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基金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财富基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美国经济　美国文化　基金会　制度

美国的慈善团体众多，其中最具经济实力也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当属公益基金会。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首先对公益基金会的概念进行界定。根据基金会中心的定义，它是“一种依照各州法律建立的、以非营利性公司或慈善性质信托为形式的实体。它的主要目的是向那些与己无关的、致力于科学教育文化宗教或其他慈善事业的组织、机构或个人，提供资金支持。”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势头至今依然强劲，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2006年，美国有各类公益基金会7.2477万家，总资产达6147亿美元，比2005年总资产增长11.6％，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390亿美元，比2005年的拨款金额增长7.1％。2007年美国公益基金会继续保持蓬勃发展势头，相对于2006年，总资产增长9％，拨款金额增长10％。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公共事业、艺术文化等领域，2006年这几个领域所占总拨款金额的比重分别为23％、23％、14％、12％，可以说，公益基金会的贡献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古今中外都不乏乐善好施的传统，但都不及当今的美国。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盛行并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至关重要。本文主要用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思想来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得以兴盛的种种原因。本文认为，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及良好的法制环境是美国公益基金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石。

一　文化传统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思想源泉

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产生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人为设计，另一种是自发演进。英国学者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认为：“个人可能(经常通过某种集体选择)设计或修正制度，使之发挥或更好地发挥某种作用。与此同时，制度也可能以未经设计的方式产生和延续，成为人们有意行动的无意结果。”纵观美国基金会发展的历史，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大体上属于后一种情况：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对慈善事业的制度需求与供给，并在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不断调整供需关系，使之趋于均衡，逐渐演化出公益基金会这种当今美国慈善事业的主导模式。

早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大大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财富不断积累、集中；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一方面，贫富差距悬殊暴露出纯粹的自由竞争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失灵；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坚守“小政府”的自由主义传统――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没有任何官方的福利机构和社保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远远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和矛盾。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良心道义，美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进行某种制度创新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面对民间财富再分配的制度需求，美国公益基金会应运而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但这一制度供给的产生并非没有根基，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初始的制度选择即便带有偶然性，由于其报酬递增效应强化了这一制度的惯性，仍然会刺激该制度遵循以前制度变迁的轨迹而演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今后的发展方向。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文化传统，其中宗教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欧洲，慈善事业有悠久的传统。圣经中的耶稣视金钱为粪土，要求富人散财，并明确表示追随他的门徒必须放弃家产，因为“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尽管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的慈善机构都受教会领导，但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和教会势力的减弱，民间也开始涉足慈善事业。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和《慈善用途法规》是有关慈善事业最早的法律，它为支持或从事慈善事业的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提供某些特权。这两部法律规定，凡是以慈善为目的的慈善实体，诸如教堂、医院、学校，都能享受免税待遇。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宗教慈善思想随着北美移民而移植到美国，成为了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北美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扶危济困的慈善组织，它们往往带有宗教色彩。

美国的慈善事业没有仅仅局限于“授人以鱼”，而是逐步转向“授人以渔”。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没有“旧大陆”那样根深蒂固的等级偏见，它推崇个人奋斗和勤劳节俭的品德，深信出生贫寒的有志者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帝赐予的这片土地上获得成功。美国社会还普遍认为给子孙留下丰厚的遗产会助长其惰性，不利于其长远发展，甚至贻害无穷。因而美国很早就有富人把自己的财富提供给需要帮助的人，使之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圆其“美国梦”。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些有识之士中的一位。他认为单纯的施舍可能加深贫困，富人应该用财富为别人创造自力更生的机会，从而努力实现无人需要依靠救济的理想社会。除生前开展的诸项慈善事业之外，弗兰克林在遗嘱中为波士顿与费城分别留下了1千英镑用于公益事业。尽管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但为日后的现代公益基金会的运作确定了基调。

19世纪美国经济飞速发展，造就出大批富翁和慈善家，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创办了若干个公益基金会，并为其他公益机构提供大笔捐赠。他还发展出富有浓郁清教风格的美国式慈善捐赠思想――在其文章《财富》中，卡耐基表达了“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财富管理人”“带财而死的人可耻”等观点，号召富翁们把自己的财富看作大众的信托基金。他还认为，基金会不是局限于满足当前需要的慈善事业，而是主要从事具有前瞻性的公益事业，要为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基金会不仅应该关注美国国内，还要跨出国界；基金会不应该被死去的捐资者左右，而应该给予托管人充分的权利以保证基金会能适应不同情况的灵活性。这种财富观和慈善观使卡耐基成为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开创者，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就深受卡耐基思想的影响。

美国的社会改良运动进一步给富人施加了思想压力，使回馈社会成为富人应尽

的一项道德义务。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除20世纪20年代略有逆转之外，从189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为美国的改良时期，包括19世纪末的平民主义运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20世纪“新政”，这个时期奠定了美国20世纪的主体政治基调。在此期间，美国民众和政府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并向各大财阀施压。富豪们作为这个社会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也竭力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动乱和革命，“所以他们所从事的各项改革都是温和的、渐进的和有效的。……现代基金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尽管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曾一度令公益基金会黯然失色，但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美国政府削减财政支出，公益基金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福利事业应该主要由私人承担，这样可以避免官僚作风，因而更有效率。在示范效应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美国富豪们慷慨解囊，公益基金会蔚然成风。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美国从1913年起才正式开始征收所得税，1917年才开始对慈善捐赠进行税收减免，而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公益基金会的建立都在此之前，可见早期成立的大基金会并非出于避税目的，而在于公益慈善的思想意识。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制度创新，美国公益基金会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自发地逐步形成的，它根源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美国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传统和政治上“政府越小就越好”的观念导致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从而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对民间公益基金会的制度需求。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清教特色的慈善思想逐渐形成，并广受认同，促成了美国民间对公益基金会的制度供给。

二　市场经济与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来源

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经济人假设”，它指的是，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人在追求物质财富最大化的基础上引入了非财富最大化，从而使该行为模型更接近真实情况。换言之，行为主体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所追求的利益包含许多方面，有金钱、资产等物质方面的利益，也有名声、良心等精神方面的利益。人们既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又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这两个目标可能相互补充从而名利双收；也可能相互冲突而不能两全。人们往往要权衡利弊，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尽量兼顾两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安排对二者维持均衡所产生的作用举足轻重。美国市场经济制度成熟，为公益基金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一)资本积累与公益基金会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美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就没有公益基金会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美国的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集中。面对巨额财富，美国富豪开始考虑如何“散财”。他们进行制度创新，捐出财产建立起公益基金会。

近一百年来，美国经济虽不免经济衰退的困扰，但确实保持了较长的经济增长期。19世纪末美国工业的繁荣造就了一批垄断资本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正是这些“强盗爵爷”转变成慈善家的行动，开创了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先河。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中又涌现了一批富豪(如靠投资起家的“股神”巴菲特)，再加上税率节节攀升的影响，战后掀起了兴建基金会的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的大牛市中，信息技术产业催生了诸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这样的新贵，公益基金会则以空前的速度增长，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如今，在美国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量人口逐渐进入退休年龄，可以预见，他们中的许多成功人士会陆续将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捐赠出来。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社会的财富代际转移(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wealth)进行了研究，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将出现新一轮的公益基金会兴建浪潮，无论在个体数量上、还是在资金规模上，公益基金会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经济人对物质财富最大化的追求使美国社会具备了雄厚财力，给公益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但资本积累是有限度的。一方面，过大的贫富悬殊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阻碍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人们不但有物质财富的需求，还有精神财富的需求，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所以，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效用递减，此时就不得不散财。出于美国的慈善文化心理和社会改革的压力，富人纷纷建立公益基金会，以改良社会、增进福祉。慈善家们因其“散财”而得到名望和心理满足，同时也减少社会仇富心态、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公司基金会也能对母公司产生很强的正面效应，因为企业通过回报社会来扩大其知名度，能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由此，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国社会的经济实力、捐赠意愿二者兼备，公益基金会兴盛的条件就成熟了。

