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论文精选(九篇)

时间：2023-09-08 16:31:06

全球化论文

第1篇：全球化论文范文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深度和广度远非一两篇论文甚至一两本专著的讨论所能穷尽。但我们认为，要探讨这种互动关系首先需要一个满怀希望的信念和一种批判的态度。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and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为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

第二，“国际信息传播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也因为它们受其到了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参见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场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发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市场自由主义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被推崇与推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以上变革同数字网络和技术的飞速提高相结合，解放了资本力量，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由市场驱动的传播体系铺平了道路。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私有化、商业化、贸易自由化及总体的放松管制（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市场的再管制），包括在国家媒体系统中取消关于维护本国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国家不再是媒体服务的提供者，对媒体所有权和广播通讯行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责任条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体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跨国媒体公司和市场的主导地位。媒体兼并的浪潮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这些集团在超国家力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扩张到全世界。当然，商业化和外国渗透的程度和范围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媒体部门是参差不齐的。威权政体对跨国媒体的渗透有重要的限制。但总的来说，新形成的系统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越来越全球化。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但它们的拥有者在国别上趋向多元。通过合资企业和其它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结盟形式，以前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媒体系统在结构上与大跨国媒体集团发生了联系。同样，媒体的生产和消费，如电影和广告的生产和消费，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认为这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文化统治已经转化为跨国集团的文化统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体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目前支配跨国媒体生产和流动的大约10家公司的崛起，还意味着商业化媒体作为普遍的媒体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虽然欧洲公共广播制度在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有一定形式的扩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工业在南方国家的建立，进而对全球和各国的传播空间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更广泛地说，西方媒体形式的扩散既包括了作为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的收音机、电视机及因特网技术，还包括节目类型和形式、职业观念和惯例。

第三，跨国媒体流动，即信息、形象和产品通过大众数字传播网络的分布与扩散，由全球和地区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时，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体也会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融合，如合拍电影，经过挑选的（和改编）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确切的说，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国集团的融资与发行支持结合在一起后，越来越多地受到北方受众的欢迎；“世界音乐”和某些电影都属于此类情况，如武侠影片《卧虎藏龙》和鲁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摄的描写南亚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经历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当西方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集团，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外国媒体集团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扩张，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出口到美国(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频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杂志办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可以说，从加拿大电视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到中国的休闲杂志，全球媒体生产中心以外的媒体受众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间接消费进口的媒体产品。

第四，同时也更不确定的是，当无数人同时体验着一致的媒体形式、媒体产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时，媒体流动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着媒体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所谓“同质”的效果不能靠推定来确认。大量研究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具有差异，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体的管理有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西方媒体的管理体系起码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实践上¬，被采用（见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法律法规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国电信法对市场和企业偏向十分明显，在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行业的管理者”变为“市场的推动者”，努力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的竞争（Thussu2000,93）。市场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传播政策中，尽管程度比较低，方式也比较复杂，并比较有争议（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体现在最基本的宪法层面。例如，美国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地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为了改善公民的传播民利，而是要“让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触及私有媒体和广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管理也发生了双重转变（OSiochru，2002；赵，2003）。首先，超越国家的组织，如世贸组织和地区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在设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和全民服务的观念正让位于市场原则和跨国集团的利益。传播法规首先是作为贸易问题被修订，遵循的商业逻辑正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批判的对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体系取代联合国成为管理国际传播事业的首要机构。意义深远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框架也被重构，给与私有企业和成员国几乎同样的权利。今天，国际电信联盟“建议世界各国解除那些阻止广播电台、有线电视企业和电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权的结构性规章，并且始终按照世界最强的国家和它们的传播公司设置的议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这种背景下，以技术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国际电讯联盟取代联合国来负责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说的各项变革带来了泛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这种新秩序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拥护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帝国”观念。Hardt和Negri认为，与军事和经济力量一起，这种传播体系通过定义现实来成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这个体系的主导逻辑就是通过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传播输出网络，促进资本积累，致力于“创造世界消费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就是让全世界的个人都成为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主体。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证明了媒体传播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结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这种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抵抗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对应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这是媒体全球化的第六个特征：为满足企业和军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传播网络，被民间社会活动家所利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张。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主流媒体的权力正面临非主流媒体机构和传播实践的挑战和竞争（CouldryandCurran,2003）。近来，国际民间组织网络的一个新焦点是跨国媒体的治理。这些新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不是既充当了民主化的动力，也成为民主化变革的目标？

