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一)责任文化缺失导致的网络舆论语言暴力现象

当前的网络文化生态缺少责任文化，网络传播者缺乏责任意识。而且网络传播者规模庞杂，社会缺乏对网络传播者的追责机制。因此，网民在围观网络事件时，经常罔顾事实，从个人立场出发去评价和再次传播网络事件，从而产生诸多网络谣言和网络舆论语言暴力现象。2013年2月至9月，李某(某军旅歌唱家之子)案由于李某“星二代”、“富二代”的特殊身份而受到网民极大的关注。事件被披露上网后，国内各大网站几乎都在转载传统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追踪报道。而与事件相关的微博被网民转发、评论达几十万次。在这些网络转发和评论中，有一些是不法分子为图私利恶意散播的谣言。但更多的是网民因为盲从而进行的非本意行为。网络转发和评论的便捷性，以及社会缺乏对网络传播者的追责机制，这种盲从导致网络谣言大量传播、网络舆论完全倒向受害者一方，形成不公正、不客观的网络语言暴力现象。整个网络舆论开始讨伐李某的罪行以及李某父母家庭教育的失败。李父让童年时的李某在身上骑大马的视频被网民挖掘出来，并被作为攻击李父溺爱儿子的证据。这时网络公知杨澜“劳教对孩子的惩罚过重，李某可能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记者李蒙“请网络暴民不要伤害未成年人”等等公正、客观言论都被歪曲为替李某说情、为李家利益代言。

(二)急功近利文化盛行导致的网络炫耀式传播现象

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后这30几年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一个先富裕起来的社会阶层。这个富裕阶层的创业者大多数是通过刻苦拼搏、勤俭节约来积攒起财富。但刻苦努力的创业者由于工作繁忙对子女疏于管教，并将自己的财富任凭子女随意挥霍。他们的子女形成了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的“富二代”群体。还有一个群体，在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投机钻营、违法犯罪等手段一夜暴富，他们是中国社会的“暴发户”群体。这些“富二代”和“暴发户”的大量出现在社会上催生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化现象。他们在急功近利文化的影响下，热衷于在网络上将自己奢侈的生活方式进行炫耀式传播，以此来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或者实现一夜成名的愿望。声称“月薪三千元以下者都是下等人”的“雅阁女”、用大叠百元人民币来点烟的“小龙少爷”、天涯论坛上易烨卿与北纬“比富”的论战等等现象，都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急功近利文化在网络上盛行所产生的炫耀式传播现象。

(三)弱势群体文化压抑导致网络传播中的逆反文化现象

网络文化生态中，弱势群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承受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其社会地位决定着其在现实生活中缺少话语权。而网络是个相对公平的平台，来自任何群体的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网络成为弱势群体宣泄情绪、表达意见的最重要窗口。但是主流社会掌握的主流网络平台对弱势群体关注不足，并且将弱势群体描绘成较为负面的形象，如城市流浪汉、城市不稳定因素、不讲卫生群体等等。弱势群体在现实生活和网络环境中的双重压抑，导致他们在参与网络传播时经常表现出一种逆反的心态，以反传统、反主流的方式来宣泄压抑的情感，比如刻意通过网络展示自己的自恋和自大，或者极力追捧这种炒作行为。近几年网络传播中出现的“芙蓉姐姐”、“凤姐”现象，主要是由这种逆反心态推动的。“芙蓉姐姐”、“凤姐”等借助网络炒作而走红的人几乎都来自草根阶层，他们以不雅照、反传统、反主流的言行等方式，在网络上吸引到了众多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多数也是和“芙蓉姐姐”、“凤姐”一样的长相一般、社会地位较低的草根阶层。他们认为这些网络红人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做出了他们不敢做的事，代替他们宣泄了内心的压抑和对社会的不满。

(四)虚假文化泛滥导致网络传播信任危机

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网民在网络上的言行缺乏有效的他律机制，网络文化中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时有网络诈骗案件被报道出来。再加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造假事件和腐败案件，经过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迅速发酵。这些信息在网络上的大势传播，形成了虚假文化泛滥的趋势，从而导致网络传播的信任危机。2011年6月郭美美在新浪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进行注册，并在此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进行炫富。中国红十字会随后立即召开新闻会对有关郭美美的一系列传言进行澄清，相关澄清内容也被各大网站转载，并被众多网民转发。但是这些澄清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让中国红十字会重建公信力，2012年的募捐总额比2011年减少1.5亿元。不仅如此，郭美美事件在网络上各种社交平台和新媒体平台不断发酵，国内其他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也受到了这场网络传播带来的信任危机的冲击，多数官方慈善机构当年募捐数额明显下降。如上所述，网络文化生态的失衡以网络传播的各种伦理失范现象表现出来，而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的广泛存在又将破坏原有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平衡关系，形成网络文化生态失衡与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恶性循环状态。当网络传播伦理规范化，网络文化生态更易于处于稳态，网络上各个人类群体的活动、以网络为载体的各种文化种群，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活动，将会更加有序、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反之，当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网络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各人类群体将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过度侵占网络内各种信息资源，或有害信息，进而侵占更多现实社会中的物质和能量资源，从而导致弱势人类群体因信息短缺、混乱而造成所占有的物质和能量资源大量损失。弱势人类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和能量损失又将反馈到网络上，造成网络文化生态进一步失衡。这种恶性循环将会对网络文化产生极大破坏，导致网络信息传播的混乱，进而破坏整个国家的治理秩序和社会经济建设。因此，我们必须保护网络文化生态平衡，保障网络传播伦理规范。

二、保护网络文化生态平衡，保障网络传播伦理规范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国家的信息化，即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和社会生活全面应用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运用信息资源，加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互联网络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信息传输平台，各种信息在网络上的存在形成了各种文化，这些文化构成文化生态;同时，信息的传递产生了各种网络伦理问题。网络伦理的规范化和网络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保障。如前文所述，网络文化生态平衡主要依赖于网络文化生态系统的自调节机制，这个机制主要表现为系统的反馈机制。反馈是控制论的重要概念，是指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与原输入值进行比较后对原输入值进行修正，从而调整系统运行状态和功能的过程。依据输出值对输入值的修正情况来划分，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正反馈时常会导致原有系统的剧烈震荡，因此网络文化生态系统维持稳态需要足够且有效的负反馈。这种负反馈主要表现为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接受者对信息者的负反馈。我们应当遵循网络文化生态自调节机制，通过保障自调节机制来实现网络文化生态平衡，进而促进网络伦理规范的遵守。

