多参与科学实验研究，培养学生阅读文献、撰写实验报告和科学论文的习惯。

（九）论文写作过程中，最难写的内容

有超过5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难写的是结果与分析，有大约22%的学生觉得是结论与讨论，有17%的学生认为是前言和综述部分，只有大约5%的学生认为是材料和方法，而在另一个选项参考文献方面居然没人选择。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来讲，往往结果与分析是最容易写的，而大部分毕业生却觉得这部分难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参考文献阅读不够，知识储备不足，对本领域了解深度不够，在文章中盲目推理。面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不知怎样处理，怎样进行分析总结。虽然在参考文献一项中，无人选择，但就论文评审评阅过程来看，参考文献格式问题几乎是一个通病，基本都是直接拷贝过来，格式五花八门。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实验结果、分析、讨论进行合理引导，加强学生对文献阅读的理解力和规范性，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论文写作过程中，最容易写的内容

有大约4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容易写的是材料和方法，认为前言（综述部分）、结果与分析、参考文献部分容易写的学生大约各有16%，只有不到3%的学生认为讨论容易写。综合来看，大部分学生认为材料方法、文献综述部分容易写，是因为这部分往往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甚至是直接拷贝。相反，在其他方面觉得难写，是因为同学们没有自己的科研思维和文献消化能力。建议指导教师要在学生的科研道德、科研素养教育方面合理引导，形成正确的科研价值观。

（十一）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困扰

在论文写作困扰方面，有大约43%的学生认为是文档结构，有25%的学生认为是文献综述，有大约22%的学生认为是论文写作格式，只有不到9%的学生论文是参考文献困扰自己。其实从论文评审评阅情况来看，大部分论文在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及参考文献中都存在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以来高校在课程教学不注重习作性专项训练，学校也未开设科学文献检索和专业文献撰写专项训练，导致学生资料整理能力、写作能力较差。对该部分的建议是针对所有学生开始科技论文写作、文献阅读选修课，增强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

（十二）毕业论文存在最大的问题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超过55%的在写作规范上存在问题，有25%的学生在实验设计上存在漏洞，有大约17%的学生在参考文献格式存在问题，有大约3%的学生存在结论不合理的问题。综合来看，论文写作规范困扰着大部分学生，这可能是由于本科论文没有明确的写作格式和规范要求。另一方面，还是学生对论文写作缺乏了解。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实验设计和学生进行系统的讨论，不要盲目地进行实验，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要引导学生进行科学处理，合理地分析总结，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确立学术学位论文格式规范体系。

（十三）论文答辩后对论文所涉及领域的认知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68%的学生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有一定的了解，有点兴趣，另外有17%的学生了解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并认为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继续往下做，有超过11%的学生对该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产生向往。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到3%）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还是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综合来看，绝大部分学生能通过完成毕业论文了解该领域，并产生兴趣，效果还是不错的。建议指导教师根据大学生兴趣广泛、志向多元的特点，发挥各自特长。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有助于让学生们形成钻研学术和实务创造的作风。

（十四）对毕业论文完成的满意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51%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完成情况还是感到满意的，另外有40%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达到了良好等次，还有大约3%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感到非常满意，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觉得终于完成了。综合来看，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完成情况感觉还是不错的。建议通过不断的教学改革，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力争让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论文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三、结论

与讨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我校所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设计、论文写作、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还不错。但同时也对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完善。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

参考文献：

[1]柯颖.高校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的对策思考[J].学术论坛，2008，31（10）：203-205.

[2]姜仁涛.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开展专书研究的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09，（S1）：80-82.

[3]时伟.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弃与存[J].中国高等教育，2010，（7）：45-47.

[4]黄春梅.本科毕业论文不宜取消———对武汉四所高校本科毕业论文撰写现状的调查[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2（1）：80-83.

[5]张欣，毛永江.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升的思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3）：99-101.

[6]杨泽林，耿光华.当前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问题与有效提高的策略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2，（27）：84-185.

第3篇：自然科学论文范文

2014年度微生物学科资助面上类项目354项，金额1．8301亿元。其中，面上项目资助了143项，比去年有所减少，但资助率提高了9．01%，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85万元，比去年上升了约6．25%，经费12134万元;两年期小额探索项目资助7项，资助强度30万元，经费210万元;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65项，资助率比2013年度提高了4．05%，平均资助强度24．3万元，与2013年度基本持平，经费4012万元;地区科学基金资助39项，资助率提高了3．53%，平均资助强度50万元，经费1945万元。另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项，每项400万元，经费800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4项，每项100万元，经费400万元;重点项目6项，经费1952万元。“微生物代谢生理的系统与合成生物学成人员未签名或非本人亲笔签名;(4)中级职称申请人未提供专家推荐信，或者提供的同行推荐人身份不明，未注明单位或职称，或推荐人未签字。所以请申请者在以后的申请中要高度重视以上问题。今年，基金委继续对申请项目进行了相似度查询，包括申请项目与以往获得资助项目的相似度，申请项目与当年其它申请项目的相似度，申请项目与往年其他申请者申请过的项目的相似度。对于相似度高的项目，学部要求从严处理，对于相似度超过80%的项目，由基金委监督委员会进行审查、核实和处理。研究”获得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经费600万元。另外，共有20个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获得资助，资助经费为1378万元。

2面上类项目创新性评价和资助结果统计

学科在对受理的项目进行分组的基础上，选择3位专家进行同行评议，对评议结果进行分析显示，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创新性评价为3A的比例占4．62%，较2013年度略有下降，但高于2012年度和2013年度(2012年3．53%;2013年5．49%);青年科学基金3A的比例为4．30%，比2012年度的2．63%和2013年度的1．99%都有较大上升;地区科学基金3A的比例仍低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建议资助为3A的比例占4．10%，与2013年度的4.42%基本持平，高于2012年度的3.06%;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为3A的由2012年度的2.30%和2013年度的2.76%上升至3.70%;地区科学基金3A比例都明显低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

3微生物学学科评审会前网络投票试点

为了提高同行评议后项目遴选的科学性、减少学科评审组专家的工作量、会务时间和评审压力，同时也是为了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基金评审程序和模式，2014年度，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务会的统一安排，生命科学部一处在植物学和微生物学两个学科试行面上项目评审会前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结果作为学科评审会的重要参考。科学处综合考虑了网络投票分组大小、指标设定、专家回避、信息保密、计票排序方式、投票平台、界面设计、专家时间等因素，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实施方案，在综合计划局、信息中心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逐步完善了网络投票方案并进行实施。在综合考虑研究方向和工作量等因素的基础上，学科将微生物学按分支学科分为4组进行投票。为了保证项目投票的合理性，学科按照专家的资助意见、创新性评价并考虑非共识、绩效、鼓励研究领域等因素，推荐了209个项目参与投票，推荐率为指标数的146%。每组选择13位专家进行投票，共有52位专家参与投票。每位专家平均审议投票的项目为50项左右。投票设置了各分支学科的最低和最高投票数，以保证每个分支学科的均衡发展。为了保证投票的科学公正，每个分支学科的投票均为差额投票，另外，所有投票专家都回避本单位和直系亲属的申请项目，做到了投票过程的完全回避。最后的投票结果按照同意率排序。学科按照网络投票的结果按序推荐建议资助项目，如果遇到赞成票比例相同而又难以做选择的项目，交由学科评审组讨论确定。在学科评审会上，赞成票达到2/3的项目不逐一讨论，专家如有疑问可提出讨论。第一轮投票前，只重点讨论赞成票在1/2到2/3之间的项目，第二轮投票前可以讨论所有的项目。对于创新性强的非共识项目，学科和学科评审组通过小额探索项目的形式进行了推荐和资助。从试行的情况看，网络投票可以大大缩短学科评审会的时间，也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专家的集体决策功能，但也存在由于专家需求量大而导致信息保密压力比较大的问题。学科对网络投票的做法征求网络投票专家和学科评审组专家的意见，81．55%的投票专家认为网络投票可以试行并完善后推广。