(二)资本市场与公益基金会

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都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进行运作和绩效管理，其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有任期限制)，具体运作聘请专业财务管理人士，遵循财务公开规则，接受外界监督。“一般说来，(私人基金会)初建时捐款人或其家人在董事会中掌握实权较多，过了几代以后，大的基金会的各部门实际负责人与董事会日益分离。”这种制度上的设计保证了公益基金会能够进行正规化、企业化的管理，一方面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和普通企业一样善于经营其资产，参与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利，以免坐吃山空而破产，而且还可以尽量避免发生有损基金会名誉的腐败事件。

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经济实力与资本市场的状况息息相关，这不仅因为股市行情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关系到公益基金会获得捐赠资金的多寡，而且因为股市行情决定着基金会的资产金额。公益基金会的资产大多不是现金，而主要以非现金的形式存在，如股票、债券、住宅、收藏品等。一方面，善款大多以非现金的形式捐赠，因为非现金的捐赠能享受较大的税收优惠，并且美国税法对财物捐赠的最高免税扣除额度低于现金捐赠；另一方面，公益基金会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而将其绝大多数资产都进行投资，正常情况下都可以在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上获得回报，使其资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让公益基金会能够长久，甚至永久地维持下去。然而，一旦经济形式不妙，公益基金会也在劫难逃。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信息科技股泡沫破灭和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谷，使许多公益基金会当年的资产与捐赠数额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其发展又恢复了增长态势。在2001年到2007年的短短几年间，从事慈善捐赠的美国公益基金会从6万家增加到7万家，2007年捐赠总额去除通胀因素后也刷新了2001年创下的峰值，达到429亿美元。美国的资本投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是公益基金会防止自身资金的过快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

(三)税制激励与基金会

美国税收制度为慈善捐赠提供了外在的激励机制，对公益基金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税法有三个非常有助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特点：税率的累进制、对高收入高资产者的高税率、慈善捐赠与公益慈善机构免税。这种制度安排激励了富人的捐赠行为，对于高税率的纳税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高税率与捐赠免税的政策之下，保持巨额财富(尤其是遗产)并不能实现持有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适当的捐款反而能少纳税。

联邦政府税收以直接税为主，其中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收入占联邦政府税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所得税自1913年写入美国宪法修正案之日起正式开始征收，从一开始就具有累进性。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和税法的修改，税率逐渐提高，累进幅度逐渐增大，起征点逐渐降低。在1944～1945年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曾一度达到94％(实际税率90％)。尽管肯尼迪和里根时期都曾大幅降低最高税率，但所得税依然是联邦政府的主要税种。早在1917年，美国税法就对私人慈善捐赠给予了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尽管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几乎所有的州都免征宗教机构和慈善组织的房地产税。

美国还开征遗产税与继承税，虽然二者并非美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但它们都具有高税率、累进制的特点，从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达到尽量阻止财富长期在家族高度集中的目的。由于如果一笔巨额财产不作慈善捐赠，则可能有一半将用来交税，所以为了合法避税，美国富翁往往通过家属信托、基金会、慈善捐赠等方式，在生前就对其财产做好安排。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繁荣，税率高，所以涌现出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基金会。

事实上，通过建立基金会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不排除含有个人的自私目的的可能性，即，利用免税优惠达到自身财富最大化。遗产税显然有损于富人的资产，美国国会屡次提出取消遗产税的议案，但始终没有得到通过。小布什上台伊始就打算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其中就包括逐步取消遗产税的计划，然而，这一决定却遭到了美国百名顶级富翁的联名反对，认为这将损害于社会公平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社会中很多富人自觉地、而并非被迫地进行慈善捐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遗产税对公益基金会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拥有充足的资本积累、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有效的税制积累，为公益基金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美国在短短几百年间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起大量社会财富，为公益基金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人们也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二者共同推动美国社会的慈善捐赠。美国成熟的资本投资市场为公益基金会所掌握的资金提供了保值增值的多元投资渠道，使之能够在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的同时，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向富裕阶层征收高额税收，而对慈善事业实行税收减免，进一步激励了美国慈善捐赠和公益基金会的发展。

三　法治环境与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建设

公益基金会能否实现长期稳步发展，取决于是否建立了良好的相关制度。有效率的制度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产生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健全的法律体制中，美国基金会一方面具有合法社会地位、享有各种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受到政府及舆论的监管和约束。

(一)公益基金会的权利和地位

公益基金会的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保证，尤其是对产权的法律保护。正如登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美国建国伊始就高度注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强调“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明晰的产权制度保障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民间个人的财富积累，也维护了公益基金会的权益。从建立之初，美国公益基金会就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产权受到很好的保护，权利、义务分明，能自主掌握巨额资金的接收、发放及合法地进行保值增值投资。它作为非营利机构，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其组织管理、人事聘用、财务安排等具体操作只要符合税法规定，就不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避免了因管理过度而产生新的问题。而美国政府对公益基金会的行政管理仅仅局限于税收方面，主要防范公益基金会滥用优惠政策为私人牟利。美国公益基金会不但独立于政府，而且日益脱离初始捐赠者或其家族，按照基金会自己的使命进行运作。

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政治权利受法律保护，它们的活动范围广泛，只要不违反法规，就可以参与除具体立法之外的任何事务，例如，它们可以在政治领域进行一般性的研究、宣传等活动。尽管美国也出现过不公正对待公益基金会的现象，但都及时地得到了纠正。在20世纪50年代初，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美国国会掀起了对公益基金会的全面调查，看是否涉嫌“非美和颠覆性活动”，这冲击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公益基金会。但公益基金会没有被这股极端保守的政治势力所摧毁，反而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之下名声更响。最终，国会的调查结论是这些指控不成立。通过这场辩论，自由主义在美国思想界巩固了地位，公益基金会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公益基金会数量的增加和情况日益复杂化，各种相关的协会、论坛纷纷出现，比较有名的有基金会中心、基金会理事会等。它们一方面研究、监督和促进公益基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社会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组织和联盟为基金会和捐赠人的权利服务，成为影响美国各级政府和国内外事务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政府一般都对公益基金会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尽管美国政府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传统上公益基金会所发挥的扶危济困功能，但公益基金会在平衡社会分配、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政府职能的有效补充。政府经常与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共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美国政府的)很多福利拨款都通过私营非营利性组织发放。……政府承担的公益领域虽然不断扩大，而有关的行政机构、人员和开支却并未成比例地增长。……反过来，私人基金会也向政府主持的机构或项目捐款。”1983年，里根政府在行政部门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益基金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表明美国政府承认基金会对政府的重要性。美国公益基金会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它们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扶贫、环保、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对美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正面效应，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这些成就与美国基金会所享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是分不开的。

(二)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管

在“委托－”模型中，人与委托人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人拥有委托人

所没有的私人信息，他可能利用这种私人信息采取隐蔽行动，使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损害其委托人的效用。捐赠人与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委托一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益基金会是一种被寄予很高道德期望值、负有社会使命的金融机构。人们出于信任才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基金会代为管理，以实现自己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任何丑闻对于公益基金会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一旦名誉扫地，丧失公众的信任，它就会失去资金捐赠来源，因而美国公益基金会一般都非常重视自身信誉与公众形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需要外在的政府管理和舆论监督。如果公益基金会不受约束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如果公益基金会的内部财务运作成为一种私人信息，就容易产生欺诈行为。此外，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和滞后性，往往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公益基金会若要长期存在，就必须得加强自律并接受舆论和政府的监督，以维护该行业的信誉，从而争取社会各界的信任与支持。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督管理不仅有利于维护捐赠者的权利、避免税收流失，还能促进公益基金会的行业规范，有利于其长期发展。因此，公益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不仅仅依赖于员工的道德素质、内部监控和行业自律，还必须受到外部的法治和舆论的“他律”。只有内外监管机制共同起作用，才可能避免公益基金会的潜在欺诈行为。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是在一片质疑声中诞生的，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和民众的监督。20世纪初，进步主义思想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氛围，反托拉斯、开征所得税等对垄断资本家不利的举措相继出台。在这种氛围中，一些富豪开始建立现代公益基金会，但社会舆论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的公益基金会成立不久，美国国会就对它们展开了细致的审查，决定要通过税收手段对它们加以规范和监管，于是，美国出台了第一部有关基金会的法律――《1917年税法》。美国财政部属下的国税局成为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管理部门。