(一)推动网络文化多样发展，保障网络文化生态自我调适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多样性可以增加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环节数，可以让食物链网更加庞大和复杂，从而让生态系统内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途径更加多元，让生态系统的自调节机制更加强健。多元化的传递路径可以有效规避部分食物链出现断裂而带来的传递中断，维持较高的自调节能力，保障生态系统内部的动态平衡。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网络文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是网络文化的多样性。网络文化的多样性，让网络主体———即人类，有更加丰富的思想来源和精神资源，从而使文化信息的生产、传递和消费有了更多的“食物链”，网络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将更为复杂，网络文化生态将有更多自我调节的空间和余地，更有利于网络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稳定。网络文化的多样发展，可以让网络信息传播的内容更加充裕、传递途径更加多元、消费选择更加丰富、反馈机制更加敏锐。因此推动网络文化的多样发展，可以有效保障网络文化生态的自我调适，维持网络文化生态平衡。与此同时，网络文化的多样发展带来的信息的多元传播和平等接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道德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促进网络传播伦理规范得以遵守。

(二)巩固优秀传统文化的网络主体文化生态位，以传统美德促伦理规范遵守

网络文化的多样发展，有利于网络文化生态的自我调适，是网络生态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但是，网络文化的多样发展不等于网络中各种文化的平等发展或同时发展。网络文化生态中存在多个生态位，每个文化物种都在属于自己的生态位当中自主发展。不同的生态位决定着各种群对物质、能量和信息等资源的占有程度的不同。因此处于不同生态位的文化物种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形成互惠、竞争、共生、寄生等各种生态关系。“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本源，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和积淀，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尤其在伦理层面。重耻辱而轻罪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尚团体而弃个人的伦理观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6］中华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宝贵资产，也是激励一代代中国人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园的动力源泉，更是当代中国网络文化的主体文化。我们应当巩固中华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化生态中的主体文化生态位，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网络中与国内各地域文化、来自西方的外来文化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网络中涵化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让“重耻辱而轻罪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尚团体而弃个人”等中华传统伦理美德成为网络伦理的主要内容，从而促进网络伦理的自觉遵守。

(三)适应网络文化进化要求，保障网络传播伦理可持续发展

第2篇：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感知，可以细分为城市的政府形象、经济形象、人文形象等。作为主观感知，城市形象植根于城市文化，换言之，城市文化是城市形象的内涵，而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的外化。因此，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民间文化等文化要素的显影，城市文化要素特征越明显，城市形象的区分度和识别度就越高。不难看出，打造优异的城市形象的关键在于强化城市文化的内涵建设。跨文化传播是指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处于不同文化情境的文化群体交换信息的过程，而正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一个文化群体在解读另一个文化群体传播的信息时，容易产生偏差、扭曲、缺失等问题。毋容置疑，在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跨文化敏感度，以此重构城市文化要素，传播易为目标受众感知并接受的城市形象。在米尔顿•班尼特提出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中，人们对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差异的认知经历两个阶段，即民族中心主义阶段和民族相对主义阶段。民族中心主义阶段又进一步细分为拒绝阶段、防御阶段和差异减少阶段。人们在拒绝阶段对本族文化以外的异族文化持有否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往往是由跨文化传播的途径缺失或方式不当所造成。当跨文化传播使异族文化的进入不可避免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跨入防御阶段。出于本族文化优越感，人们会对异族文化加以诋毁。可是，当人们在跨文化传播中发现异族文化优于本族文化时，就会出现文化倒置现象，即推崇异族文化、贬低本族文化。通过跨文化传播者的努力，人们会更为理性地看待本族文化与异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且更愿意发现两种文化的共同之处，这就是所谓的差异减少阶段。

民族相对主义阶段由接纳阶段、文化调适阶段和文化融合阶段组成。接纳阶段顺承差异减少阶段。正因为在跨文化传播中人们对异族文化实现了求同存异，异族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被视为认知世界的另一种工具或手段得以接纳。接纳异族文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本族文化体系进行添加和补充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文化调适阶段。文化调适成功的标志是人们不再区分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而是对融合而成的文化具有归属感，这意味着人们进入对跨文化传播完全自省的状态，达至文化融合阶段。从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可以看出，归属于民族文化的城市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漫长、复杂且困难的过程，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成败。为了缩短、乃至跨越民族中心主义阶段，让人们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快捷、更顺利地进入民族相对主义阶段，弗雷德•卡斯米尔提出了第三方文化建设的概念。所谓第三方文化建设是指，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与目标受众在感受文化差异后，不是采用依赖定势思维否定对方、回避、敌对等消极策略，而是将文化差异化为交际动力，以求同存异为前提，传播者依据对目标受众的交流需要、习惯、偏好等要素的认知，凭借积极的传播策略与目标受众协商，建立起介于双方文化之间且可以被双方理解和尊重的第三方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文化建设过程中传播策略的运用旨在防止文化特权的出现，即双方对比文化的优劣，处于劣势一方接受优势一方的文化，同时，避免落入文化适应的误区，即传播者为适应目标受众的文化对本方文化进行本质调整。综上所述，基于城市文化归属于民族文化，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的外化的相互关系，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应该从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入手，秉承第三方文化建设的理念，探究符合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策略，以确保传播的成功率和长效性。

2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探究

做好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即“传播怎样的城市形象”，“如何传播这种形象”和“传播的效果如何”。因此，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探究可以相对应地从定位策略、操作策略和评估策略三个方面进行。

2.1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的定位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成败的关键。城市形象的定位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也就是说，随着传播过程的推进，其目标定位应该体现出阶段性差异和渐进式变化。合理的目标定位应当基于准确的内涵定位，只有这样，以内涵为核心的外延定位才能配合目标定位，为逐步实现成功的城市跨文化传播创造条件。

2.1.1目标定位策略

所谓目标定位，是指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从全面了解目标受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民族文化背景入手，据其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传播意图，按目标受众的认知阶段确立传播目标。根据第三方文化建设理论，目标受众的认知阶段可以分为整体认知阶段、迁移认知阶段和融合认知阶段。目前，顺德正处在深入开展综合改革试验、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但是顺德“半城市化”的城市形象对于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吸收科技、人才、文化和生产业方面的高端生产要素造成了障碍，同时，顺德城市形象的国际辨识度偏低，目标受众对这类城市往往表现出高离散性和低接近性。为此，顺德在城市升级过程中应该结合目标受众在不同阶段的认知特征，制定相应的目标定位策略。

2.1.2内涵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内涵是多维的，一般来说，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加以概括：第一层面为管理层，主要通过城市各级层面的行政、管理、执法等公共行为体现出来；第二层面为物质层，主要涵盖能够反映城市经济实力的各种实体与虚拟表征；第三层面为思想层，主要指城市的文化传统、市民素质、人际关系、社会风气等。这三个层次的内部诸要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可以通过内外力的作用对其重新组合或更新升级，可见，城市形象内涵是可以塑造的。为了推进城市升级，顺德提出了以城市升级引领转型发展的目标，即通过城市升级，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和资源，为人才聚集创造良好环境，为创新社会管理开辟道路，推动顺德发展全面转型。基于这一目标，可以对顺德城市形象内涵进行意向性构建，采用城市DNA立项、城市形象立义和城市文化释义的内涵定位策略挖掘顺德城市形象的本质，提升其辨识度。只有当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透析出城市形象内涵，才能累积强有力的传播源，对外产生清晰的影像投射，也才能与目标受众的总体感知形成文化交融，在共建的第三方文化中勾勒出预期的城市形象。