4面上类各分支学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微生物学学科涉及多个研究层次，各分支代码的申请和资助情况差异很大。在25个分支学科中，C010103、C010201、C010301、C010803等4个分支学科申请数量较大，均超过100项，占总申请项目的43．71%;C010702、C010104、C010901、C010902、C010601等5个分支学科申请数量较少，均少于15项，占总申请项目的3．16%(表4)。在申报项目多于10项的分支学科中，同行评议全同意比例较高的有:C010103真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的面上项目(35%)，C010301微生物功能基因的面上项目(37．33%)。在申报项目多于10项的分支学科中，全同意比例较低的有:C010101细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面上项目(15．38%)，C010101细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青年项目(13．79%)，C010501陆生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0．34%)，C010502水生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0．00%)，C010503其他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3．33%)，C010602动物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面上项目(9．09%)，C010703人类病原真菌学青年项目(14．29%)，C010802动物病毒学面上、青年项目(均为12．5%)。为扶持弱势学科，培养微生物分类学年轻人才，学科对从事微生物分类学研究的项目进行了倾斜。在平均资助率基础上，共倾斜资助项目17项，经费907万。其中，微生物分类学面上项目倾斜了7项，经费595万，平均资助率为54．5%;青年科学基金也倾斜了7项，经费168万，资助率为57．1%;地区科学基金倾斜了3项，经费144万，资助率为46．2%。同时，学科还对鼓励研究的领域如噬菌体(资助率31．6%)、支原体(资助率27．3%)、衣原体和立克次体(资助率36．4%)等进行了倾斜。

5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与2013年度相比，2014年度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从资助类型、数量以及金额上都有较大增加。资助金额由2013年的603．5万元，上升为1378万元，资助项目数量由10项上升为20项。其中，(1)组织间合作研究10项:NSFC－ISF(中以)4项，每项200万元，经费800万元;NSFC－NRF(中南)项目6项，每项80万元，经费480万元。(2)合作交流NSFC－RFBR(中俄)1项，经费9万元。(3)在华召开国际(地区)学术会议6项，每项5–8万元，经费39万元。(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3项，经费50万元。虽然国际合作的总资助经费有大幅提升，但是，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情况不理想，希望申请者在今后的申请中能够紧密围绕双方合作的领域选择合适的研究内容，突出双方互补的优势，体现良好的前期合作基础，另外还要重视合作方案的的可行性。

6重点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的重点项目申请采取立项领域和自由申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公布的立项领域“人类重要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及致病机制”，受理了15项申请，经同行评议和学部评审会，最终“鼠疫菌致病性和传播性的遗传基础:质粒获得与基因调控重塑”项目获得资助。受理重点项目自由申请30项，最终资助5项，分别是“低温甲烷古菌对冷胁迫的转录后响应机制”、“从海洋疣孢菌属中勘探和挖掘抗结核分枝杆菌活性的小分子”、“放线菌全局性调控蛋白GlnR调控细胞代谢的分子机理”、“微生物合成聚羟基脂肪酸酯调控新机制研究”和“以活性(抗肿瘤和抗感染)与作用机制研究为导向的硫肽类抗生素的生物合成”。

7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14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数量较2013年有一定上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也有所增加，最终有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4人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金额由200万提高到了400万元。希望符合条件的年轻学者踊跃申请这两类项目，学科也将积极推荐，努力为申请者争取更多的机会。

8结束语

第4篇：自然科学论文范文

一、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德育渗透

1．培养爱国主义思想

在备课时，要努力做到挖掘教材，揭示“知识点”和“德育点”的内在联系，在教学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同步进行。例如，讲《养蚕》一课时，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要向学生介绍我国是世界上利用蚕丝最早的国家，为人类利用生物资源开创了先例。公元前2世纪，我国的丝和丝织品就开始运往西亚和欧洲各国。在讲《磁铁》、《纸》、《鞭炮》等课时，向学生说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都是我国古代的发明，有的发明早于世界其它国家几千年。通过多种手段向学生渗透爱国思想，能够做到晓之有物，情有所动，具体、形象、生动。

2．进行科学自然观的启蒙

教育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内容的多样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进行科学自然观的启蒙教育。通过教学有关水、空气、动物、植物、地球和宇宙等知识，让学生感知自然界是由物质构成的；通过指导学生做各种观察记录，使学生领悟到自然界中的物质都在永恒变化着，并且变化是有条件的，使学生对浅显的唯物辩证思想有初步的了解。教学《电能》时，通过电可以转换成声、光、热、磁、动力等，启示学生物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物质是不灭的。讲《有趣的食物联系》、《水·土·植物·人》等内容时，向学生揭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

3．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自然教学中，要通过大量的观察与实验，造成一个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德育环境。要抓住学生思想的闪光点，向学生进行科学态度的教育，形成科学求实的学风。在自然课的教学中，有很多的观察或实验，由于受到非本质因素的影响而使学生产生误解。因此，应特别注意教育学生要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

第5篇：自然科学论文范文

“部首”是根据字体形体结构为汉字分们别类时一个概念。“部首”一词有学者认为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和“其建首也，立一为扁”两句中摘取得来的。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部首，一种是文字学原则的部首也称为造字法原则的部首，这种部首大都能独立成字。另一种是检字法原则的部首，它是为汉字检索的方便而改造的。“笔画”是构成汉字形体的最小单位，从落笔到起笔所写的点和线叫一笔或一画。在一个汉字中，笔画之间的排列方式如果不按照目前已经赋予的字符意义结构出现时，这些笔画是不是就变的没有意义呢。该书作者并不为然，他认为笔画间的排列按照现有的规则构成，是一种“相对”的统一。虽然已细分出“横、竖、撇、捺”等具体笔画，但到目前对于笔画的具体形态没有明确的定义。如果能够确定一种“相对”统一规则的范围，然后将笔画放置于这种规则范围内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表达方式，并能读懂其中文字的意义。作者这种大胆的提出，给了我们对字体设计很多的想象空间，在一个原有固定的字体模式之外我们可以有无限的表达方式。化学中质子和电子——比原子更小的粒子。每个笔画末端的拐角视为质子，笔画周围的留白就像原子内的电子一样，它没有固定的轨迹，在一定的空间内非常随机的活动。《平面设计原理》中提到“空白空间与和谐是创造字体协调最重要的两个手段。这种空白空间像太极图中用阴阳阐释万物，强调以柔克刚，给黑与白二者之间以空间，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二、骨骼、肌肉、关节