媒体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它受到普遍的拥护；政治家不想被当作是反民主势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有理论家自称后女权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没有人给自己贴上“后民主”的标签。在南方和东方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要困难一些，因为它有时被等同于外国势力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普世主义和/或资本主义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的陶醉感和民主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已经随着定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苏联国家中的腐败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种族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中，快速的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经造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在经济、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陶醉感和必胜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尽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该反映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力量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稳步推进。

虽然学者们支持民主――不论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正义与人道的统治方式，对全球化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媒体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则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们互相矛盾，为评估媒体的表现提供差异极大的不同标准。冷战时期，加拿大著名学者Macpherson(1965)挑战过西方正统观念，他认为即便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如共产主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原则上也可以合理宣称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宣称扩展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虽然听起来含义颇为模糊），这种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类型，它能够培育发展的动力，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Macpherson1965,58;又见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传统并非西方所独有：遇事互相协商和类似共产主义公社的平等组织制度是许多非洲社会被殖民者占领前的特征。这种组织制度必然地拒绝个人拥有“自然权利”这种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将亲属关系和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部落集体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当然，这种传统也有缺点：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家族关系、容易引起与敌对社区的冲突。

即便植根于中产阶级革命和早期现代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是一种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政治传统。大致来说，关于民主和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媒体，我们可以确立三种宽泛的观点（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从市场自由主义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sphere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伪善的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70和80年代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赵，2003)。实际上，NWICO强调了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内在关系：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宁主义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权统治——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为民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体自治。

尽管官方的NWICO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在国际范围内，起码在一些国家，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围广泛的其他参与者和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激励了这项运动。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堂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强调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对其自身价值的表达和对自身贫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众剧场和其他传统的民间媒体有长久的传统并有一定成功经验，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区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叠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集中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化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纪60、70年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比如劳工问题）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部分此类运动在主流媒体有比较同情的报道，还有一些，如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甚至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但更多的情况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促使他们创立了“另类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反对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促使主流媒体观点更多样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国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闻”(Free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经引发过政府的调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它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实施，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对比较支持（虽然这三者中最后者的态度也许最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波发生在由独裁政体向自由或名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的转型社会中，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结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东欧，通过巨大努力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工会Solidarnocz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而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文化。总体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和对个人及企业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样性和表达自由之类的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已经并且还在与亚非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场自由和跨国资本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相处得相当不错。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细微的差别非常多，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记录，而且西方国家促进“转型社会”改革的努力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州“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这一波值得特别的关注与重点评说。在世界很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已被反全球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所采用。最近几十年中，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于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展现其力量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它们于1995年到1998年间介入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多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过60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最后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谈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这场空前的网络传播动员与干预并不是谈判流产的唯一原因，公认的观点是，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这种介入可以被看作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它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而一个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是那么显眼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就是各种南方妇女网络的出现。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活动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更有的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赵，2003)。

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现在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动员市民社会的一件宝贵遗产，这点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市民社会的地位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广泛参与外，这一力量第一次作为国家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性峰会上取得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表了体现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中文版见ITU网页，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传播》和其他国际文件都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大众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出现于国家背景下的另类媒体，现在也正在通过互联网扩展和跨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系统之外提供了对该系统进行补充、调和甚至挑战的多种声音。