2.1.3外延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外延是指目标受众对城市形象的感知、记忆和认可。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目标受众对城市形象内涵解读容易产生偏差。为了避免错误解读的发生，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应该立足于城市形象的内涵，把握好城市形象外延定位。以顺德为例，在外延定位策略上，首先，要对目标受众的抽样调查，即向调查对象展示预设的城市形象，并在互动交流中收集他们的解读疑难，以判断他们是处于跨文化传播的民族中心主义阶段还是民族相对主义阶段；然后，根据调查结果提炼便于目标受众感知的城市形象要素特征，生产出利于目标受众记忆的城市形象符合标记；最后，向调查对象展示完成定位的城市形象外延，并通过分析他们对城市形象的整体评价以及到此城市出行、投资、工作、消费等意愿倾向，判断他们对城市形象的认可度高低。

2.2操作策略

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操作以城市形象的目标定位、内涵定位和外延定位为导引。作为操作主体，城市的政府、商企和公众各具功能。因此，制定出操作策略就是要协调好三方的功能，形成合力，为与目标受众共建第三方文化，在文化共融中向其传播高保真、易识别、受欢迎的城市形象提供保障。

2.2.1媒体先导策略

在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中，媒体是城市形象内涵的承载与传递工具，是城市形象外延信息传播赖以实现的中介。对于信息时代的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而言，媒体在目标受众的三个认知阶段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先导作用。具体而言，在整体认知阶段，目标受众正是通过媒体初次接触到传播中的城市形象，并在媒体传播组合策略的共同作用下开始对其加以关注，产生获取更多、更详细信息的欲望；在迁移认知阶段，目标受众会凭借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评价媒体传播中的城市形象，若其评价倾向正面，就会激发出接受的尝试意愿；在融合认知阶段，目标受众在媒体的导引下，以尝试验证其评价的准确性，若其验证与评价相符，就会促成其对媒体传播中的城市形象的全面接受。基于上述，顺德政府应该对媒体在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中的先导作用予以充分的重视，其策略可以体现为：在整体认知阶段通过目标受众所在城市的发行量大、覆盖面广、收视率高的媒体传播顺德的城市形象标志和城市形象口号，借助专门类别媒体进行顺德的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人文形象的言语叙事与图像展示，这样，就能以广度宣传与深度报道相结合的方式促使目标受众从“知道”向“了解”形成对顺德城市形象的符合记忆；在迁移认知阶段积极利用媒体的互动性，有效引导目标受众对顺德城市形象内涵的正向解读，力求做到与预设的顺德城市形象外延相符，并以此为契机激发其行为兴趣；在融合认知阶段向目标受众重点报道双方政府间、商企间和人际间交流的成功事例，引发其对双方城市文化交融的感知，同时，有针对性、有时间性、有计划性地交流信息，激发更多目标受众参与有助于烘托顺德城市形象的第三方文化建设。

2.2.2商企跟进策略

商企是城市形象塑造最重要、最活跃的载体，也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内生动力与坚实基础。从角色分工上看，政府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内容设计者、原则制定者和方向管控者，而商企则是这种总体设计的践行者。研究表明，利益交换是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始与持续的直接动因，而利益关联越密切，则越有助于己方城市形象在对方城市公众具象认知中的美化与优化。政府在媒体先导的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中已经为目标受众构建了利益期望，商企自然应当积极跟进，将利益期望转化为利益交换，以满足目标受众对城市形象具象认知中各种假设的验证需求。根据顺德区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顺德商企理应制定与媒体先导策略形成前后紧跟、步调一致的跟进策略。“顺德制造”一直以来都是顺德商企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集体品牌。为了支撑目标受众在整体认知阶段对顺德城市形象形成的符号记忆，顺德商企可采用整合媒体策略加大“顺德制造”商品在目标受众所在城市的品牌宣传力度，以强强联手、合作共赢的方式拓展销售渠道并健全售后服务体系，在目标受众消费群中树立起“顺德制造”的良好口碑，实现对顺德城市形象的符号记忆向对“顺德制造”的共同价值追求的正迁移。随着这种正迁移的强化，顺德商企应该在迁移认知阶段适时地推出招商引资、招贤纳士的商业推广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让目标受众全面真切地了解顺德政府为政的公平与效率、顺德商企经商的诚信与进取，以促进其以资金投资、技术转让、智力支持、合作研发等方式参与到“顺德制造”向“顺德智造”的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来。在平等交换、利益共享的交际动力学原理指导下，顺德商企可以优先将“顺德智造”商品优先投放到目标受众所在城市，并施行配套的优惠方案，以此在融合认知阶段逐步将顺商文化发展为目标受众完全接受并乐于共建的商业文化，成为其具象认知的顺德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要素。

2.2.3人际强化策略

城市内部公众是城市构成的主体，城市精神的塑造者，城市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主力军。所谓人际强化，是指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在融合认知阶段大力推动其所在城市的内部公众与目标受众之间的人际沟通与文化交流，强化双方的联系纽带，为第三方文化建设注入精神文化动力，使得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具有可持续力。人际强化策略强调点、线、面结合。点是指双方城市文化的交点，例如，顺德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顺德与目标受众所在城市的专家学者、民间机构、爱好者等合作开展历时与共时研究的对象，并通过研究找寻双方人文精神的同源性；线是指以城市事件为连线促进双方内部民众之间定期的文化交流，例如，顺德可以以“中国美食名城”的名号与目标受众所在的城市举办年度或季度市际美食节或厨艺赛，吸引目标受众参与到顺德的民间文化活动，以此激活文化体验、延伸城市文脉；面是指双方城市内部公众到对方城市的出行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组织的，对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涉猎，其目的在于让目标受众感受顺德的城市文化软实力，也让顺德的城市内部公众了解目标受众的城市文化风貌，以求借助审美与消费制造文化认同，依靠交流与借鉴形成文化共集，构建并维护双方认可且推崇的城市形象。

2.3评估策略

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为了避免资源浪费，保证传播效率，有必要在传播流程的不同阶段采用相应的评估手段，对传播效果加以客观检验，并以此为据肯定正确的传播导向，纠正无效的传播活动，整合有效的传播手段。在顺德城市形象传播过程的三个阶段，即整体认知阶段、迁移认知阶段和融合认知阶段，评估的对象由认知效果、接受效果和行动效果逐步转移，而采取的对应评估手段为辨识度调查、倾向性调查和离散性调查，这些调查围绕目标受众是否能够通过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在三个认知阶段依次回答“您知道顺德吗？”“顺德是怎样的城市？”“您愿意购买‘顺德制造’的产品吗？”“您欣赏顺商文化吗？”“您希望你的城市与顺德结为友好城市吗？”“您想到顺德做些什么？”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及其延伸问题，调查数据可为客观分析判断顺德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各个阶段的效果所用，使传播者可以据此对上述的定位策略与操作策略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求获得策略组合的最优化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结语

