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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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在发展方式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在发展方法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中的历史合力的具体内涵。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一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二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在发展方式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在历史发展的前提性层次上，历史合力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这就为我们超越环境与发展的二元对立、创新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而且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明确内涵。这就是要超越先污染后治理、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资本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3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日常生活史 ；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17-06

收稿日期：2013-09-10

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男，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社会史研究。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hould be from Alltagsgeschichte

CHANG Jian-hua

Abstract： Anthropology studies historical changes of folk customs to show social culture embodied by human behaviors during exact historical periods . The social culture roots in daily life，so Alltagsgeschichte is the important point from which Anthropology develops，because it is not an unique researching object but a kind of researching view and method. Many European major schools stressed the researching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n the basic of daily life to some extend. Anthropology researching of china，especiall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was on the base of region and field practice，had involved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daily life and anthropology. As there is scarcely no study specialized in anthropology from the approach of daily life，it is necessary to stress that the research should be started from the daily life.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Alltagsgeschichte；Social Culture

历史人类学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广为传播，不乏论述者。然而专门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论述似乎罕见，笔者试为之，以就教于时贤。

一、历史人类学主张以日常生活史为基础

社会—文化人类学将社群及其生活置于主要研究对象，如果要区分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话，一般而言，文化人类学径直以研究日常生活为主，而宣称研究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人类学，是将社会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举例来说，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经典《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其主题是政治制度，作者明确指出：“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将研究目标设定为：“描述努尔人的生活并揭示他们的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1]难能可贵的是，1961年埃文斯-普里查德：“要求人类学家以历史学家为师，原因是历史学家在分析研究历史文献方面较有经验，能把握时间和变化。”[2]如此将人类学田野调查同分析历史文献相结合，把握所探讨问题的时间和变化，就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

何谓历史人类学？1978年法国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一文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为了让过去称作‘道德习俗史’的这一领域重新焕发青春，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人类学的特性在于研究那些能用来确定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现象；用一句眼下时兴的术语来说，这些现象无关宏旨，而是被社会所说明，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来理解和心领神会的。”“人类学在这里也从文化生活的底层征服了史学，这些底层也就是最无关紧要的、最松散的表达：如群众信仰、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联结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少数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简言之即民俗”[3]。他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

1979年问世的瑞典学者奥维·洛夫格伦、乔森那·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作者在《绪论》中揭示出当时欧洲对于日常生活史的重视，也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特色：“不管它们叫心态史、文明进程研究、文化社会学，还是历史人类学，这些研究方法都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用历史的方法挑战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4]即历史人类学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在其《新史学》中倡导历史人类学研究。1993年他来到中国，倡议建立历史人类学。他说人类学“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可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5]勒高夫把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作为历史人类学的重要追求。1993年创刊的专业杂志《历史人类学：文化-社会-日常生活》，反映的就是这种对于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

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也指出历史人类学在于揭示生活的意义：“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称：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对‘生活的意义’这样伟大哲学命题，要想找到它的终极答案是徒劳的。但我们不妨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6]

较新的表述是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7]

行文至此，也有必要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史”的理解。德国学者阿尔斯·吕特克撰写的《日常生活史》词条，指出：“‘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常见的说法是“小人物的历史”与“下层历史”，而他则认为：对于日常生活史性的强调应被理解为对于批评的批评，日常生活史是一种以行为为导向的视角，日常生活史已经成为大量研究项目与描述作品的一种维度，发现‘横亘’在社会与统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8]

尽管最新的历史人类学作为人学涉及多学科，研究范围很广，瑞士学者雅各布·坦纳还是归纳其基本问题则是三个：一是涉及人类图像的演变，涉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描述的讨论和传媒条件的演变；二是关乎人们用以组织和调节自己社会共生的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三是问及人类本性的历史性。雅各布·坦纳并且指出：“不论从何种视角出发进行阐释或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人物，都把日常史、习惯史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再生史和变化史当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9]日常生活史在历史人类学当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注意到，阿尔斯·吕特克的日常生活史与前述安德烈·比尔吉埃尔的历史人类学，均强调二者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

二、西方具有日常生活史特色的

历史人类学研究

法国具有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还指出：勒格朗·多西著有《法国私人生活史》（1782年），并准备研究一种法国人道德习俗的社会史。因此“实际上，我们自年鉴派形成以来所看到的并不是历史人类学的问世而是他的复兴”[10]。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1949年发表《历史学与人类学》一文，揭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作者认为：“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主题、目的或方法的不同。它们具有同一个主题，即社会生活；同一个目的，即更好地了解人，以及，事实上，同一种方法，其中不同的仅仅是各种研究技术所占的比重而已。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对两种互为补充的观察方法的选择不同：历史学是从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表达方面来组织其资料的，而人类学则通过考察它们的无意识的基础来进行研究。……虽然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无意识成份，但如果以为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学家毫无疑问首先是希望从那些使社会现象具体化的事件以及个人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和经历它们的方式上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在掌握和解释那些在人们看来似乎是他们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或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的东西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很明白，并且越来越明白，他们必须求助于无意识的详尽说明的全副手段。我们不再满足于以再度合理性说明和再解释为线索编排历代王朝与战争的政治史了。”[11]明确指出，历史学家研究社会生活需要借助于人类学。由于历史学与人类学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主题，以对人类的深刻了解为共同目标，可以交叉渗透构成历史人类学。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物质生活和资本主义》研究的主题是前工业社会中世界的居住条件、服饰、饮食等，“写了一本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布罗代尔并不满足于只列举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主要指出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怎样塑造和改变着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指出人们的行为怎样集中于口味，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某种食品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社会阶级传到另一个社会阶级，会改变人们的习惯等等”[12]。

雅克·勒高夫等第三代学者倡导打破学科界限的新史学，光大了历史人类学。1971年勒高夫出版《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声称要“对西方世界前工业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构成作出贡献。”1980年法国史学评论家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13]。

在英国，E·P·汤普森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扬名。1976年他在印度历史大会演讲《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指出历史学需要借鉴人类学，但不是盲目和丧失历史学特点的。他说自己过去十年在研究18世纪英国社会史时，碰到过寻找和了解通俗文化及仪式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普遍被认为更接近社会人类学，而不是经济史。他指出70年代历史学家对于研究仪式的兴趣：“仪式不仅渗透到家庭生活，而且还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近几年，历史学家一直用新的方法考察长期以来一直比较相象的生活各个方面：乡村和城市仪式与节日表；社交生活中的娱乐场所；工业革命前后劳动与闲暇节奏的变化；社团中青少年地位的改变；很少被看作经济纽带而是被看作社会纽带的消息、聊天、谣言聚集中心的市场和集市；群众反抗形式的象征意义等。”[14]可见历史人类学需要处理大量仪式生活。

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显示出历史人类学的特点。其代表人物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关注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进入生活世界。