当然，对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乐观看法都必须在现实中冷静下来。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的不平等统治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第二，即使进步的市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市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商业逻辑操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影响，“市民社会”变成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内瓦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参与(Zhao,2004)。在中国，传播系统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强势十分明显，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制度中，类似的系统偏差也同样明显：倾向于城市中产阶级、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市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却也是硕果仅存，在其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民众挣扎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最近，Naomi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并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具有潜在对立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市民社会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迎合并服务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议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评价“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时需要谨慎。然而，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妇女组织的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说明了市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意义。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复杂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的解决。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的民主化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为传播的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国，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集团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还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尚未完成。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媒体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显示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鲁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在国家经济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发展。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媒介与反对派的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和合法公决有同情下层民众主张的现政府。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和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即使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被接受，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它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上文对于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它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东欧和其它“转型社会”，媒体则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寻找安全家园的“流浪狗”。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作变革与抗争发生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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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区域性媒体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认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这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驳斥了体现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和民主选择与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赵，2003）。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是媒体生产中“商品化强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媒体系统中，只要可以带来利润，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增多和小众化仅仅表明“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别中，而不是改变这种差别——只要文化差别能带来利润”（Zhao和Schiller2001，140）。对种族和民族差别的再现，”帝国“的“解决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认它们，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机制去支持和管理它们（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全球化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Schiller1991）。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模式和企业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国商业性电视产品，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的资本和商业逻辑战胜其它公共传播组织方式的标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作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国外机构和广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它并把它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对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和媒体民主化过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正通过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国的同时努力而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后苏联“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出现其它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在其它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传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主义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它国家，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过度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约束市民社会运动和媒体间的正面联系，和（或）在冲突性问题中强化极端。尽管在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配合下，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角色可能会曝光地方丑闻，但往往不涉及深层问题（Zhao,2000;郭，2001；孙，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

这些质疑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评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适当基准吗？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和外部关系相连，不管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和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和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的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市场改革的引进有时是通过严酷的军事独裁推进和维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随着在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强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强调了将前共产主义政权称为“转型”政权的分类，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事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需赞同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诅咒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满于本国媒体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扩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机构授以公民传播的权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授权环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对它的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从1997年墨西哥结束了PRI的长期政权垄断权后，商业广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是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敌对的。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作参照。然而，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

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传播治理的繁多问题之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构建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包括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种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认同问题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预知的、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西方现展模式不平衡扩张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的深化，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部分责任。媒体，不论是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都是这种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层地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之时，电视，特别是以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宰的现代化和由精英们驱动的全球一体化——这两者以好莱坞大片，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到来为标志——带来了两种文化现象：一是基于传统佛道和气功文化的某些类宗教组织通过地下媒体渠道及互联网形成，给一些经历观念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提供精神支柱；二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跨国城市精英把CNN、跨国财经报纸和中外合作时尚杂志奉为当代世俗宗教——消费主义——的圣经(Zhao,2001；200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到意义、主观性、和社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在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同时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以为，达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来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通俗化。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相互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和环境消耗为组织和制度运行逻辑的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为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

7、最后，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宏大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那些激进的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学者对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的关注非常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种族和性别平等必须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以外的大众网络和活动节点的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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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全球化论文范文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20倍，1995年扩大到39倍。

第3篇：全球化论文范文

据主办单位介绍，本次“中国·绍兴文化周”以“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为主题，集中展示绍兴的文化精品，汇集绍兴的名优新特农产品，利用绍兴建筑、旅游业的影响，以展览、展演、展销、洽谈等形式，充分展示绍兴深厚的历史文化、杰出的名人群体和良好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提高绍兴知名度和影响力。整个文化周分为“文化活动”和“经贸活动”两大部分。其中“文化活动”包括戏曲展演、书法展览、文化名品图展、电视精品展播。经贸活动包括农副产品展销、农业科技招商建筑业恳谈会、旅游业恳谈会。此次“中国·绍兴文化周”活动的效果如何，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地报纸《绍兴日报》的说法：