当20世纪50年代的基金会丑闻曝光时，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指出了有关公益基金会的税收漏洞。1961年，在众议员帕特曼(Wright Patman)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又一次对免税的非营利机构开展调查，发现许多享受税收优惠的机构为己谋利。在60年代的激进思潮的进一步影响下，1969年美国出台了税制改革法案，加强了对公益基金会的规范和约束。美国的税法对享有税收减免的慈善机构进行详细定义，尽量从源头上杜绝以公益基金会之名偷税漏税的现象发生。公益基金会从注册成立到免税申请、从资格审查到组织运行，都有一整套法律程序。美国国税局要求所有公益基金会都必须公开其财务信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发生道德风险。

美国政府对公益基金会的管理仅限于经济手段――税收。在任何一个州建立的非营利性机构，只有经过国税局按照1986年通过的税法中的第501(c)(3)条款确认是公益慈善组织之后，才能享受税收减免。为了避免有些公司用“假”捐款的方式通过公益基金会来逃税，1969年的税法规定1979年以后，公益基金会在任何一家公司持股不得超过20％。虽然当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福特基金会，但如今福特基金会所持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股票极少，关系不再那么密切。

美国税法充分考虑了各种不同公益基金会的特点，制定不同税收优惠法规和监管措施，一方面鼓励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防止私人从中渔利，因而详细得近乎繁琐。它把从事慈善捐赠的基金会分为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与公共基金会(public foundation)两大类。前者资金来源单一，包括家庭基金会、独立基金会、公司基金会；后者获取资金的渠道多且互不关联，主要以社区基金会为主。私人基金会受到一套复杂的管理规定的限制，如对其投资收入征收特许权税、禁止自我交易行为、给年度资金分配设定下限、对其下属营利性企业的比重进行限制、实施管理投资的审慎标准和对基金会拨款的约束等等。按照美国税法中的支出要求，在通常情况下，私人基金会须将每财政年度的资产平均市场价值中的至少5％贡献给公益慈善事业，从而享受对净投资收益所征的2％(在特殊情况下可能降至1％)的特许权税。而国税局对社区基金会的管理没有对私人基金会的管理那样严格，并给予税收优惠、投资收入、拨款自由度等多方面特权，因为社区基金由该社区的民众建立，其决策机构一般是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区居民组成，而且能够受到民众的很好监督。

综上所述，美国健全的法治环境为公益基金会确立了合法权利和地位，使之享有充分的自和广泛的活动领域；另一方面，相关法规的完善、政府的适当管理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保证了公益基金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结论

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兴盛是由美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它得益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繁荣的市场经济以及健全的法治环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种子之于土壤、养料和阳光的关系。美国社会文化传统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益慈善观念，奠定了美国社会自发捐赠和建立公益基金会的思想基础。

在过去两百多年间，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资本市场发达，能够提供各种收益丰厚的投资渠道；美国对富人课以重税、对善款免税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刺激了慈善捐赠，良好的经济制度为公益基金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第2篇：财富基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规划；金融效率；资本转化

一、引言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规划（下简称金融规划），是经国务院审批的国家专项规划，是党中央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及科学发展观目标编制的金融中期发展改革规划。该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关文件编制，对完善金融体制机制、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金融的不断创新，金融界限不断拓展，金融的功能与作用早已超越其发展初期的定义范围。其金融货币化功能、风险管理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在金融创新下不断发展并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而金融的脆弱性及金融危机的破坏性使金融规划的制订极具急迫性和必要性，亦对相应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与规划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金融效率研究

金融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的四个环节包括：财富虚拟化进程、金融规模扩张、金融资本化进程及资本转化产出。如图1所示，财富虚拟化进程是国民财富进入金融系统的过程，是一国居民在金融体系中实现财富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固化财富从消费末端实现再流通的过程。财富的分配致使财富分散化和固化。由于分配使财富分散到各劳动个体上，使财富的利用率较低；同时财富的固化也使财富被进一步转化形成固定资产、长期负债等低流动率资产，利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而金融虚拟化进程能将分散化的财富重新实现积聚，通过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实现固化财富的再流通，为资本化提供条件。

金融规模扩张是考虑在国民财富向金融体系转移过程后金融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张过程。其扩张速度及产业规模占比是体现金融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检验金融系统活跃性的因素之一。

金融资本化进程是金融资产向实体经济提供资本支持的过程。金融资产的形成是固化财富的虚拟化的结果，但金融资产的运用却是多样的，即可在金融体系内部实现自我增值或风险转移。只有向实体经济投放的金融资产才能实现资本化。股票和债券等证券的发行是典型的固化财富虚拟化与金融资本化的统一，而银行存款的形成仅仅是实现财富虚拟化的过程，银行贷款才是实现金融资本化的进程。

资本转化产出是金融资本化后所实现的财富支持对实体经济的推动效率，实际上是实体经济使用资本化资金的效率，也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资本转化率是体现金融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本文样本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年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公报及国泰安数据库，以1978～2010年中国33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为初始样本。

（二）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根据金融推动实体经济路径，本文建立以下的模型

FINt=a+βWt+γFPt（1）

CAPt=δ+εFINt+θFP（2）

Yt=μ+pCAPt+σFPt（3）

其中W代表国民财富；FIN代表金融资产总量，CAP是金融资本化总量，Y代表国民生产总值，FP代表金融规划的调整与完善程度，t代表时间。

对于金融资本化总量CAP，本文使用广义社会融资规模进行衡量。广义社会融资规模包括债券发行额、股票融资额、银行贷款额以及其他信托担保资金等，目的在于衡量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带来的实际资金支持。

由于FIN是CAP的自变量，CAP是Y的自变量，依次将（1）式代入（2）式，再将（2）代入（3）式得（4）式，即

Yt=μ+p（δ+ε（a+βWt+γEPt）+θFPt+σFPt（4）

合并得

Yt=（μ+pδ+pεa）+pεβWt+（pεγ+pθ+σ）FPt（5）

化简得

Yt=τ+φWt+ωFPt（6）

由于变量都属于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存在单位根，简单回归可能导致伪回归的出现。为消除单位根，本文使用差分法使各变量趋于平稳，得到以下修正模型

ΔdFINt=a+βΔddWt+γFPt（7）

ΔdCAPt=δ+εΔdFINt+θFPt（8）

ΔdYt=μ+ΔdCAPt+σFPt（9）

同理，通过（7）式、（8）式、（9）式的迭代得到（10）式得

ΔdYt=τ+φΔdWt+ωFPt（10）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本文利用中国的历年度数据对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分别对（7）式、（8）式、（9）式和（10）式进行回归分析。其中（7）式、（10）式中国民财富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间为1978～2003年；而（8）式、（9）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时间为1978～2011年。为消除回归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回归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权重为各式首个变量的标准差。