前引瑞典学者《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透过丰富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他们在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认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并应被推广给普通大众，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989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介绍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过去10年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采用人类学认识方法，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交叉问题的国际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很大。阿尔夫·吕德克是日常生活史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日常生活史意味着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提出有关社会进程与结构的重大问题；日常生活史并非忽视政治问题，而是更彻底地提出公开的与私下的、人身的与政治的问题。”[15]

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影响到历史研究。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的“深描”的文化解释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提供了揭示日常生活表面现象所代表的深层文化象征的途径。萨林斯认为，人类学家称为结构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客体[16]。20世纪70～80年代由格尔兹和“以一种更强烈的历史成分而由马歇尔·萨林斯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越来越成为新的日常生活史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样板”[17]。

总之，西方史学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转向微观史，与他们受到人类学家的影响有关。8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格斯尔指出：“目前，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但现在其社会科学基础是放在诸如人类学和符号学这类探索集体意识、价值和意义，并将人视为历史局势中的积极因素的学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学、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这些对人类自由加上了外部限制的科学之上”[18]。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认为：“一般说来，微观史家志存高远，虽不敢称从一粒尘埃看整个世界，但也必声称从局部数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对金兹伯格而言，梅诺其奥这个磨坊主就是一个传统的、口传民间文化的代言人；而勒鲁瓦一拉杜里则通过他所谓的‘大海中的一滴水’，即有关蒙塔尤的专题研究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全貌。……有理由表明使用社会显微镜是可取的。单个样本可以微缩地代表一种状态，即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根据其他理由）业已知晓的某种流行状态，这一事实促使他们选取这些典型并加以研究。在有些案例中，微观史研究使用计量方法；历史人口学家时常对单个家庭进行个案研究，或利用电脑模拟某种家庭体制中某个人的生活。”[19]拉杜里的《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审问异端村民的记录，试图揭示“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即“社区的生活本身”[20]。

三、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中的日常生活史

中国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日常生活居于重要位置。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开创者之一的林耀华先生，持有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和功能平衡的观点，也认为国学当中从文本到文本的古今持续性研究，为中国新生的社会学/人类学积累了珍贵的文献遗产。林耀华早期的研究，既有依据文献的拜祖讨论，更有进行田野调查的福建宗族探索。林先生回忆创作《金翼》时说到：“我在田野工作程序中运用了很多人类学理论，仔细剖析了芬洲和东林两家的日常活动，他们的人际关系程序，试图告诉读者地方人民生活的图景。”[21]他还总结研究实际生活的方法，先考察每人每日的常规，“这些材料才算是社会结构里的真正内容，详细记载了个人日常生活之后又应渐渐推张个人生活和家庭、家族、氏族或整个社会的关系，再而找出团体与团体的生活关系。”[22]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林耀华的汉人社会研究，是以日常生活出发的。

中国社会史的探讨，具有历史人类学特色的是华南研究。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闽粤区域史研究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历史学者研究社会经济史，结合田野调查，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目前这种研究风格在扩散，如徽州与江南、华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就显露出来。

郑振满与海外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他认为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是从民俗研究历史。民俗说到底就是人情世故，就是做人的规矩。民俗存在于日程生活中、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民俗是有继承性的，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通过研究民俗有可能了解民众的历史。通过民俗研究更深层次的历史，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我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解读历代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这些典籍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回到日常生活才明白。看它们对当时的百姓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影响到百姓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政治生活和各种各样仪式行为。历史人类学就是要尽可能把历史学关注的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与民俗（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的规则）联系起来，透过这种联系去解读它的意义。①郑振满走向民间与田野，经常看仪式、访谈、采风，通过对分家、祭祖、婚姻与收养、民间信仰与社区组织的研究，从民间日常生活习俗入手，揭示了民俗背后社会机制与社会历史的变迁②。他又说：“由于学术旨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应该是‘从民俗研究历史’。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从民俗入手，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民众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然后把各种民俗现象和宏观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揭示民俗所具有的历史意义。”[23]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一书，深入宗族的日常生活史，祖先崇拜下的祭祀信仰、家庭的再生产成为宗族研究的基础，成功地揭示了宗族文化建构的历史过程与结构性特征。这种历史人类学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结构的研究手法，也反映在刘志伟身上，他强调人类学家注意到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历史学家就不得不重新反省对“过程”的结构作历史阐释的角度和方法[24]。

中国风俗史特别是明清社会风气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从风俗论走向社会史[25]。然而，还有一个有待加强的研究取向，即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看待风俗，将风俗史研究转化为日常生活史的探讨，可以为风俗史、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历史人类学研究离不开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26]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程美宝、蔡志祥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著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界定和解读。……许多历史学家往往只重视甚至迷信文字资料，而无视资料产生的过程，更忽视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来的资料。这些资料，如婚帖、讣告、帐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很多是暂时的，很快被销毁；或是束之高阁，只作为家庭、乡党、伙友缅怀过去或计算将来的参考。与此同时，地方社会的历史，不少是口耳相传，或在乡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中产生或呈现的。因此，单靠帝皇将相或官宦士绅制造出来的史料，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如何进入民间，乡民如何理解国家。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有用的、可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让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27]

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28]。

在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当中，赵世瑜承担的课题《10世纪以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副标题为“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29]。这项历史人类学研究，从民众生活进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主旨鲜明。

长期利用民间文书研究徽州的学者王振忠，近来注意排日帐资料。他认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需要发掘新的文献史料，而排日账（工夫账）以其翔实的记录，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来源。排日账的记录者并非局限于下层民众，除了以往所知的农民之外，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私塾先生，同样也有撰写排日账的习惯。徽州当地日常生活中银钱的借贷往来，土地买卖中田地税赋之推收过割，以及婚丧礼俗等活动中的诸多社交应酬等，都促使彼此之间的银钱结算显得极为频繁，这应是现存排日账在徽州所见独多的原因所在。如何以文本为基本线索展开实地调查，借助田野考察所获的感性认识，加深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理解，进一步认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可能是今后需要着力开展的一项研究。[30]这实际上也是从日常生活史出发，利用民间文献探讨历史人类学问题。

四、结语

历史人类学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强调的是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应当扩展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理解，虽然历史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但绝不限制于此。如诸多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就体现出历史人类学的特色，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柯律格研究明代书画家文徵明，在送礼活动中寻找文徵明作品的根源，指出：“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着一套言语与姿态的陈规，以界定种种收受的时机与场合。”[31]他将文本作为物品，注意其在流传中的物质性残留，如题跋或藏印等。特别是借鉴人类学家莫斯等的早期礼物研究，也关注1990年代杨美惠、阎云翔、任柯安讨论中国礼物的研究成果，思考的问题是“文徵明、与他有关的人以及在他们之间流转的物品如何一同在一连串特定的社会脉络中运作其能动性。”[32]研究了各种场域下的社会关系，进入文徵明及其作品创作、流传的生活状态。重视艺术实践与日常生活中交往与应酬的关系，也体现在艺术史家白谦慎对傅山的研究当中。③物质文化的研究与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的探讨不可分割。