汉字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呈现方式，印刷字取于书法但不同于书法字体，书法与印刷字书写方式、工具与材料的不同，两者的功用也相差甚远，书法追求以笔墨的轻重缓急诠释内涵，而印刷字追求便捷的技术实现信息传播的目的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字体风格。它由书法转向印刷字体时需要笔画的统一，由于条件有限不能实现绝对的统一。所以人们更多的追求笔画细节的变化之中，即在机械化的复制下寻找更多情感变化，将笔画的变化与统一进行不同方式的完美结合。汉字以字为载体，文字以笔画而艺术，笔画同样可以分为骨骼、肌肉和关节。笔画之间的位置关系相当于骨架中所有骨骼间的关系，而每一笔画粗细都像肌肉包裹在骨骼，骨骼是帮助笔画的线性延展变化而肌肉则是控制着笔画的粗细变化。而关节则可以称为是笔画间转折交接时的纽带，在构造字时将各种笔画焊接的作用。汉字的笔画大多数是由直线构成的，笔画的特点之一是平直朴实的；在实际的书写过程中，笔画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构件中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形，尽管是相同的汉字构成下也会因为笔画间的挪移在字体形态上有变化。比如“啊”与“和”同样的“口”部首该形态就会不同说明笔画的灵活特点；笔画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笔向方面。单笔画都是由一个线条组成，笔向都是单一的，自上而下或自右上到左下等。大多数的复合笔画在遵循从起笔到落笔为一笔的前提下，也是遵守这个笔画走向规则的。

三、汉字大爆炸

事物都有多面性，不同视角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当我们开始尝试多角度看待汉字和笔画时，它们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大爆炸。宇宙中当大爆炸的膨胀速度和温度渐渐的降低时，粒子所具有的能量普遍开始逐渐下降到不能产生新的质子。此时导致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相互消亡即当正反粒子、正反物质相遇时，大爆炸随即而来。作者以宇宙大爆炸的多维角度的看待汉字笔画，将汉字分解为笔画和留白之间的物质碰撞造成的随机的新的汉字视觉。汉字本身也是图形蕴含着视觉语言，当笔画为实，背景的留白是虚，在笔画范围之外。但留白不仅仅是字的背景，只有留白才能给笔画一个完美的组合设计，给笔画构建一个展示的舞台；当字体笔画和留白互相依托时，留白才能烘托出字体笔画气氛的价值。同时我认为汉字中形式与功能是不可缺失的，它们相辅相成，功能通过形式体现，形式表现通过围绕功能而展开。留白的设计是为了追求设计品质，同时更是为了信息的传达。在汉字设计中留白以抽象或具象的形态，形成了笔画图形与留白的不定向运动，只要笔画与留白精心设计形成有意味的空间两者相辅相成，黑白便可以转换，最经典图例便是“鲁宾之杯”。我认为在这里作者的大爆炸概念提出并不是提供一种造字手段，而是挖掘了汉字拥有丰富变化，认为单纯的汉字结构也是一个世界，笔画即万物。

四、总结

第6篇：自然科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解读 自然科学诠释学

abstract：the hermeneutical studying of natural science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is not necessarily in agreement with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but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must be the hermeneutical studying of natural sciences.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may be philosophical, and may be not philosophical; and th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i. e., the ontological and the methodological.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s; hermeneutical studying;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在讨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或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人们有时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等同起来，似乎只要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就自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持一种肯定态度。

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这两个表述都可以是多义的。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个表述。

1、“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三种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是作为一种实质性判断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也可以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还可以是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

首先，“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指“把自然科学看作是诠释学的”。

这种含义所表示的实际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是诠释学的。在这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等同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

但是，在以下的另外两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都未必就肯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第二种含义：指一种方法，即，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

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这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然科学一定就被看作是诠释学的了，正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并不因此就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了一样。

但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可以意味着还能够用其它非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也就是说，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而诠释学的解读只是其中的解读方式之一。当然，“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作为方法表述，也可以是有所偏向的，即，虽然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但诠释学的解读是最好的一种解读方式。

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认为其本身不能是自然科学式的，而应该是属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式。由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来说又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或者说，诠释学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都被看作是诠释学式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性。虽然数学式的计算无法把握数学这门科学的本质，物理实验方法也不能把握物理学的本质，但我们不能先天地拒绝对数学的数学式研究，不能先天地拒绝对物理学的物理学式的研究，更不能先天地拒绝以所有自然科学都共用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对自然科学进行研究。以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研究自然科学是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方式之一。

然而，如果我们把对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式解读在根本上完全排除在诠释学解读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把“诠释学解读”只看作是解读自然科学的方式之一，哪怕是看作最好的一种解读方式，这都可能是成问题的。因为严格说来，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将是诠释学的解读，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即使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或说明方法，也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

由于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样的说法也就因此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就方法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展示着一种真理，即，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种说法的第三种重要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都是作为此在的人的一种解读，都是在生活世界中的解读，都隶属于人的生存方式。它因而也注定隶属于对存在的理解和解释，隶属于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它必定是人生视域的融合，必定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必定属于诠释学的经验。它肯定也是对ereignis之“音信”的一种“引出”和“保存”。总之，它注定都是诠释学的。

但是，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因而会随同存在的命运，随同ereignis，而经历种种变化。由此，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就有可能变成以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来进行，以近现代的技术方式来进行，或者说以对象化的方式来进行。如果是这样，对自然科学的“引出”（her-vor-bringen，bringing-forth）式的解读就会变成“逼出”（herausfordern，challenging forth）式的解读，对自然科学的“看护”式的解蔽就会变成强硬的“设置”（stellen，to set up），对自然科学的逗留式的“保存”就会变成“常备储存”（bestand，standing-reserve）。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就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正在蜕变为这种解读。

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存在的命运，但又无视和拒斥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哲学，从而不承认自然科学诠释学。所以，当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沦为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方式的时候，虽然它的解读方式在本质上仍然是诠释学的，但它否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又由于这是存在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禁止这种解读，也无法禁止这种解读。我们只能“虚怀若谷”、“泰然任之”，让存在的造化或ereignis自行化之。

但无论如何，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解读自然科学”这种事情本身的自行显现，自行解蔽，因而是本来意义上的真理。任何科学哲学家、任何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家、任何科学社会学家或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当然也包括任何科学诠释学家，都跳不出诠释学的范围。即使对诠释学抱有敌意的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在本质上也是对自然科学进行着诠释学地解读。

2、为什么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也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看作是标准的科学哲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一直被看作是标准的解读，从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一般人对自然科学的看法。在常人看来，自然科学就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就连努力以诠释学来为人文科学在科学的殿堂里争得一席之地的狄尔泰，在自然科学观上也实际成了实证主义的俘虏。

实证主义强调自然科学的“实证性”。也就是说，科学是对观察材料的归纳，是能够被观察实验所检验或已经被观察实验所检验过的正确结论。即使一个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完全证实，它至少也是能够被确证或已经被确证了的，否则就不是科学。自伽利略以来被公认的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的科学。

这种“实证的”自然科学也就是“客观的”科学，是与主观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的，“实证科学”中没有任何幻想的、感情的、愿望的东西，它也与形而上学的“思辨”没有任何关系，它拒斥形而上学，拒斥存在论，拒斥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由此，实证主义者必然都象狄尔泰一样，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是对自然界的“说明”，是把具体的观察事实归属到一般规律之下，用普遍必然的数理规律来说明有关自然界的具体事实，因而与诠释学的“理解”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都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因而与人文科学所理解的精神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与狄尔泰不同的是，实证主义把“实证的”自然科学看作是唯一的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把人文科学连同诠释学、形而上学、存在论等都看作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前科学的低级认识，仅仅比神话和宗教略高一筹。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实证主义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为什么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在本质上却是诠释学的呢？

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看作现成的结果而忽视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所采用的正是自然科学本身所采用的现成方式。自然科学把自然物看成是现成的，实证主义由于把这样的自然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最高形式，因而也以这样的方式把自然科学本身看作是现成的。当它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发现过程难以现成化的时候，它甚至就把“科学发现”排除在科学哲学之外，而专注于对自然科学现成结论的辩护或逻辑分析。