第3篇：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学要最大范围地渗透多元文化，让学生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使他们更加深刻地领悟文化内涵，要想实现这一愿望，首先就要从音乐教学工作者着手，因为他们是直接的音乐教学者，承担着传播音乐文化的重要任务，使他们在音乐教学中形成强烈的多元文化渗透意识，不断丰富他们的文化，培养并拓展他们的文化视野，打破其保守、传统的文化观念，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本民族音乐的教授、民间音乐的唱法教育，而且也要积极进入外来音乐，丰富学生的音乐文化知识，培养他们欣赏多元音乐艺术的潜能，提高他们的音乐鉴赏水平，在向学生讲述音乐表现技巧的同时，也应该注重文化内涵的熏染和熏陶，音乐教育工作者要有一颗宽怀、博大的心，能够宽容地接受各民族音乐，对各种文化背景下的音乐都能够等闲视之，只有这样才能够借助音乐教学这一平台来传播多元文化，促进学生知识的丰富和积累，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与表现力。

2、音乐技能教育与文化素养教育同步进行

音乐是一种艺术文化，一方地域、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在文化传播、传承方面发挥着工具与载体等作用，音乐教育者必须强化这一认识，善于从文化赏析、文化内涵挖掘与文化艺术熏陶等角度开展音乐教学，使音乐教学课堂充满文化氛围、满富文化气息，为学生打造一个浓郁的音乐文化课堂氛围，使学生能够从多元文化视角去理解音乐、欣赏音乐、赏析文化。因此，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的音乐教学课堂不应该局限于演唱技术或旋律特征等技术层面的教学，而是要在此基础上传达文化因素，渲染文化氛围，培养并提高学生的音乐艺术品位和修养。例如：在小学音乐课本中，有一章题目为“冬天的节日”的篇章，这一音乐教学主题就渗透着浓郁的多民族文化气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传统，教师可以根据中国传统节日来介绍本民族音乐，例如：除夕或春节中的“花好月圆”类似的节日歌曲，让学生欣赏这一民族音乐的文化风格，同时也要对应引入西方国家节日，如：圣诞节、万圣节、复活节等等，同时也配上对应的庆祝音乐，经过鉴别与赏析学生就会有所感悟、有所收获，感受到不同民族生活环境下，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音乐的风格差异，从而在心理上感受到各民族音乐文化特征，从而更加理解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高学生的文化鉴赏力与欣赏能力，从文化的角度去感受音乐的魅力，体会到多元文化的艺术魅力，从中理解音乐中渗透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文学色彩、艺术气息等等，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的音乐教学必须以这些为核心，才能体现音乐教学的艺术文化价值。

3、改善与更新民族音乐课程体系

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必须重新创建一套科学的音乐课程体系，防止封闭式教学模式的出现，教师要有一种开放、自由的教学意识，积极丰富并更新教学内容，改变教学形式，创新民族音乐课程教学体系，开拓学生的音乐知识视野，无论是古代、现代、国内还是国外的经典、知名音乐作品都应该被纳入学生音乐课程体系，成为音乐学习与欣赏的目标对象，然而，多元文化下的音乐教学，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崇洋，在组织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侧重民族音乐的欣赏，支持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在做好民族音乐欣赏的基础上，来引进国外知名音乐，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来向学生播放一些国外音乐，让学生通过形象的画面，唯美的动作表演，动听的音乐旋律来感受各民族音乐的风格特征、旋律特点并向学生传达蕴藏在这些音乐背后的文化内涵，以此来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培养学生多种音乐鉴赏能力，多元文化欣赏能力，培养并提高学生的音乐艺术细胞。为了使音乐教学课堂更加生动、形象、传神，教师也可以将蕴含在音乐背后的故事，让学生一边听故事一边了解一首曲目后的文化，由此来培养学生的音乐赏析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4、总结

第4篇：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软实力；传播力；全球化

1 改革文化传播的体制，建立长效的对外传播机制

对外传播的机制和体制是制约我国对外传播 发展 的瓶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提高我国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提升我国软实力，我们必须研究建立新的对外传播体制和机制，推进我国对外传播向纵深发展。在创新体制方面，当前我们要建立规范、畅通、协调的对外传播体制。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分离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让他们在自主的环境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媒体具有更充分的新闻报道权。另外还要突破“计划 经济 意识”对外传播模式，建立起市场化的模式。要大力推动传媒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壮大传媒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保持主动，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

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产生在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当年的军事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如今无形的舆论战争。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我国人世后虽然传媒领域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2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国际传播实力对国际关系和国家间竞争起着重要作用。当今国际传播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在国际传播实力的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除了对外广播外，其他方面实力都比较弱。正因为我们的国际传播实力比较弱，无法与西方传媒相抗衡，所以在面对西方传媒的舆论打击时，我们在国际舆论上常常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因此，

3　调整文化产业政策， 发展 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

第5篇：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个性，在西方又称人格。由于个性结构较复杂，许多心理学者从自己研究角度提出个性的定义。现代心理学一般把个性定义为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一个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一定倾向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2]这里在传播学领域，笔者给个性化传播下定义如下：“在受众需求多样化的条件下，社会信息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在其原有特点上，独特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运行，也称分众化传播。

2.个性化传播要素

一个基本传播过程是由讯息，媒介，传播者，受传者和反馈这五要素构成。[3]这五要素的个性赋予了传播的个性化。

2.1讯息。什么是个性化讯息？这里定义为真实，符合社会时代潮流，语言及表达形式各具特色，能满足人们特定需求的信息。在面对海量信息时，信息专栏化、细分化成了必然趋势，分类信息是按需提供，使得信息传播更具个性化。[4]2006年1月Google宣布将面向美国手机拥护推出个性化版本的Google主页，适用于新推出的大多数手机，通过Google手机用户个性化主页，用户可以在手机上进行网络搜索，查看E-mail，浏览新闻标题等。[5]随着受众个性化程度的迅速发展，众口一词、人云亦云的东西很快会失去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独具特色和个性的内容。提供个性化的讯息实质上就是为了实现更好的人。

2.2媒介。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个性化的媒介愈加受人们关注。个性化媒介具有更完善的功能，能提供更人性化服务。如：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温暖触媒列车电视，移动多媒体（手机短信、手机电视、手机报纸等），网上即时通讯群组，博客等。以比较受青睐的博客为例：2006年中国“博客”诞生四周年研讨会上，互联网实验室副总裁张笑容提到：博客让个人成为网络社会的主体，使网民之间产生了深层次高质量的联系，实现了个人的价值倍增，我们认为这是博客发展迅猛的根本原因。[6]在传播过程中，从起决定作用的受众角度看，在信息社会随着信息流动的加速和技术的进步，要求劳动者掌握更多的信息，人们对信息传播工具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对日益细分的文化领域，媒介也步入了有针对性，讲求个性化格局重组的时代。