在西方学术界，无论是法国的年鉴学派，还是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从英国马克思学派的社会史，到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乃至美国人类学、文化史的历史人类学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或有人担心日常生活史容易使历史研究导向琐碎化，失去与国家以及大历史的紧密联系性。其实生活史是构筑总体史不可少的，或许某种意义上来说失去国家而获得了世界，这正是当下全球史所追求的。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指出：“对于‘总体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日常生活史——的追求。……把目光转向各种社会史主题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些主题的研究中，国家的概念用途不大。……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许更不容易衡量，但是它们也是全球史的重要内容，这要归功于年鉴学派的影响，同样也归功于诺伯特·埃利亚斯和米歇尔·福柯的影响。……早在大众消费市场——更不必说全球传播媒介了——形成前，那些惯常认为地方气息很浓的私人生活史，都有着重要的世界史维度。”[33]日常生活史对于总体史、全球史有如此的重要性，历史人类学以日常生活史为出发点，不会偏离历史学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日常生活史也是近来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重视的，“许多研究描绘了日常生活的构成和变迁，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到与动物的关系，从食物习俗到娱乐、节庆和宴饮方式”[34]。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由于近世历史资料丰富、历史遗存众多、便于田野调查，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表现出明清时期较热的特点。明清时期则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历史人类学，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然而有意识地进一步强调日常生活对于历史人类学的重要性，或者说历史人类学研究应以日常生活史为出发点，似乎仍有必要。

注释：

①郑振满：《从民俗研究历史——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原刊《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收入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附录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9-279页。

②请参考郑振满以下论文：《清至民国闽北六件“分关”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闽台道教与民间诸神崇拜》（与丁荷生合作），《民族学研究集刊》，第73期，1992年；《吴真人信仰的历史考察》，《吴真人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年；《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史林》1995年第1期；《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其中后面的四篇论文，收入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卷三“民间信仰与仪式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73-253页。

③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白谦慎：《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胡晓真、王鸿泰主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19～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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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赵世瑜主编.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8.

[30]王振忠.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A]//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107.

[31][32][英]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引言[M].刘宇珍，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Ⅹ.ⅩⅧ.

第4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受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中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育目标“脱节”，教学方式“陈旧”，难以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为此，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改进历史学科教学方式，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成为新时期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

历史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中极具传统特色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受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逐渐与其人才培养的目标脱节：历史学专业的社会功用和教化作用日渐降低；史学专业学生就业难、待遇低；历史教育教学欠缺生机，鲜有学生热爱，难于学以致用……上述种种尴尬已成为阻碍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科学化发展的瓶颈，克服这些不足，探索一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的改革之路，对今后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发展，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现存不足

纵观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的发展现状，其主要不足突出表现在历史学科教育目标“脱节”，教学方式“陈旧”这两个方面。

1.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导致“历史无用论”泛滥

任何学科的设置，都将“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应符合这一标准。然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整个社会对历史学科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新的标准和需求。这已然不同于传统时代史学人才培养相对独立、重意识形态、强理论积淀的要求。新时期的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不仅要培养出理论知识完备的人才，而且还要求每个史学人才能从社会实际出发，用所学向社会发展提供有益见解，并增加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也就是说，新时期的历史学教育，需要将历史学科摆在一种社会“显学科”的地位，通过人才的培养最终实现社会的直接、现实需求。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依旧按照传统历史学科教育目标培养人才，历史学科教育不但现实应用性差，不占有“显学”学科地位，而且人才的培养也与“服务社会”理念相互脱节，这种明显滞后的教育观念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在传统与实际需求的矛盾中，历史学科的实用性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其教化功能，很多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甚至不是出于对历史学科的热爱，他们或者是由于专业调剂，或者是仅仅为一纸文凭，那么，对于本身对历史缺乏兴趣的学生而言，传统的培养模式是无法达到“育人”的目的。于是，历史学科丧失了本身的社会实用价值，“历史无用论”日渐泛滥。

2.历史学科教学方式机械单一，人才培养活力尽失

我国高校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一向宽泛庞杂，面面俱到，授课内容涉及大量的史料和史实。然而高校历史学科的教育方式却与中学历史课无异，即采用机械式“灌输”的方式为主，教师上课一味地将庞杂的知识点讲授给学生，学生则是被动地听课、记笔记。师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课堂教学呆板乏味，偶尔出现一些课堂讨论和学习互动，也多是一些根本无法激发学生创造性的陈旧话题，或者讨论和互动本身就在老师的引导下完成，并不见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简言之，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很难激发出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主动性，更不用说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研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此外，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历史学科单一的考核评价方式，多以一份试卷、一次考试来考察学生的学业水平，考核内容基本上都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考完试做完试卷之后，那些短期内突击背诵和记忆的知识，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实践应用，基本上就又“还给了书本”。长此以往，学生表面掌握了历史学科的理论知识，实则得到的只是将自己禁锢在有限的历史事件的记忆中，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才培养活力尽失。

二、对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考

针对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突出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当前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思路，突出历史学科的社会现实意义，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革，培养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史学人才。

1.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

当前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不断渗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它要求史学人才不仅具备传统意义培养模式下丰厚的理论积淀，更要求他们能将历史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有益社会发展的见解，同时加强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有效互动，从而促进其自身的建设与发展。

在这种学科教育目标的要求下，高校历史学专业既要改善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目标，又必须科学合理地优化历史学专业课程设计，从而为社会输送适应性史学人才。

首先，要从课程理论改革出发。众所周知，历史学科的理论知识抽象程度高，思辨色彩浓厚，又极为驳杂和枯燥。现有的理论专业课程设计，大多是空洞地阐释某一理论，就理论本身来讲解理论；或者就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花大量的时间全方位展开某一门通史或专门史，而忽略学生乃至社会的实际需求。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得当前的历史学科教育教学难于联系实际，进而让整个历史理论课程枯燥无味。

对其进行改革，主要是强调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倡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来审明某一历史理论，结合一些“开放式教学”、“合作式教学”模式，并利用现代化信息化多媒体教学手段，让学生在一种相对自由和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自主地吸收历史理论知识，并运用这些理论知识来分析现实问题，再尝试去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不仅能变“乏味”为兴趣，有效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而且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让学生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所学转化成了实践应用知识，真正达到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