那么，这种现成的解读或对象化的说明还是诠释学的吗？

由于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正是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方式，所以，“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诠释学的，那么，我们也必定同时承认了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诠释学的。由此，我们的问题就变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我们要说的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在本质上”的意思指的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因而，我们的意思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那么，为什么“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呢？

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作为现成的认识方式，都是此在在世操劳活动中源始的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源始的理解和解释显然是诠释学的，但是，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作为“说明”，这种现成的认识如何还是诠释学的呢？

如果按照狄尔泰的说法，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不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诠释学”这个概念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所要讨论的是对存在意义的把握。这样，无论是源始的理解和解释，还是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都属于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尽管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已经蜕变了的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另外，正因为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源始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才表明它是来自于理解和解释的，它因而在本质上归属于理解和解释。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所有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必定与理解和解释一样，最终都是诠释学的。

如果按照海德格尔后期的说法，那么，诠释学就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音信的引出和保存。由此，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虽然不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引出”和“看护”，但无论如何也仍然属于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保存”，尽管是非本真的、强制性的“保存”。

近现代科学的现成的认识方式又被海德格尔看作是对象化的认识方式，也就是把被认识者看作是可以被操控、被预置、被占有的对象，让被认识者始终处于被设置的对象化状态。由此，对象化的认识方式在本质上也就是近现代的技术方式，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与近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一样，都是这种对象化的、近现代技术的方式。但是，这种对象化的技术方式同时也是以人——实证主义者——为唯一主体的，是作为唯一主体的人——实证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而这种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又必定始终是以其原有的基本方案或前结构为指导的。实证主义者就是以实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自然科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因而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超然和中立的。这种解读注定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是伴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它一方面影响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影响。它因而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对话的一种结果，是视域融合的一种结果。当这种“视域融合”大致定型的时候，也就是当实证主义开始成熟的时候，它对自然科学本身的再“阅读”就正式形成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或自然科学观。

实证主义者解读自然科学的“先见”就是实证主义哲学，而实证主义哲学的要害就是排斥人的其它的认识形式和理性形式，把人的认识甚至人的生存简化为“实证认识”，把“实证认识”当作人类认识的最高的、唯一合理的认识形式。实证主义者就用这种实证主义哲学来强求自然科学，并把被公认的自然科学都看作是这种“实证认识”，而不管自然科学本身究竟是不是纯粹的“实证认识”，也不管在本质上究竟有没有纯粹的“实证认识”。

3、“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

在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的时候，我们同时已经表明自然科学本身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鉴别出实证主义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以及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需要生存论-存在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反思和追思，实证主义天生缺乏这种反思和追思的能力，所以它既不知道自身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也不知道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它因而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除了实证主义者以外，其它科学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比如，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库恩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等。但是，即使在认可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这些学者中，他们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理解也是极其不同的。

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不同理解与对诠释学本身的不同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诠释学经历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诠释学，所以今天在我们谈及诠释学的时候，会出现不同意义上的诠释学。大致说来，诠释学的主要类型有：古代赫尔默斯意义上的诠释学、中世纪圣经诠释学、近代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和20世纪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古代的诠释学直接来自于作为诸神信使的赫尔默斯，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解读来传达神的消息和旨意，也包括占卜术。中世纪的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但由于自然被看作是由上帝所书写的大书，所以对圣经的解读也包括了对自然的解读。如果我们就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来讨论问题，那么，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是不成问题的。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诠释学，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自然科学。

但是在今天讨论自然科学和诠释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一般已经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了，我们所说的诠释学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当我们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自然科学，这一点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当我们在今天提到诠释学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东西可能仍然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排除了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对“诠释学”这个词还会有极其不同的用法。

原因就在于，虽然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已经把诠释学推进到了生存论-存在论的层次上，但与他们二人同时代的甚至今天的许多学者仍然不了解生存论-存在论层次的诠释学哲学，仍然顽固地把诠释学看作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晦涩和艰深阻碍了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的传播，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工作又主要借助于人文科学和哲学史来进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狄尔泰在诠释学领域的影响太大了，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已经长久地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使得新的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在许多人的心中一时还难以赢得其地盘。

在自然科学与诠释学的关系问题上，许多人文科学学者或主要讨论人文科学的学者在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往往沿袭狄尔泰的说法，在对自然科学还没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观点，把自然科学看作“实证科学”，从而“先天地”否定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倒是象波普尔和库恩这样的科学哲学家首先破解了实证主义的迷思，主张自然科学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即使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他们虽然否定了狄尔泰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却仍然没有能够超越狄尔泰的诠释学范畴。他们所说的诠释学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只不过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理解”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或者自然科学的基础与人文科学在“理解”的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但是他们的诠释学仍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中说，他想对诠释学做点贡献 。但是他的所谓贡献的一个方面，就是把适应于人文科学中的诠释学，经过改造以后再引申到自然科学领域。而他的改造也不是把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改造成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而是用他的“客观知识”或“世界3”来克服狄尔泰们对“世界2”的迷恋，使主观的诠释学变成客观的诠释学。客观的诠释学以“世界3”为中心，而不是以“世界2”为中心。然而，波普尔的做法不仅仅是远离了主观心理活动，它在本质上更是远离了人的生存本身。更准确地说，波普尔甚至根本就没有达到人的生存的层次，也没有触及到物的源始存在。虽然他的三个世界理论似乎是在提供一种存在论，但由于他的朴素实在论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存在论”在20世纪根本就不能算作是存在论哲学。就他的整个思想而言，他的朴素实在论只是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一个非批判性的前提，而他的三个世界理论连同其整个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与此相应，他的客观诠释学以及他对“诠释学”这个概念的使用等也都是方法论上的。

对于库恩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应该的。在科学哲学界，正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鲜明地展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虽然他在这本著作中没有提到“科学诠释学”这个术语；另外，这本书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作，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但是，库恩对于欧洲大陆的生存论-存在论哲学或现象学的诠释学也的的确确是非常陌生的。他是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的，而且在他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以后，他也一直没有自觉地进入生存论-存在论哲学。当库恩在晚年明确地讨论诠释学问题的时候，他的诠释学概念令人遗憾地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库恩仅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不承认常规科学研究是诠释学的原因。

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那里，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诠释学终于受到了重视，而且他们也正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等哲学家的影响下，才明确提出自然科学诠释学概念的。由于超越了方法论的幽禁，他们不是象库恩那样保守和谨慎，而是宣称自然科学自始至终都完完全全地是诠释学的。不过，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前者在分析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的时候，也经常地援引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甚至有使科学诠释学演变成科学文化学、科学政治学或科学社会学的趋势。劳斯（joseph rouse）就把他的自然科学诠释学看作是“作为政治学的诠释学”。总之，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这里，虽然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被吸收了过来，但他们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都是纯哲学的诠释学，而是具有多种不同意义的诠释学。

4、自然科学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常规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和不同用法容易引起混乱，尤其容易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与科学方法论所讨论的自然科学的实际研究方法混淆在一起，从而使得一般的自然科学家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与他们实际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不是一回事，或者使他们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完全是胡扯。所以，有必要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含义和用法加以澄清，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适用范围加以界定。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强调对精神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强调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在前者那里，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是必须从生命和精神出发的；在后者那里，则明确展示出了理解和解释的前结构、诠释学循环、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概念。所以，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显然既超越了前者，又在某种意义上包容了前者。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来说，在方法论诠释学的意义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对宇宙理性、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解释和说明；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自然科学在理解、解释和说明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具有自身的前结构，存在着诠释学循环，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也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同样也既超越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又包容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