（7）、（8）、（9）、（10）式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报告了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7）式中ΔdWt的系数在回归中显著为正，且大于1，表明国民财富的增长能有效带动金融资产形成，同时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比整体国民财富积累速度更快。（8）式中ΔdFINt的系数亦显著为正，但系数小于1，表明金融资产的增加能推动资本化进程，但其增速慢于金融系统规模的扩张。（9）式中ΔdCAPt的系数显著为负，但数值较小只有0.19，表明金融资本化增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承不断减少的作用。由于回归数据经二阶差分处理，ΔdCAPt和ΔdYt均指加速率，所以并非表明金融资本化与经济增长成负相关，而是指随着金融资本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促进效用不断削弱。（10）式回归是整体测量国民财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系数亦为显著正相关，但整体促进效率较低，只有0.32。

（7）、（8）式所表示的国民财富虚拟化进程及金融资本化进程中，金融规划的完善程度对这两个环节的影响在回归中未能体现。由于FPt在（7）、（8）式回归中并不显著，所以回归无法反映出金融规划的逐步推进对财富虚拟化和资本化进程有何影响。但在（9）、（10）式中，FPt均为显著正相关，表明金融规划的逐步完善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的作用是明显的。同时，这表明金融规划整体上在实现财富积累增长上亦得到了有效支持（如图2所示）。

五、结论及展望

金融规划的目的在于提高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但究竟是以完全市场化、完全放开金融限制、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还是以政府制定框架、以金融规划指引金融体系发展，这一问题是众多专家学者的讨论关注点。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规划的推出与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

参考文献：

[1]陈柳钦，曾庆久.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金融论坛，2003（11）.

[2]韩云虹.基于金融规划的中国国民总储蓄变动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2009（05）.

第3篇：财富基金论文范文

各地主要农副产品平均价格持续下降

自国务院发出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后,各地采取措施确保农副产品供应,稳定价格水平。据新华社全国农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近日包括菠菜,油菜、生菜、四季豆,黄瓜等部分蔬菜价格的降幅在一至两成之间

理财・税收

海关税收年均增长21.6%

海关总署近日公布,海关税收由1980年恢复证税叫的31.8亿元增长到今年将超1.2万亿元,年均增长21.6%,占中央财政的三分之在华外资企业告别“税收优惠时代”

从12月11日始,中同将对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加这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在华外资企业一直享的“税收优惠时代”宣告结束。

理财・黄金

1～10月黄金企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6成多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小,今1～10月全全黄金产量达277.017吨,同比增长8.83%;全国黄金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1795.875亿元,同比增长66.45%;实现利涧192.158亿元,同比增长79.7%,

理财・房产

浙江经适房面积将限定为60平方米

浙汀省11前修Ir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今后经济适用房面积将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2005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浙江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屉规定经适房建筑面积标准一般为80,平方米或60平方米两种套型,

今年7万亿元资金涌向开发商

数据统计,在今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为5.69万亿元,已经接近去年5.71万亿元的水平业内人士预测,今年全年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总量有望接近7万亿元。

北京公积金二套房贷款出新规

近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布了《关于规范北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三口之家的首套房面积超过86.43平方米的,再买第二套房时,将停止发放公积金贷款。此外还规定首套房超过90平方米,公积金首付不得低于30%。

理财・保险

险资前10个月投资收益率达3.97%

中国保监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在9月单月新增投资898.79亿元的基础上。10月险资新增投资1011.46亿元,创出年内新高。另外,险资前10个月投资收益率达3.97%,年化收益率达4.76%。

理财・旅游

2011商旅市场前景看好

美国运通商务旅行部在近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同商务旅行论坛上,公布了2010年中国商务旅行情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超过五成的受访企业明年将持续加大其在商务旅行方面的投资。此外,美国运通与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也宣布双方再度牵手,续签5年排他性战略合作协议。

理财・论坛

首届“中国水处理技术高峰论坛”在沪举行

目前,由第一财经主办的“2010中国水处理技术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此次论坛以“净化、责任、发展”为主题,围绕人们关注度极高的城市用水问题。以主题演讲与专场研讨形式展开智慧交锋。城市用水的“再生利用”则成为了市政用水和工业用水的讨论焦点。

理财・教育

上海交大开办总裁高级研修班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上海市创业投资行业协会和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汇集国内外VC和PE领域的专家及专业人士亲临授课,研讨行业前沿问题,搭建融资和投资者合作的平台,全新推出《私募股权和国际创业投融资总裁高级研修班》,12月19日举行第十二期开学典礼。联系电话:021-52580393。

理财・基金

中证等权重90指数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日前宣布,由银华基金委托其开发的客户定制指数――中证等权重90指数正式,指数基日为2003年12月31日,基点为1000点,指数代码为000971,简称等权90。据了解,该指数汇聚沪深两市最具代

表性的指数上证50和深成指。

长信基金“掘金2011”高端论坛即将启动

长信基金在上海隆重举办“掘金2011”――宏观经济及投资策略高端论坛,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先生、投资策略专家李迅雷先生及长信基金研究发展部副总监安昀先生,与投资者共同回顾跌宕起伏的2010年,展望即将到来的2011年。

天弘添利分级债基一日售罄

天弘添利分级债基发行的第一天,30亿元的发售上限即被抢购一空,再现比例配售。据悉,天弘添利A每3个月开放一次,投资人可通过工行、邮储银行等机构办理申购;而天弘添利B封闭5年并将开放上市交易,投资人可在证券交易所自由买卖。

震荡市投资者青睐可转债

富国基金与财新网联合举行的理财调查显示,共有74%的投资者认为未来半年A股将震荡走高;62%的投资者表示,要获取资本市场的平均收益是其投资理财的首要目标;在大类资产的选择上,可转债及相关理财产品赢得了44%的投票。

汇付天下进军基金支付市场

汇付天下在“支付产业发展与金融渠道创新高峰论坛”上正式了为基金网上销售提供支付服务的“天天盈”产品。汇付天下“天天盈”已接人博时等国内11家基金公司,支持上百只基金产品的申购。业界认为,这标志着汇付天下的模式已广泛获得认可。成为基金网上销售支付结算领域的新生力量。

福布斯-富国2010中国优选理财师揭晓

福布斯-富周2010年度中国优选理财师榜单在北京揭晓。63名来自银行、第三方理财机构、证券公司的金融理财师分获福布斯一富国中国优选理财师“年度潜质理财师”、“分赛区十强”、“全国50强”称号。

海富通资产管理(香港)公司开业

海富通基金公司在香港宣布其香港子公司――海富通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海富通设立香港子公司的申请在今年年初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并于10月27日获得香港证监会正式批复,核准开展第四类(就证券提供意见)、第九类(提供资产管理)业务。

理财・商业

上海又-地标喜玛拉雅中心落成

近日,证大喜玛拉雅中心盛大举行落成庆典,庆典中包括以“喜玛拉雅艺术传奇”为主题的一系列艺术活动。其中,有上海天物馆《不独帝王藏》特选国宝级文物藏品、以往流落国外的中国皇家艺术珍品都在喜玛拉雅中心酒店展示,富世峰会的国际顶级品牌展示以及多场高端财富论坛,以及2010星尚大典等。后世博上海的人文风景,将从喜玛拉雅中心展开。

理财・交通

石武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全面铺轨

继11月29日河南段开始正式铺轨之后,石(家庄)武(汉)高速铁路客运专线湖北段在12月1日也开始正式铺轨,这标志着连接武(汉)广(州)和(北)京石(家庄)高铁客运专线的石武高铁全面展开铺轨,(北)京(武)汉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建设提速。

理财・证券

证监会强化期货市场监管

中国证监会近日表示,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强化期货市场监管,坚决抑制过度投机,密切关注异常交易行为,严厉打击违法违规交易,切实做好市场风险的防控工作。