其次，历史学科专业课程的优化，要以就业导向作为参考，即以学生的社会应用和服务性为参考。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是“人才”的培养，而所谓“历史人才”，就是其历史专业教育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并能满足其个体未来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高校里，极少有专业的设置能直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历史学作为一门当下普遍认为“偏冷”的专业，尤为直接地面临同样的尴尬：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待遇不高、专业特色应用能力不明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几乎很少有高中毕业生能主动选择学习历史专业，加之存在“历史无用论”的不良社会认识，学生的历史专业学习兴趣不断降低，教师也随之丧失了历史的教学热情。破解历史专业的就业难题，提高学生历史学习的积极性，是当前历史学科教育目标实现的本质需求。一方面，在历史学科的课程设置上要不失传统，在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的前提下，达到历史学科自古以来的教化功能：陶冶学生情操，教会学生做人；另一方面，全面考察社会对历史人才的实际需求，以就业为导向培养人才，从学生入校起，就帮助其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制定合理的大学发展规划，让学生对择业、考研、考公务员、自主创业等不同的就业发展目标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全方位锻炼学生的专业职业能力，让他们真正看到历史的魅力，能站在自己的专业角度完成对相关职业的定位和追求，最终使自己达到社会“人才”的标准。

此外，还必须选拔理论功底厚、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教师，担任历史学科的专业教学工作。规范授课，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是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的必要前提。

2.改进历史学科教学方式，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现代教学理论提倡“以学生为本，自主发展”的教学理念，要求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专业课教师要“充分认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去”，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研究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这有别于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主导、为权威的知识传播模式，强调教师只扮演“引导者”和“知识推荐者”的角色，而让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具体到历史学科本身，则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这种教学方式的变革。

一是有针对性地改革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历史热情。历史课堂教学内容博大庞杂，但并非全部内容都与现实需求和学生的需要相适应。从“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出发，对当前历史学科教学内容应予以优化，突出重点，合理取舍，做到通史和专门史的相互协调，既不能花费大量时间去细致入微、面面俱到讲通史，又不能把专门史完全交给学生去自主学习。要合理地根据学校的特色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结合社会的实际需求，合理安排通史与专门史的学习，是二者有机结合，相互搭配，相得益彰。此外，对一些前沿理论和研究成果，也要及时组织学生探讨学习，在一种开放式的合作学习中激发学生的历史热情。

二是改变现有的历史学科考核评价方式，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历史学科考核评价方式一直难以突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本着“培养综合型人才”的要求出发，对历史学科的考核评价方式，应进行多角度的综合，试卷考试类的考核方式要占有学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要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情况进行评定：采用研究报告、课程论文、实践调查、小组讨论等形式，达成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考察。

三是让高校历史教学走出教室，走向社会，实现历史学科的社会服务价值。当前历史学科教育旨在培养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见解的人才，那么就要求我们史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走向社会，对社会建设发展中具体存在的问题进行史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所需，服务社会全面建设发展。让历史学课程教学走出教室，让学生们深入实地调研，再适时相互交流、开展讨论，并分析整合学习研究成果。这一过程使得历史学科的学习变得更加开放，也更加贴近了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让史学专业的学生能直接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有效地加强了学生对自己专业方向的认同，能促进史学专业学生做出有价值，令社会满意的研究成果。

当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针对历史学科的改革也在不断探索和深入，并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改革，是历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基础，也为培养高素质史学人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永不衰老的主题，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唯有通过一定的改革，才会促使一门学科不断发展，才能培养出全方位的高素质人才，使其真正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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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第6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摘 要：要从区域历史同质性、整体性历史要素和多学科的角度研究近代湘西区域开发史；充分认识这项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阐述近代湘西开发引发的社会变迁；研究中要重视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近代；湘西；开发史；区域史

中图分类号：K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2608

一、何谓区域史视野

强调确立区域史的视野，以“开发史”为问题切入口深刻地阐述一个地方社会的近代变迁，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这一种挑战性首先是必须清楚地回答什么是“区域史的视野”？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运用“区域史的视野”来议论和阐释近代湘西“开发”历史的相关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方法论和意义上予以解释与阐明。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缘于社会史研究推进的带动，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区别于以往仅仅关注上层政治空间与制度安排转而开始越来越关注下层社会空间与生存场景的新变化，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区域转向”新趋势。史学研究中的这种“区域转向”既不是以往史学界宏观叙事模式下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拓展的一种研究范围的扩大，也不是传统地方史研究范式的翻版，而是一种包括思维方法、解释框架、叙事风格等系统要素在内的史学方法论转型。与以往史学仅仅专注于“宏观历史”的重在描述“国家、政治、时间”的“大历史”的“正史”叙事式研究不同，“区域史”关注“大历史”背景下具体“微观历史”的“民众、社会、空间”的“小历史”的解释与分析，强调社会公众、不同空间、地方经济，凸现史学研究应有的主体性、结构性和差异性；而同传统地方史的主要差别在于传统地方史往往以行政区划为依据确立研究对象范围，而以行政区划来界定研究范围往往包括若干不同显性的区域在内，实际是多个区域历史的机械相加，这与以历史同质性为特征的区域史研究有本质区别。区域史研究是指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的历史进程研究。它不是通史的地方化，也不是专史的地方化，同样也不是宏观主题的地方化（如“在湖南”之类），而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

所谓区域史的视野就是研究区域史所要求的思维角度、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有基于区域历史同质性上的问题意识，体现整体性特征的历史要素的结构分析路径和以文献与田野相结合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历史同质性是建构区域的基本廪性，也是判断确认“区域”的重要条件。区域史研究就是要在区域历史同质性中寻找课题，从其特征上发现要研究的问题，从而确立问题意识；同时，应当进一步发现影响区域整体社会变化的重要历史要素，并依循这种历史要素的自身结构来分析其在区域社会历史中的形成、特征和作用，从而反映区域社会的整体历史状况。而这样的研究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是不够的，需要把文献与田野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方能在解读“大历史”与体验“地方感”相互印证、补充，从而全面地分析和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全貌。

二、对近代湘西历史研究的学术反思

湘西自古以来就与外部地区及中央王朝存在种种历史联系，而正是这种历史联系赋予它值得关注的历史价值。然而，无论在地域范围、民族地位和历史影响等方面湘西都不可能进入传统的正统学术探讨主流视野，因为它只是一个具有特定民族成份和特定历史影响的特定地域。所以，在传统学术的视野中湘西只能是关注这一区域以及这一区域内民族的学者的学术对象，具体地讲，对湘西的研究绝大多数是研究这一地区的地方历史文化和土家族、苗族问题的学者（或者说本土学者）。经过这些学者多年的努力，有关近代湘西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专著方面涉及近代湘西开发历史的主要有：廖极白的《湘西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论述从原始社会到1949年湘西的通史著作，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不同时期、不同方面谈到历史上的湘西开发，其中关于近代湘西的开发用笔较多；游俊、李汉林的《湖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从民族史的角度叙述了近代湘西开发中的一些历史大事；游俊、龙先琼的《潜网中的企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也涉及了近代湘西的开发史实。此外，伍新福的《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陈国安的《土家族近百年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黄柏权的《湘鄂西土家族》（民族出版社，2003年）以及王跃飞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都对近代湘西的开发历史有不同程度的阐述。