整个上海滩弥漫着“绍兴文化”气息，绍兴的桥、水、酒、戏曲及历史名人，使前来参观的上海人陶醉忘归，赞叹不已。绍兴文化周展览”充分体现了“文化切入，雅俗共赏”的布局精神。第一部分“文化名品图片展览”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介绍了绍兴丰厚的历史文化、人文文化和乡土文化，不少人看完图片展后就表示“有空一定要去绍兴白相”；第二部分“翰墨渊薮”展出了历代绍兴书法名家的经典之作，其中“少儿书法作品展”部分令参观者刮目，赞不绝口；第三部分是农副产品展销，各种绍兴的名优新特农产品让参观者既领略了乡土风俗，又能满载而归。蔡元培的侄曾孙蔡健国先生在看完展览后说：“整个布局既有高雅文化，又有乡土文化，豪华的展馆里卖1元多一瓶的腐乳而并不显得突兀，这就是绍兴乡土文化。”最能吸引人的展厅是充满绍兴乡土味和民俗风味的农产品展厅，其中的咸亨酒店场景，让不少上海人有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嚼一颗茴香豆，喝一口热老酒，咽下一缕绍兴风情。而霉豆腐、霉干菜等风味食品也不断诱使上海市民打开钱袋。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晋也参观了“绍兴文化周”的展览，他在上虞的有关展点前对记者说，绍兴的人文景观并不输杭州、苏州，而独特的民俗风情更让人回味良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绍兴，这种以文化为主题的宣传形式效果不错，另外还可以拍摄一些纪录片，在上海的媒体中陆续播放，介绍一些绍兴人文文化的渊源。一位从事过多次类似宣传报道的上海台记者说：“来上海作各种宣传的省、市挺多，但拉出‘文化’大旗的还是头一家。”[1]

从记者的介绍来看，“中国·绍兴文化周”可谓非常成功，而它的成功可以说是完全以绍兴的自然山水以及人文景观取胜。绍兴这块土地，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就孕育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更不用说它所拥有的悠久历史，这些都使它具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向外界展示其诱人的自然与人文魅力。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这一文化策划取得成功的奥妙，毋宁是“中国·绍兴文化周”中权力话语的展示，正是这一系列的权力话语，将绍兴本土的各种资源浓缩在一个有限的场景之中，构成一出社会戏剧。表面看来，在这出社会戏剧之中，扮演主角的是绍兴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其实，当这些所有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浓缩在一个有限的场景之中的时候，整个自然与文化资源就已经被彻底的戏剧化了，换言之，作为政治权力代表的地方政府在这一戏剧化的过程中，充当着导演者的身份，这些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只是实现政府政治意图与经济目的的木偶，在整个社会戏剧中，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展示依据的是程式化、仪式化的套路，文化资源的展示演化成了政治权力意图的展示，在这一意义上而言，“中国·绍兴文化周”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仪式。在“文化周”期间，促使文化资源实现意识形态功能转换的恰恰是文化资源的空间位移，绍兴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以展览、表演的方式展现在昔日十里洋场，今日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大上海，绍兴市政府的这一文化策划可谓意味深长。如果我们解构这一权力话语的展示过程，则可以发现，权力话语的展示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时间和空间的想象来完成的，在这一展示过程中，权力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共谋，驱动着大众观看这场文化资源展示（权力话语展示）的欲望。