理财・消费

第4篇：财富基金论文范文

然而,理财并非仅仅是选择几只基金、买卖几只股票那么简单么,它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成熟。不同国家的人民理财观念和市场的差异除了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外,更与文化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理财思想和理财观念原本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财,原本就是一种文化在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财富管理理念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理财思想的萌芽。吴越时期的范蠡便是中国古财的典范性人物之一。范蠡善于捕捉机遇,适应市场,最终令其财富从“居无几何”到“致产千万”。

中国理财文化的成熟则以《史记》中《货殖列传》的问世为标志。

不少中国古代思想家都认为勤和俭是致富的根本条件,而司马迁认为,单纯依靠勤俭,只可免贫,而不足以致富,能者可以积累财富,无能者已有的财富也会散失,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了一些堪称为“奇”的经营之术。可以说,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始终不乏经典的理财思想和理财精英,这种朴素的理财思想更是在清朝山西票号和浙江钱庄的实践中达到巅峰。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依然是勤俭和储蓄,对于合理运用财富实现资产增值重视不够。同时,几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老百姓往往羞于谈论财富。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早期的卓越的理财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发扬。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和快速发展,老百姓的致富愿望被充分激发起来,真正意义上的现财业务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在中国兴起。尤其是证券投资基金和券商集合理财业务的推出,标志着现财制度正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认可,为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全新的理财之道。

回首中国理财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可以发现,尽管现财业务是以西方金融理论和金融思想为基础,但她在中国兴起这股激荡的潮流后面蕴藏着深刻的经济文化背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国内目前比较可行的理财业务涉及到的资产保值、增值方式,已经包括了证券、基金、信托、外汇、期货、保险、收藏品、教育基金、个人消费贷款等。众多的理财方式,正被人们逐步认知并接受,不仅已经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更在人们日常的理财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来看,在众多的理财方式中,证券投资基金无疑居于核心地位。我们希望,以基金公司为代表的资产管理机构,在积极扩展理财业务、繁荣理财市场的同时,更应当致力于传承和融合中西方理财文化,通过现代金融理念和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结合为理财市场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5篇：财富基金论文范文

数据来源与不变价格数据的处理中国居民的样本数据包括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房资产、金融资产、定基价格指数、利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1年各期、中宏数据库和EPS数据库，样本数据覆盖1995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居民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存款、股票和社会保险账户。社会保险账户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人均拥有住房资产额=人均住房面积×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人均拥有住房资产额=农村人均拥有住房资产额×乡村人口比重+城镇人均拥有住房资产额×城镇人口比重。人均社保基金余额=当年五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额÷全国人口数。其4.2对居民消费粘性系数x的测算利用公式，分别采用收入和总资产、收入与金融资产、住房资产和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四种组合作为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TSLS回归模拟得到居民消费粘性系数x。表2说明，只有在选择总资产增长率、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等两种情况下（不带截距项的情况下），两阶段TSLS回归的效果较理想。dCtg=α0+αdTA(t-1)g。

二、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即时和累积财富效应的比较检验

1数据平稳性的ADF检验对住房资产和金融资产进行ADF检验，发现金融资产的水平值不满足平稳性条件，但是金融资产的1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为保持一致性，本文将公式中的所有变量均取1阶差分值，这样公式转换为公式：dCtg=α0+α1dWf(t-1)g+α2dWh(t-1)g公式中的系数α1、α2在此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MPC的涵义，而是近似看作为消费变化对资产变化的弹性。ADF检验可见表4的结果，所有检验变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平稳。

2财富效应的即时效应与累积效应的测度（弹性）及比较由于本文使用TSLS方法得到的效果不理想，在这里使用广义矩估计GMM法并用公式进行估计。该方程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利率作为工具变量。通过拟合得到如下方程方程：dCtg=-0.0194dWf(t-1)g+0.0296dWh(t-1)g+[ar(1)=-1.351,ar(2)=-1.509,ar(3)-1.784,ar(4)=-1.682,ar(5)=-1.427,ar(6)=-1.199,ar(7)=-0.686,ar(8)=-0.247]该方程残差检验表明不存在自相关，各变量系数的T值除金融资产在6%的显著水平上成立外，其他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成立。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61。对公式的滞后期限进行调整后得到的结果与公式相比没有显著改善，因此在拟合方程时仍采用滞后1期。从数据上看，住房资产的直接财富效应（0.0296%）要高于金融资产的直接财富效应（0.0194%），且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的变动方向与消费的变动方向相同，而金融资产财富效应的变动方向与消费的变动方向相反，但是两者对消费的作用都很微弱。从累积财富效应看，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0.3018%，0.3015%）同样高于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0.1978%，0.1976%）。

三、结论

第6篇：财富基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务管理　财富管理　本金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

[1] [2] [3] 

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第7篇：财富基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仇富；富人；财富伦理观；致富观；消费观；慈善观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222-04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然而，我国也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0.47，这表明贫富差距已比较严重。近些年来，贫富悬殊成了中国社会敏感的话题之一，相应地围绕一个个新闻事件“仇富”不断形成舆论热点，“仇富”现象已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触及到这一敏感的社会神经，笔者试对“仇富”心理从富人的角度进行理性的剖析，并期待作为公众人物的富人群体践行科学健康的财富伦理观，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上更有作为。

一、现状

(一)“仇富”心理在蔓延，妖魔化富人

2007年8月，《中国青年报》曾和新浪网联合举办了・项调查，问卷要求7 916名参与者在若干个正面、负面的词中选择三个词来形容现在的中国富人，调查显示中国富人的形象不佳。排在最前面的三个词全是负面的，奢侈57.1％，贪婪52.7％，腐败47％。虽然这只是一次调查，结论不一定很准确，但这三个词对富人来说，代表的不是荣耀，而是耻辱；不是安全。而是风险。

风险来自“富人”观点的流传和“仇富心理”的放大。这种观点认为，普通民众与巨富阶层的财富差异太大，是因为富人们非法敛财甚至洗黑钱，直接侵犯了民众的群体利益。“为富不仁”、“无商不奸”、“杀富济贫”之类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在各种评论中，舆论有意和无意间强调了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和矛盾。对待富人被杀事件，互联网上的典型评论是：“杀得好，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有一阵子，很多人还说有钱人都开宝马，而开宝马的都不是好人。近几年，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住宅小区还发生了许多高级轿车有选择性地划伤和砸毁。可见，穷人与富人在巨大物质差距下不但心理隔阂加深，而且严重的是对富人的仇恨情绪还在蔓延，“仇富”心理使富人的安全问题尤显突出，“有钱人”四面楚歌。

(二)为富不安

人们往往只看到中国富豪风光的外表，可谁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2006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首次披露中国顶级富豪的精神世界。本次调研的中国富豪，人均拥有财富为22.02亿元人民币。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富豪认为金钱给自己带来了“不安全感”和“烦恼”。《中国工商》杂志发表的一份调查也表明，那些可以进入富人行列的民营企业家最大的心愿就是生命安全，“除了健康以外，他们还担心种种不测风云：敲诈，绑架，勒索，威胁……”。频发的“杀富”事件后，中国的保镖市场空前地红火起来，先前富人雇用保镖多半是为显示气派，现在情形则完全不同。有消息说，沿海一带城市的保镖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以至于一些中介机构不得不四处物色“武林高手”和退役军人。。

在常人眼里，坐拥亿万家产，不愁吃穿，不愁买房，不怕看病贵，不愁孩子学费的富豪，应该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然而，在腰缠万贯的中国富豪那里，金钱带给自己的却是“不安全感”和“烦恼”。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五个层次的描述中，第一层次是生存需要，第二层次是安全需要。安全感都失去了，又何谈幸福指数?不可否认，从精神层面看富人正在沦为别上人和自己的奴隶。