第7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不难看出，古今中外不同信仰的史家都认为，史学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评价。今天，论及历史认识要有价值判断似乎更不是什么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史学界有人提出“价值中立”，否则就是“玷污了科学的神圣”。这种论调的实质，是削弱以致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但因其披着“科学”、“客观”、“公正”的外衣，却有很大的欺骗性。因此，今天继续探究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价值认识到价值判断

历史认识是一种价值认识。没有价值认识的历史认识，徒有认识的形式而没有灵魂，至少是不完整的历史认识，因为历史认识的起点和归宿，都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内容。这一社会内容，不仅由历史认识客体自身的社会性所决定，而且也和历史认识主体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直接联系在一起。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生活在真空中的认识主体，无论是社会认识主体，还是历史认识主体都是这样。因此也可以说，所谓没有价值认识的历史认识是不存在的。其实，标榜“没有价值认识的历史认识”也是一种价值认识，只不过它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价值认识而已。

价值认识是价值判断的基础，表明“认识”和“判断”的同一性，它贯穿于历史认识的始终。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科研中，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简而言之，有什么样的价值认识，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则是价值认识的深化、升华和结果。

在历史认识中，只有通过价值判断才能够使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发生密切的联系，在历史认识诸多的判断形式中，价值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或影响到历史认识的结果。尽管这一判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但它的指向却是愈加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理。价值判断首先是历史研究、历史学的价值判断，但它却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价值判断。

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是体现了认识主体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精神的判断，不仅有历史感，而且还有时代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美国史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出版后约30年，《全球通史》第7版在1999年问世。两种版本相比较，可以看出第7版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他在回答为什么在世纪之交要撰写新版本的《全球通史》时说，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 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难以抗拒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着它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中外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史学理论研究中确实也存在着较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不仅是史学理论研究脱离历史学研究的实践，而且历史研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脱离社会发展的实践，忽视以至回避现实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原因之一是忽视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这样，活泼的、生动的、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学和历史学理论，就成为脱离社会生活实践的空泛的玄学。历史研究即是不停地提出问题和不停地回答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当代史学的主流也被称为“问题史学”，这在中外史坛已成共识。无论是提出问题，还是回答问题，都是和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价值判断的历史研究，自然也就没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必将导致脱离社会发展实际，自然也就受到社会的冷落。

二、历史价值判断的本质是社会价值判断

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在于社会发展对它的需求，以及它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它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地、直观地描述，而在于进行理论的阐述和概括，所以不能没有价值判断。在历史认识中，价值判断是联结历史认识与现实的社会认识的纽带。正如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密不可分的一样，历史认识和社会认识也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决定了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的特点，是历史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统一。每一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是从他所生活的那个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观察历史、思考历史、认识历史。而观察、思考、认识的目的，不在于使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重演历史，而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更清醒地观察、思考、认识今天和未来。包括历史学家在内，任何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都属于一定社会历史范畴，印上鲜明的历史烙印。人是历史的人，既不可能超越历史，也不可能回避历史。

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是时代的需要，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抗日战争期间，陈垣完成《通鉴胡注表微》计20篇，前10节言史法，后10节言史事，突出表现了他在敌占区的抗日精神。在《臣节篇》中，他通过南宋胡三省论臣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陈垣所强调的“考史”和“论史”，即历史认识和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将历史认识和社会认识、历史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价值判断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有作为的历史学家和有生命力的史学著作，总是在这些方面为人们做出榜样。

在现代西方史学中，历史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价值判断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这个概念时，是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他说：“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大不列颠和法国这两个毗邻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霍布斯鲍姆还强调：“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霍布斯鲍姆的上述观点，即是他的“历史的价值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并非仅仅是历史学的，同样也是社会的价值判断，因为从他所论述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揭示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和本质内容。

三、清醒认识后现代史学的挑战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否定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是在所谓“客观主义”或“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下提出的，那么在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J.F.利奥塔等在批判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后，否定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则更多地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联系在一起。

后现代主义力主一切都没有确定性，而只有模糊性、不确定性、无序和凌乱，以及断裂和倒错等，这一切在后现代史学中，都有直接的具体反映。如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的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中提出，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诗学本质，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裂的鸿沟。历史著作普遍存在着诗学本质，无科学性可谈。因此，人永远不能找到“历史”，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

后现代史学否认历史研究价值判断的重要命题之一，是所谓的“讲故事”，即强调历史的内容不过是“故事的因素”；既然是故事就会有情节，于是历史学家写作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编织情节”。至于编织什么样的情节，讲什么样的故事，则与历史学家个人文化背景、性情、嗜好等因素有关。既然历史和文学都是人们想象的产物，那历史还有什么“事实” 可言呢？历史的真实性在“编织情节”的过程中，就已荡然无存了。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在本质上属于语言学，他用诗学的方法来解读历史文本，认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史学与文学有区别，这区别就在于历史学家是在“发现”故事，而文学家则是在“创造”故事。

针对后现代史学“要解构历史科学”，一些史家提出“保卫历史学”。美国三位女史家乔伊斯・阿普尔比、林・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合著《历史的真相》，他们认为，后现代史学的理论使“历史学的科学性和文化基础业已动摇”，将导致“历史学的瓦解”。英国著名史家劳伦斯・斯通则认为：“历史可能正朝向一个变得会灭绝的学科的路上走”，因而，“我们应该与来自极端相对主义者――从怀特到德里达――的攻击，进行战斗；（历史学）这项专业知识是在19世纪晚期，从研究证据的过程中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为保持这一专门知识而战”。 大卫・哈兰认为，后现论使历史研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认识论危机”。 因为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认识论无法弥补“过去”与“历史书写”之间的断裂。而这种断裂是本体论形成的，从而也否定了历史本体论，即关于一般历史过程性质和特点的理论，总之，历史是不可知的，历史学科正在走向终结，要求解历史的真理，不过是“一大幻想”。

第8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以及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壮大，世界历史的编撰体例也从过去的西欧中心论逐步转向全球史观，开始以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撰写历史，本文就全球史观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以求对全球史观这一史学观念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关键词：全球史观 全球史主题 全球史观的优劣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什么是全球史观？

所谓全球史观是以全球视野为考察对象的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史观，他不是将全球各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罗列起来，把各个区域、社会、国家、民族各自的历史做简单的拼凑，而是以具体人群、社会的历史实际为基础把各种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作为整体对象，通过考察全球范围内不同的人民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性质和程度而展现出来的过程。

二、全球史观的提出及演变

全球史观的兴起时间并不长，20世纪50年代中期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提出“全球历史观”， 在《当代史主要趋势》一书中，他更明确地将这种看法阐明为“全球史观”， 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认为建立全球史观是当代世界对历史学的客观要求。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称“它论述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他关注的是所有民族而不仅仅是西方诸民族或非西方诸民族，就仿佛读者正栖身月球俯瞰着我们所在的这颗巨大的行星。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超越了传统以民族、国家便签为分析单位，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并用一体化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体系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末，吴于廑教授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及其他相关连的四篇论文集中体现了他的“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他强调：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三、全球史观对世界历史的分期