2.3传播者。个性化的传播者一般具备独特的语言表达风格，传播方式以及思想。

以节目主持人为例，电视节目主持人，为观众展示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人格化传播方式，这就要求主持人个性的形象，自然，真诚及符合该节目内容的性格。其次，主持人个性语言越鲜明突出，就越能表现特殊的魅力和感染力，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主持人鲁豫以“说”新闻的方法探索了消息类新闻节目的新形式,受到观众的喜爱。[7]博客之所以受到关注,也正是因为每个人所写的“日记”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符合不同人群的口味。传播者的个性语言应根植于丰满的性格和深厚的内涵、独特的表达风格要配合适当的非语言符号,如眼神的交流,适当的手势等。拥有广博的知识,开阔思维的传播者才能使信息显现其真实价值,因此个人文化素养和品格修养是个性化传播者需努力培养的方面。

2.4受众。人们接触媒介普遍基于一些基本需求,包括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以及心理需求等。这说明观众在选择什么样的媒介内容时,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权。[8]受众的个性化继而显现。从受众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看,受众分为男性受众、女性受众、老年受众、儿童受众、中年受众、不同职业的受众等，受众对信息选择也会不同。另外随着通信技术进步，信息日益成为全社会共有财富,个人能够轻易地占有越来越多的重要信息,使个人力量日益增强,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愈加重要。这样,个性受到鼓励和推崇,个人的要求也日益多样化。受众对传播内容的个性化要求,使信息传播向分众化，个性化发展，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引起了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改变。

2.5反馈。个性化反馈体现在传播反馈机制双向性更为突出，传播者和受众界限的模糊趋势。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充当“把关人”的角色，经过把关人的过滤和筛选，剔除那些被视为不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内容，而将那些已包含着自身价值观念和主观态度的信息传达给受众。但随着网络传播出现，传播者与传播工具间的关系有改变，受众与传播者站在了“平等”的位置上，互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尼葛洛庞帝说：“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9]这种“参与自由”与“互动自由”正是迎合个性化传播的最大吸引力。传统媒体在受众选择偏向的压力下，也开始注重反馈双向互动性。如一些电视节目邀请观众同台主持，或者提供联系方式，让观众留下意见而给予相应的奖品等。

3．个性化传播引发问题

虽然个性化传播已是传播发展趋势，但若人为过分追求传播的个性，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如制造个性信息，造成假信息泛滥，或信息失真；使一些媒体为迎合大众而失去特定受众，引起厚报等问题；过分滋长对个性的追求，如由“超女”到“好男儿”等类似的秀场，无形中误导部分受众对个性理解。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和技术的进步，这里笔者只提出一些可操作性建议。首先，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在个性化的传播中，一方面受众要有明确判断力，拓宽信息渠道，要注重媒介素养教育，能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另一方面，国家也在努力完善信息管理方面的机制，颁布相应的法规，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媒体需明确自身任务，明确受众针对性。一个媒体的服务不可能满足每个受众的需求，要确定自己的受众群体，了解其兴趣，心理等因素，才能将传播任务完成好。再次，媒体应起到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要接受自己作为信息和讨论的共同载体的责任；媒体内部成员开展相互批评；运用一切手段来提高其工作人员的能力，独立性和效用。[10]最后，创新意识和能力是媒体需努力培养的方向。由于个性化服务吸引很多受众，可能会招致其他媒体的趋同。个性的保鲜期较短，这就需要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媒体工作人员。

参考文献：

[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2]叶奕乾.普通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8，33.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9，58.

[4]，[5]匡文波.《手机媒体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177，59.

[6]《博客最新十大发展趋势》.

[7]许莉.《谈谈经济节目主持人的个性化》中国学习联盟网2003.

[8]傅国刚.《数字化时代的电视媒介个性化传播》广播电视信息2005.

[9]赖浩锋.《网络环境的受众分化与个人传播》.

第6篇：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旅游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驾驭自然的一种生动反映，随着时代的发展，旅游已成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人们希望通过旅游了解历史、宗教、文学、科技等知识。如果旅游没有文化，山再绿也会变得光秃，水再蓝也不会有一点波澜，没有了文化的山水，山只是山，水也只是水。所以，在旅游行业中，我们要积极发掘特色文化，为旅游注入发展的灵魂，有了文化，旅游才能拥有生命。那么怎样才能让旅游和文化都达到双赢？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文化提升旅游的品味和档次；通过旅游扩大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式，这样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旅游和文化的共同发展。

一、文化是旅游的源泉

最开始的旅游仅限于山水之间，只要有山水的地方就能成为一处旅游胜地。但是，随着人们精神生活需求提高，旅游业也因为有了文化的加入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与此同时，旅游逐步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消费活动，人们在基本的物质需求满足之后，就会追求比物质更高一级的精神方面的享受，这种享受更多的表现出人的社会性。因此，旅游业的发展目标逐渐向文化靠拢，不断跟随历史资料挖掘文化底蕴，借此成为吸引游客眼球的关键。无论游客是否有文化、是否真的懂得文化的深远涵义，他们都希望通过具有文化的旅游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使自己在精神或审美上达到更高的层次。旅游满足于人们精神性的享受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没有文化的发展，就无法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也就不可能产生旅游活动。因此，旅游业的兴起离不开文化。

二、旅游业中的文化气韵

旅游者开始一段旅程，就意味着不断被外在资源所吸引。无论是真山真水，还是专门为旅游者开发的人工旅游资源，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解读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旅游者的文化动机激发了旅游行为的产生，同时，旅游者的出行行为也刺激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因此，旅游产业天然地带有文化产业的气韵。很多旅游景区景点都是以文化为起点，比如革命纪念馆是红色教育基地；佛寺道观，可以传播佛教道教文化；博物馆、文化馆更是饱含了悠久的中华文明；曲阜因为是孔子故乡的缘故，成为一处旅游胜地。人们通过旅游参观，访寻先烈路迹，既锻炼了身体，获得了身心的愉悦；又增长了见闻、陶冶了情操。旅游参观活动让文化深入浅出、不再晦涩难懂，让文化广为流传，我想这也是孔夫子当年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讲学的原因之一。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世人，教育可以通过“游学”方式进行。因此，现在的旅游业中已经完全覆盖了文化的气息，以独特的发现视角，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同时也得到了自身的发展。

三、旅游活动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在文化演进的漫长过程中，旅游一直作为一种活动起着潜在、细致而微妙的作用。自从旅游业与文化有机结合之后，旅游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文化的传播载体，文化通过旅游的演绎与宣传，更加吸引人们的注意与理解。例如闻名古今的中国教育学家孔子，曾带领门徒们一起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君王，传播着仁爱思想，同时又从亲身经历中丰富和发展儒家学说的内涵。同时，历史的发展也促成了唐代玄奘印度取经的传奇故事，他为中国带回了大量的经书，在游行中把大唐的文化与文明传播到各个国家。甚至还有外国的马可・波罗远游到中国的经历，他不仅开阔了西方人的新的视野，而且把西方文明的魅力深入到中国人心中。事实说明文化只有在不断的游历，不断的行走中才能得以传播、得以发展。