二、原因剖析

社会上的“仇富”现象比较突出，那么“仇富”心理滋生蔓延的诱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们加以理性剖析，可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从富人角度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原始积累”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仇富”心理的产生，应该说很大部分源于财富获取渠道的合法性问题。目前，社会成员普遍关注贫富差距，不仅是它的存在，更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仇富”心理说到底并非基于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对富人的仇视，而主要表现为人们对财富的来源和增值方式是否合法、是否道德的质疑，人们并不仇视那些依靠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的人们。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先富了起来，无庸讳言，也有一部分富人依靠非法手段聚敛财富，不仅先富，而且是超富，其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红色”暴富，即用手中的权力、疯狂敛财，或凭借与当权者的裙带关系侵吞国有资产，如千方百计从银行骗取贷款，走上暴富的捷径。一些资产亿万的人物，其暴富高招即是搞所谓的“资本运营”，声称：“资本运营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二是“灰色”暴富，即利用政策法规的漏洞和缺陷，钻法律的空子窃取社会资源，如借改制之名掠夺公共财产、偷逃税或利用民众的信息不对称，非道德地敛财；三是“黑色”暴富，即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社会公共道德，并以他人生命健康和利益为代价牟取钱财，如走私贩私、贩黄贩毒、假冒伪劣以及黑社会组织利用暴力经营产业、垄断市场、欺行霸市聚敛不义之财等。

一位经济学家惊叹：“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多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不少富人昨天还是高不可攀的社会名流，一夜过后，就成为身败名裂的囚徒。已经倒掉的富人名单中，可以看到走私贩私获利高达66亿美元的赖昌星、名列“富不死”排行榜第2位的杨斌和第11位的周正毅……一个国家的富豪榜竟然成为“囚犯榜”，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个国家部分富人敛财方式的非法性和反道德性。

可见，中国富豪的“不安全感”事出有因。历史地看，他们回避不了第一桶金，回避不了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原罪”，以及“原罪”带给他们的“不安全感”。通过非法途径暴富的富人，严重败坏了富人群体在民众中的道义认同，引发了公众对整个富人群体的否定、仇视甚至愤怒。

(二)畸形消费，暴露素质缺陷

财富既可以促进道德境界的提升，也可能成为不道德的诱因或为不道德行为提供更为可行的手段。正如拉罗什福科所说的：“德行消失在利益之中，正如江河流逝人海”，“财富能使我们的美德和恶性充分表露，就像光线显示出各种物体。”在“仇富”心理的形成中，富人群体的表现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刺激民众“仇富”的直接原因。

对我国富人总的而言，他们还不太适应拥有巨额财富，不知如何支配巨额财富，甚至还没有形成理性的健康的消费

观，不知道怎样过文明高雅的生活。在其财富支配上，部分富人缺乏冷静和理智的态度，把成就感寄予比阔斗富、挥金如土的炫富式消费中。近些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第三大市场，媒体对于富人奢侈生活的报道，更令那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中国人瞠目结舌，也使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顶级参展商们同样瞪大了眼睛。

此外，我们还可看到其他畸形甚至糜烂的消费现象：修建“小白宫”、看风水找坟地、大修祖坟大搞封建迷信和“黄金宴”、“人体宴”等伤风败俗的消费现象。一些富豪骄奢淫逸，热衷于“黄赌毒”，好色成性、豪赌成瘾。辽宁省某公司原董事长吕宗大因为偏好“玩处女”而被一审判处死刑，据说他周围的富人都喜好这种“游戏”。还有报道说，因为中国大陆有大量财大气粗的赌客，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生意非常红火。还有些富人，凭借财富的优越感和社会地位，仗势横行、骄横跋扈，漠视他人的尊严甚至伤害他人的生命，如近些年来屡屡发生的“宝马撞人案”。诸多媒体有关富人的负面报道，充分暴露了富人存在的素质缺陷，由此引发的仇富现象显然反映了公众的情感取向。

一个具有同情心、行事端正的富人不会引来什么仇视，而为富不仁、穷奢极欲、飞扬跋扈的做派，必然引起公众的反感。中国人表面上看似仇富，实际上并不仇富，而是在仇恶，仇恨非道德的行为。但由于富人是公众人物，只要恶人与富人一重叠，仇恶看上去就好像在仇富了。“比尔・盖茨有花不完的钱，令人羡慕的是：人家作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生活得还那么阳光，中国富人为什么缺少阳光?”此语令人深思。

(三)慈善事业富豪缺位严重

《孟子》日：“为富不仁也，为仁不富也。”后来人们常用“为富不仁”指靠不正当手段发财的人是不会讲仁义的。今天看来，虽然这种说法不很准确，但为富不仁的定义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富人帮助穷人，富人捐助慈善事业，“抽肥补瘦”是很多国家的普遍做法。西方一些国家，富人发起了很多民间慈善基金会，许多富人募捐金额占其个人收入的30％。中国经济的发展催生出许多富人却没有催生出相应的慈善家，面对自然灾难和弱势群体，冷漠无情者众、慷慨捐扶者少，慈善榜与富豪榜严重倒挂。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数据显示，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中国上千万家企业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民政部2008年初我国首个慈善捐赠的官方报告――《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披露2007年中国公众、企业捐赠223亿元。其中，全年平民捐赠32亿元，人均捐款近2.5元，超过亿元的个人或单位捐款有13起。中国富人募捐的资金充其量只占个人收入的1％。卡内基曾经说过：“个人财富的积聚常常有赖于社会的帮助，社会所赋予的社会财富应由个人回归给社会。”如果说卡内基是“绅士富人”，而我们的一些富人则是“草莽富人”。有些富人一方面一掷千金。一方面对公益事业一毛不拔，对弱者不屑一顾，他们的财富越来越多，心似乎离穷人越来越远，加剧了舆论的仇富情绪。

可见，中国的富豪阶层对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热心有待增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与自觉性等公益意识有待提高。

不可否认，“仇富”心理中也有阴暗和非理性的一面，有像哈耶克说的“追求平等的热情，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忌妒罢了”，忌妒、窥视眼红有钱人，想劫富救贫、不劳而获，这恐怕也是人性中的劣根性。所以，我们不能将仇富情绪在道德上正当化，甚至美化这些情绪，但也不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公众，而是要找到化解的对策。

三、对富人财富观的伦理思考

亚当・斯密说过：“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仇富”话题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围绕着一个个新闻事件不断形成舆论热点。遍地弥漫的仇富现象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对立与仇恨，破坏社会的安宁，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仇富”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伦理问题，所以当代中国社会急需树立符合道德的财富伦理观。

所谓财富观是指人们关于财富的总的看法和总的观点，体现了人们对财富的价值理解和认知，是对伦理道德和人生价值的基本看法。从社会整体角度看，科学的、积极的财富观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能有力推进社会的和谐与文明。全国政协提供的背景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数约为7500万人，他们掌握或者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无论从人数规模还是从发挥作用方面看，新的社会阶层都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如此，作为公众人物的富人群体理应践行更高标准的财富观，社会也期望通过他们的言行，通过榜样和示范，在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追求高层次的财富伦理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上有所作为。那么，对富人而言，科学的财富伦理观究竟是什么呢?