当历史学家用全球史的眼光看待过去，审视跨越社会和文化区域便捷的历史进程时，分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以西方或任一特定文明的经历为基础的分期方案都不能很好地揭示其他社会的发展轨迹。举个例子来说，源自欧洲历史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分期，运用到中国、印度、非洲、伊斯兰世界或西半球时便显得格格不入。

杰里・本特利按照时代特征、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文明间交流的程度和全球化的进展把复杂的世界历史分为七个阶段：1.早期复杂社会 BC3500前-BC500前，探讨的是人类出现后的早起社会的发展 2.古典社会组织 BC500前-AD500 关注的是在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社会 3.后古典时期 公元500-1000 是东半球各社会做出重大调整时期。 4.跨文化交流的时代 公元1000-1500 关注游牧民族的影响 5.全球一体化的缘起 公元1500-1800 欧洲人在这一时期兴旺发达起来，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被迫卷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 6.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 公元1750-1914 关注欧洲人在世界上建立霸权的过程。 7.现代全球重组 公元1914至今 对20世纪的世界史进行描述。

四、全球史的主题

既然称全球史那就一定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吗？ 全球史不总是，甚至不经常是，把全球作为其分析单位。倘若是，那么全球史研究就只能停留于不者边际的推论的层面上，历史进程中个体的作用将很难得到承认。那么全球史到底应该如何选题？杰里・本特利在《新全球史》一文中评述了全球史的一些学术研究课题近年来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全球史理论、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和离散社群等等。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在《在互动中构建世界历史》一文中指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 在认真梳理全球史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他指出了全球史学者表达“互动模式”的八种方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 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 3.例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 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 5.“地方史全球化” 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 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 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 如果认真思考和理解，这八个方面对世界是真正感兴趣，并有志于全球史研究者来说已经有了足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了。

五、我对全球史观的看法

全球史强调把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运动、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能够较清晰地反映世界近代史的构架、格局和运动规律。

我认为全球史观的主要优点在于： 1.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在传统史学中，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是以欧洲的重要历史事件为标尺的。 “90%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25%居民的历史”。 显然，这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并不能反映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 2.主张用全球视野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尽力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当然，全球史观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第一，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忽视了社会内部的发展，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是重要的。对这一方面的关注不够，因此便在分析跨文化互动对各个社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时就显得缺乏深度。 第二，虽然很早就有学者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批评，但大多数人仍然把西方当做先进而加以追随。 我认为要真正克服西方中心论，我们非西方国家的学着就必须加强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我们中国学者更应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充分肯定它在历史上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杰里・本特利著，夏继果译.全球史读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陈祖武、杨泓.世界史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4]于沛.全球化和全球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5]刘成新.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J].世界历史 2006（04）.

第9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钱穆；以士释史；文化史学；新史学

作者简介：谢进东，男，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师，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项目编号：11QN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中西文明历史经验中的公共社会价值观研究”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53-07

钱穆（1895—1990）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主要以研治中国历史与文化为主。借助于文化来研究历史，是钱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背后蕴藏的文化和文化精神。[1]（序，P1）[2]（P7）那么，钱穆究竟是如何借助文化来研究历史的？笔者通过对钱穆国史著述的考察，提出：钱穆主要是通过在他看来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的。钱穆为何主张以“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他又是如何通过“士”来进行国史阐释的？其“以士释史”之合理性依据何在？其通过“以士释史”而表现出来的文化历史观之形成是否有它特定的学术史背景？此文化历史观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的影响如何？以上便是本文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以士释史”：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认识的结果。受不同历史观影响的学者，对同种历史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样貌。唯物史观的倡导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强调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以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主线，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程划分为原始公社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几个阶段。[3]（P154）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影响的雷海宗，则以文化作为解析中国历史的基本依据，以中国的“兵”文化（或称之为兵的精神、尚武精神）的兴衰、有无作为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基本线索，将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以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为界分为两大周，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说命题，试图突破将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期方法生硬地套用在中国史上的做法。[4]（P131-160）基于经济与文化的这两种不同历史观，导致了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不同看法。然即便是同样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若依据的文化内容不同，那么，所获得的认识结果也会不尽相同。与雷海宗依据中国的“兵”文化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说不同，钱穆依凭中国的“士”文化或“士”精神来阐释国史，把中国自春秋战国以下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称之为由“士”阶层作为“领导之基础”的“四民社会”。[5]（P561）

钱穆为何主张以“士”作为阐释国史的依据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5]（P561），“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主要就变动在士的这一流。士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6]（P108）。问题是，“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以至可以“主持与领导”中国史之演进、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动？钱穆的回答，即“士是中国社会的领导中心”。他指出，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知识分子阶层，是自战国以后逐渐取代没落贵族而“成为此下中国社会一领导的新中心”。[7]（P121）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以及学术文化之传承、传统社会之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这些作用和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秦之统一，南北朝世运之支撑，传统社会之赓续，学术文化之传承，全靠士阶层之担当与坚守。在钱穆看来，士对于秦之统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论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力，亦在六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7]（P45）钱穆认为，魏晋之后南北朝“世运的支撑点，只在门第世族身上”[5]（P272）。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较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不过钱穆认为，政府贫弱并不影响学术发展，只因士阶层在朝廷养士尊士的风气中复兴起来，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术转益兴盛。[7]（P49-50）元清两代，蒙、满入主中原，社会局势大变，但在钱穆看来，由于士阶层的坚守，中国学术文化传统还是依然保持、传承了下来。[7]（P50-51）

其二，东汉王室之倾覆，魏晋清谈之祸国，中唐至五代之“黑暗社会”，明代政治之下滑皆由士之离心力渐长、崇尚清谈、轻薄及不受重用所致，尽管终未致传统社会崩溃，文化命脉全绝。钱穆认为，东汉末年王室之倾覆，并非由于黄巾军所致，而实为当时名士之离心力逐渐长成的结果。[5]（P214-215）魏晋时期的分裂局面，在钱穆眼中亦是此一时期的名士清谈祸国的结果。[5]（P219-222）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兴起，为士阶层参与政治、进入社会领导中心广开进路，此后之社会似应渐趋开明。然钱穆以为，从唐之中叶到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或称之为“黑暗社会”，虽然此时传统社会犹未彻底崩溃，文化命脉尚未全绝。这一时期社会之所以黑暗，在钱穆看来，是由于当时朝廷以诗赋文学取士，造成进士轻薄，士之内在精神尽失，社会之领导中心亦随之丧失。[7]（P49）钱穆从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士人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明代政治“走上歧途”，是由明太祖以一己私意，逆“尊师相，抑君权”之历史潮流而动，对士人的抑制造成的。[5]（P668-669）