旅游活动是丰富多彩的，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它是对不同思想、情感、心理、宗教、艺术、经济、政治、礼俗等文化方面的储存、传播和反馈吸收，不是以简单重复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以一种巧妙的传播手段把文化像纷飞的蒲公英种子一样飘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其实旅行本身就蕴涵着相应的文化特征。

四、旅游活动对文化传播的作用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趋势中，旅游活动对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旅游活动中包含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民间建筑等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通过旅游传播到人群中。人们又通过旅游活动把自己学到的文化传播到其他人，并同时接受来自他人的文化信息。这种互为异质的文化交流形成的文明程度的反差，自会启发人们去比较和鉴别异己文化的优劣，不断引导人们从低文明走向高文明。显然，旅游活动在文化传播中起着调和的作用。

其次，风俗礼仪的中西交融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中国人越来越多地重视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等，同时中国的春节、重阳节、中秋节等也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尊崇。此现象说明旅游对文化的调和是自然缓慢的，多种文化的交融。

五、文化旅游的发展战略

第7篇：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 blow one’s own 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 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 monk,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no bucket, no water一more hands, less 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第8篇：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成因；媒介权力；大众传播；异化

作为一种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信息传播活动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进入了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为主要媒介的大众传播阶段。较之以往，大众传播无论在信息传递的容量与质量或是时间与空间上均显示出极大的优势，并且将随着电脑技术、社区天线、通讯卫星、雷束电波、显像电话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人类社会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力与作用力。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疑已成为大众传播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人们一旦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便会自觉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接受传播而必然成为大众传播活动得以进行和循环的构成因素。当人们对这种传播形态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和作用感到欣喜和接纳的同时，也对其强劲的传播势头和力量剥蚀甚至取代着自己原有的、正常而自然的人际传播等信息交流方式所造成的某些迷失和缺憾而感到几分忧虑和不安。关注和研究大众传播的专家学者们更是对此十分重视，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对于大众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日形成也并非一方建构的所谓“异化现象”给予探讨和评述。

所谓“异化”本为德语Entfremdung的意译，属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①客观而论，大众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是由作为信息传播活动主体的大众传播所引发的一种不和谐，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种种情形表明，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是一个有着复杂原因的社会问题，本文拟就大众传媒与受众这两个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入手，对此给予一些探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势与尴尬

大众传播即“职业传播者通过某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向为数众多的不确定人群传递信息的活动”。②“大众传播是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科学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③显而易见，大众传播的主旨在于向人们传递信息，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具有一定精神文化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需求相吻合的一种自觉行为。惟此，一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已由人们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人际交流的自然行为转换为“职业传播者”或“专业化群体”凭借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有意识、有目的地向人们传递信息的自觉行为。这种转换固然标志着信息传播已趋于社会化与专业化，标志着人类传播活动伴随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而进入了更为先进的阶段。与此同时，这种转换也极大程度地标志着大众传播已从人类最初的、共有的人际交流范畴中分离了出来，从人类信息传播的自然状态中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一般意义的人际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于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便完全由职业传播者与传播工具所构成的大众传播媒介所控制和垄断，并且渐次融入媒介意志而成为“用以做出决定、用以说服和操纵别人”③的手段。

客观而论，作为现代社会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一和连接信息与受众的桥梁，大众传播媒介为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们的思维与视野远远超出己所能及，如同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显然，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的这种并非理想主义幻象的勾勒，对于大众传媒的基本特性给予了客观认证，清晰地昭示出传播媒介与人们之间应有的关系。然而，当人们的生活知识和经验大多来自大众传媒，人们与他人和外界的交流大多借助大众传媒，人们对于社会、乃至对于自己本身的认识和了解大多依赖大众传媒的时候，人们的生活状态便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大众传媒极有力的牵引而很大程度地被涂抹上媒介化生存的色彩。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状态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超越时空的、高度密集的、极为现成并且获取便捷的各类信息在给人们提供切实的帮助与服务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使人们逐渐漠视自己所拥有的思维与行为的自由，漠视自然而传统的人际交流，日甚一日地习惯于闭塞的环境、习惯于依靠大众传媒来排遣内心的寂寞，沉溺于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所引发的喜怒哀乐之中，满足于大众传媒牵引下自我营造出的色彩斑斓而却往往子虚乌有的交流幻觉而忽略甚至放弃与外界的真实接触与交融。此种情形充分印证着威尔佰·施拉姆的观点：“人在大众传播中迅速丢失个性与创造力。”④我们不能不视其为现代社会人际发展中的一种负面现象。

情形确乎如此，大众传媒的处境便显出几分尴尬：一方面大众传媒致力于信息的收集与传播，竭尽全力满足不同受众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受传需求，并且以此作为体现自身社会职能与存在价值的根本基础。同时，人们在赞叹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优势及其带给自己的种种益处之际对于大众传媒的信任度和依赖感也随之不断增长，并且会逐渐形成一种公众心理定势，从而决定对于大众传媒及其传播活动的基本态度：确信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确信大众传媒给予自己生活以显著影响的合理性。这种心理上的认定无疑从客观上将大众传媒推到了一个社会整体与社会成员个体均不可或缺的显赫位置。而另一方面，当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尤其是经过传媒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强有力地辐射和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无形中剥夺了人们正常自然的人际交流的快乐，消蚀和损害了人们对于外界事物原有的感知能力与判断标准，迫使人们将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自觉地纳入大众传媒的价值系统而明显地丧失了个体思维与创造的自主性时，对这种趋向有所察觉的人们必然会对大众传媒提出尖锐的批评或抨击，甚至对于传媒所传信息以及传媒本身产生某些猜忌、怀疑和排斥。这种处于两个极端的社会态度往往使大众传媒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

二、媒介化生存的满足与尴尬

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便可发现大众传媒的这种尴尬实在也是生活在日甚一日地依靠传媒生存的信息社会中的人们的尴尬。

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必然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无论是传播学先驱拉斯威尔提出的环境监视、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观点，或是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确立的社会需运用于管理、指导和娱乐的学说，他们所诠释的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确实通过大众传媒的长期实践而得以充分体现。值得明确的一点是，在当今社会中作为一种信息传递通道，大众传媒在将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融入信息传播的内容与容量、方式与频率、范围与时机等过程和程序中时，往往必然地蕴含有确立在某种利益、需要或者愿望之上的大众传媒意志。这种媒介意志通常会外化为特定的生活热点、社会时尚、公众话题、社会观念因素、社会舆论等等，较为显著而深入地影响和作用于接受传播的人们。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众传媒在体现自身功能以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也行使着某种权力，或者说人类社会在赋予大众传媒以种种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它无形的权力。具有多重社会功能并持有某种权力的大众传播在选择信息、加工处理和传播信息时自然处于极其主动的地位而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占据着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和与日俱增的种种诱惑欲望时已难以保持内心原有的平衡和从容，思维与行为渐趋一种急功近利虚妄浮躁的状态。这种情境中的人们十分容易满足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丰富而现成的信息，无暇甚至无意对媒介所传的信息给予甄别与证实，往往会不加选择地将其作为确定自己生存状态与生存目标的参照系统，使个人完全陷入媒介化生存状态而显得极合时宜甚至超前（这种超前大多为媒介所营造），实际上几乎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保有自我的权力与自由。毫无疑问，这种对大众传媒的极大依赖无形中助长了媒介权力的膨胀和扩张。虽然人们的依赖不乏媒介传播优势与渗透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生存观价值观给予人们深刻影响的结果。