但是，对于常规自然科学研究来说，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必然蕴涵着方法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自然科学研究不是对宇宙理性和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和解释，甚至越是规范的常规科学研究越是完全缺乏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常规科学只是遵循固有的独优方法来解决已经提出的一些具体难题，它必须把原有的理解和解释无形化，并在方法上杜绝新的理解和解释。它更在原则上要求科学家不能搀杂个人的“主观成见”和“感情色彩”，要求科学家严格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常规科学研究只是在面临困境或发生危机的时候才会重新激起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但这个时候的科学研究也已经不是常规科学研究了。

借用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来分析，常规科学研究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来观察两个截然不同且与外部绝对隔绝的科学共同体，就会发现每一个共同体的人都从自己共同体的信念和先见出发来看问题，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认识。他们的所有认识无疑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来说，由于他从未接触过其他的共同体或其它的信念和先见，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的认识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他只是诚实地按照自己共同体的准则和方法去认识所有的事物。作为第三方的我们，很清楚他们的认识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都不是有意识地以诠释学的方式来认识的，相反，他们都是有意识地避免一些“主观的干扰”或“个人成见”，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客观的”、“中立的”认识。对于忠诚的、优秀的共同体成员来说，他们的“有意识地避免”是诚实的，而决不是虚伪的和做作的。也就是说，以“实证的”、非诠释学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他们认识活动的“实事”本身。

所以，如果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常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对于科学家而言，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任意妄为”，就意味着否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索卡尔会戏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为什么许多科学家甚至非科学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表现出厌恶和愤怒。

说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这决不意味着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也是诠释学的。相反，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恰恰不是诠释学的。越是标准的常规科学家，越是优秀的、杰出的常规科学家，越是在常规研究中远离方法论上的诠释学方法，虽然在生存论-存在论上他的研究活动百分之百地是诠释学的。

今天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是多种多样的。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角度看，这种解读的多种多样性正对应着人的生存的丰富多样性。另外，只要不是纯粹的误读或过度的诠释，不管是实证主义的解读，还是批判理性主义的解读、历史主义的解读、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解读等，也不管是以自然科学本身的方式进行解读，还是进行文化学的解读、政治学的解读、社会学的解读、修辞学的解读、神学的解读等，每一种解读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都多多少少、早早晚晚地会影响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和演变。

但是，每一种解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存解读，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生存解读等同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方式，更不能用某种生存解读来强制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我们不能用实证主义来强制自然科学，同样也不能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强制自然科学，也就是说，不能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对常规科学研究的诠释学解读等同于常规科学研究的实际方法。

第7篇：自然科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诠释学；自然科学；诠释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030-02

科学观察的中立性、科学事实的客观性是自然科学自我认识所奉行的基本准则。可是，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人们发现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思想习惯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科学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观察渗透理论、科学事实的价值负载成为科学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促成了人们从诠释学、知识社会学等角度理解和认识自然科学的思潮。本文将从分析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将诠释学理解为与经验自然科学对立的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观点入手，通过解析当代美国学者克里斯和科克尔曼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本质层面的双重解读，阐释自然科学自我理解形成的基本逻辑。

一、诠释学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

诠释学最早的形式是对神圣文本的解释，最早的诠释学可称为圣经注释理论的诠释学，指的是研究圣经的解释原则。19世纪中叶，狄尔泰将诠释改造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相对的、普遍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同人文科学同样都是真正的科学。只不过，自然科学是从外说明世界的可实证的和可认识的，人文科学则是从内理解世界的精神生命。因而，说明和理解分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自的独特方法。

狄尔泰的观点代表了人们当时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基本共识，即“在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理解的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几种差别：第一，自然对于对象的经验材料或对所有科学家都相同，或是所有科学家共同约定而毫无争议的。无论哪一种情况，它们都是客观的、确定的，任何分歧都能通过经验检验来解决。人文科学很难有这种无可争辩的经验材料。它们只涉及意义的对象，这些对象的解释建立在解释者不同的旨趣、状况和先验信念的基础上，因而总是易于受到质疑。第二，自然科学的理论是通过观察、陈述、归纳和演绎形成的说明性的思维产物。而人文科学只限于重新描述材料，以一种更清晰、更一致的方式重现材料的意义，它们力图理解而不是说明。第三，自然科学所使用的语言很大一部分可以公理化，形成一个形式语言系统。它的语言具有直白性、单一性、确定性。相反，人文科学不能避免使用日常语言，它的语言带有隐喻性、模糊性和歧义性。第四，自然科学的成果能够得到没有理论负荷的材料的证实或证伪，理论和材料之间唯一重要的关系是所属关系。在人文科学中，材料只能在某些解释里表现出来，不同的解释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显示材料，人文科学的材料是不断地被诠释和被塑造的。第五，自然科学的概念力图消除拟人的指称或内涵，即自然科学的概念是不被人的任何主观的或非理性因素所污染的，而人文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的各种主观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第六，自然科学理论只有具有概括性和普适性时才有意义，而人文科学并不避免概括性，同时，它们也关注特殊性。自然科学家追求普遍性的知识，人文科学家还追求局部性的知识。第七，自然科学原则上是无个人专断特征的，断言的可靠性可辩明性与本人身份无关。人文科学却带有权威的痕迹，人文科学家的一系列个人非科学背景总是为它的解释提供辩护。第八，自然科学是一种缺乏终极基础的科学，它切断了与日常生活的利益关系和实践联系，而诠释人文科学本身就沉浸在日常生活之中，它与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35

狄尔泰的观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自然科学的探讨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对自然科学理论作诠释学的解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期，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集中表现为诠释学与实证主义的对立，美国学者D·伊德（DON IHDE）在文章中把这种情形描述为“实证主义解释学（H/P）的二元复合体”。克里斯（ROBERT P.CREASE）则认为，在这个复合体中，似乎每一方都向另一方让予领土，几乎没有人尝试使这个二元复合体的一方参与到另一方之中，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的探讨中，人们一直把解释学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源放在一边不予追究，当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对科学的理解暴露出弱点时，这些弱点并没有因为通过对整个自然科学的解释学范围作更为深刻的评价而得到应有的弥补。

二、诠释学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

自觉地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解读开始于20世纪晚期。按照克里斯的观点，大致有三类学者率先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是少数受过大陆哲学训练的专业哲学家，如希兰（PATRICK A.HEELAN）、伊德、基西尔（THEODORE J.KISIEL）、科克尔曼斯（JOSEPH J.KOCKELMANS）；二是具有现象学、解释学哲学的背景的科学哲学家，象M·埃杰（Martain Eger）；第三类学者克里斯称他们为更具主流特点的科学哲学家，象J·罗斯（Joseph Rouse）和受分析哲学影响的社会学者。

克里斯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把对科学的解释学的解读看做是对科学研究的解释学纲领的构建。但是，对科学的解释学的解读，他提出了一组富有启发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称之为意义先于技术。这是对实证主义和主流哲学家科学观的无意义前提的批判。实证主义和主流科学家虽然给予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的形成一个理性的理由或非理性的范式，但是，他们没有追问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构建的意义前提，他们把科学描述为只是由实践、由技术或计算方法的运用构成的，这是一种错误的定性。因为，数据、结果及实验室的活动都是由解释而形成的。如果人们作出蹩脚的解释，那么就将得到错误的描述。在解释学看来，意义的产生在科学中如同在其他人类活动中一样，不仅仅依据从部分到整体的运动，而且要借助于这样一个过程，即把现象置于现有的意义框架之中。当这种意义的假设部分地引起了疑问的时候，则通过进一步的探究在持续进行的解释活动中做进一步的考察和改进。