(一)致富观：合法经营，积极纳税，诚信致富

财富观的核心是致富观。富人的财富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或者说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基础上，才如同建立在磐石之上。被舆论仇视是富人的耻辱。富人必须将自己的财产纳入合法与道德的轨道，首先应该表现在积聚财富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该缴的税一分不能少缴，该给员工的薪酬一分不能少给。“既要追求财富数量，又要追求财富的品质”，其财产才可能受到尊重，并被社会承认。当然也有富人抱怨，自己是诚实合法致富，穷人凭什么也仇视自己的财富。确实，中国不乏这样的富人，但在财富与非法、非道义纠缠不清的环境中，合法致富者要想赢得舆论的支持，必须学会与公众站在一边，学会与非法、非道义划清界线。比如，负责任的房产商人，可以旗帜鲜明地谴责本行业的一些无良商人的违法行为。但长时间以来，从未有一个房地产商人这么做―一良币集体缺乏驱逐劣币的勇气，仇富情绪自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指向所有富人。

富人还可以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的税负，在积极纳税上有所作为。富人通过税收这个国家强制性杠杆，可缩小贫富差别，既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也有利于保障富人的长远利益，还可在公共领域充满自信地面对公众。正因为此，当2001年布什政府准备废除遗产税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反而予以最强烈的反对，他们呼吁“请对我们征税”。但中国不少富人一方面是以逃税、避税为荣(特别是房地产商人)，一方面以“会挫伤创富积极性”应对舆论屡次提起的遗产税、累进税议程。

2008年4月14日，《齐鲁晚报》报道，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涉嫌偷漏税近3亿元，富豪们偷漏税的数额，刷新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在偷漏税时，为何能如此易如反掌?这些“经不起追问的财富”为何与日俱增?是我们的法律和制度缺乏刚性和威慑力，还是在那些富豪的眼里，财

富的诱惑力，早已经击溃了他们本该恪守的道德和法律底线，套用卡耐基的至理名言：在巨富中偷税，是一种耻辱!

(二)消费观：合理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

消费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耗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人际关系互动的过程，它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这就要求消费应符合法理与伦理的要求。作为富人群体，应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将合理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作为价值取向，崇尚科学的消费伦理观，带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所谓合理消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量力而行，即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安排消费量；二是视需而行，即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安排消费结构。对富人而言，合理消费特指依据自己的实际需妻进行消费，在积极消费的同时，更主张节制消费，对消费的欲望进行控制，使自己的消费与实际需要相协调。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生活信条就是“用好每一分钱”，他说“花钱如炒菜一样，要恰到好处。盐少了，菜就会淡而无味；盐多了，苦咸难咽”。他认为，即使花上几美元，也要让它们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一次，他与朋友前往某饭店开会，停车场没有停车位。朋友要把车停到一侧的贵族停车场，盖茨坚决不同意，原因非常简单，贵客车位需要多付12美元。“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财富，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盖茨的消费观是一面镜子，我们在追求享乐的同时，不妨常用这面镜子照一照。

所谓文明消费、健康消费主要指人们的消费活动一方面要遵守道德和法律规范，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另一方面要注重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并重，消费应符合伦理与法理的要求，做到消费不缺德，不损人，不违法。巨富阶层奢华、畸形甚至糜烂的消费现象，极易使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异化，背离社会的道德风尚，不利于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

(三)慈善观：热心公益事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当基尼系数不断上升，贫富悬殊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三大问题之一时，富人这个“先富起来”的群体能否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财富更多地用于社会进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富而仁，扶弱济贫是中国传统中的“富人道德”，也折射出中华民族传承的道德良知。“饮水思源”这一古训对于富人来说，从另一侧面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回报他人反哺社会，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责任。当一个富豪的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总希望他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来回报社会。

慈善事业被称为继市场分配和政府调节后改善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它是社会组织和个人以道义、爱心为基础，自愿将可支配收入通过多种形式捐助和帮扶的行为。美国钢铁大亨、慈善家卡耐基认为：“有钱人在道义上有责任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比尔，盖茨，正在从一个IT时代的英雄和世界首富变身为全球最重要的慈善家之一，他曾公开表示，巨额财富对其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他计划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献给社会，他对自己的决定有这样的解释：“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我需要找到最好的使用方式”。“股神”巴菲特2006年6月宣布把总价值约370亿美元财富捐给5家慈善基金会，占他个人总财富的85％，创美国有史以来个人慈善捐赠额之最。李嘉诚也说：“强者特别要学习聆听弱者无声的呐喊，没有怜悯心的强者，不外是个庸俗匹夫。”他的善举不仅使他一直占据华人慈善家榜首，也有力地支撑着他事业的进步，成为全世界华人首富。乐善好施，成为这些富豪孜孜以求的最大乐事。

怎样发挥巨额财富的社会价值，这些富人的善举和对金钱的态度让人深思。这些富豪给世人提供的不仅是财富榜样，更是慈善榜样，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金钱是什么，赚钱为什么，其自身具备的财富品质，因慈善而绽放出了道德的光辉，满足了公众对社会精英的期待。他们由此而获得的尊敬将超越财富本身。生活在大众尊敬中的慈善家，比孤独地占有银行存折上僵死的数字的守财奴要更荣耀、更快乐。显然，这些富豪的财富观，对国人的财富观念应是一种示范和启迪。对富人而言，应当树立一种新的慈善观：为富且仁，乐善好施。尽其所能，用自己的财富造福更多的人。富人可通过在慈善事业上的集体自觉和努力来改变公众仇视的眼光。赢得人们的尊敬。捐赠不仅给了穷人生存和发展的希望，而且可以提升富人的公众形象，赢得消费者的敬重，给自己身心自由，还能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整体形象，带来的社会效应常常超出其广告投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富人要增强对慈善事业的紧迫感，热衷公益事业。自觉地承担起“先富”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各种形式与渠道帮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以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理想，这是解决富人安全问题的最佳途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第8篇：财富基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富管理；投资渠道；创新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4-0323-0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了一个较为富裕的国家，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之迅猛、国民人均财富拥有量等方面成绩喜人。与此同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财富管理业务就已经成为国内各大商业银行主要盈利性业务之一，其主要特点是盈利性、客户稳定性、成长性突出。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投资者选择商业银行或证券公司作为其财富管理的主要机构。本文将对创新国内财务投资渠道这一课题进行分析。

1.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形势

国民经济的发展带动个人财富的积累，这种趋势以后必然会持续下去，从需求方面来讲，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由于金融市场改革，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包括银行在内的传统金融机构都在向金融控股企业转型。而金融市场的竞争压力遽增让金融高层逐渐意识到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1 中国财富管理业务现状。对于逐步融入全球化市场的中国来说，利率水平较低引发了人们对进一步加强财富管理的需求增长，无论是作为企业还是个体来说，财富的增值保值、投资风险管理、资产合理配置等都将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而中国以其丰富的客户市场、尚待完善的财富管理制度、大量有待开发的个人财富资金吸引了中外金融机构的目光。如何迅速抢占并合理利用中国这一庞大的财富管理市场成为各金融巨头桌案上头等大事。银行、保险、券商、第三方理财等机构纷纷利用各自的本源优势，各显神通打入中国财富管理市场。

与财富管理业务发展超过两百年历史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相较而言，我国的财富管理业务开展较迟，缺少多轮经济周期考验，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外在制度形式还是内在的方案内容都还稍显稚嫩，这主要有如下表现：首先，各个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财富管理业务趋于雷同，相似度太高造成理财产品工具形式单一，投资者选择少；其次，国内的大多数高净值客户都是家族或企业中第一代财富创始人，他们更相信个人的理财经验判断，对于财富管理业务中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建议采取率较低；再次，在财富管理行业中，专业人才培养耗费成本大，造成专业人才短缺，进而影响到了国内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

1.2 中国财富管理业务发展趋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投资就有风险，如何有效控制风险不仅是金融市场上也是财富管理市场上永恒的话题。国外丰富的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给予了我国较多的参考经验，近几年乃至往后几十年我国的财富管理行业都将进入高度发展的阶段。上述文字中简要叙述了我国财富管理行业现状，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存在的问题颇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加速发展财富管理业务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提出以下五点，既是解决问题的参考方案也是对我国财富管理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计。