关于时间的想象，表现在将绍兴的历史发展脉络实物化，在“文化名品图片展”中，将代表绍兴悠久文化历史的古代文物一一展示，而所谓名人、名馆、名舍、名景等的展示更将一个地域悠久的历史与可视、可感的人文景观联系在一起，而当代文化的成就展示则向观众表明：在今天，这一悠久的文化灿烂依然，形成一幅流动的辉煌历史画轴。无论是现代史上的鲁迅、蔡元培、等历史人物，还是古代历史人物曾经流连驻足的名山胜水，它们象征的是一个地域的历史流程，却被现代的光电设备、包装技术整合到一个空间之中，无非是为了论证绍兴悠久的历史以及鼎盛的人文，而论证的目的又是为了向观众展示“中国·绍兴文化周”活动策划的历史与文化合法性，也就是说，绍兴拥有足够多的文化资本吸引外来者的眼光，使更多的外来资金注入绍兴的经济建设。关于绍兴风土人情的介绍，特意将鲁迅先生笔下的“咸亨酒店”以图片的形式在“文化周”宣传的互联网网页上予以展示，却无须描述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关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杰出思考与批判，在这里，思想已经被视听时代的图片形式过滤与化约了，历史已经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厚重与深沉，在这种平面化的展示中，人们无须了解到历史现象背后的真实存在，因为权力在这场历史与文化展示的社会戏剧中，已经预设了历史与文化的陪衬作用，真正支持着历史与文化展示的是一种权力与经济合谋的目的。在当下的文化境遇中，历史往往不是被尊重的事实，反而是戏拟、反讽、不断被“修正”的对象，一如所谓的历史事实自身掩盖了现象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当下的文化对于历史的态度也同样表明了人们运用历史的潜在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众多的“人造节日”中看到这种对于历史与文化的“非历史化”的倾向，历史与文化往往成了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玩弄的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可能更应该揭示的是这种历史的生产方式是如何生产与再生产的？它又是如何从当下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错综复杂的语境中脱胎而出？它是如何被意识形态生产出来？又是如何参与到中国当下的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2]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绍兴文化周”的口号是“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而不采用人们常见的“让世界了解绍兴，让绍兴走向世界”的宣传话语，这一口号表述的实际上是一种空间想象，即“绍兴—上海—世界”的空间序列想象。其实，主办单位对“文化周”命名尽管煞费苦心，“中国·绍兴文化周”将主办单位更广阔的空间想象却暴露无遗，当然，这是一种潜在的空间想象。在上海展示绍兴的历史与文化，绍兴与上海的空间距离之近，稍有历史与文化知识的上海人应该不会不知道绍兴这个地方，如果主办单位仅仅局限于上海的市场，没有必要在绍兴前面冠以“中国”二字。自从90年代以来，上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浸淫着欧风美雨，引领数十年中国社会关于现代文明的想象，今日的上海滩又一次领导着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货”依然是工业文明的象征，自从近代以来，上海似乎从来没有失去其作为东部中国中心的地位。现在，巨大的城市广场、西式快餐的连锁店、夜晚星河般闪烁的霓虹灯、国际化的城市建筑等等以其奢华而虚假的繁荣景象编织了一个现代化的迷梦，使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获得了替代性和想象性的满足。上海拥有的现代文明的先进色彩，与周边地区之间形成了先进/落后、现代/传统之间的时间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无形之中获得了地缘政治的意义，在广大的东部地区，上海与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无疑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是现代化的象征，边缘则是次发达或者待发展地区。另外，在边缘地区看来，上海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无疑要比边缘地区小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上海的城市文明拉近了边缘地区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距离，因为，在大上海可以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经济、文化、生活的潮流几乎与世界同步。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向往上海的城市文明，试图开拓上海市场的努力，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则是全球化的想象。在上海展示绍兴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名优特产，绍兴以一种经济弱者的姿态明显地希望能够得到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的认同，它必须采取的策略只有在经济强者面前展示自己的文化优势，将自己包装成为一个文化强者的形象，以深邃的历史感填补空间想象所带来的距离，以此更靠近现代都市文明的中心，希望能够纳入由上海引领潮流的经济秩序之中，进而通过上海迈上经济全球化的道路，用一句俗语形容，就是“借船出海”，用国家话语表述则是“与世界接轨”。