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这个观点既对第一种观点作了解说又将人类应对世界的认识活动，建基于实践活动之上，突出了人类活动的合理性、合历史性特征。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科学活动中，意义先于技术，就第二种观点来说，据以解释现象的意义框架，并不仅仅包括工具、文本和观点。而且涉及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由文化与历史所决定的人与世界的冲突。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试图进行解释时，他会受到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尤其当一个人试图发现一种深刻而丰富的与世界的联系时，更是如此。因此，这种解释学实践的本质和范围就是科学中解释学研究的主题。

克里斯所讲的第三种观点，称之为境遇先于抽象的形式化。这种观点认为，真理只是涉及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向某人揭示某事，甚至科学知识，也绝不可能完全超越这些文化和历史所决定的复杂情况，即绝不能把它们撇开，仿佛科学知识是从无有中抽象出来。科学所揭示的这种现象的特殊性，往往被这样一种事实所掩盖，即如果科学的（实验室）环境无误，这些现象就可以在许多的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自己说明自己。这种概括可能使人们对脱离实际的知识产生错觉，因为科学工作始于与某种具体情境现有的关联及对这种情境的理解，科学绝不会把具体情境抛在一边，理解决不会超出解释学的范围。在模糊的、高深莫测的、自相矛盾的情境中，意义的获得并非是超越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或是从这种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而是对这种关系的深化和扩展 [2]4-5 。

三、诠释学作为科学研究的纲领

克里斯虽然承认解释学对科学的看法是必要的，但是他反对把从诠释学的角度解读科学看做是对科学研究的诠释学纲领的构建。其他学者希兰、科克尔曼斯等人则明确地提出了构建一种对科学做诠释学解读的研究纲领的必要性。希兰指出：“如果哲学想要找一个良好机会来完成它对自然科学和一切科学的普遍反思的作用，那么通过诠释学的探讨，在科学哲学中恢复那些要素却是必不可少的” [2]10 。科克尔曼斯是科学的诠释学—现象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自然科学生来就是诠释学的事业，自始至终就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也就是说，在每一方面它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 [2]41。

科克尔曼斯认为，自然科学诠释学的现象学（他基本上关注的是本体论问题）应当在具体的历史境况中和历史条件下研究团体和科学家个人所从事的科学事业，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作为整体而持续发展的科学上。他认为，自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科学过程，是一项不断发展的科学事业，他具有彻头彻尾的诠释学本质。说明、发现、实验、观察以及寻求所观察到的事物的诠释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整体，科学实践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它的所有组成部分也是如此。

科克尔曼斯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现代科学的诠释学特征的最具重要的方面：首先，科学的所有形式的描述、说明和理解都是诠释学的高级形式。科学家并不说明某物是什么，而只说明在一定数量的假设下，它将有什么表现。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总是从典型的预先把握、预先洞察和预先构想等诠释学方面着手。其次，无论科学家怎样观察、测量、描述，从经验概括中进行归纳、推理，并阐明所谓的“自然规律”，他们总是依据一个意义框架来阐明他们所探讨的现象。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框架与所观察到的现象不是无关的，经过考察可知，即便这些有独创性的世界图景，也是以一些源于以前的理论或构想的要素为基础才得以构成的。再次，所有科学工作都是在诠释学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哪一门科学能超越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无法对那是什么作出真实的描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陈述中没有一个是绝对的或永恒的，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或全面的；应该说，它们穷尽了一些真的东西，但是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穷尽关于“那是什么”的真理。

四、结语

施莱尔马赫将诠释学看做神圣经典的理解技术，狄尔泰将其看做是与自然科学无涉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伽达默尔则在既遵循又超越狄尔泰的意义上将诠释学阐释为一种人文科学的本体论。克里斯与科克尔曼斯在汲取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从方法和本体角度依据诠释学对自然科学的双重解读则真正地实现了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即揭示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诠释学条件，又使诠释学成为自然科学自我理解的本体论，最终促进了科学诠释学的出现。

参考文献：

[1]黄小寒.“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第8篇：自然科学论文范文

而有

社会有隆替，学术有兴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怎样顺应此规律，才能促进学术和科学的发展。任何割断历史，单纯追求全新的所谓“学术”，只是徒劳而已。当今全世界所面临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出现危机，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一致要求东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藕合。墨西哥地需求学家龙尼兹1982年在北就大陆寺震活动和地震预报国际会议上撰文急呼：“现在西方科学特别擅长于解决几个简单点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但对理解大的复杂系统的性质就显得格外无能了。……中国科学包括了一些能描述复杂系统动力学我的古老方法。”德国《易经》符号逻辑专家斐德烈博士近来在德国Semiotic（符号学）杂志上（1991年1-2期）以“《易经》符号逻辑”为题撰写的论文中指出：“《易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功能模型，……，这种模型的演化逻辑和建立反映了地球上自然环境的基础结构。《易经》这种符号创造在任何时代都可称之为范例。虽然《易经》符号起源于古代，但其原则仍适用于现代科学知识水平的概念范畴，告别是对于正在相互渗透中的演化科学可以理解的符号学来说，易卦符号系统为它开辟了一个机关报的远景。”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思维方法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并非出自偶然，从100多年前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以及后来的爱因斯坦，波尔，直到近来国内外若干世界上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有类似的评价，有的已把《周易》和《老子》的思想应用于其科学实践中，并取得可观的效果。因此，对近几年来国内外出现的《周易》热应当加以盯导，使其步入正轨，沿着自然科学持续发展需要结合东方思维的方向发展下去。

本人认为东方思维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学最富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原则有：主客体不能截然分开的思想；天地人整体观思想；重虚、重功能、重相互关系的思想；大易以逆为用的思想；大易与计算机、人工智能为同构物的思想；大易的圜道（周期）和中道（协同论）思想；易象蕴含有意场或意函数（譬如现代计算机汉字按字音输入，显示出若干个同音异义字的处理问题）的思想；易数为离散数和无量纲数，并通向分维数的思想；《易传》“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思想。关于这些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有的正在结合，有的尚待研究。关于这些内容本人拟在今后逐一撰文阐述，不拟在此讨论。

二、东方思维用于现代自然科学之重要实例

70到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召开了不少次《周易》学术会议，1989、1990、1991在河南连续召开了三次国内和国际《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最后一次叫《周易》与现代化》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论文玉器有不少涉及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然而，这些论文中讨论应用的多，探索赔东西方科学思维怎样藕合的少，以东西方科学思维相结合撰写的专著少。兹选择其中思想性强的少数专门著作及论文作一下介绍：

1.刘绍光的《一元数理论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刘绍光40年代曾在法国巴黎爱因斯担实验室工作过，爱因斯坦对其一元数学思想评价较高但认为自己现在（因正在研究相对论）无法研究。刘绍光研究一无数学四十年，于1984年才发表了《一元数理论初探》。该书是把几何图象（易象）、数（易数）、物理（物理参数、性质等）结合起来，用现代数学推衍而成。所谓一元者即肥形、数、理结合在一起之谓。一元数学可用来计算无法观测的尺寸大小和参数等，如可计算地壳厚度、地幔厚度、地核直径等，其计算结果与现代地球物理研究的数据符合（见刘绍光，“地震的一元机制及其效应推算”，《华北地震科学》，1988，1期）。一元数学的特点是：计算时不用观测数据，观测数据只作为一元数学计算结果的验证。本人认为，一元数学应当与现代细胞自动机理论相通，都可用来检验现代大量使用的非线性物理学各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是一门很有前途的数学学科。