第一，国内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合理引进国外先进理财制度与理财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以及更完善的财富管理服务。第二，中资金融机构应当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自身优势，提高基础业务的品牌影响力与竞争力。第三，我国应当放开国门，使国内金融与财富管理业务全球化发展，同时实现资产配置的全球化运作。第四，在人才管理方面，应当加强对专业素质人才的培养，致使我国财富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第五，我国目前尚缺少关于财富管理业务的相关法律法规，在未来的发展阶段，应当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弥补此方面的空白并为财富管理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2.财务投资渠道现状

投资主体为了满足自身某一方面的获利目的，将可利用的资金、资产投入某种经济活动，这种行为就被称为投资。目前我们所熟知的投资方式或者说是投资渠道主要有股票、基金、期货期权、债券、房地产、黄金、储蓄等。

2.1 股票。股票代表着股票持有人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表示股票持有人对于股份公司必须履行其法定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参与决策，同时，也可分享红利收取股息，可以通过合法的金融机构对公司股票进行有偿买卖赚取收益。进行股票投资优缺点明显，其投资额度没有限制，收益大的同时风险也较高，并随时可以将其套现。

2.2 基金。基金是一种间接的投资方式，基金管理人利用集中筹集的资金投资证券、企业和项目，并且将获取的收益与投资人共享，同时风险也共担。较股票、期货期权而言，基金的投资风险较小，获取收益稳定性高，但投资期限较长，利率较低，套现较慢。

2.3 期货期权。期货期权投资相当于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例如对石油、大米或其他产品价格的市场预估。其操作对于投资者的要求较高，非专业投资者很难在瞬息万变的期货市场上盈利，当然，就算是专业的投资者在进行期货期权投资时一旦投错又没有雄厚的后续资金支持，最终只能是血本无归，因此期货期权投资比股票风险更大。

2.4 债券。债券分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与政府债券三种类型。债券投资的投资期限一般在一年以上，是一种定期赎回的投资工具，不同于储蓄存款的是债券虽然属于无风险投资、收益方式以利息为主即收益率固定，但其本质是债。在证券交易所进行债券投资时无论是企业债券还是金融债券都要交付一定的佣金，若为投资国债则可以免除佣金。

2.5 房地产。房地产究其根本是为了满足人们居住的需要，众多投资者抓住这一点大肆进行房地产投资，致使房地产除了工程、物理、政治特性，更带上了强烈的金融属性。对于这一特殊的投资产品，虽然其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变现难、投资手续复杂，但因土地资源的固有性与稀缺性、投资回报高等特点使众多投资者对其趋之若鹜，而房地产市场也是久盛不衰。

2.6 储蓄。对于一般人而言，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将现金等资产投入到商业银行中进行储蓄。这一投资方式比较大众化，和债券比较类似的一点是银行存款风险小、获取回报的稳定性高。但相应的，存款利率变动主要受到通货膨胀与紧缩的影响，而靠利息来获取收益的结果就是收益率是在几种常见的投资方式中偏低。

对于个人投资者，我国现有的投资渠道还较为狭窄，投资产品与金融工具种类较少，一方面与国内的财富管理行业发展较晚有关，另一方面国人对于财富管理理解不够充分，对财富管理专业人士的信任度不够。除了以上几种常见的投资渠道以外，目前我国投资者还会进行其他方面的投资，例如外汇、黄金（纸黄金）、古玩字画、珍贵邮票书信等，但这些投资渠道对投资者的资金要求高，一般的投资客户难以进入这一市场进行平等交易。

当然，对于绝大部分家庭理财者而言目前我国的投资渠道尚且能满足市场基本需求。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个人拥有的可投资资产日渐丰厚，人们对于资产保值增值、财富管理的意识越来越强，如果不能有效扩展投资渠道，在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愿景下，国内的财富管理行业中的投资渠道将很难满足日益庞大的投资者需求。而在扩展投资渠道的路途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财富管理市场中的理财工具，更要努力创新，创造出更适应我国金融市场需求的投资工具。各大金融机构不仅要基于盈利目的开发金融衍生品等投资工具，也要加强投资运作透明度管理，打造一个公平、有效的财富管理市场。

第9篇：财富基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互联网金融

一、互联网金融及私人银行财富管理相关理论概述

（一）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互联网现代商业金融服务是一种与现代信息普惠经济商业服务金融、信息现代技术商业金融等各种传统新型化商业金融服务结合现代商业金融服务创新模式,其特点主要特征是以人工大规模利用数据和现代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各种新型技术手段为依托,将当代先进的新型互联网金融服务技术与各种金融服务产品管理体系进行紧密结合,并在各种新型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上逐步发展并形成一种能够具有一定金融服务功能的各种金融服务产品业态。相比于我国传统的金融网络而言,互联网网络金融有效率高、成本低、覆盖面广、发展快、管理弱、前期投资少和风险大的六大基本特征［1］。（二）私人银行的概念。私人银行是指私人商业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与特定商业客户在充分进行沟通或者协商的法律基础上,签订相关商业投资和私人资产经营管理服务合同。客户可以全权委托私人商业银行按照与本合同条款约定的私人投资经营计划、投资经营范围和私人投资经营方式,特定客户全权进行其他有关商业投资和私人资产经营管理业务操作的一种综合商业委托私人投资管理服务［2］。（三）财富管理业务的概。财富管理业务主要定义是泛指基于企业客户而进行设计的一套全面的企业财务管理规划,通过向企业客户提供包括现金、投资以及财产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进而将企业客户的所有资产、负债以及资金流动性状况进行综合管理,从而能够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客户的不同财务管理需求,旨在能够帮助企业客户快速实现新的财富价值增加和有效降低财务风险。

二、互联网金融对传统财富管理带来的挑战

（一）业务模式存在缺陷。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后,出现了一些凭一元钱就可以理财的产品。如今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财富管理和大数据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财富管理业务的创新,而且还为我国财富管理业务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互联网金融边际成本低特性,致使一般的大众客户也能够带来较多的收益。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技术的优势,重新组建自己的财富管理业务模式是必不可少的［3］。（二）金融机构同质化严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纯粹的财富通道管理业务将可能会因此持续出现萎缩,加上我国高净值具有财富收入人口的理财需求日趋多样化,导致用于个人财富理财的资金渠道需求受到严重限制,我国现阶段个人财富通道管理模式亟须不断完善。我国通过互联网金融技术去发展财富管理业务,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和风险。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对一些行业创新型金融业务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予以规定,这显然不利于整个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完善。

三、互联网背景下私人银行发展财富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依据互联网金融打造财富管理新模式。一方面要形成个性化的客户专属服务,可以进行一对一咨询和解答,针对性强,而且可以通过定位及时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给咨询者提供合理的策略,帮助金融新手提供疑难答疑,进行知识技能培训,给客户提供更优质贴心服务。另一方面新老客户们还可根据自身的特殊风险投资偏好和对个人资金资产配置的特殊需求,选择他们个人喜欢的理财产品进行投资。对于中国财富基金管理的大型传统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为了能促使其在中国财富基金管理服务行业中继续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中国财富基金管理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其不仅能够为中国财富基金管理行业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技术支持。（二）形成差异化的财富管理发展途径。目前各种金融机构之间同质化现象相对严重,因此,为了财富管理的长期发展，进行差异化管理是关键所在。对互联网金融可以替换的实操型业务,商业银行应积极踊跃运用互联网渠道和对象,改良客户体验,满足好数目众多的一般大众客户的需求,以"量"取胜;为了更好地满足高净值客户的需求,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应与互联网金融相结合,通过线上线下定位服务看到问题可以及时的进行解答,其一,要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其二,专业服务人员的金融知识绝对是专业可靠的,其三,因为是客户专属服务,会保障客户的隐私,保证双方交易安全,更加的方便快捷。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人们对财富管理的日益关注和重视，将互联网金融技术应用于财富管理中，以提高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水平，逐渐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研究的热点。

参考文献

［1］关宏.浅谈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金融创新和财富管理［J］.北方经贸,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