在信息高度密集、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而生存压力日益增强的今天，人们自然地将大众传媒作为获取各类信息最为便捷而有效的渠道，自觉不自觉地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作为调整与修正自己思维和行为以求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据，并且注重将自己与大众传媒之间的融合程度作为衡量自身是否具有社会化特征的一项指标。人们的这种客观需求与主观依赖无疑是大众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难以想象，完全依赖媒介生存，而将人们的生命战车完全纳入大众传媒策划与制作的轨道之中，自觉放弃个性和创造力，放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与权力，人类将陷入怎样的无奈和悲哀。同时我们也难以想象，完全排斥大众传媒，完全堵塞住这一信息主通道，完全回归到人类传播最初阶段的社会将距现代化目标有多遥远。显然任何一种情形都是人类的灾难，出现哪种偏差的社会都不是健全的、理性而文明的社会。我们应当相信，社会在赋予大众传播以种种功能的同时，也必然具有调整和控制大众传媒的能力。而被大众传媒所包围的人们也会渐趋清醒，必然努力找回自我与保存自我的自由和权力。

三、大众传媒与受众如何不尴尬？

毋庸置疑，大众传媒以其高密度大范围的信息强势覆盖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人们的生存环境、生存观念、生存方式、生存质量与目标产生着极其显著的影响，并且占据着人际交流的绝大空间。然而它不可能也绝不能完全替代人们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获取真知并依此作为确定生活坐标的根本依据，大众传播也不会成为人类交流的惟一方式和途径。实际上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律，也就是说人们依靠媒介生存的程度并不一律。不可否认受众中不乏闻声即倒的“靶子”，任由大众传媒摆布而放弃自我，最终被自己的迷失所愚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自己与大会传媒间应有的关系，努力将传媒提供的信息作为确定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参考依据之一，而不是惟一的依据；注重有选择地获取，而不会简单地将传媒营造的“意象”当作现实，自觉放弃对生活所拥有的感知权与支配权。

两年前美国曾掀起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这场约有500万美国人响应的运动的发起者——“没有电视的美国”这一民间团体的领导人拉巴姆认为：“既然人们呼吁提高电视节目质量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而情况始终不见明显改善，那么，我们除了不看电视之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⑤这种说法表明人们在接受大众传播的同时也具有对大众传播的内容以及对大众传媒本身的选择、判定和拒绝的权力。尽管拒绝往往带有“消极抵抗”的色彩，却是人们与大众传媒难以和谐，或者大众传播有悖于人们受传需求时所采取的主动行为，体现着人们对大众传媒的另一种立场和态度。

毋庸置疑，现代社会的人们应当具有对大众传媒认同或者排斥的权力以及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虽然传播学家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但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与传媒之间并不能够完全契合而是存有某种距离。这种距离的大小通常是由受众依据大众传媒的传播质量与水平，依据大众传媒所传信息与自己通过社会实践或其他途径获取的知识经验而形成的真知系统的叠合程度给予测定。如果人们只是将大众传播作为一种信息的主要来源而不是惟一来源，因而也将传媒所传信息作为参考体系而非完全仿照体系，那么这种趋于理性与明智的态度必然会支配人们有选择地面对大众传播媒介，获得各种受传需求的满足，充分体现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并且保有对于大众传媒的选择、判定与拒绝的权力。

实际上，当人们保有这种权力并且以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广播电台的收听率、电视台的收视率等形式将其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展示在大众传媒面前时，无论从经济效益或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大众传媒都不可能对这种受众权力无动于衷，而仅仅将面向受众、满足受众需要作为一种诱惑性口号或者自定游戏规则时的幌子；不可能不依据时代特征来从根本上合理地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社会职能与社会价值，努力协调与受众的关系，尽量地使大众传播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从而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赢得最大空间。否则就不会有报纸杂志走马灯般的改革和广播电视不断翻新的尝试。显然，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已经明确意识到受众并非一击即中的“靶子”，而是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一，受众不仅参与大众传播活动、评判着大众传媒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也极大程度地决定着大众传媒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当我们探讨大众传播中的异化现象时，不能脱离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复杂原因，切断大众传媒与人际社会之间的天然联系，更不能漠视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将其置于孤立的、甚至是对立的位置来审视，以免评判失于偏颇或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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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的媒介化生存状态和媒介权力的滥用，那么消除和防止这种有悖于大众传播主旨、阻碍其正常功能发挥和完善的情形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样一些现实因素：

1.媒介权力的多重性。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

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因而人们所接触的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形态，更是大众传播者与传播载体紧密结合后的产物。分布于不同媒介之中的职业传播者在选择、加工（包括制作）和传播信息的具体环节中行使着以体现大众传播功能、满足受众需求为基本目标的职责和权力。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这就必然地使大众传媒在体现或行使媒介权力时不同程度地传递着一定的社会组织（或政治或经济）的意图，诸如政党报纸必然会在信息选择加工传播中融入政党的政治观点和主张，而受制于某财团的电台也必然会在传播活动中昭示财团的价值观念或经营理念。此时，大众传媒所拥有的权力并非完全归属于媒介本身，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社会组织的权力，而一定社会组织权力的融入使媒介权力具有了更强的权威性和感召力。

在大多数情形下，受众对于媒介权力的感知与判定通常会直接面对媒介本身，而自觉不自觉地将融入媒介权力之中的社会组织的权力看作是媒介的权力（尽管社会组织往往会通过大众传媒行使自己的某种权力）。这种等同与混淆，无形中强化了媒介权力以及受众对于媒介权力的认同感。

由此可见，媒介权力绝非媒介独立生成和拥有的单一特性，而是一种富有多重因素的社会力量。尽管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体现权力的动因有时会较为复杂（有时甚至无法自控），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促动力量，大众传媒在其传播活动中还是应当合理运用媒介权力，特别是在自身所从属的社会组织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受众又十分认可媒介权力时尤需如此。