2.郭增建《灾害物理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第二章“灾害物理学方法论”详细讨论了东方灾异观，其中包括：《周易》的象数结合；象数理关系论；内象个象论（邵雍《皇极经世》）；阴阳结合论；《内经》“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论；八卦数；倍九论；祸福相随观；《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论等。特别是《周易》象数和邵雍内象旬象论，对于近年来现代非线性物理学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象数与非线性物理学的结合，将对不定期灾害预测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3.焦蔚芳《洛书数学》：美藉学者焦蔚芳在《周易》三阶幻方洛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数学已发表三篇文章：焦氏《洛书矩阵》学说（上海《世界科学》，1987年，5期）；焦氏《洛书数字几何学》导论（世界科学》，1991，3期）；《洛书数论原理》（《世界科学》，待刊）。焦氏拟在此基础上写成《洛书数学》一书（1992-1993可望出版）。《洛书数学》与《一元数理论初探》的性质相近，都是铁数与现代数学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概念和原理为现代数学中所缺少的，如洛书空间是无限的，但亦可变成有限的；洛书空间为连续的，但亦可被数学运算划分成许多互不连续的组合；洛书空间可由实数和虚数、无理和有理娄组成；洛书空间可以重复膨胀和收缩；洛书空间能作周期性运动或永不休止地变化；洛书空间具有量子化的特点。洛书数学由于采用矩阵形式，故与现代计算机的运算及力学张量（由9个量组成）密切相关，可以很方便地用来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其发展前途是远大的。

4.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刘子华40年代留学法国，1940年以《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星的预测》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近年来把论文整理成书发表。该书内容是用《易经》研究现代天文学，预测十在行星木王星的典弄著作，已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正如作者在其书结论中旨出：“八卦宇宙学原理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木王星应为完成太阳系的最后一颗主要星球。”为什么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能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并且能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八卦系统合乎现代浑沌理论分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原理的一套卦系符号的结构和功能，合乎现论物理学关于物质运动、状态和扬的概念，并以此理业把握事物的动态规律。而西洋自然科学则是通过仪器观测、计算扒导出为根据的。东西方思维相结合研究天文的事实吻合，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刘子华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八卦宇宙论之就用范围很广，吾人仅以本书用于天体方面作为其他研究之张本”。

本人认为同《周易》八卦推衍谁出的八卦宇宙论既适用于太阳系的研究，亦实用于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全球变化、灾害学以及更微观的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以遗传密码为核心向外推衍和开拓）等研究。因为这些学问都含有程度不同的相似和自相似性、对称性、全息性等特征。近年来从西方传来的分维、分形理论的研究，很快便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分维、分形数学主要为幂函数，其正反演都很容易，应用时则完全属于反演，故近几年迅速得到扒广。“大易以逆为用”的原理在这里又一资助得到证明。近提召开的全国第一届（1989）和第二届（1991）分形理论及应用讨论会，以及地震系统召开的地震科学整体观（1988）和几次非线性物理学讨论会（昌黎，1991；保定，1992）的论文中有不少篇的内容与《周易》象数理论相通。特别是分形分维理论、细胞自动机理论可看成是《周易》象数理论的同构物或《周易》象数理论通向现代自然科学殿堂的桥梁。我们衷心希望对《周易》用于现代自然科学特怀疑的反对态度的同志们，能静下来研究一下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最前缘的科学问题以及国内外走在最前列的自然科学家们的西方科学方法危机感和向往东方科学思维的论述及呼声，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三、自然易的实质何在？

有的同志提出：研究科学易先要知道什么是《周易》，不了解这一点其他都谈不上。我们认为应当先了解的是“易”，因易有《三易》，《三易》之前不有画卦及重卦等问题，这些都与易有关。对“易”理解最深刻者莫如宋学家，宋学家把易划分为画（卦）前易与画（卦）后易。画前易指在伏羲画卦之前在自然界然界就存在有易之结构。画前易的观念由现代遗传学的生物遗传密码完全符合64卦的卦画结构而得到证实。《易传》“生生之谓易”，同样适合于无机自然然界的地球。现代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能过洋底矿物中水的交换，海水约10亿年全部更新一次。此类规律在人类社会以前的地球内部和表部的物质同交换中就已存在。故《易传》“生生之谓易”可谓之画前易理。这类实例很多，不再一一枚举。因此，本人参加1987年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时，在会上提出以“现代自然然科学条条道路通象数”为题目的论文曾引起自然科学界学者的的强烈反响，时至今日，仍陆续有学者来访问这一问题，企图从中吸取启发，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可以说：“易是自然界的化身或同构物”。《易》《老》同源：《易》为自然界的同构物与《老子》法自然的思想息息相通。《易传》“制器尚象”说也是法自然然的典型总结，现代仿生学亦应视为《易传》“制器尚象”的同构物。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易”到底是什么。至于易理用于社会科学那是由易的自然属性引伸、开拓到社会方面去的结果，是流不是源。故想把《周易》与社会科学研究深入下去，必须先懂易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易与社会的关系是流不是源，自然界存在的画前易结构是指自然易而言。

由于有画前易与画后易的划分，又由于理解画后易的为数不鑫，那么理解画前易并能用此思想来研究《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者就更少。然而，如果一旦胆明了这一道理，下一番功夫，亦会到达“画前易”的境地界的，我们在这进而估且把画前易谓之“大成易”，画后易谓之“小成易”（这里指在大成小成与《易传》“八卦而小成”之义不同）。那么，以前有些学乾所反对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牵强附会的研究方法属于“小成易”范畴。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者亦指此。我们要遵照《无纪律子》“道貌岸然可道非常道”、“大象无形”的思想实质来理解《周易》象数理论，则《周易》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可以列上一层楼！

第9篇：自然科学论文范文

一、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世界档案馆运动兴起，亟须能够胜任具体工作的馆员。因此，“最初的档案学教育就是从职业技术训练中发展而来的”[1]。当时的档案学缺乏以科学为基点的长远规划，还没有从“自在”走向“自为”。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以其“实证”信念使自己更像“科学”，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的学科竞相效法的目标。诚然，“如果说古典力学是成熟科学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理论，则成了社会思想各种主导流派更为直接的灵感”[2]。在此背景下，档案学也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努力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程序来规范自身，并希望最终能够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直到今天，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诉求仍然是学者们追逐的目标[3]。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误以为科技即科学

“科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长期被中国学者所误读。余英时指出：“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来达到‘富强’的目的。”[4]以科技为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也不乏表征。例如，认为“有关档案存贮技术、传递技术方面的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属性”[5]；又如，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与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档案科学精神，档案科学精神体现在崇尚科学，尊重科学，重视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研究与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设备与手段来提高档案工作效率”[6]。

第二，重视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

科学的实质是逻辑实证精神。档案学想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其逻辑框架应该阐述类似自然科学的问题。然而，在现实档案学研究中，科学理性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系统思维与辩证法结合运用的产物；档案存储环境控制技术、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和修复技术、有关档案变质的各种因素等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生物学、物理学及天文学领域；而档案缩微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研究则与现代光电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进展有关。

第三，自然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只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一部分，是自然主义方法论在20世纪初强势地位的一种必然反映，其突出意义是解决了档案学的相关“技术”问题。然而，“在档案技术装备不断更新的同时，档案利用率却持续低迷”[7] 。同样，1898年荷兰学者缪勒、斐斯、福罗英《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以来注重科学实证“精神”所带来的学术效力，也没有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这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学科规定性，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不能直接套用于档案学研究。