在这一时空想象的话语实践中，历史、文化成了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妆饰，历史与文化既建构着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现代化的时间与空间想象，同时，这种想象也反过来建构着历史与文化，其实，在中国当下的具体情境中，我们毋宁更应该强调后者。我们不难想象，在漫长的绍兴发展史上，除了在“文化周”期间作为权力政治与资本展示的历史与文化事项之外，其实还有许多的历史与文化事项，而这些事项却被掩盖、被遮蔽，原因在于这些历史与文化事项并不符合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绍兴历史与文化的想象。因此，当绍兴的历史与文化在大上海的各种展览场馆展示的时候，当上海的市民啧啧称赏于绍兴历史文化的悠久灿烂充满魅力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关于绍兴的另一种历史与文化的解释已经流失，因为，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经过权力政治与资本过滤的历史与文化面相，真实的历史与文化远非如此直线进化与简单明了，权力政治与资本控制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地区的话语表述，将历史与文化仪式化、戏剧化的后果，则是剥夺了历史与文化表述的主置，而将其控制在权力政治与资本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3]权力政治与资本的作用并不仅仅于此，同样作用在现代化的空间想象之中。在当下中国的情境中，无可置疑的是，资本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它在破坏了原有政治、经济与文化机制的同时，也在重新建构着一套符合资本运行逻辑的机制，这就是在国家的权力政治与资本之间形成互惠、共谋的关系，资本利用权力政治规避在市场法则中可能遇到的限制与麻烦，而权力政治则代表资本组织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源，进而使资本不断扩张。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与互惠，在“中国·绍兴文化周”期间，将绍兴的各种地方性资源整合在“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的主题下，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绍兴的历史、文化与上海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其实并不可能相互转换，可以互惠的是两地的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但是，权力政治与资本在上海展示着绍兴的历史与文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处“弥漫着绍兴文化气息”，使两者在一个戏剧化的舞台上联系了起来，进而完成了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绍兴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想象。

“中国·绍兴文化周”的时间与空间想象，只是当下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境中的一个个案而已，但它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症候。这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这一时代的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都应该联系到地方性文化与全球系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中，有一些与作为整体的全球系统的反应和解释有关。更具体地说，全球化包括了这样的压力，它迫使社会、文明和传统——既包括“隐蔽的”传统又包括“发明的”传统——的代言人转向全球性文化场景，寻求被认为与他们的认同相关的思想和象征。在“中国·绍兴文化周”的仪式展演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绍兴的地方性知识的形成过程，而这种地方性的知识却被吸纳到一个更为强大的、更具有理性化的话语中，为关于发展、进步的现代化想象的话语所建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地缘政治界限内所酝酿的社会生活形式，实际上已经扩展成为跨国的、乃至全球性的想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性想象所生产的现代化工程，迫使本土的人们朝着西方主导潮流已经设计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目标，权力政治与资本常常是代替地方性文化说话，将他们的知识与历史翻译成为符合现代化目标的语言，并且利用这些历史与文化的翻译使权力政治与资本对地方性知识的干预具有合法性，进而获得民间的认同。

注释:

[1]杜赞奇（PrasenjitDuara）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属于一种大写历史（History）的叙事方式，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叙事方式挟持再生产大写历史之假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那些不适合大写历史理念的他者——比如民间宗教或者秘密社会——则被大写历史所忘却（obliterate）和谮用(appropriate)。即便在国族大写历史的理念没有受到挑战的时候，这种中心化的辩护者、集权论的叙事已经摧毁和埋葬了一个现代国族成长的替代性叙事途径。见PrasenjitDuara，1995，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p229。

参考消息:

[1]本文涉及的“中国·绍兴文化周”资料均来自网站。

第4篇：全球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国际新闻跨文化传播价值观文化功能

文化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中国学者对文化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西方有些学者认为，"文化是由价值、信仰、标准、规则、符号、意识形态等多种元素构成的，是一种精神产物;另一方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整体生活方式，他们的人际关系及个人态度的体现……文化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方面，它们是某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例如学校，大众媒介和宗教)在社会成员中传递并巩固。