钱穆从中国社会中的“士”这一特殊阶层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由秦至清涵括各重要朝代的社会兴衰、治乱与分合，以及这一长时期的学术传承和社会赓续，进行了一种视角新颖而又见解独到的通观性文化式解读。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运用以“士”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本国历史进行释读的文化历史观。这种依据文化自身特点来解释历史的做法，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钱穆这种试图仅从士的身份、地位及其精神的变化来解答中国近两千年的复杂社会历史变化的做法，又显得有些不够周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这种历史解释方式，实际上是过于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复杂事实及其矛盾性，而同时夸大了士在其中的影响力。在钱穆看来，秦之统一从最根本上来讲是由当时游士之“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所促成的[7]（P12），虽然他也承认其中有“秦国地势之险塞及其兵力之强盛”的因素。[5]（P120）这种解释显然忽略了秦并六国之前的社会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朝着统一的趋向走去。吕思勉就认为，秦之统一是由多方面因素合力促成的[8]（P323）。再如，钱穆认为，西晋灭亡，天下瓦解，主要是由名士清谈误国所致。名士清谈即便是西晋灭亡的原因，那么，这种原因是不是唯一的或者最根本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陈寅恪虽认为西晋社会变乱在名士清谈的风气中孕育，亦只承认“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9]（P52）张齐明则认为：清谈误国只是西晋亡国的一个历史表象，其败亡的真正原因除了石勒等强大军事压力外，还有在晋武帝时就已埋下的祸根：行“封建”封诸侯，“罢州郡之兵”，对东汉以来形成的“五胡内附”的民族杂处局面缺乏足够的驾驭能力，更为严重的错误是晋武帝所托非人，“储后不顺”。[10]

其次，钱穆在以“士”之本身地位的变化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动时，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原因，而未在其著述中进一步阐明士之本身变化的社会根源。在钱穆看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兴衰与分合，实由士之不同身份及精神气质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影响所致。然而，游士在秦并六国之时能够抱持“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何以到了东汉末年，士之离心力却渐长终致王室倾覆？西晋末年，名士崇尚清谈以致误国，何以到了南北朝，门第却成为世运支撑的核心力量？又何以到了中唐至五代，进士却又轻薄以致出现“黑暗社会”？同样是士，为何在不同时期出现如此之大的角色反差，进而造成绝大差异的社会面貌？士的不同身份、地位及其精神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有何社会根源？如果不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探寻士之本身变化的缘由，那么，仅以士本身的变化为基点而作出的关于历史演变的解释，似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钱穆“以士释史”的一个缺憾。

二、“以士释史”之依凭：“历史即文化”

钱穆为何主张“以士释史”？其理论依据何在？这对于他而言，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以及领导“中国史之演进”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将历史与文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由于钱穆主张“历史即文化”，故研究历史即研究历史背后的文化，从根本上说即研究历史背后的文化精神。而中国文化的精神，主要就体现在“士”阶层上。故而，“士”的精神，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就是中国历史精神，亦即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所以，钱穆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就应从其历史的领导精神，也即“士”精神入手。也即，只有从“士”入手，才能探究到本国历史的深意。

在钱穆看来，“历史与文化，此二者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了历史，才有文化，同时有了文化就会有历史。也可以说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11]（P1）。对于他来讲，文化与历史之所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体、相关系，就在于它们分别是人生和对人生的记载：“文化即是人生，历史乃是人生之记载。故可说，文化即历史，历史即文化。文化不同，历史亦不同。文化变，历史亦随而变。文化堕落，历史亦中断。”[12]（P123）

对于钱穆而言，“历史即文化”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有关人生之事，还在于它们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他认为，历史精神，就是文化精神，也是民族精神，都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所以，对于钱穆而言，“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故“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2]（P6-7）而“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之文化精神”[12]（P147）。

既然研究历史，就应找寻历史之精神，而中国历史之精神，即中国文化之精神。那么，何为中国文化精神？钱穆认为：“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13]（P132），而这种道德精神主要即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身上。钱穆认为：“士”十足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之完整性，担负着中国社会人群之所以成其为社会人群之“理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充分说明了“士”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所在。[14]（P87-92）钱穆还曾多次强调士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认为士的精神与传统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传统[6]（P127）。对于钱穆来讲，士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即中国历史精神。而他又认为：“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指导这部历史不断向前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6]（P116）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就具体体现在“士”的精神上。所以，钱穆认为：“中国的历史指导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6]（P129）对于钱穆而言，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士”，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那么，由“士”切入来研究中国历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由上述可见，钱穆探寻到历史背后的领导精神，就是文化精神，也即“士”的精神。所以，钱穆虽主张“士”“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但实际上强调的是“士”的精神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关键性作用。知此便不难理解钱穆所强调的“士”之“大同观念”、“离心力”、“好名”、“轻薄”对秦之统一、东汉王室倾覆、西晋灭亡、中唐至五代之“黑暗社会”所造成的决定性影响。这里的“大同观念”、“离心力”、“好名”、“轻薄”，即指“士”的精神。其实，钱穆在其著述中经常使用“精神”、“意识”、“理性”等形而上的概念来指代历史演进的动因。缪凤林认为钱穆所使用的这些概念，“其义实与学术思想略同；论诸名之本身，虽富有形而上学的含义，但作者原旨，并不含形而上学的意义”[15]。即便不含形而上学的含义，钱穆在解释历史进程之动因时所指的“士”精神或学术思想，都表明他在思想与实践之间更注重前者在历史演进中的决定性作用。王晴佳就曾指出：钱穆历史观的基本特点，即“认为历史的运动由一种形上的、唯心的力量操纵。与这一力量相比，表现在历史中的所有变化，如制度的变迁、朝代的衰降、宗教的侵入，都只具有表面的意义”[16]（P97）。

钱穆的这种过于看重思想的历史观在《国史大纲》中则又常常表现为，特别重视学术思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曾表明：其治国史，“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著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5]（引论，P11-12）。不过，通读《国史大纲》后就能体会到，钱穆即便在论述到秦汉、魏晋时期的历史演变时，仍然注重的是“士”的精神或学术思想而非政治制度或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社会变动中的影响力。对此，王晴佳亦曾做过评论，“虽然钱穆在‘引论’中说他会‘于客观中求实证’……但他在实际写作当中，则不完全能保持与他的设想一致。体现中国历史精神的学术文化，往往成为他解释历史变化、朝代更替的终极原因”[16]（P95）。总之，由于钱穆从精神层面来把握文化与历史，进而将二者视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体、相关系，以致其在国史阐释中更倾向于思想（如“士”的精神）而非实践（如“士”的行为）在历史进程中的终极影响，这在历史动因的解释问题上似有一种舍本求末之嫌。

三、钱穆文化历史观的缘起、意义与不足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的形成，除源于他所持守的“历史即文化”、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及领导“中国史之演进”等观念外，还有其特定的学术史背景，即主要针对晚清民国史学界之“考订派”、“革新派”之弊病而展开的批评与纠偏。