二、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自然科学化道路上的迷失，使得档案学努力成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宣称，“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8]。事实上，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化诉求由来已久。早在官僚体制下，档案作为行政管理的附庸，一直与行政学、政治学渊源甚密。英国档案学家詹金逊甚至认为“鉴定原则在于查明档案文件原初的行政目的”[9]。以社会科学化为诉求的档案学研究，根据某些社会因果关系解释档案馆活动——尽管，馆员和用户作为档案活动的主体能够明白自己的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但档案学家仍需揭示出促使我们这样做、而我们又不知道的真正原因。总体上，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其他具体社会科学门类相结合

在认识到档案和档案工作中隐含着若干类似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某种价值选择之后，档案学开始比过去更多地向社会科学的邻近学科开放。由此出现了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些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如档案社会学、档案美学、档案馆管理学、档案馆经济学、档案馆哲学、档案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目前，无论是档案学整体的社会科学化还是有关分支学科的社会科学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超越了以往档案及档案管理“内部”的狭窄领域，拓展了学科视野。

第二，设法使档案学的理论发展和社会理论的原则相结合

在档案学社会科学化研究中，学者们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一方面，以社会理论为原则演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另一方面，在档案学史研究中，努力揭示档案学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将档案学史视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发展的一个经典注脚。这固然扩大了方法学手段，但遭到了脱离实际的批评。

第三，社会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应该说，档案学在建立自己的学术谱系时，对于社会科学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但正像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在1997年制定的《电子文件管理指南》所指出的那样，档案馆应在归档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指导和监督由其他参与者采取的措施，这些参与者汇集了文件的责任者、管理员、制定法规和行为准则的领导以及调配资源的负责人。因此，档案和档案工作无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精神和价值问题，档案学必然具有人文学科的某些特征。而在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中，其研究对象必须是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研究旨趣是揭示社会规律。档案和档案工作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但该现象和活动时刻涉及人及其价值问题，本质上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所以，通过“社会科学化”使档案学真正成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总体上是失败的。

三、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18世纪自然科学兴起和19世纪学科制度化完成之前，档案学和几乎所有学科一样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文知识。以“实证”为核心价值的学科制度化，促使了人文与科学的分途，并使得作为一门人文知识的档案学接受了科学的洗礼，它的人文取向得到了及时“纠正”，并出现了上述“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诉求。以文件生命周期为代表的实证理论，甚至成为现代档案学成熟的标志[10]。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关注“人”自身的研究

档案和档案工作中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在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中的主体认识和现实感受成为研究的重点，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关注人——档案业务工作者、档案行政管理者、档案教育工作者、档案学研究者、档案利用者——的未来行为与整体行为，关注更大时空内的人的社会责任，从而构建现代档案学的新体系”[11]，成为档案学界的学术目标。20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技术在档案理论与实践中实现无限扩容。面对新一轮的档案学“技治主义”，人文性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质是要找回一个与物质世界相呼应的人的精神世界。

第二，重视人的价值

在具体研究中强调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应然理想”而不是“知识真理”。以人文信念摒弃科学实证，其动力源自“人的发现”，而“人的特有本性在于其价值性”[12]，由此导致了档案学研究中价值论范式的产生。价值论范式立足于人的主体价值，在研究取向上致力于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意味着人对自我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对自身认识之自觉程度的提高。由此，“一些过去不为档案学关注的问题，比如:档案工作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科技文化发展与档案工作改革问题、档案信息总量飞速增加与档案部门适应问题、信息时代来临与档案工作对策问题、 档案工作国际化问题等等 ， 陆续进入档案学关注的视野”[13]。显然，价值论范式的理论思考受到了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其现实基础则是档案由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向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

第三，人文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人文科学视野下的相关研究围绕“价值”概念建立档案学理论，努力解决现实档案工作中的价值问题，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表达某种最终目标或善良愿望。其基本思路是：预设某个理想，然后希望现实档案工作能够达到理论所描绘的那个理想图景。这一研究思路不是基于具体“事实”，而是基于自我的主观“价值”想像，从而将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对立了起来。例如，提倡档案个性化服务的理想是善良的，但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考虑这部分用户的个性难免会顾此失彼地无视那部分用户的个性；考虑全体用户的个性，则会失去个性。其症结在于：研究者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档案世界，形成了外在评论式的研究，从而既悬置了事实问题，也遮蔽了价值问题，个性化服务的价值弘扬变成社会和档案学者赏赐给用户的恩典。显见，由于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使得人文档案学也未能构成关于档案学的完整表述。尽管，作为一种学术视角与价值选择，人文档案学自有其学术意义，但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整体上并不符合人文科学的学科规定性。

四、构建超越学科依附的、具有自主学科地位的档案学

在目前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三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别固守客观性和价值性的两端，社会科学以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关联而处在二者之间。在这种学科分类框架下，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是模糊的。早期的档案学研究混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两者思维方式的互竞与妥协也几乎完整地表现在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文”概念的提出，使得档案学增添了视角，并从二元对立的传统学科分类模式中分离了出来。人们发现，档案学与价值、性质等人文科学的范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档案和档案工作中，始终存在无法实证或未经证实的理论而又为人们所相信并信仰。例如，法国《穑月7日档案法令》第37条所规定的“每个公民都有权了解在任一档案库房保存的档案的内容”，就是一个人文价值选择，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论证的。所以，e·希格斯认为，《穑月7日档案法令》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将一切档案向公众开放，只能是革命时期的权宜之策，事实证明任何统治者都难以完全做到”[12]。相反，一些经过“实证”的结论却可能很快被抛弃。例如，某些基于“科学实证”的鉴定方法在现实档案鉴定中反而表现出无能。

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和人文都只反映了档案学的某一侧面，而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档案学的全部本质属性，因而未能有效地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它们的历史功绩更多地在于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揭示了档案学发展的多种路径。总体上，档案学既然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自身的有关问题为职志，就必然涉及人和社会，不能仅仅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和逻辑来建立档案学。同样，档案学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人文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建构档案学科的理论体系。因为，社会科学以“社会”为核心，是“社会”之学；而人文科学以“人”为核心，是“人”学。档案学同时关注“社会”与“人”，档案与社会、档案与人，是档案学的永恒命题。所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学科标准都不能规范与框定档案学的发展。

我们相信，档案学有自身学科的特殊性，档案学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档案与档案工作为起点和终点的独立科学。档案学虽然需要相关学科的加入并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结论，但它的学科独立性不应受相关学科介入的影响。诚如李财富、丁华东指出：“档案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自我发展，鲜明的学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创新，真正的动力也只能来源于档案学界内部而非其他学界。”[15]惟其如此，档案学才有希望构建为一门成功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优势的新的综合性学科。

注 释：

[1]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下)》，《兰台世界》2000年第7期。

[2]［英］吉登斯·安东尼：《为社会学辩护》，周云红、陶传进、徐阳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潘玉民：《档案科学研究需用科学精神》，《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4期。

[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上)》，《兰台世界》2000年第6期。

[6][7]李圭雄、黄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档案工作中的融合与共建》，《湖北档案》2004年第9期。

[8][13]蔡丽娜、张利：《也谈档案学的学科定位》，《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3期。

[9]武文秀：《国外现代档案学思想的总体特点分析》，《湖北档案》2008年第4期。

[10]傅荣校、韩云云、陆加敏：《论档案学研究角度的转变》，《浙江档案》2008年第5期。

[11]王协舟：《基于学术评价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判》，《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1期。

[12]常江、胡海波：《从实在论走向价值论的当代哲学》，《理论探讨》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