不言而喻，国际新闻属于文化的范畴。从文化角度而言，国际新闻传播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流。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国际新闻的传播也是价值观的传播，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说，"新闻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它也包含着价值观，或者说，关于倾向性的声明。"他认为，在西方各国，新闻报道的基础是媒介认为国家和社会应该如何的图景，媒介不仅仅是在报道正在或已经发生的事实，还在或明或暗地提倡反对什么，以其理想的图景力推主流价值观。

赫伯特·席勒认为，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消息和娱乐，同时也是传播社会价值和政治观点的工具，它们会对全社会的精神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教会和大众传媒是维护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两大精神支柱。研究发现，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有适度的效果。中国也有学者认为，国际新闻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一是为了赢利，二是作为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活动，其中流动的是意义、价值，它超越具体功利而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联。

如果把国际新闻放在文化帝国主义或媒介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下进行观察，国内外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批判性的观点，它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全球文化受到西方或美国文化主导的委婉说法，认为西方文化会将其他文化同化。因此主张要与全球化保持距离，主张文化的自主性，并提出国家文化安全的说法。例如，以华勒斯坦(Wallestein)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认为:在全球系统中，所有国家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联系，经济一体化将各种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力量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头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依赖。

嘎尔滕（Galtung)试图用"帝国主义结构论"(StructuralTheoryofImperialism)来揭示这种依赖关系的实质。他提出了著名的"中心一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认为在"中心一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这种结构实质上是全球帝国主义的表现。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龄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着中心地位。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才可在国际新闻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级:半边缘(Semi-periphery)国家，在中心与边缘国家之间起着桥梁作用。虽然半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的交往较之边缘国家更为频繁，但在与中心国家相关的报道中，半边缘国家总是充当配角。而边缘国家全靠另外两级的国家在国际新闻交流市场上提携自己，方有机会在全世界面前"露脸"，如果报道空间有限，边缘国家便免不了被省略掉的命运。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以及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新闻中心等因素，现在的"中心一边缘"国家划分情况是:美国、西欧(特别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为中心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瑞士、俄罗斯)、亚洲的中国、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为半边缘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是边缘国家。

这种"中心一边缘结构"的国际新闻传播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带来了什么不良影响呢?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学者们认为，美国媒介帝国主义把美国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文化范式包装成普世的、永恒的真理，其实质是使美国霸权在哲学和道德上合法化。美国媒介帝国主义严重污染了世界各民族的本土文化，威胁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在中国，也有学者认为，"信息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的美国化，美国凭借强大的媒介力量，利用商业化的手段，向世界推销着美国式的文化，不仅经济不发达的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受到了威胁，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深受其害……

还有中国学者认为，媒介帝国主义是通过文化全球化，最终实现以西方"化全球"的目的。这是新一轮的"殖民"一"文化殖民"。目的是将"我们"变成"他们"，达到"不战而屈人"的目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的西方自由派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的胜利。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这一观点得到强化，认为全球化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合乎社会的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上述有争议的观点，有些中国学者的看法显得更为理性和务实。在他们看来，"单纯强调''''文化人侵''''及''''美国化''''的概念只是夸大了强势文化以及美国对弱势文化的影响，这对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是不利的。""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从来就不会间断，没有必要担心东方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也不用担心一国文化会淹没在全球化的趋同性中。

作者本人认同上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就国际新闻的跨国传播而言，有些因素，如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可以阻碍外国节目的流通，使外国节目的影响远非文化帝国主义论所预言的那样厉害。另外，在讨论新闻节目的全球传播效果时，还要考虑到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因为受众不仅偏爱本土的节目，而且对外来的节目也会进行本土化和个人化的解读，这种解读有顺从式、对抗式和协商式。

例如在"9,11"事件的报道中，世界各地观众看到的电视画面大概是一样的，但对此的反应并不一致。在西方世界，大部分观众认为这是所为，对他们的行动表示义愤和遣责，但在亚洲有些国家，不少人为这场攻击叫好，认为美国"活该"。对国际新闻的传播效果分析不能仅满足于内容分析和节目流向分析。它对受众文化认同的影响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为此，试图从价值观建构的角度，对国际新闻这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功能进行探讨。