2.媒介运作的复杂性。就我国现状而言，社会转期的全方位改革已将大众传媒从国家财政的盘子里剥离了出来并且推向了市场，逐步建立起一种“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这种体制上的变革迫使大众传媒不得不将面向受众、面向市场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这种一改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而将受众因素融入传播过程之中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大众传播活动行为主体的回归与确定，同时也意味着大众传媒必须与受众构建一种供需关系。虽然这种供需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纯商业关系，却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带有几分功利色彩。此时的大众传媒已不再是无须考虑经济因素的超脱的“精神贵族”，它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去追求发行量与收听收视率，必须去追求广告利润与整体经济效益，这就十分自然地将受众纳入大众传媒以及传播内容的消费群体，使受众成为大众传媒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大众传媒被认定是事业单位无疑体现着它从属于政府或政党的特殊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着它的社会职能。同时它在经营上又具企业化特点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作。惟此，如何既保有大众传播的本性和精神，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能拥有较为坚厚的经济基础，两者的相互兼顾和促动无疑是大众传媒每日面对的课题。显然，一些传媒在信息传播之前对其进行市场估价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商业操作性，但是如果这种做法的目的仅在于进行有效传播以满足受众需求，并且坚持真实的客观存在即所传信息的内涵，那么这种做法便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商业行为而属大众传媒企业化运作的合理性手段。当然，如果大众传媒只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信息的本质属性，将其作为一种可以随意制造的商品，不惜营造虚假的东西，虽然此举有时确能欺瞒受众，占据一定的传播市场，但由于它彻底背离了大众传播的主旨和精神，自身的异化导致大众传播的异化，最终会彻底毁坏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失去生存基础便意味着自我毁灭。

3.把关人权力的显著性美国传播学专家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这一概念涵盖传播活动中的记者、编辑、电视与广播节目的制作人员。就大众传播的过程而言，把关人对于信息的取舍、信息的流向和流量都有十分显著的控制力，并且直接作用于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因此，把关人的这种对信息的控制力必然地成为媒介权力的构成因素，或者说媒介权力往往通过把关人对于信息的控制力来体现。就此而言，如果媒介权力出现滥用时，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把关人的权力被滥用。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等把关人以“本台记者”、“本报编辑”的身份选择、决定并面向受众传递信息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媒介整体，受众对此也十分认同。这种情形使得把关人潜意识中或多或少地存有“我即媒体”的意念，以至极为容易地将自我个体移入媒介集体之中而无形地大大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譬如把关人会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衡量和取舍信息，根据自己的理解水准评价信息，根据自己的业务能力处理信息等等。即使把关人个体出现传播偏差，受众也会首先批评媒介整体，而媒介也往往出于保护和爱护把关人的动机由集体承担责任或做出解释。于是把关人不免会滋生几分自视优越特殊的安全心理，而这种心理则成为他们运用或者滥用权力的构成因素。虽然近年来由于把关人滥用权力而引发的新闻诉讼案迭出，表明着社会对于把关人作为传播行为主体之一的角色的认定，以及对于把关人传播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但就整体而言，在大众传播过程的具体环节上，把关人仍然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他们通常能够左右信息传递过程并影响受众，而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不可能去核实把关人对于信息行使的控制力是否适度，是否准确与合理。因此，媒介权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把关人手里，教育把关人用好这种权力并且建立完善的新闻法规、强化受众与社会对把关人的监督制约作用便显得极为必要。

综上所述，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问题，消除这种现象固然需要大众传媒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和参与。毕竟大众传播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毕竟我们每个现代人对于大众传播所传信息有着极高的需求。所以克服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建立起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受众之间和谐、合理而互动的关系，应是当今人们的共同愿望。

注释：

①《辞海》哲学分册第27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②《新闻学大辞典》第55页甘惜分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传播学概论》第20页威尔佰·施拉姆著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第9篇：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动漫文化 传播 文化心理基础

在动漫形象符号的作用下。动漫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它在传播方面具有跨越国籍、种族和雅俗文化的广泛性。以及贴近心理真实的深入性。

一、动漫文化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

动漫文化是视觉消费时代以创意为核心、以动漫形象为基础、以传媒为动力支撑的大众文化。它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它不仅充分展示出视觉文化的图像优势，还以轻松、夸张的文本内容对其感性、具象、娱乐要索进行了强化。与一般的视觉文化不同，动漫文化所依赖的图像符号不是现实景观的直接投影．而是对现实景观的创造性、艺术性改造。它根据内容情节及动漫角色性格塑造的需要充分发挥主观想象，对立足于现实景观的网像符号进行简化、夸张、变形或重组。这样。一方面动漫形象符号在线条、色彩、质感等方面追求“形似”，与现实景观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便于识别；另一方面，动漫形象符号在把握动漫文本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力求“神似”，强调主观想象力的释放。依赖其独具特色的动漫形象符号．动漫文化在传播方面具有突出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二、动漫文化能有效降低“文化折扣”，实现跨文化传播

动漫文化所依赖的是经过特殊艺术处理的“图像语言”．与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能够以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迅速达到超越阐籍、超越种族的传播效果。

如今文化边界日益模糊并不断被改写，不过由于历史的长期作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折扣”(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导致受众接受程度降低)现象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而动漫文化因其本身具有的无国籍性能在跨文化传播中尽可能地将“文化折扣”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大量动漫文化创造者有意识地将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海外文化在创意这根“魔棍”的指挥．巧妙重组。赋予其动漫文本混杂化的文化面貌。这样，动漫文化的传播方与接收方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文化符号系统，都会在好奇与理解中欣然接受，动漫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进一步降低。

三、动漫文化雅俗共赏。便于在全社会广泛传播

在英国学者费瑟斯通看来．视觉文化的首要社会功能就是“文化的削平功能”就动漫文化来讲，由于其载体是鲜明、生动的动漫形象符号，雅文化和俗文化逐渐模糊了各自的界限．共同熔铸在充满可视性、形象性的动漫文本中。借助动漫这种通俗而生动的表达方式．不论是文学名著、历史典故，还是神话传说、少儿童话都能深入浅出地加以表现．其“浅显”、“全龄”特征十分突出。当动漫形象符号的民族化特色凸显之时，动漫文化雅俗共赏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动漫文化就是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老少皆宜的“无准备文化”。这在日本已经体现得相当充分。各种动漫产品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而带有动漫形象的服装、玩具，有动漫角色表演的游艺活动正日益普遍地进入一般民众的生活。由此可见，动漫文化能较好地融合各种雅俗文化要素．便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中进行传播。

四、充满创意的动漫形象更贴近受众的心理真实。促使动漫文化的传播深入人心

首先，成功的动漫形象本身具有强大的心理召唤能力，能有力推动动漫文化传播。动漫角色的形象塑造是动漫文本创造的核心。也是动漫文化具有发散力的关键。独特鲜明、富有个性的动漫角色形象能迅速赢得受众的喜爱．从而紧紧抓住受众心理，有力地推动动漫文化传播，使其深入人心。因而一说到动漫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米老鼠、史努比等经典的动漫角色形象．动漫爱好者的相关文化活动(如动漫绘画展、cosplay等)也往往嗣绕这些动漫角色形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