钱穆将当时之史学划分为三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传统派暂且不论，就“考订派”与“革新派”而言，钱穆认为，这两派之治史各有优长和弊病，但总体而言皆是弊大而优小。他指出：“考订派”偏于历史材料，精密有加，但“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5]（引论，P3-4）。在钱穆看来，像“考订派”这种治史方式是他极不认同的。因为如此，便不能在通晓本国史实的基础上把握其文化独特精神之所在，而这恰恰是钱穆所强调的治国史之第一要务。[5]（引论，P11）

“考订派”史学的上述缺陷，“革新派”似能补救，因为“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然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钱穆同时看到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5]（引论，P4）

在钱穆看来，因“革新派”智识之不真而造成的国人最大之无识，即认为中国自秦以下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或“封建社会”。这些不真的历史智识实际上是由“革新派”在晚清民国相继发生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过程中，为了其政治宣传从胸中臆测而来，并非他们据实从历史材料中概括得出。[5]（引论，P5-6）钱穆认为，此所谓“专制政治”、“封建社会”的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1]（P39-40）。对于他来讲，这种依据西方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道路与特征本不相同，何以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方观念之履？而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中、西方之民族、文化不同造成的。[7]（P120）

基于中、西方历史之不同，钱穆认为研究中国史不应据于西方观念，而应诉诸本国史实，这也是他研究中国史所持的一贯立场：“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13]（P281）出于对“革新派”据西方观念附会中国历史之做法的反驳，加上他意识到历史受文化之影响最大，钱穆从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寻求到了阐释本国历史的根据，即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而这种以“士”来阐释本国历史的做法，又能很好地展现出本国历史的系统性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这对于“缺乏系统，无意义”的“考订派”史学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纠偏作用。所以说，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是在对“革新派”和“考订派”的批评和纠偏中形成的。

此处实际上已经指出了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即通过“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强说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比如，针对当时在国人中盛行的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即所谓“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的说法，钱穆就试图从“以士释史”的角度，以中国自秦以下所成立的士人政府及其通过公开察举考试所体现出来的民主政治予以批驳[7]（P46）[1]（P27-28）。

说中国是“专制政治”或“封建社会”，实际上是运用根据西方历史归纳出来的“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一发展图示来解释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产物。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常有人说，中国社会“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1]（P43）。钱穆则反驳说：“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5]（引论，P22）此所谓“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对于钱穆而言，即主要是指士人政治观念。可见，在他看来，士人政治观念对中国社会形态演进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主要是从中国“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1]（P47）。具体就中国是否为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钱穆主要是在对中、西方历史的比较中，从“士”所倡导的以“人道人心人本”为特征的文化精神和其所抱持的低水准的经济观两个方面，来论说中国之所以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缘由。

钱穆指出：“中国四千年来之社会，实一贯相承为一人道人心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西方社会“乃是一工商社会，进而变成资本主义之社会。与中国人道人心人本社会之本质，仍有其大不同处”[7]（P63）。钱穆认为，中国士阶层所持有的低水准的经济观，亦构成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以后不走向工商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分析说：“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即以经济对人生之必需为最高限度。中国历史上的各项经济政策，也都据此来做决定。而“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故中国以农立国。这都源于“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奉行的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观，即经济水准超出了人生所必需之限度。“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他进而指出：与工商业发达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之所以走上以农立国的历史道路，并与西方超水准之经济观不同，形成了一种以人生必需为主的经济观，其关键就在于“士”阶层的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所起的主导作用。[1]（P57-66）因此，钱穆说：“中国社会决不能而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现代世界潮流趋向的人，所同样首肯的。”[7]（P39）

钱穆由“士”阶层及其所持守的文化精神和经济观念，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无论如何不会走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种从中国文化及政治观念来说明中西方历史演进差异的做法，是一个非常独到的观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过，钱穆在此论说过程中亦同样夸大了“士”的影响力。“士”阶层所奉行的文化精神和经济观念，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究竟占据多大的分量，还需进一步讨论。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工商业未及西方那样发达，也未必全是由“士”精神所致，如地理环境也会有所影响。黄河、长江等江河两岸地区，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宜耕种，为中国农业发展、以农立国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其实，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将中、西方文化分别定位为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时也已注意到了这一点。[17]（P15）钱穆主要以“士”来论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反映出他过于强调“士”在中西历史演进差异中的影响。

结 语

何为中国“新史学”？钱穆的史学是否属于“新史学”范畴？在许冠三看来，钱穆未必是。否则，钱穆就不应该在其《新史学九十年》中缺席了。那么，许冠三所谓的中国“新史学”有什么特征呢？许冠三在该书中指出：“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18]（自序，P2）可以看出，“科学”的质素应该是许冠三所认同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内涵。他在论中国“新史学”时主要涉及了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等，它们显然都具有科学的特质。前三派都同样注重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材料进行实证研究，单从以科学实证精神考订史料的角度看，它们大体皆可归为“史料学派”。这一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注重史料研究而忽略对历史的阐释。故而，历史的意义在这派史学研究中不易展现。“史观学派”的科学特征，则集中表现在注重从史实中寻求历史规则，而这种寻求在世界历史视域下，则又倾向于追求普世性的通则。对这种普世性通则的追求，又常以牺牲事实、忽略历史个性为代价。此“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恰与钱穆所谓的“考订派”与“革新派”相应和。基于对以上两派之不注重历史意义或忽略历史事实及个性精神的体察，钱穆主张并践行由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阐释国史，以求从中国史自身事实中发掘本国历史文化之独特精神与意义。在钱穆看来，这恰是中国“新史学”成立之基础。他曾在《略论治史方法》一文中断言：“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已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已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1]（附录，P156，159）就此而言，在《国史要义》中标举“以礼释史”的柳诒徵，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礼”是“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19]（P11），也应属于钱穆所谓“中国新史学”的一员。在此姑且称此类“新史学”为“文化史学”。只不过，钱穆的这种“文化史学”与以“实证”和“规则”为主要特征的“科学”之间的距离略远了一些。实际上，钱穆在治史的早期就是以“考史”成名，主要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但他很快因抗战的关系，开始改以“著史”为业，旨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精神的价值与意义。[20]这大概就是钱穆与许冠三对中国“新史学”的不同体认吧。或许，恰是这种不同体认，成为钱穆在《新史学九十年》中缺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这种缺席，却从侧面反映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学术史上的多元面相。实际上，在“文化史学”与“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之间原无根本性的冲突和对垒，它们在史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本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与以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为主的“科学史学”，可同被视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山脉中的两座山峰。

参 考 文 献

[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

[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钱穆：《民族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

[7]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 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10] 张齐明：《魏晋“清谈误国论”是怎样形成的》，载《光明日报》，2011年8月25日（11）.

[11] 钱穆：《中国文化丛谈》，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1.

[12]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3] 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

[14]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5] 翟宗沛：《评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载《文史杂志》，1942年第4期.

[16] 王晴佳：《钱穆〈国史大纲〉之历史观分析》，载李明辉、陈玮芬主编：《现代儒家与东亚文明：地域与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

[1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8]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