跨文化传播可分为三个主要层次:一是跨文化人际传播，二是跨文化组织传播，三是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即不同国家之间利用大众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而国际新闻就是属于这个层次的跨文化传播。

国际新闻的文化功能主要通过对包含在新闻中的价值观的传播而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国际新闻传播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建构方式，对人们价值观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在传统社会，人们价值观的建构主要是通过群体参与获得的。人们在家庭、邻里、村庄和社区等社会群体参与过程中，主要通过人际交流获得文化的价值观。小至群体、社区，大至国家、民族，都呈现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封闭系统。人们生活在相对孤立，彼此隔离的环境中，对他民族的价值观很少感受和感知，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保持基本相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

在现代社会，国际新闻作为一种跨越时空的跨文化传播，也跨越了各种社会共同体。国际新闻作为一种具有文化价值的信息，并不只是在一个共同体内传播，或者由一个共同体传到另一个共同体，而是许多社会共同体同时获得同一文化信息。国际新闻通过大众媒介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使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同时感受和感知国际新闻信息中所包含的价值观。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使以前彼此隔绝的村民们有机会和条件分享与交流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也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因此，在大众传媒社会，国际新闻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价值观的建构方式。例如在亚洲，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国的新闻节目或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有些亚洲国家的政府认识到本国的电视，尤其是新闻节目，是建立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渠道，所以对西方新闻节目的进口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而且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资助扶持本国的电视。

二、国际新闻对建构人们价值观的传统内容也有所改变

在传统社会，文化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本民族或国家的经验知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礼俗文化观念。在现代大众传媒社会，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国际新闻涉及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艺术等各方面的最新发展信息，它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内容，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发展有一种推动作用。文化系统也表现为一种知识体系。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获得发展的持久动力，必须与时俱进，通过类似国际新闻传播的跨文化交流和自我创造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人们通过国际新闻感知世界，所获得的文化信息容量大大超过了传统社会，有助于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如上所述，国际新闻传播的知识信息含有价值观的成份在内。虽然并非每一条国际新闻都是如此，但作为整体的国际新闻体系，是必然为某种主流的价值观所影响或操纵。一个民族或国家主流价值观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其他民族或国家不可避免地有高低优劣之分。特别是对于一些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国家或民族而言，要获得跨越式的发展，更应把国际新闻作为一种渠道，来了解、吸取其他民族价值观中的优秀成份。落后就要挨打，这种落后内涵应当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价值观的落后，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三、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国际新闻传播增强了建构文化价值观的强度

在传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节奏，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播的速度非常缓慢。人们生活在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文化资源极其稀缺。类似国际新闻传播这样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很少，获得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资源更是来之不易，主要依赖于宗教传播、战争传播、经贸往来获取文化信息。

进人现代大众传媒社会后，国际、国内新闻传播日益频繁，甚至出现了信息超载和信息爆炸，文化传播带来了信息密集型社会。带有不同价值观的国际新闻信息跨越了传统的国家和民族界限，互相交流碰撞，对人们价值观的构建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伴随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文化全球化也随之而来。国际新闻传播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其实是不同文化资源在全球的再分配和重组。这种再分配和重组不一定是均衡公平的。某种程度上它是以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作后盾的。但总的来说，国际新闻传播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使人们能分享彼此有价值的文化。当然也易导致价值观的同构化趋势和思维的同构化倾向。对此，有学者认为是"偏狭的传播机制"造成的。所谓"偏狭的传播机制"，或者是以集权主义的权力运作方式和思想统制的形式，实现信息的单向，片面的传播;或者是在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以至个性消失，界限消失，文化的多样性消失，出现受资本主宰的，虚拟的国际社会或"时尚感觉"。

四、小结

第5篇：全球化论文范文